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處理手法之「放訊號」

第一項　 放訊號概念由來

　　讓我們先跳離法律的範疇，思考一下一個很早以前就被生物學家討論的問題，那就 是，為什麼沒有尖牙利齒、強壯肌肉的人類，會成為目前地球的主宰？目前最廣為受到 生物學家們接受的假說是，我們沒有將天擇重點放在肌肉和骨骼上，而是以另外一種方 式增強我們這個種族的勢力，那就是我們會與他人結盟，透過結盟達成合作協議，我們 可以讓力量加倍，即使身體沒有變為現在的兩倍大，我們還是可以統御世界。一個人絕 對無法打敗長毛象，但是兩個或三個人，如果有了團結合作的概念，就可以應付難以克 服的挑戰，例如，把長毛象趕到懸崖邊，逼它跳下。而學會合作的前提，就是我們演化 出能把盟友的利益和自身利益都考慮在內的心智。我們透過了解別人的動機，包括別人 的酬勞和懲罰系統，而滿足自身的利益。生物學家認為這一個「心智理論」（Theory of Mind），我們無時無刻都不再動用它，透過看穿別人的心意並且預測別人下一步要作什 麼，並以此作為我們行為的參考⁵。

由於有前述心智理論作為解釋我們行為的基礎，我們再將目光移到資訊經濟學的領

5 John Medina 著，洪蘭譯，大腦當家—靈活用腦 12 守則，學習工作更上層樓，遠流，2009 年 1 月， 67-69 頁。之所以會在以此書中所提到理論來觀察「放訊號」，是因為不管是在生物演化理論、抑或是腦神經科 學發展上，都可以發現人類在天擇演化的過程中，無一不暗合著經濟學中成本效益的理論，而既然放訊 號是要傳達訊息與他人知悉，自然有必要稍微介紹一下此一人類心智間互相溝通的方式，究竟是如何發 展而來。當然更詳盡說明，可參考本註索引之書。

域。誠如前面所述及的，人在處理事務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需要他人之配合或是服從，

為了達到此一目的，不但需要觀察別人的行為和動機，也需要自己主動釋放含有資訊的 訊號，希望他人能了解後以其期待的方式回應。因此在想像上，不管是爭端解決或是交 易進行，若是大家都能完整釋放其所擁有的訊息給對方，而對方也給予完整的回應。從 經濟的角度而言，理想的狀況是雙方最後都能獲取最佳利益，而社會財富自然也跟著增 加。當然，事實上若是完美，也不會有經濟學家的出現，因此為了研究資訊的不完全，

自20 世紀中期，經濟學家投入在資訊領域方面的研究，已經使得資訊經濟學一脈後發 先至，其發展之迅速已經成為理解經濟學理論的基礎。

　　1982 年的諾貝爾獎得主 George J. Stigler 是資訊經濟學的早期創始人之一，他認為 之所以同一種商品在市場會存在著不同的價格訊息，是因為每一個消費者在獲取商品質 量、購買時機等訊息成本過大或不一致所致。而2001 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George A. Akerlof 則在其著名的文章「檸檬市場：品質不確定性和市場機制」（The Market for

“Lemons”: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一文中指出，主要用來描述 當商品的賣方對產品質量比買方有更多的資訊時，買家由於擔心會買到低劣的商品，因 此傾向只出低價錢來消費，但是這又會導致真正擁有高價值商品的賣家沒有意願出售，

從而使市場上的產品質量持續下降，低質量商品逐漸取代高質量商品成為市場上的主 流，甚至最終導致市場只存在著低質量的商品。

與Akerlof 同時獲獎的還有 Michael Spence，其 1973 年開創性的研究中指出，教育 程度是勞動力市場上生產效率的替代性訊息，簡單來說，由於雇主不能將能力強的求職 者從能力弱的求職者中區分開來，因此其主觀認定：學歷高者，生產力高，就給付高報 酬；學歷低者，生產力低，得低報酬。但實際上，學歷和生產力之間可能毫無關聯。但 為了得到高報酬，應徵者只好去取得學歷這個訊號，結果雇主信念得到支持：果然，高 學歷者生產力就高。從前述觀點延伸出來，資訊完全的一方（即求職者）透過一定的放

訊號方式，讓資訊處於劣勢的一方（即雇主）相信，自己具有高質量的可信度⁶。

由前述的研究題材的描述可以發覺，由於資訊在傳遞時總是有其不完美之處，導致 出現不同的結果組合，產生不同的均衡結果，因此引發了經濟學家多從均衡的角度加以 切入研究。但理解放訊號的現象時，其實可以有較廣泛、和一般性的解讀，從行為者接 受和解讀訊號的觀點入手，用成本效益的觀點去解釋何以放訊號過程為何無法臻至完 美。

第二項　放訊號活動的侷限

　　放訊號在資訊活動的處理過程中，被定位為是一種資訊的傳遞活動，是與他人相 關，非僅是自身內心資訊處理活動而已。資訊的釋放者（sender）在決定好打算傳送的 資訊和對象後，將資訊以接收者（receiver）可以辨認的訊號，利用合適的管道傳遞給 接受者，並期待對方會作出釋放者預期的反應。但是前開描述並無法讓我們更加了解訊 號傳遞的過程，究竟會出現哪些問題。因為「放訊號」只是單純描述一種資訊傳遞的行 為，要真正了「放訊號」活動的成功與否，必須藉助其他的因素加以解析，並且試著討 論有哪些成本效益上的考量，左右著這些因素影響力的大小。概論之，影響放訊號活動 的之溝通有效度的因素可粗分為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兩種，前者包括了釋放者主觀的動 機或誘因，後者則包括了釋放者與接收者之間的互動變因。

　 原先理想的資訊傳遞狀態是，釋放者與接受者之間的默契一致，溝通無障礙、無錯 誤。但是正因為訊號之往來處於兩個獨立的個體之間，所以訊號釋放者無法完全掌握訊 號的詮釋，而當詮釋權處在接受者手中時，就有可能產生原始的「訊號」和最後的「解 讀」未必一致的結果，常見的表錯情會錯意、或是台語俗諺中的「好心被雷親」，都是 例子。

6 帥嘉寶，法院審判活動之「貼標籤」與「放訊號」，國立臺灣大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1 月，13-14 頁。

之所以訊息溝通與理想狀況有落差，可能與釋放者與接受者之間缺乏重疊的共識

（overlapping consensus）⁷有關。換言之，重疊的共識是影響放訊號能否成功傳遞資訊 的因素之一，若缺少重疊的共識，雙方對於訊號的解讀就容易出現誤會和衝突。用淺顯 的方式來說明，就是訊號接受者所使用的解碼簿，因為與釋放者用以編碼訊號的方式不 一致，使得接受者無法完整還原釋放者的資訊內容。

但是建立重疊的編碼與解碼的共識系統，是需要經過學習或經驗的累積，而且隨著 傳遞訊息的重要性、專業性或複雜性的提升，需要重疊共識的部分也就越多。例如陌生 的兩個人在初見面時，用微笑握手寒暄等肢體訊號，就可以傳遞善意的資訊，這是一般 人的經驗就可以了解，這一部份的重疊共識容易獲得。但若是進入到不同語言體系要進 行溝通，則因為語言的重疊共識無法建立，導致彼此都是鴨子聽雷的狀況，自然資訊無 法有效傳遞。從以上簡單的例子可以得知，簡單的放訊號過程，所需要的重疊共識的精 緻度較低，而反過來說，當放訊號的過程，涉及龐大且複雜的資訊時，所需要的重疊共 識的精緻度就高。而雙方要能建立精緻度高的重疊共識，在極大的部分上，是要投注相 當多的時間和精力成本的。

其他與重疊共識有密切關聯性的，還包括有訊號表達的形式、訊號傳遞的管道等因 素。當訊號傳遞越多（亦即複雜度越高或傳遞形式越不明確），越需要明確的訊號傳送 與辨識體系。反過來說，當訊號傳遞形式越明確、辨識體系越暢通，也就更能有效傳遞 資訊。而形式和管道的建立，也都需要投入資源，一旦投入不足，導致此些因素的不確 定性昇高，也就越可能偏離釋放者想要達到的預期目標。

縱然有重疊的共識，資訊傳遞仍可能也無法臻至完美，因為還必須倚賴訊號本身具

7 「重疊的共識」原先在學者的概念中，是用來表示「主觀重疊而成的客觀」。意旨雖然每一個人對於事 物的評價和喜惡都有主觀的看法，但是有相當比例的人在他們各自的主觀的價值上，對於事物的價值有 共同的支持，也就是在高低衡量上有一樣的取捨，那麼累積起來的主觀就會形成客觀的標準。參閱熊秉 元，「市場之尺」與「心中之尺」－論寇斯定理和布坎楠對寇斯訂裡的質疑，天平的機械原理，元照，2002 年5 月，105-129 頁。但在本文中，筆者把該共識擴大解讀為資訊傳遞過程中，相同的編碼與解碼的體 系與架構，應不至於偏離其原意。

有可信度，才能使接受者願意相信訊號為真。在接受者可能質疑訊號的可信度的情況 下，釋放者為了提高訊號的可信度，可能需要投入大量資源在補強訊號上，但實際上，

該資源投入並不會獲得更佳的產出，這一點從前述Michael Spence 的論文可獲得證實，

其研究顯示，市場上生產力高低的判斷，是以學歷高低的訊號取代之，但取得學歷這個 訊號的成本是高昂的，而且與勞動生產力毫無相關，這樣的資源投入就可能形成一種浪 費。更有甚者，萬一成本高到使釋放者無法負荷的地步，訊號無法產生，自然也就不會 有交易出現。而從釋放者的立場來看，由於其掌握了自身完整的資訊，釋放者是有可能

其研究顯示，市場上生產力高低的判斷，是以學歷高低的訊號取代之，但取得學歷這個 訊號的成本是高昂的，而且與勞動生產力毫無相關，這樣的資源投入就可能形成一種浪 費。更有甚者，萬一成本高到使釋放者無法負荷的地步，訊號無法產生，自然也就不會 有交易出現。而從釋放者的立場來看，由於其掌握了自身完整的資訊，釋放者是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