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電影《被出賣的台灣》之敘事脈絡與再現策略
第二節 電影《被出賣的台灣》之歷史詮釋與建構
（一）政治迫害：1970 年代末至 1980 年代的「異議份子」
劇情影射是許多歷史個案的「綜合體」。仔細說明如「教授」職稱、死亡的 原因與行兇動機即隱喻曾支助美麗島雜誌的陳文成博士；然而以行兇過程，如兩 位著運動衣兇手、竹虎幫（按：竹聯幫）、死者英文名（Henry）、行兇動機（出 版詆毀台灣政府言論書籍等）皆屬劉宜良案件；電影中明一角影射林義雄家族命 案，在電影放映結束後一次座談會中，共同製片的林仁惠曾表示，明的角色是泛 指戒嚴時期的受難者形象。
記者訪問刁毓能時，他曾表示以陳文成和江南案作為劇情的靈感來源，一則
是這些事件確實存在，江南案更是直指情報局長汪希苓與竹聯幫份子陳啟禮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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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安排的暗殺行動；一則是以這些案例作為增添戲劇的張力，因此決定劇情人物、
事件原型與時代氛圍建構出關聯。筆者推測，如何彰顯國家暴力的元凶更是本電 影關注的重點，換句話說，編導希望從謀殺案件與爭議中理解何謂威權統治，以 及如何威脅個人的處境，並追問誰應該為此悲劇負責？透過被害者的受難遭遇譴 責加害者的責任歸屬，目的是對「真理與正義」的伸張。因此即使對台灣威權時 代歷史毫無認知的觀影者，也能由電影中形塑政治受難者的處境，進一步批判威 權統治時代的壓迫者。
另外，「真相」一直是受難者家屬面臨國家暴力時，最沉重也最奢求的盼望，
編導以「警探敘事結構」旨在探究真相與思考正義，這安排是否能對受難者家屬 以表安慰不得而知；因為此一敘事結構往往也提醒「真相與正義」經常葬送於國 家利益與權力之下的無奈。筆者藉此思考一個問題，何以西方好萊塢不斷地拍攝 以「納粹」為主題的電影？一方面除譴責其暴行之外，一方面不也正是告訴後人 遺忘歷史將會重蹈覆轍的危機嗎？而如何避免？只有透過不斷的重述與再現以 供後人從歷史的錯誤中產生反省與辯證。
（二）國家暴力：從二二八、白色恐怖到美麗島事件
1.暴力的性質與實施
電影中對國家暴力的再現，筆者認為除了對異議份子的身體暴力刑求之外，
最重要的表現是透過監視製造恐懼，並藉此壓迫與製造順服的民眾。透過 Kelly 以「警察國家」一詞形容台灣戒嚴氛圍是最直接的批判。根據挪威社會學家 Johan Galtungh 在其研究中將暴力分為「直接性暴力」，「結構性暴力」和「文化暴力」
三種形式，其中，「直接性暴力」（殺戮，殘害，肉體折磨等）和與直接暴力有關 的各種壓迫（監禁，管制，奴役）是造成社會，政治恐懼的最直接原因；19至於 結構性暴力是通過現代社會的政治、社會和經濟體制而起作用的，它並不需要直 接施加於暴力物件的肉體。他又由結構暴力抽離出「文化暴力」(cultural violence)
19 Johan Galtung, Violence, Peace, and Peace Research,‖ in Ghanshyam Pardesi,ed.,op.cit.,pp.9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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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也就是文化體系蘊藏的價值觀，用來合理化直接暴力、以及結構暴力。
由上述說明，Galtung 創造暴力三角理論，總結文化和結構的暴力導致直接暴力，
直接暴力強化了結構和文化暴力。20
因此，從身體的酷刑到統治者以國家安全為名，利用精緻化、法律化及論述 化等使人民產生自我的紀律與服從，亦符合傅柯於《規訓與懲罰》一書中的研究 所提「全景敞視主義」（panopticism）所做的規訓與權力分析。傅柯指出由邊沁所 設計的全景敞視建築是一種高效率的監獄建築物，監獄中每個犯人都監禁在個別 的小房間，且無時無刻都被中心塔內的警衛監視著。這棟建築物內除了中心塔內 部外，其餘空間均如透明般的明亮，所以小牢房內每個人的一舉一動皆會輕易地 被中央監控者所凝視。這位監控者可以在塔中任意觀看他人，但他人只知有人監 視，卻看不到監控者，並且犯人彼此間也無法看到對方。監視者的目光長久注視 著犯人的身體，而犯人完全無法回應監視者的凝視，那麼犯人自然而然地就會將 這種幽靈般無形的凝視內化於主體日常的自我監視中。21
全景敞視主義的擴張是更深刻的權力滲透入社會中最細微之處。例如衍伸至 國家對規訓機制的控制，如 18 世紀警察組織的成立。透過操控，警察組織於當 代被視為王權專制主義的直接展現，為了行使治安權力，必須使他具備一種持久、
洞察一切、無所不在的監視手段。這種手段必須使一切隱而不現的事物變的昭然 若揭。必須把整社會變成一個感知領域：有成千隻眼睛分布各處，流動注意力總 是保持警覺。因此 Vattel 曾說：透過建立一支高明的警察隊伍，君主便能使民眾 習慣於秩序與服從。22筆者認為，「全景敞視主義」可以轉化理解台灣威權時代統 治者的權力擴張，透過警總、情治單位、黨國教育與司法如「懲治叛亂條例」、「檢 肅匪諜條例」、「刑法第一百條」等法律形成監控社會製造順民的細膩且綿密的網 絡，因此，教科書上會形容戒嚴時期的恐懼氛圍：「人人心中都有個小警總」，充
20 Johan Galtung, Cultural Violence,‖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7, No. 3(1990), pp. 291-305.
21 Michel Foucault 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9 年），頁 224-227。
22 Michel Foucault 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頁 235-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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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展現權力對社會成員的約制與壓抑！此論述與研究不僅提醒著國家暴力威脅 感存在的普遍性，更重要是揭示國家暴力以一種合理化、制度化和內化的細緻技 法以達到控制社會並使人順服的目的與本質。
根據電影的詮釋，製造恐懼以利統治的是透過情治系統對異議份子的監控，
尤其在海外的「間諜學生」；而執行暴力者則推論是政府與「黑道」的關係密切。
而這一論點的靈感即是來自江南案。江南於 1984 年 10 月 15 日被害，命案兇嫌 為竹聯幫份子陳啟禮、吳敦、董桂森，然而隨後動搖蔣氏政權的原因在於情報局 長汪希苓、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因涉命案被捕，審判後入獄的結果引發一系列行 兇動機與幕後主使者的爭議，更有研究指出此案牽涉後蔣經國時代的接班問題。
23謀殺原因主要與他撰寫《蔣經國傳》和《吳國楨傳》中詆毀蔣氏政權，又因其 在海外言行被國府情報系統視為對「國家造成極大的損害」有關。24至於這起政 治謀殺，多數人將注意力集中於兇手是誰與動機問題時，鮮少人將此與國民黨在 美國特務活動聯繫起來，換句話說，這並不是一起孤立事件，而是與 1981 年的 陳文成命案及前此台灣留學生在美國參加政治活動遭受政治迫害的一連串事件 相關，及國民黨海外特務活動的結果。25這一些存在於海外台美人的集體記憶在 這部電影中再度被招喚，也因此電影能引發台美人社群的強烈認同感。同時，喚 起記憶也是為了提醒觀看者，威權體制時代「被壓迫者」所受的威脅不只是個人 性命的犧牲，而是在事過境遷後能正視轉型正義的問題，才能使歷史悲劇不再發 生。
2.人民的覺醒與行動
電影為何以上述歷史事件作為戰後台灣民主化發展的討論中心？再現國家 暴力的反思意義為何？筆者以為，再現上述歷史事件皆在回應集體記憶中「人權
23 可參考何虎生，〈第十三章（四、蔣經國接班）〉，《蔣介石宋美齡在台灣的日子》（北京：
華文出版社，1999 年），頁 301-304。又如許信良曾發表看法：「（殺江南）與國民黨接班有關」
載於李子頌整理，〈各說各話談江南命案─「江南命案與台灣問題」座談會摘記〉，收錄於 崔蓉芝等著，《江南事件海外檔案》，（台北：自由時代雜誌系列第 5 號，年未詳），頁 236-240。
24 崔蓉芝等著，《江南事件海外檔案》，頁 100。
25 社論，〈江南命案與台灣海外特務活動〉，收錄於崔蓉芝等著，《江南事件海外檔案》，頁 99-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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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的訴求與「國家認同」轉向的解釋，是電影的主要動機即讓世界知道「台 灣人身分認同的由來」。學者曾以戰後台灣反對人士的個案為例討論其國家認同 轉變的原因，提出幾項解釋：其一、對戰後新來政權的措施與政風感到失望；其 二、因統治者採高壓手段，而導致在野運動採更激進的台獨路線，以相抗衡，對 既有政權及體制的全盤否定；其三、因視野的拓展與民主自由思想的啟蒙。26 尤其導致在野運動以更激進的路線以相抗衡一點，主要是指二二八事件後的 影響。根據研究，二二八事件的影響很廣泛，其中包含幾點：（1）二二八事件是 台灣悲劇性的開始，隨即而來是國府撤退台灣的威權白色恐怖時代，最大影響是 整個世代的台籍菁英受到殘害；（2）它使部分充滿熱情和理想的台籍知識菁英，
在經歷此事後，對國民黨政府失去信心，轉而投入左翼運動。國民黨則更加採取 嚴密與搜捕措施；（3）它預留了台灣日後政治生態環境惡化的伏筆。為了進一步 鞏固政權的正當性，以「選舉」為維繫手段，藉此讓台籍人士進入官僚體系，一 方面淡化統治集團的外省色彩，一方面使政權逐漸與台灣社會連結。但是，為了 能有效掌我選舉優勢，遂刻意培植地方派系並給予分享地方資源利益，但是不准 搞台獨和挑戰政權。但是，因二二八事件後，有理想性格的菁英不願也不敢從政，
於是，透過選舉進入政壇的政治人物幾乎都與地方派系有關，派系又相當程度的 反應地方利益的糾葛與黑道勢力的介入，使台灣的政治生態越趨惡質化；（4）二 二八事件後的族群危機與省籍情結仍舊存在於社會；（5）二二八事件直接成為台
於是，透過選舉進入政壇的政治人物幾乎都與地方派系有關，派系又相當程度的 反應地方利益的糾葛與黑道勢力的介入，使台灣的政治生態越趨惡質化；（4）二 二八事件後的族群危機與省籍情結仍舊存在於社會；（5）二二八事件直接成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