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第一節 Habermas 公共領域概念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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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而言，本論文就是以國內報紙的公視評論作為公民社會的論述代表，並 分析這些評論是否符合公共領域的判準。因此，本章會先整體性地描繪 Habermas 公共領域概念的演進過程，接著再說明公共領域與公共媒體的關係。我們發現，
許多國內外傳播學者會支持透過公視制度來落實媒體改革，是因為政府若有適格 的認知與能力，就可以透過「公共介入」的手段來推動公視，進而帶動民主政治 的運作，這也是公視議題的正反論辯焦點；退一步言，縱使公權力的動機與認知 不健全，能力有待補齊，亦可不求一步到位，先建立公視，使其有一定規模後，
再求改善，也是可行途徑。在本章末，我們會說明問題意識與章節安排。
第一節 Habermas 公共領域概念架構
「公共性」論題向來是 Habermas 關注的焦點。基於本文的問題意識，我們 將重新梳理 Habermas 公共領域概念架構，並且特別著重國家、公民社會與媒體 三者的關係，以作為後續章節討論的基礎。
一、理念型公共領域概念的出現
Habermas(1964)曾如此定義「公共領域」：公共領域是指人們形成公共意見的 社會生活領域。此外，公共領域不但對所有公民開放，當私人聚集在一起對話而 形成公眾，他們就不從生意人或專業人士角度行事，也不從「憲政秩序的成員」
角度來行事─這是指他們不再接受國家機構的法律框限。在公共領域中，人們有 集會與結社以及表達意見與出版的自由。當公共討論涉及了「國家」活動，這種 公共領域就被稱為「政治公共領域」，國家則是相關討論的「落實者」(Habermas, 1964, p.49)。換言之，Habermas 認為公共領域與國家的關係是公眾先在公共領域 對話，倘若形成了公共意見，再經由國家機構來落實(參見下頁圖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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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一：「政治公共領域」模式
市民社會 政治性的公共領域 國家 (大眾傳播媒介)
資料來源：本研究
Habermas(1989)是藉由十八、十九世紀英國、法國、德國三國的「資產階級 公共領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來說明公共領域的理念型特徵。在此階段，
歐洲出現了許多討論政治事務的報刊，例如在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期間，各種 微型政治團體、協會及不知名政治人物都紛紛成立俱樂部與報刊，光在一七八九 年二月到五月之間，巴黎就出現了四百五十個俱樂部以及兩百個以上的報刊 (Habermas, 1989, p.183)。此外，當時法國的三級議會(Estates General)也開始公開 議會的審議活動，例如在一七八九年八月開辦的《法令辯論日報》(Journal des Débattes et des Décrets)就專門報導議會的會議紀錄。
到了 1791 年，法國的憲法基本上採納了 1789 年 8 月 26 日的《人權與公民 權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而在第十一段補充了「公 共領域」的意涵：「觀念與意見的自由溝通是最珍貴的人權之一。因此，每個人 都有言論、書寫與出版的自由，但當法律判定有人濫用了這種自由，這個人必須 負起相關責任」(Habermas, 1989, p. 70)。總結而言，「政治公共領域」的運作與 意見自由有關，而這種自由又必須受法律制度的保障，例如有些基本權利(言論 自由、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關注於進行「理性批判」的公眾領域，此外，
由於憲法對公領域及其功能的界定，也讓「公共性」成為國家機構本身的程序性 原則，例如議會審議過程的公共性特徵，在於民意可對此過程施加影響力，由此 也確認了代議士與選民之間的連結關係。甚至連獨立的司法機構，也該接受公共 輿論的檢驗(Habermas, 1989, p.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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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與政治系統對於公共領域的制約
Habermas 表示，隨著資產階級立憲國家的出現及政治公共領域的合法化，
報業這種「理性批判」的論壇才脫離了意識形態的宰制，並全力爭取商業利益的 機會。此外，伴隨每份報紙的售價降低以及購買報紙者的數量變多，發行者也能 將更多報紙版面販售給廣告主。然而，由於報業試圖讓自身成為現代商業報紙的 作法，使得報刊又具有明確的私有商營企業特徵特質(Habermas, 1989, p.184)。更 值得注意的是，由十九世紀後半大型日報的發展史可知，當報業進行商業化之 後，會變得更容易被操控─當報業的版面行銷與廣告密不可分，報業也成為特定 公共領域成員的機構。換言之，報業變成有特權的私人利益入侵公共領域的入口 (Habermas, 1989, p.185)。
進一步而言，Habermas 認為廣告宣傳氾濫是因為在大型產業的內部存在了
「技術最佳化」與「財務最佳化」這兩種邏輯拉扯，這是指「技術最佳化」讓報 業出現大規模生產壓力，這時報業必須透過長期的銷售策略來掌控穩定的市場與 市場銷售量，這也讓爭取廣告收入變得更加重要，因為「產量無法再被改變…..
產量是被整合的機械運作過程決定」(Habermas, 1989, p.189)。更嚴重的是，報業 的資金缺口，使得政經勢力操控的「公關組織」得以透過推銷和開發等民意管理 方式控制大眾意見。對此，Habermas 提出「公共領域再封建化」(refudalization of public sphere)，這是指在公共關係運作下，公共領域再度具有「封建」的特質，
因為「供應商」的表現就像封建公共領域的成員(Habermas, 1989, p.195)。
由於政黨及其從屬組織認為必須透過「用廣告壓力來引導消費決策」的方式 來影響投票意向，加上二次大戰後行銷與民意研究的進展，使越來越多「中立的 廣告專家」開始以「非政治」方式來行銷政治。Habermas 指出，這時公共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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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見接受者成為了「政治消費者」或可「新冷漠者」，這是指他們的政治意見 不涉及直接的政治私利以及政治情緒，反而像同儕團體在交換消費偏好的意見 (Habermas, 1989, p.216)。Habermas 在《溝通行動理論》更表示，在「生活世界」
(lifeworld)中由於存在一些共同的「文化知識庫」或「日常意識」，人們得以透過 它們來共同感知類似的重大問題並進行討論。然而，隨著現代社會的分化過程，
這些「日常意識」已變得四分五裂而無法發揮協調溝通行動的功能，人際間反而 是以時間與金錢等來衡量彼此的關係，此即為「生活世界殖民化」(Habermas, 1987, p.322)。換言之，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不但大眾媒介將人們視為「消費者」來 行銷各種政治意見，就連人們本身也是從「消費者」或「顧客」角度來消費政治 訊息，而不再主動地參與公共領域事務的討論。
三、透過國家機構與立法來確保公共領域的運作
在晚近著作《在事實與規範之間》，Habermas 再次提到「生活世界殖民化」
對於溝通行動的影響。Habermas 表示在「生活世界」逐漸四分五裂之後，人們 的溝通過程出現越來越多的歧見，也會讓溝通行動難以發揮「社會整合」功能。
這時溝通行動者只有兩種選擇：不是停止溝通，就是進行策略行動(Habermas, 1996, p.21)。進一步而言，Habermas(1984)曾經將「策略行動」分為「公開」與
「暗中進行」，再將後者分為有意識的及無意識的(參見下頁圖一‧二)。當人們有 意識地透過「隱藏的策略行動」來影響他人，亦即在讓聽者無法得知實際的言說 目標下來影響聽者，這種策略行動被稱為「有意識的欺騙」或「操控」。另方面，
當人們處於「系統扭曲的溝通」或「生活世界殖民化」的狀況，會自以為他們在 進行溝通，實際上卻只想透過言說行動來達成目標，而不是透過真實性、真誠性、
正當性等宣稱來進行溝通行動，這種策略行動則被界定為「無意識的欺騙」
(Habermas,1984, p.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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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二：社會行動的類型 社會行動
溝通行動 策略行動
暗中進行的策略行動 公開的策略行動
無意識的欺騙 有意識的欺騙 (系統扭曲的溝通) (操控) 資料來源：Habermas(1984, p.332)
對此，Habermas 表示在自利導向、規範消解的現代複雜社會，出現了一種 自相矛盾情境：不受約束的溝通行動既無法擺脫「社會整合」的責任，卻也無法 認真承擔這種責任。這是指當人們想透過溝通行動來控制歧見的風險，反而會增 加歧見的風險，因為人們必須不斷地進行理性溝通來化解歧見。因此，Habermas 認為這時必須透過法律來確保溝通，例如透過法律來規範政治、經濟系統，因為 現代法不強調「遵守規則」的動機，而強調人們對於規則的「強制遵守」，這讓 法律不會因為出現「異議」日漸增多而導致不穩定(Habermas, 1996, p.37)。
綜言之，這種「審議式政治」一方面應該包含議會中進行的制度性審議 (institutionalized deliberations)，以透過立法行動來引導「社會整合」，另方面則 是公民在各種公共領域中進行討論，以形成「公共意見」來影響政府的決策過程 (Habermas, 1996; 2002)。在一般情況，政治議題都是由政治系統內部提出。然而，
當政治系統之外的某個團體表達了不滿，並設法讓其他團體對該議題產生興趣，
進而迫使決策者將它視為正式議題而認真考量，此模式稱為「外部動議模式」
(Habermas, 1996, p.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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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而言，Habermas 從早期著作《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到晚近《在事實 與規範之間》都強調公共領域討論對民主政治運作的重要性。然而，有別於前期 重視公民透過對話形成輿論來影響政府的決策(Habermas, 1964)，Habermas 晚近 強調由於「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出現，國家必須透過立法過程來保障溝通行動。
此外，Habermas 還提出「政治意志的形成過程」(例如國會對特定議題的討論) 是否合理的判準，這可以幫助我們檢視當國家決定介入公民社會的運作時，這種 政策介入是否獲得公民社會的適當討論(Habermas, 1996)。在第二章，我們將會 進一步說明 Habermas 晚近的公共領域理論，以作為論述分析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