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務收支情形

本研究將帳簿分成日治階段及光復後階段進行討論，日治階段主要分成明 治、大正及昭和三個時段，光復階段則從民國三十五年（1946）至民國六十年

（1971），將每年的收入及支出進行歸納分類並統計收支費用，以利瞭解金華生 三十二股在這段期間的整體運作。

97 莊英章、連瑞枝，〈從帳簿資料看日據北台灣鄉紳家族的社會經濟生活：以北埔姜家為例〉， 《漢學研究》第 16 卷第 2 期，1998 年，頁 79-114。

98 張毓真，《清代枋寮義民廟廟產之擴增與經理人制度：義民總嘗簿之解讀與分析(1835-1894)》

〈新竹：國立交通大學客家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1〉，頁 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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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治時期

明治三十七年（1904）為帳簿成立時間，但真正開始運作的時間為明治四十 二年（1909），依帳簿內第一收入及支出所示：「金華生三十二股典仍有茶園山崗 埔地賣渡與苗栗廳農會所支入有金九百拾参円，當日補永耕支出金開列如下，彭 振興五拾四元、劉運生六元、吳阿昇拾壹元、吳辛峯参拾六元、孫德福参拾六元、

李陞和参拾貳元、開本年學校金参拾元、補受理人每年不敷百元、又補受理辛勞 八拾元，以上計共支出金參百八拾五元，仍長有金五百貳拾八元，每股均分得現 金六元五拾錢，合共参拾貳股支出金貳百零八元，現存有金参百貳拾元，係經受 理手放息每年受理應祀出利息金参拾貳元，以為中元應祀之需。但以上之利息金 係值年首年，係向受理人孫德福手內支出，並前置有壹取水田早租谷五石亦係受 理支出。一議股內異日倘若交於何人受理不能取得辛勞，此公簿內执簿名議李仕 係□於李陞和执簿人賴得鳳、受理孫德福、李陞和、林連發」。從帳簿內容中可以 發現，明治三十七年（1904）至四十一年（1908）並無任何記載，只有明治四十 二年（1909）將土地渡賣給苗栗廳農會，收得九百一十三元的補償費，才開始有 相關的記錄。

但金華生三十二股為何要渡賣土地，據鄉志記載，明治三十八年（1905）台 灣茶葉株式會社為外銷紅茶，便開始在三叉河地區購買茶園進行栽種，本文推 測，日治時期日人委以苗栗廳農會來處理，從中扮演土地徵收的媒介角色。從金 華生三十二股土地申告書中得知，當時測量土地面積有十甲餘地，若與現今所持 有的二甲餘地比較，當時渡賣之土地應有七甲之多，依照目前所持有之土地區 域，包含今三義國中下方兩側及六角亭一帶（見圖 4-1），渡賣土地範圍涵蓋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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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三叉河老街，這些區域對於三叉河而言皆屬精華地帶，可以想見日人高壓剝削 的政策，其實已造成金華生三十二股在經營資本上相當大的衝擊。

圖 4-1 金華生三十二股目前所持有土地之範圍

說明：黃色框線約為金華生三十二股所持有之土地，於三義國中下方兩側約七千坪土地及 三義老街、六角亭附近約四百坪土地，共約七千四百坪土地。

資料來源：Google Earth（圖像日期：2011/11/28）。

此外在這七甲多的土地中，仍有一些屬於私人、公部門及部分股東持有地，

因此三十二股還需將補償金九百一十三元分給股東、地方住戶及公學校，所剩費 用部分補償給管理人孫德福之前代墊的祭祀費，部分則平均分配給各股東，只留 本金三百二十元及一處水田，本金借支給管理人孫德福來收取利息金作為中元祭 祀的費用，水田則收取租穀作為收入費用，其金額使用情形如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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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認為李仕之所以賣給李陞和，因是顧忌到合約字的祭祀團體，其祖先通常為唐 山祖，皆為同一祖籍地的墾民，考量其派下權僅限於持股的族人，才將七股股份 全部售於李陞和，使同姓宗族在金華生三十二股保有一席之地。

明治三十七年（1904）到明治四十一年（1908），短短四年時間李仕便轉賣 金華生三十二股的股份，到底是何原因讓李仕轉賣祖父李騰華所遺留之土地，本 研究發現應與收取租金的效益不彰有很大的關係，首先明治三十七年（1904）到 明治四十一年（1908）之間，帳簿資料內皆無任何收支記錄，再加上都是由管理 人孫德福進行代墊，反映出金華生三十二股在收取租金及支出祭祀費用上，實際 執行情形相當不順利，直到明治四十二年（1909）金華生三十二股賣渡土地後，

才開始有立簿以來第一筆的收支紀錄，由此推斷，李仕若想透過金華生三十二股 取得資金以運作李騰華嘗，從目前的資料來分析，在每年管理人代墊的情形下，

根本是無剩餘費用分給股東，在這個情形下，若要使李騰華嘗會正常運作，基本 上仍須依靠李仕個人的財產收入來支應，以致李仕終將轉售股份退出中元祭祀之 輪值，專心經營李騰華嘗會。從李仕轉賣股份的動作來看，可以確定三十二股除 了是一個祭祀組織外，也是一個土地投資的團體。

有鑑於此，孫德福便向金華生三十二股借支本金三百二十元，此舉動應是管 理人孫德福所提議，將補償金部分以每股捐獻十元，三十二股共三百二十元作為 中元祭祀之本金，再將這筆費用放款給孫德福，由他每年提供利息金三十二元，

作為每年中元祭祀之費用，以維持祭祀組織運作。這類作法與枋寮義民廟嘉慶七 年訂立的〈四姓規約〉，內容所談到的「生放」非常相近，所謂生放即是放款，

就是將銀兩或穀物借出，約定利息後，每年還來利息，此制度為義民廟最初的收 入來源，根據張毓真對義民總嘗簿之解讀與分析，義民廟早期能順利進行每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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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是金華生三十二股大正二年（1913）至大正十五年（1926）整體的收 入與支出，從大正八年（1919）開始，金華生三十二股從立簿以來，首度出現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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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4-4 昭和二年（1927）至昭和十四年（1939）統整資料觀察，昭和年間 金華生三十二股收支趨於穩定，每年中元祭祀收支皆平衡無任何盈餘與虧損的紀 錄，意謂著大正時期值年股東輪流祭祀之弊病已獲得改善，就連昭和十年（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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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去金 股借支 153.42 元 153.42 元

共支出金 227.88

孫家代管本 金 320 元

資料來源：金華生三十二股帳簿，使用單位(元)

從上表比較可知，昭和十五年（1940）值年股東為第四鬮李日漢、徐阿石，

當時發現孫黃氏玉妹積欠五百斤租谷以及陳阿松地基租金數額不對，於昭和十六 年（1941）輪為第一鬮的孫黃氏玉妹、陳阿章擔任值年股東，孫氏除繳交本年租 谷一千斤外，另補去年積欠之租谷五百斤，按帳簿收取租金的規定而言，孫黃氏 玉妹理當要補繳費用，但在同時，孫黃氏玉妹於昭和十六年（1941）卻運用值年 股東職務權力，改變了金華生三十二股兩件事情。

首先是金華生三十二股依規定管理的問題，根據明治四十二年（1909）帳簿 所記載「現存有金参百貳拾元，係經受理手放息每年受理應祀出利息金参拾貳 元，以為中元應祀之需。但以上之利息金係值年首年，係向受理人孫德福手內支 出」，孫黃氏玉妹掌有孫德福當年所持有之存金三百二十元，依帳簿管理規定每 年需提供應祀金三十二元，從昭和十六年（1941）收支情形來看，孫氏確實有提 撥應祀金，但不同以往，金華生三十二股祭祀費金除孫黃氏玉妹所提撥的應祀金 三十二元，就再也沒有增加任何經費的挹注，此與昭和十五年（1940）的七十五‧

四三元相比，明顯少了許多，創下帳簿成立以來使用最少的經費來辦理祭祀，但 為何孫黃氏玉妹要降低應祀金的費用，其目的就是要挪出經費進行借支。

孫黃氏玉妹打破以往慣例，挪出應祀金作為借支的經費來源，向金華生三十 二股借支一百五十三‧四二元，當時的管理人吳玉坤為使收支平衡，還代墊了十 九‧三七元。從這些資料足以說明，孫黃氏玉妹於昭和十五年（1940）之所以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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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4-6 昭和十七年（1942）至昭和二十年（1945）帳簿收支細項來看，直至日 治時期結束前孫家仍無法償還積欠的款項，而應祀金部分則於昭和十九年（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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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光復後時期民國三十五年至民國六十年

光復後金華生三十二股中元祭祀工作仍持續著，從表 4-7 民國三十五年

（1946）至民國三十九年（1950）資料顯示，最大股東孫家黃氏玉妹仍然持續積 欠，直到民國三十六年（1947）換由孫德福的孫子孫接昌來接替孫黃氏玉妹之祭 祀工作後，事情才有了變化，孫接昌一接任股東就先將借支之費用還清，另將明 治四十二年（1909）生放給孫家之本金三百二十元繳還給管理人吳玉坤，意謂著 民國三十七年（1948）開始，孫家就不用再付給金華生三十二股生放之利息，使 得這項長達三十八（1949）年之久的利息金收入，正式畫下休止符。

此外在民國三十六年（1947）收入項目中，孫接昌還貼金三千六百二十一元，

至於這筆費用從何而來，在帳簿中並無註解，但從民國三十五年（1946）的資料 來看，孫家需負擔一千斤之租谷，分成民國三十四年的冬租三百斤與本年早租七 百斤，若從民國三十六年（1948）的資料來看，孫家應負擔民國三十五年的冬租 三百斤與本年早租七百斤，不過帳冊中只有記錄本年租谷七百斤（分六百零六．

六斤與九十三．四斤）及三十五年冬租因風害扣額剩二百二十斤，因此孫接昌之 貼金應是針對三十五年冬租不足的部分八十斤來進行補充，但此貼金費用為何高 達三千六百二十一元之多，本文發現應與光復初期因臺灣惡性通貨膨脹問題，導 致物品價格不斷上升、發行面額增加有很大的關係^99F100。

100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退出台灣，原有由日本臺灣總督府在台灣發行使

100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日本無條件投降後退出台灣，原有由日本臺灣總督府在台灣發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