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貼標籤」與「放訊號」
第四節 「貼標籤」與「放訊號」在資訊處理上之結合
在資訊往來傳遞的過程中，「放訊號」描述了資訊外在流通的方式，而「貼標籤」
則反應了訊號的釋放者或接收者，內在資訊處理的過程。其實每一個人無時無刻都在釋 放訊號，也在解讀訊號。因此在資訊處理過程中，「貼標籤」與「放訊號」是互為因果、
相互影響的。藉由觀察其異同，可以幫助我們更進一步的瞭解，此二者是如何的結合，
以及如何影響資訊的傳遞。
第一項 「貼標籤」與「放訊號」之異同
「放訊號」和「貼標籤」的共通點，可以列舉如次：第一，都和資訊有關，兩者透 過「訊號」而有了連結；第二，因為該連結，所以都涉及了對訊號的解讀和賦予意義，
放訊號者是將資訊由己向外發射，而貼標籤者則因為觀察到訊號，而利用貼標籤的方式 在解釋資訊；第三，很多相關材料（資訊）都隱身幕後，在放訊號的情形裡，行為者們
（訊號的釋放者和接受者）過去的經驗、社會習俗文化等，都會影響訊號的釋放和解讀。
在貼標籤的情形裡，被貼標籤的雖然渾然不覺，但是貼標籤的人也是依賴過去的經驗、
社會習俗與文化，貼上其認定適合的標籤；第四，貼標籤和放訊號的結果不一定完美，
但是社會中人際互動和社會運轉，都和貼標籤與放訊號有關；第五，追根究柢追根究柢，
放訊號和貼標籤的驅力（driving force）都是成本；在貼標籤和放訊號的行為中，人們 在尋找有效降低思維和行為成本的方式。
而兩者主要的差異是居於關鍵地位的人有所差異。在放訊號過程中，施放訊號的人 是關鍵人物，其希望接受者收到特定訊號（或對訊號作特定解讀）。相形之下，貼標籤
的重點，是貼標籤者主動賦予（或依賴）某種訊號。居於關鍵地位的行為者，是放訊號 者與貼標籤者。其他的人隱身幕後，居於次要地位14。
第二項 兩者之結合
前述說法只是觀察重心不同，而有了貼標籤者與放訊號者的區分，真實世界中，每 一個人多同時兼顧兩種身份，在資訊處理的活動上，貼標籤與放訊號只是不同的階段而 已。如同刺激而後生反應，因為認識而後才能決策，也因為決策而後產生的新的認識，
進而為下一次的決策作出準備。而更深入的觀察是，決策固然決定於認識的深淺、方向 及力道。但認識的廣度及深度，也會反過來影響決策的選擇。
如果從解決比賽紛爭的角度來看資訊的侷限，會發現資訊不但無法處於完全狀態，
更是偏離一般狀態，這對於進入紛爭解決系統的人而言，資訊的不完全成了解決問題最 棘手的關鍵。將人與人的競爭和往來當作比賽來看，會產生發生糾紛的比賽，其實通常 是比賽中的少數，在統計上是離群值，但是裁判者在作出決斷時，卻要從通案處理的模 式出發，為個案提供專屬的定紛止爭決定，論諸實質，這本來就有一定的難度。更何況，
比賽雙方既然已經產生糾紛，那就表示雙方已經從賺多賺少的交易情境，轉變成需要第 三者介入裁判的輸多輸少的尖銳衝突，在輸得少就是贏的壓力下，提供給裁判者的資訊 上，必然會提出對己有利，卻或多或少偏離實情、乃至完全不必要的資訊。就裁判者而 言，其要在因為資訊不完全而誤判率極高的情況下，作出合乎法之精神的正確判決，是 需要付出極大的心血的，而意圖違規圖利者，正是利用裁判者此一弱點，在資訊內容的 建構和提供上，提高對手以及法院的處理資訊的成本，以使最後決定對自己有利。
第三項 小結
14 熊秉元，透視稻草人－法學裡的貼標籤和放訊號，法律經濟學開講，時報，2007 年 8 月， 232-233 頁。
但無論如何，既然裁判者的功能就是在於定紛止爭，那麼有效的提高裁判的正確 率，仍將會是裁判者的首要目標。而且在多次的賽局之中，隨著裁判正確率的提高，刻 意違規的參賽者，因為獲利率變低或是損失變高，其違反比賽規則的誘因自然下降，自 然也有利往後比賽的進行。
由於裁判者處於一個後來的被動角色，在窮究事實的巨大成本與正確裁判的效益衡 平，其判斷模式通常是視成本來決定裁判的疆界，對於資訊辨識成本過高的事項，排除 在裁判範圍之外，而其能力所及的疆域內，則盡力固守其正確性15。
簡單來說，侷限條件是參賽者與裁判者的身份、利害之不同，換言之，也就是各方 對於資訊的生產與利用有不同的成本效益考量。前者，至少比賽前雙方各自掌握了屬於 自己部分的真實資訊，而其在乎的效益是比賽的勝利，雖然隨著比賽逐漸接觸而能掌握 更多對手之資訊，但此中間有牽涉到收集效率之問題；而對於後者而言，其資訊一開始 就是處於缺乏之狀態，仰賴雙方提供可作為分析之資訊素材，但是面對參賽者為了勝利 誘因而提供的資訊，裁判者處理其被動取得資訊之成本，無疑是高出許多。而且在效益 是其信譽與權威的立足點上，裁判者僅有動機做出正確的判決，而非有效率的判決的。
由於參賽者和裁判者在社會中時空位置的不同，因此在處理資訊的手法上必然有其 考量之處。本論文主要是以「貼標籤」和「放訊號」兩種概念來解釋法院的資訊處理手 法，以明瞭在法院判決的論述下，其背後仍是不脫法律經濟思維架構下成本效益的觀點。
15 在法律條文中，由立法者事先幫法院劃定資訊取得領域的不在少數，較明顯的如刑事訴訟中對於違法 取得之證據，多以排除論之，除了一般人權保障的觀點外，違法證據之證明利辨識成本過高，也是其中 的原因。再者，民事訴訟法中證據取捨可以由當事人雙方合意為之，以限定法院審理範圍，也是一種成 本效益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