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表述」的雙重視角
第二節 距離與對望—私我／家族我／群眾我
駱以軍的「我」，並非單指個人的私我，而是游離在每一人的「我」之間，因 此，還具有「家族我」的意義。藉由書寫個體我和雜糅他人的故事，駱以軍以私 我、家族我、群眾我的角色代言體的方式，寫下生命中的荒涼與創傷。
駱以軍的私小說特質，其間穿梭著作者介入，玩弄、游移「是我／非我」
，曖昧的情慾，雖延綿著私小說自暴的脈絡，卻將「我」的範疇擴展，而著重寫出「我 們」體現「群我關係的認知」，逸出或隱含於「我」的面具之外或內。而所謂的「我」
（我們），不但將「我」與群體的關係，由分離走向群我，再由群我走向分離，或 許正是註解了他認同過程裡的迂迴與曲折，也反映了外省第一代來台，開花散葉 卻無法落根的歷史悲哀。所以，駱以軍的「我」既是個人我、家族我、同儕我、
族群我，最後則是群眾我。
「私我」是展現他個人對於自我的知覺和組織、探尋真理的方式。省察過去 我的生命型態和意識想像的增長蔓延，主要以說故事去省思「我」的意義。對於 小說的想法和實踐，記錄生命裡的不可解、疑惑，為此找到解釋和答案。對駱以 軍而言，小說家的創作從不只是小說，而更繫於「小說反思」，在小說之中有小說 的思考，以小說反思小說，「小說的曠野還是我的鄉愁」24。
爬梳他的創作脈絡，由小說實驗開始，提出了小說理論，然後他依樣畫葫蘆，
實踐小說的創作。但是，這其中也進行了他有所反思、企圖，他身為小說家的使 命。「作家筆下流淌的每個字都同時是『故事』」與『說故事』的方法，既是目的 也是工具，是小說也是讓小說斷死續生的丹藥」25，駱以軍常以「武士」自喻為寫 小說的自己，「小說於我是一種習藝」：
24 蔡依珊採訪：〈駱以軍—我不是惡漢，我只是邋遢的中產階級〉，《野葡萄文學誌》第 18 期，2005 年 2 月，頁 27。
25 楊凱麟：〈每個字詞都裂解，駱以軍的二個世界〉，《女兒》（序），台北：印刻出版社，2014 年 8 月，頁 8。
我常在想你說的「我們這一代的故事」是什麼？也更因此而常想「我們這 一代」到底是什麼？尤其是在知識上在創作上必須面對「下一代」或（上 一代）的時候。……因此，你說的無法逆轉、無從救贖，對我而言，就是 某種更深沉的自我放棄，也是更激進的自我找尋……那些曾經是很重要的 更裡頭的東西。那些「我們這一代」在戒嚴時代浸泡、在現代主義養成因 而變成蒼白貧血的「老男孩」們所失去的很重要的更裡頭的東西。在面對 沒有發育的青春、性、愛、信仰的背叛與迷亂之前就快速老去的時候，一 定會令我們大慟的東西……26
在創作過程裡，不單是對自我身心的考驗，還有自我的追尋，如同顏忠賢所說的，
那些這一代的我們，的故事，那些自我放棄或自我找尋，令我們大慟的東西，是 可以永遠存在打動人心的東西。在面臨死亡或災難時，我們該如何面對？亦或者 處於荒謬的世界，絕望地活著，這些都是駱以軍所探索、省思。在他小說創作中，
經由那些閱讀（書寫）的過程，重新撿拾過往時光，用一種向強光逼視的模糊印 象，提出不可名狀，或充滿疑惑，或遺忘的回憶。其中包括高中待在重考班、大 學滯留陽明山文化大學獨居時光、五、六○年代的電玩……所經歷的一切，在記 憶裡被渲染開來，如同乾燥的菊花置於熱水之中，會再一次綻放，那些被遺忘的 時光、被遺忘的人，都會在小說裡再一次活過來。卻萬萬沒想到，藏在記憶深處 的，盡是那些傷害、陰暗、觸目驚心，原來生命的本質不全然美好，反而是千瘡 百孔，夾層在無限華麗蔓生的皺褶裡，那些彷彿毫無止盡的細節繁衍、延伸與演 化裡，那些層層包覆，相互指涉的文字裡，還可以再挖掘更多的細節，還是故事
26 〈對望集：性愛地獄變—關於「殘念」，駱以軍與顏忠賢的對話〉，《印刻》第 4 卷第 4 期，2007 年 9 月，頁 140。
環扣故事……，都是生命的歷程，都是小說裡最精粹的部分，「其涵義不像堅果的 核心，而是如同外殼包覆著整個故事；而故事點出涵義如同殘光照射出薄霧，又 如鬼魅月光勾勒出朦朧的光暈」27。於「私我」，駱以軍投入小說的創作與理念，
和他的一生：
寫小說同時也必然是寫小說自我的自身的理論，是自我證成與自我批叛的 永恆回歸。……文學是一種「自我奠立」之物，「『在那壞毀之境重新組裝 回自己』的那想像的一生，就是『自己的一生』，終於修補回一個完整人形 的時刻，恰也正是這個自己『生命』走到盡頭衰老將死的時候……」28
你有沒有發現，再偉大的作品，那些筆下的悲苦人，其實都是作者自己的 化身。你如何真正去感受那些沉淪中人內心的苦痛……事實上，怎麼努力，
對於他們，除了廉價的同情，便只有自作聰明的嘲謔了。我們是永，不，
可，能體會，黑暗中那些各自孤立深藏的心情。（〈紅字團〉《紅字團》，頁 5~6）
因此，「私我」反芻了成長的經驗，過往的創傷、不敢為人所知的皆被重新檢視。
也是和自我的對話，對照。記憶往往難以歷歷、全面，讓每個時期的自己和現在 的我進行視角彌補，才能夠看到潛意識的浮現。
27 參引〈宇宙所有人性髒汙海洋的巨大濾腮—駱以軍×楊凱麟《女兒》書友會〉介紹文。
（http://blog.roodo.com/smallidea/archives/31389983.html），2015 年 7 月 31 日檢索。
28 楊凱麟：〈每個字詞都裂解，駱以軍的二個世界〉，《女兒》（序），台北：印刻出版社，2014 年 8 月，頁 8~9。
「家族我」是他身為外省第二代的身分漂流感，逃亡的路線圖。父親的外省 身分，母親是台灣本土的養女，甚至妻子是澎湖渡海來台，而其祖先曾是混過荷 蘭人的血液：
那一切像細沙或油滴靜靜滲透，在你陌生、輕微詫異、好奇，甚至微微失 落的時刻，不設防地展演。在台北，我們都是現代主義的摹仿者，一旦闖 進各自的童年現場，你才發現什麼「異鄉人」、「波特萊爾」、「土地測量員 Ｋ」、莒哈絲或塔克夫斯基，於他們只是蟬蛻之殼。……殊不知作為外省第 二代的我，像無軀殼的鬼魂，注定仍得在現代主義的屍骸中翻撿破片，找 不到一投胎的形式。我想，對我這樣一個生在島嶼的外省第二代而言，「異 族」永不是他人，而是自己。29
在〈中正紀念堂〉裡駱以軍以童年迷路的驚恐，長大後竟發現是紀念堂的工 地。而那座由官方所建構出來的龐然巨物，如神話英雄般的形象乃是政治操作的 結果：
在那一片溝壑起伏，陣形難窺其祕的空間曠野（我真的覺得自己被困在一 個離那座城市好遠好遠的郊外）的中央，是一座搭蓋到一半，鋼樑裸露，
巨石塊堆疊而上的，像外太空基地一樣怪異、高聳的巨大建築。(《月球姓 氏》，頁 124~125)
尚未竣工的中正紀念堂，座落在曠野中由巨石堆疊的莫名建築，加上作者刻意布 置的「外星基地」的想像，原本是政治中心的建築物，反而在「錯覺」中彰顯出 某種意義下的「中心」是否成為另一種意義下的「邊緣」，除了「外來者」的影射，
29 駱以軍：〈默片場景〉，《文訊》第 258 期，2007 年 4 月，頁 99。
也暗示者，這操作出來的國族寓言，乃是一個封閉性的、漂浮不具著根性的神話，
（oneness）和重視差異性（difference）34。夏春祥〈文化象徵與集體記憶競逐—從 台北市凱達格蘭大道談起〉裡引用法國學者的看法：「集體意識就是闡明文化中共
同感的組成性質」、「記憶是文化的社會產物」、「集體記憶常是語言論述的結果」35 寫出了記憶實際上不非是個人經歷的記錄，更是被社會政治所影響。因此，這便 是文化身分的認同—國族的想像系譜。
在中國原鄉裡的失落，在台灣國土上本土意識的興起，造成雙重流亡感，而 駱以軍外省族群第二代的追溯系譜、國家認同，更顯飄浮、無依，藉著對記憶的 探索，誇張孤臣孽子的姿態，駱以軍有抵抗遺忘的意思，更重要的是他發現了故 事（或就是歷史本身）的虛無和悲劇感。36他站在父親的角色，記錄父親那一輩的 過往記憶，在處於現在完全不同的國土上扞格不入的矛盾，時間停留在彼岸的家 鄉家世，但是隨著逃難的足跡，人卻被拋置於語言迥異，沒有親人死去的此岸（空 間），遙望早已經過時空的流離輾轉，存留現實世界裡虛幻情景，寫出個人的小歷 史，如同大時代的縮影，亦往往是大時代的歧出：
那時候才想起，我已經有多少年不曾回去那個度過了整個童年時期的老房 子了。我有些詑異老去的父親對於斷電如此敏感，我不是早已習慣於他像 隻盲了的老河獺，整天縮在那時間早在其內崩壞的老房子裡，無視天光一 寸一寸挪移而僵蟄在屋子裡的某一處固定的角落……他說他還是小孩兒的 時候，我祖父總要他拎著一只空酒瓶，到洲上的小雜貨鋪沽酒。……把花 生拌上切薄的香豆乾，淋上香油醬油芫荽……就像我從小到大聽過上千萬 次的版本，「金聖嘆說有火腿的味道」。（〈廢墟〉《月球姓氏》，頁 80）
駱以軍父親和那些往來父執輩們，如月伯伯、揭伯伯，大家約好一起改成相 關聯的名字，讓彼此的關係更深層，如兄弟手足般，如朱建東、熊建坤、趙建雲、
35 夏春祥：〈文化象徵與集體記憶競逐—從台北市凱達格蘭大道談起〉，收錄於盧建榮編：《文化與 權力—台灣新文化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 年 12 月，頁 112。
36 楊佳嫻：〈在歷史的裂隙中—駱以軍《月球姓氏》的記憶書寫〉，《中外文學》第 32 卷第 1 期，
2003 年 6 月，頁 108。
劉建農，成為身份的印記，藉由提醒自己的由來和關係，形成他們之間共同的流 亡回憶和相通的聲氣。父親的外省移民世界在分隔四十年後返鄉探親後，乾癟沉 默地面對偏離的舊日記憶：
我父親於一九四九年丟下他那時不滿二十歲的妻子（還有一雙襁褓中的兒
我父親於一九四九年丟下他那時不滿二十歲的妻子（還有一雙襁褓中的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