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駐在所：大眾登山的誕生與治理
第二節 趣味登山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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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沒至背景，難以察覺（Star and Ruhleder, 1996）。以下援用基礎設施的觀點，
分析台灣近代登山風潮興起的條件。
第二節 趣味登山的興起 一、理蕃計畫的配置
日治早期的山域活動主要是台灣總督府推動的武裝探險與學術踏查，包括了 各種地形測量與山區資源的偵查。這些學術探險者（尤其是人類學家）原是明治 維新的失敗者，但是在日治初期台灣激盪的時代背景下，正巧給予了這些人一個 立足點和實踐理想的場所（林玫君，2006：92）。在當時，入山許可多半是批准 給來台從事研究的日籍官員，10不過部分官員因為工作需要，往往也冒險跋涉，
完成許多山岳首登。
各式的偵查與調查為的是掌握完整的資源狀況，明治 32 年（1899）總督府 設置樟腦局，為了保障樟腦專賣事業經營，於是恢復了清代的隘勇制度。所謂的 隘即是隘寮、勇為壯丁，日治初期的隘勇線是指兩者所構成的實體疆界。南庄事 件過後，11明治 35 年（1902）日本政府又進一步推進隘勇線的範圍以維護林業 與製腦業的進行：一方面在險要地點建置隘寮作為哨舍，用隘路、鐵線橋連通，
並架設電話線以供聯絡；一方面在隘寮配置隘勇（受雇於官隘的警察和台灣人）
及隘丁（受官方補助的民隘人力）來監控具威脅性的原住民聚落（鄭安睎，2011）。
因為隘勇線不斷擴張，當時的山區情勢十分緊張，使得登山活動危險重重，入山 者經常需要警察隨行保護。即使在歷經軍事鎮壓後的穩定時期，登山家鹿野忠雄 依然曾留下這樣的札記：
南玉山一帶是凶蕃拉荷˙阿雷和其黨羽蟠踞之地，他們一見到日本人，
必定揮刀割下首級，所以是屬於極其危險的地區。假如我向官署申請入
10 最早對於山域活動的管制記錄為明治 29 年（1896）公佈的府令第 30 號，規定出入蕃地者須 取得官廳或撫墾署許可，違者處以 25 圓罰金或 25 日內監禁（台灣總督府警務本署，1989：28）。
11 南庄事件是一起 1902 年發生在新竹廳南庄（今苗栗縣南庄鄉），起因於當地原住民與日人針 對製腦業的土地承租糾紛，所引發的大規模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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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指派警衛多人隨行（楊南郡譯，2000：48-49）。12
從札記可見，早期登山活動最主要的風險並非來自自然環境，而更多是出於治安 熱潮（吳永華譯，1997；林玫君，2006；林一宏，2015）。
大正十年、十一年間（1921-1922）是登山史上的一個區分期，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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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號內容為本文另加。）
在執行理蕃政策的過程中，日本政府透過觀察、測量、記錄、統計等科學方法，
將未知的山區標定了經緯、等高線，而從中可大致閱讀出地形、水源、交通時間，
使台灣山岳轉化為明確而可以計算的領域（林玫君，2006：98）。Carse（2012）
以基礎設施探討巴拿馬運河集水區的管理，指出「自然不應被化約為既存的非人 世界，要注意到它是經由被建造、賦予功能、管理，而成為基礎設施」（頁 540）。
此處呼應 Carse 的觀察，理蕃計畫凸顯出了台灣山區今日的面貌並不算是「原始 的」自然環境，走入山地管制區、映入眼簾的風景，是經過了驅逐、排除而整理 完成的自然。通過這樣的觀察，我們也更容易察覺硬體基礎設施與軟體基礎設施 的扣連，由於 1910 年到 1915 年理蕃計畫所奠下的交通路網、地圖資料，登山過 程變得相對透明且可預測，從而讓整合的入山管理機制變得可行，為往後的治理 提供了技術基礎。
二、台灣山岳會的動員
十九世紀末，日本作為晚近的帝國主義國家，積極仿效歐洲國家的殖民經驗，
將熱帶醫學的視角引介至台灣。對照溫帶地區高度文明化的發展，熱帶環境被貼 上了負面的標籤，尤其是高溫溼熱的氣候特性所引發的疾病流行，促使殖民政府 開始關注地理環境對於健康造成的危害。總督府非常重視在台日人的生理變化，
面對種種溫帶人適應熱帶氣候的問題，甚至產生種族退化的焦慮。為了避免熱帶 的風土環境對國民體格與身心發展引發不利影響，於是提倡國民像是洗冷水澡、
前往高海拔地區活動，尋找各種「風土馴化」的方式（范燕秋，2005）。
此時，高海拔山區的治安也發生變化，在健身強種的號召下，能夠鍛鍊肌肉、
促進血液循環、提升肺活量及增強抵抗力的登山活動，因而被形塑為健康、勇敢、
進取的高尚運動，甚至喻為「運動界的王者」而加以鼓吹（林玫君，2006：162）。
希望經由登山鍛鍊體格、磨練心智，防止國民變得懶散、遲鈍、不思進取，總督 府除了大力宣傳理蕃政績，讓台灣高山從原本荒僻險惡的印象，轉變為休閒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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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藉由登山故事的大幅報導，也將山岳的壯麗景色與登頂成功的經驗頗有 渲染力地呈現在讀者眼前，大為彰顯登山的趣味及助益（台灣日日新報，1899、
1905、1922；齊藤讓，1900a、1900b）。
圖 3：登山與國運
（圖中劃記為本文另加，意為第二守備隊司令官兩角少將在台灣日日新報指出，
在台灣這個熱帶地，能夠保持身體健全的體育活動至關國運的前途）。
資料來源：兩角少將（1917），〈新春の希望 健全なる發達〉，1 月 1 日，49 版，
5928 號。
圖 4：山岳會與登山教育
（圖中劃記為本文另加，意為台灣山岳會理事青木繁在台灣日日新報中指出台灣 山岳會作為國家總動員的一環，肩負著強化國民體位的使命）。
資料來源：青木繁（1939），〈登山と敎育（一）〉，《台灣日日新報》：8 月 25 日，
夕刊 4 版，第 14168 號。
隨著登山熱漸漸高漲，1920 年代也有愈來愈多呼聲，要求政府設立專門的 組織來指導登山活動發展（見圖三），因而促成了「台灣山岳會」的誕生。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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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岳會成立於 1926 年，雖然不是日治時期唯一的登山團體，也非最早成立的，14 卻是規模最龐大、存續最久的登山團體。15催化了歐洲登山熱的 Alpine Club 在成 立之初，一半以上的註冊成員都具有大學以上學歷，其中 1/4 來自劍橋、1/5 來 自牛津、1/10 以下則來自倫敦大學，被稱為是「智識上的貴族」（Hansen, 1995: 311）。
16台灣山岳會初期的核心成員，也幾乎都由日本菁英官僚組成，僅有少數的台灣 會員（台灣日日新報，1926b）。
圖 5：台灣山林會報闡述設立山岳會的必要
（圖中劃記為本文另加，第 20 號卷頭語指出，宣傳山岳的趣味、鼓吹登山熱的 時代已過，關於山岳的研究、旅行的準備指南、設施的開闢修繕才是彼時更為緊 迫的要務，是以設立山岳會有其必要。）
資料來源：台灣山林會（1926），〈山岳會の設立を提唱す〉，《台灣山林會報》20：
無頁碼。
14 日治時期最早出現的登山組織是 1913 年成立的「登山會」，成立後只活動四次便無疾而終。
15 台灣山岳會在戰時曾經一度停擺，1947 年由時任台北市參議會議長周延壽復辦，1973 年正名 為「中華民國山岳協會」，一直活躍至今。
16 Alpine Club 與台灣山岳會之間也有一段微妙的關係，台灣山岳會的設立是參考自日本山岳會，
而日本山岳會的創立，則是仿效自英國的登山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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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台灣日日新報上刊登台灣山岳會募集會員的消息
資料來源：台灣日日新報（1926d），〈陣容成つて 會員募集に著手した 台灣 山嶽會〉，11 月 13 日，5 版，第 9531 號。
台灣山岳會展現了異質社群連結而成的關係資產（relational property），如何 加強了動員的力道（Star and Ruhleder, 1996: 113）。Star 和 Ruhleder（1996）透過 基礎設施觀點分析一個全球性的蠕蟲社群系統（WCS），發現系統運作的困難很 大部分是來自於電腦科學家與生物學家的合作問題。而台灣山岳會中，擔任會長 的是總督府總務長官後藤文夫，時任台灣日日新報社長井村大吉則是兩位副會長 之一（林玫君，2006：323）。山岳會的入會方式是向總督府文書課的山岳會事務 所繳納入會金五圓（台灣日日新報，1926e），辦公地點更直接設置在總督府內（台 灣日日新報，1926c）。當時發行量最大的台灣日日新報上，不時便刊載著台灣山 岳會即將成立、會員募集、定時總會以及活動通知等訊息。
在今日的登山實作中，平整的步道與完善的地圖資訊已被多數人視為必然，
不過在這些條件到位之前，登山有很高的門檻，是只有少數專家才有辦法從事的 活動。日治時期的理蕃政策除了轉變山地的治安，也改善了登山步道、製成詳盡 的等高線地圖，帶給趣味登山興起的技術支援；具體的硬體設備以外，台灣山岳 會作為軟性的實作社群，也憑藉異質連結的關係資產（relational property），在健 身強種的號召下，指導並加速了登山活動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