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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選舉制度與政黨的影響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許多新興民主國家面臨了制度選擇的歷史時刻。在選舉制 度的選擇上，不僅是新興民主國家，包括許多民主先進國冢（例如義大利、紐西蘭、日 本），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混合式選舉制度。到了二十一世紀初，全球已有超過 30 個國 家在其國會選舉中使用混合式選舉制度。
根據 Moser 和 Thames 的觀察，採用混合制所想要達到的目的包括：1.比例代表制會 鼓勵一個新的政黨體系；2.單一選區制的採用可以加強地方派系對總統的支持；3.混合的 選舉制度可確保政黨具全國代表性；4.在選舉制度要保障支持改革的政黨，卻又不確定這 兩種制度何者較為有利的情況下，選擇兩制合一可以減少改革派全盤皆輸的風險。89
自從二十世紀初有大量歐洲國家捨棄多數決制改採比例代表制以來，二十世紀末的 這一波採行混合式選舉制度的浪潮，儼然已成為世界性選制改革的主流趨勢。由於混合 制兼具多數決制與比例代表制的精神，這種兼容並蓄的選舉制度甚至被認為是人類選舉 制度發展的最終進化結果。90
對俄羅斯而言，在葉爾欽擔任總統時期（1991 年─2000 年）的政治局勢是呈現「弱 中央－強地方」的格局。而事實上，俄羅斯在當時葉爾欽總統主導下之所以會採取單一 選區兩票制的並立制，一個重要的考量便是希望以單一選區制的選舉拉攏地方菁英對葉 爾欽總統的支持，意味著葉爾欽對於地方菁英的妥協讓步。91
一段時間後，地方菁英透過並立制中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的選舉，能夠挾地方民意 自重，強化自己在地方的影響力。結果，在俄羅斯社會分歧嚴重的環境背景下，並立制 中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的選舉，不僅未形成兩大黨為主的政黨體系，反而製造了大量以 地方為支持基礎的政黨，而在全國層次上形成多黨體系。甚至有些地方菁英未參與政黨 或組成政黨，以獨立候選人的身分參選，也能在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的選舉中獲得席次。
89 Robert Moser & Frank Thames, Compromise Amidst Political Conflict in 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s: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pp.262-265.
90 王業立、蘇子喬，2010，「為何廢棄混合式選舉制度？－義大利、俄羅斯與泰國選制
改革之研究」，東吳政治學報，第 28 卷第三期，頁 3。
91 趙竹成，2006，「俄羅斯聯邦選舉制度與總統職權」，問題與研究，第 45 卷第一期，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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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換句話說，杜瓦傑法則（Duverger’s Law）當中提到的：「單一選區相對多數制會導致兩 黨制的產生。」這樣的法則在俄羅斯並不適用。
而普欽在 2005 年開始推動的選舉制度改革，在新的選舉制度下，全部的 450 名國家 杜馬議員皆由以全國為範圍的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選舉產生，且將政黨可分配席次門檻 由原本的 5％提高為 7％。而之後 2007 年的第五屆及 2011 年的第六屆選舉都是使用政黨 名單比例代表制選出該屆的國家杜馬代表。
而新的選舉制度的施行，便是希望藉由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取消地方菁英透過單 一選區制的管道進入國會的機會，以強化聯邦中央政府的權力。此外，而政黨名單比例 代表制的全面採行，可以使黨中央完全控制政黨名單的提名，能夠快速地提高政黨對黨 籍議員的管控能力，也因此強化了政黨的黨紀和凝聚力。但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雖能強 化統一俄羅斯黨的黨紀和凝聚力，也可能使其他小黨因選舉制度的比例代表性提高而獲 得出頭的機會，使得統一俄羅斯黨在黨紀強化的同時，卻因為其他小黨分佔國家杜馬的 席次而導致統一俄羅斯黨的席次減少。為了避免上述情況發生而不利於統一俄羅斯黨，
因此普欽在主導國會修法改採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的同時，又設了 7%的政黨可分配席次 門檻，以阻斷小黨出頭的機會。93
在施行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後，政黨有較高的意願提名不同類型與不同選民基礎的 候選人，以吸引更多不同來源的選民，因此婦女也因此擁有較多的機會被提名出線。根 據圖 4-1 看出從 1993 年至 2011 年共六屆的女性國家杜馬代表的人數走向，前四屆的女性 代表人數不及第五屆和第六屆的人數，甚至在改制後的 2007 年女性候選人當選人數達到 最高峰為 74 人，因此相對於混合制來說，「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對於俄羅斯國家杜馬 女性候選人來說是較有勝選的優勢。
92 王業立、蘇子喬，2010，「為何廢棄混合式選舉制度？－義大利、俄羅斯與泰國選制 改革之研究」，東吳政治學報，第 28 卷第三期，頁 29。
93 Thomas F. Remington, “Putin, the Duma, and Political Parties,” in Dale R. Herspring ed , Putin’s Russia: Past Imperfect, Future Uncertain.( Lanham :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pp.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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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1995 1999 2003 2007 201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於俄羅斯國家杜馬網站
95 Valerie Sperling, “The Fair Sex in an Unfair System: The Gendered Effects of Putin’s Political R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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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ris 和 Lovenduski 也認為政黨對女性參選同時扮演著正面和反面的角色─政黨能 提供女性候選人幫助，但是它們也可以設法阻撓女性候選人去獲得權力。96Matland 和
PONARS Policy Memo, No. 398, pp. 195-197.
96 Pippa Norris & Joni Lovenduski. Political Recruitment: Gender, Race, and Class in British Parlia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97 Donley T. Studlar and Richard E. Matland, “The Contagion of Women Candidates in Single-Member District and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Electoral System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58, No.3(1996), p.717.
98 Anna V. Andreenkova, “Women’s representation in the parliament of Russia and Ukraine,” Sociologic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