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路翎小說研究—四○年代國統區文學研究之一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4-2411-H-032-018- 執行期間： 94 年 08 月 01 日至 95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 計畫主持人： 蘇敏逸 報告類型： 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中 華 民 國 95 年 10 月 31 日
個人、家族與集體的糾葛和矛盾：論路翎《財主底兒女們》
蘇敏逸 摘 要 本論文集中討論路翎最重要的一部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們》，這部小說的 重要性在於它觸及中國現代文學中最重要的一個主題：個人、家族與集體社會國 家民族的關係。論文主要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集中探討《財主底兒女們》中 「個人」與「家族」的關係。在這一部分的討論中以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作為 比較的對照組，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繼承五四時期對家庭反叛的精神，《財主 底兒女們》中的知識份子對家庭的態度卻是更為複雜的，既有反叛，又有依戀。 第二部份分別以小說上、下兩部的主角蔣少祖和蔣純祖兄弟的精神歷程來看知識 份子在「個人」、「家族」、「集體」之間的擺盪和選擇，蔣少祖走的是從叛逆到復 古的歷程，蔣純祖則是對集體懷抱熱情，投入集體之後，不斷地與集體戰鬥，卻 又不斷地離開集體，走上精神漂泊之路。第三部份從《財主底兒女們》的小說敘 述特色，可以看出路翎在小說客觀的、富有歷史性的敘述之外，又強調對人物狂 熱的、紛亂的、瞬間變化的內心狀態加以描寫，由此可以看出路翎的小說著重個 人與現實搏鬥時的精神狀態，更在意如何在集體中維護「個人」的主體性。 關鍵詞：路翎、《財主底兒女們》、個人、家庭（家族）、集體、蔣少祖、蔣純祖 一、前言 「個人」意識的覺醒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最重要的一個概念，也是五四新文 學中的一個重要主題。中國個人意識逐漸形成的背景是中國晚清以來積弱不振的 國家局勢。中國自一八四 0 年鴉片戰爭以來，不斷遭受西方列強軍事、經濟、文 化各方面的挑戰，迫使中國的知識份子正視西方的強大，認真思考中國之所以落 後的原因，進而開始反省傳統文化的積弊。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各種西方的政 治社會文化思潮大量地被中國知識份子所吸收，並加以轉化、詮釋，賦予新意， 成為中國尋求革新富強的利器。「個人主義」的概念也經過這樣一段過程，到了 五四運動時期，「個人主義」的概念已和改造中國的目的結合起來1 。 由於中國五四運動時期對「個人主義」的追求起源於知識份子對中國社會現 實問題的檢討，因此中國的「個人主義」帶有強烈的社會現實性，中國的知識份 1 清末民初之間，「個人主義」的概念被引介到中國，並經過中國知識份子的轉化和詮釋，其過 程可參考劉禾：＜個人主義話語＞，劉禾：《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 （中國，1900-1937）》（北京：三聯書店，2002 年 6 月），頁 109-140。子雖然強調「個性解放」的精神，但他們更在乎「個性解放」之後能對社會改造 帶來正面的影響。五四時期最著名的知識份子包括陳獨秀、魯迅、周作人、胡適， 他們對於「個人主義」的提倡，都強調將「個人」從傳統封建的思考模式，特別 是家庭、家族的概念中解放出來。他們將傳統中國視為一個僵化的舊社會，只有 讓「個人」從傳統封建的束縛中脫離出來，才可能成就一個健全的個人，而健全 的個人才可能促成國家的進步，也才可能扭轉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積弱不振的國 勢2 。因此中國五四時期對於「個人解放」的提倡具有非常強烈的改造中國的目 的性，它成為知識份子破除迷信和反抗封建的象徵。就如同西方啟蒙運動對於「個 人」的提倡是希望個人從神權的思想中解放出來一樣，中國的知識份子也希望將 「個人」從封建傳統的思維中解放出來。 在這樣的思想背景影響之下，五四以降的新文學中的「家庭」，成為封建的 象徵，成為「個人解放」和「社會改造」的障礙物，也成為現代文學敘述中被否 定的對象3 。而「個人」、「家族」和「社會集體」4 或「國家民族」成為中國現代 文學中重要的關鍵詞，三者之間相互拉扯、拔河，互為消長、錯綜複雜的糾葛和 矛盾，也一直是現代文學中的重要議題，並橫跨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壇。 四○年代以重慶為中心的國民政府統治區，在著名的文藝理論家胡風的提拔 之下，路翎（原名徐嗣興，1923-1994，路翎為其筆名）以其豐沛的才情成為抗 戰時期最重要的文學新星之一，也成為胡風所領導的「七月派」的首席小說家。 1944 年，路翎以二十一歲的青春之齡，完成了八十多萬字的煌煌巨作《財主底 兒女們》5 。這部巨作描寫蘇州富戶蔣捷三家族的破敗崩潰，以及其兒女們在家 族潰散後，在抗戰期間流離漂泊的心靈歷程。但從小說的內容、敘述方式及小說 中最重要的兩個主角蔣少祖、蔣純組的心靈歷程，可以看出整部小說集中在思考 中國現代文學中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個人、家族和集體之間複雜的拉扯和糾 2 五四知識份子對於「個人主義」的看法，以及他們如何將「個人主義」和「社會改造 」的概念 連結起來，可參考周昌龍：＜五四時期知識份子對個人主義的詮釋＞，《新思潮與傳統──五四 思想史論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5 年 2 月）頁 11-41，以及拙著：《「社會整體性」 觀念與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生和形成》第二章第二節 五四「個人主義」的特質（新竹：國立 清華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4 年 1 月），頁 24-37。 3 參考曠新年 ：＜個人、家族、民族國家關係的重建與現代文學的發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叢刊》第 108 期（2006 年第一期），頁 41-48。 4 在本文中，將以「集體」這個名詞來指涉「個人」、「家族」之外，具有公領域、政治、社會性 質的概念。在討論《財主底兒女們》時，「集體」大致具有三種不同的意涵，一是國家民族的概 念，這時的敘述通常和國家民族的命運、前途、出路等問題結合在一起；二是指任何具體的、實 質的政治、社會集團或團體；三是指群眾、人民，以及群眾所呈現出來的普遍的生存狀態和思維 模式等等，根據文本脈絡而有不同的意思。 5 1940 年，未滿二十歲的路翎開始寫作長篇小說《財主底孩子 》，於 1941 年初寫成，這是《財 主底兒女們》的初稿，共二十多萬字。1941 年中，胡風到香港，準備在香港出版《財主底孩子》， 但卻遭逢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被日軍轟炸，路翎的文稿存在書店的保險箱中，下落不明，而路 翎又無底稿。因此路翎自 1942 年下半年又開始重寫《財主底兒女們》，至 1944 年全部完稿，全 書擴充至八十多萬字，由路翎寫作《財主底兒女們》的過程，可以看出路翎在四○年代豐沛的創 造力。有關《財主底兒女們》從內容討論、出版計劃到丟失、重寫的過程，可參考胡風與路翎自 1941 年 2 月 2 日到 1944 年 5 月 15 日之間的書信，曉風編：《胡風路翎文學書簡》（合肥：安徽 文藝出版社，1994 年 5 月），頁 5-89。
葛。本論文將分析這部小說如何處理這三者的關係，並進一步了解路翎對三者的 態度。 二、從「家族」形象的差異看「個人」與「家族」關係的轉變 ──以巴金《激流》三部曲作為對照 《財主底兒女們》分為一、二兩部。小說的第一部起始於 1932 年上海「一 二八事變」當天，結束在 1937 年抗日戰爭爆發後的八月底，南京的情勢日漸危 急，蔣家人開始往漢口撤退。小說的第二部起始於 1937 年秋天中國軍退出上海， 主人公蔣純組開始江南平原的逃亡生涯，結束於蔣純祖的死亡，時值 1941 年六 月底德軍發動侵蘇戰爭。 小說的第一部比較集中於處理「個人」與「家族」之間的關係。在小說的結 構上，第一部和三○年代書寫「家族」的名作──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相似。 《激流》三部曲以「四川高家」複雜的家族成員作為小說的架構，《財主底兒女 們》則以「蘇州蔣家」作為小說結構的核心。以「蔣家」為中心，重要的家族人 物包括大家長蔣捷三及其姨太太、姨太太所生的兒女們，以及元配所生的大兒子 蔣蔚祖與妻子金素痕、二兒子蔣少祖及妻子陳景惠、三兒子蔣純祖、大女兒蔣淑 珍及女婿傅蒲生、二女兒蔣淑華及女婿汪卓倫、三女兒蔣淑媛及女婿王定和、四 女兒蔣秀菊及女婿王倫。此外著墨較多的人物還有蔣捷三的妹妹──「姑媽」一 家，包括女兒沈麗英及女婿陸牧生，孫子陸明棟與孫女陸積玉，以及王定和妹妹 王桂英等等。 小說第一部的主要內容與巴金《激流》三部曲也相似，主要集中在「蔣家」 崩落的命運，包括大家長蔣捷三的過世，親戚之間為財產發生齟齬等等，並擴及 對家族成員互動的描寫。但是由於路翎的關注點與巴金不同，蔣家兒女對待「父 親」及家族所在地「蘇州老宅」的感情也截然不同。巴金的小說直接繼承五四以 降「反封建」的議題，他所關懷的主題是「個人」如何從「家族」的束縛中解放 出來，他主要打倒的對象是「封建家庭制度」，因此他的小說集中在家庭內部的 鬥爭上。在巴金的小說裡，「高家」的大家長是專制權威而不通情理的代表，高 家子弟唯一的目標就是反抗大家庭不合理的命令，從封建束縛中逃出來，並拯救 大家庭內受苦的成員。因此，「個人」和「家族」是站在對立的位置。而對路翎 來說，《財主底兒女們》的主題並不集中在宣揚反抗「封建專制家族」，雖然他筆 下的主人公也強調「個性解放」，時時躍動著青春生命強烈的欲求，呼喊著：「我 要自由」，但是路翎並沒有把「家族」塑造成箝制個人精神發展的元兇，相反的， 蔣家的蘇州老宅成為蔣家兒女的精神依歸和心靈休憩之所。 也因此，路翎的「家族史」與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在許多方面呈現全然不 同的面貌。由於小說的主題內容不再是抨擊傳統家庭制度，路翎筆下的大家長蔣 捷三不再只是一個專制權威的代表，不再只有冷酷殘忍的面貌。整體來說，蔣捷 三仍是相當有威嚴的傳統大家庭的家長形象，在小說第一部第二章第一節開始介
紹蔣家的成員時，路翎首先安排蔣家第二代的女婿們回蘇州探望父親，兒子、媳 婦、女婿們在廳堂上熱鬧地寒暄一番，最後管家馮家貴前來通報老爺已午睡醒 來，準備接見大家。此時，路翎這樣描寫蔣捷三出場時的形象： 高大而彎曲的白色的身影使走廊裡的陰暗的光線變動。蔣捷三傾斜上身， 大步地緩慢地穿過走廊，走進房，未看起立的、恭敬的女婿們，點頭，把 手裡的大紙捲地給蔣蔚祖，走向桌旁的椅子坐下：他習慣坐在這裡。 老人禿頂，頭角銀白，有高額，寬顎，和嚴厲的，聰明的小眼睛。臉微黃 而打皺，但嘴唇鮮潤。他架起腿，抬眼看著女婿們。他微笑，安慰女婿們： 他覺得自己是在仁慈地安慰女婿們。 笑的時候，他底高額上的皺紋疊起。不笑，他底兩腮的肉袋無生氣地下垂， 加強了他底嚴厲。6 這是蔣捷三唯我獨尊的大家長形象。但是，在威嚴之外，蔣捷三還是個慈愛的父 親。例如在第四章第二節中，蔣捷三從蘇州來到南京，為二女兒蔣淑華帶來結婚 的禮物。老人家不但不反對女兒對自己的婚事的種種主見，還為她從蘇州老宅運 來二十件的嫁妝，甚至還體貼理解女兒的心意，帶來了足以作為紀念，將來可以 留給孫子的蘇州的小物件，這段文字呈現出父親對女兒的疼愛和理解，以及女兒 的感動。而在第六章第四節中，此時蔣捷三正和媳婦金素痕爭奪對大兒子蔣蔚祖 的掌控權，並努力地防衛金素痕及其父親金小川奪取蔣家的財產，於是寫信給二 兒子蔣少祖，希望他回家處理家產。年輕時因反叛而離家，多年來從未回家過的 蔣少祖收到了父親的信，回到蘇州。父子多年不見，老人淡淡地、不動聲色地問 候了兒子和媳婦，就像嚴厲的人懷著溫柔的情感一般。同時他在很短的時間內就 原諒了兒子的叛逆和離家，甚至對蔣少祖所展示的「年青人底獨立的生活和成就 底圖景」感到欣慰。最後將家產交付給他，囑咐他照顧其他兄弟姊妹。蔣捷三雖 然具有大家長的威嚴，但同時也具有父親的慈愛。 由此延伸出去，「蘇州蔣家」不再是一個年輕人急欲逃脫的大家族，而是一 種足以自傲的貴族的標記，更是離開蘇州之後，在外漂泊的蔣家精靈永遠眷戀和 時時懷想的歸宿。就像蘇州蔣家的後花園，永遠是蔣家兒女們靈魂中具有憂愁的 美感的一塊樂園，是任何外人所無法踏入的： 後花園則對於蔣家全族的人們是淒涼哀婉的存在，老舊的家庭底子孫們酷 愛這種色調；以及在離開後，在進入別種生活後是回憶底神秘的泉源。 …… 園裡充滿華貴擺設，每件東西都表現出一種粗大的精細和一種對塵世的輕 蔑來，彷彿蔣捷三在自己底園中建立了家的山巒和河流，假的森林和湖 6路翎：《財主底兒女們（第一部 ）》，《路翎文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5 年 8 月），頁 62。以下對文本的引用將隨文附上頁數，不另外加註。
泊，是為了表示自己底對於他在少年時代的漂流裡所閱歷的真的山巒和河 流，森林和湖泊的輕蔑似的；他輕蔑它們，因為它們被別人所佔有，充滿 了不潔淨的足跡。 …… 他們稱花園為後花園，在這種稱呼裡他們感到自己是世家子女。（第一部， 頁 68-89。本論文中的引文黑線均為筆者所加。） 出於對父親和蘇州故園的感情，在第八章第七節中，辦完蔣捷三的喪事之後，蔣 家年輕的孩子們感到：「他們將永遠離開蘇州，令他們恐怖。」（第一部，頁 301） 蔣純祖面對靈堂，「看見父親底照片，一瞬間覺得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是完全孤零 了。」（第一部，頁 302）在第十三章第一節中，蔣少祖回蘇州變賣蔣捷三生前 所居住的老宅，當他得知將要買他的祖產的人竟是以前蔣捷三的奴僕時，出於蔣 家尊貴而驕傲的心，蔣少祖感到巨大的屈辱、憤怒和痛苦。這種以蔣家人為傲的 心情，以及對於蘇州蔣家的眷戀，在第二部的抗戰時期，因戰事發生被迫離鄉背 井而變得更為強烈。這時的家鄉已經淪陷，但是所有的家人幾乎都在重慶會合， 於是作為「蔣家人」便成為他們在異鄉廣漠的人海裡相互依傍的情感寄託。在第 二部第十章第二節中，描寫蔣捷三姨太太所生的女兒蔣秀芳，千里迢迢地獨自從 鎮江逃到重慶。這個在第一卷中因身分卑微而在蘇州蔣家過著不愉快的童年的蔣 秀芳，在逃難的過程中幫助她度過千山萬水的支柱，竟是「重慶是一個美麗的後 花園」7 的想像。在逃難的過程中，蔣秀芳感到：「現在，在這個曠野上，後面， 是凌辱和死亡，前面，是親切、幸福、生活──是一切。」（第二部，頁 322） 因為重慶有蔣家的兄長，因此就像蘇州的後花園一樣，是蔣家人甜美的回憶的根 源，幸福、安全的象徵。而隨夫婿到美國工作的蔣秀菊返回國內，在重慶下飛機 時，期盼她的兄弟姊妹都來迎接她，她要「第一眼便看見我們的高貴的、快樂的 家庭」（第二部，頁 524）。在巴金筆下，家族是難以突破的牢籠，而在路翎筆下， 破散飄零的蔣家人不但不願意拋去蔣家的印記，而且深深地懷想著、眷戀著蔣家。 由於「家庭」形象的差異，巴金筆下的年輕人以逃出家庭為傲，在《秋》的 結尾時，高家已經分家，而大房的年輕人都以獨立謀生，簡樸單純的生活為樂。 但蘇州蔣家的兒女們不但在精神上對家庭懷有強烈的依戀，甚至在經濟上仍依賴 家庭的支援。如曹書文所述，蔣少祖「對於別人讓他繼承家庭財產並以此作為奠 定其偉大事業的基礎的建議，他雖然覺得有傷自尊，有違他叛逆的初衷和父子間 的真情，但他終未能抵禦住巨大財產的誘惑。為了自己的事業，他在父親的召喚 下，立即回到蘇州作蔣家財產的繼承人。」8 而蔣純祖「都是依靠著富有的親戚 過著優裕的物質生活。他也曾有過艱難的時刻，但一旦有錢之後，他怎麼也改變 7 路翎：《財主底兒女們（第二部）》，《 路翎文集》（第二卷）（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5 年 8 月），頁 321。以下對文本的引用將隨文附上頁數，不另外加註。 8 曹書文：《家族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 12 月），頁 325。
不了貴族子弟揮霍甚至是報復性消費的惡習」9 。巴金秉持的是五四反傳統的精 神，他筆下的知識份子做出與封建舊家庭決裂的姿態。路翎則更真實而複雜地表 現出「個人」與「家庭」在精神上和物質上千絲萬縷的糾纏。 此外，由於巴金具有明確的「反抗傳統家庭制度」的主題，所以他的小說人 物雖然人數眾多，但卻可以較為簡單地劃分為「專制者」、「受害者」、「反抗者」 和「紈? 子弟」等幾種類型，依然能清楚明瞭地傳達小說的主題。在內容上，《激 流》三部曲集中在高家內部的糾結和對立中，藉由家庭生活中許許多多專制者對 受害者的壓迫事件、專制者與反抗者的對立衝突、受害者的哀怨心聲等等事件和 片段結構起來。相反的，在《財主底兒女們》中，蔣家兒女們的生活並不是被侷 限在蘇州老宅中，而是從家族向外擴散。這些從蘇州蔣家流散出來「高門巨族的 精魂」在南京和上海各自擁有自己的生活。因此小說內容是以「蘇州蔣家」為中 心向外擴張，由蔣家兒女各自的家庭生活、社會經歷和生命狀態穿插拼湊而成， 如蔣少祖在文化界的活動和發展，王桂英從上海的社會經歷，到懷孕、殺嬰、結 婚、離婚，之後成為演劇界的名人，蔣蔚祖和金素痕之間的情感糾葛和家事紛爭， 到最終的瘋狂，乃至死亡等等。而這些完全不同的人物、事件所以能連結起來的 原因，就在於他們都是「蔣家兒女」，因此他們有共同的聚會，如除夕過年、蔣 淑媛生日、蔣淑華結婚、蔣捷三的過世和喪禮、蔣秀菊結婚等，在這些時刻，他 們聚首並且產生生活上的交集。而他們也有共同的問題和痛苦，例如大媳婦金素 痕企圖侵吞家產，以及蔣捷三過世所造成的震驚和傷痛等等。但小說中更多的時 間，他們是各自獨立發展自己的生活。因此，「蘇州蔣家」成為小說人物背後共 同的根源，也成為結構小說以及牽制小說人物行動的核心。因而即使像蔣少祖作 為小說中的「文化界名人」，仍然必須要和其他家人一樣面對蔣家的種種問題。 路翎《財主底兒女們》的「家族」形象和五四以降宣揚反抗封建家庭、完成 個人解放的小說有很大的差異，也許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解釋造成差異的原 因。一是路翎所描寫的大家族並非他本人的親身經歷，這是他以祖母所講述的娘 家故事作為素材而寫成的10 。與他筆下所描寫的大家族恰好相反，路翎沒有大家 族的生活經驗，而他的生父又在路翎兩歲時就因自殺過世，母親帶著他和妹妹改 嫁給張繼東。繼父雖然對路翎兄妹並不壞，也一直供應路翎的教育費用，甚至到 路翎離開學校後，還常常替他介紹工作。但是由於繼父作為小公務員的經濟狀況 並不優渥，特別是抗日戰爭爆發之後，繼父的工作變得很不穩定，常有失業的憂 慮，這使得路翎從小就有「拖油瓶」的感受，從他給胡風的信可以看出他對「父 親」和「童年生活」的印象： 9 曹書文：《家族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頁 326。 10 路翎的「祖母」其實是他的「外祖母」。外祖母原名蔣秀貞，是蘇州富戶蔣學海的三妹，後來 嫁給了徐沛泉，從夫姓改名為徐秀貞。外祖母早年守寡，獨自將一兒一女撫養長大，不幸中年又 喪子，因此路翎的父親入贅到徐家，路翎從母姓徐，也稱外祖母為祖母。路翎的祖母是《財主底 兒女們》中「蔣家姑媽」一角的原型。見劉挺生：《思索著雄大理想的旅行者──路翎傳》第一 章「沒有父親的孩子」（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 7 月），頁 7-12
我沒有父親，我不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長子或是矮子，快樂的或者愁苦 的。他在我一兩歲的時候就死去了。我只知道他姓趙（這個姓在祭祖的日 子我家裡就默默地記起它來。在母親和祖母，她們是忌諱它的，它也使我 感到痛苦）。這裡的家是我母親底後一個丈夫，它是一個公務員，是精神 上的赤貧者，有小情感：憤怒、暴躁和慨歎。 我簡直一點也不願意提起這些，在小學的時候，我就有綽號叫「拖油瓶」， 我底童年是在壓抑、神經質、對世界不可解的愛和憎恨裡度過的，匆匆地 度過的。我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很早熟，悲哀是那麼不可分解地壓著我底 少年時代，壓著我底戀愛，我現在二十歲。11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路翎生父的早逝對他童年心理所造成的影響，他覺得自己 「沒有父親」，他稱繼父是「母親底後一個丈夫」，他覺得繼父是「精神上的赤貧 者」。也許正是因為「父親」的缺席，使他從來不曾有過「真正」完整的家庭經 驗，使他用補償的心態，來描寫一個大家族的故事，而大家族的兒女們對「父親」、 對「家族」的情感不是對抗，而是依戀。 另一個可能性是和抗戰對中國人生活所產生的撞擊和破壞有關。抗戰所造成 的遷徙逃亡、流離失所，使許多人被迫離鄉背井，許多家庭被拆散，戰爭經驗使 人們開始懷念故鄉，珍惜和親人團聚的時光。《財主底兒女們》第一部末尾，七 七事變已經發生，蔣家人準備逃難到漢口，此時年老的姑媽死也不願離開她長年 生活的南京，哭喊著「我不走！我老了，一生一世在南京！什麼都在南京！也死 在南京！我不能在外鄉受罪！」（第一部，頁 464）而年輕的陸明棟以年輕人的 方式向生長的南京告別：約最要好的朋友一起去走馬路，走遍他們最熟悉的地 方，吃遍南京所有他們最愛好的東西，最後和這個最要好的朋友辭別。（第一部， 頁 467）當他們踏上逃亡的旅途時，他們互相和鄰居道別：「來日見！」大家都 期盼能再相見，再回來一起做鄰居。而在第二部蔣家人見到分離多時的家人蔣純 祖、蔣秀芳時，他們總是興奮激動得落淚。戰爭離散的經驗使作家不再將「家族」 和「家族觀念」視為中國改造的障礙物，他們懷想遠方烽火中的故鄉、失散的親 人，對家族的情感反而成為動亂的時代中最大的牽掛。 也許因為這樣，晚年的蕭紅（蕭紅過世時年僅三十二歲，所以她的晚年也不 過就是二十八、九歲）在抗戰時期所寫的《呼蘭河傳》中的某些章節，以回憶、 抒情的筆法美化了故鄉，她筆下和爺爺玩耍的「後花園」，成為她童年最溫暖的 記憶。而老舍《四世同堂》中的主角祁瑞宣在抗戰時期忍辱負重，他留在北京最 大的責任，就是照顧「四世同堂」的祁家老小。抗戰時期作家筆下的「家族」形 象是否改變了五四以降至三○年代中期、抗戰爆發前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家族」 形象，值得進一步深究。 11 見路翎 1941 年 2 月 27 日致胡風的信件 。曉風編：《胡風路翎文學書簡》（合肥：安徽文藝出 版社，1994 年 5 月），頁 8-9。
三、從蔣少組、蔣純組兩兄弟的精神歷程 看「個人」、「家族」與「集體」之間的抉擇 蔣少祖、蔣純祖分別是《財主底兒女們》一、二兩部的核心人物。小說的第 一部雖以整個蔣家作為小說的結構，但無疑的，蔣少祖是其中最與中國社會歷史 發展密切相關的人物，也最能代表知識份子的精神狀態。在第一部時，弟弟蔣純 祖僅是一個活潑熱情的少年。第一部結束時，蔣家人全部準備逃難到漢口，只有 蔣純祖決定一個人往前線，到上海參與戰事，蔣純祖開始嶄露頭角，整個第二部 最基礎的主幹則可以看作是蔣純祖的成長小說。施淑在＜現實與歷史──論路翎 及其小說＞中，曾這樣總結《財主底兒女們》這部小說： 根據現有的資料，我們也許可以把它形容作：現代中國個人主義知識份子 思想的百科全書。12 以下將從蔣少祖、蔣純祖兩兄弟的精神歷程看五四以來宣揚「個人主義」的知識 份子，在「個人」、「家族」與「集體」之間擺盪和抉擇的兩個不同的類型。 （一）蔣少祖：從叛逆到復古13 蔣少祖的成長經歷是從對家族的「叛逆」出發。作為五四一代成長起來的知 識份子，他在十六歲時便獨自離家到上海讀書，小說描述道： 這個行動使他和父親決裂。在這樣的時代，倔強的、被新的思想薰陶了的 青年們是多麼希望和父親們決裂。（第一部，頁 3-4） 和所有五四追求「個性解放」的知識份子一樣，他以對家族的「叛逆」作為宣揚 「個人主義」的第一步。但他的叛逆並不是徹底的，並不是和家族全然決裂的， 他仍然接受姐姐們秘密的溫柔的關切，也一直接受家裡大量金錢的資助。之後他 到日本求學，在 1931 年九一八事變前半年回到國內。回國後，他傲視當時國內 的政治環境和各種政治團體，他既覺得他所屬的社會民主黨是平庸的，「充滿呆 想、空想的東西」，他總有一天會離開它，又感到左翼的政治組織是「陰暗、專 制而自私」的，於是他只相信自己個人的力量和熱情，決定追求「激烈的，自由 的和優秀的個人底英雄主義」（第一部，頁 5）。在這樣的願望和理想驅使之下， 在三○年代的前半葉，蔣少祖始終秉持著自由主義式的個人主義，他與任何「集 體」都格格不入，他高傲而又自戀，自由、獨立但也孤獨地參與任何社會、政治 12 施淑：＜歷史與現實──論路翎及其小說＞，《理想主義者的剪影》（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 1990 年 4 月），頁 142。 13 胡風在＜《財主底兒女們》序＞一文中，曾提到蔣少祖的個人主義歷程是「反叛到敗北，由 敗北到復古主義的歷程」，見楊義、張環、魏麟、李志遠編《路翎研究資料 》（北京：北京十月文 藝出版社，1993 年 1 月），頁 72。
活動，他也很為自己這樣的姿態感到驕傲： 他常常經歷到那種他以為是自由而神聖的孤獨感，他認為他和這些人就要 分離了。這個內心經驗是嚴肅地完成的：他，蔣少祖，愛真理；為了真理 才接近這些人，所以也當為了真理而離開。（第一部，頁 34） 這樣高傲的姿態持續到第六章第三節，時值 1933 年，「滿洲國」在東北成立，日 本侵占熱河，國家的處境日益危急。此時蔣少祖的社會關係有了重大突破，他成 了文化界的名人、國際問題專家，爭取到參加「平津訪問團」的機會，並在上海 各界為「平津訪問團」的團員所舉辦的晚宴上公開演說。這正是蔣少祖在社會中 實踐個人理想的好時機。而就在這個時刻，蔣少祖收到父親的來信，希望他回蘇 州處理家產，以避免大媳婦金素痕的侵占。此時蔣少祖「想到金錢對他底事業的 幫助──把父親底財產考慮到自己底事業上來」（第一部，頁 204），這是第一次， 「家族」不再是他「叛逆」的對象，而成為他實現「個人」理想的助力。於是蔣 少祖回到蘇州，聽從父親對財產的安排，並成為父親遺囑的執行者。「叛逆」的 兒子開始對「家族」回歸。對蔣少祖來說，這代表「個人」、「家族」和「集體」 首次達到和諧的狀態，「家族」（事實上是「家族」的財產）將成為「個人」的後 盾，讓「個人」進入「集體」去實現自我，同時改造中國。 但是這種和諧並沒有維繫太久的時間，到了第八章第六節，時值 1934 年一 月下旬，蔣少祖參加完「平津訪問團」的活動，回到上海。訪問團的活動代表進 入「集體」，使蔣少祖首次親身體驗到中國政治情勢的複雜混亂，各方的政治勢 力互相鬥爭、角力，使蔣少祖感到疲勞，於是剛剛才在社會各界嶄露頭角的蔣少 祖開始向「個人」退縮了： 在他所接觸的中國底險惡和迷亂中，蔣少祖看不到出路，他只能在理智上 相信這出路，於是情欲提出了反動。他覺得所有的人都沒有出路，青年們 在暗紅色的、險惡的背景──這是他底「神秘」底想像──中瞎撞，走向 滅亡。他開始確定了他對某些人物的認識，認為他們虛偽，崇拜偶像，沒 有思索的熱力──在以前，他是沒有能力如此肯定的。 在這種神祕的渴望下，他底心靈轉向古代。一種內啟，一種風格，一種突 發的導向宗教或毀滅的情熱，和一場火熱的戀情，構成了莊嚴的、崇高的 畫幅。在這個畫幅裡，古代底殘酷和奴役純潔如聖女。 人們愛古代，因為古代已經淨化，瑣碎的痛苦也已變成了牧歌。人們是生 活在今天底瑣碎的痛苦，雜亂的熱望，殘酷的鬥爭中，他們需要一個祭壇。 蔣少祖在他底祭壇上看見了心靈底獨立和自由。在蔣少祖，這是一個痛苦 的命題。他現在覺得，他寧願拋棄民族底苦難和鬥爭──這些與他，蔣少 祖，究竟有什麼關係呢？──而要求心靈底獨立和自由。（第一部，頁 295）
面對混亂的政治社會局勢，他感到無所適從，「看不到出路」。他無法順利地讓身 心處在「集體」中，去和社會各種勢力鬥爭，也無法在社會集體裡找到「成就自 我」及「拯救中國」的方法。在惶惑的情緒中，他甚至開始懷疑「民族底苦難和 鬥爭」與自己究竟有什麼關係？這時他必須找個目標來依傍，以避免墮入虛無， 即使是渺遠的、模糊的目標也好。於是他開始嚮往「古代」，這是蔣少祖走向「復 古」的第一步。這時所謂的「古代」還只是一個抽象的、涵義模糊的代名詞，但 是「古代」已因時間的淘洗而去除掉了「現實」的痛苦和紛擾，使個人的心靈得 到寧靜，成為心靈的避難所。但在追求這個尚未清晰的目標之前，蔣少祖想到的 第一步是回到他原始的立足點，是重新標舉「個人主義」的旗幟──「要求心靈 底獨立和自由」。 雖然如此，但蔣少祖並沒有馬上從社會集體裡撤退，他仍然活躍於社會團 體，並因此得到許多年輕群眾的崇拜。但他的內心時時在「個人」與「集體」之 間掙扎、擺盪，他時時為「個人」被「集體」力量所淹沒而感到焦慮，他和姊夫 汪卓倫談到政治時，他說： 社會有一個客觀的形勢，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是有理想的，但一走下去就 改變了！（第一部，頁 326） 他想要進入集體中，但「個人」的理想似乎一進入集體裡，立刻就變了調。後來， 蔣家的蘇州老宅異主，蔣少祖回去辦理手續，並埋葬蔣捷三生前最忠誠的管家馮 家貴，心裡因馮家貴的過逝而感到孤獨和憂傷，感到個人生命的短暫、渺小和荒 涼，也因此升起一種對每個「個人」的存在加以珍惜和尊重的意念： 「…無論任何墓碑都不適於這個墳墓。告訴斯巴達，我們睡在這裡？或 者，我們生活過，工作過，現在安息了！又或者，這裡睡著的，是一個勤 勞的人？這個時代底唯一的錯誤，就在於忽略了無數的生命，而在他們終 結時──找不到一個名稱！」 ……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底意義！所以這個時代，這樣的革命，是浸在可恥 的偏見中！一個生命，就是一個豐富的世界，怎麼能夠機械底劃一起來。」 （第一部，頁 419） 面對一個生命的消逝，他企圖讓每一個「個人」的生命意義都能獨自彰顯，具有 自己的「名字」。 小說進入到第十四章，時值 1936 年 12 月 12 日，發生了「西安事變」。西安 事變給上海和南京的政局造成緊張和震動。十二月底，事件落幕，蔣少祖受邀為 學生做一次演講。在這個演講中，他為這次事件做了一個簡單明瞭的結論：「和 平解決，是中國統一底開始。」（第一部，頁 445）然而他內心明白現實絕不會
如此簡單，他苦惱而懷疑，希望能找到一條中國的出路，解決中國紛擾的政治局 勢。在對中國前途進行辯證的思索中，他考慮到「革命」和「人民」，他提出一 個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內心的困惑和憂慮： 「誠實地說，誰明白共產主義是什麼？它是什麼？它要給什麼樣的文化？ 並且，社會革命究竟是什麼？把革命交給人民，人民是什麼？那些無識的 人，懂得理想嗎？革命以後再啟發理想嗎？」（第一部，頁 446） 「生活，不就是這樣的生活嗎？以後還不是這樣嗎？毀壞什麼呢？又建設 什麼呢？有什麼不同嗎？我們都說反對封建，是的！然而生活自身是本然 的！況且每一種權力都不能代表人民，人民永遠和權力不相容，不是服從 就是反抗──於是永遠循環，而我們，空拋了年華，塵俗的事務！年來是 疲倦了啊！…即使把權力給我，我也是只有服從權力底本質的！於是，在 人類史上沒有好的時代，永遠不會有真正完全的時代！」（第一部，頁 447） 人類的現實生活永遠不可能出現美好的時代，經過「革命」毀滅之後的重建，往 往只是延續「革命」之前的封建和僵化。而個人面對權力，也只有「服從」和「反 抗」兩種抉擇，人生就在這樣的紛擾中空擲了青春。此時的蔣少祖對現實非常悲 觀。最後，蔣少祖給自己在混亂的大時代設下了最後的底線──只求個人心靈的 平靜和自由： 「我不受暴風雨底欺騙了，然而我要心靈底平靜和自由！持著這個，我恭 正地處理人生底事務！」（第一部，頁 447） 然而，七七事變點燃了戰火，國家面臨存亡的關頭，蔣少祖馬上發現個人的 命運永遠無法與國家民族的命運分割，於是他承認：「一個民族是絕對的，個人 卻不是絕對的！」（第一部，頁 473）國難當頭，如果沒有國家民族，個人又如 何能安然地自處呢？但是，蔣少祖並未因此而完全放棄個人，當蔣家人決定逃難 到漢口，而蔣純祖堅持要到上海參與抗日工作時，蔣少祖和弟弟做了一次長談。 當蔣純祖說自己信仰「人民」時，蔣少祖潑了弟弟一桶冷水： 「人民是一個抽象的字眼，生活，又不是年青人所能明白的。」 「你要知道，假借人民底名義，各種勢力在鬥爭，每一種勢力都要吸收青 年。當然，現在是除了漢奸以外每一種勢力都支持戰爭，但這個世界你明 白麼？也許不能支持一年！那時候就全國分裂了，各種人都趁機取利。每 種人都要抓取你們青年，每種人都說人民！」（第一部，頁 478） 顯然，在蔣少祖的眼裡，沒有任何政治集團是值得信任的、值得依靠和投入的， 所有的政治集團都在假借「人民」之名，謀取自己的利益，蔣少祖只能相信自己。
隨著戰火蔓延，戰事的終結也變得遙遙無期。戰爭使蔣少祖進一步思考中國 民族文化的特質，並且開始熱愛它悠久的、輝煌的歷史，同時希望它強大。他回 顧自己過去二十多年所接觸的文化思潮，並未能給中國找到出路。他開始覺得： 「中國固有底文明，寂靜而深遠，是不會被任何新的東西動搖的；新底東西只能 附屬它。」（第二部，頁 216）於是他更進一步地走向「復古」，這時，過去那個 抽象的「古代」逐漸清晰具體。漸漸地，蔣少祖成為「版本搜集家」： 在那些布滿斑漬的，散發著酸濕的氣味的欽定本，摹殿本，宋本和明本裡 面，蔣少祖嗅到了人間最溫柔，最迷人的氣息，感到這個民族底頑強的生 命，它底平靜的，悠遠的呼吸。（第二部，頁 216） 他認為他從中國古代的歷史文明裡找到了中國的出路，但事實上是：這個「古代」 成為蔣少祖逃避紛擾現實，獲得內心平靜的自我安慰的良方。他在寧靜的深夜朗 誦陶淵明的《歸園田居》：「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彷彿追悔自己的青春虛 擲在盲目而狂熱的追求中，而今他認為他終於找到中國的出路，也讓自己安身立 命的方法。於是他完全走上「復古」這條路，他在重慶郊外的鄉下買了一棟房子 和一些田地，像陶淵明一樣過著耕讀的生活，全部的心力都集中在寫一本關於中 國文化的巨著，閒暇時，則唱京戲娛樂自己。 二○年代，蔣少祖和所有五四的知識份子一樣，從反叛父親和家族開始，強 調個性解放，到國外留學，吸收西方文化。回到中國後，蔣少祖便在「個人」和 「集體」之間掙扎、擺盪，他既希望參與集體，又希望保全個人。最後，他從叛 逆回歸家族，從學習西方文化復古到鑽研中國古代文化，這條從叛逆到復古的道 路幫他抵禦了外在現實的混亂所造成的惶惑痛苦，而保全了個人，也象徵他在「個 人」和「集體」的辯證中，最終選擇了「個人」的主體性。 （二）蔣純祖：投入集體，不斷地搏鬥和漂泊 小說第一部結束時，蔣純祖決定到上海參與戰事，蔣少祖與他做了一次懇 談，蔣純祖向哥哥驕傲地說：「我信仰人民！」然後在小說末尾，他激昂地吶喊： 「中國，不幸的中國啊！讓我們前進！」這個場景表現了蔣少祖和蔣純祖兄弟的 基本差異：面對「集體」，哥哥冷靜多慮，弟弟熱情勃發。 和哥哥一樣，蔣純祖也是從對「家族」的叛逆開始。但是蔣少祖的叛逆是追 求五四「個性解放」的精神，而蔣純祖對家族的叛逆卻是為了要投入「集體」： 蔣家家族決定要到安全的大後方漢口，蔣純祖卻往前線去投入戰事。 第二部小說開始時，上海淪陷，蔣純祖開始和潰兵往大後方逃亡，也開始「個 人」和「集體」之間拔河搏鬥的歷程。蔣純祖性格的狂熱躁動，使他在「個人」 和「集體」之間產生比蔣少祖更大的衝撞和張力，他懷抱熱情去擁抱集體，但很 快地又在集體中堅持個人應該有自由、獨立的心靈。「個人」和「集體」的矛盾 糾結，使蔣純祖的形象格外狂亂激烈。如同陳涌所言：
蔣純祖這個人物使我們感到格外突出的是：他在精神上自始至終都充滿著 最激烈的矛盾、痛苦、衝擊以至於狂亂，而且這一切往往真是瞬息萬變的。 14 從上海撤退以後，蔣純祖往南京，經過江南平原和曠野、九江，最後到達漢 口。在江南曠野上逃亡的旅途中，出身高貴的知識份子蔣純祖混雜在許多社會地 位和氣質教養與他完全不同的人群中，近距離地認識所謂的「群眾」、「人民」究 竟是何物。在漫長、艱困，加上天氣嚴寒的逃亡過程中，必須躲避敵軍的追擊、 轟炸和破壞，我軍潰散後的掠奪，以及物資嚴重短缺的痛苦。而非常態的戰爭狀 態破壞了原有的社會秩序，不明敵我的情況時時發生，敵友關係又可能瞬間改 變，「是」與「非」、「善」與「惡」的判準也不再可靠，人的信心崩潰，時常產 生恍惚的、雜亂的意念。此時，如同「野獸」所擁有求生的原始本能和個人強大 的意志力反而變成生命最可貴的部分，只有它能讓一個生命在嚴酷無情的考驗中 存活下來，在這些篇章中又閃現路翎的中篇小說《飢餓的郭素娥》中那種「人民 的原始的強力」15 。經過這次逃難經驗的洗禮，蔣純祖擺脫了一切原有的生活規 範、準則和觀念的束縛，發現了生命中強大的原始力量，也使他徹底地伸張了個 人意志，成為一個個人意識和意志力都極為強大、如同尼采「超人」般睥睨一切 的英雄人物。而這個英雄將在後來與集體產生劇烈的衝突。 到達漢口之後，蔣純祖再一次投入集體，加入了「救亡演劇隊」，這個演劇 隊代表左傾革命的救亡團體。他剛剛進入救亡演劇隊時，在演劇隊充滿革命意味 的「集體」生活中，他所注意的卻只有他自己： 他只注意他底無限混亂的內心，他覺得他底內心無限底美麗。雖然他在集 團裡面生活，雖然他無限地崇奉充滿著這個集團的那些理論，他卻只要求 他底內心－－他絲毫都不感覺到這種分裂。這個集團，這一切理論，都是 只為他，蔣純祖底內心而存在；他把這種分裂在他底內心裡甜蜜地和諧了 起來。在集團底紀律和他相衝突的時候，他便毫無疑問地無視這個紀律； 在遇到批評的時候，他覺得只是他底內心才是最高的命令、最大的光榮、 和最善的存在。因此他便很少去思索這些批評－－或者竟至於感不到它 們。（第二部，頁 236-237） 蔣純祖用自己奇特的方法，將「個人」和「集體」奇異地「甜蜜地和諧」起來， 既崇奉集團的理論，又只感受到自己內心的存在，將「集體」整個包覆在「個人」 之內，這是何等巨大的「個人」，何等唯我獨尊的姿態。然而他終於面對到現實 14 陳涌：〈「財主底兒女們」的思想傾向－－兼評胡風的若干觀點 〉，《人民文學》第 66 號（1955 年 4 月），頁 112。 15 見路翎 1942 年 5 月 12 日致胡風的信，曉風編：《胡風路翎文學書簡》，頁 37。
中「個人」與「集體」的衝突。演劇隊中以王穎為首的權威領導集團對蔣純祖「個 人主義」的作風感到不滿，於是召開批判大會，先讓團員們進行自我批判，壓軸 大戲就是將批判的目標集中在蔣純祖身上。蔣純祖被批判的具體罪證是：在夔府 的時候，蔣純祖和他的戀人高韻在大家開座談會時，跑到山上去唱歌。（第二部， 頁 253）跑到山上唱歌是個人自由的展現，但它違反了「集體」的紀律（開座談 會）。面對嚴厲的指控，蔣純祖的內心產生了激情野蠻的力量和強大的仇恨與驕 傲，這個巨大的「個人」，站在制高點上，成為世界的中心： 他覺得他了解自己底誠實和高貴，並了解他底敵人們底卑劣。對於他底敵 人們底那個小集團底權力，他好久蒙瞳底艷羨，並嫉視著，現在，在激情 底暴風雨般的氣勢裡，他覺得唯有自己底心靈，是最高的存在。（第二部， 頁 251） 「集體」的力量企圖壓抑「個人主義」的伸張，但蔣純祖以強大的「個人」意志 向批判者提出強烈的反擊： 我誠然是小布爾喬亞，不像你們是普羅列塔利亞！我誠然是個人主義者， 不像你們那樣賣弄你們底小團體──你們這些革命家的會客室，你們這些 海燕底囚籠！我誠然是充滿了幻想，但是同志們，對於人類自己，對於莊 嚴的藝術工作，對於你們所說的那個暴風雨，你們敢不敢有幻想？只有最 卑劣的幻想害怕讓別人知道，更害怕讓自己知道，你們害怕打碎你們底囚 籠！（第二部，頁 254） 蔣純祖諷刺這個革命的小團體只是「革命家的會客室」，只是自由飛翔的海燕的 囚籠，既缺乏真正革命者的行動力，又用層層紀律和教條限制個人心靈和行動的 自由。蔣純祖以強烈的個人主義精神，企圖在充滿紀律的「集體」中打破教條對 個人的規範和束縛。 離開救亡演劇隊後，蔣純祖應朋友孫松鶴之邀，走入民間，投入另一個集體， 到重慶郊區的鄉村石橋場當石橋小學的校長。他決定整頓學校的一切，特別是使 用強硬的手段逼迫富有的學生繳交學費，以挽救學校瀕臨破產的經濟狀況。蔣純 祖的魄力和凶狠使他成為一個年輕的、具有煽動性的辛辣的改革英雄。這樣的成 功更激起他向整個石橋場的士紳階級和封建勢力搏鬥的意志，而這種行為既是 「個性解放」的象徵，同時也帶著個人主義英雄自我迷戀的意味： 在這裡，是有著英雄的自我感激的情緒的；他現在覺得，石橋場，這裡的 這些不幸的生靈們需要他，他也需要他們。（第二部，頁 358-359） 帶著這種激情，他進一步以「個性解放」來改變石橋場群眾平庸、教條、保守、
麻木的思想觀念和生活狀態。他勇於以「個人」的激情和力量對農村的封建勢力 進行鬥爭，但努力的結果卻未必有助於改變事實。最顯著的例子是李秀珍的事 件，這個事件不但表現蔣純祖個人主義英雄的激情和虛榮是完全無用的，也表現 封建觀念的難以破除。李秀珍是個聰明美麗的學生，但被她的母親以兩千元為代 價，將她的初夜賣給一個少爺，而且暗示著她將成為母親賺錢的工具，淪為一個 妓女。當蔣純祖和張春田等老師為這個問題一籌莫展時，李秀珍的母親反而跑到 學校理論，指控蔣純祖拐騙良家婦女。蔣純祖被這樣的指控激怒而痛苦著，於是 他把所有的同學集合到操場上，大聲控訴李秀珍母親出賣女兒的惡行，並且要同 學們一生一世記住這件事，替李秀珍報仇。蔣純祖具有煽動性的言詞激起了同學 們的義憤，全校同學在痛哭中大聲地唱著校歌向李秀珍告別，甚至群起圍毆李秀 珍的母親。最後大家齊聲喊著：「李秀珍，再會！」送走了哭泣的李秀珍。這其 實是一個充滿激情，但是卻荒謬而殘忍的情節。所有的同學在痛哭中向李秀珍說 「再會」，卻眼睜睜地看著李秀珍被母親帶走，然後活生生地被出賣。蔣純祖在 激昂的集會中充分表現了他向社會黑暗抗議的英雄行為，但是卻無法改變現實， 無力救出一個無辜的弱女。 蔣純祖企圖以強大的個人主義去改造石橋場的群眾，但是卻遭受一連串的挫 敗。在他對孫松鶴的談話中表達了他對改造中國群眾所產生的無力和憤恨： 文化上面的復古的傾向，生活裡面的麻木的保守主義，權威官場裡面的教 條主義，窮凶極惡的市儈和流氓，都有榮耀，都有榮耀。我們中國，也許 到了現在，更需要個性解放的吧，但是壓死了，壓死了！（第二部，頁 467） 最後，在皖南事變的影響下，石橋場的地方保守勢力趁機肅清石橋小學的教員， 蔣純祖和孫松鶴也被迫走上逃亡的命運。 蔣純祖最後逃回了重慶的蔣家，小說的結尾，蔣純祖罹患了嚴重的肺病，將 不久於人世，蔣純祖憑著自己對石橋場的戀人萬同華的思念，再次展現強大的意 志力，強撐著病體走過許多路，就為了回到石橋場再見萬同華一面。他是帶著個 人的私情回到石橋場的，然而就在他臨終前的最後一刻，他想到的仍是這個動盪 的時代，孫松鶴告訴他德國進軍蘇聯的消息，他明白自己一生所等待的是什麼， 他是在陰霾中等待暴風雨，他等待在大時代和群眾一起戰鬥和抵抗。他臨死前的 最後一句話是：「我想到中國！這個…中國！」，面臨死亡，他念念不忘的，仍是 「集體」。 蔣少祖回歸到中國古代文化，因而離開了集體，保全了個人。蔣純組和兄長 不同，他先投入民族戰爭，在兵敗逃亡的過程中伸張了個人意志，存活下來；再 投入革命團體救亡演劇隊中，以個人主義英雄的姿態對抗集體的紀律和教條；最 後又走入民間，企圖以個人的力量改變農村的保守封建。他以狂熱的情感，強大 的個人意志，一次又一次地投入集體，和集體搏鬥，然而他最終也沒能讓「個人」
安處在任何「集體」之中，於是，一次又一次地走上漂泊之路。即使如此，他仍 然渴望參與這個社會、這個國家、這個時代，如同飛蛾撲火，至死方休。 蔣少祖的個人主義較接近二、三○年代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而蔣純祖的個 人主義則更接近尼采的超人，強調個人強大而獨立的意志力，並以此來與集體衝 撞。路翎藉由蔣少祖、蔣純祖兄弟兩個不同類型的個人主義的精神歷程，展現了 知識份子的個人主義在中國現代現實歷史中衝撞後所呈現的種種面貌。同時，也 可以看出路翎始終堅持「個人」的主體性，並努力在「個人主體性」和「社會集 體性」兩大難題之間，思考一條可能調和、兼容二者的出路。即使這也許是永遠 無解的難題。 四、從小說的敘述特色看「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關係 所有讀過《財主底兒女們》的讀者，一定都對路翎波瀾壯闊、龐大雜蕪的結 構和敘述特色印象深刻，也一定都對其中人物躁動不寧、瞬間變化、神經質的個 性和情緒印象深刻。當時的評論家李健吾（劉西渭）在評論路翎另一篇著名的中 篇小說《飢餓的郭素娥》時曾提到： 路翎先生讓我感到他有一股衝勁兒，長江大河，旋著白浪，可也帶著泥沙… 16 這段文字很能代表路翎小說的基本風格，路翎的作品總給人一種豐富、炫目，但 有時略顯雜蕪的感受。 但是，若我們細讀路翎的《財主底兒女們》，可以發現路翎的小說同時具有 兩種看似截然相反的敘述方式，一是客觀、冷靜、富有條理的時間感和歷史感， 一是對人物狂熱的、紛亂的，瞬間變換的內心狀態和情緒的描寫。從這兩種敘述 模式同樣可以看到路翎如何思考「個人」與「集體」之間的關係。 為了讓小說呈現客觀完整的歷史背景，路翎大致使用了三種手法。一是使用 具體的歷史事件。小說開始於 1932 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結束於 1941 年六月 德國進軍蘇聯，第一、二部的分界點是 1937 年七七蘆溝橋事變，以及隨之引爆 的戰火，全部都使用中國現代史上重要的歷史事件。此外，在第一部中，還點出 1933 年滿洲國的成立，日本對華北的進犯、1934 年的社會氣氛、1936 年底的西 安事變。在第二部開始，描寫 1937 年下半年上海淪陷後江南潰敗的情景，之後 還點出 1938 年七月武漢危急的情勢、1941 年一月的皖南事變等等。具體的歷史 事件使小說背景更加清楚。 其次，在具體的歷史事件外，路翎甚至敢於描寫當時真實的名人，他描寫了 兩次汪精衛，第一次出現在第一部第十章，小說敘述汪精衛接待日本特使去視察 16 李健吾：＜三個中篇＞，《咀華集•咀華二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年 5 月），頁 171。
寧海艦，蔣淑華的夫婿汪卓倫在軍艦上見到他，路翎甚至虛構汪精衛在海軍及在 日本特使面前的心理狀態。第二次在第二部第七章，蔣少祖以文化人的身分給汪 精衛寫了一封關於政治文化的信，受到了汪精衛的接見。路翎不但設想汪精衛接 見蔣少祖時的情形，甚至還說明汪精衛是在怎樣的心情下，決定成立漢奸政府。 他也描寫了陳獨秀，1937 年底至 1938 年一月期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 王明和副團長康生回到國內，並發表文章攻擊陳獨秀是「托派漢奸」，1938 年三 月，王星拱、傅汝霖等九人在《大公報》上聯名發表公開信，駁斥王明和康生的 誣陷17 。路翎便在小說中以此歷史事件為背景，讓蔣少祖寫文章聲援陳獨秀，並 得到陳獨秀的接見。此外，也提到蔣家的兒女們如蔣秀芳、傅鐘芬等都喜歡閱讀 「巴金」的小說，可見巴金的小說當時在年輕人之間受歡迎的程度。路翎將真實 人物編排進虛構的小說中，也增加了小說的現實感。 除了重大的歷史事件和真實的人物之外，路翎的小說對於時間的編排非常周 延細密。在重大的歷史事件之間，他會利用月份和季節、氣候來展示時間的推移， 使讀者清楚地意識到時間的進展。例如在第二部第一章開始，小說點出 1937 年 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八月份正式宣佈對日抗戰後，八月十三日展開以上海為戰 場中心的淞滬會戰。秋末，中國軍便不敵日軍進攻，退出上海，十一月末，敵軍 進入南京近郊。在這個背景下，蔣純組開始逃亡的過程。整個一、二、三章全是 描寫蔣純組在江南平原上的逃亡，而小說也時時提醒讀者，當時的江南曠野正值 嚴冬，逃亡的過程加倍嚴酷。第四章蔣純組逃到了九江，見到了因參與戰事而負 傷的姊夫汪卓倫，然後小說開始倒敘汪卓倫從 1937 年八月之後到現在的軍旅生 活。第五章蔣純組到達漢口，與蔣家人重逢，敘述蔣家人逃難後的近況。到了第 六章，路翎敘述 1938 年一、二月間的社會氣氛，國、共的鬥爭開始檯面化，再 次點明了時間。到了第七章，就發生了陳獨秀被誣為「托派漢奸」，而武漢的文 化人共同聲援他的事情，時值 1938 年三月。到了第九章，敘述蔣純組所參與的 演劇隊從漢口出發，經過了萬縣，在（1938 年）六月下旬到達重慶。第十章第 一節敘述 1938 年七月武漢危急到淪陷之後，蔣家人生活和心情的轉變等等。經 過這樣縝密的安排，小說的時空背景變得非常具體清晰。 清晰的時間感和歷史感除了使小說的時空背景變得具體，也有助於展現「個 人」和由「集體」所形成的「大歷史」之間的關係。如果拿路翎的小說和茅盾、 葉聖陶的長篇小說來比較，馬上就可以發現二者的差異。在葉聖陶和茅盾的小說 中，小說人物與時代的關係是緊扣在一起，互相影響著共同向前邁進。而《財主 底兒女們》卻時常表現出「個人」與外在大環境的隔閡和錯謬。例如在第一部第 九章第一節，先對 1934 年中國危機的現狀加以說明，包括東北偽滿洲國的成立， 日本進逼冀東等等，但在這段敘述之後，路翎是這樣寫的： 這些，都存入檔案，並記在大事年表裡面。南京市民們，是生活在麻將牌， 17 這段史實的始末可參考朱文華：《陳獨秀評傳──終身的反對派》（青島：青島出版社，2005 年 5 月）第八章第三節 所謂「托匪漢奸」案，頁 297-309。
胡蝶女士，通奸，情殺，分家，上吊，跳井裡面，生活在他們自己底煩惱 中。 生活是煩惱的，空虛的，然而實在的，南京底生活有著繁複的花樣，每一 個人都膠著在他自己底花樣裡，大部分人操著祖傳的生業。（第一部，頁 307） 在這段敘述之後的內容是蔣家與金素痕的官司，似乎證明了老百姓有自己個人的 快樂與困擾，和外在環境不一定產生關係。又例如，在第一部第十四章第一節中， 小說所敘述的歷史事件是使南京政壇大為震動的「西安事變」，與此同時，蔣家 的姊妹們正歡樂而忙碌地參加蔣秀菊的訂婚儀式，完全不理會「西安事變」可能 對政局造成怎樣的後果。而在蔣秀菊請客的宴席上，蔣秀菊所精心安排的漂亮的 訂婚筵席，卻成為客人們的時局討論會，客人們熱烈地對時局進行激烈的辯論， 應該是主角的蔣秀菊完全被蔣介石、何應欽等政治人物搶走了風采，「個人」與 外在社會環境往往就是如此錯謬的。由此推展出去，「個人」和「集體」的活動 也常常是不相協調的，例如在第二部第八章中，救亡演劇隊對蔣純祖「個人主義」 的行為召開批判大會。在這緊張激烈的批判大會中，應該所有的人都專注地聆聽 或發言，但卻有兩個女同志在看自己的書，另外兩個女同志則在分花生米吃，她 們只注意她們自身小小的娛樂，完全不管外在的世界。茅盾和葉聖陶的小說較專 注於「個性解放」之後的知識份子如何逐漸放下「個人」，投入「集體」，這條路 即使曲折漫長，終有到達的一天。但路翎的小說具有強大的「個人主體性」，他 小說中的個人總是和集體不能相容、不相協調，不是隔閡，就是衝撞。 在冷靜、客觀、縝密的歷史感和時間感外，路翎小說最鮮明的特色，就是對 人物狂熱的內心狀態和情緒變化的描寫。由於路翎強調個人主體性，他筆下的小 說人物具有強大的「個人意識」，因此路翎對於「個人」的生命狀態非常重視， 他在形塑小說人物時，主要被兩種敘述所佔領：一種是小說敘述者敘述、說明或 議論人物過往的經歷對他現在的性格和心理所造成的影響，這類敘述幾乎或長或 短地出現在每一個人物身上，目的是讓讀者更清楚地了解這個人物性格的養成。 另一種則是極度膨脹、放大小說人物現在的心理狀態，或以敘述者旁觀的敘述方 式呈現，或以主人公獨白的方式呈現。他特別強調人物心理狀態的瞬間轉換，如 趙園所言：「路翎有著一種捕捉人物心理的瞬間變幻的異乎尋常的才能。」18 例如 在第一部第一章第四節中，蔣少祖和王桂英走在歡呼戰爭勝利（上海一二八事變） 的洶湧人潮中，王桂英忽然狂熱地跳上十字路口的崗位台上發表演說，呼籲群眾 共同反抗日本的侵略。就在王桂英演說的片刻時間中，蔣少祖的心裡忽然產生一 種仇恨王桂英的心情，覺得她是虛偽而虛榮的，而群眾是愚蠢的。但這種情緒就 在王桂英走下台時的那一刻忽然消失了。這種心情的瞬間變化在《財主底兒女們》 中屢見不鮮。更多的時候，小說以意識流的方式，呈現小說人物混亂的心情和思 緒。例如第一部第五章第四節中，王桂英在殺了與蔣少祖所生的小女嬰之後，到 18 趙園：〈蔣純祖論〉，《 艱難的選擇》（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年 1 月），頁 328。
上海與蔣少祖見面。見面之前，蔣少祖在家裡，看見懷孕的妻子陳景惠，想到生 下女嬰的王桂英，他的思想便纏繞在王桂英、陳景惠、夫妻關係、家庭意義乃至 於自己的前途和理想，以及中國的未來等等問題上。但是他的思想不是邏輯雄辯 式的，有脈絡可循的，而是如意識流般雜亂而狂熱地流動，呈現片段式的碎語。 而在第二部末尾，蔣純祖臨死之前，他在半昏睡半清醒的彌留之際，腦海中出現 了大量過往經歷的畫面，則進一步觸及人類精神狀態中「混亂」的非理性意識或 潛意識。詩人唐湜在〈路翎與他的《求愛》〉中就曾以英國女作家維吉妮亞•吳 爾芙對「生活的真實」的解釋和觀點來讚美路翎是當時「最有才能的，想像力量 豐富而又全心充滿著火焰似的熱情的小說家之一」： 什麼是生活的真實呢？依吳爾芙夫人在《現代小說論》裡的說法，只是一 個平凡日子裡的平凡的心靈所感受到的無數印象－－瑣細的，幻象的，易 滅的，以劍的尖銳刻劃著的。它們從各方面來到時像一陣微塵組成的不停 的雨。…… 生活並不一定合於機械的邏輯，自覺的生活只是生活裡的極小部份，不能 有決定作用的部分，因而，發掘人性，就必須發掘那一部份潛在的，半意 識或無意識的，掘得愈深愈好，路翎所以有遠大的前途，就在於他沒有給 庸俗的「邏輯」的眼光束縛住，只平面地，孤立地「暴露」人生的一些所 謂有「社會意義」或「政治意義」的現象，他抓住一些簡單的東西來寫， 卻沒有故意使它在繁複的人生的網裡孤立起來。19 路翎這種描寫人物內心狀態的手法，繼承五四時期創造社郁達夫等人的小說抒發 自我內心的傳統，但比郁達夫等人更進一步，不僅僅是理性的分析、反省自己的 感受，還觸及到人類意識中的非理性部份，進而具有「現代主義」小說的色彩。 也因為要表述複雜而混亂的內心感受，於是路翎的敘述往往堆疊著多重詞義相 近，也可能相反的形容詞和副詞，例如「在狡詐的真誠裡」、「嚴厲的溫柔」、「痛 苦而甜蜜」等等不勝枚舉，這樣的敘述模式造成豐富的、難以一言道盡的感受， 但也造成路翎小說敘述上的雜蕪。 從《財主底兒女們》「冷靜、客觀的歷史感」和「狂熱的內心描寫」兩種敘 述特色，可以說明路翎如何努力地實踐他的文學導師胡風的「現實主義」理論。 胡風在《論現實主義的路》中提到： 作家是一個「感性的活動」，不能是讓客觀對象自流式地裝進來的「一個 工具」，一個「唯物」的死的容器。20 19 唐湜：〈路翎與他的《求愛》〉，見《路翎研究資料》，頁 89。 20 胡風：《論現實主義的路》，《 胡風全集》第三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 月），頁 522。
從對於客觀對象的感受出發，作家得憑著他的戰鬥要求突進客觀對象，和 客觀對象經過相生相剋的搏鬥，體驗到客觀對象的活的本質的內容，這樣 才能夠「把客觀對象變成自己的東西」而表現出來。在現實主義者，創作 過程是一個生活過程，而且是把他從實際生活得來的（即從觀察它和熟悉 它得來的）東西經過最後的血肉考驗的、最緊張的生活過程。21 在胡風的現實主義理論中，既強調客觀現實的重要性，又強調作家的主觀精神對 現實所產生強烈的認識和關懷，而作家的主觀精神與客觀現實經過搏鬥和揉合的 過程，才能產生真正的現實主義。路翎完全信服胡風對現實主義的態度，因此他 在〈論文藝創作底幾個基本問題〉這篇長文中完整地闡述他對於文藝創作的態 度。這篇論文寫作的基礎是駁斥喬木（喬冠華）的論文〈文藝創作與主觀〉中對 胡風文藝理論的批評，從這篇文章可以看出路翎對於胡風理論的繼承和發揮： 文藝是客觀世界底反映或表現。客觀世界就是作家和文藝也參與在內的鬥 爭世界。反映或表現，就是如實地把握這鬥爭世界底本質，因此，也就是 鬥爭。藝術家，需要把客觀對象變為他自己的東西，這就是說，在藝術家 的主觀上，必須進行對他自己的強烈的鬥爭，以完全把握客觀的運動的世 界。沒有這拋棄弱點和個人偏見的主觀鬥爭，是不能把握客觀世界的真實 的。22 因為客觀現實不是擺在那裡等待照像的，所以需要向客觀現實突進。因為 客觀現實就是「活的人，活人的心理狀態，活人的精神鬥爭」，所以要求 作家堅持著強大的精神鬥爭，即對活的自己和活的對象的鬥爭。23 這些理論談的雖然是小說家創作時的態度，但路翎也把這種態度完整地呈現在小 說中。於是小說中便產生兩種敘述方式，一是客觀完整地呈現整個社會現實，因 為社會現實是人物存在的基礎，也是人物鬥爭的對象，一是小說人物在與現實生 活搏鬥時所產生種種複雜狂亂的心靈狀態。但在路翎的小說中，這兩種敘述並沒 有和諧地融合在一起，後者的力量遠遠強過於前者，成為整部小說的主調。如同 胡風在＜《財主底兒女們》序＞中所言： 作者路翎所追求的是以青年知識份子為輻射中心點的現代中國歷史的動 態。然而，路翎所要的並不是歷史事變的紀錄，而是歷史事變下面的精神 世界的洶湧的波瀾和它們的來根去向，是那些火辣辣的心靈在歷史命運這 21 胡風：《論現實主義的路》，頁 523。 22 路翎：〈論文藝創作底幾個基本問題〉，《 路翎批評文集》（上海：珠海出版社，1998 年 10 月）， 頁 105。 23 路翎：〈論文藝創作底幾個基本問題〉，頁 106。
個無情的審判者面前搏鬥的經驗。24 在《財主底兒女們》中，路翎的著重點是個人搏鬥的內心過程，而非外在的客觀 歷史，從這兩種敘述不和諧的情況，也再次說明路翎在面對「個人」與「集體」 時，更在意「個人」的感受，更在意如何在集體中維護「個人主體性」。 五、結語 從《財主底兒女們》中所呈現的「家族」形象、蔣少祖與蔣純祖兩兄弟的精 神歷程及小說的敘述模式，可以發現路翎在面對「個人」、「家族」與「集體」三 者之間的關係時，和五四時期到二、三○年代大多數的小說已完全不同。在五四 到二○年代的小說中，束縛「個人」的往往是「家族」。知識份子對於「個性解 放」的追求往往表現在反叛家族，而他們最後的目標是投入社會的集體中，去實 現自我的理想，並改造中國的現狀。二○年代中期之後到三○年代是左翼思想勃 興的時代，在這段時期的作品中，「個人」多半已完成反叛家族、追求個人自由 的初步目標，把「個人」投入在「集體」中，去思考集體的問題，包括國家、社 會、階級與群眾的問題，這時「集體」的重要性遠大於「個人」，「個人」和「集 體」是處於相對和諧的狀態，「個人」甘於服從於「集體」，為集體奉獻個人。 到了四○年代戰爭中期出現了路翎，路翎對「個人」、「家族」和「集體」的 關係進行了辯證性的思考。在路翎筆下，「家族」不再是「個性解放」的障礙物， 相反的，「個人」和「集體」的關係產生了矛盾和衝突。在小說中，蔣少祖不甘 於完全放棄自我，投入集體，便時時徘徊於個人和集體中，最後終於退回了「個 人」。而蔣純祖渴望投入集體，但在集體中又時時與紀律和教條發生衝撞，最後 發現並不能改造社會，於是對集體產生了幻滅。他有強大的個人意識，也對集體 充滿熱情，但他始終無法調和二者。 路翎創作《財主底兒女們》的時間是抗日戰爭中、末期，這仍是注重集體， 強調團結抗日的時期，路翎在這時表現他對「個人」的堅持，無疑是非常獨特的。 也許是他的個性和他豐沛狂熱、難以約束的文學才華，使他非常重視個人的主體 性。然而，若將他放在文學史的大脈絡來看，他和胡風強調創作時作者主觀性的 介入，強調個人的主體性，是與北方以延安為中心，強調階級與群眾集體的文學 觀點相抗衡。這個問題，值得另起篇章，再加以深究。 參考文獻 一、作家作品集 胡風，《胡風全集》（全十卷），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 月 24 胡風：＜《財主底兒女們》序＞，見《路翎研究資料》，頁 69。
……，《致路翎書信全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 年 4 月 路翎，《路翎文集》（全四卷），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5 年 8 月 ……，《青春的祝福》，上海：希望社，1945 年 7 月 ……，《在鐵鍊中》，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4 年 7 月 ……，《路翎小說選》，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 年 9 月 ……，《路翎批評文集》，上海：珠海出版社，1998 年 10 月 ……，《致胡風書信全編》，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 年 4 月 二、一般論著 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李歐梵文化評論精選集》，台北：麥田出版社，1996 年 9 月 李健吾，《咀華集•咀華二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年 5 月 李曉寧，《二十世紀中國小說流派論》，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 年 6 月 周昌龍，《新思潮與傳統──五四思想史論集》，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1995 年 2 月 周燕芬，《執守•反撥•超越──七月派史論》，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8 月 施淑，《理想主義者的剪影》，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0 年 4 月 孫萍萍，《繼承與超越──四十年代小說與五四小說》，武漢：武漢出版社， 2002 年 3 月 袁亞忠，《陳獨秀的最後 15 年》，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 年 4 月 梅志，《胡風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 年 1 月 曹書文，《家族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 年 陳安湖，《中國現代文學社團流派史》，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 陳思和，《陳思和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 9 月 黃喬生，《魯迅與胡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2 月 張中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小說敘事》，台北：秀威資訊科技， 2004 年 9 月 張新穎，《20 世紀上半期中國文學的現代意識》，北京：三聯書店， 2001 年 12 月 張業松編，《路翎印象》，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 年 12 月 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一冊 1986 年 9 月， 第二冊 1988 年 10 月，第三冊 1991 年 5 月 楊義、張環、魏麟、李志遠編，《路翎研究資料》，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1993 年 1 月 廖超慧，《中國現代文學思潮論爭史》，武漢，武漢出版社，1997 年 12 月 趙園，《趙園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年 3 月
趙園，《艱難的選擇》，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 年 1 月 劉禾著、宋偉杰等譯，《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 北京：三聯書店，2002 年 6 月 劉挺生，《一個神秘的文學天才──路翎》，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 1 月 劉挺生，《思索著雄大理想的旅行者──路翎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97 年 7 月 曉風編，《胡風路翎文學書簡》，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 年 5 月 12 月 錢理群，《精神的煉獄──中國現代文學從「五四」到抗戰的歷程》，桂林：廣西 教育出版社，1996 年 錢理群，《對話與漫遊──四○年代小說研究》，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9 年 嚴家炎，《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年 8 月 三、單篇及期刊論文 朱珩? ，＜路翎小說的精神世界和「七月派」現實主義＞，《學術月刊》1994 年 第 9 期 ………，＜路翎早期的文學活動＞，《新文學史料》1995 年第 1 期 ………，＜路翎身世的重新敘述──隱痛、歉疚下的改寫＞，《新文學史料》1997 年第 1 期 余明英，＜路翎與我＞，《新文學史料》1997 年第 4 期 唐湜，＜路翎晚年的悲劇＞，《新文學史料》1997 年第 4 期 郝亦民，＜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和路翎的小說創作＞，《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1988 年第 3 期 徐朗，＜心靈解放的春天──父親的晚年＞1997 年第 4 期 張業松，＜《路翎晚年作品集》編輯說明＞，《新文學史料》1997 年第 4 期 ………，＜路翎晚年創作年表＞，《新文學史料》1997 年第 4 期 ………，＜「一生兩世」與強制遺忘──關於「路翎敘述」的敘述＞，《當代作 家評論》1997 年第 4 期 張耀杰，＜批評家筆下的路翎──路翎研究綜述＞，《新文學史料》1997 年第 4 期 陳涌，＜「財主底兒女們」的思想傾向＞，《人民文學》第 66 號，1955 年 4 月 趙園、錢理群、洪子誠等，＜20 世紀 40 至 70 年代文學研究：問題與方法＞，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 99 期，2004 年 2 月 劉挺生，＜路翎小說的深層意識與本體特徵＞，《文學評論》1995 年第 2 期 錢理群，＜胡風與五四文學傳統＞，《文學評論》1988 年第 5 期
曠新年，＜個人、家族、民族國家關係的重建與現代文學的發生＞，《中國現代 文學研究叢刊》第 108 期，2006 年第一期 四、學位論文 蘇敏逸，《「社會整體性」觀念與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生和形成》，新竹：國立 清華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4 年 1 月 五、英文論著
Kirk Denton,The Problem of Self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Hu Feng and Lu L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