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三節 跨文化適應與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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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兩岸的社交媒體發展脈絡和文化情境截然不同，當遷移到台灣，陸生接 觸到比過去更加自由的社交媒體環境，所接受的資訊也較以往來得豐富。與大陸 官方死守言論邊界，人們自覺避談政治的社交媒體環境不同，台灣的社交媒體環 境開放和自由，有著寬闊的言論空間，網路輿論總是和台灣社會的現實緊密結合。
特別在台灣幾次社會運動期間，Facebook、PTT 等平台上不乏涉及到兩岸政治、
歷史認同等敏感的議題內容，對於伴隨社交媒體成長、且又接受台灣是祖國不可 分割一部分國族教育的陸生是不小的衝擊。
蕭伊婷（2009）的研究發現，兩岸學生在進行交流時，常因政治禁忌或意識 形態不同而引發衝突。楊雲喬（2013）針對陸生對兩岸政治議題的意見表達的觀 察，發現陸生來台後對於台灣政治雖有較多接觸與了解，卻始終將自己定位於旁 觀者的角色，對於媒體扭曲的事件報導雖然感動憤怒不快，但當面對兩岸敏感議 題時，陸生多害怕孤立、不願與台灣同學起衝突，進而縮減自己的發言意願。
總的來說，陸生來台後，保持著原有的社交媒體使用，又使用台灣社會流行 的社交媒體，因此在其使用的社交平台上，既有原生社會的主流文化，又包含台 灣社會的意識形態。陸生必須同時面對兩種不同的文化溝通情境，在台灣和大陸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網路環境中來回跳躍。
第三節 跨文化適應與溝通
壹、跨文化衝擊與適應
伴隨全球化浪潮的深入，人口的移動和交流變得更為便捷頻繁。在這樣的背 景下，出國留學日益普遍，不管是在虛擬的網路還是現實的世界中，留學生都可 輕易接觸到有別於原生文化的人事物，進入到新的社會環境和文化脈絡中體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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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留學生透過傳播媒介或親身接觸新的社會價值、生活環境，難免面臨文化 認同、價值觀念上的差異和衝突，可能導致無法良好地與新文化溝通，而面臨文 化衝擊。
一、文化衝擊
Oberg（1960）認為，文化衝擊（culture shock）是指個人移居到新環境的過 程中，面臨失去熟悉的社會符號和社會交往象徵，而在心理上引發焦慮、憂鬱等 負面情緒。Chaney & Martin（2007）對文化衝擊進行了進一步的解釋，他們認為 文化衝擊是個人從原文化環境遷移至另一個不同文化時所經歷的創傷，小至飲食 習慣，大到觀念上的差別都可能造成個體產生不舒服的情緒和壓力。
文化衝擊是每一個進入新文化環境的過程中，必然擁有的經驗，驟然失去熟 悉的環境和親友的支持，面臨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語言、學業上遭遇的困難等 都是讓留學生感到不適，產生思鄉情緒和排斥新環境的可能因素（Oberg, 2006）。
Taft（1997）總結文化衝擊可能主要來自於六個面向：1、適應陌生環境的 壓力；2、失去朋友、社會地位、專業而產生的失落感；3、對新文化成員的抗拒 感，或是遭受新文化成員的排斥；4、在社會角色期望、價值觀和自我認同感到 混淆；5、因文化差異而產生驚訝、焦慮、厭惡或是憤怒；6、無法應對新環境產 生無力感。
Smith & Khawaja（2011）回溯了以往對於留學生文化適應相關實證研究，
總結認為語言、學業、社會文化差異、社會歧視、生活壓力是留學生在進入不熟 悉的社會環境中最容易感受到衝擊，產生適應壓力的五個面向。
以陸生為例，徐宥賢（2014）指出，飲食習慣上的差異，人際關係與相處，
生活習慣和社會規範的不同、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由於三限六不政策而導致在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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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發展上無法擔任研究助理等方面的差別待遇，繁重的學業壓力，氣候與疾病，
以及思鄉情緒這八個方面是陸生最可能遭遇的文化衝擊。
二、文化適應
當文化衝擊進入到留學生的跨文化經驗之中，如果不能及時消除疑慮，因為 不適應而產生的焦慮、困惑以及沮喪等負面情緒，可能會干擾到個人的學習能力、
人際經管經營等各個方面。個體必須學習主文化，透過溝通、互動和其他適應行 為來獲得關於主文化的價值觀、行為模式等方面的知識 (Lei & Schnell, 2012)。
文化衝擊是文化適應過程中必然經歷的階段（Oberg, 1960），文化衝擊與文化適 應實則為一體兩面。
學術界對於文化適應做了多方面的討論，Redfield（1936）最早提出「文化 適應」的概念，他認為文化適應是由個體組成的兩個不同文化群體間持續發生的 文化接觸與互動，使得一方或雙方原有的文化模式發生改變。 Kim（1988）則 認為文化適應是長期、動態的過程，是個體接觸到新的、陌生的文化而進行自我 調整的社會化過程。Kim 強調文化適應是一個動態過程，而不是一個停滯的狀態 或短暫的接觸，陌生的文化是文化適應的主要刺激因素。
旅居者在文化適應上所要經歷的階段和面對的議題，學者們有不同的看法。
Lysgaard (1955)對於文化適應歷程的觀點很有代表性，他認為文化適應在時間歷 程上大致呈現出高-低-高的 U 型曲線，旅居者會經歷初始期（initial stage），寂 寞期（loneliness stage）和復原期（recovery stage）的過程。初來乍到，旅居者通 常都能以樂觀的心態置身於主文化之中，但隨著遭遇文化衝擊，將經歷情緒的跌 宕和不適應，最後慢慢恢復至舒適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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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m（2002）則從非線性的視角出發，認為文化適應是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
表現為螺旋式的壓力一適應一成長( stress-adaptation -growth) 的動態形式。旅居 者面對陌生的文化和社會環境，會不斷地與環境互動，當接受的資訊與期望不符，
個體的平衡被打破，產生焦慮和不確定感，個體透過學習宗主國文化以緩和這種 壓力重新達到平衡。但當遇到另外一種文化衝擊時，個體在壓力下必須透過尋求 更多的資訊和交流，學習更多關於宗主國文化的知識以降低種種不確定性。這個 過程好像一個螺旋式的彈簧，不是勇往直前，而是像彈簧一樣，進兩步退一步，
在壓力下逐步往前。個體在壓力解決的過程中獲得了更多的認知、行為和情感能 力。
Ward & Kennedy（1992）將文化適應分為心理適應和社會適應兩種不同的 維度，前者是個體對於新文化的想法與態度，後者則是適應新文化環境的狀況，
與主文化成員或群體互動交流的能力。
Berry (1980)則將個體需要處理的文化適應議題具體分為兩類：1、是否保留 原文化的認同；2、是否與當地社會成員保持良好的關係（Berry, 1980)。個體在 這兩方面的選擇構成了四種文化適應的策略，分別是整合型（integration）、分 離型（separation）、同化型(assimilation)和邊緣型(marginalization)。整合型意味 著移居者保留原有的文化身份並且樂於與新文化環境的社會成員保持良好的關 係，分離型則代表移居者在新環境中只想保留原有的文化身份，避免與其他族群 接觸，不願意與主文化成員保持良好的關係，同化型的移居者希望與新文化成員 保持良好聯繫，不再保留原有的文化傳統，邊緣型的移居者即不想與原文化保持 聯繫，也沒有興趣與新文化群體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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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學者的觀點，文化適應大致可以分為內在認知和外在行為兩個部分，
前者涵蓋個體對主文化的態度、價值判斷等心理層面，後者則包含個體對主文化 人事物交流、互動和參與主文化的積極程度。
貳、留學生的跨文化適應議題
長期以來，學術界不乏對移居者文化適應的研究和討論，留學生一直是文化 適應研究的重點關注對象，因為這個群體即具備良好的教育程度，在文化適應上 也擁有高度積極性（Ward, Bochner, & Furnham, 2001）。總結而言，人際關係、
認同形塑以及完成社會化轉變是留學生在文化適應過程中處理的主要議題。
一、人際關係
進入到新環境，留學生首先要處理與其他社會成員之間的人際關係，對於 人際關係的處理分為主文化群體和原文化群體兩個方面。在跨文化接觸的過程中，
留學生不僅要不斷學習陌生的符號、價值、文化、知識等，與主文化群體進行溝 通，還要保持與原文化群體之間的連結（Kim, 2011）。
Yum (1988b)指出在跨文化的情境下，個體的傳播網路呈現出放射狀，即跨 文化群體與外群體成員連結，但外群體成員之間並不相互聯繫，而若是在個體的 文化群體內部中，這種人際傳播是相互連鎖交纏的，即個體與內群體成員聯繫，
內群體成員間又是相互聯繫的，基於這種認識，Yum 認為在跨文化傳播網絡中 的連結是若連結而非強連結，也就是說，旅居者與內群體成員間的聯繫十分鬆散，
大多是泛泛之交或至少偶爾聯繫角色關係。而這種較為疏鬆且其中多為弱聯繫的 跨文化人際網絡，較難實現友誼的傳遞，「我朋友的朋友，也成為我的朋友」這 種情況，在跨文化群體的人際交往中是較為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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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有一些實證研究證明了 Yum 的觀點，例如 Bochner, Mcleod & Lin (1997) 的研究發現，留學生與當地群體發展人際關係；芮晟豪（2008）對韓國留學生在 上海的人際網絡分析結果顯示，在滬韓國留學生與中國人的關係多為工具性或是 混合型的關係，主要是為了獲得其所希望的某些物質目標或是基於人情與面子而 建立起來的連結。韓國留學生與中國社會成員群體較少建立起深遠持久的強連結，
而是一種鬆散的弱關係。
留學生若要實現良好的文化適應效果，應該克服語言、自我角色、文化差異 等方面的障礙，對其他社會群體的觀念加以了解和溝通，增進彼此間的交流。
留學生若要實現良好的文化適應效果，應該克服語言、自我角色、文化差異 等方面的障礙，對其他社會群體的觀念加以了解和溝通，增進彼此間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