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駐在所：大眾登山的誕生與治理
第三節 駐在所搭起的安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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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台灣日日新報上刊登台灣山岳會募集會員的消息
資料來源：台灣日日新報（1926d），〈陣容成つて 會員募集に著手した 台灣 山嶽會〉，11 月 13 日，5 版，第 9531 號。
台灣山岳會展現了異質社群連結而成的關係資產（relational property），如何 加強了動員的力道（Star and Ruhleder, 1996: 113）。Star 和 Ruhleder（1996）透過 基礎設施觀點分析一個全球性的蠕蟲社群系統（WCS），發現系統運作的困難很 大部分是來自於電腦科學家與生物學家的合作問題。而台灣山岳會中，擔任會長 的是總督府總務長官後藤文夫，時任台灣日日新報社長井村大吉則是兩位副會長 之一（林玫君，2006：323）。山岳會的入會方式是向總督府文書課的山岳會事務 所繳納入會金五圓（台灣日日新報，1926e），辦公地點更直接設置在總督府內（台 灣日日新報，1926c）。當時發行量最大的台灣日日新報上，不時便刊載著台灣山 岳會即將成立、會員募集、定時總會以及活動通知等訊息。
在今日的登山實作中，平整的步道與完善的地圖資訊已被多數人視為必然，
不過在這些條件到位之前，登山有很高的門檻，是只有少數專家才有辦法從事的 活動。日治時期的理蕃政策除了轉變山地的治安，也改善了登山步道、製成詳盡 的等高線地圖，帶給趣味登山興起的技術支援；具體的硬體設備以外，台灣山岳 會作為軟性的實作社群，也憑藉異質連結的關係資產（relational property），在健 身強種的號召下，指導並加速了登山活動的發展。
第三節 駐在所搭起的安全網
日治時期的理蕃政策，除了是山區交通與治安轉變的關鍵，期間大量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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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在所，也非預期地成為後來許多登山活動的借宿點。根據林一宏（2009）調查，
從 1899 年到 1945 年，台灣山地曾經出現了 580 處以上的駐在所（頁 8）。這些 設施以合理的間隔架設，監視著山地原住民的一舉一動，到了登山熱的時期則提 供附設的招待所（或稱客間）給登山客借宿，後來更增設宿泊所、山小屋，特別 提供給登山住宿之用。本節旨在描繪當時駐在所系統的樣貌、使用、管理，其間 也能看見最早與住宿設施結合的管制方式的浮現。
一、廣布的駐在所圖像
日治早期用以圍堵原住民的隘勇設施中，除了鐵絲網、鐵線橋與隘路之外，
還有一項山區建設，就是作為防禦據點以及供應警備人員居住休息的隘寮。廣義 的隘寮包括監督所、分遣所和寮舍，分別也是不同官階的駐守人員的宿舍，依照 當地「蕃情」等級的不同有配置的差異（林一宏、王惠君，2007）。配合隘勇線 的推進，隘寮並不需要長久居住，主要是就地取材以木材及茅草簡便搭建，同時 留存附近的樹木作為掩護。位址選擇上則優先考量軍事區位，也順應環境的限制，
注重水源、避風、排水等問題。
圖 7：隘勇監督所、分遣所外觀
資料來源：台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1913），《理蕃概要》。
理蕃計畫完成後，總督府對於台灣山地取得了更完整的掌控，於是逐步裁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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隘勇線，17改以駐在所與理蕃警備道路取代（鄭安睎，2011）。日治初期，總督 府的山地政策就有「南守北進」的策略差異，北部設置軍事防衛的隘勇線，南部 則是建立「蕃務官吏駐在所」進行懷柔式的監控。當時，駐在所大多設置在原住 民聚落內，夾雜在原住民家屋之間，屬於散在的選址原則。1914 年太魯閣戰役 結束後，警察機關逐漸常規化，蕃務官吏駐在所也隨之改制為「警察官吏駐在所」； 這時候，由於各地仍不時爆發抗警事件，為了集中警力、防止個別遭受攻擊，原 先散在式的設計規劃便改良成整批興建、避開原住民聚落而坐落於視野開闊處的
「集團化據點式」配置方式而廣為興建（林一宏，2009）。
圖 8：散在式的蕃務官吏駐在所與據點式的警察官吏駐在所18
資料來源：林えいだい（1995），《台灣植民地統治史》，梓書院。台灣總督府警 務局理蕃課（1933），《蕃地事情》。
為了讓警察與家眷能夠長期居住，駐在所大多是木造平房，結構也與平地的 日式建築十分相似。大抵而言，警察官吏駐在所的設置首要著重監視性及防禦間 隔，通常選擇便於監視部落的地點，在警備道路上每隔一段距離便設置一所。
高山上，許多傳統的原住民家屋會採取凹陷式的地基形式，19除了可以避寒
17 一方面也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成功製造出品質優良的合成樟腦，並在一戰結束 後開始擴張海外市場。1920 年代後台灣的天然樟腦漸漸無法與合成樟腦競爭，總督府因此削減 樟樹造林的經費，樟腦資源的爭奪衝突也就漸漸緩解（張家綸，2015）。
18 圖中為川中島駐在所，在霧社事件後，賽德克族原住民的餘生者被日方集團移住至川中島（今 南投縣仁愛鄉西北端的清流部落）集中居住與管理。
19 根據日本建築史學者藤島亥治郎的觀察，台灣原住民的房屋仍是以平地式為大宗；不過若細 究不同地基形式的分布，可以發現居住在高海拔的山地原住民幾乎都是採取凹陷式（豎穴型）的 形式，例如台中州能高郡、東勢郡、新高郡等（黃志弘、楊詩弘編，2012：140-190、240-269）。
由於高架式的建築結構需要大量的建材，大多僅運用在穀倉或瞭望台，防止濕氣和動物的侵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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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在建材及結構都相對簡單，無法蓋得太高的限制下，選擇向下發展也才能 得到足夠的高度。駐在所的平地式規劃，與原住民家屋在外觀上大相逕庭，原住 民的主屋通常是一室制，屋內沒有隔間，也多半沒有窗戶，有些還會延長屋簷來 阻隔高海拔地區特別強烈的日照，並加裝木柱來另外支撐；而駐在所除了是平房 設計，建材上也就地取材使用附近出產的雜木外，幾乎沒有其他針對高山環境做 出的調整。
圖 9：泰雅族巴蘭社（バーラン社）住家、斷面圖
資料來源：千千岩助太郎（1988），《台灣高砂族の住家》，圖版目次頁 3-4。
圖 10：布農族タヌホ社住家、斷面圖
資料來源：千千岩助太郎（1988），《台灣高砂族の住家》，圖版目次頁 119-120。
甚少採用在主屋的建構。圖九到圖十二是舉在高山分布最廣的泰雅族及布農族的傳統家屋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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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位於八通關最高點的大水窟駐在所外觀
資料來源：毛利之俊（1933），《東台灣展望》，東台灣曉聲會。
乍看之下，楣式結構、山牆式的屋頂，駐在所與原住民家屋的建築工法彷彿 十分類似，然而兩者對於使用者的想像全然不同。看著原住民的家屋，幾乎可以 看見在陰暗的屋內守著灶火的原住民，赤腳踩在未鋪設地坪材料的屋內地面，環 視周圍，只有就寢用的臥鋪抬高，炊煮就寢都是待在同一個空間。換到了駐在所 卻是截然不同的景象，透過井然有序的空間劃分，日本人就寢在臥室、炊煮在炊 事場、用餐在食堂、辦公在事務室，而且整個生活空間都飄浮在土地上，20展現 出現代化的生活方式，不僅體現於場合的嚴格區分，也映照在與風土的隔離。
二、駐在所作為避風港
在日治時代晚期，因為登山活動發展興盛，許多位處登山路線的駐在所便成 了登山客理想的借宿點。駐在所在兩方面有效提升了登山安全，不只能保障登山 客不易受到攻擊，在嚴峻的自然環境中也是最為可靠的棲身之所。1931 年 8 月 期間，鹿野忠雄獨自一人前往達芬尖山，結果在地形異常險峻又天候不佳的情況 下險些遭難，在記錄中寫下：
八月七日晚上，我拖著疲憊的身心走進「南」駐在所。我的手腳都受到 多處割傷，衣褲被撕破，滿身汗臭和塵土，被驟雨吹打後變成落湯雞，
很狼狽地回到海拔一萬一千尺（約 3333 公尺）的高山駐在所。警察朋
20 為了避免木造地板受潮或蟲蛀，日式建築往往會將地板架高，與地面保持適當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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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為我燒熱水，直到我浸泡於浴盆，放鬆四肢和身軀，才發覺已經得救 了（楊南郡譯，2000：133，括號內容為本文另加）。
不過駐在所往往位在平坦開闊的地方，雖然具備完整的機能，一旦突發狀況需要 緊急紮營時，未必能夠派上用場。在駐在所庇護不到之處，原住民打獵歇腳的獵 寮，則擁有更高的機動性。在鹿野忠雄的登山記錄中，也多次描寫獵寮的簡單實 用（楊南郡譯，2000：107-108、156-157、195-196、211-213、220、250-251），
從這些札記可以大致描繪出以原木搭建，屋頂由樹皮修葺而成的獵寮，大小從不 到一坪到三個塌塌米（約 1.5 坪）不等，雖然「荒廢到幾乎讓人錯過」，但總是 現身在困難地形附近為登山隊遮風擋雨，即使藏匿著米粒大的跳蚤，也讓他們「感 到居家的溫暖」。
大正二年（1913），太魯閣戰役前，蕃務本署調查課技師野呂寧曾率領探險 隊到合歡山區進行調查，同行的泰雅族頭目觀察天氣的變化後，一再建議探險隊 改變原本在山頂紮營的計畫，轉進鞍部的狩獵小屋附近露營。基於地形測量的目 的，探險隊最終還是放棄了展望塞迫的森林，未料到了半夜，山頂卻颳起了暴風 凍雨，氣溫最低直逼零下三度，營火熄滅、帳篷也被破壞殆盡，造成 6 名隘勇、
28 名人夫凍死，不得不中止探險（台灣總督府警務本署，1989：374-376）。 駐在所供予登山客借宿的招待所（或稱客間）慢慢飽和後，有些駐在所開始 增設宿泊所來拓展本身的住宿空間（台灣日日新報，1926a、1934b、1936），有 些則在附近另外興建專門提供給登山者的山小屋（台灣日日新報，1934a）；台灣 山岳會也組成「山小屋建設委員會」，從 1933 年開始募集基金，在郊山及高山地 區建設山小屋，更加促成了登山活動的大眾化（林玫君，2006）。
28 名人夫凍死，不得不中止探險（台灣總督府警務本署，1989：374-376）。 駐在所供予登山客借宿的招待所（或稱客間）慢慢飽和後，有些駐在所開始 增設宿泊所來拓展本身的住宿空間（台灣日日新報，1926a、1934b、1936），有 些則在附近另外興建專門提供給登山者的山小屋（台灣日日新報，1934a）；台灣 山岳會也組成「山小屋建設委員會」，從 1933 年開始募集基金，在郊山及高山地 區建設山小屋，更加促成了登山活動的大眾化（林玫君，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