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的情慾認知與實踐：從男性形象論五四女性文學中的兩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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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大中文學報第四期 2005 年 12 月155-182 頁. 民主化的情慾認知與實踐：從男性形象論五四女性文學中的兩性關係廖冰凌 ∗. 摘. 要. 五四女性文學是因應五四新文化運動而出現的一批女作家之作品，這些女作家和作品迄今仍是學者探討中國女性文學與性別課題相關的重要文本。然而，大部份評論普遍集中討論女性人物所呈現的女性情慾課題，而作品中的男性人物之情慾探討則仍有待發掘。雖然近年來開始有學者注意到這方面的研究，但這些評論偏向部分特定的個別女作家或作品批評，所展現的只是個別現象，無法涵蓋宏觀上的五四女性文學作品中之男性情慾書寫。本文嘗試挖掘有關五四女性文學文本中的男性情慾書寫，以男性人物為研究中心，對文本中的兩性關係進行概念化的整合，以凝聚這些男性所體現的情慾內容和意義。關鍵詞：五四女性文學、男性形象、民主化的、兩性關係、情慾. 2005.3.24 投稿；2005.5.19 審查通過；2005.7.4 修訂稿收件。廖冰凌現職為實踐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

(2) 156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期. Democratic Recognition and Practice on Sexuality: A Study on Gender Relationship in May Fourth Women Writing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ale Images Liau Ping-leng. Abstract May Fourth women writing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rea of criticism of Chinese women literature, especially for the part of gender studies. Yet, most of the criticisms are primarily focused on female characters and female sexuality subject, while the male characters’ similar subject is undermined. Though there are some improvement happened since few years ago, these criticisms are basically aimed on some specific women writers and works, and considered too weak to make a macroscopic conclusion. In view of this,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intends to focus and analyze the sexuality of male characters in May Fourth women writings. 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conceptualize the significant meaning of gender relationship in May Fourth women writings. Keywords: May Fourth Women Writings、Male Images、Democratic、Gender Relationship、Sexuality.

(3) 民主化的情慾認知與實踐：從男性形象論五四女性文學中的兩性關係. 157. 一、前言五四女性文學是因應五四新文化運動而出現的一批女作家之作品，其寫作形式與內容題材的革新是中國文學從傳統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標誌。隨著「人的覺醒」的思想衝擊，中國傳統的家庭、倫理價值體系面對巨大挑戰，兩性關係中的情慾問題尤其受到當時人的關注與討論。在眾多的五四女性作品當中，婚姻、愛情和性慾題材就佔了絕大部份，這些女作家和作品迄今仍是學者探討中國女性文學與性別課題相關的重要文本。然而，這些評論普遍集中討論女性人物所呈現的女性情慾課題，而作品中的男性人物之情慾探討則仍有待發掘。近年來，五四女性文學中的男性人物開始備受學者們的注意。1 但這些評論偏向部分特定的個別女作家或作品批評，所展現的只是個別現象，無法涵蓋宏觀上的五四女性文學作品中之男性情慾書寫。如此，我們不難發現有關五四女性文學中的男性情慾書寫之探討，存在著兩項局限：一是相關書寫成果的有限曝光，更多具有這方面研究價值的作品有待挖掘；二是相關文本解讀結果的缺乏體系和概念化處理，也即是批評結果的整合力不夠。本文嘗試翻挖五四女性文學中的男性情慾書寫成果，以男性人物為中心，對文本中的兩性關係進行分析，同時配合該時期的歷史、社會、文化背景，並借鑒西方的民主化概念來凝聚這些男性所體現的情慾內容和意義。希望藉此拓展五四女性文學的研究方向，並深化中國文學有關情慾書寫的探討。. 二、民主化：新的情慾認知與實踐方式？情慾在本文中的解釋是有所界定的，它專指狹義的異性戀兩性關 1. 有關以上幾位女作家作品中的男性人物探討，可見以下幾篇評論文章：蘇桂艷〈女性寫作的男性化叙述──論丁玲二十世紀 30 年代的男性觀〉，《德州學院學報》，2002 年 3 月，第 18 卷第 1 期，頁 38-43；萬直純〈女性尋找：自我世界‧男性世界．整個世界──從丁玲創作看現代中國女性的精神歷程〉，《山東師大學報》，1992 年第 2 期，頁 66-70；金垠希〈試探凌叔華的小說創作〉，《蘇州大學學報》，2001 年 7 月第 3 期，頁 73-8；金鑫〈在場缺席者──馮沅君、宗璞小說的男性形象塑造〉，《遼寧大學學報》，2000 年 5 月，第 28 卷第 3 期，頁 81-3；李玲〈直面封建父權、夫權時的勇敢與怯懼──馮沅君小說論〉，《江蘇社會科學》，2000 年第 6 期，頁 172-7。這些文章都不同程度地論及丁玲等女作家及其作品中的男性人物。.

(4) 158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期. 係，即男女兩性在愛情、性、婚姻等方面的觀念想法和經驗感受。而和情慾相關的課題討論又主要以五四女性文學文本中的男性人物為對象，即是探討五四男性的情慾面貌，這涉及性別觀念、性別身份認同、性別權力、婚戀和性（道德）態度等等的課題。出現在中國文學文本內的情慾書寫，大致經歷具有以下特質的流變階段：情愛與性慾和諧並存、情愛與性慾相對立或分離，以及情愛與性慾兩者間的輕重褒貶之取捨。2 造成文學中情慾書寫變化的原因很多，其中與政治制度、倫理教化的關聯密切。儘管文學文本所表現出來的情慾面貌不能完全代表現實社會現象，但在某種程度上可被視為反映各時期情慾文化的重要參考文本。長期以來，中國的情慾文化受到封建君主制度和上層社會的倫理規範所壓抑，隨著西學東漸，特別是人道主義思想和民主主義文化意識的傳播，形成民初時期欲通過反封建傳統、追求個性自由、人性解放來達到改良民族性的風氣。情慾作為人類生活的一部份，牽涉人在愛情、婚姻、性愛多方面的自身權利和尊嚴，因此，情慾的解放也就自然成為當時改良民族性和建立新國民論述的基本實踐方向之一。五四時代這種以人為本位的價值取向，所召喚的不只是人在國家民族意義上的覺醒和反思，同時也包括作為個體單位的人的情慾覺醒和反思，以期使「公開的健康的性描寫恢復了本身應有的尊嚴」。 3 基於這些思想文化特色，中國（人）情慾觀念的現代化進程，可說是不「以辛亥革命為起點，而是以五四運動為開端」，因為「辛亥革命是民族的覺醒，還談不上是民眾的覺醒」，「民眾的覺醒須建基於個體的人的覺醒上面，所以其並不具有真正現代性」，而「在性的問題上，也不例外。」 4. 2. 3 4. 情慾和諧並存、相對分離、比重爭議等等的論述見於：高羅佩（1961）著，李零、郭曉惠等譯《中國古代房內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頁 3-4、戴偉《中國婚姻性愛史稿》（北京：東方出版社，1992）、劉達臨《中國古代性文化》（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蔡翔〈情與慾的對立──當代小說中的精神文化現象〉，《文學評論》，1988 年第 4 期，頁 42、李忠昌〈性心理的兩極對立與性文化的二元互補〉，見茅盾、傳憎享等著，張國星主編的《中國古代小說的性描寫》（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3），以及孫琴安《中國性文學史》（臺北：桂圖圖書公司，1995）。蘇琳，〈五四運動與人性解放〉，《社會科學研究》，1995 年第 1 期，頁 123。陳家春，《慾魘的透視──中國當代小說與性文化》（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1999），頁 31。.

(5) 民主化的情慾認知與實踐：從男性形象論五四女性文學中的兩性關係. 159. 五四一代既然覺醒於舊有婚姻制度、戀愛模式和性慾觀念的有違人權本性，這意味著新的情慾認知與實踐方式的被需求。但民主觀念在愛國救國的大主題下，往往偏向強調其為一種政治形式更多於一種生活方式。5 這導致私人領域的民主人格問題被排擠在政治活動以外，情慾課題與民主概念的斷裂關係便是其中一項負面結果。可喜的是，在五四女性文學中，筆者檢索到不少處於私人領域裏的情慾敘述，而且頻頻與民主概念擦出火花，展現了民主化兩性關係的內容。五四一代通過人的覺醒解放以達到改造國民和救國的意圖，首先明顯地表現在支持婦女解放運動上。他們呼籲女性要自覺、自強、自立和自主，鼓勵女性從自身的人格改善做起，以婦女解放的落實作為通達人性解放、救國救民目標的管道之一。如此，「新女性」、「女學生」、「摩登女郎」、「莎菲」、「娜拉」、「子君」，等等的女性形象，無一不背負著體現現代化情慾觀念的任務，社會上對女性在情慾方面的定位也熱鬧地競相議論，文學中的女性形象也因而成為重建女性情慾的重要代言媒介，反映著五四女性性別／情慾在科學民主和婦解運動影響下所發生的變化。然而，我們卻忽略了同時代的男性也同樣在情慾方面面臨變革的可能，且也同樣在文學中男性人物的身上體現出來。而五四女性文學中的這批男性人物形象之情慾面貌，又明顯有別於男性作家喜將情慾與國家民族或政治情結掛勾的特質，而流露出民主化兩性關係的共性。這項共性恰恰與近年來西方學者將性別和民主結合討論的議題有相通之處，因此，筆者嘗試參考相關的觀點來闡釋五四女性文學中男性人物的情慾內容，希望可以突顯出隱藏在文本中的新的情慾認知和實踐方式。英國社會學家 Anthony Giddens 在談到兩性間的親密關係之現代化變革時認為，性和感情的平等關係是改變兩性情慾的關鍵，他也相信親密關係中平等的相互作用所產生的民主化功能是可以納入公共領域的民主課題相提並論的。因為當中的一些因素能夠產生共同的結果，例如. 5. 周陽山在〈五四時代的主觀對中國政治發展的影響〉一文中，比較了西方自由主義民主觀與五四時代民主觀的異同，並認為「民主乃是一種生活方式」的民主觀被五四一代所忽略，因此「解放本身並未能為中國帶來真正的民主，更沒有為中國人帶來真正民主政治文化」。見余英時、包遵信等著，周陽山主編，《從五四到新五四》（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9），頁 448-9。.

(6) 160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期. 自由和平等的權利，以及自治性原則。 6 Giddens 強調，在個人生活領域內的自治性實踐對於改善異性戀親密關係很重要，它使個體與別人平等相處，能尊重和包容彼此的能力或潛力，如此才能更有效地促進兩性關係的平等。 7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開始，倡導者一輩對中國人的情慾認知和實踐方式的重塑和改造，是「置於民主科學的大背景內」來展開的。8 因此，這種民主氛圍提供了兩性情慾模式走向民主化發展可能的有利條件。五四時期的民主化情慾認知和實踐方式儘管並不成熟，但却在文學領域裏漸顯端倪，特別是女性文學文本當中的情慾書寫，更是與此主題頻相呼應。其中一部份的作品尤其能夠以脫離國家民族大主題牽制之方式，來表達私領域情慾課題的民主信息。這種不同程度的民主化兩性關係特質體現在女性文本中的男性人物身上，展示了五四男性的情慾面貌。. 三、捕捉民主化情慾認知與實踐的信息以下是筆者從五四女性文學中男性人物身上所捕捉到的民主化情慾信息，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對「膨脹」與「萎縮」的男性情慾觀之反思（重申個體自治的民主化兩性關係原則）；二、平等互重的對話交流或辯論（強調平等發言／聲的原則）；三、權利與義務的重新分配（強調自由平等和相互依賴扶持的原則）。（一）對「膨脹」與「萎縮」的男性情慾觀之反思──重申個體自治的民主化兩性關係原則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者所高呼的個性解放、婚戀自由，刺激了五四一代對性愛意識的自發性思考。從個體出發對自身情慾進行反思的動作，因其強調個體自覺意識而符合民主化個人自治（self-government）. 6. 7. 8. 民主化的兩性關係除了包含平等、自由的元素外，更重要的是，它還強調另一項個體自治原則，即自我反思、自覺、自我調整、自我管理、自我決定等等的認知與實踐，這也是民主化兩性關係的最大特色。 Giddens, Anthony，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陳家春《慾魘的透視──中國當代小說與性文化》（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頁 32。.

(7) 民主化的情慾認知與實踐：從男性形象論五四女性文學中的兩性關係. 161. 的基本條件。9 這些散發著自由平等的自我發展特質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男性對自身情慾的發覺和自我剖白；二是男性在自覺後（程度有別）對情慾的追求肯定與實踐。五四女性文學文本中有不少男性人物，基本上都表現了他們如何追求性慾和情愛需求本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在情慾範疇裏發揮了五四一代挑戰封建父權和禮教制度，追求人格獨立、個性解放的時代精神。這類有關男性情慾的敘述，大致與當時主流文學中的男性作家作品之表現手法相似，故無突破性價值。值得注意的是，筆者在五四女性文學作品當中，發現了另一群男性人物，其特殊意義在於反映了女性對真正的民主化兩性關係之訴求，這尤其表現在強調男性自我反省和調整之個體自治原則。這些男性也讓我們看到：由於傳統性別觀念和以男性為中心的文化思想之影響，民主化的兩性關係要成功落實到五四男性的自我情慾自治理念上，仍有一段距離。男性的情慾觀和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性器官所衍生的一套象徵性意義所影響，這主要是因為男女在性別文化和價值觀念上的不平等─ ─男尊女卑──所造成的。就中國本土的情况而言，已有研究指出早期的男女在情愛和性愛活動方面都很自由開放，例如先秦時代，情慾就被視為人皆有之的正常需求，自由而和諧的性和愛更是得到公開的頌讚。10 隨著父權制度的日漸鞏固，男性掌控了社會上主要的經濟與物質權力，男性對自身性器官的生物形象、功能所賦與的象徵意義，開始和支配與服從、優越與卑微的權力概念發生關係，特別是漢代「男尊女卑」和「三綱五常」的人倫規範制定後。如此，男性對於自身性器官和性別身份的認知與理解，不再只停留於生物性特徵上，而是結合了主流公認的男性氣質（如：男性體形強壯、力氣較大所帶來的勇猛主動、支配、優越等性格行為上的感觀認識），給以男性的性器官、情慾價值觀、態度和行為符合「男尊女卑」模式的各種象徵性意義。 11 如此，男性幾 9. 10 11. 見 Giddens, Anthony，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1992），頁 185，以及 David Held, Model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p. 270。Giddens 對於「自治」的觀點闡述主要依據 David Held 的自治概念，故更多的相關內容，可詳閱後者的著作，第九章部分。見孫琴安《中國性文學史》（1995）和劉達臨的《中國古代性文化》（1993）。見 Brod, Harry, ed., The Making of Masculinities: The New Men’s Studies (Boston: Allen & Unwin, 1993)、Horrocks, Roger, “Male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8) 162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期. 乎等同於陽具，因為陽具指涉權威和力量，而男性仗賴生活中的權威和成就來印證或建構自己的性別身份。 12 這種從男性性器官和男尊女卑性別觀所引申而來的自我認同和肯定，因其佔主流文化的心理意識積澱太久，至今仍是大部份男性在經歷社會化過程當中難逃的自我提昇障礙。說它是男性自我提昇的障礙，是因為對絕大部分男性而言，陽具的象徵性意義除了包含著肯定和炫耀男性的自我認同、權力威嚴以外，背後同時也隱含著可怕的陷阱：即「膨脹與萎縮」的矛盾張力。 13 五四時期大部份的新式男性雖然在情慾方面擺脫了封建禮教和父權制度的牽制，但在深層心理意識上却擺脫不了由男尊女卑觀念引發的唯我獨尊意識，導致他們對自身的情慾認知與實踐陷於「膨脹與萎縮」的兩難處境。這類原以為自己可以或已經實現民主化的新情慾認知與實踐的男性，正因為他們的民主化情慾概念是建築在期望實現整體民族或政體層面的民主需要此一大基礎上，結果忽略了個人個體的民主化需要。而個人民主化概念中的自治（包括自我反思、管理、調整）原則，是實踐更理想的兩性和諧關係之重要條件。 1.膨脹的自我認同與情慾權威所謂膨脹的自我認同與情慾權威，是指男性基於受陽具的某些象徵性意義之影響而反映在現實生活中的自我中心評價，這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價值觀往往造成其在情慾方面自視過高的認知與實踐。這類男性通常會對自己的愛情感受和性慾性能特別重視，在這兩方面的表現. 12. 13. Sexuality (London: MacMillan, 1997), pp. 163-182，以及 Goldstein, Joshuo S., War and Gender: How Gender Shapes the War System and Vice Vers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28-251, pp. 333-414。參考 Bly, Robert, Iron John (New York: Addison-Wesley, 1991)、 Pleck, J. H., “Men’s Power with Women, Other Men, and Society: A Men’s Movement Analysis,” and A. E. Gross, “The Male Role and Heterosexual Behaviour,” in M. S. Kimmel & M. A. Messner, eds., Men’s Lives (New York: MacMillan, 1992), pp. 19-27 and pp. 424-32，以及 Gagnon, J. H., & R. G. Parker, eds., Conceiving Sexuality: Approaches to Sex Research in a Postmodern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 3-16，等有關男性性器與權力、性別身份認同和男性氣質之間的關係論述。 Brod, Harry, Michael Kaufman, Theorizing Masculinities (Thousand Oaks, Cali.: Sage Publications, c. 1994), p. 247.該書提到男性的生殖器一方面賦與男性驕傲、尊嚴和權威感，但一方面也會造成男性因知道自己並非無所不能而生焦慮感。這種從生殖器衍生而來的兩極意義可說是種「膨脹與萎縮」的現象。.

(9) 民主化的情慾認知與實踐：從男性形象論五四女性文學中的兩性關係. 163. 都會因自我關注過高而顯出自私、利己、自大、自滿、自戀等等的特性。 14 其實這類男性在情慾方面的負面表現，在當時已被不少知識份子所批判過。例如魯迅便在〈男人的進化〉中嘲諷男性利用經濟和權勢力量，將人類原來很自然的性愛行為變成他們施展強姦、嫖妓、納妾等「禽獸」行為的「進化」依據。 15 這可說是男性在情慾方面缺乏自治性原則的思想觀念所致。然而，被封建禮教束約太久的青年男性傾向於把焦點放在表面意義上的「個性解放」和「性解放」，忽略了這些「解放」應該從個人的情慾自治做起。真正符合民主原則的個人自治應該懂得自我反省、自我管理、尊重他人。而這類五四男性正是忽略了相互尊重和自我反思調整在人類關係中的重要性，將「個性解放」和「性解放」視為一種以自我為中心的單向式運動，忽略了民主和個人自治原則所應有的相互尊重，結果無形中又回返唯我獨尊的情慾價值觀。白薇《悲劇生涯》 16 裏的威展，可說是在多方面都能體現這類型情慾特質的男性：著重以自我為中心的單向式情慾解放、缺乏個人情慾自治、將性器和情慾支配權威等同於自我存在的價值依憑。威展是位在日本學藝術的青年學生，有著五四新式青年知識份子的典型特質，如：愛好文藝、崇尚自由解放、婚戀自主、渴望為社會國家作出貢獻等等。他先是和放蕩的紅相戀，紅移情別戀後他轉向追求仰慕他的葦，從此和葦展開糾纏十年的恩怨情仇。在這期間，他跟葦和紅兩個女人之間的複雜關係，反映了這位男性有違民主和自治原則的情慾認知與實踐方式。 (1)以個人自身的性慾為生活重心威展對性是非常看重的。不管是對紅還是葦，威展的情慾表現明顯，偏重肉慾。他對自己的性需求量更是要「經驗一百個女人」（頁 142）並以嫖妓來實現他的放縱夢想。就連在他染上性病以後，他仍無法自我節制：「你不是愛我麼？愛我就表現！」（白薇《悲劇生涯》，頁 62）. 14. 15 16. Horrocks, Roger, Masculinity in Crisis: Myths, Fantasies and Realities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1994), pp. 162-6. 魯迅〈男人的進化〉，原載 1933 年 9 月 16 日《申報．自由談》，後收入《准風月談》。白薇《悲劇生涯》（上、下）（上海：生活書店，1936）。.

(10) 164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期. 「男女之間除了肉，還有甚麼？」（同上，頁 591）「男和女，獸而已，肉而已！」（同上，頁 361） (2)視性需求的主動和控制表現為權威和暴力的依憑威展對性愛的放縱和貪戀，主要是因為他執迷於自己的男性性器官及其所象徵的權威力量之意義。為了證明自己的性能和權威力量，他以擁有眾多性伴侶為豪。這種對陽具的崇拜心理使他對自己的性能力和男性體力非常自負，甚至濫用男性先天擁有的較強體力，來維持這種過度膨脹的自我尊貴感。在他將性病傳染給葦後，他仍一再強迫葦和他發生關係。言語的威脅、強吻、剝扯衣物、用力抓捏、粗暴推擲等等的暴行，都一再說明這所謂的五四「新」青年，早已把當時的「自覺」、「平等」和「尊重」等等革新原則拋諸腦後，僅留下男性對陽具與性、權力和暴力的不變信仰。他對葦所施的性暴力，「是葦永遠不能忘記的刺心的圖畫！」（頁 297）小房間，白晝，展如醉如狂的閃影，嬌憨的哀求，瘋暴的色相，征服的，蠻幹的，葦和他對抗，胡鬧，終於一雙滿有力的手，像捏緊一個像，擲在床，頭在床邊，腳垂地，腰壓在床緣上，他露出馬一樣的牙齒，笑著，笑著，瘋狂的笑，極樂的笑……（白薇《悲劇生涯》，頁 297）威展的性觀念和實踐方式暴露了他在情慾方面缺乏自治、自省與自律。他忽略了民主化兩性關係的性活動是建立在男女平等、自尊互重的條件上的。親密關係中的性生活應該強調雙方互相尊重對方的性權利和性感受，相互給予，相互得到生理和心理滿足，如此才能促進雙方性生理與性心理的正常發展，達致協調和默契。顯然，威展對自身性觀念的錯誤認知從未進行檢討，這也造成他處於「膨脹與萎縮」的兩難困境。因此，當威展面對葦一針見血的嚴厲譴責時，他對自己身上的陽具迷信所發出的最後反駁，正暴露了他心理和生理上的雙重陽痿。 17. 17. Horrocks, Roger, Masculinity in Crisis: Myths, Fantasies and Realities (1994), p165-6..

(11) 民主化的情慾認知與實踐：從男性形象論五四女性文學中的兩性關係. 165. 「啊，你底牢騷是因為吃了我的虧才發的，假使我吃了海狗鞭，把性弄強起來，把××弄得鐵一樣，包你會發瘋一樣喜歡那回事…………」（白薇《悲劇生涯》，頁 680）從過去通過陽具的性能和對女人的性支配表現來肯定自己的存在價值，如今威展也同樣被這種變相的價值評斷準繩所反擊，瓦解他靠此而建立起來的自我尊嚴和存在價值感。 2.萎縮的陷阱陽具的象徵性意義與價值影響了眾多男性的精神心理認知與感受活動，同時也影響著他們的外在行為表現。除了在性觀念和性行為方面的男權意識傾向外，膨脹狀况時的心理表現也要求男性在性格上的堅強勇敢、信念上的堅定不屈，而外在行為表現方面，則要求男性具有出色的工作能力、有活力有衝勁的積極的工作態度，也即是要求男性在事業、名利和地位方面的成就。但當這些性以外的表現無法達到社會主流文化所公認的標準時，也就意味著男性自我認同無法確立，或是產生動搖的危機。如果說男性的這種自我認同方式在膨脹時會發生各種以自我為中心的行為態度，那當男性在性、事業和性格上的表現低於或遠離標準，其膨脹的心理狀態便轉向萎縮，之前的自滿、自負、自尊、權威感等等，都會被自卑、自貶、自憐、頹廢等所取代。 18 白薇《悲劇生涯》中的威展讓我們看到其偏頗的情慾認知與實踐之膨脹面，也讓我們看到他所受的戕害。從威展以各種方法一再重申並證明自己的性需求和性能力之表現看來，我們讀到一位男性如何因忽略對自身性別認同、情慾認知和實踐等方面的自我反省和修繕，結果陷於自我否定、自我放棄的困滯情境。威展的負面表現和他從事救國事業失敗有著密切的關聯。事業不如意使威展只能萎縮自我，回到最原始的生物器官上尋求短暫的肯定與安慰，這也是造成他縱慾的重要原因。此外，威展對葦的愛恨交加，也正是由於這種「膨脹與萎縮」現象所產生的作用。葦的勇敢個性，對改革社會事業的堅定信念和強韌毅力，這些積極面的表現都使威展在相比之下自慚形穢，心生羨妒。19 特 18. 19. 王行〈男人的「性」與「性別」迷思〉，《解放男人：男性的自覺與成長》（臺北：探索文化公司，1998），頁 95-113。見 Lewis, Robert A., Robert E. Salt, eds., “Husbands’ Jealousy,” in Men in Families.

(12) 166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期. 別對方是個女性而且又是自己的親密伴侶時，男性的自我優越感更是操控了威展負面的情緒表現：「我沒有別的法子可以賺錢，也找不到職業，所以你還是去找有錢的人結婚，無論如何，你總是結婚的。」（白薇《悲劇生涯》，頁 679）「我是一個無用又無能的人了，我真沒有臉再見你呵！」（同上，頁 216）「你這話簡直是對我侮辱！難道我不能養活你嗎？」（同上，頁 294）丁玲〈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 20 中的年輕詩人鷗外鷗也同樣陷於自我情慾價值萎縮的窘境。鷗外鷗是位意識到中國當時社會上資產與無產階級矛盾問題的覺醒青年，他原想有一番作為，但却因為沉溺肉慾而荒廢努力，還染上肺結核。因著生活、事業和健康方面的種種問題，鷗外鷗的挫敗感和自我懷疑感非常強烈，經常顯得很「消沉」、「頹廢」。就連在情慾追求方面，他也只敢在妓女小阿金身上逞威風、尋慰藉，因為對方的柔弱與屈從使他「能自由的談笑，和戲謔」，滿足他微弱的男性尊嚴。反之，在自信、主動、大膽、驕傲的時髦女性薇底面前，鷗外鷗就顯得非常膽怯。當他面對薇底取代他的主動支配地位，「勇敢」、「大膽」而「凶猛」的向他展開追求時，其男性陽具崇拜的各種象徵意義根本無法發揮。他只表現出「躊躇」和「再三的審慎」：男的呢，却處在相反的地位，心正被一種莫明其妙的情緒騷擾著，只想側個臉去，又怕那凶猛的勇敢的眼光把自己擒去。說想逃，那也是並不的，他只希望這女人會變得柔弱點，羞澀點，能任他去說點不過分的俏皮話，把那嫩臉皮弄紅了起來，且趁著機會便摟抱了過來，於是女人便在他的熱烈的. 20. (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 1986), p. 99-100。內容分析並說明某類丈夫如何因為失業或工作不順利的問題，而對有謀生能力或工作表現出色的妻子感到嫉妒和憤怒之現象。丁玲〈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原載 1928 年 12 月 10 日《小說月報》，第 19 卷第 12 號。初收《一個女人》（中華書局 1930 年 4 月版）。本文所引乃依原文內容，頁 1362-1375。.

(13) 民主化的情慾認知與實踐：從男性形象論五四女性文學中的兩性關係. 167. 懷中抖戰著，溫溫軟軟的伏貼著。他也知道是不可能的，在他身旁走著的，並不是那慣於撤嬌的小阿金，也不是其餘的那些像是很經不起他撫抱的女人。他已走到第一條戰綫上。他不能再回到本位，又怕進攻〔…〕（丁玲〈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頁 1371）鷗外鷗的「萎縮」心理除了表現在他受兩性情慾姿態的刻板觀念（男主動，女被動；男掌控，女順從）所影響外，同時也表現在他對自己的事業、名利地位等現實生活中的失敗深感自卑、無信心。因此，我們看到鷗外鷗到最後好不容易鼓起勇氣向薇底求愛時，卻因突然想到自己在各方面的能力都未必能應付一段嚴肅的愛情時，他便立刻退縮了。綜觀以上男性人物的負面情慾分析，我們注意到民主化兩性關係中所強調的自我管理、自治原則的重要性和需要。它的啟發性意義在於提醒了（五四）男性對解放（特別是性慾方面）運動的重新思考：缺乏自治原則的情慾解放只能維持生理上的短暫滿足，恣意的狂歡與逞慾過後，這類男性對自身在慾海中的定位是否淪為反被自由和性慾操縱的位置？他們又能如何提昇自己與情慾之間的關係呢？顯然，這些男性人物的情慾經驗和下場提醒了男性在推動婦女解放思想和運動之同時，應該也以互鑒的方式解放無法擺脫男權意識影響的男性群體。通過對自我情慾觀念與實踐方式的反省和檢討（如：偏頗的性、性別和自我認同觀念），加強自己對民主概念中的自由、平等之認識，並將之發揮到國家政治和社會民族等五四大主題以外的個人情慾生活文化上，這才是理想中的「新」男性、新青年。（二）平等互重的對話交流或辯論──平等發言／聲的原則公開的爭辯討論是公共領域的重要民主活動，民主意味著討論，使「更有效的議論」有機會與其他决策管道相抗衡（最重要的决定是政策的决定）。〔…〕公開討論這一行為本身就是民主教育的管道：參與和別人的論辯可以導致更開明的公民之出現。在某些方面，此結果產生於個人認知領域的擴展。但也源自於對合法的多樣性――即多元主義 ――的認識以及情感的教育。一個在政治上受過教育的對話.

(14) 168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期. 者是能夠做到以積極的方式引導其情感的：〔即是〕以理說理，而非以爭辯或情緒化的抨擊造成剛愎自用。 21 然而，在私人領域，尤其是兩性親密關係領域裏，這種各自以主體身份進行平等互重的對話情况，而且如果所談論的話題涉及男女間的情慾內容時，往往會因為性別權力的問題而使真正的民主化兩性關係實現陷於困窘。在五四女性文學中的部分男性人物身上，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游走於良性和偽性發展兩端的不穩定現象。這裏所將談到的對話，主要是針對發生在男女兩性之間，以情慾為主要範圍的對話性質（包括交流、談論、溝通、協商等等），並側重男性在對話過程中的態度、立場等行為與心理方面的反應。 1.良性發展的民主化兩性對話良性性質的民主化兩性對話會導致良性的兩性關係發展。這當中所包含的幾個重要元素是：(1)主體與主體身份的互動對話關係；(2)學習聆聽的對話心理與態度； (3)具有公正性判斷和公平性對話目的之認知。這幾個要素是遞進而互應的。在筆者所收集到的多位此類型男性人物例子當中，以下兩位是最能反映良性發展的民主化兩性對話之人物：凌叔華〈酒後〉22 中的永璋和陳衡哲〈洛綺思的問題〉23 裏的瓦德白朗。主體與主體互動對話的關係是指，在對話過程中，男性除了以主體身份發言外，同時也以同樣的主體身份看待與他對話的另一性。對於出現在五四女性文學中的這種兩性對話關係，很多評論者多會把論述焦點兩極化地集中在女性人物或男性人物的主體性問題上，例如其中一種最常見的情形是，強調女性在對話情境中的主體意識，以及她們的這種聲音如何被霸道的男權話語所左右，或成功擺脫之。 24 這種僅僅注重單. 21. 22. 23. 24. Giddens, Anthony,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1992）, p. 186-7. 凌叔華〈酒後〉，原載《現代評論》，1925 年 1 卷 5 期，收入《花之寺》（上海新月書店，1928 年 1 月初版）。引文見陳學勇編的《凌叔華文存》（上卷）（1998），頁 47-52。陳衡哲〈洛綺思的問題〉，載《小說月報》1924 年第 10 號，後收入《小雨點》（上海：新月書店，1928）。引文見羅崗選編的《陳衡哲小說──西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998）。例如陳龍的〈對話與潛對話：「女性書寫」的現實內涵〉（《當代外國文學》，2002 年第 1 期，頁 134-40）便是。.

(15) 民主化的情慾認知與實踐：從男性形象論五四女性文學中的兩性關係. 169. 方面主體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之解讀，往往會導致強化差異和分離的結論，使原來可以衍生更多正面意義的主體獨立和自主特質，走向封閉的危險。因此，雖然筆者以五四女性文學中的男性人物對主要分析對象，但所關注的是一種具有開放性和互動性的對話素質。而在女性文本中發現的這種特性，更是特別能夠反映男性在兩性對話過程中對自身和異性身份、立場的態度抱持，男性對於民主化對話的實踐潛能，同時也揭示女性渴盼民主化兩性對話的心聲。〈酒後〉中的少婦采苕，因被醉眠爐邊的男性友人子儀的迷人氣質所吸引，向丈夫永璋提出親吻子儀的要求。這對於一位陶醉在妻子美色和溫柔當中，正情慾燃動的丈夫而言，采苕的要求無疑是一項刁鑽考驗。然而，我們從這位丈夫與妻子的對話所看到的，是近乎理想的民主化對話方式。起先，永璋雖然不贊成妻子的要求，但並沒有認為妻子對自己不忠而大發雷霆，只柔聲說：「你今晚也喝醉了罷？」但他還是耐心地聆聽妻子說出自己為何有此慾望和衝動的原因，並沒有迫切否定妻子的個人感受和想法。「我也知道你很欽佩他，不過不知道你這樣傾心。」（凌叔華〈酒後〉，頁 51）「哦！所以你要去 Kiss 他，采苕？」（同上，頁 51）永璋經過前後三次婉拒采苕的請求後，終於「很果决地」答應了妻子。永璋的决定使他長期以來被評論者視為信任和尊重妻子意願的證明，但筆者却更珍視他與妻子之間充滿民主性特色的對話藝術。 25 首先，他對妻子這位個體主體的發言權力、慾望需求是給予肯定和尊重的。對於妻子要求親吻另一名男子，他並不是以夫權或男權觀念來作評斷，而是承認妻子作為獨立個體所應有的自由思想與情慾感受。另一方面，他也沒有忘記自身的個體權力，向采苕坦訴自己的立場、想法和感受。他實踐了民主化兩性對話中的平等和自主原則。其次，他發揮了民主化對話原則中的聆聽涵養和態度，這是實現民主化對話過程中所. 25. 游友基在〈凌叔華小說論〉裏談到〈酒後〉時，認為永璋是「出於對妻子人格的尊重和對朋友的憐惜，答應妻子的要求」，見《信陽師範學院學報》，1989 年第 1 期，頁 77。.

(16) 170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期. 最常碰見的棘手問題。 26 因為人們往往將注意力放在對話中的發言權力上，而嚴重忽略了彼此應該同時也以開放態度容納闊度更大的交流和溝通，容許一種互相開放、尊重包容的、自由互動的對話。再者，永璋基於對妻子的信賴、理解和尊重，判斷妻子所提出的要求和將作出的行為是不會破壞雙方感情和婚姻權益的，方作出妥協，達致相互接受的協議。這顯示了永璋具有公正性判斷和公平性對話目的之認知。陳衡哲〈洛綺思的問題〉裏的瓦德白朗也有著以上三種民主化的對話表現。他與女主人公洛綺思的對話內容依然屬於兩性情慾範疇，討論兩性在面對婚戀關係現代化所發生的問題（特別是女性所面對的婚姻家庭與工作事業兩者間的矛盾），以及雙方如何作出交流對話來處理之。洛綺思和瓦德是對令人稱羨的未婚夫婦，但洛綺思却在兩人訂婚一月後改變主意，兩人因而展開一場漫長的理性辯論，最後，瓦德試圖說服洛綺思的論點都被她駁倒。尤其是洛綺思以女性身份表達她認為婚姻對女性的事業發展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更是令瓦德折服，「承認這是女子的一個大問題」。雖有不捨，但瓦德在耐心聆聽完洛綺思的想法後，終於理解為何對方在婚姻和事業之間選擇了後者。基於尊重洛綺思的個人意願和决定自主權，他答應了洛綺思解除婚約的要求。簡而言之，瓦德和永璋在面對婚戀和情慾問題方面，與女性伴侶所展開的對話方式和態度，都說明了男性具有實現民主化兩性對話的潛能。 2.偽性發展的民主化兩性對話偽性發展是一種表面的假性民主兩性對話現象，通常發生在一種虛偽的表面平等關係和自由發言的情况下。例如：談話的其中一方有理虧之處，却又在對話中以種種令對方感到被侵犯或害傷的方式，進行維護自我利益的狡辯。即使雙方都不存在理虧的狀况下，若對話者首先便采取一種唯我獨尊的利己態度的話，那這便無法實現雙向互動的平等與公正原則。因為這種情况會剝奪對方同時也是個體主體的身份權力，而被 26. Johnson, J., “Arguing for Deliberation: Some Skeptical Considerations,” in Elster, Jon, e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61-84 和 Elizabeth Frazer, “Democracy, Citizenship and Gender,” in Carter, April & Geoffrey Stokes, eds., Democracy Theory Today: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 Malden: Polity Press &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pp. 81-84，兩者都談到學習聆聽在民主對話中的重要性。.

(17) 民主化的情慾認知與實踐：從男性形象論五四女性文學中的兩性關係. 171. 視為是要說服和戰勝的敵對者，之前我們所談到的開放性和聆聽行為也無法奏效。特別是當所討論的主題內容涉及性、愛情或婚姻等兩性間的情慾課題時，男性往往會因為受到以男性為中心的主流文化價值觀念所影響，而有以自我為中心的男權意識之對話姿態。沉櫻筆下的兩位男性人物就很能代表這類型的男性對話者，有趣的是，他們的名字正好就叫做「男人」，足見作者為探討民主化兩性對話問題而設計的模擬對話之特別用意。這兩個「男人」分別出現在〈愛情的開始〉27 和〈喜筵之後〉28 ，而他們倆在故事中的對話者都是他們的同居伴侶（在當時而言已算妻子身份），所爭論的事端皆與男性在婚戀關係中的不忠行為有關。〈愛情的開始〉裏的「男人」和妻子於半年前結婚，婚後不久便頻頻作出對妻子不忠的事，這令妻子悲憤不已，兩人因而經常發生齟齬，在針鋒相對和冷嘲熱諷中渡日。一個晚上，「男人」因為受不了妻子的冷戰，主動和她談話，結果引發了一場精彩的兩性對話。「男人」明知妻子生氣的緣故是因為自己對她不忠，但他在談話中的語氣和態度顯然缺乏誠意，而且處處以自我為中心，這無法讓女方對他產生信任和理解，而具有公正、公平和平等性質的對話情境、過程和結果也自然難以成就。我們且看看「男人」原本想要通過談話來達到和解目的的意圖，是如何被他的偽性民主化表現所破壞的。首先，「男人」裝作很明白事理和大方認錯的態度開始進行和解動作，認為他與妻子之間相處不融洽是「兩方面都有責任的」問題。接著，「男人」根據自己的意願假定女方已經默默承擔他所推卸過去的一半責任，自顧自地要求女方／雙方「以後不要這樣了」。然而這並沒有達到他所預期的效果，因為妻子是位清楚自己立場和主體身份的對話者，而且也和「男人」一樣堅守自己的理解和想法。對她而言，「男人」所說的「兩方面都有責任」這句話帶給她「不平」、「虛偽」和「欺侮」的感覺；而對於「以後不要這樣了」的這句話，則是「和方才的『兩方面都有責任』同樣狡滑可惡的話」一樣，令她「難以忍耐地有點憤然」抗議道：「我覺得我沒有對不起你的地方！」。（頁 24-5） 27. 28. 沉櫻〈愛情的開始〉，《喜筵之後》（上海：北新書局，1929 年 6 月版）。引文見沉櫻《喜筵之後‧某少女‧女性》（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沉櫻〈喜筵之後〉，《喜筵之後》（1929）。所採版本同上。.

(18) 172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期. 「男人」在與妻子的對話中，其偽性表現在於他的言語邏輯缺乏合理性，只一味強調自己的需要（希望淡化自己對妻子不忠的背叛行為），而減損和漠視對方的需要（希望得到丈夫的尊重、坦誠和忠實待遇）。因此，他們的對話談判是無法取得雙方共同的承認和接納的。同樣的情形也可見於〈喜筵之後〉的男主人公「男人」。這個「男人」不但對自己的婚姻和妻子不忠，還在妻子面前「公然承認他追求別的女人。（頁 48）他一方面濫用自由戀愛的口號，取笑妻子對他的情慾需求不夠包容，一方面却又一再以專制態度與妻子進行對話。例如一次，兩人為了其中一人（妻子）要出席友人的婚宴而發生爭執。「男人」不同意妻子外出赴宴的理由是「晚上家裏沒有人，怎麼行！」，實際上當晚他正準備自己外出尋樂，而且他對自己的隨意外出從來沒有向妻子請示或交待過。（頁 49）但他却霸道地要求妻子留在家中不許赴宴，還把妻子的不妥協態度視為「使人不快」的「樣子」。（頁 50）又如當妻子赴宴回來後，興致勃勃地與「男人」分享她臨崖勒馬的精神外遇，向他表白自己對他的情意專一，結果却反被對方藉以「引證」自己外遇的合理性。顯然，「男人」的對話態度和方式是缺乏公正和平等的，他犯了對自己的需求高度關心（要求自身情慾需求和婚姻生活態度的自由解放），對對話那方的欲求（與伴侶分享交流，表達希望得到伴侶關心和尊重的需要）却加以貶抑的毛病。這種單方面強調自身利益，漠視雙向互動的平等對話關係者，嚴重地暴露了其欲操縱發言和决定權力的意圖。對話是人類溝通的最主要方式之一，其基本所能達到的效果是相互交流和理解。因此，要掌握對話時的態度、立場、技巧，才能有效地進行富意義的溝通，而聆聽是對話情景中一重要的元素。特別是當男女之間為情慾之事而展開對話時，男性傾向在有意無意間以支配或主控姿態回應，以維持和強化自己的立場，結果往往忽略甚至拒絕作「被動」的聆聽者。 29 這種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剝奪了對話一方的發言／聲權力，也同時令對方覺得不受尊重和重視而帶來的不公平感。而以上幾位男性. 29. Tannen, Deborah,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Women and Men in Conversation (New York: Morrow, 1990)..

(19) 民主化的情慾認知與實踐：從男性形象論五四女性文學中的兩性關係. 173. 人物的表現，揭示了五四時期部份男性在民主化對話藝術上的發展可能，這顯然也是備受女性對話者所期待和感激的。（三）平衡秤上的情感原則──相互依賴的夥伴關係五四時期的新式家庭與婚戀模式儘管強調以愛情為基礎和一夫一妻制的原則，但却常面對以下兩種問題：一、男性的一夫多妻慾望，以婚外戀、多角戀愛等方式繼承舊日納妾和用情不專的惡習；二、男性對婚姻義務內容的有限關注。其實，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式在中國古代便有，只是多發生在平民階層，而婚外戀、多角戀愛和沒有履行婚姻義務的情形也同樣出現在五四當時的部分新女性身上。這都說明了婚戀的形式制度和分工規範並未能造就理想而和諧的兩性關係，因為當事人並未掌握到相互依賴、合作的夥伴關係之情感原則。這裏，我們從男性人物出發，探討他們身上的婚戀情感問題和這些問題的改善可能。其主要原因首先仍與之前我們所談過的自治性匱乏有關，但在這裏則更強調以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t）的夥伴關係（partnership）為認知基礎的情感原則，並認為這是五四時期追求表面民主的男性新青年們在情慾、婚戀方面所要努力的另一方向。本文所說的「相互依賴」的「夥伴關係」之概念分別借鑒自 Giddens 和 Riane Eisler 對改善兩性關係的看法。「夥伴關係」是 Eisler 根據她對人類社會關係發展從古早時期的夥伴關係演變到後來的男權統治之研究，所提出的一種進化突破觀點。她認為目前人類關係因男性統治和女性被統治模式而面臨了極多極嚴重的缺陷，但「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作為一種性別的男人，因為男人和女人在一種統治者制度中是必然會被社會化的」，這才是問題所在。而「男女合作或夥伴關係的社會」「提供了可行的選擇」，能夠有效地修繕人類文化的進化。30 她對「夥伴關係」所下的定義是：夥伴關係要求人們合作並相互尊重。它包含參與、聯繫，並為大家的共同利益和平而和諧地工作。夥伴關係方式是通過聯繫而形成一個整體原則，它不同於當今社會占據主導地位的強制性等級服從體制。夥伴關係要求公平合理，意見一. 30. 見 Eisler, Riane (1987), The Chalice and The Blade: Our History, Our Futur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88)，頁 185-186。.

(20) 174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期. 致，互利互惠，民主地參與决策；必須積極地傾聽，富有同情心地分擔，相互支持，以促進共同興旺發達。它包容並追求把人們結為一體。在夥伴關係的環境裏人們感覺自己受到了重視，有真誠的關懷和安全感。真正的夥伴關係導致人人有權利並有條件實現自我。 31 「相互依賴」的情感原則與講究合作的夥伴關係有共同的和諧目標。「相互依賴」強調的是「相互」作用，而不是「固定化」關係上的強制性依賴。32 這種相互作用可以理解為「互動」，和順協調的互動便產生中國古代思想文化中所常說的「和諧」。但民主化的「相互依賴」關係比較全面地考慮到互動關係中的個體獨立性，這和一直以「群體」和「大我」為本位的中國主流文化思想不同。特別是，當這種同時照顧到個體與群體身份的互動原則放置在人際關係中的兩性親密關係時，它產生了一種有助和諧的平衡作用。親密並不是被另一方所吸納，而是知道他或她的特點並使之與自己的特點相適合。具有悖論性的是，向另一方開放但却要求有個人的界限，因為這是相互溝通交流的現象；它還需要敏感性和機智，因為這並非等同於毫無隱私的生活。開放性、敏感性和信任之間的平衡是在關係中發展的，這種平衡决定著個人的界限是否產生分化，而分化會阻礙而不是鼓勵這種溝通交流。 33 如此，當這種講究「相互依賴」的「夥伴關係」情感原則運用到婚姻關係時，它所可能在五四男性伴侶身上體現出來的作用，是可以預防或解決他們的婚外戀和多角戀問題的，使兩性的婚戀關係向更深一層的自由、平等與民主意義發展。 31. 32. 33. 此段引文乃依據閔家胤在主編《陽剛與陰柔的變奏──兩性關係和社會模式》一書時，通過信函請教 Eisler 本人所得的回答之翻譯。該書結合 Eisler 的「夥伴關係」概念和中國的陰陽概念來研究中國的兩性關係和社會模式，并期待中國能夠重建男女新型夥伴關係和實現陰陽平衡的兩性和諧關係。 Giddens, Anthony，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1992）, p. 89. 同註 32，p. 94，部分內容轉引自 Giddens 的注釋 11，Crowther, C. Edward, Intimacy: Strategies for Successful Relationships (New York: Dell, 1988)，pp. 156-8。.

(21) 民主化的情慾認知與實踐：從男性形象論五四女性文學中的兩性關係. 175. 1. 自治式相互平等的忠誠意識──對兩性關係中一一對應的愛情形式之思考自晚清開始，中國傳統婚姻模式和倫理道德觀念因應生產方式的改變、婦女解放運動和五四時期的「家庭革命」而發生劇變。舊有的父權制婚姻、家庭及倫理道德受到新一代的抨擊，「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夫為妻綱」和納妾制都被否定。新式婚姻家庭觀念更因人道主義和民主思想的影響而強調婚姻須以愛情為基礎、夫妻或伴侶之間講求平等尊重。因此，專一忠誠便成為要求平等、民主的婚戀關係中之重要道德準則，這種強調相互忠誠的婚戀生活原則是有著這樣的意義的：一、傾向使用一種男女平衡的原則；二、確認對夫妻之間個人關係的尊重。34 如此，在平等和互相尊重背景下的忠誠意義，才能發揮夫妻、伴侶之間相互信任的功能，進一步實踐平等合作的夥伴關係。當相互忠誠的婚戀原則面對考驗時，民主化兩性關係中的自治原則（自我反思、自我情慾管理、尊重彼方）也就可以發揮其功效。在五四女性文學中，經自由戀愛而同居或結婚，但却對伴侶不忠的男性人物例子幾乎枚不勝數。例如：沉櫻的〈愛情的開始〉和〈喜筵之後〉、凌叔華〈花之寺〉 35 和〈女人〉 36 ，等等。而具有自治式相互忠誠意識的男性人物並不多見，以下兩位男性人物：馮沅君〈潛悼〉和〈我已在愛神前犯罪了〉的男主人公可說是為五四男性留下了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痕跡。〈潛悼〉中的瑩在一開始便聲明了自己和意中人的關係是叔嫂關係，是他的「嫂嫂」，他「族兄的妻」。然而，他對她不該存有愛情或情慾幻想，主因並非這層叔嫂親屬關係的身份界綫，而是受到講究專一忠誠的婚戀道德意識所譴責：我所謂罪，自與一般道學先生們所見者不同。〔…〕我之所謂犯罪者，是說我對於愛神不忠實。我不應該愛其他女子，我清清楚楚的意識著〔。〕（馮沅君〈潛悼〉，頁 96） 34. 35. 36. Foucault, Michel (1984)著，Robert Hurley 英譯,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3: The Care of the Self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0), 頁 172。凌叔華〈花之寺〉，原載 1925 年 11 月 7 日《現代評論》，第 2 卷第 48 期。引文見陳學勇編的《凌叔華文存》（上）（1998），頁 99。凌叔華〈女人〉（劇作），原載《小說月報》，1929 年 4 月，10 卷 4 期。.

(22) 176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期. 他所犯的罪並非指紊亂家庭倫理秩序的亂倫意向，而是無法完成對愛情專一不變的神聖使命，以及因自己的個人欲念造成別人婚姻破裂的不道德行為。愛上嫂嫂且有強烈的性衝動，使他深受「良心的責罰」─ ─「對微微犯罪、對〔嫂子〕犯罪、對珪哥犯罪」（〈潛悼〉，頁 97）的主因是：干擾了兩段原本符合專一不二、忠貞不渝條件的愛情（婚姻）關係，也即是擾亂了男主人公對相互忠誠的婚戀原則之認知。導致他更痛苦矛盾的是那股不可克制的情感需求、生理反應，使他在實踐愛與欲層面的人性解放目標時，與講求對愛情專一和忠貞的道德內涵相衝突而產生的迷惘與罪疚感。在瑩身上，我們發現了男性性愛意識的強烈表達和對愛情的忠貞態度之痛苦思索。〈我已在愛神前犯罪了〉的中心思想同樣圍繞著男性的情愛心理與婚姻道義內容。男主人公「我」強烈的生理與心理需求面對了婚姻道德和師生倫理道德的監視，在他寫給朋友的信裏多次提及他無法克制自己的精神外遇，即使知道不該愛上自己的學生，更不該背叛妻子。這種矛盾與愧疚處處可見：我已在愛人前犯了不忠實的罪，怎見我的多情多義的碧琰！……（同上，頁 91）男主人公為人師、為人親密伴侶和身為人的身份混淆了，師生倫理的界限和親密伴侶之間的忠貞道義，也因其身為人的本能需求而被模糊化了，但這種道德批判意識依然活躍於他的思想內。當他對愛人碧琰坦白一切，愛人的回信表面看來是尊重他在情慾方面的自由和權力，但其實當中有弦外之音。碧琰在信中雖然祝福他們，但卻暗示其前提是「道德上决不發生問題」，又提醒「當年患難中的盟誓」，實際上便引出了有關道德準則的忠信誠義問題。果然，精神出軌的男主人公漏夜到教堂懺悔。兩位男主人公在面對意志自由和道德抉擇時作出不斷的自我反省與對話，顯示了自身的自治式相互平等的忠誠意識，以及對兩性關係中一一對應的愛情形式之思考，這都說明了男性的情慾自治可能。 2. 新兩性關係──相互依賴的夥伴關係之認知前部分所談到的一一對應和相互忠誠的愛情關係模式，是實踐婚戀道德中民主和平等元素的基石。而在婚姻關係（包括同居關係）當.

(23) 民主化的情慾認知與實踐：從男性形象論五四女性文學中的兩性關係. 177. 中，則又增加了義務這項內容。37「婚姻義務指個人對婚姻家庭所承擔的責任」，它將愛情落實到日常生活的大事小節裏，使「愛情變得具體化」。38 自發、主動的婚姻義務履行需要建立在當事人對相互依賴的夥伴關係之認知上，因為義務要求頻密的相互性，例如：配偶之間在性生活、情感、經濟、家務分工、生養和撫育孩子、照顧其他家庭成員等等方面，都需要男女雙方自覺的互相合作、扶持、配合、幫助，需要共同面對、協商、决定、承擔、履行。 39 而這些表現正是實踐夥伴關係的主要成份。五四男性所追求的新式婚姻關係，主要表現在脫離宗族大家庭制和父權制的婚姻形式，取之以愛情為基礎的一夫一妻制之現代婚姻家庭模式。但若男性仍稟持「男主外，女主內」或「男尊女卑」的男權統治模式對待婚姻生活中的人事，更具深度的民主平等之兩性關係便無法形成，男性本身的婚姻生活文化素養也無法得到提昇。五四女性文學中的一群男性人物，分別展示了他們在新式婚姻義務方面的不同表現，有的表現出他們在相互依賴的夥伴關係認知上的無知與不見，有的則表現出具有實踐這種民主化兩性關係的潛能，作出不同程度的自我啟蒙、反思與調整。這些內容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1)家務分工家務分工是指為了滿足家庭成員日常生活所需付出的勞動，包括洗衣、做飯、打掃等活動。丈夫對家務的自覺參與和分擔能顯示其意識到婚姻伴侶在日常生活中的平等權益與地位。沉櫻〈生涯〉 40 裏的濬，成日只顧自己的享受（抽烟、打牌、看報紙、看戲），在家中不事勞作，飯來張口、衣來伸手，視妻子的家務勞動付出為理所當然。白薇《悲劇生涯》中的威展，心血來潮時煮一兩頓飯，大部分時間都等候同居女友葦為他張羅一切，還經常為他所製造的垃圾如花生殼、紙屑等作清潔工作。故事中的兩位女性都對伴侶的自私和不肯分擔家務而覺得煩惱和不滿。. 37 38 39 40. 日．國分康孝著，王鐵鈞譯《婚姻心理分析》（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頁 3。啜大鵬主編《女性學》（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頁 75。劉達臨《婚姻社會學》（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頁 191-6。沉櫻〈生涯〉，《女性》（上海：生活書店，1934）。.

(24) 178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期. (2)撫育工作生育以後的撫育工作需要夫妻雙方的共同承擔，而不是全歸妻子一人應付。謝冰瑩〈清算〉 41 中的奇對剛出世不久的女兒毫不關心，也不體恤妻子在育嬰過程所承受的痛苦和遇到的困難。面對妻子的哀求幫助，他只以敷衍和漠視的態度對待。不肯分擔撫育工作成為妻子格雷提出離婚的主要原因，說明了婚姻生活中的撫育義務應由夫妻雙方共同承擔的重要性。因為這不但顯示男性對自身情感的自治性支配，使男性在履行丈夫與父親義務時發揮其情感功能，同時也表現出其理解家庭人際和諧運作所需要的相互依賴與合作精神。 (3)生育决定生育决定即指伴侶對生育問題的共同協議，包括生育、節育、墮胎等問題。男性對生育問題的重視表示其對伴侶的關懷與尊重，這表現在雙方擁有相平等的發言權力和决定權力上。沉櫻〈女性〉 42 （又名〈妻〉）中的熙，對妻子在意外懷孕後提出墮胎要求時，表現出高度的關心和參與。從懷孕到試圖墮胎、到正式入院墮胎，熙都非常尊重妻子的想法、體諒妻子的心情和感受，最後再共同决定接受人工流產手術。馮鏗〈胎兒〉中的陳文如夫婦也同樣對生育和墮胎問題作出共同協商的舉動。這兩對夫妻對他們最後所作的墮胎决定雖然並不十分心甘情願，但却是在雙方同意和達成共識的情况下進行和平討論而作出的决策。這充分表現了新式丈夫對兩性平等關係、個體自主權力和夫妻相互尊重的自發性理解。以上所談到的幾個方面只是婚姻家庭義務的其中幾項內容，這和之前所討論的專一、相互忠誠原則，兩者都是為了說明：當男性的情感和慾望具體地落實到兩性親密關係（特別是婚姻關係）時，相互依賴、合作的夥伴關係之認知是非常重要的。這可以造就更理想的民主和平等情境，使婚姻中的男女雙方都能享受到和諧的關係感受。五四女性文學中的這批男性，從正、反角度傳達了五四新一代男性在情慾認知和實踐方面的進一步民主化需求。. 41 42. 謝冰瑩〈清算〉，《前路》（上海：光明書局，1932）。沉櫻〈女性〉，《女性》（上海：生活書店，1934）。.

(25) 民主化的情慾認知與實踐：從男性形象論五四女性文學中的兩性關係. 179. 四、結論綜觀以上所論，我們發現以愛情為基礎的婚戀原則、追求戀愛自由、婚姻自主、性解放，這些都不再是評斷五四「新」男性的固定標準了。五四女性文學中的另類男性人物形象站在這幾項被視為新式婚戀的準則上，揭示了五四新一代男性在情慾範疇裏的更多內涵。文本中所追尋的「新」男性情慾，其內涵呈現出一種圍繞著民主化兩性關係的情慾認知與實踐方式來發展的傾向，包括：（一）提醒男性對陽具的象徵性價值意義所衍生的情慾觀念和行為態度作出反思和調整。「膨脹」的情慾心理使男性過度重視性活動，並因為相信性是權威和暴力的觀念而在精神和肉體上傷害女性。「萎縮」的情慾心理使男性產生自我否定和懷疑感。這些偏頗的性、性別和男性自我認同觀念都是非常需要檢討和改善的。（二）男性在與女性進行情慾方面的對話交流時，應該注意對話性質的民主化。亦即要求雙方在平等、相互尊重的情境下，發揮各自的發言／聲權和聆聽涵養，以民主化的方式達到對話、溝通、交流的效果。特別是習慣以男性自身權益為主要考慮的男性，更應注意自己在為追求情慾解放合理化之時所表現出來的自我中心，這會造成偽性的民主化兩性對話。（三）當情慾處在愛情和婚姻的兩性關係裏時，理解專一忠誠和相互依賴、合作的夥伴關係之情感原則，是有助解决婚外戀、多角戀和不履行婚姻義務的兩性問題的。由於兩性長期以來處於男性統治的社會模式，男性對自身的男性特權難以擺脫或自覺有限，因此特別有需要重新理解兩性親密關係的相互合作精神。簡而言之，內文所論及的男性人物之情慾世界，不管是以正面或是負面的表現展示他們的民主與不夠民主之處，其貢獻都在於：體現了五四「新」男性在情慾範疇內所可能發揮或發展的民主認知與實踐。附記：衷心感謝審查委員們撥冗閱讀此篇拙作，並賜予許多寶貴意見。限於篇幅，本人已儘量參照各委員所提出的意見進行修訂，若有未盡之處，還請不吝賜教。.

(26) 180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期. 參考書目專著丁玲，《一個女人》，中華書局，1930 王行，《解放男人：男性的自覺與成長》，探索文化出版社，1998 白薇，《悲劇生涯》（上、下），生活書店，1936 沉櫻，《女性》，生活書店，1934 沉櫻，《喜筵之後》，北新書局，1929 周陽山主編，《從五四到新五四》，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9 茅盾、傳憎亨等著，張國星主編，《中國古代小說的性描寫》，百花文藝出版社，1993 凌叔華，《花之寺》，上海新月書店，1928 啜大鵬主編，《女性學》，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 陳家春，《慾魘的透視──中國當代小說與性文化》，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 陳衡哲，《小雨點》，新月書店，1928 馮沅君，《劫灰》，北新書局，1928 劉達臨，《婚姻社會學》，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 謝冰瑩，《前路》，光明書局，1932 期刊論文游友基，〈凌叔華小說論〉，《信陽師範學院學報》，第 1 期，1989 年 1 月蘇琳，〈五四運動與人性解放〉，《社會科學研究》，第 1 期，1995 年 1 月外文書目 Brod, Harry, ed., The Making of Masculinities: The New Men’s Studies.Boston: Allen & Unwin, 1993. Brod, Harry, Michael Kaufman, Theorizing Masculinities. Thousand Oaks, Cali.: Sage Publications, c. 1994. Eisler, Riane, The Chalice and The Blade: Our History, Our Futur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87,1988..

(27) 民主化的情慾認知與實踐：從男性形象論五四女性文學中的兩性關係. 181. Frazer, Elizabeth, “Democracy, Citizenship and Gender,” in Carter, April & Geoffrey Stokes, eds., Democracy Theory Today: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 Malden: Polity Press &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Giddens, Anthony，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Held, David, Model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Horrocks, Roger, Masculinity in Crisis: Myths, Fantasies and Realities. London: St. Martin’s Press, 1994. Johnson, J., “Arguing for Deliberation: Some Skeptical Considerations,” in Elster, Jon, e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M. S. Kimmel & M. A. Messner, eds., Men’s Lives. New York: MacMillan, 1992. 國分康孝著，王鐵鈞譯，《婚姻心理分析》，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

(28) 182 政大中文學報. 第四期. 審查意見摘要第一位審查人：本文不僅從五四時期的女性文學作品中，分類、歸納出男性形象的特質，並探討其間的情慾書寫。更由男性形象課題中，折射出兩性對話空間的各種民主化與平等原則。而針對五四時期，兩性溝通的新平等關係及其有效性，本文特別提出「民主化」概念來闡述。「民主」一詞在政治學術語上，向來與「專制」對舉，若在五四新文學範疇中，被提出來作為一種小說情節裡的生活方式，則其普遍性仍待商榷。因此，必須補充說明的是，「民主化」的兩性關係，與既有的兩性「平等」互重觀念，以及探討女性文學時慣用的「自由婚戀」等詞，有何不同？如此方能突顯本文選用「民主化」一詞（而非「平等觀」或「自由主義」）來解釋五四女性文學中的男性角色及其兩性關係的用意。同時，亦應說明文中所舉男性情慾書寫之例，在當時兩性的生理及心理層面上有何啟蒙意義？以及對於這些男性的反民主現象提出合理的解釋，如此才能綰合當時追求個性解放的時代課題。而關於「偽性」發展，如有原始出處，應作註解。否則，使用「假性」一詞，似乎含意更為清楚。第二位審查人：本篇論文使用的文本豐富，論證邏輯與內容亦翔實。惜論文題目似乎指示將由男性形象談情慾認知的研究方向，與內文的重點不盡相符。援用參考的文獻中，文學及歷史的中文研究資料亦顯薄弱。.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