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東方外交與日本關係的歷史觀察——第四屆“東方外交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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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评论 2011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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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方外交与日本关系的历史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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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东方外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张建华

在“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浪潮双重激荡的背景之下，东方、东方史与东方学成为国际社会重新关注的焦点。有鉴于此，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和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与地区的学者组成了一个真正民间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相约、相助、共创东方外交史研究，并已渐成规模。自 2006 年 10 月在外交学院召开全国首届“东方外交史”学术研讨会以来，学界同仁先后以 “东方外交与台湾问题”、 “东方外交与朝鲜半岛问题”、“东方外交与日本”等为主题，迄今已召开四届“东方外交史” 国际学术研讨会，初步形成了线索分明、体系完备和条理比较清晰合理的东方外交史研究框架。 2011年是“佩里叩关”和“黑船事件”后日本被迫开埠的 160 周年（ 1851—1853 年起），是太政官岩仓俱视率日本代表团主动赴欧美考察的 140 周年（ 1871 年起），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 80 周年（ 1931 年）和珍珠港事件后发动太平洋战争的 90 周年（ 1941 年起），也是日本政府宣布完全废除自 19 世纪 50 年代起与欧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 50 周年。自明治维新以降，身处亚欧大陆边缘、西太平洋要冲的岛国日本在东西交流和世界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在东方外交史和东西方交流史中更是扮演了极其特殊的角色。基于此理，2011 年 10 月在重庆西南大学召开的本届 “东方外交史”年会和 48 篇报告组成的会议论文集均将“东方外交与日本”作为研讨的主题。在本届年会所提交的论文中有许多亮点。张启雄（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的《近代初期东方外交文书中所呈现的日韩名分秩序论争———从先问书契到江华条约的国际文书分析》和陈文寿（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的《甲辰漂流船与海洋东亚世界像》最具有笔者所述东方外交史的特点。张文以“中华帝国秩序”、“名分秩序论”和东亚汉字文化圈背景下的国家间交往的国书文体书写格式为例，展现了明治维新前后日本与韩国的纷争，即向朝鲜发出擅自变更文书体例与抬头制度的国书，此即“先问书契”事件，反映了 “中华帝国秩序”与日趋影响的国际法的冲突，中国和韩国固守的“华夷之辨”，日本自恃与韩国的“文明与野蛮之分”。陈文寿以 1604 年（甲辰年）朝鲜与日本之间的“漂流船事件”为例，提出“海洋东亚”（ Maritime East Asia）指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菲律宾群岛、婆罗洲、印度尼西亚群岛、马来半岛及中南半岛之陆域及其所围绕的海域，包括日本海、东海、南海三个主要海域。“海洋东亚”自古以来是东北亚和东南亚各国各族人民交通往来的主要舞台。如果将东方外交史看成是一个微观史学与宏大叙事结合、实证史学与历史哲学结合、跨国别与地区和跨学科的大历史的话，它可视为东方国家历史的“外史”，而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军事和文化的历史可视为东方国家历史的“内史”。对日本史的“内史”研究同样极其重要，而且国内外学界的积累相当丰厚。在本届年会上，有不少学者提交了相关的研究报告。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的《和文化与日本外交困局》认为，“和”的观念是贯穿于日本文化的原理，是日本精神的核心和日本人价值观的 DOI:10.13569/j.cnki.far.2011.06.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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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评论 2011 年第 6 期基础。然而，和文化以高度同质性为前提，以牺牲多样性和首创精神为代价。和文化所具有的狭隘性和极端性，使日本民族难以通过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方式实现与其他民族的和平共处。方俊吉（台湾义守大学教授）的《略析儒学之播日与儒家精神对日本政经及社会文化之影响》和刘丹忱（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的《儒学在日本的早期传播及其影响》均认为，日本整体文化深受中国儒家精神的影响，无论是在 19 世纪中叶的明治维新时代，抑或当代日本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之中。儒家精神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罗丽馨（台湾中兴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的《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期间日军在朝鲜半岛的筑城》和唐欣伟（台湾佛光大学国际与两岸事务学系副教授）的《丰臣秀吉的检地与出兵朝鲜》则分别从历史学和国际政治视角研究了丰臣秀吉在国内实施“太阁检地”与侵占朝鲜事件。罗文在日本和韩国学者实地调查提供的史料基础上，对日军在朝鲜半岛筑城的背景与地点、筑城与守备大名、倭城的立地与构造进行了实证性的研究。唐文则借助美国学者奥甘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分析了 16 世纪末的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国民生产总值（ GDP），认为正是由于丰臣秀吉自 1580 年代起在日本各地推行了“太阁检地”，在短期内增强了日本的国力，能够对明朝治下的朝鲜发起挑战。移民是文化、种族和物种交流的重要形式，是东方外交史中的基本问题，也是东方外交与日本问题中的重要问题。黄英湖（福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早期中国向日本的移民及其影响》探讨了隋唐盛世之前迁徙日本的中国移民（日本史书称为“归化人”）问题，他们具有较高工艺技术和文化知识，对日本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祝曙光（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的《移民问题与日美关系》认为，移民问题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20 年代影响日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日美两国围绕移民问题产生的外交纠纷与日美在远东太平洋地区逐渐发生摩擦和争执的时间是吻合的。刘国福（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的《日本技术移民法探究》则分析了 1990 年代至今的日本移民概况、移民法发展历史以及具体的技术移民法律制度。当代日本政治与外交是世界政治、国际关系和地区安全领域的主要内容，也是即将“历史化”的东方外交史的“内史”，因此引发了较多与会者的关注和讨论。周永生（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的《日本当前的核泄漏态势与中国的对策》和川口智彥（日本大学教授）的《东北亚的核管理∶ 把福岛核电站事故作为教训》均将 2011 年日本福岛大地震引发的核事故以及世界性的核恐慌作为研究对象。何志工（美国克莱伍德基金会教授）的《东亚发动机与火药桶：中日韩关系与朝鲜半岛危机》则将中日韩类比为在欧盟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双发动机法国和德国，分析了三者间的共同利益和未来前景，同时亦对三者的历史问题和现实冲突作了较深入的分析。胡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的《日本民间对华友好团体与中日关系》将目光聚焦于日本社会致力于中日友好、对华援助等领域的民间团体之上，对其历史、特点及存在问题进行研究，认为上述团体在贸易、体育、教育、艺术、学术、文化等领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不但直接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还对中日两国的官方外交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外，陈奉林（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在《东方外交史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中全面总结了近十年来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成就，厘清了相关的学术概念和理论，展望了东方外交史研究在中国、东亚和国际学界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