第四章 明初釉裡紅瓷器的角色與意涵
第一節 角色性質
元代釉裡紅瓷器上奔放多樣的裝飾技法，帶有濃厚的民窯風格，難以與官方 用瓷相連，從存世的明初釉裡紅瓷器來看，器形與紋飾都顯示應為官方用瓷且與 御用瓷器有著逐漸明顯的關係，而資料統計發現，明初釉裡紅瓷器數量分布以洪 武朝最多，紋飾和器形種類也最多，宣德朝時掌握釉裡紅燒製技巧，製作工藝成 熟，但宣德朝器形、紋飾與洪武風格幾乎完全不同，變得單純許多，為何會造成 如此現象，釉裡紅瓷器在明初代表著怎樣的角色性質，以下分析敘述之。
一、官方用瓷到御用瓷器
洪武二年，凡祭器皆用瓷器271，對於官員的日常生活也主張以瓷器取代昂貴 的金銀器，加上餽贈大臣、外交等，在洪武初年便提高了皇室對瓷器的需求，也 促進御器廠設置和燒造量擴大。
明太祖取得政權後，意識到禮制對於鞏固政權和維護社會秩序的重要性，嚴 格規範社會各階層，依其身分等級有相對的禮教行事，包括食、衣、住、行、婚、
喪、禮儀等，不容踰越。洪武三年八月，明太祖曾對朝臣言道：
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以辨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即 有衣錦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相承，流於奢侈，閭里 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無異，而奴僕賤隸往往肆侈於鄉曲。貴賤無等，僭
271張廷玉等奉敕撰（1983），明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297，台北：臺灣商務，禮二十三，卷 47，頁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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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敗度，此元之所以失政也。中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 中外，俾各有所守。272
明太祖對制度講究，反對僭越奢侈，訂定許多細瑣的條文，為推行新制，各項禁 令也不斷出現。其對於紅色有著明顯的重視，洪武三年（1370 年）頒布：
禮部言：「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秦尚黑、漢尚赤、唐服飾尚黃、旗 幟尚赤、今國家承元之後，取法周漢唐宋，尚赤為宜。服色所尚，於赤為 宜」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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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服色，還有許多禁令都與紅色有關，如《大明會典》：「洪武三年，令除殿宇 樑棟門窗神座案桌，許用紅色，其餘憎道自居房舍，并不許起造斗拱，彩畫樑棟 及僭用紅色什物床塌椅子。」 274 禁止僧道私下使用紅色房舍家具。甚至對日常 使用器皿紋飾與顏色都嚴格加以限制，《明太祖實錄》記載，洪武六年四月：
除一品至五品酒盞用金，其餘器皿不得棱金、描金並雕刻龍鳳、裡飾金玉、
朱翠及硃紅、黃色彩畫，古先帝王后妃聖賢人物宮禁故事、日月龍鳳、獅 子、麒麟犀象等形。御賜者許用，既弊不許托此再造……違者罪之。275
除了官員一品到五品能使用金造酒盞，其他器皿皆不得棱金、描金以及雕刻龍鳳 紋等，連紅色與黃色的顏色裝飾也被禁止使用。又見《明史》「輿服志四」器用 之禁：
272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輯校（1964-1966），明實錄，台北：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
明太祖實錄，卷 55，頁 1076。
273張廷玉等奉敕撰（1983），明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298，台北：臺灣商務，輿服三，卷 67，
頁 79。
274明˙申時行等奉敕重修（1963），大明會典（五），台北：東南書報社，卷 62，頁 1078。
275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輯校（1964-1966），明實錄，台北：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
明太祖實錄，卷 81，頁 1463-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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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十六年定，公侯、一品、二品，酒注、酒盞金，餘用銀。三品至五 品，酒注銀，酒盞金，六品至九品，酒注、酒盞銀，餘皆、漆。木器不許
用硃紅及抹金、描金、雕琢龍鳳文。庶民，酒注錫，酒盞銀，餘用、漆。
百官，床面、屏風、子，雜色漆飾，不許雕刻龍文並金飾朱漆。軍官、
軍士，弓矢黑漆，弓袋、箭囊，不許用朱漆描金裝飾。建文四年申飭官民，
不許僭用金酒爵，其椅棹木器亦不許朱紅金飾。276
其中除了詳細的規定金銀器的使用階級，強調六品到九品木器不能用紅色與金色 裝飾，庶民、軍士也有相關規定，這些禁令都提到了紅色的顏色限制，且一直沿 用到正統時，還出現明確對於瓷器上顏色加以規定的禁令，違反禁令的處罰，甚 至可能處死，《明史》「食貨志六」：「正統元年，浮梁民進瓷器五萬餘，償以鈔。
禁私造黃、紫、紅、綠、青、藍、白地青花諸瓷器，違者罪死。」277民間禁止私 造紅色瓷器，由這些皇帝頒布的禁令顯示紅色可說是被官方重視的顏色，以紅色 裝飾器皿在洪武朝是被嚴格限制的，雖然文獻中無法判定釉裡紅瓷器在此時是否 作為御用瓷器，但可以推論屬於官方用瓷，甚至不是一般官員可以使用，而跟皇 室有著密切關連。
官方用瓷的用途可以分成三種，一為祭器，二則是日常使用，三是賞賜或外 銷。學者從故宮清宮舊藏洪武瓷器的保存情況來看，發現多數器物未有使用過的 痕跡，顯然從永樂十五年（1417 年）至永樂十八年（1420 年）營建紫禁城後，
從南京皇宮帶入，其用途可能是用於宮廷的日常陳設或海外貿易，但由於某些原 因未被使用。278以明初釉裡紅瓷器器形紋飾來分析，洪武朝的釉裡紅瓷器沒有出 現人物故事、日月龍鳳、獅子、麒麟犀象等紋，尤其是最具皇室意義的龍紋，在
276張廷玉等奉敕撰（1983），明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298，台北：臺灣商務，輿服四，卷 68，
頁 103。
277張廷玉等奉敕撰（1983），明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298，台北：臺灣商務，食貨六，卷 82，
頁 295。
278黃衛文、蔡毅（2011），清宮舊藏景德鎮官窯明洪武瓷研究，東南文化，第 1 期，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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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朝釉裡紅瓷器上卻大量出現，洪武朝紋飾繁複的層次和大型的器形，又承襲 元代外銷青花瓷的伊斯蘭風格，筆者認為洪武朝釉裡紅瓷器可能大部分並非御 用，而作是為體現明王朝氣度與國富的賞賜瓷與外銷瓷，例如，西藏博物館所藏 洪武釉裡紅執壺，應是洪武朝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賞賜。279兩件墓葬出土洪武 釉裡紅梅瓶，也屬於皇帝的賞賜。雖然目前沒有在國外發現洪武朝釉裡紅瓷期外 銷的直接證據，但在明初為強化海防和鞏固政權，防止國內外反對勢力勾結，洪 武四年（1371 年）開始實施海禁政策，但這些都只是限制民間貿易，實則加強 了官方對海外貿易的控制和壟斷，促進了洪武朝官方海外貿易的發展，政府鼓勵 朝貢貿易重要目的，就是維護專制造成萬國來朝的盛世景象。280
在洪武朝釉裡紅瓷器是官方用瓷，但就紋飾、器形以及使用分析來看，仍未 成為御用瓷器，加上前文洪武三十五年設立御器場的推論，洪武朝在景德鎮的陶 廠是燒造官方用瓷，但未有御器御窯之概念，直到快到永樂朝才漸漸開始，以至 於出現帝王紀年款識，到了宣德朝，更明顯可見皇帝對釉裡紅瓷器的直接影響。
二、功利性取向與皇權展現
因銅紅釉燒造不易，歷代釉裡紅傳世器數量非常稀少，與青花瓷器數量比例 相差很大，而依據學者近年發表的清宮舊藏統計，依據民國十四年故宮物品點查 報告，再加上從二十世紀五零年代到九零年代逐漸釐清洪武瓷器面貌，所更正的 數據，清宮舊藏的洪武官窯瓷器品種僅見釉裡紅和青花瓷器兩種，釉裡紅瓷器數 量有 55 件，而青花瓷器只有 12 件，比例為 5：1，281清宮舊藏中洪武釉裡紅瓷器 比青花瓷器多很多，廖寶秀統計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宣德釉裡紅器和青花瓷器的 數量比較，兩者比例懸殊。282永樂、宣德兩朝都是青花瓷器遠多於釉裡紅瓷器的，
279陳克倫（2004），明清景德鎮官窯瓷器流傳西藏研究，中國古陶瓷研究，第 10 輯，頁 79-80。
280朱敏儀（2011），試論海禁政策對洪武年間對外貿易的影響，文教資料，第 14 期，頁 111。
281黃衛文、蔡毅（2011），清宮舊藏景德鎮官窯明洪武瓷研究，東南文化，第 1 期，頁 106-107。
282廖寶秀（1998），宣德官窯瓷器豐富性之研究（上），故宮學術季刊，第 16 卷第 1 期，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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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景德鎮御窯遺址出土數噸的殘片中，也證明了釉裡紅數量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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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筆者收集 到的資料庫顯示，能拼湊較完整的出土釉裡紅瓷器數量約占總數的四分之一，僅 洪武朝兩件梅瓶為墓葬出土，其它出土器都是來自景德鎮珠山御器廠遺址。以洪 武朝傳世器最多，遠超過永、宣兩朝，出土釉裡紅瓷器最少，而永樂朝傳世器最 少，出土釉裡紅瓷器最多（表 4-1）。表 4-1：資料庫釉裡紅瓷器收集數量
洪武 永樂 宣德 總數
釉裡紅瓷器傳世器 83 3 13 99
釉裡紅瓷器出土器 7 17 10 34
總數 90 20 23 133
來源：筆者自行製作
總結資料庫統計，洪武朝釉裡紅瓷器數量為明初最多，甚至超越同時代青花 瓷器數量，與其他朝代釉裡紅與青花瓷器數量比例大為不同，且由上一章工藝技 術部分可知，洪武朝陶工仍未完全掌握釉裡紅瓷器的燒製技術，洪武朝釉裡紅的 大量似乎也與洪武朝審美喜好相違背，284當時認為彩繪瓷器是俗氣的，雖然幾乎 不見相關文獻記載，因為從洪武禁令可知，釉裡紅瓷器應是屬於官方用瓷，一般 民間可能難以看到也無法使用，自然難有相關記載，但以往皆以洪武尚紅，也就 是明太祖喜愛紅色，來解釋洪武朝釉裡紅瓷器的大量出現，筆者認為應該加上當 時燒造背景、政治環境和朝廷對官窯的態度來分析，此時釉裡紅瓷器的燒製可能 是因應明初戰爭使得進口鈷藍原料的短缺，285再加上明朝開朝賦予紅色濃厚政治
283參考以下書籍：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景德鎮市陶瓷考古硏究所聯合主辦（1992），景德鎮 出土陶瓷；鴻禧美術館編（1996），景德鎮出土明初官窯瓷器；鴻禧美術館編（1998），景德鎮出 土明宣德官窯瓷器；鴻禧美術館編（1998），景德鎮出土明宣德官窯瓷器。
284 見本文第二章第三節。
285曾肅良(2003)，明代官窯鑑定，台北：三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 78；Nigel Wood（1999）,Chinese
285曾肅良(2003)，明代官窯鑑定，台北：三藝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 78；Nigel Wood（1999）,Chine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