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資訊津貼的起源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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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回顧
本文是一個在「資訊津貼」概念上發展起來的研究。過去對資訊津貼的研究，
多是從消息來源入手，探討其對媒介議題的構建程度或者影響範圍（Gandy, 1982;
Turk, 1985; Sweetse & Brown, 2008），以反映消息來源對社會資源的控制力度，
展現社會權利結構。本文認為資訊津貼不僅是消息來源征服記者的計策和武器，
也是記者可以利用的新聞資源。記者在對多種影響因素進行通盤衡量後，能自主 地判斷如何處理接收到的資訊津貼。所以本研究是從記者角度切入，觀察記者對 於資訊津貼的運用。
首先，會對傳統資訊津貼相關的文獻進行回顧和整理，介紹概念的提出與演 變。在此基礎上，提出本研究對於「資訊津貼」的理解，及研究關注的重點面向。
本文認為記者在考慮是否使用資訊津貼時，重點會從「資訊津貼」的新聞價 值、便利屬性、以及與消息來源的人情關係三個面向出發。
有關新聞價值的探討在新聞學界已有豐富的積累，在此重點梳理資訊津貼研 究範疇，所觀察到的記者的價值取向。關於「便利」的概念，最常應用與市場與 消費領域。資訊津貼也可以視為是消息來源提供給記者的一種服務，本文將服務 消費領域對便利性的解讀，與記者新聞產製的特點相結合，發展出一套適用於資 訊津貼的便利屬性分析架構。在人情關係部分，則是回顧華人世界的人情理論，
整理出其在記者和消息來源互動領域的研究。
第一節、資訊津貼的起源與發展
一、「資訊津貼」的概念發展
資 訊 津 貼 最 早 是 由 Gandy 於 1982 年 在 著 作 Beyond Agenda Set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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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Subsidies and Public Policy 中提出。其基本假設是，新聞組織必須花
費一定的人力、物力來蒐集資訊，若消息來源能主動提供資訊，就能降低媒介蒐 集過程中產生的成本，那些成本越低的資訊，越可能被採用。長此以往，就能最 終影響媒介議題。
Gandy 認為如果消息來源能控制媒介獲取資訊的成本，事實上他們也同時控 制了這部分資訊的消費。對消息來源而言，提供「資訊津貼」都具有相同的目的，
那就是影響媒體報導，來達成自身的利益。直接引導輿論對業者來說需要支付超 額的成本，而透過資訊津貼，先影響媒體，再影響輿論則要划算得多。在這個過 程中，為了提升媒介對資訊的信任度，使己方提供的資訊發揮最大的效果，資訊 津貼的提供方甚至會刻意隱藏或者混淆他們和資訊之間的關係。
Turk. J.V（1985）支援和發展了 Gandy 的概念。她在 1984 年開展了一項有 關公關人員利用資訊津貼來影響媒介內容的研究，探討了資訊津貼從機構發佈，
到被媒介採納的原因以及過程。她將「資訊津貼」分為「主動」和「被動」兩類，
主動的「資訊津貼」是由消息來源主動提供，如新聞發佈會等；被動的「資訊津 貼」則是指在媒介需求下，消息來源提供的訊息，如記者會上消息來源依據記者 提問給出的回復。她證實了消息來源可以透過資訊津貼，來影響媒介議題，從而 實現對公眾議題的影響。
在另一項針對政府資訊津貼的研究中，Turk（1986）發現，有接近八成的資 訊是政府機構主動向媒體發佈，剩下的則是在媒體要求後，進一步提供的。同時 她總結了實際操作中政府公關官員（public information officers, PIOs）與新聞記 者互動時的一些特徵：如公關人員在工作中往往扮演雙重角色，既要照顧機構利 益，也要迎合記者需求；這兩種角色一旦衝突，前者往往比後者重要，所以也會 導致他們無法提供最具新聞價值或者時效性的資訊。她建議政府機構應該減少主 動提供的資訊津貼，而是更加注重回應式的資訊津貼。最重要的是要提供新聞機 構足夠大新聞價值的資訊。
「資訊津貼」這一領域的開創性學者 Gandy（1982）和 Turk（1985）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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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消息來源的角度出發，將「資訊津貼」定義為是「消息來源主動提供的資訊」， 其最重要的目的是傳遞於己方有利的資訊，結果很可能會影響甚至是控制媒介報 導方向。在這些學者看來，「資訊津貼」於記者而言是一種偏向負面意義的訊息。
本研究從記者角度出發，將「資訊津貼」理解為是記者能輕易接觸到的訊息資源。
消息來源固然具備利己的動機，可是記者可以調動專業技能進行遴選，將訊息加 以整理和歸納，平衡多方觀點，進行符合自身新聞價值觀的報導。所以「資訊津 貼」可以理解為消息來源「征服」媒體的武器；但只要加以適當的鑒別和遴選，
也同樣是記者可取的資訊源泉。
本文所研究的「資訊津貼」主要是指「大陸駐臺記者在日常工作中所遇到的，
由消息來源主動提供，希望媒體予以報導和關注的各類資訊」。
二、資訊津貼的形式演變
Sweetse 和 Brown（2008）以 2006 年以色列和黎巴嫩衝突為背景，研究了 資訊津貼在媒體危機報導中的影響。他們提出了資訊津貼的兩種形式——直接津 貼（如新聞發佈會）與間接津貼（如在公關人員的幫助下，找到了另一位消息來 源進行採訪）。而後者往往能產生更好的效果。比如，讓新聞媒體進入美軍的作 戰現場一探究竟，會比單純由軍隊公關人員提供資訊更加有效，會讓媒體新聞報 導產生更積極和正面的態度。
Hachigian 和 Hallahan（2003） 調查了記者利用網路尋找新聞線索的行為，
發現前往相關機構的公共關係網站頁面已經成為一種新的資訊津貼形式。他們認 為「網路的便捷性」、「資訊的品質」以及「官方網站的可信度」三者共同促成了 這一現象，缺一不可。
在對維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案（Virginia Tech Shootings）中的資訊津貼的研 究裡，Wigley 和 Fontenot（2009）介紹了一種全新的資訊津貼形式——新科技來 源（new technology source）。他們將「新科技消息來源」定義為，機構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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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維吉尼亞理工大學官網）、社群媒體（如 Facebook、Myspace、blog 等）以及 其他透過新媒體傳遞的文本（如手機視頻）。研究結果發現，在這一重大突發事 件中媒體傾向採用的是非官方、非新科技的消息來源。不過有趣的是，在事件爆 發的最初兩天，媒體更偏愛使用新科技來源的資訊津貼。他們認為，雖然之前的 研究者多把「資訊津貼」定義為是官方或者是由公關人員提供的訊息，但是隨著 網路科技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資訊津貼事實上是由一般的網民提供。這一點在突 發事件上表現得特別明顯。在本研究中，無論是政府、民間機構或者民眾個人，
如果是主動發佈在互聯網頁面，且經判斷有獲得大家關注、希望媒體進行宣傳擴 散意圖的資訊，都屬於資訊津貼的範疇。
Sallot 和 Johnson（2006）則是透過對 91 名記者的深度訪談，掌握了當地記 者最常接觸的資訊方式和資訊類型。最常接觸的資訊方式有 email、電話、普通 郵件、面談和傳真，其中最為被接受的是 email。最常接觸的資訊類型有，郵件 附件、網站連結、背景資料、光碟、公關熱線、促銷產品、樣品、照片、視頻、
音樂會門票、午餐會等等。
本文欲瞭解的第一個問題是「大陸駐臺記者在工作中會面臨哪些資訊津貼」。 隨著科技發展，資訊的發佈管道以及本身的載體形態也層出不窮。因此在觀察大 陸駐臺記者遇到的資訊津貼的形式上，除了常見的新聞發佈會、餐會之外，也會 重視「新科技」背景下的資訊津貼的新形態（Hachigian & Hallahan, 2003; Wigley
& Fontenot, 2009）。這部分主要將從資訊津貼的形式、主題、來源以及數量這些 角度進行觀察和分析。
三、資訊津貼的影響因素
有學者從市場的角度，分析了資訊津貼產生巨大影響的原因。印刷費用的 上升，廣告贊助的下降，導致媒體行業整體收益下滑。媒體擁有者為了保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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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利潤，會更多的從商業視角出發，犧牲部分新聞價值，與市場上其他業者進 行妥協。換言之，經濟壓力的確會導致媒體業者更多地採納商業資訊津貼。
McManus（1994）由此提出了「市場導向新聞學」，認為在現代商業環境下，傳 統的新聞價值觀已經崩壞，新聞媒體會屈服於商業壓力，更多地使用公關人員 提供的資訊津貼。
Curtin（1999）的研究發現，記者和編輯較多地將公關人員提供的資訊津貼 當作是廣告，而非是經濟補貼。但是很多媒介不得不利用這部分新聞稿來增加 收入，這成為一種必要的業務舉措。而媒介經濟效益下降，導致人員不足，也 與使用易得的資訊津貼直接相關。總之公關的資訊津貼已經變相成為媒體的經 濟津貼。
Curtin 在 1999 年透過深度採訪和全國範圍問卷調查的方法，觀察了經濟壓 力下，資訊津貼對媒介議程的實踐的影響。並綜合眾因素，歸納了記者採用公 關人員提供的資訊津貼的決策流程。本研究以 Curtin 的研究為基礎，歸納出如 下的決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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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Curtin 認為資訊津貼發揮效用的影響因素主要有：經濟價值、新聞價 值、私人關係、媒體屬性。本文的研究對象是服務於大陸駐臺媒體的記者。而這 十家獲得駐臺資格的大陸媒體，雖媒體形態和媒體性質有差異，但總體而言它們 的媒體屬性基本一致，其政治和社會屬性要遠高於市場屬性。其涉臺報導的商業 目的微乎其微，所以上文所提到的「商業視角」並不適用，相應的經濟利益的影 響也可以忽略。黃光國（1984）認為華人社會是關係本位的社會，所以 Curtin 的
「私人關係」在華人社會往往表現得更加顯著。黃光國將之稱之為「人情關係」。 蘇鑰機（2011）指出，記者在追踨新聞時，除了考慮吸引讀者觀眾的注意外，
「私人關係」在華人社會往往表現得更加顯著。黃光國將之稱之為「人情關係」。 蘇鑰機（2011）指出，記者在追踨新聞時，除了考慮吸引讀者觀眾的注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