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幾年來歐美歷史人口學之發展
— 兼論如可研究中國歷史人口學
劉翠溶* 本文原刊於《美國研究》第七卷第三期 (1977 年 9 月)，頁 79-97。 一、引言 人 口 學 界 對 於 研 究 過 去 的 人 口 有 兩 個 分 野 ： 歷 史 人 口 學 (Historicaldemography) 與人口史 (Demographic history)。1 後者偏重於以一國過去人口之
消長為指標來解釋相關的歷史現象，這一類的研究在歐洲大約自十九世紀中葉以 後開始蓬勃發展。2 前者之成為一門學科，則是最近二十幾年的事。這兩個分野 有時並不清楚，兩個名詞也往往互用。但是本文所要介紹的重點在於前者。 歷史人口學之得名，不僅因其研究對象是過去的人口，而且因其運用現代人 口學方法來研究歷史人口。3 當 1950 年代歷史人口學剛在法國萌芽之時，其範 圍偏重於未有現代定期人口普查 (Census) 以前的時期，對於英、法兩國而言， 即是指 1801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以前的時期。4 但是，近二十幾年來，歷史人口 學的範圍逐漸延伸至十九世紀。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 出版的期 刊，《人口引得》(Population Index)，對於歷史人口研究書目之斷限，即以 1900 年或 1914 年為上限。5 歷史人口學研究的主要資料是未有現代統計以前的歷史記錄。歐洲自十六世 紀以來，教會對於教區內居民的出生、受洗、婚姻與死亡皆有登記。英國教會的 這類登記始於 1538 年；法國有些地方開始於十五世紀，但自 1539 年始，則因皇 室之命令而遍行於全國。美國在殖民地時期也有類似的記錄。除了教區記錄之 外，有些地方還保存著稅收名冊和居民名冊。此外，十九世紀早期未有生命統計 (Vital Statistics) 以前的人口普查記錄也是歷史人口學家研究的原始資料。至於其 他第二手的資料，最適合歷史人口學研究的是家譜和族譜 (Genealogies)。6 任何人口的結構與行為之變遷皆與其所生活的環境、社會與經濟之變遷息息 * 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 1
T. H. Hollingsworth, Historical Demograph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37-39.
2
D. V. Glass and D. E. C. 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London: Edward Arnold, 1965), pp. 2-4.
3
見 Etienne van de Walle, “The Current State of Historical Demography,” Review of Public Data Use, vol. 4, no. 4 (July 1976), pp. 8-11.
4
歐洲第一個實行人口普查的國家是瑞典，其第一次人口普查在 1749 年，同時也開始有生命統 計。見 T. H. Hollingsworth, 前引書，p. 72.
5
有 關 歷 史 人 口 學 之 詳 細 書 目 ， 見 Etienne van de Walle and Louise Kantrow, “Historical Demography: A Bibliographical Essay,” Population Index, vol. 40, no. 4 (October 1974), pp. 611-623.
6
見 Etienne van de Walle and Louise Kantrow, “Historical Demography: A Bibliographical Essay,” p. 615 及有關之書目。
相關。換言之，人口變遷也引起社會經濟之變遷。如果有關人口變遷之消息可因 歷史人口學之研究而獲致，那麼，研究歷史人口之變遷從而可以增加對社會經濟 史之瞭解。歷史人口學在歐美學界方興未艾，正因其試以科學方法，掌握瞭解芸 芸眾生行為之改變與社會經濟結構變遷之鎖鑰。下文將首先介紹歐美歷史人口學 發展的情形，其次試論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口學。 二、歐美歷史人口學之發展 歷史人口學之研究最先發生於法國，英國緊隨其後。法、英兩國歷史人口學 家多偏重研究他們自己國家的問題。但是，歷史人口學研究方法傳到美國之後， 在美國研究的問題則不僅限於美國本身。以下將就法、英、美之先後介紹各國歷 史人口學發展的情形。 (一) 法國的歷史人口學 法國既是歷史人口學的先進國家，下面就先介紹法國的情形。7 歷史人口學 在法國之興起得力於兩群學者的努力。先是少數歷史學家於 1944 年開始注意人 口學，稍後兩三年，有些人口學家與統計學家開始對歷史問題發生興趣。這兩群 人終於結合為一體，在 1962 年成立法國歷史人口學會(Société de Démographie Historique)，該會自 1964 年出版年刊，專載有關歷史人口學的論著，至今已有兩 百名以上的會員。8 這些學者的研究逐漸改變或增加了人們對法國社會經濟史的 知識。 屬於第一群的少數歷史學家都專精於經濟史或社會史的研究，其中最有名的 三位是：拉布霍斯 (Ernest Labrousse)、墨孚瑞 (Jean Meuvret) 和雷納德 (Marcel Reinhard)。他們研究的基本目標可以概括如下：(1)他們把經濟問題與人口問題 結合起來研究，以期解釋十七世紀法國經濟停滯與十八世紀經濟成長的現象。(2) 他們希望說明十七與十八世紀法國人口之不同。例如，他們指出十七世紀法國人 口之成長受到多次危機所阻遏，這些危機最明顯的發生於 1630 年、1650 年、1662 年和 1710 年。到了十八世紀，危機發生的次數減少而且愈不嚴重，因而人口開 始持續的成長。(3)這些學者之一，墨孚瑞，特別指出人口危機常常與穀物價格 息息相關，他並且舉證說明嚴重的人口危機在 1710 年以後逐漸消失。 7
下 文 所 述 ， 除 特 別 註 明 者 外 ， 大 都 根 據 Pierre Goubert, “Historical Demography and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Early Modern French History: A Research Review,” in Theodore K. Rabb and Robert I. Rotberg (eds.), The Family in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3), pp. 16-27.
8
該會年刊於 1964 年第一冊出版時，名為 Etudes et chronique de démographie historique, 自 1965 年起改名為 Annales de démographie historique。自 1969 年起每期有專題：1969 年專題是十七 至十九世紀法國村鎮之研究；1970 年是十六至十八世紀的移民問題；1971 年是十九、二十世 紀的移民問題及其他新研究；1972 年是有關研究技術與方法之論著；1973 年是上古至近代之 兒童與社會；1974 年包括方法論及城市、氣候與農業之研究，另有若干篇外國之研究，其中 一篇關於中國古代人口思想；1975 年偏重歷史人口與環境之研究。
屬於第二群的人口學家於 1945 年法國國立人口學研究所 (Institute National d’Études Démographiques, 簡稱 I.N.E.D.) 成立後，開始注意歷史人口之研究。該 所出版的《人口》(Population) 創刊於 1946 年初，是人口學發行最早的學術期刊 之一。該所第一任所長索維 (Alfred Sauvy) 是一位傑出的人口學家，他在人口學 方面的造詣被認為無出其右。但是，推進法國歷史人口學發展的學者是翁利 (Louis Henry)；他於 1950 年以後開始發表論著並主持若干研究計劃。 翁利的第一篇論文發表於 1953 年，指出教會記錄蘊藏著豐富的人口資料。 隨後，他與富樂理 (Michel Fleury) 於 1956 年共同發表一本書討論處理教區人口 記 錄 之 方 法 。 在 1958 年，他同戈第業 (Etienne Gautier) 發表關於諾曼底 (Normandy) 居來 (Crulai) 教區的人口研究。在這部書中，他們用首創的「家庭 重組」(Family reconstitution) 方法來分析十七、十八世紀居來村人口的變遷。這 個研究成為法國歷史人口學研究的範例，許多研究十七、八世紀人口的論文皆以 村為單位。自從 1959 年開始，法國國立人口學研究所進行一項大計劃，包含十 個區域共計 30 個城鎮和 375 個鄉村社區，時間則自 1740 年至 1829 年。到了 1967 年，在十區之中只完成了一區——布列丹尼與安就區(Brittany-Anjou)——的研 究。9 於此可見，歷史人口學研究是艱巨的工作，並非短期即可獲致斐然的成績。 然則，這二十幾年來法國歷史人口學之研究成果對於十七、八世紀社會經濟 史之瞭解有何貢獻呢? 根據古柏 (Pierre Goubert) 的看法，這個問題可以分三方 面來討論。 (1)關於人口危機方面：前述墨孚瑞對於人口危機的看法已經得到兩點修 正。第一、人口危機並未發生於大部分地方；第二、人口危機果眞發生於某地區 時，這些危機並非全由於穀價太高或饑荒，而是由於疫病流行所造成。雖然政治 與宗教立場常常影響有關人口危機的討論，古柏認為比較合理的結論大致有四 點：第一、直到十八世紀初葉以前，短期而劇烈的人口危機在歐洲許多地方發生 過。第二、有些危機確實是由穀價太高所造成 (例如 1662 年發生於法國中部與 北部的一次危機)；有些則是由於疫病流行 (例如 1720 年發生於馬賽等地的黑死 病)；另有一些則是由於穀價太高及疫病流行共同造成的 (例如 1630 年的危機)。 第三、在商業較為重要的國家 (如英國與荷蘭)，除黑死病之外，並沒有發生眞 正的人口危機。大西洋沿岸地區以及南歐沿地中海之國家也是較為幸運地未發生 嚴重的危機。第四、對於人口危機作詳盡的研究是探討社會結構最好的方法之 一，因為社會各階層的人對危機的反應不同。最明顯的現象是，只有富人才能逃 離疫病與災難，甚至是傳教士與醫生都逃開，僅有極少數特別慈善的或報酬特優 的醫生，所謂「疫病醫生」(“epidemic doctors”) 才肯留在疫病流行之地。人口危 機對窮人的打擊最大，疫病若是殃及富人往往只因他們來不及逃避。總之，人口 危機的發生是馬爾蕯斯前 (Pre-Malthusian) 人口的特徵之一。 (2)關於人口的各種比率的問題：大約二十年以前，人口學家一般認為，十 9
有關翁利本人與法國國立人口研究所之研究工作，見 Louis Henry, “Historical Demography,” Daedalus (Spring, 1968), pp. 385-396.
七、八世紀法國人口的基本特徵類似居來村人口 (居來村是翁利研究的第一個 村)，即是：結婚比率高，遲婚，每兩年一次生育，嬰兒死亡率低於百分之 20， 在 1680 年以後人口絕對的增加，有些人離開鄉村移至城鎮或其他省份。但是最 近的研究成果已開始對這些舊的概論有所修正。 首先是對於嬰兒死亡率有許多不同的發現。在諾曼底沿海的若干地方，嬰兒 死亡率低至僅有百分之 15，但是在若干沼澤地區則高至百分之 35 至 38。至於在 一些工業城，如伯維 (Beauvais)、阿米翁 (Amiens)、或里昂 (Lyon) 附近的貧民 區，嬰兒死亡率往往很高。在巴黎和里昂，如果嬰兒送出城外請人哺乳的，死亡 率高於百分之 50，而巴黎的棄嬰則百分之 80 以上死亡。 最近幾年的研究偏重婦女之生育率。基於翁利的研究，一般的看法是法國已 婚婦女每兩年生育一次。但是最近的研究指出，在布列丹尼和法蘭德斯 (French Flanders) 一帶的已婚婦女幾乎每年都生育，而在法國西南部省份的已婚婦女則 大約三年才生育一次。這些差別的理由是什麼呢? 可能是由於生理因素所造成， 也可能是在西南部已開始實行原始的控制生育方法。總之，愈多的個案研究將會 得出愈多的結果以供比較。關於婦女之生育率尚待詳細的研究。 同樣，關於婚姻的現象也尚待更多的研究。一般認為十七、八世紀法國女孩 結婚甚遲。她們大約二十五、六歲才結婚，而且百分之 95 以上未曾在婚前懷孕 (在 十八世紀的英國，婚前懷孕的比例較法國為高)。對於這婚姻現象的解釋並非易 事。這些現象與風俗習慣、經濟條件、宗教觀念等都有關係。最近的研究指出， 婚姻年齡隨時而異，並且在十八世紀末期，非法與婚前懷孕的現象變得更為普 遍。婚姻是具有人口學研究意義的主要行為之一，因為婚姻行為之成立是基於人 的意願，對於瞭解社會史以及社會與宗教心態之改變極有關係，應該被當作一項 重要的歷史事實來研究。 以上所述關於工業化以前人口特徵的研究顯示，各地區的人口特徵有許多不 同，這些差異極值得重視，而其發生之原因更待進一步的研究。 (3)關於人口成長與經濟成長的問題：這個問題同樣有許多不同的發現。在 十八世紀，法國西部若干地方的人口並未顯著成長，很可能是由於這些地方在十 七世紀時人口就已經相當稠密；然而在其他地區，如阿爾薩斯 (Alsace) 與隆哥 多 (Languedoc) 人口成長得既快且旺，很可能是這些地方在 1715 年以前人口相 當稀少。有些地方在十八世紀初就發生困難的人口問題，有地方則要到十八世紀 末才發生。一般而論，在 1720 年至 1790 年間，法國人口增加了大約百分之 30 至 35。這種成長率在歐洲諸國中並不算是高的。人口成長的問題在目前頗多爭 論，主要是因為法國年青的經濟史家們否認，在十八世紀的法國曾發生任何有意 義的農業革命，或在生產方面眞正有所改進。如果這些經濟史家的看法是對的， 那麼，就很難解釋如何養活增加的六、七百萬法國人，而且他們在 1780 年時似 乎也比在 1710 年時要更富足得多。 與人口成長密切相關的是節育問題。目前有關節育的重要結論是：法國是十 八世紀末唯一實行節育的國家，比其他國家早 50 至 100 年。為何法國在十八世
紀末發生這種重大的人口革命呢? 歷史人口學家正試著從各方面來探討這個問 題。他們就宗教、經濟、法律以及為人父母之心理等方面來探討這個問題。無論 怎樣解釋，法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實行節育的國家似乎是無疑的了。 另外一個有關的問題是人口移動。一般認為法國人是安土重遷的。在十七、 八世紀，新娘新郎常常出生在同一個教區之內或附近的教區；大約只有十分之一 的人必須旅行十哩之內去締結婚約。但是，這種不流動的現象並不持久。最近的 研究發現，無論地區間有所差異，在十八世紀後半流動性增加了兩倍至三倍，並 且有相當顯著的由鄉村移至城鎮的現象發生。這些發現一再顯示，十八世紀末期 是法國人口史上重要的轉捩點。 綜觀法國歷史人口學研究這二十幾年來的成果，遠景是相當樂觀的。這些研 究已較為精確的計算出許多地方人口的各種比率，從而可以就地方間互相比較， 甚至是國家間 (特別是與英國) 的比較。此外，長期的改變與演進也可以得到觀 察。歷史人口學又與經濟、社會、宗教、心理諸史學互相關連，從而增加了許多 歷史新知。 (二) 英國的歷史人口學 英國是人口學與人口理論最先發端的國家。一般追溯人口學之淵源皆歸諸於
1662 年出版的古勞特 (John Graunt) 的著作：《觀察》(Observations)；而馬爾薩
斯 (T. R. Malthus) 的《人口論》(An Essay on Population) 更是近代人口理論的先 鋒。10
自從 1926 年開始，英國歷史學家也頗注意人口問題，而且對於工業革命
時期人口成長與經濟發展的關係至今還有熱烈的討論。11
英國的人口調查委員 會 (Population Investigation Committee) 於 1936 年成立，比法國的人口學研究所 要早九年。該會出版的《人口研究》(Population Studies) 創刊於 1947 年，僅較 法文的《人口》晚了一年。但是，在歷史人口學研究方面，英國起步稍後於法國， 其研究成果也尚不如法國豐碩。 前面提過歷史人口學的主要方法——家庭重組——是法國人翁利等首創。在 英國採用此方法分析教區記錄的範例是雷格里 (E. A. Wrigley) 對於柯里頓 (Colyton) 的研究。這項研究根據 1538 年至 1837 年柯里頓教區的記錄，分析工 業化以前英國人口的死亡率。12 雷格里是劍橋大學人口與社會結構歷史研究小 組 (Cambridge Group for the History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的創始人 之一。在他的領導下，英國的歷史人口學研究積極的進行。到了 1966 年，由他 主編的《英國歷史人口學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Historical Demography)
10
見 D. V. Glass 在其主編 Population in History 一書之導論，p. 1.
11
見 David Landes, “The Treatment of Population in History Textbook,” Daedalus (Spring, 1968), pp. 363-384. 關於人口與工業革命的論著，見 M. Drake (ed.), Populations in Industrialization (London: Methuen and Co., 1969).
12
E. A. Wrigley, “Mortality in Pre-Industrial England: The Example of Colyton, Devon, over Three Centuries,” Daedalus (Spring, 1968), pp. 546-580.
終於出版。翁利在此書序言中說，此書之出版與法文新版的《歷史人口學方法》 (出版於 1965 年) 大略同時，表示歷史人口學發展之情形在兩國並駕齊驅。13 事實上，《英國歷史人口學導論》是介紹研究方法而不是研究成果；其目的 在於提出一些適用於分析各種歷史人口記錄的方法，以便從事研究的人有共同的 標準可循。除了雷格里本人所撰的〈家庭重組〉一文外，另有五篇分別討論：英 國社會的量化研究，人口史與地方史，如何以總計的 (aggregative) 分析方法處 理教區記錄，以居民名單研究社會結構，以及用早期的人口普查記錄研究社會結 構。這些方法當然都是根據英國資料而設計，但是，他國若有類似的資料，也可 引為借鏡。 英國歷史人口研究的論著，散見於《人口研究》與《經濟史評論》(Economic History Review) 等學術刊物。若干較重要的作品已編入 1965 年出版的《歷史上 的人口》(Population in History) 一書。14 除了利用個別教區的記錄作研究之外，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有關英國貴族的研究；何靈伍斯 (T. H. Hollingsworth) 在這方 面的研究最為著名。他在 1957 年首先發表一篇關於英國公爵家庭的研究，探討 這英國社會最高階層人士的生育率與死亡率。15 在 1964 年，他再發表一文，研 究十七世紀以來全英國的貴族。16 他的發現不但可與英國社會其他階層的人互 相比較，也可與他國貴族互相比較，其價值即在於此。最近更有人研究中古時期 的貴族。17 雖然結論仍頗有爭辯之餘地，這類研究卻顯示，因貴族家庭記錄之 保存可能比一般人完整且長久，適於人口學分析的可能性也可推至較早的時期。 此外，英國歷史人口學家也注意婚姻與家庭結構的問題。例如，海諾 (John Hajnal) 對於「歐洲典型婚姻型態」之研究，成為人口學界討論婚姻問題時一項 重要的比較引證來源。18 他指出在工業化以前的西歐社會，典型的婚姻是遲婚， 而且終身未婚者之比率甚高。這是與其他社會不同的現象；而這種特殊的婚姻型 態即是使工業化前之西歐人口成長得到限制的重要原因之一。又如拉斯烈特 (Peter Laslett) 利用劍橋大學研究小組收集的資料，研究十六世紀以來英國家庭 結構之變遷。他發現自十六世紀至二十世紀初，英國家庭的大小改變甚少，平均 是 4.75 人，證明所謂「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 大約開始發生於十六世紀。19 13
E. A. Wrigley (ed.),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Historical Demography: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6).
14
見 D. V. Glass and D. E. C. 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此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 通論，第二部分是關於英國，第三部分是關於歐洲與美國。
15
T. H. Hollingsworth, “A Demographic Study of the British Ducal Families,” Population Studies, vol. 11, no. 1 (July 1957), pp. 4-26.
16
T. H. Hollingsworth, “A Demographic Study of the British Peerage,” Population Studies, vol. 18, no. 2, Supplement (November 1964).
17
J. T. Rosenthal, “Mediaeval Longevity: the Secular Peerage, 1350-1500,” Population Studies, vol. 27, no. 2 (July 1973), pp. 287-294. 又 T. H. Hollingsworth, “A Note on the Mediaeval Longevity of the Secular Peerage, 1350-1500,” Population Studies, vol. 29, no. 1 (March 1975), pp. 155-159. 後 者認為中古英國貴族之死亡率可能高於前者之估計。
18
John Hajnal, “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 in Perspective,” in D. V. Glass and D. E. C. 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pp. 101-143.
19
Peter Laslett, “Size and Structure of Household in England over There Centuries,” Population Studies, vol. 23, no. 2 (July 1969), pp. 199-224.
因為家庭結構之變化與社會經濟結構之變化息息相關，這方面的研究在目前極為 經濟史家與社會史家所重視。 以上所舉諸例只是英國歷史人口學研究的一鱗片爪。劍橋大學研究小組是英 國歷史人口學研究的重鎮，但是他們最後的研究成果尚未發表，主要也是因為整 理教區記錄是費時而艱巨的工作。 (三) 美國的歷史人口學 美國人口學界對於歷史人口之研究可以分兩方面來說：一方面是在各研究機 構進行的，對於他國歷史人口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對美國歷史人口的研究。 美國學界對於歷史人口研究的興趣到底始於何時，實在難以確說。但是，非 常顯然的，在 1965 年左右，歷史人口學已受到相當的重視。這一事實可見於美 國人文與科學院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出版的期刊——《迷 陣》(Daedalus)，在 1968 年春季是歷史人口研究專號。這一冊專號所收的論文是 兩次歷史人口研究會議的結果。那兩次會議分別在 1966 年與 1967 年舉行，由哈 佛大學人口研究中心 (Harvard Center for Population Studies) 與美國人文與科學 院聯合主辦。與會的學者包括美、英、法、義、比諸國的歷史學家、人口學家與 經濟學家。討論的重點顯然以歐洲歷史人口為主，而且以探討生育率與死亡率的 變遷為主題。
美國人口研究機構對於歐洲人口研究的另一個顯著例子是，普林斯頓大學人 口研究所 (Offic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Princeton University) 對於近代歐洲人口 生育率變化的研究。在這項計劃下出版的第一部書是巴齊 (Massimo Livi-Bacci)
關於葡萄牙人生育率之研究。20
第二部書是諾棣爾 (John Knodel) 對於德國人生
育率之研究。21
這項計劃仍在進行，不久當會有新書出現。此外，現任賓州大 學人口研究中心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主任凡德 發 (Etienne van de Walle) 在任教賓大之前，曾在普林斯頓大學從事研究多年，
而他關於十九世紀法國婦女人口的研究，亦是由普大出版。22 目前凡德發教授 在賓大進行的是關於比利時一個村落拉玉普 (La Hulpe) 的研究。他根據的材料 是比利時特有的人口登記 (population register)，可以極詳細的探討一個地方人口 的變遷。例如他最近發表的一篇論文，就是用很細密的方法來估計家庭單位在長 期間之連續變動。23 近年來美國學者對於殖民地時期人口的研究漸漸的注意，已有一些論文發 20
Massimo Livi-Bacci, A Century of Portuguese Fertili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21
John E. Knodel, The Decline of Fertility in Germany, 1871-193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22
Etienne van de Walle, The Female Population of Fra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23
Etienne van de Walle, “Household Dynamics in a Belgian Village, 1847-1860,”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vol. 1, no. 1 (September 1976), pp. 80-94.
表。最早的論文出現於 1966 年。一篇是關於十七世紀麻州安多福鎮(Andover)的 家庭結構，利用該鎮保存的財產轉移法律文書以及家譜來研究。除了估計生育 率、死亡率與婚姻年齡之變遷外，也討論家庭結構與土地繼承間之關係。24 另 一篇是關於 1636 年至 1736 年麻州第當鎮 (Dedham) 的人口，根據官方對出生、 婚姻與死亡的記錄，以及稅收與教堂的記錄來研究，以十年為期，觀察人口總數 之改變，分析婚姻與出生之季節性型態，並且把所得到的結論與法國居來村的現 象互相比較。25 到了 1968 年，又出現了一篇關於殖民地時期羅得島州布列斯多 鎮 (Bristol) 家庭之研究。這篇文章根據 1689 年布列斯多的人口調查與 1774 年 羅得島州的人口調查來分析該地家庭結構的變化、人口年齡結構以及婦女的生育 現象。26 到了 1971 年，出現另一篇關於麻州伊普斯維治鎮 (Ipswich) 人口之研 究。運用「家庭重組」的方法來分析 1633 年至 1750 年該鎮的人口記錄。這篇文 章指出伊普斯維治鎮人口的生育率一直相當高，而人口成長的原因是由於該鎮死 亡率較同時之歐洲為低。27 除了以上四篇論文之外，另有兩本專著討論美國早期各種人口統計資料。第 一本追溯十七、八世紀美國統計精神的發展，指出早期美國人對生命統計的觀念 與運用。28 第二本探討美國殖民地時期人口調查記錄之可靠性，並就各方面研 究當時的人口結構。29 美國第一次定期的人口普查實行於 1790 年。但是，就歷史人口學的立場而 言，最有價值的是未印行的普查原始記錄。這些普查時的手稿，詳細登記了個人 的資料。這些手稿現在都已由美國國家檔案局 (National Archives) 製成微捲。此 外，更因為自 1850 年開始採用新的普查方法，在調查手稿上記載了個人的出生 地、職業、現址、財產、教育程度等資料。這些詳細的消息就成為研究美國歷史 人口極重要的資料。 目前，以這類資料為主而作成的研究多以一個地方為單位，探討該地的人口 變遷、家庭結構與社會流動。這是美國社會史學界「新都市史」研究的一個主流。 這類研究最早也最有名的是瑟恩斯壯 (Stephan Thernstrom) 對於麻州紐布瑞波 特 (Newburyport) 的研究。他發現自 1850 年至 1880 年，紐布瑞波特的非技術性 工人所占比例一直很高，非勞力性職業人數所占的比例一直只有百分之五。非技 術性工人之子極少有上昇至白領階層的機會。與其他城市的情形互相比較，非技 術性工人所占的比例極為相似，這就說明工人階級的社會流動模式是受一些相同 24
Philip J. Greven, “Family Structur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Andover, Massachusett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23 (1966), pp. 234-256.
25
Kenneth Lockridge, “The Population of Dedham, Mass., 1636-1736,”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vol. 19, no. 2 (1966), pp. 313-344.
26
John Demos, “Families in Colonial Bristol, Rhode Island, An Exercise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rd series, vol. 25, no. 1 (January 1968), pp. 40-57.
27
Susan L. Norton, “Population Growth in Colonial America: A Study of Ipswich, Massachusetts,” Population Studies, vol. 25, no. 3 (November 1971), pp. 433-452.
28
James H. Cassedy, Demography in Early America: Beginning of the Statistical Mind, 1600-18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29
Robert V. Wells, The Population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in America before 1776: A Survey of Census Dat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的社會經濟力量所左右。30
此外，孫湼特 (Richard Sennett) 對於芝加哥聯合公園 (Union Park) 一帶居 民的研究，對象是中等階級。他根據 1880 年人口普查的手稿為主，以當時的報 紙為輔，探討一萬二千名中等階級的家庭、職業與社會流動。把他的發現與瑟恩 斯壯對於紐布瑞特工人階的研究相比較，孫湼特認為，工人階級家庭父權較強， 因此工人之子常要犧牲學業儘早開始工作，從而犧牲了未來在職業上流動的機 會。至於中等階級家庭則父權較弱，其子弟可以得到較多的流動機會。31 以上兩項研究的地方範圍都是較小的。至於大都市的研究，則最顯著的例子 是波士頓。首先有耐滋 (Peter Knights) 研究 1830 年至 1860 年波士頓人口的變 遷與社會流動。32 隨後有瑟恩斯壯對於 1880 年至 1970 年波士頓人的研究。33 後 者除以人口調查手稿為主要資料之外，並根據結婚申請書、地方稅收記錄和人名 錄。採用抽樣方法研究人口之移動與職業上之流動。由於這兩項研究，使十九世 紀初年以來波士頓人口與社會結構之變遷得到更精確的估計。瑟恩斯壯認為波士 頓的情形絕不只是代表一個大城市的情形，而是反映著美國社會運行的一些共同 現象。他認為美國工人階級之子弟雖極少能夠上昇到最高的白領階級，但是較短 程的向上流動性極大。這一方面說明了美國社會制度在其平等原則之下有極端的 不平等存在，但是，因為中下層流動性極大，也可能正是在美國較不易發生以階 級為基礎的反抗運動的原因。 以上所舉是美國社會史學界新都市史研究趨勢中的若干著例。在這些研究 中，人口記錄是最重要的資料，而且人口結構的改變也是最重要的現象。另外一 個值得一提的例子是，賓州大學歷史系自 1969 年開始，已經進行多年而且還在 繼續進行的費城社會史研究計劃 (Philadelphia Social History Project)。這項計劃 的主持人赫須堡 (Theodore Hershburg) 於 1973 年畢業於賓州大學，其博士論文 即以探討費城社會史研究之方法為題。這項計劃進展的情形詳見於去年發表的一 篇報告。大致上說，這項計劃是以探討都市化與工業化之過程及後果為目標，試 著從人口、都市空間之利用、社會經濟之改變諸方面來研究費城過去 150 年的轉 變。在這項計劃下已經把有關的人口記錄與工業調查記錄電腦化。有許多博士研 究生與博士後研究人員參加這項計劃，他們主修不同的學科，包括經濟學、社會 學、人口學、地理學、統計學、區域科學、社會福利、都市與區域計畫、以及歷 史學。有許多博士論文在這項計劃下完成。而 1976 年 10 月在賓州大學舉行的美 國社會科學史學會 (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 第一屆年會中，即有六篇
論文在該項計劃下發表。34
30
Stephan Thernstorm, Poverty and Progress: Social Mobility in a Nineteenth Century C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ch. 8.
31
Richard Sennett, Families against the City: Middle Class Homes of Industrial Chicago, 1872-1890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221-222.
32
Peter Knights, The Plain People of Boston, 1830-1860: A Study of City Grow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33
Stephan Thernstorm, The Other Bostonians: Poverty and Progress in the American Metropolis, 1880-197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see especially ch. 9.
34
此外，與歐洲學者相呼應，美國學者也頗注意歷史上家庭結構變遷之研究。
這方面的成果可於 1973 年出版的論文集略見一斑。35
總之，美國歷史人口之研究是量化歷史研究之一環。自從 1960 年代以來， 運用電腦從事研究漸漸普及到美國史學界之後，更有把歷史資料電腦化之趨勢。 在這方面最先進行的是在密西根大學的校際政治學研究會 (Inter-University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該會自 1962 開始，把選舉記錄與人口普查記 錄等電腦化，以便政治學家從事研究選舉行為之用。在社會經濟史方面，除了上 述費城社會史研究計劃之外，俄亥俄州歷史學會 (Ohio Historical Society) 自 1973 年開始，進行建立該州歷史有關資料之電腦化檔案，收集選舉記錄、稅收 記錄與人口記錄等資料。俄亥俄州的例子若為他州所仿傚，則更多的電腦化資料 檔案將可提供歷史學家更多的便利。36 歷史人口學在美國的發展既是量化歷史 研究之一環，其在美國之發展可能與量化歷史之研究趨勢共興衰。 三、如何研究中國歷史人口學 由以上所述法、英、美三國歷史人口學研究發展的情形看來，可知這二十幾 年來由於人口學方法之進步與量化歷史研究趨勢之展開，使一些久為歷史學家忽 略的記錄成為極重要的研究資料。歷史人口學研究的對象是一般普通人。這些人 在傳統史學家看來也許未創造任何歷史，他們未曾在歷史上扮演過重要的角色， 大多數人也未曾留下任何記錄。但是，由於人口的登記，他們生命中一些重要的 日期得以保存下來。歷史人口學家就是要從這些枯燥無味的記錄中，探討這些普 通人的流動、婚姻、生育與死亡；由這些普通人的生命現象所表現的趨勢來探討 社會經濟的變遷。歷史人口學的研究將使我們對歷史的知識增加一個與大多數人 生命攸關的層面；就此而言，歷史人口學是值得研究的。 中國歷史上對人口的登記可以上溯自上古時代，而學者對於歷代戶口之研究 更是不遺餘力，在此不必一一列舉。歷代保存下來的戶口總數可用來大略觀察人 口之消長與家庭大小之變遷，也是眾所周知的。但是，若無新史料發現，我們對 於中國歷史上人口的知識並不能更進一步。而且僅從這些戶口總數，也不能探討 人口的生育、死亡、遷徏與流動，而這些問題正是歷史人口學所要探討的。 中國歷史上既無教區記錄，人口普查更是二十世紀中葉以後才舉行之事。明 代的黃冊與清代的保甲等記錄也不見得保存得很完整。那麼，研究中國歷史人口 學要根據什麼資料呢? 答案是家譜和族譜。家譜和族譜對於家族的成員，尤其是 成年男子與其妻室，大都有生卒年月日的記載。此外，還記載了生子人數。這些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973. 亦見 T. Hershberg, “The Philadelphia Social History Project: An Introduction,” Historical Methods Newsletter, vol. 9, nos. 2 & 3 (March, June 1976), i-xxii. 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 1976, Program.
35
Michael Gordon (ed.), The American Family in Social-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3).
36
Robert P. Swierenge, “Computer and American History: The Impact of the ‘New’ Generation,”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60, no. 4 (March 1974), pp. 1050-1051.
生卒年月日與人數便是可用來分析婚姻、生育與死亡趨勢的素材。 事實上，早在四十幾年前，我國著名的生物學家袁貽謹先生就以一部廣東的 家譜編成了一些生命表，探討這一家人自十四世紀末葉至十九世紀中葉死亡率之 變遷。37 筆者去年因在賓州大學學習歷史人口學，曾以兩部臺灣近年出版的族 譜研究這兩家族人在十八、九世紀的婚姻、生育率與死亡率之變遷。38 除了袁 先生未討論的生育率與婚姻問題外，就死亡率而言，把臺灣家族的研究結果與袁 先生的結果相比較，證明十九世紀的死亡率的確增高。這死亡率增高之趨勢可能 與十九世紀中國經濟情況逐漸惡化有關係，極值得繼續研究。何況探討生育率與 死亡率的變化，是人口學家在「人口變遷 (或人口轉型)」(demographic transition) 這一論題之下，探討社會現代化的指標之一。所以，僅就探討十九世紀中國生育 率與死亡率變遷這一點而言，研究歷史人口學也是研究中國近代化問題之一環， 應該受到歷史學界相當之重視。 此外，有些族譜對於家族的遷移也有記載，可用於研究歷來人口流動的問 題，這一點已有羅香林先生倡之於前。39 至於族譜對於祭產和義田之記載，可 據為探討經濟問題之一種資料；對於族內成員在科舉上之成就及其他職業性之記 載，則可據以探討社會流動。進一步說，如果某地家族譜的種類夠多，更可與地 方志配合起來，對一地的社會經濟史做更完整的研究。集合許多地方的個案，進 而可以比較觀察各地的異同，更可進而推論合理的一般趨勢。 除了族譜之外，中國正史與地方志中保存了豐富的傳記資料，另外有數量可 觀的碑銘文字，這些資料中對於特別人物的生命記錄也可以作為歷史人口學研究 的村料。不過，這些記錄所涉及的人數較少，最好是分類來研究，就如英國貴族 研究一般，可以從這些資料中找出特殊階層的人來研究。 現存於國內外各圖書館的族譜不下千餘種。40 目前在臺灣更有許多新族譜 印行，也可能還有許多私人收藏未印行的族譜。當然，並非所有的族譜都載有詳 細的生卒年月日。即使剔除不適用的資料，就族譜的數量而言，絕非少數人窮畢 生之力可以全部加以詳細研究的。基於此，研究中國歷史人口學應有一長遠的研 究計劃，並應結合有興趣的歷史學家、人口學家、經濟學家與社會學家共同努力。 此外，如果要把資料電腦化，還要電腦專家的協助。 自從袁貽謹先生發表他的論文以來，四十幾年過去了，而族譜仍未被有系統 地用於研究中國歷史人口。我們若是現在開始研究，較之歐美也晚了一些。但是， 迎趕頭上，猶未晚也。以此與我國對歷史人口研究有興趣的學者共勉。 37
I-chin Yuan, “Life Tables for a Southern Chinese Family from 1365 to 1849,” Human Biology, vol. 3, no. 2 (May 1931).
38
Ts’ui-jung Liu, “Chinese Genealogy as a Source for the Study of Historical Demography,” (尚未發 表; 後發表於 Studies &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Golden Jubilee of Academia Sinica《中央 研究院成立五十周年紀念論文集》(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78), pp. 849-870.)
39
羅香林，《中國族譜研究》(香港：中國學社，1971)。又見 Hsiang-lin Lo, “The History and Arrangement of Chinese Genealogies,” in S. J. Palmer (ed.), Studies in Asian Genealogy (Utah: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13-37.
40
較為完整的目錄見日人多賀秋五郎，《宗譜の研究》(東京：東洋文庫，1960)。臺灣公藏之族 譜，見昌彼得，《臺灣公藏族譜解題》(臺北：民國五十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