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園縣國中學生政治態度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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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章. 緖論.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壹、研究動機杜威認為民主政治不僅是政府的一種形式，更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是一種經驗交換的結合方式（林寶山譯，民 78：81）。所以制度的設計固然重要，但是人民如果不具備民主的素養，到最後可能使民主的實施毀於一旦。Almond 和 Verba 也提出民主政治的實踐需要有民主素養的公民。在民主先進國家，公民的政治態度與價值是其政體穩定的前提（轉引自陳文俊、郭貞，民 88:113）。二次大戰後許多新興國家仿照西方民主國家的體制，制訂憲法，產生了民選政府與議會，但當權者將憲法束之高閣，我行我素；一般人民大眾也未覺知自己已是國家的主人，不積極的參與政治，停留在逆來順受的被統治心態中，導致新興國家民主化過程困難重重，動輒內亂及政變，甚至重返威權統治。因此空有民主制度，而無民主的政治文化及具有民主政治態度的公民與之配合，則民主政體無法穩固。由上述可知，維繫民主政治制度最重要的基礎在培養現代公民具備良好的政治態度及政治文化。台灣地區近數十年來，整個社會面臨重大轉變，自民國七十六年解除戒嚴後，歷經黨禁和報禁的解除、國會全面改選、省長直選、凍省、總統直選、增修憲法多次，民國八十九年總統選舉結果更造成史上第一次政黨輪替。民國九十三年總統選舉民進黨中再度執政，但此次選舉卻因為「公民投票」及「319 槍擊事件」使選舉過程與結果備受爭議。民國九十五年，政府高層弊案頻傳，有高捷弊案、台開案及國務機要費案等，甚至造成百萬紅衫軍倒扁活動。民國九十七年國民黨在立委及總統大選中大勝，再次重新執政，造就了政黨二次輪替，為台灣民主政治再寫下輝煌的一頁。從政治體制解嚴至今短短幾十年，台灣社會呈現了急遽的自由化與民主化，雖有令人驕傲成就，但在這一波民主化過程中也出現許多的困境。例如：私人利益優於公共利益、對公共事務冷漠不關心、不問是非只分藍綠、選舉過於激情而少理性、政治人物言行粗暴及政府. 1.

(2) 官員貪贓枉法等等。可見理性及成熟的政治態度並未深植在公民心中，使台灣目前雖有民主制度，但未完全成熟的政治文化及態度，令人憂慮我國是否能以穩健的腳步繼續向民主國家邁進。因此培養公民擁有理性、成熟及積極參與的政治態度與現有的民主政治制度互相配合實為我國當務之急。我國國中學生有幸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躬逢其盛，見證台灣民主政治的高度發展，但國中學生是否具備良好的政治態度參與政治，令人懷疑。筆者擔任國中教師已有數年，在教學過程中發現國中學生常有「只要我喜歡，有什麼不可以」及「自掃門前雪」這種自私及冷漠心態。這些心態造成國中學生對公共事務常表現出事不關己的態度，相對的在政治議題上也相當冷漠，在這種情況下，國中學生未來能否肩負台灣民主深化的使命，令人憂心。究其冷漠的可能原因如下：學生認為目前尚未有公民權，無法實際參與政治，因此對所有政治問題不予理會甚至漠不關心；或是受其父母及大眾傳播媒體的影響，認為政治參與無法改變現況，政府及政治人物只在乎自己的利益，不會理會人民的意見與心聲；亦或學生從自己實際參與班級事務及學校事務所得到不愉快的經驗裡，將其推論至整個社會或國家。以上原因只是筆者所作的觀察及推論，尚未得到證實，為了確實瞭解國中學生的政治態度傾向為何，因此撰文探討國中學生政治態度的現況。國中學生代表著「未來公民」的身份，且國中學生正處於皮亞傑所說的「形式運思期」，此時的青少年，思考能力及身心發展逐漸成熟，能運用抽象的、合於邏輯的推理方法去思考解決問題，因此正是政治態度與行為取向逐漸成形的關鍵時期，雖然國中學生尚未擁有公民權，但若能暸解即將成為公民的國中學生其政治態度取向，除了能預測這些未來公民是否具備符合民主國家需要的政治態度外，更可以依據研究結果協助國中學生建立民主及積極參與的政治態度。根據理論分析結果，國中學生政治態度是透過政治社會化的過程形成，而影響政治社會化最深的媒介為家庭、學校、同儕團體及大眾傳播媒體。因此我們也可透過研究國中學生政治態度所獲得的結果，給予政治社會化媒介建議，使得政治社會化媒介能培育出真正的「未來公民」，使其具備未來民主社會所需的政治態度與行為，讓台灣邁向真正民主深化國家。. 2.

(3) 桃園縣近年來因工商發達，人口大量增加，有全國工業第一大縣及全國人口第二大縣的稱號，因此選舉時常成為各政黨候選人必爭之地，各項政治活動非常活躍；加上民國 66 年中壢事件的發生，使桃園縣有民主聖地之美稱；桃園縣國中學生在長期耳濡目染下，其政治態度傾向為何，令人好奇。另縱觀國內政治態度研究，研究對象從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學到社會人士都有，但近十年研究均以高中職及國小學童居多（古珮琳，民 87；曾欣儀，民 90；葉佳文，民 90；陳現義，民 91；陳怡伶，民 92；傅曉芬，民 92；蘇澄鈺，民 93；柯淑雅，民 93；吳宜芳，民 93；侯淑嫣，民 94），研究國中學生政治態度者僅有翁志宗（民 87）及陳育琪（民 95），且尚未有專文討論桃園縣國中學生政治態度。基於上述動機，加上筆者生於斯、長於斯，對桃園這塊土地有深厚的感情，以及筆者為桃園縣國中公民教師，為確實瞭解桃園縣國中學生政治態度，於是以「桃園縣國中學生政治態度之研究」為研究主題，進行調查研究。. 貳、研究目的根據以上研究動機，本研究有以下目的：一、瞭解桃園地區國中學生政治態度之傾向。二、探討不同個人背景的桃園縣國中學生政治態度之差異。三、探討不同家庭背景的桃園縣國中學生政治態度之差異。四、探討學校教育的實施與桃園縣國中學生政治態度之差異。五、分析不同層面政治態度彼此間之相關情形。六、探討個人背景、家庭背景及學校教育實施對桃園縣國中學生政治態度的預測力。七、根據研究結果，對政治社會化實施的途徑提出建議，提供加強學生積極政治態度之具體途徑。. 3.

(4) 第二節待答問題與研究假設. 本節根據研究之目的，提出如下的研究問題與研究假設：問題一：桃園縣國中學生政治態度的傾向為何? 假設一：桃園縣國中學生政治態度傾向於積極正向。問題二：桃園縣國中學生政治態度是否因個人背景因素不同而有所差異？假設二-1：性別不同的學生，其政治態度有顯著差異。假設二-2：年級不同的學生，其政治態度有顯著差異。假設二-3：收看電視新聞次數不同的學生，其政治態度有顯著差異。問題三：桃園縣國中學生政治態度是否因家庭背景因素不同而有所差異？假設三-1：家庭社經地位不同的學生，其政治態度有顯著差異。假設三-2：父母教養方式不同的學生，其政治態度有顯著差異。假設三-3：家庭政治化不同的學生，其政治態度有顯著差異。問題四：桃園縣國中學生政治態度是否因學校教育實施的不同而有所差異？假設四-1：班級幹部經驗不同的學生，其政治態度有顯著差異。假設四-2：社會科教師教學方式不同的學生，其政治態度有顯著差異。假設四-3：班級氣氛不同的學生，其政治態度有顯著差異。假設四-4：學校組織氣氛不同的學生，其政治態度有顯著差異。問題五：政治態度各面向之關係為何？. 4.

(5) 假設五：政治態度各面向（民主態度、公民責任感、政治功效感、政治信任感）彼此間具有顯著相關。問題六：個人背景因素、家庭背景因素及學校教育的實施等變項，那些對國中生政治態度有顯著預測力? 假設六：個人背景因素、家庭背景因素及學校教育的實施等變項，對學生政治態度有顯著預測力。. 5.

(6) 第三節研究範圍與限制壹、研究範圍本研究旨在探討桃園縣國中學生政治態度之研究。針對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擬研究範圍如下：. 一、就研究對象而言本研究僅以九十六學年度第二學期就讀於桃園縣公立國中學生為本研究之母群體，並不包括私立國中、特殊學校（完全中學及國中小）、夜間部及進修補校之學生。. 二、就研究變項與內容而言（一）在自變項方面 1. 個人背景因素本研究所謂的學生個人背景因素為性別、年級及收看電視新聞次數等三方面。 2. 家庭背景因素本研究所謂的學生家庭背景因素為家庭社經地位、父母的教養方式及家庭政治化等三方面。 3. 學校教育的實施本研究所謂的學校教育實施為班級幹部經驗、社會科教師教學方式、班級氣氛及學校組織氣氛等四方面。（二）在依變項方面本研究在綜合分析政治態度的相關文獻後，擬從「民主態度」、「公民責任感」、「政治功效感」及「政治信任感」等四個層面評量學生政治態度，而政治. 6.

(7) 態度評量工具的內容亦以其為主要範圍。. 貳、研究限制. 一、就研究對象而言本研究以僅以桃園縣學生為研究對象，因此研究結果僅能推論於桃園縣國中學生，是以在推論上會有其限制。. 二、就研究方法而言本研究藉助量表和問卷的編製，從事量化之調查研究，若能輔以觀察或實驗等研究方法，則能作更深層的分析。. 三、就施測方面而言本研究以隨機抽樣方式抽取桃園縣國中學生為研究對象，受限於人力與時間，除就近之學校可由研究者親自施測外，其他學校僅能以郵寄問卷方式委請取樣學校的負責教師代為進行施測。. 四、就研究內容而言政治態度為一建構概念，故需透過相關態度量表加以量化解釋。本研究擬參考國內外已經施測，且信度、效度較無爭議之政治態度量表經修訂後施測。然而，政治態度應涵蓋哪些項目，又施測後之量化顯示政治態度多少程度，其涵蓋面與施測信、效度，均待進一步探討。. 7.

(8) 第四節名詞解釋本研究中的幾個重要名詞，其定義如下。. 壹、桃園縣國中學生係指九十六學年度第二學期就讀於桃園縣之縣立國中學生，不包含私立國中、特殊學校（完全中學及國中小）、夜間部及進修補校之學生。. 貳、政治態度態度是個人的內在心理狀態，無法直接觀察，只能藉由其表現在外的行為推知。而政治態度係指由政治認知、政治情感及政治行為趨向所共同組成一種心理或生理組織，用以引導或影響個人對有關政治目標、政治情境的反應（林嘉誠、朱浤源，民 79：269）。本研究所稱之國中學生政治態度是指受測者在研究者自編之「國中學生政治態度問卷」中政治態度量表之得分。政治態度量表包括從「民主態度」、「公民責任感」、「政治功效感」及「政治信任感」等四個層面評量學生的政治態度。受試者得分越高，表示該項政治的心理傾向越強，反之則越弱。茲將政治態度分述如下：. 一、民主態度民主態度是一種對民主政治之施行原則和實踐的認知、感情與行為的趨向。有關民主態度的研究，就是對於構成民主政治要項的定期選舉、分權、自由權保障、法治與政黨政治等原則是否施行的態度傾向（林嘉誠，民 70：10）。一般而言，民主態度愈高者，政治參與行為愈高，則民主化的決心較強。本研究所指「民主態度」乃採操作型的定義，僅限於評量工具上所包含範圍，包含民主體制認同、民主價值、政黨政治、自由及平等權保障。受試者在民主態度分量表的得分越高，則代表受試者民主態度越高，反之則越低。. 8.

(9) 二、公民責任感 Campbell 等人將「公民責任感」(sense of citizen duty)定義為：「政治成員認為他自己或其他人應該去參與政治過程，而不必計較這些政治活動是否值得或有效。」（Campbell,Gerald Gurin,and Warren E.Miller，1954:194)簡單地說，就是公民參與民主政治的責任感。換言之，也就是人民是否視參與政治為一種義務。本研究所指「公民責任感」乃採操作型的定義，僅限於評量工具上所包含範圍，包含強調投票參與及公民權利與義務的行使。受試者在公民責任感分量表的得分越高，則代表受試者公民責任感越高，反之則越低。. 三、政治功效感 Campbell 等人認為政治功效感(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為個人認為其政治行動對於政治歷程一定有或能夠有所影響的感覺（Campbell et al.，1954： 187）。換句話說，政治功效感就是指個人是否有能力採取行動，來影響政府政策的一種自信心。其中包括了「內在功效」即個人相信自己擁有能力能夠瞭解政治事務、過程，以及參與政治活動的程度；而「外在功效」則指個人相信政府官員對於人民需求有所反映與重視的程度。本研究所指「政治功效感」乃採操作型的定義，僅限於評量工具上所包含範圍，包含內在功效即相信自我能影響政府及政策的能力及外在功效即政府及政府官員對自我意見重視程度。受試者在政治功效感分量表的得分越高，則代表受試者政治功效感越高，反之則越低。. 四、政治信任感「政治信任感」(sense of political trust)係指對政府官員、政府決策，甚至是對政治結構、政治規範的信任態度。政治系統會產生令人滿意的產品，即使人們不加以關心留意；換句話，沒有人民的努力，仍將可以獲得令人滿意的施政作為；所以信任當局，表示不用留心或監督當局，人們相信自己的利益將會得到當局的關照(林嘉誠，民 78：218)。本研究所指「政治信任感」乃採操作型的定義，僅限於評量工具上所包含範圍，包含相信政府及政府官員是為人民謀福. 9.

(10) 利、追求人民最大福祉，且相信政府及政府官員是清廉的。受試者在政治信任感分量表的得分越高，則代表受試者政治信任感越高，反之則越低。. 參、父母教養方式所謂父母教養方式是指父母在訓練或教育子女方面，所持之相關認知、情感及行為傾向。本研究所指「父母教養方式」乃採操作型定義，僅限於評量工具上所包含的範圍，包含受試者知覺其父母對受試者的管教態度及當受試者犯錯時父母親的反應為其內涵。受試者在「父母教養方式」分量表上的得分越高，顯示父母傾向於民主式的教養方式，反之則表示傾向於權威式的教養方式。. 肆、家庭政治化家庭在孩童和青少年時期的政治社會化歷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家庭的政治文化，影響著孩童對政治的看法與態度。本研究所指「家庭政治化」乃採操作型定義，僅限於評量工具上所包含的範圍，包含受試者知覺其父母對政治問題感興趣且經常討論，甚至是否經常批評政治人物為其內涵。受試者在「家庭政治化」分量表上的得分越高，顯示家庭政治化程度愈高，反之則表示顯示家庭政治化程度愈低。. 伍、社會科教師教學方式社會科教師教學方式係指教授社會領域課程的教師在教學情境中所扮演的角色行為。本研究所指「社會科教師教學方式」乃採操作型定義，僅限於評量工具上所包含的範圍，包含受試者知覺社會科教師在教學情境中是否鼓勵學生發問、尊重學生意見、提供各種不同觀點供學生參考及學生犯錯時的處理模式。受試者在「社會科教師教學方式」分量表上的得分越高，顯示社會科教師教學方式愈民主，反之則表示社會科教師教學方式愈權威。. 10.

(11) 陸、班級氣氛班級氣氛由班級成員，經過一段時間的交互影響後，自然形成的一種獨特的、為班級成員所知覺到的、以及能影響班級成員之思想、態度與行為模式的風格或特質。班級中導師與學生互動頻繁，對學生的思想、態度與行為影響最大，因此本研究所指「班級氣氛」乃採操作型定義，僅限於評量工具上所包含的範圍，包含導師能以開放心胸與學生對班級事務進行溝通、討論，能尊重學生的決定與意見。受試者在「班級氣氛」分量表上的得分愈高，表示其所知覺的班級氣氛的民主程度越高，反之則表示其所知覺的班級氣氛愈權威。. 柒、學校組織氣氛學校組織氣氛是指在學校組織中經由學校成員交互影響所形成結果，此種結果具有其整體性與持久性，會影響學校組織成員的行為，且能被學校組織成員所知覺到。因此本研究所指「學校組織氣氛」乃採操作型定義，僅限於評量工具上所包含的範圍，包含學生所知覺的學校風氣、學校單位及行政人員對學生事務處理的態度。受試者在「學校組織氣氛」分量表上的得分愈高，表示其所知覺的學校組織氣氛的民主程度愈高，反之則表示學校組織氣氛愈權威。. 11.

(12) 第五節研究方法與步驟壹、研究方法本研究首先採用文獻分析法，分析探討政治社會化及政治態度的相關理論。其次採問卷調查法，研究者參考相關文獻及國內外博碩士論文，編製問卷，實施調查研究。. 貳、研究步驟本研究進行的步驟如下：一、擬定研究計畫。二、蒐集相關資料。三、整理資料並加以歸納。四、編製問卷。五、進行預試。六、正式施測。七、回收問卷並進行問卷分析。八、提出研究發現並作成結論。. 12.

(13) 第二章文獻探討本章中共分為三節，將國內外相關研究的理論與實證研究加以歸納整理，以作為本研究理論參考之依據。第一節為政治社會化的內涵；第二節為政治態度的意涵；第三節為政治態度相關研究。政治社會化的目的在於使政治文化得以傳遞，並建立個人政治態度。因此為了探究政治態度如何建立，本章先進行政治社會化的探討。. 第一節政治社會化的內涵壹、政治社會化的意義政治社會化這個概念是由社會心理學家 Hyman 於 1959 年所發表「政治社會化：政治行為之心理研究」（Political Socialization : A Study inPsychology of Political Behavior）當中所提出，之後逐漸演變為政治學研究領域相當重要的課題。在瞭解政治社會化的意義前，應先瞭解何謂社會化。1920 年代討論社會化問題，並正式使用社會化一詞，心理學家對社會化研討，偏重於個體層次，討論個人如何孕育獨特的人格型態，透過不同時期的生活與學習經驗，而塑造人格與態度。社會學家則比較偏重總體層次，討論社會成員如何學習社會角色與規範，使社會與文化結構與規範，內化於社會成員心中，使社會體系與社會結構能夠持續下去（林嘉誠，民 78：1）。因此社會化為人們學習與自己有關的社會角色中應有的表現和態度的方法，而其目的為人們在社會角色上互相協助，並經由傳遞新成員適當之信仰與行為，來維持社會繼續生存。社會化是指個人學習社會規範與期待的過程，亦即是一個人學習或受社會影響而成為社會所能夠接受的人，且此過程從人出生的一刻直到死亡的來臨為止，中間是沒間斷的（蔡文輝，民 78：117）。而政治社會化乃由社會化的概念衍生而來。社會化可以說是個人學習文化的一種歷程，政治社會化則為個人學習政治文化的一種歷程；經由社會化使自然人成為社會人或社會動物，經由政治社會化而使社會人成為政治人或政治動物，兩者的學習都是繼續不斷的歷程，因此可以說政治社會化可以說是廣泛的社會化歷程中的政治取向部分（馬. 13.

(14) 起華，民 70：239）。政治社會化的意義，各家眾說紛紜，整理如下： Easton 和 Dennis（1969：7）認為政治社會化是指個人獲取政治行為模式及定向的發展過程。 Almond 和 Powell（1966：65）認為政治社會化是政治文化維持與轉變的過程，其功能使個人開始接納政治文化，並形成他們對政治事物的取向。政治文化模式的改變，也需經由政治社會化。 Sigel（1965：2）認為政治社會化乃是漸漸學習現行政治制度所接受與履行之規範、態度和行為。 Langton（1969：4）認為政治社會化係指社會把政治文化由上一代傳遞給下一代的過程，也是個人經由社會不同機構學習與政治有關的態度與行為，他特別說明政治文化包括了政治態度、政治知識、與政治評價，政治社會化的主體以家庭、朋儕團體、學校、大眾傳播、成人團體等。 Greenstein(1968：551)把政治社會化分為二種定義：「狹義來說，是指專負教導之責的教導者，有意識地灌輸政治知識、價值及習慣。廣義來說，則包括人生每一階段的政治學習，不論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計劃的或非計劃的，都概括在其中。換言之，不僅包括明示的政治學習，同時也包括非政治性學習，例如學習與政治有關的社會態度，獲得與政治有關的人格特質等均包含其中。」彭懷恩(民 92：75)認為政治社會化的意義，就是把政治文化一代代的傳遞，即政治體系的成員獲得對政治的心理取向之過程。林嘉誠（民 78：5）認為政治社會化由個體層次而言，政治社會化係個人學習政治知識、政治價值、政治規範、政治行為能力、政治角色扮演、孕育政治心態的過程；由總體層次而言，係各種既存的正式或非正式組織，將既存的或計畫的政治規範、政治價值觀、政治行為模式、傳遞給所有的政治成員，尤其. 14.

(15) 是尚未定型的新生代政治成員。 Ball 和 Peters 認為政治社會化是對政治體系所持態度及信念的制度化及發展過程。這個程序可能鼓勵對國家的忠誠並促進特定價值，它可能增加對體系的支持或疏離。政治社會化並不只有在童年易受影響的時期，通常這個過程還持續到整個成年生活。它經由正式地嘗試去教導政治價值，以及非正式地從人民參與家庭、學校、社團和職場時逐漸培養（陳一新、鄧毓浩、陳景堯譯校，民 92：87）。綜合上述所言可知，政治社會化的定義歸納為兩種界說：一是強調個人獨特的成長，人們在這種成長過程中，逐漸獲取個人的自我認同、能夠表現自己，並以自己的方式尋求個人獨特的需要與價值。例如：Greenstein、Easton 和 Dennis 和 Sigel；二含有「社會塑造個人、使之合乎先存的模式」或從「政治系統的需要」來看政治社會化。例如：Almond 和 Powell、Langton 等（陳義彥，民 66： 20）。各家學說也可歸納出政治社會化的特點：一、政治社會化也就是政治學習，透過政治社會化過程，學習政治知識、態度、價值與行為。二、政治社會化是個人在社會中被塑造成政治人格、政治取向及政治行為模式的發展過程。正如 Almond（1974：44）所說：「政治社會化過程是持續不斷的進行，貫穿了個人的整個生命歷程」。依上述各家說法，本研究定義政治社會化為貫穿個人一生的政治學習，並透過正式或非正式、計畫或非計畫方式將政治規範、政治價值觀、政治行為模式、傳遞給下一代的過程，使其形成符合社會的政治態度與行為。. 貳、政治社會化理論由上述可知，政治學者對政治社會化研究的角度不同，所以也就發展出不同的理論。如 Easton 和 Dennis（1969）則歸納為分配理論、系統維持論和系統. 15.

(16) 持續理論。我國學者張金鑑（民 66）則將其分為行為論、功能論與系統論等三類。馬起華（民 70）則區分為學習理論、態度理論與系統理論等三類。Jaros（1973）將政治社會化理論分成微觀層次理論（ micro-level system）及鉅觀層次理論（macro-level system）。陳陸輝及黃信豪（民 96：16-20）採用主動性與被動性的政治社會化的理論來探討大學生的政治功效意識和政治參與。陳陸輝及黃信豪認為過去政治社會化研究多屬於單一面向的理論模式，主要為個人在政治社會化過程中如何經由不同的媒介獲取政治價值，相對而言，個人是處於被動接受的角色，相關研究並無從個人主動選擇的角度出發。可以預期的是，在成長過程中的初期，個人所處於的是較為被動接受價值的。然而大學生已具備主動思考能力與初步的態度定向的價值觀之下，過去研究所揭示的單一社會化途徑來探究其政治態度的形塑，似乎有其理論不足之處。因此除過去政治社會化中所重視的社會化媒介，包括家庭、學校與同儕團體對於個人政治價值與態度的影響作為被動的接受外；個人主動性的選擇，即學生在學時期對學校事務的涉入經驗，也或許可作為評估其政治態度與行為的重要因素。上述主動性與被動性的理論確實可補足過去研究過份強調被動接受政治社會化媒介的不足，但本研究針對桃園縣國中學生進行研究，國中學生尚處於政治態度初步形成階段，尚未有太多的主動性的涉入經驗，大多還是被動接受為主，因此本研究政治社會化理論不採用上述理論，而是採用 Jaros 的分類方式，說明政治社會化理論架構，茲說明如下：. 一、微觀層次理論（ micro-level system）微觀層次理論主要說明個人如何從事政治學習。 Hess 和 Torney 用四種模式來說明政治學習的獲得、穩定和變遷：累積模式、人際關係轉移模式、認同模式及認知—發展模式；Dawson 和 Prewitt. 則將政治學習分為間接與直接兩. 種型態，以涵蓋政治行為的形成過程，分述如下： (一)Hess 和 Torney （1967：22-26）的四種政治學習模式. 16.

(17) 1. 累積模式(Accumulation Model) 本模式假設政治角色期望之獲得是藉由片斷的知識、消息、態度與活動累積而得。此種社會化在基本性質上，注重成人直接教導，兒童的態度、參與、學習及行為是直接以累積而成的。 2. 人際關係轉移模式(Interpersonal Transfer Model) 本模式以兒童在接觸明顯政治社會化時，已有許多人際關係的經驗，並從中獲得滿足。由於家庭與學校中的生活經驗，使他在日後與權威人物關係所採取的應對方式，會與他童年時與人接觸時所採取的方式一致。其強調政治學習是一種人際關係的轉移，如對父母及老師的情感可轉化日後對政治權威人物的應對關係。 3. 認同模式(Identification Model) 本模式強調兒童的政治態度、行為、觀念的產生，通常源自於其生生活經驗中重要他人的模仿、認同。這種認同對象可能是父母或師長的政治觀點，如政黨認同，也可能是同儕團體、政治傳播媒體特殊人物。這種認同可能為若干細節，也可能為全面性的、影響深遠的認同。 4. 認知—發展模式(Cognitive-Developmental Model) 本模式著重兒童本身智力認知發展、領悟能力對於政治事物之影響。兒童對政治世界的認識，是隨著認知結構而改變。認知結構的發展是由具體到抽象，當兒童尚未達到瞭解某一概念的適當發展階段時，我們不可能教會這項概念。這四種模式的應用，須視不同的學習狀況而定。例如：「累積模式」可適用於解釋隨著年齡增長，對政治知識的學習日益增加現象；「人際關係轉移模式」則用來說明兒童對父親的情感類化對總統積極性情感的狀況。「認同模式」適用於解釋對政黨好惡態度的形成；「認知—發展模式」可說明對政府結構及運作程序的知識成長最為適切。. 17.

(18) 二、Dawson 和 Prewitt 的間接與直接政治社會化 Dawson 和 Prewitt 將政治學習的過程分為直接與間接兩種：間接的政治社會化主要是指個人獲得的一般性非政治之性向，會影響其政治自我之發展，當政治自我轉化到特定的政治對象，而形成個人的政治取向；直接的的政治社會化則是指所傳遞的內容或發展的取向是直接指向特定的政治對象、個人，明確地學習政治相關內容。這兩種政治社會化的區別，並不在於社會化媒體的意向是否公開或隱藏，而在於社會化經驗的內容是否指向特定的政治內容。茲將兩種內容分述如下(林水波，民 62：57-64)： (一)間接的政治社會化 1. 人際關係的轉移(Interpersonal Transference) 此同 Hess 和 Torney 的人際關係轉移模式，前已述及，不再贅述。 2. 見習(Apprenticeship) 指個人在政治情境中應用的各種技能和表現，常來自非政治情境的行為和經驗，而非政治的活動被視為政治活動的練習或見習。如參加班級、社團、童子軍等活動學習到行為、成規、投票、選舉等。 3. 類化(Generalization) 政治態度的發展，是由社會價值擴及特殊政治對象的結果。個人的一般信仰體系具有潛在的政治內容，例如非洲人常將自然災害視為命定的，所以他們也以同樣方式看待政府組織。 Dawson 和 Prewitt 認為這種間接的政治社會化不止於兒童時代，而是持續一生的，而且其政治學習不限於非政治角色轉移到政治人物，也包括了政治活動的技能、習慣、行為與成規的獲得。 (二)直接的政治社會化. 18.

(19) 1. 模倣(Imitation) 這種社會學習型態是眾所皆知最廣泛和持久的，可適用於一整套的價值、行為、技能、期望和態度之學習。這種學習可以是有意識或下意識地仿效他人的價值觀念與行為型式。模倣亦可分為正面與反面，正面的模倣乃個人模倣他所喜歡的人的態度，以使自己被接受；反面的模倣指個人拒絕父母或其他權威人物的價值，特意塑造一種異於父母或權威人物的行為。 2. 預期的社會化(Anticipatory Socialization) 當人們渴望一種職業或社會地位的獲得之前，即會開始接受該項職業或社會地位的角色的價值與行為。例如為了將來能扮演好公民的角色，兒童或青少年會特別注意相關知識，並在日常生活言行中扮演這個角色的要求。 3. 政治教育(Political Education) 政治系統透過各種機構（家庭、學校、大眾傳播媒體、政府機構、組織或政治團體等），把政治的知識、技巧、價值與行為，直接且有計劃地傳遞給個人。政治教育的主動權是在從事政治社會化的人，而不是被社會化的個體。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可由兩方面來說明： (1)公民需要有最基本的政治職務、義務與權利的知識，使政治能有效運作。例如：守法、納稅、服兵役等。 (2)社會可以透過政治教育，以培養忠誠、愛國心及對政治制度的支持。大部分的學校教育皆有安排如升旗典禮、唱國歌、紀念民族英雄等，以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操。 4. 政治經驗(Political Experiences) 個人學習有關政治活動，常來自於其與政治人物、結構和事件的互動，亦即在政治過程中的實際體驗和觀察所致，政府的公共政策如能配合人民的需求，使其獲得較為滿足的政治經驗，則人民對政府的支持度也會相對提高。這. 19.

(20) 種政治學習在成人間比在兒童間更為常見，因為成人跟政府官員的接觸機會通常會較兒童密切。但兒童也有某些特殊的政治經驗會影響他們對政治世界的看法，如對警察的印象、重要的選舉過程等經驗，都會對兒童的政治學習產生某種程度的影響。. 二、鉅觀層次理論（macro-level system）鉅觀層次理論主要適用來說明政治系統的穩定及變遷，以 Almond 和 Powell（1978）所提的「系統功能理論」及 Easton 和 Dennis（1969）所提的「系統持續理論」為代表。這兩種理論企圖把政治社會化和政治系統之間的關係連結起來，所不同的是：系統功能理論強調政治社會化的預期功能有助於政治系統的穩定，其分析之對象僅限於政治系統的局部活動與整體之間的功能關係，政治系統之外的環境關係，則非其分析的對象。因此本系統僅能解釋政治系統的穩定現象；自 1966 年以後的學者更注意到政治社會化可能促成政治系統的調整與政治變遷的發生，而內容最廣博、最有系統的理論是由 Easton 和 Dennis 所共同提出的「系統持續理論」，此一理論企圖把政治社會化與系統持續的變化關聯起來（陳義彥，民 66：25），將此理論介紹如下：（一）系統持續理論. 環. 境. 資訊回饋. 內政治系統. 出. 入支持. 特殊性普通性. 聯合性輸出. 回饋反應. 圖 2-1-1：Easton 的政治系統簡單模型. 20. 輸. 輸. 權威性輸出. 需要. 回饋刺激.

(21) Easton 的系統持續論可以繪示如圖（2-1-1）。Easton 政治分析架構，以下列六種要素作說明（余霖，民 74；張秀雄，民 82；蔡璧煌，民 83；陳秋燕，民 83）： 1.. 政治系統的意義「在社會系統中進行和權威性的價值分配」、「政治生活是受環境包圍的行. 為系統，在環境中，政治系統不僅曝露於環境的各種影響之中，也對該影響產生反應」（Easton & Dennis，1969：33-36）。換言之，政治系統不是孤立地存在，而是受到物理的，生物的、心理的及社會的環境所包圍，它對內、外在的影響能主動地予以調適。 2.. 政治系統的邊界政治系統並非一個實體，因此不像生物系統和物理系統那般具有明顯、易. 於劃分的邊界。至於政治系統範圍之外的社會系統，Easton 全部視為環境。環境又分為內在社會環境和外在社會環境。凡是與政治系統屬於同一層次的社會，而不在政治系統範圍內的都稱為內在的社會環境；凡是與政治系統屬於不同層次的社會，稱為外在的社會環境。Easton 所稱的政治系統，是指國內的政治系統。 3.. 政治系統與環境的交互作用政治系統和該環境是不斷發生交互作用的。環境對於系統的影響即是輸. 入；政治系統對環境的影響即是輸出。輸出的效果是否達成目標，需要有新的資訊傳回系統內，成為新的輸入，這就是回饋。 4.. 政治系統的輸入是指政治系統中的成員對於整個政治系統的需求與支持，對於政治系統的. 影響相當重要。也有學者將之比喻為政治系統中的原料與動力（張秀雄，民 82： 36）。. 21.

(22) （1）需求：需求主要來自於系統的週遭環境與本身。需求提供政治系統加工的原料，從而導致政治活動。也造成政治系統的壓力。需求必須經過政黨、壓力團體、大眾傳播媒體的過濾，才能傳達給當局。（2）支持：支持的對象可以分為三種：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政治典則（political regime）與政府當局（government）。而支持的方式也可分為兩種：特殊性支持與普遍性支持，前者指的是系統成員認為權威當局輸出的決策和行動，能符合自己的利益，而給予的支持；後者則指經由政治社會化的方式，成員對於政治系統充滿信任和信心，基於情感與愛國心所給予無條件的支持（蔡璧煌，民 83：38）。 5.. 政治系統的輸出 Easton 所謂政治系統的輸出是指權威性社會價值分配的制定與執行。輸出. 主要有四種方式，簡述如下：（1）權威性陳述（authoritarian statement）：權威性陳述在法治型態上以法律、命令、規則或司法判決表現；在非法治型態上則以行政機關或民意機關對前述各項法制發表意見。權威性陳述有時並不付諸實現，但可藉以緩和來自需求的壓力。例如，中南美某些國家制定了憲法，但憲法內許多內容未能切實執行；共產國家明明實施獨裁統治，卻聲稱是民主專政。（2）權威性作為（authoritarian performance）：意指執行權威性陳述或其他權威性行動。通常制定法規或口頭暗示，但有時事先並未制定法規或告知，卻突然採取不合法的行動進行壓制。例如取締交通違規、拆除違建或突然逮捕異己進行整肅。（3）聯合性陳述（associated statement）：聯合性陳述通常用以解釋權威性陳述與作為，是當局對自己的陳述與作為合理化的手段，並為不符合成員需求的政策提出答辯與說明，以鼓勵成員接受既定的政策。因此聯合性陳述，在於加強成員的特殊性與普遍性的支持。例如：國情茲文、文告或提出強烈的意識型態. 22.

(23) 口號。（4）聯合性作為（associated performance）：是指給予系統成員在法制規定外的利益或福祉。例如，議員為選民關說、縣市長安插助選功臣以重要職位。凡是當局所制定的各類型陳述與作為，統稱為政治系統的輸出。通常輸出的作成，在迎合成員的需求，以爭取其支持。 6.. 政治系統的回饋包括了四種回饋方式，主要皆在說明權威當局與成員之間的訊息往來，說. 明如下：（1）回饋刺激--輸出本身形成一種刺激，由輸出才刺激了成員的支持態度（2）回饋反應--按系統成員支持態度而改變，但是回饋反應並非即時產生，有時經過一段時間的延宕，有時則毫無反應。（3）回饋反應的溝通--回饋反應的溝通把系統成員的回饋反應，支持性態度、需要被滿足的程度，傳回當局。使之瞭解以往的輸出是否符合成員的需要，得到成員的支持以及成員的新需要。（4）再輸出—再輸出成立的條件是當局有意重作輸出以迎合成員未滿足的需要。. 參、政治社會化的媒介政治社會化的媒介甚多，陳文俊（民 72，11-12）認為凡是足以影響個人政治態度的任何因素，皆可視為政治學習的媒介，但大體而言，家庭、學校、同儕團體及大眾傳播媒體，普遍被接受的四個重要媒介，因此本研究針對家庭、學校、同儕團體及大眾傳播媒體四點來說明，分述如下:. 23.

(24) 一、家庭家庭是最基本的社會單元，個人出生後最先接觸的就是家庭，從父母與家人互動中學習到價值與行為。因此家庭是傳遞政治訊息的重要媒介，對子女的政治意識的萌芽及子女政治態度的形成更是有重大的影響力。Hyman（1959： 51）更指出家庭是最重要的社會化媒介。由於個人所碰到的第一個社會化機構是家庭，個人早年在家庭中所接受政治的（明示）或與政治有關的（暗示）觀點，可能會影響他一輩子（袁頌西，民 93：23-24）。林嘉誠（民 78:25）指出包含家庭結構、父母親管教方式、父母親與子女的互動模式、父母親的個人政治態度、家庭的友誼氣氛、家庭事務的決策模式、兄弟姊妹的相處方式等，均可能對子女的政治學習產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陳文俊（民 72：153-154）也認為家庭為首要的社會化機構，其重要性建立在五點特性上：（一）家庭是「初級團體」（primary group），成員之間具有深厚的感情關係，彼此面對面溝通，接觸頻繁，感情親密。所以，家庭對個人的影響，遠較其他團體更為直接、普遍而深遠。（二）兒童身心脆弱，事事仰賴父母，而家庭可提供兒童生理與心理的滿足，在學習過程中，容易產生增強的作用。（三）家庭的環境是同質的環境，成員接受相同的環境刺激，易於養成相同的態度。（四）家庭是兒童形成人格與學習非政治的態度及價值之場所，這些非政治的學習，可以透過「投射」（projection）及「類化」（generalization）的過程，變成個人政治態度的來源。（五）家庭中的政治學習，多屬於無意識、隱性的政治社化會，兒童模仿父母，並在潛移默化的環境中，達成政治學習的效果。. 24.

(25) 由上可知，家庭對個人政治社會化的重要性。國內外學者的實徵研究也證明上述看法：袁頌西（民 63）認為父母經常討論與參與政治活動，則子女的政治功效能意識較高；羅瑞玉（民 78）認為父母教養方式採高度關懷與適度地權威教養將有利於子女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轉化角色學習的態度發展。Ellsworth （1976：117）指出，兒童的政治意識、社群態度及政黨支持，受其家庭父母的影響深遠。但也有學者提出家庭雖然影響子女政治態度的形成，但政治學習本身是持續的，家庭影響的痕跡雖在，卻不是終其一生不變。Merelman（1971： 62）指出家庭政治學習常是表面的，未經分化的，只有結構性的好、壞之分，一旦子女長成，自我判斷力與知識增加，就常會自主性的追求政治價值與認知。雖是如此，大體來說，家庭對其子女政治態度仍具有重大的影響。. 二、學校美國政治學者 V.O.Key（1961：316）說：「所有國家的教育制度都在灌輸未來公民政治秩序的基本觀念與價值」。因此學校的政治學習具有集中、統一、操縱、有計畫的特性，與家庭的政治社會化以非計畫性、隱性為主有明顯的不同。袁頌西（民 93：27）認為學校教育有雙重效果：一為明示的、正式的，或直接經由計畫的教育程序傳遞學生有關政治的知識、政治信仰等，學校的歷史、公民、地理課程都是為了達到這些目的而設的；次為暗示的、或非正式的經驗或影響等，如學校利用國定假日舉行紀念儀式以灌輸兒童愛國的情操，經由班會、學生自治會、社團等活動學習到參與政治的民主規則等。除此以外，學校教職員的行事風格、教學方式，以及對於兒童的一般態度，也無形中影響到兒童的政治學習。因此學校被認為是最重要與最有效的政治社會化工具（Hess and Torney，1967:101）。陳文俊（民 72:204）亦認為學校是重要且有效的政治社會化機構，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 （一）學校是比較容易控制的一種政治社會化的機構，學校的政治學習具有集中、劃一、操縱、立意等特性。（二）學校的政治學習常以團體的方式進行，人人參與，經驗共享，易生「團. 25.

(26) 體動態」的作用。（三）有些社會其家庭生活屬於倫理的成分居多，政治氣氛淡薄，學校因而極可能成為一個人最先接觸到的政治社會化環境。由上可知，學校是有計畫且相當重要的政治社會化媒介，國內外實徵研究也證實上述看法：陳義彥（民 66）研究發現學校權威模式與大學生的政治參與有顯著的正相關；Almond 和 Verba（1963）對五國公民所進行的調查亦顯示在學校中有較多討論機會者，其政治功效意識較高。但蔡璧煌（民 83：65）研究認為學校在個人政治社會化的教學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並非唯一或最重要的因素；在政治知識的提供上，學校可能比其他媒介重要，但在政治態度上的塑造與改變上，效果仍舊是不清楚的。不過雖然如此，學校對學生政治態度的養成仍是不可忽視的。. 三、同儕團體同儕團體（peer group）是指相近年齡的人們，有相同興趣、嗜好、背景等因素，而形成的次級團體，例如：孩童的玩伴，學生組織及成人社團等。個人除出生時的家庭、學校及其所參加的正式團體外，青少年時期的玩伴、成年期的工作夥伴及非正式的同儕，都會影響個人的政治態度。同儕團體對青少年的影響頗深，青少年兒童為了獲得團體成員的認可和地位，必須尋求妥協之道，進而認同團體的規範。同儕團體的規範對其成員具有約束力，言行均符合同儕團體訂定的價值標準的人才能被團體所接受。因此同儕團體中所產生的學生次文化不僅影響了學生的行為態度、價值觀念，亦滿足了其獲致友誼的基本心理需求和安全感。此外，同儕團體的規範不僅能提供青少年兒童作為行為參照的基準，亦能成為青少年爭相模仿與認同的對象，使孩子從中有機會學習到社會化行為。Silbiger 認為同儕團體的政治社會化角色之重要性可歸結為以下三個原因（轉引自陳文俊，民 72:177）（一）同儕團體彼此接觸頻繁，容易產生「社會行眾」（social conformity）傾向，在認知、信仰、判斷以及行為上，往往與團體中的多數人趨於一致。. 26.

(27) （二）同儕團體的關係密切，彼此具有感情基礎，容易互相影響，認同並模仿對方的態度。（三）同儕團體的政治社會化，常常以無意識、間接的方式進行，同儕團體之間偶然的政治討論，互相提供訊息，彼此交換想法，無意中可形成個人的政治態度。由上可知，同儕團體相互交流確實對學生的政治態度造成深遠的影響，國內外實徵研究也證實上述看法：Silbiger（1977）研究發現參與學生運動的活躍份子，他們的同儕間均對政治事務感到興趣，常常聚在一起討論政治問題，並進而付諸行動；成有信（民 82）研究結果顯示，在成年人中，有關政治的信息往往是透過與同事的及朋友的非正式討論而形成與傳遞的。因此同儕團體的特質及其所形成的次級文化，影響著個人的態度與價值，也會影響其政治的態度與觀念。. 四、大眾傳播媒體媒體不僅是外界訊息的主要來源，為人們形塑了社會真實的種種意涵與圖像，同時也是建構和表達社會價值觀的重要機構。人們藉由接觸媒體的內容，便可瞭解各種角色的社會期望，學習合乎規範的行為模式，因此媒體的社會化功能顯而易見。目前是資訊發達的社會，家家都有電視、電腦、網際網路、報紙及雜誌等，加上大眾傳播媒體具有傳播快速、方便且範圍廣大的特性，此種環境下容易對個人政治態度、行為產生影響。因此許多非民主國家或開發中國家的政府往往透過大眾傳播來從事政令宣導、促進國家認同，以及滋生對政府的支持，進行民眾的政治社會化。雖然媒體的影響力是肯定的，但並非是無所不能，頂多具有增強作用而已（Chaffee、Scott、Leonard，1973：393）。Dawson 和 Prewitt（1969:198-200）也指出，大眾傳播在政治社會化角色，在增強既有的政治態度，而非改變原有的政治態度或創造新的政治態度，它用來強化家庭、學校、同儕團體及其它政治學習的內容。Atkin（1981：316）研究同樣指出在增強政治取向的情感上，. 27.

(28) 大眾傳播媒體的影響力是肯定的，但對於政治功效感及政黨認同，則傳播媒體難以改變原有的立場。由上述可以得知大眾傳播媒體確實會影響個人的政治社會化與政治學習，但多數研究均證實其只是強化個人原有的政治學習與政治態度，無法大幅改變舊有的價值與觀念。最後引用 Beck（1977：117）對社會化媒體對個人影響力的消長預測，如圖 2-1-3，來說明以上這些政治社會化媒介對學生的影響：. 圖 2-1-3：社會化媒體對個人影響力的消長預測圖. 由上圖可知，家庭在幼年時期對個人的行為與態度有極大的影響，隨著年齡增長，影響力逐漸變小，而進入學校之後，學校對學生態度與行為的影響逐漸增加，值得注意的是，除了學校正式課程之外，學校的潛在課程可能對學生. 28.

(29) 的政治社會化影響更大，因此學校結構、學校組織氣氛、教室氣氛、教師態度、教學方式、學校權威模式等，都具有政治社會化的效果。當學生入學之後，同儕團體開始影響個人的行為與態度，逐漸的取代了家庭的功能，而成年後，個人會繼續加入其它社會團體，而同儕團體的影響力會持續下去。而同儕間相互討論時，也常會引用媒體的消息或觀點，所以家庭、學校、同儕團體與大眾傳播媒介對個人的政治學習與態度的養成，有不可忽視的影響力。雖同儕團體對個人政治社會化影響深遠，但就筆者觀察目前國中學生所形成的次級文化中，大多以個人背景、興趣、嗜好及偶像崇拜為主，鮮少涉及政治層面，可能就讀高中及大學後，因政治產生的同儕團體才會能漸漸成形。因此本研究將同儕團體的媒介排除，僅以家庭中父母的教養方式、家庭政治化及家庭社經地位；學校中的幹部經驗、社會科教師教學方式、班級氣氛及學校組織氣氛；還有大眾傳播媒體中學生最常接觸的電視，以每週收看電視新聞次數為研究變項，以瞭解政治社會化的媒介是否影響學生的政治態度，及其影響程度為何，並依研究結果給予政治社會化媒介建議，藉以提昇學生政治態度。. 29.

(30) 第二節政治態度的意涵壹、政治態度的意義瞭解政治態度前，應先對態度(attitude)做出定義，一般認為 Allport 對態度的說法較具代表性。Allport（1935:804）認為態度是從經驗中所組成的一種心理或生理的準備狀態，這種狀態對於個人反應於所有相關的物體和情境，具有指導性或機動性的影響。李美枝（民 75：324-325）認為態度是個人對一特定對象所持有的評價感覺及行動傾向。國內學者陳文俊（民 72：4-5）進一步說明態度概念的幾點特性：一、態度是個人的內在心理狀態。態度不是外顯行為，只是個人的反應傾向。個人的內在心理狀態，無法從事直接的觀察，只能由個人的言行推知。二、態度是經由經驗而習得。個人所持的態度，並非出自本能的反應，主要是他的後天之經驗所養成。個人的一生經驗太多，無法一一枚舉，社會心理學家乃建構態度的概念，以為個人所有經驗的綜合。三、態度是有組織的系統。「組織」指態度是由若干構成部分所構成，此稱為態度的構成成份(components of attitudes)」。一般認為態度的構成成份有三：即認知、情感和行為傾向。認知是態度的認知成分(congitivecomponent) ；情感是態度的感情或評價成分(affective or evaluativecomponent)；行為傾向是態度行為性成分(behavioral component)。四、態度必有取向的對象或相對應的目標。態度的取向對象，包括環境中所有的人、事及物。態度的取向對象若是政治情境中的人、事及物，就叫政治態度。五、態度是個人的反應準備。個人面對某一情境時，他的反應方式，決定於他對該情境的態度。態度不等於行為，而是介於情境刺激與行為反應之間的中介變項(intervening variable) 。綜上所述，態度是個人從經驗中習得在人、事、物之情境刺激下，心理所. 30.

(31) 持的看法及行為傾向。至於政治態度的定義，有的只提到政治態度的組成因素，如：Almond 和 Verba (1963:11-20)將政治態度界定為「政治態度係指個人對政治系統、系統中各種角色、角色任職者、系統中自已的角色、政治系統中的輸入與輸出的認知、感情與行為傾向。」。Reynolds(1974：3-6)兼顧政治態度的組成因素、特性與功能，將政治態度界定為「政治態度是一種政治人物、政治理想、政治目標的傾向，政治態度包括政治認知、政治感情與政治行為傾向」。 Allport（1935：220-221）認為：「政治態度是由政治認知、政治情感、政治行為傾向所共同組成的一種心理或生理組織，用以引導或影響個人對有關政治目標和政治情境的反應」。林嘉誠(民 78:164)認為政治態度是一種建構概念，不能直接觀察，只能由個人外顯政治行為或政治意見之中間接觀察。政治態度係指對於政治目標與政治情境的認知、情感與行為傾向。政治目標包括整個政治系統、政治系統中各種角色、角色任職者、政治系統中自己的角色、政治典則、政治系統中的輸入與輸出；政治情境是指特定時空的政治現況。綜合上述所論，將政治態度定義界定如下：不能直接觀察，只能由外顯政治行為或政治意見之中間接觀察，內涵包含政治認知、政治情感、政治行為傾向等三部分，且由這三部分所形成的一種心理或生理組織，用以引導或影響個人對有關政治目標和政治情境的反應。. 貳、政治態度形成的理論政治態度的理論可分成「近因論點」（recency argument）與「遠因論點」（primacy argument）兩種論點（轉引自段盛華，民 77 年：9-11），茲說明如下：人的生命歷程是一條線段，而非一個點；而個人的學習行為又是貫穿整個生命歷程，因而個人政治態度是成年後特定的學習結果，抑是源自於早期所形成的態度與價值，而有了「近因論點」及「遠因論點」的差別。遠因論者認為「早期的學習形成後來的學習」。例如 Greenstein（1968：554）. 31.

(32) 即認為「先前習得的概念、知識及情感構成一個濾篩，後來的知覺均須經由它過濾而得」。遠因論者認為，早年的學習最能抗拒變遷而持久的影響個人，例如 Easton 和 Dennis（1969：107）即認為「早年所形成的認知與感情根深蒂固，較之後來所獲得的認知與感情不易消失也難以更動」。近因論者並不同意兒童時期（早期）的政治社會化是重要的學習階段；他們認為越是成年期學習經驗，越能影響個人的政治態度，且與政治越有關聯。如 Almond 和 Verba（1963：323-324）即認為：「兒童期的社會化經驗雖能影響個人的基本人格傾向而影響以後的政治態度與行為；但是從最早期至後來的政治學習之間，介入了許多因素，而抑制了早期的學習經驗對後來政治行為的影響。」，而且「兒童期以後的學習經驗具有更直接的政治意涵」。另外，Jennings 和 Niemi（1968：446）亦指出，兒童時期的政治學習模式，絕不是各種政治取向發展的最重要時期。第一是因為改變也會發生在高中階段，這主要與認知能力的發展有關。第二是因為與政治有關的各項活動大多始於中等教育階段的各年級，例如政治興趣、傳播媒介的使用、政黨認同、公民規範、政治嘲諷及政治信任的對象等。其所持的看法即以「個人發展」的觀點而言，認為個人的成長會因不同時期之認知程度的不同而有所變化，並且成長過程中影響的變數很多，可能會改變早年學習的方向。此外，兒童時期對於較複雜且抽象的政治概念，例如平等、自由、人權等，並不能完全瞭解而加以吸收，以致減弱了早期的影響力。而另一學者 Sigel 也曾對遠因論點提出三項批判（轉引自古珮琳，民 87： 34），他認為遠因論：第一過份注重兒童時期學習經驗的重要性與不易變動性；第二趨向於假定大部分的政治學習都在青春期以前完成；第三忽略個人在其生命週期中不斷學習的事實。以上兩種論點對於政治學習均能有相當程度的解釋，而且兩種論點之間也未必存有嚴重的矛盾。在不同的學習層面上，兩方論點產生重要貢獻。「某些政治定向在人生的早期即已習得，而顯得不易改變，然而有些不同的政治定向一直受到新近學習的影響而變遷」（Greenstein， 1968：551）。而且若干屬於成人. 32.

(33) 政治世界的特定政治態度，基於學習能力的發展及接觸範圍的擴大，而有新近且直接的學習。魏斯保（Robert Veissberg）（轉引自陳義彥，民 66：13-17）即曾提出的三種模型，以說明政治社會化的階段學習及其間的相互關係：模型一即說明基本的政治歸屬感（political. attachment）與忠貞情操的學. 習，如特殊的政治制度、符號等方面的學習，以及對一般政治意識型態的評價，如民主憲政優於獨裁極權等，是兒童期早期就開始的。模型二即說明基本的政治知能、一般性的對政策之評價及黨派的好惡等等，於兒童期後期至成人期之間，具有較顯著的學習。模型三即說明個人到了成年期，其政治學習的範圍已從早年的「一般性」政治態度與行為，發展到日常政治過程或競爭較特殊的政治學習。許多在未成年期無法瞭解或解釋的事件和經驗，可能就是成人期始有較顯著的學習；若干成年期之前無法或不曾知覺的問題，也由此而感知、學習。. 模型一：遠因模型. 高低兒童早期. 兒童晚期. 33. 青春期. 成年期.

(34) 模型二. 高低兒童早期. 兒童晚期. 青春期. 成年期. 模型三：近因模型高低兒童早期. 兒童晚期. 青春期成年期. 圖 2-2-1：政治態度模型圖資料來源：轉引自陳義彥，民 66：13-17. 由上可知，個人政治態度的形成過程，在各個階段均有其較顯著或特定的學習內容。因此本研究係採折衷的觀點，肯定兒童期以後政治學習的影響且不否認早期學習的作用，基本上認為政治社會化是個連續發展的過程。. 34.

(35) 參、政治態度的構成成分我國學者陳文俊（民 72：5-7）認為政治態度的構成成分為政治認知、政治情感與政治行為傾向等三種，分述如下：. 一、認知成分（cognitive component）政治態度的認知成分，簡稱為政治認知（political cognition）。指一個人對政治對象的信仰、認識及知識，它是有關於政治對象的事實與實際之觀察。政治認知成份中的信仰，不必等於實際，信仰只是代表一種觀察實際的方式。換句話說，信仰代表一個人對自然與社會環境的描述，他對生活環境的一種知覺。這一類的描述與知覺，構成個人對態度對象下價值判斷的依據。至少有兩類信仰，構成政治認知的要素：一是沒有事實根據的信仰，例如宗教信仰是沒有事實根據的先驗信仰；另一是有事實基礎的信仰，譬如相信某人的誠實、公正，便是屬於有事實根據的經驗信仰，這類的信仰隨時接受經驗事實的檢證。例如兒童心目中的總統，直如上帝、凱撒及聖誕老人的化身；青少年相信警察代表強制、懲罰，有時甚至於是殘酷的象徵，均可從日常生活接觸到總統或警察時獲得肯定或否定。先驗與經驗的信仰同是構成一個人行為反應因素之一。. 二、情感成分（affective component）政治態度的情感成分，簡稱為政治情感（political feeling），即人們在政治認知的基礎上對政治對象所產生的愛憎情感，支持、反對的態度，同意、不同意的意見，好、惡的評價，它是有關於個人對政治態度對象的價值反應。個人對態度對象的價值反應，也表明個人反應傾向的方向，愛與憎、支持與反對、同意與不同意以及好與惡，分別代表正向與負向的態度。此外，價值反應傾向還指示個人反應傾向的強度；亦即愛與憎、同意與不同意、支持與反對的程度。. 35.

(36) 三、行為成份（behavorial component）政治態度的行為傾向成分，簡稱為政治行動傾向（ political action tendencies），指一個人對政治對象的意向（intention），它是有關於個人對政治對象的可能反應傾向，換句話說，是指在特定政治情境之下，為欲達成之政治目標而準備採取行動的傾向。社會心理學同意情感成份與認知成份是態度的構成成份，可是對於態度是否包含行為成份，彼此看法很不一致。爭論的焦點，在於行為成份是行為的先在條件抑或是行為成份實際上等於行為本身。主張行為成份等於實際行為者，就不同意態度包含有行為。其實，態度的行為成份，充分說明態度與行為的關係，唯有肯定態度具有行為成份，才能連繫態度與行為的關係。行為與態度通常具有一致性與對應性，一個人對某一態度對象抱持怎樣的態度，自然對採取相應的行為，如此才可能從一個人的態度預測他的行為，或者從一個人的行為推知他的態度。政治態度具有知、情、意三種成分，但並不表示這三個部分各自獨立或不相關連，有所區分是為了分析的目的。態度與價值本是經由經驗所形成的組織體，三種構成成分之間，或多或少具有一致性以及相互協調的關係。如果構成態度的三成份間失去完整性，個人就有一種「求取一致性的壓力」（strain for consistency），個人將重新調整態度的成分以維持態度的完整性。依此特性觀察，個人的政治態度如已發展成嚴密的系統，態度成分之間彼此的相互關連程度高，其影響個人的作用也很大。相反的，若個人的政治態度尚在發展之中，態度的構成分子之間，必然尚未構成嚴密的系統，態度成份間的聯屬性必低，其影響個人的作用亦小。. 肆、政治態度的內涵關於政治態度的類型區分，學者各有不同的看法。林嘉誠(民 78：172)以政治態度的取向對象將政治態度的類型區分為兩大類：. 36.

(37) （一）特定性的政治態度：指對某一政策、人物的態度，例如對政府官員的信任態度或對特定公共政策的評估。（二）綜合性的政治態度：指綜合對一些政策、人物、原則等態度，例如對整體公共政策的態度。特定性的政治態度具有時效性，缺乏長久的解釋力，像是總統選舉的候選人支持態度；而綜合性的政治態度的研究成果通常是代表社會中一部分人的政治態度，也常被視為一國政治文化的心理取向的微觀。綜合性的政治態度則以民主態度、政治功效意識、公民責任、政治信任感、政治疏離感等較常被引用。 W. A. Rosenbaum(1975：9)則建構了較具體、可實証研究、甚至量化的政治態度的定義，如表 2-2-1。. 項目政治認同政治信任對政府的態度體系規則政府效能政治參與輸入和輸出體系. 表 2-2-1：主要政治態度的操作性定義定義國籍的認同、國籍之外，有否其他國家認同、對其他政治單位的感情和介入參與民間自由團體情形、願與各種團體合作的程度、對各種不同團體的評價相信現行政府的合法性與否、對主要政治職位和政權符號的感情和評價、參與支持或反對政府的政治活動政治意見應如何表達、政治權利義務的概念和界定、政府應如何作決策、對持歧異政治意見的態度是否相信政府注意並反映人民的意見、是否真正重視人民的活動和參與、是否相信政治革新的可能性投票和其他政治性活動的頻率、認識政治事件及對個人的影響、對一般政治性事物的興趣對政策措施的滿意程度、對政治需求運作情況的知識、相信政策輸入和輸出的效能. 綜合上述可知政治學者對於政治態度研究的層面非常廣泛。國內有關政治態度研究的層面也非常廣泛，包括國家認同、統獨立場、民主態度、公民責任感、政治功效感、政治疏離感、政治信任感、政治參與態度、政黨態度及對政府態度等層面。因考量國家認同及統獨立場已是獨立的議題且以多以專文討論方式呈現，本研究不將這兩層面列入。另政治參與態度層面，因考量國中學生. 37.

(38) 距離真正參與政治尚有一段時日，目前無法測量學生政治參與的情況為何，也將此層面排除，改以公民責任感來預測學生將來是否會有積極的政治參與行為。政黨態度層面，因考量國中學生政治態度尚在發展階段，大多數國中生尚未實際參與政黨活動，對政黨功能及運作也不熟稔，對政黨的喜好可能也尚未成形，故將其排除。基於以上考量，為了有效測量學生政治態度，本研究僅就民主態度、公民責任感、政治功效感及政治信任感等四項政治態度進行研究，並將其意涵陳述如下：. 一、民主態度民主態度是指對民主政治原則與施行的認知、感情與行為趨向。民主政治是目前世界認可為最好的體制，但若空有體制，公民不具備民主態度，不瞭解民主的意義，不具備民主生活的能力，恐淪為暴民政治，傷害了民主的基礎。因此如何透過政治社會化的媒介來培養國民民主態度已成當務之急。但民主政治的內涵為何？國民所需具備民主態度與素養為何？學者並無統一見解，將各家學者見解分述如下：楊國賜（民 70：74-77）認為民主教育乃民有、民治、民享的全民教育，它包含兩大原則，即平等的教育與自由的教育。胡佛（民 71：381-416）將民主政治的價值取向分為五種，即平等權、自由權、自主權、多元權及制衡權。趙永茂（民 84：77）將民主價值取向劃分如下：（一）民主政治之基本價值與原則：自主取向、自由取向、參與取向、代議政治、憲政民主。（二）民主之權力運作結構：制衡取向、分權取向、多元取向、政黨政治、地方自治。（三）民主之程序價值取向：法治取向、理性取向、容忍取向、責任取向、讀. 38.

(39) 會制、多數決取向、尊重少數取向、溝通取向。張懷甫（民 85：14-15）認為民主理念離不開幾種特質：自由、平等、正義、開明、自主、理性、寬容、自治、尊重他人及法治等十項。王錦雀（民 87：329-331）認為學生應具備下列幾種民主素養：（一）不侵犯他人的合理自由觀。（二）平等觀念：無特權與階級差別、人人生而平等、與人平等相待、不蔑視他人，尊重他人權益。（三）守法的精神：遵守法律、嚴守紀律、有紀律的自由。（四）主動積極、熱心參與公共事務的心態。（五）發表溝通的能力：以參與協商及討論的過程來解決問題，並且應有少數服從多數、多數尊重少數的風度。（六）謙沖忍讓的氣度：容忍歧見，面對批判能虛心檢討。（七）理性判斷的能力：以冷靜客觀的分析事情與不同意見，不盲從他人。（八）建立責任的觀念：對自己的言行負責、不損及他人權益；不任性妄為，危害公共利益。由上述可知，民主其內涵相當多元，本研究選取民主核心價值中的自由、平等、尊重他人、溝通及政黨政治等原則作為測量工具，以瞭解目前國中學生是否具備實施民主政治所需的民主態度與素養，以及民主法治教育的實施在國中階段是否已充分落實紮根，因將民主態度納入國中學生政治態度變項之一。. 二、公民責任感 Campbell 等人將「公民責任感」(sense of citizen duty)定義為：「政治成員認為他自己或其他人應該去參與政治過程，而不必計較這些政治活動是否值得或. 39.

(40) 有效」（Campbell et al.，1954:194)。簡單地說，就是公民參與民主政治的責任感。換言之，也就是人民是否視參與政治為一種義務。Almond 和 Verba（1963： 161-164）認為公民是政治輸入過程中的主動參與者，有參與政治的義務，也稱公民責任感為公民義務感。學者提出公民責任感的概念，基於兩個理由：第一：傳統民主理論強調民主政體的公民應參加政治過程，介入政治事務是公民的責任與義務。第二：輔助政治功效感意義，公民責任感是個人內化公民角色的程度，政治功效感是個人評價此項角色為有效角色的程度，也是個人履行公民角色於政治事務上的自我影響力評估，公民責任高者，無論政治功效感的高低，政治參與均提高。而西方民主政體認為公民有責任去參與的就是選舉，因此 Campbell 等人所製訂的公民責任感量表，即介入選舉為主要內容（林嘉誠：民 78：212）。一個好公民相信他應該參與自己社區或國家的政治生活，具有其義務。雖然，這並不表示他實際上也會這樣做。由於各國的公民責任和其文化及教育有關，因此，林嘉誠（民 78：214）將有公民責任感稱為參與性公民責任感，另外加上服兵役、納稅、義務、服從等，稱為服從性公民責任感。由上述可知，公民責任感可分為參與性與服從性兩部分，雖然目前國中學生不具備公民資格擁有投票權、服兵役及納稅等權利義務，但學校的教育一直教導學生除了要享權利更要盡義務，本研究想探究國中學生是否已將學校教育的內容內化為自我價值，是否有意願善盡公民責任，是否已培養出積極參與的公民責任感，因將其納入國中學生政治態度變項之一。. 三、政治功效感 Campbell 等人將「政治功效感」(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 定義為「個人認為其政治行動對於政治歷程一定有或能夠有所影響的感覺（Campbell et al.， 1954:187)。所提出：換句話說，政治功效感就是指個人是否有能力採取行動，來影響政府政策的一種自信心。但 Balch（1974：21）質疑 Campbel l 用以測量政治功效意識概念的問卷題目為「單一面向」（unidimensional），而認為應以「多. 40.

(41) 元面向」（multidimensionsional）的觀點來取代之。Balch 運用「多元項目分析」（multiple item analysis），將政治功效意識概念區分為兩個層面，一為「內在功效」（internal efficacy）或稱為「輸入功效」（input efficacy），另一為「外在功效」（external efficacy）或稱為「輸出功效」（output efficacy）。「內在功效」即個人相信自己擁有能力能夠瞭解政治事務、過程，以及參與政治活動的程度；而「外在功效」則涉指個人相信政府官員對於人民需求有所反映與重視的程度。 Lane(1959：152)亦認為政治功效感強的人，不但積極改變政治環境，更願傳播自己對政治事務的看法，並且在政治過程中傾向採取積極的行動。有了這種感覺，個人才能體會到行使其公民權有價值，才會積極地參與政治。Almond 和 Verba(1963：118)認為政治功效感是對政府輸入的情感面向。一般認為，人民表示關心政治事務，相信自己的參與是有意義的，才會積極參與政治活動；公民有這種意識，代表他自認為是政治系統一份子，有能力參與或影響政治過程，他才會感覺到行使公民權利是有價值的，因而會促使他扮演積極公民的角色。所以，政治功效感是扮演公民角色的重要條件，也是政治參與的心理準備（江炳倫，民 72：128）。由上述可知，政治功效可區分為而內在與外在政治功效感，可反應出政治體制下的公民對政府表現的評價，進而影響公民在政策制定過程所扮演的角色，與呈現出不同的政治行為。由於外在政治功效意識，乃是決定內在政治功效意識的變項，公民對個人政治效能的評價便和政府實際的表現有所關聯。因此現階段國中學生對於政府實際表現與個人效能的評價為何，即國中生的政治功效感為何，值得進一步探究。. 四、政治信任感 1960 年代後因社會大眾對執政黨的批評及對公共政策的不滿，使學者開始對政治信任感產生興趣。政治信任感(sense of political trust)是一種政治態度，是對於政府當局，亦即針對政府成員的品質(包括品德與能力)與政府整體運作情況進行評價後，所產生的信賴或懷疑的心理傾向。其中，政府成員指的是政府官員與民意代表；政府運作則包括對於政府整體的觀感與對政策的評價。其對象. 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