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浪潮下臺灣的困境
黃應貴
*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特聘教授 本文將從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條件及政經結構下的臺灣困境，來看太 陽花學運與國家及族群等問題：強調若不能面對新自由主義歷史條件所 導致金融資本在經濟過程中地位的轉換，以及國家與族群性質的改變， 就很難跳出上個世紀現代化觀念的包袱、主流社會既有觀念與視野的限 制，而重踏日本所走過失落20 年的困境。 關鍵字：太陽花學運、新自由主義、族群、國家 * E-mail: ykhuang@gate.sinica.edu.tw 投稿日期：2014 年 8 月 29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4 年 10 月 20 日研究紀要
231 Global Hakka Studies, November 2014, 3: 230-244
Taiwan’s Dilemma under the Onslaught
of Neoliberalism
Ying-kuei Huang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his paper will look at the recent Sunflower Movement, the nation-state and ethnicity in Taiw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pro-duced by neoliberalism and political-economic structure. It asserts that if we cannot face the changes induced by neoliberalism, both in the role of finance capital in the economy and in the nature of the nation-state and ethnicity, it will be impossible to escape the burden of the notions of modernization left over from the previous century or move beyond the limitations inherent in the old concepts and the perceptions of mainstream society. In such a scenar-io, it postulates, we will go down the same path Japan took in the 1980s. Keywords: Sunflower Movement, Neoliberalism, Ethnicity, Nation-state
* Date of Submission: August 29, 2014 Accepted Date: October 20, 2014
一、前言
由學生所主導而由學者與公民團體協助下所發動抗議《海峽兩岸服 務貿易協議》（以下簡稱「服貿」）黑箱闖關的太陽花學運已告一段落， 筆者想從臺灣社會長期發展的角度及學運未來面對的問題來看，故不是 從支持或反對學運的二元對立之角度來看，而是希望從更寬廣的歷史條 件及政經結構脈絡的角度來看它所具有的另一層意義。大體而言，這次 學運的價值不僅證明了新世代的學生們願意且有能力走出自我中心的個 人世界、關懷臺灣社會的發展，以便成為臺灣未來世代的主人。同時， 他們也凸顯了臺灣目前代議政治制度運作無法充分表達民意的的僵化問 題，有意無意間流露出了臺灣社會的「恐懼中國症候群」、以及大多數 年輕人長久以來因對未來充滿不確定而累積的焦慮與不安等，都藉著 「服貿」在立法院中30 秒過關的荒腔走板為理由與窗口而一併發洩出 來。在這集體情緒發洩當然還包括其他臺灣民眾的不滿，包括對政府的 不信任、看穿領導者的施政無能以及其他各種政策失效所導致的挫敗、 乃至於年輕世代對於老一輩造成臺灣這種局面的不滿等。換言之，筆者 的目的並不是要探討「太陽花學運」形成的原因，而是強調在「當代歷 史條件」（特別是新自由主義化之世界趨勢的歷史脈絡）下，它所具有 的另一層意義，更不曾否認中國因素的存在。1二、太陽花學運的啟示：
凸顯臺灣主流社會對於當代的不了解
一個運動居然可以滿足那麼多人不同目的，正說明它並不只是一個 1 這一段話，主要是針對兩位審查人的誤讀而特別強調說明。新自由主義浪下的臺灣困境
233 人、一個政策、或任何一個群體所單獨造成的，而涉及了整個社會更大 的問題。在筆者看來，這運動跟臺灣社會這一年來發生的幾個主要事件 都相似，如多元成家爭議、北捷隨機殺人事件、乃至於最近的高雄氣爆 及食安問題等，均涉及了整個臺灣社會在這世紀以來早已進入了新自由 主義化的新時代，但我們的主流社會仍然停留在上個世紀，而以上個世 代的現代化觀念來處理新時代的新問題，就如日本1980 年代中期開始 的經濟泡沫化所導致失落的20 年之情形幾乎一模一樣。這點，也可見 證於參與學運的一些學生之反應上。 筆者的學生當中有不少是這次學運的幹部或熱心份子。他們有時會 前來詢問筆者的意見，而筆者常反問他們：「下一步要怎麼走﹖」，或 者「你們要將臺灣帶到何處去﹖」以及「臺灣的未來將何去何從﹖」。 若更具體地問他們：「既然你們要求先立法、後審查，若依照你們的想 法，在完成立法及審查程序後，你們是否支持臺灣往後與美國、日本等 國進行雙邊貿易談判」﹖幾乎沒有同學反對！筆者繼而問他們：「那你 們就是支持新自由主義經濟了」﹖對此，大多數同學不知如何回應，因 大部份人都不懂新自由主義經濟究竟是什麼﹗若是如此，他們未來將如 何帶領臺灣，而且要將臺灣帶往何處去﹖是以，對筆者而言，學運另一 個大貢獻是突顯了臺灣主流社會，特別是政界與學界（包括學生在內） 對於當代的不理解。只有企業家為了生存而不得不掌握新自由主義經濟 邏輯外，一般平民大眾雖不了解什麼是新自由主義經濟，但為了實際生 活上的需要，都清楚知道這已是另一個新時代。2 2 一般平民百姓所理解的新時代具體個案，請參閱黃應貴（2012）。
三、新自由主義化的歷史條件
3 稍微了解當代的人都知道，在二次世界大戰因戰爭破壞了大部分工 業國家的生產工具而導致生產不足的條件下，資本主義經濟經歷了20 年的繁榮期，但到1970 年代初期，已因戰後普遍現代化、工業化的結 果造成生產過剩而導致利潤率下降，使資本主義經濟進入了衰落期。是 以，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與美國總統雷根於1979 年、1980 年，先後提 出「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市場自由化、國營事業民營化、去管制化、 緊縮財政貨幣政策等，經由國際組織如世界銀行（WB）、世界貿易組 織（WTO）、國際貨幣基金（IMF）等推廣到世界各地。但這個建立 在網際網路的科技革命與運輸交通及溝通工具快速發展的基礎上，使得 人、物、資訊、資金得以在世界各地快速流通並超越國家的控制，也使 企業家得以在世界各地選擇最有利的地點來革新生產方式，造成資本主 義經濟新一波的發展。事實上，新自由主義化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在人 類政治經濟史上，其關鍵性與重要性，正如工業革命對於生產方式與人 類經濟生活帶來新的面貌類似。4 新自由主義化對人類社會文化的影響，最重要的就是使財政金融管 理成為了經濟過程中的一部分，且在過程中具有相當凸顯的地位。在此 之前，資本主義經濟所指涉的經濟過程，不外乎指涉：生產、分配與交 易、消費等，但在新自由主義經濟下，財政金融的管理成為了經濟過 程中極為重要的一環，甚至居於宰制性的地位，這使得新自由主義經濟3 本節未特別註明部分，主要依據黃應貴（2012）、Harvey (2005)、 Saad-Filho & Johnston (2005) 而來，請自行參閱。
4 故要討論新自由主義化對於社會文化的影響，應是多面向的，但配合「服貿」主題， 本文重點放在政治經濟層面上，而較少談及社會文化領域。若要了解社會文化層面， 請參閱Lyotard (1984)、Comaroff & Comaroff (2000)、Saad-Filho & Johnston (2005)、 黃應貴（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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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有著「金融資本主義（finance capitalism）」之稱。換言之，資本（或 資金）的滲透力遠比看得見的貿易行為來得更具決定性與宰制性。譬 如，臺灣在1999 年 921 災後重建過程中，快速道路完工、網際網路、 手機等交通及溝通工具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大臺中地區新自由主義化的 物質基礎，而後東埔社布農人一改過去在聚落內或在水里購買日常用品 的習慣，轉而前往臺中大賣場消費。當時臺中大賣場共有十家，其中九 家是外資。這不僅改變居住鄰近玉山的原住民之消費生活領域，更導致 臺中以外資本規模較小的商店沒落。而資本額小於外資卻大於小商店的 興農超商，則選擇在水里開店，這使得一部份布農人轉到水里購買日常 用品，造成東埔社布農人的消費活動領域產生再結構。如此一來，外資 的家樂福看到商機，進而在南投市投資設立分店，導致東埔社布農人轉 而到南投市購買日常用品。由此可見，在當代，資本的流通可以不斷造 成地方社會某類生活領域的不斷再結構，更證明了資本的決定性與宰制 性。 事實上，在新自由主義化後，全世界每日資金的流動有一兆美金， 其中有95% 用於資本利得的投資上（如股票或期貨等），只有 5% 用 於實質的貿易上（Giddens 1998: 148-149）。他如阿根廷在 1992 年開 放外資，使當地經濟一時間活絡起來，同時吸引了更多外資進入。然 而，2001 年 11 月 30 日，外資將 20 億美金轉投資到巴西及中國，隨後 其他外資跟隨匯出，使阿根廷貨幣無限貶值、一夕破產，造成金融危機 （Harvey 2005: 104-106）。這些都一再證明：在當代，資本的滲透性 具有決定性與宰制性。如今在臺灣，為何學運只關心「服貿」而不關心 中國資金在臺灣到處流竄的社會實在﹖譬如，大家應該早有耳聞，自從 政府開放中國觀光客大批來臺後，臺灣南部及東部的新興觀光旅遊業早 已被中國資金所掌控，更促成了「一條龍」的一貫作業。對此現象欠缺
該有的認知不是正說明主流社會對於當代社會真實狀況的不理解。同 樣，去年2 月開放人民幣定存後，到今年 2 月，存款已超過 2,470.51 億 人民幣，5已成臺灣第二大外幣，今年7 月更達 2,930.26 億人民幣。6換 言之，臺灣存了將近3 千億人民幣給中國大陸從事再投資，就如同中華 民國政府將郵局存款拿來再投資一樣，其影響恐怕比「服貿」問題嚴重， 但好像沒有人在意。忽略金融資本主義的性質，不只會造成資本流通相 對於貿易之重要性的誤判，更會忽略中國處理臺灣問題真正使用的主要 手段：不只是看得見的「服貿」，更嚴重的恐怕是利用資本國際流通方 式來滲透、控制臺灣的經濟。 當然，新自由主義化對當地社會文化而言，不僅上述資本流通帶來 金融危機的可能，它更反映了因資本家或財團主宰國家政治而造成國家 的弱化。自從資本主義興起以來，現代民族國家與經濟的力量一向是相 輔相成、甚至常是一體兩面，就如同政府發行的貨幣一樣。但在新自由 主義化後，財團或資本家的力量早已超越、甚或主宰國家政治的運作。 是以，不僅金融風暴頻傳造成一般民眾不再信任政黨及政治人物，更因 資本與統治階級往來密切並影響政策，造成民眾對政治的冷漠外，更促 成貧富極端化等社會問題。譬如，以東埔社布農人為例，2011 年年收 入最高者為320 萬臺幣，但最低者僅有 15 萬，連健保也繳不起。故即 使在臺灣最邊陲的地區，這種貧富極端化的現象依然是怵目驚心，是歷 史上所未見的。這些均使得新自由主義化國家早已意識到這類經濟運作 方式，就長遠發展而言乃是弊大於利，因而許多國家開始在新自由主義 與強調社會福利的社會民主制度間，尋找另類出路，才有了所謂的「第 三條路」的努力和嘗試。 5 參見中央銀行第 059 號新聞稿，2014 年 3 月 14 日發佈。 6 參見中央銀行第 170 號新聞稿，2014 年 8 月 15 日發佈。
新自由主義浪下的臺灣困境
237 不僅北歐、西歐與美國都各自尋找個別的第三條路，7連被歸類為 第三世界的拉丁美洲亦是如此（Schoepp 2012）。我們知道，拉丁美洲 國家在1980 年代向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貸款時，被迫從事新自由 主義化的改革。但由於它們大都經歷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知道新自 由主義化帶來的弊大於利。是以，委內瑞拉總統Hugo Chavez，在 1998 年提出了中間偏左的政策，以國家的力量來控制重要的產業，以減少新 自由主義經濟對於地方社會的衝擊。這個Chavez 政策流行拉丁美洲國 家。其中，最成功的是巴西。他已成為金磚四國之一，世界第七大經濟 體。當然，在嘗試另類出路的過程中，各國往往會因歷史經驗與既有制 度的條件而打造出樣貌各異的「第三條路」，但他們對於如何降低新自 由主義化對當地社會文化的衝擊這項關懷卻是一致的。
四、臺灣的脈絡
回顧臺灣，在1987 年解嚴之前，因政治經濟幾乎均由國家所管制， 自然沒有實行新自由主義化的空間。解嚴之後，才開始有外勞、外籍配 偶等的開放。8不過，一直到1999 年 921 災後重建使網際網路普遍化及 快速道路普遍修建，才使道路交通及溝通系統得以快速發展而提供新自 由主義化的物質條件後，新自由主義化在臺灣才有發展的空間。但真正 的新自由主義化卻是要等到陳水扁總統上任以後，推動金融改革的「金 融六法」及政府改造的「四化」（地方化、法人化、委外化、去任務化） 政策之實踐，才成為促成、加深臺灣新自由主義化的關鍵性8 年。這點，7 參閱 Giddens (1998)、Harvey (2005)、Touraine (2001) 等。
8 外勞與外籍配偶的開放，當然是全球化發展所造成的。然而，全球化只是表象，背後 真正的動力涉及資本國際化造成國際婚姻現象及國際勞工的流動。國內已有許多相關 研究，如王弘仁（2007）、夏曉鵑（2000）等。
可由代表資本家或財團的金控之出現及信用卡在日常生活中逐漸取代貨 幣證之。 不幸的是，臺灣缺少馬克思理論及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傳統，以及所 有政黨對於經濟發展的認識幾乎都是右派，加上臺灣缺少像韓國三星那 樣佔全國出口20% 的大規模國際企業，無法凸顯財團對於國家政府的 影響力，使得臺灣主流社會對於攸關臺灣發展至為重要的經濟政策之決 定與實踐，至今不見對此有所反應及進行討論，使得臺灣主流社會至今 仍然是以上個世紀現代化時期的觀念來處理新時代的新問題，就如日本 在1980 年代中期開始的 20 年失落一樣，情況當然每況愈下了。 當然，在所有新自由主義化的國家或社會，除了「第三條路」之外， 會採取補救的其他方式，主要是公民社會的浮現以及社會運動的改造、 新興宗教的解脫與救贖、以及透過家及親屬來承擔社會福利及社會保險 制度之不足等，作為緩解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不幸等三條可能的路。後 兩者是比較消極的方式，而臺灣是否存在公民社會仍有爭議，故目前學 生反「服貿」運動所屬的社會運動似乎是最後的選擇。但是，若對當代 的社會實在欠缺必要的理解與掌握，自然無法面對臺灣未來何去何從這 個根本問題，因運動的結果很有可能與未來的抉擇是彼此相互矛盾的。 譬如，在臺灣已有一批人（包括科技新貴）放棄原有高薪，跑到臺灣東 部從事有機農業，為臺灣的未來尋找有別於主流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 這個試圖找尋「資本主義之外是否有另一種可能﹖」的生活方式，既不 是資本主義式的，也不是社會主義式的，而是更合乎人性的方式。假設 大家未來選擇了上述新的生活方式時，我們便會發現，我們要反對的不 只是「服貿」的黑箱作業，更是要反對所有的自由貿易或新自由主義經 濟本身，有如「佔領華爾街」這項運動所顯現的基本精神。是以，「瞭 解當代」幾乎是尋找臺灣未來出路時所不可迴避的要求與學習，這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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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包括必要的世界觀。筆者相信，從事社運的同學對於當代的瞭解，絕對 可超越像筆者這種基本上屬於上個世紀現代化時期的人，因新時代是屬 於年輕的同學，而他們身在其中的體驗與感受，是可以相當深刻、深入 的。但若不能拋棄既有觀念的包袱，跳出主流社會既有觀點與視野的限 制，同時具有試圖瞭解當代或新時代的好奇與熱忱，他們對臺灣未來發 展的可能貢獻，一定不若那些到東部實踐有機農業的理想來尋找臺灣未 來出路的人們來得踏實可行。這就涉及了解當代的困難。
五、了解當代（新自由主義化）的困難：
以國家及族群為例
要了解當代的困難，可以從下列兩個例子進一步來了解。以現代民 族國家為例，過去我們往往把國家看成理所當然的存在，是不變的自變 數。但實際上，在新自由主義的條件下，國家本身是一直在演變；除了 功能弱化之趨勢外，它的界線早就不是固定的，因人會流動。而愈是上 層社會的人，愈是可能擁有多重國籍也愈可能流動。譬如，2012 年法 國新任總統歐蘭德上臺，決定要徵收富人稅（即財產在一百萬歐元以上 者徵75%），結果法國第一富豪跑到瑞士去，有名的大鼻子男演員跑 到俄羅斯。更嚴重的問題是現代國家是會破產的。冰島固然已經破產一 次，希臘、西班牙、義大利都在破產邊緣，但它們背後至少還有歐盟在 支持。然而臺灣，我們的國債是4270 億美元，是 GDP 的 165%，每位 同學還沒畢業就業就已經背負23.8 萬元的債務。這還不包括地方政府 的舉債。以大高雄為例，2013 年已達法定債務的最高限度，達 2077.92 億臺幣。但比高雄市更糟的至少有8 縣市。依商業週刊有關「縣市財政 昏迷指數」的報導，7 縣市（花蓮、南投、雲林、澎湖、彰化、基隆、屏東）是重度昏迷，苗栗則是瀕臨腦死。是以，臺灣的財政未來若無法 得到改善，不出十年，大家都有機會見證中華民國政府的破產。未來我 們要建構怎樣的國家? 恐怕是年輕一代不可避免的課題。9 另以族群為例，在解嚴之後，因它能有效再現及解釋社會的不平 等，特別是在弱勢少數民族上，因而紅極一時，成為當時的顯學。到今 天，這名詞早已是普遍性的概念。尤其臺灣原住民在2000 年以後，由 原有的9族增加到16族，而成了臺灣另類奇蹟。然而，在這個新時代裡， 族群仍具有過去所展現的意義嗎? 筆者舉幾個實際的例子讓大家來進一 步了解。2006 年，筆者重新回到東埔田野，正好碰到熟悉的年輕人娶 了越南新娘並生了小孩，因母親不會布農語，小孩只會講國語及一些越 南語。筆者好奇問這朋友，這小孩算是哪一族的人? 布農族還是越南人 ? 他有些生氣地說「不滿族」，然後反問筆者，「為什麼族群那麼重要? 我家是聯合國」。因他家除了有人娶越南人外，還有人娶阿里山鄒族、 泰雅族，更有兩位姊妹嫁給漢人。這是筆者第一次被人挑戰「族群的重 要性」而愣了一下! 後來，筆者參與 Sakizaya（撒奇萊雅）族的正名運 動，其中一名年輕的領導人在正名成功後，就加入了Sakizaya 族，但 後來發現這新族群的人只有一千多人，能選出的民意代表只有一人，於 是他又放棄了Sakizaya 族而回到了比較有機會選上民意代表的阿美族。
這讓筆者想起人類學中有名的例子（Comaroff & Comaroff 2009）。在 南非西北部的Kalahari 沙漠，有一群被稱為 the San 的沙漠民族。過去 他們生活在沙漠中，大部分時間是分散四處，很少集合成群體。所以他
9 當然，在有關新自由主義化的條件下，有關國家弱化的問題，在理論上一直有其爭 議性：大部分的馬克斯論學者都傾向於弱化的看法，如Hobsbawn (1990)、 Harvey (2005)、Saad-Filho & Johnston (2005) 等。但 Jessop (2002)、Wacquart (2009a, 2009b)、Piketty (2014) 等，持相反的意見，強調那只是國家功能的轉變。但一般意識 到新自由主義化的正常社會，從事有關經濟問題的社會運動時，其抗議的對象不會是 弱化的小政府，而是背後的財團。如「佔領華爾街」運動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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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們並沒有自稱。他們的主要食物是在沙漠中一種植物的根。吃了之後， 不僅提供必要的養分，而且不容易有飢餓感。英國藥廠發現它可以做減 肥藥。為了壟斷這利益，藥廠就找到這群人分散四處的後代，組成San 族人的協會，簽訂文化權的轉讓。於是，這族群只有在分藥廠提供的利 益時才存在。這兩個例子正說明當代的族群是充滿著政治權力及經濟利 益，跟過去族群所具有多重功能與意義的性質截然不同。甚至在東埔， 因當地經營溫室成功的富有者，有意聯合漢人茶商、鱒魚場漢人財團、 大面積農場開發者、以及日月潭高空纜車背後的財團，一起共同開發鄰 近阿里山的沙里仙地區為森林遊樂區，甚至共同開發高空纜車，以便連 接日月潭及阿里山國家風景區，壟斷大陸觀光客。故這些當地成功的布 農人與漢人財團間的關係，遠比與當地布農人間的關係更緊密。是以， 我們可以這麼說，在這個新時代裡，階級已經比族群的觀念更能解釋當 代的現象與問題。 由上面兩個例子，10我們就可以清楚知道要了解當代的困難，不僅 要跳出上個世紀現代化時期的既有觀念與視野，還要尋找或創造出新的 觀念與新視野，才能有效再現新現象與新問題。也只有有了新視野與新 知識之後，才能掌握新趨勢，並為臺灣的未來找到新的出路。 10 審查人之一認為這兩個例子不足以證明筆者的論點，應有更細緻的資料與論證。筆者 也同意這兩個概念都各自需要一篇文章、甚至一本書來論證臺灣的情況。事實上，筆 著主編的「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叢書（群學出版有限公司），就是要做這種事。目 前出的第一本書《21 世紀的家：臺灣的家何去何從 ?》便在論證臺灣 21 世紀的家與 以往的家如何不同，進而討論到要有怎樣的新觀念，才可了解它（黃應貴 2014）。有 關國家與政治、以及族群與階級，還待未來進一步討論。目前本文只能以一般讀者易 懂的實際例子來說明，以便引起大家的注意。
六、代結語
由上，我們可以清楚發現要從族群的角度了解「服貿」爭議，就必 須放回歷史的條件與政治經濟脈絡中，才能了解爭議的關鍵所在。從筆 者較長遠的歷史脈絡與政治經濟結構或立場來看，「服貿」爭議的問 題實遮蓋了背後更關鍵的金融資本的問題，以至於凸顯出臺灣主流社 會對於當代的不了解或與社會真實脫節所產生的困境，使我們走上日 本1980 年代中期以來經濟泡沫化所導致失落 20 年的一樣道路。因此， 要走出「服貿」以外的空間，就必須認真面對下列的幾點。第一，我們 必須很意識地理解到臺灣在這新世紀以來，已進入新自由主義化的新時 代。第二，在這新時代裡，必須用新的觀念與新視野，才能有效了解新 現象與掌握新趨勢，為未來找到新出路。故年輕的世代在反「服貿」運 動之後，若要想尋找臺灣未來的出路，成為新時代的主人，就必須要充 分了解當代，否則是不可能有未來的。第三，要了解當代，並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因必須能拋棄既有觀念的包袱，跳出主流社會既有觀念與視 野的限制，以及具備對了解當代新知識應有的好奇與熱忱，才有可能。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問學校及老師乃至社會，是否提供年輕世代學生 面對當代及未來所必要的知識? 因此，筆者認為在學運之後，學校、老 師、學生、乃至於社會，都要好好掌握這轉變與改革的契機，促進教育 與社會改革的落實，以達到提供年輕一代面對當代及未來必要的知識與 能力。新自由主義浪下的臺灣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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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王弘仁，2007，〈移工、跨國仲介與制度設計：誰從臺越國際勞動力流 動或利?〉。《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65：35-66。 夏曉鵑，2000，〈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以臺灣的「外籍新娘」現 象為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39：45-92。 黃應貴，2012，《「文明」之路》，第三卷，《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的地 方社會（1999 迄今）》。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黃應貴主編，2014，《21 世紀的家： 臺灣的家何去何從 ?》。臺北：群學。 Comaroff, John L. & Jean Comaroff, eds., 2000, “Millennial Capitalism andthe Culture of Neoliberalism.” Public Culture 12(2).
Comaroff, John L. & Jean Comaroff, 2009, Ethnicity, Inc.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iddens, Anthony, 1998,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Oxford: Polity Press.
Harvey, Davi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bsbawn, E. J., 1990,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essop, Bob 著、梁書寧譯，2002 ，《思索資本主義國家的未來》。臺北： 韋伯。
Lyotard, Jean-Francois,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iketty, Thomas, 2014,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aad-Filho, A. & D. Johnston, eds., 2005, Neoliberalism: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Pluto Press.
Schoepp, Sebastian（賽巴斯提 ‧ 修普）著、麥德文譯，2012，《孤寂
的盡頭：全世界能向拉丁美洲學到什麼?》。臺北：野人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
Touraine, Alain, 2001, Beyond Neoliberalism. Oxford: Polity Press.
Wacquant, L., 2009a, Punishing the Poor: the Neoliberal Government of
So-cial Insecur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Wacquant, L., 2009b, Prisons of Poverty.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