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駐在所：大眾登山的誕生與治理
第一節 近代登山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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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駐在所：大眾登山的誕生與治理
本章以日治時期的警察機關──駐在所為主角，描述登山活動在台灣興起的 過程。駐在所在理蕃政策的影響下廣設於山地，最初是用以監控原住民的駐點，
後來則變成許多登山客借宿的首選。借宿警察機關曾是日治時期登山活動的特色 之一，駐在所一方面確實降低了登山面臨的風險，另一方面也漸漸將登山活動納 到國家的治理之下。若有機會走過台灣的高山，可以發現不少從日治時代遺留下 來的舊物，除了駐在所，還有放置山頭用以測量、繪製地圖的三角點，或是橫亙 中央山脈的越嶺道路。至今仍然有許多登山客會利用少數保存下來的舊時古道或 駐在所，或以到達三角點所在處作為登上百岳的證明，這些時代遺緒不僅見證了 台灣過去的殖民歷史，也是促成登山活動大眾化的基石。
第一節 近代登山的序幕 一、從歐洲到日本的登山開展
在法國的夏慕尼小鎮設置著一座採石工人 Jacques Balmat 為地質學家 Horace Bénédict de Saussure 指路的紀念像，記述十八世紀後期，瑞士學者 Saussure 為了 植物學研究，在嚮導 Balmat 的帶領下，組織了一支登山隊登頂阿爾卑斯山脈最 高峰白朗峰的故事。自 1786 年人類首度登上白朗峰後，以阿爾卑斯山為中心的 登山活動逐漸開展，甚至由此打造了一段密集首登新山峰的黃金時代（Goldn Age）
（Dangar and Blakeney, 1957）。有別於為了生計、研究或資源開採等動機而進入 山區活動，近代登山指人們開始注重身體的鍛鍊（Hansen, 1991, 1995），或是基 於追求精神上的美好體驗（Mitchell, 1983），而有意識地為求攀登山峰所從事的 登山活動。
關於歐洲近代登山風潮形成的起因，研究多從人們為何會登山來尋求解釋。
歷史學者 Peter H. Hansen 將之歸因於中產階級文化及國族認同，指出在維多利亞 中期的英國，登山是中產階級相當熱衷的體育活動。雖與阿爾卑斯山脈沒有地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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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相隔了一道海峽的英國在歐洲的登山黃金時代中卻有舉足輕重的貢獻。據 統計，從 1786 年到 1850 年，登上白朗峰的登山者裡有 43%是英國人，至 1878 年止則佔了 57.4%（Hansen, 1991: 49）。世界上第一個登山俱樂部 Alpine Club 便 成立於倫敦，主要是由當時的中產階級組成，涵蓋了牧師、科學家、大學教授。
Hansen 認為，布爾喬亞文化對於擁有健康身體的焦慮，促使他們視運動為大事；
中產階級的浪漫情懷、對於雄偉地景的崇拜，則促成了人們前往山區壯遊的風潮。
所以，登山可說是在「中產階級地位、性別與國族認同這些當代定義的交點中所 發明的」（Hansen, 1995: 301）。
1850 到 1860 年代間，大英帝國面臨了一連串的軍事威脅，包括與中國的第 二次鴉片戰爭、與毛利人在紐西蘭的衝突，以及美國南北戰爭，軍事表現的危機 喚起英國實力衰退的爭論和焦慮，加強了像登山這種探索未知領土行徑的象徵意 義。十九世紀中期有許多探險隊致力於填上地圖未知域的旅行，許多登山隊也將 探索與冒險等用在前往極區或非洲的語彙轉而描述攀登活動，再現帝國的征服。
此時首登（first accents）成了中產階級攀登者最渴望達成的目標，並將尚未首登 的山峰稱為未征服的山域（Hansen, 1995: 304, 313-316）。
另一方面，Mitchell（1983）從社會心理的角度切入，藉由心流體驗（the flow experience）解釋人們對於攀登的熱情。心流（flow）最早是由心理學家
Csikszentmihalyi（1974, 1975）提出，描寫全神貫注完全投入於一項活動後獲得 的愉悅及充實感。人們因為可以掌握從事的活動，8感到有趣、並能享受其中，
滿足的感受也讓他們願意持續從事這類活動，甚至提升技巧來追求更高層次、更 複雜的體驗（Csikszentmihalyi, 1974: 58）。心流的創造看似是個人層面的哲學議 題，然而透過攀登來追求正向經驗，反過來說也可能顯示了人們對於日常生活、
社會常規的逃避，隱喻著集體社會的迷亂（Mitchell, 1983: 169, 173-180）。
日本的登山發展也有非常悠久的歷史，起源於敬畏大自然奇觀、以山為崇拜
8 心流的產生講求挑戰與技巧的平衡，假如活動帶來的挑戰遠低於參與者擁有的技巧，活動將顯 得乏味無趣；假如挑戰遠高於技巧，參與者可能會因為無法勝任挑戰而感到焦慮（Mitchell, 1983:
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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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而發展出的山岳信仰（岡本卓也、藤原武弘，2015）。山岳修行者最初出現 在中世紀的佛教，七世紀左右衍生為信仰登山並開始在部分階層流行，到了鎌倉 時代，原以武士和貴族為中心的參拜登山（参詣登山）也逐漸向大眾傳播（山崎 安治，1986）。信仰登山常見的做法是按照習俗參訪聖山，「以登山口到山頂的距 離作為修道的依據，由『一合目』至『十合目』為計算標準，無關山的高低大小，
而是修行者進入山岳經歷十界的苦行體驗」（林玫君，2006：128）。至今，我們 在富士山依然可見到以「合目」作為登山路程的衡量指標。
日本發展出的信仰登山到了江戶時代後期已經顯現轉變的跡象，當時可能已 出現以享受登高樂趣為主旨而付諸實踐的登山活動，不過並不盛行（岡本卓也、
藤原武弘，2015：168）。近代登山真正進到日本，更為明確的時點是在明治時期 廢除了鎖國政策後，在日本知識分子與英國傳教士的鼓吹和提倡下引入。尤其在 明治 38 年（1905），日本仿效英國成立全國性的登山組織「山岳會」，同時發行 刊物、傳遞歐洲的登山紀事、知識，宣導一種以科學方式征服自然的運動精神，
遂進一步地將近代登山推展向大眾（林玫君，2006）。
二、有山無人爬的島嶼
若將場景放回到台灣，屬於大眾的登山活動最早則可以追溯至一百年前。日 治時期以前，除了原住民的日常活動，目前可考的山地活動記錄應是元代航海家 汪大淵在 1330 年和 1337 年二度出海所撰寫的《島夷誌略》，記述來台攀登大屯 山的經歷。不過文獻指的「琉球」是否就是台灣仍然有待查證（吳永華譯，1997；
林玫君，2006）；比較確切的記載是清代郁永河在 1697 年來到台灣採礦而寫下的
《裨海記遊》（又名《採硫日記》）。清代的山岳文章大多僅止於遠望與想像，少 有親自登臨的遊記。像是郁永河曾在〈番境補遺〉一文中提及，「玉山在萬山中，
其山獨高，無遠不見；巉巖峭削，白色如銀，遠望如太白積雪。四面攢峰環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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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望不可即，皆言此山渾然美玉。番人既不知寶，外人又畏野番，莫敢向邇」。9 描述長久以來，台灣的山地一直是不同統治政權的化外之地，甚少有人能夠踏足 探索。
鄭安睎和陳永龍（2013）認為應該區分登山活動與其他的山域活動，兩者的 區別在於目標的差異：山域活動是出於其他動機，以攀登為手段的活動，實際上 也甚少登上山頂；登山活動，則指將登頂本身視為目標所實踐的登山行動。沼井 鐵太郎（吳永華譯，1997）和林玫君（2006）以「趣味登山」來指涉日治中後期 在台灣興起的登山運動。在日文中，趣味（しゅみ）的意思是興趣、嗜好，指與 工作或職業無關，個人樂於從事的事物；所謂的趣味登山，也就是與工作沒有直 接關聯而從事的登山活動。依照這樣的定義，台灣大約是在 1920 年代，才掀起 首波的近代登山風潮，比起歐洲晚了將近一個世紀。
關於歐洲近代登山如何興起，許多討論圍繞在人類攀登的原由，雖然解釋了 在特定時期鼓舞人們投入一項運動的動機，但是較不足以說明使人們得以達成的 條件。部分研究曾關注技術革新對於山區旅遊的影響，如蒸汽船的改良、鐵路的 延展讓前往目的地的時間及成本大幅地縮減，像是從倫敦到瑞士，在 1830 年代 需要花費兩個星期，到了 1850 年代只需要三天的時間（Coolidge, 1889; 轉引自 Hansen, 1995: 301）。在日治時期台灣旅遊活動的研究中，蘇碩斌（2006）則指出 大量觀光設施的建造對於旅遊活動的助益，當中包括了硬體的鐵道鋪設與經營，
軟性觀光機制的推廣。不過在設施早熟於社會結構的狀況下，也造就台灣「節慶 性格」的獨特觀光樣態。前述暗示了時常被隱蔽不見的基礎設施，可能如何催生、
維繫集體社會行動，甚至達到社會改造的效果。近十年來，「基礎設施」的觀點 由於匯集了國家發展計畫和大規模環境變遷，愈來愈受到環境史與政治生態學的 重視（何俊頤，2017）。基礎設施並不限定於硬體設備，也包含軟體的政策法規 及實作社群，因為它們通常處於隨時可供使用的狀態（ready-to-hand），而容易
9 清代稱原住民為「番人」，日治時期則以「蕃人」稱呼，由於帶有不善的意味，本文將盡量避 免使用這些指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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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沒至背景，難以察覺（Star and Ruhleder, 1996）。以下援用基礎設施的觀點，
分析台灣近代登山風潮興起的條件。
第二節 趣味登山的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