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聽人研究始終是傳播領域中極為重要的一塊，相關研究歷經數十年的變 遷，無論在理論或方法上皆有所改變，並出現了典範上的轉移，代表著人們對 於「閱聽人」的想像在不同時期發生了變化（盧嵐蘭，2008）。
學者們對於閱聽人研究的劃分有不同看法，但大略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 階段為早期北美流行傳播的效果研究，此時期的研究注重大眾媒體的傳播形式 及內容，將媒體傳遞訊息比為手槍射出子彈一般，一一擊中「受眾」，關注的 是媒體內容對受眾產生何種效果，視閱聽人為被動接收訊息的「麻思（mass）」， 並未考量其主體性及思辯能力。因此接下來的七Ｏ年代，知名的「使用與滿足 理論」（Use and Gratification Theory）便對此做出回應，主張閱聽人會依據自身 不同需求，主動選擇並使用不同媒介以獲得滿足，但此論點預設了一群主動積 極的閱聽人，隨即遭批評為高估了閱聽人對文本的解讀權力，也忽略社會及文 化脈絡的影響及限制。
到了八Ｏ年代的接收分析研究，打破過度偏重文本影響力或閱聽人權力的 極端論調，並兼併了兩種研究途徑的特色，將傳播的過程視為產製端透過符碼 組合、創造出具意義的文本，而閱聽人透過個人不同的認知、經驗、知識等基 模，對文本進行解碼，因此每個閱聽人對於媒體訊息的解讀不會完全一致，也 不一定會符合產製者的期望。
Jensen 及 Rosengren（1990；轉引自翁秀琪，1993）將閱聽人研究的發展分 為五項傳統，分別為效果研究（effects research）、使用與滿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 文學批評（literature criticism）、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及接收分析（reception analysis）。其中，效果研究及使用與滿足研究類屬社會科學，以社會學、心理
學及社會心理學為基礎，要求以客觀原則、既定的程序來研究傳播過程，並需 將結果以圖形或統計方式呈現，偏向「量化」的研究方式；而文學批評與文化 研究則被劃歸至人文典範，視文本／論域、接收者、情境為大眾傳播過程中重 要的三方，研究者置身其中，透過捕捉特定社會情境中，分析媒介文本如何使 接收者感知特定的意義，研究不一定以既定程序呈現，屬於「質化」的分析方 法（翁秀琪，1993）。由於本研究屬於質化研究，在此便不特別討論屬量化方法 的效果及使用與滿足等研究。
一、文學批評與文化研究
文學批評及文化研究屬於人文典範的研究，文學批評（literature criticism）
的相關研究形成甚早，源自人們對於作品的藝術性、美學的關注，相較於前述 的效果研究及使用與滿足研究，文學批評較接近法國結構主義的分析架構，以 作品文本為中心，強調文本結構對於讀者的影響，而非讀者如何解讀文本。
當代的文學批評對「讀者」概念可分為鉅觀、微觀及心理學與社會學三種 取向，鉅觀角度的文學批評檢視歷史與文學主題的傳承發展，強調閱讀的美學 理論，融合了文本的主題變遷及文學理解的情境；微觀取向的文學批評以讀者 反應理論（reader-response theory）為基礎，認為讀者的經驗是創造意義的來源。
運用心理學與社會學實驗研究的文學批評則指出，讀者如何解讀文本深受其文 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影響。
文化研究發展自英國，以 1964 年成立的「英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e Studies ; CCCS）為重鎮，關心文化與社會，受馬克思主 義影響，傾向以宏觀角度解釋社會權力的運作，代表人物有威廉士（Willams）
、湯普森（Thompson）、霍爾（Hall）等人。文化研究又可分為文化主義（Culturalism）
及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兩大典範，兩者對「意義」（meaning）的觀點、及
文化、意識形態、情境的概念上看法歧異。前者視文化為所有社會實踐所組成 的整體，而任何文化活動的意義皆須由當事人主觀詮釋，因文化即為特定團體 基於特定歷史情境及社會關係，對其生活實況做出反應而體現出來的意義及價 值。後者則認為，文化是透過符號結構才得以產生意義，社會成員無論是描述 其生活實況或從自身經驗中創造意義，皆需借用語言及符號，結構主義論者如 Althusser 便認為意識形態是個人對其存在的真實情況的假想，而研究意識形態 則可透過對具體的語言、符號、儀式或社會實務（practices）的分析，因意識形 態存在於各種制度或活動的表徵系統（representation）中（轉引自翁秀琪，1993）。
二、兼具特色的接收分析
接收分析概念最早出現於 1980 年代中期，主要概念源自英國文化研究學者 Hall 於 1973 在《電視論述的製碼與解碼》（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elevision Discourse）一文提出的製碼／解碼模式，可說是符號學接收分析的前身，整合了 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的理論觀點。其特別之處在於關注閱聽人與文本間的互動，不 但視閱聽人為能夠解讀文本意義的主體，並強調文本的意義來自與閱聽人互動的 結果，但同時，它也未忽略媒介文本的力量，仍注重文本背後所潛藏的意識形態
（ideology）及霸權（hegemony）。
Hall（1973）在文中批評美國經驗主義與行為主義將傳播過程解釋做「環狀 線圈」（circuit），或傳播者與收訊者之間的一條直線，他認為應跳脫此種線性的 思考，改從結構下手，主張研究者在對媒體內容的製碼及解碼進行分析時，應通 盤考慮及審慎觀察兩者所處的社會、政治脈絡，此觀點即為接收研究（reception studies）或接收分析（reception analysis）。
Hall（1980）肯定大部分的文本解讀方式是多元的，不同類型的閱聽人對文 本可能有不同的解讀，但文本產製端通常佔有優勢，大部分主流媒體的內容都會
嵌入強化社會現狀的優勢解讀（dominant reading）。他引用社會學家 Parkin 的觀念，
主張閱聽人在進行訊息解碼時，可能建構出三種不同的立場（Hall, 1980）：
（1） 優勢型立場（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閱聽人完全接受主流媒體的訊 息，並按照製碼者的意義進行解讀，因而符合主流符碼的意義。
（2） 協商型立場（negotiated-position）：閱聽人部分接受主流媒體所傳遞的訊息，
但亦保有自身觀點，既承認霸權定義之合法性，卻又在有限的層次上創造 自己的規則，混合了反對及適應的觀點。
（3） 反對型立場（oppositional position）：閱聽人將主流訊息中的優勢符碼完全 解構，不按照製碼意義，而以不同方式重新詮釋。
以電視為例，文本內容潛在的意義符碼皆為優勢型立場，具有一定的偏向，
但觀眾會依據則個人社會階級、經驗等不同背景，對訊息產生不同的看法，其解 讀立場可被歸類為接受主流媒體訊息的優勢型、部分接受主流媒體傳遞之內容、
部分保有自己觀點的協商型立場，以及完全不依照主流訊息優勢符碼解讀，解構、
重新詮釋的反對型立場三種。因此，根據 Hall 的論點，電視訊息的最終涵義，
仍決定在觀眾運用他們不同的意義系統解碼之時（Fiske & Hartley, 1978／鄭明椿 譯，1993）。
Hall 的製碼與解碼模式，使議論的焦點自意識形態決定論轉向多元主義，甚 至意識型態競逐論（contestation）。其重視的是意識形態及文化的力量，文本雖為 支配性意識形態的產物，具有某程度的優勢意義，但閱聽人是否接受主流媒體定 義之符碼、如何解碼，仍要視其在社會體系中的位置及其所處之脈絡（Graeme Turner, 2000／唐維敏譯）。接收分析的研究典範雖相對興起不久，但已普遍受到 學者們的關注，因其一方面具有文化研究特色，視媒介文本及訊息為文化製碼的 論域，另一方面也避免過於極端地將閱聽人視為無條件擁抱文化商品的被動受眾，
強調了閱聽人的主體性，亦不忘討論媒介文本結構上的意識形態及霸權等力量
（翁秀琪，1992）。
Morley（1992／馮建三譯，1995）是第一個以 Hall 的製碼／解碼模式作為架 構的學者，他於 1975 年至 1979 年與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執行 以「英國廣播協會（BBC）」的電視節目《全國（Nationwide）》文本為例的閱聽 人研究，檢視觀眾的社會背景如何影響其對節目內容的解讀。結果發現，閱聽人 在看電視時，會自發性的將生活領域的討論與再現經驗帶入觀看的過程，媒介中 的訊息並非孤立地與閱聽人發生關係。同時發現，一群大學藝術科系的學生與培 訓的專科學生皆傾向採取「協商型」的解讀位置；而一群服務員則傾向採取「反 對型」解讀；但中產階級的銀行經理及勞工階級的學徒卻同樣產生了「優勢型」
解讀，因此，Morley 認為，閱聽人的階級與其採取的解讀位置間似乎並非完全相 關，當閱聽人的社會階級加上特定的論述位置，才會產生特定的解讀方式，且這 個過程也受限於整體的社會結構（Storey, 1999／張君玫譯，2001）。不過，林芳 玫（1994）指出，Morley 的研究假設仍認為觀眾會受限於如階級等外在因素，而 不具有太大程度的詮釋權。
林芳玫（1994）為國內較早以接收分析架構進行閱聽人研究者，其針對瓊瑤 劇《梅花三弄》的女性觀眾進行訪談，發現觀眾的觀看過程中採取兩種詮釋策略，
分別為——認同男女主角、與其同盟（不一定為認同）的「閱讀位置」，以及不 受限男女主角觀點，採取自身「社會位置」的二種策略。林認為，許多大眾文化 的研究過度膨脹「文本多義性」及「閱聽人自主」的觀點，忽略從經驗層次上去 討論何種情況會產生多元的詮釋、而何種情況下觀眾反應具同質性。她也提醒，
閱聽人研究中，閱聽人的主／被動時常與反應的多元／一致混淆，研究者常直觀 認定觀眾若被動，反應便會一致；若為主動，則對文本的詮釋會較為多元，事實 上，無論主動與否，觀眾面對熟悉的文本類型時，皆有可能會出現相似的反應，
閱聽人研究中，閱聽人的主／被動時常與反應的多元／一致混淆，研究者常直觀 認定觀眾若被動，反應便會一致；若為主動，則對文本的詮釋會較為多元，事實 上，無論主動與否，觀眾面對熟悉的文本類型時，皆有可能會出現相似的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