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殖民地漢文」與「華語語系文學」概念重論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文學相關問題(1895-1945)

論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文學相關問題（

1895-1945）

1*

莊怡文**

摘要

本文以陳培豐「殖民地漢文」與史書美「華語語系文學」概念，重論 日治臺灣古典文學相關問題，側重於文學主體性與多元複雜性。在「殖 民地漢文」部分，探討臺灣語言文體如何自「帝國漢文」演變至「殖民地 漢文」，及臺灣古典文學自初期「同文主義」到末期「興亞主義」過程間的 相關問題。在「華語語系文學」部分，以「中國性」、「華語語系」到「臺灣 性」一系列命題推論，探究此論述與臺灣古典文學間的關係：日人在臺 漢文學該不該╱能不能放置於「華語語系文學」架構內討論？筆者延續前 人未完的論述，並援引邱貴芬關於「臺灣性」的論點作為解決方法。臺灣 古典文學無論自「殖民地漢文」或「華語語系文學」概念論之，都隱含著 對「中國」的焦慮。此外，本文之立論也將取徑於竹內好的「亞洲作為方 法」、溝口雄三之「中國作為方法」、以及李育霖延伸自前兩者說法的「臺 1 誠摯感謝匿名審查委員們的寶貴意見，使得我有機會深思那些被我所遺漏的細節；感 謝蘇碩斌老師與博論指導教授黃美娥老師，自本論文的發想、撰寫、至修改的過程 中，給予我的所有建議。 * 本文 103 年 5 月 30 日收件；103 年 10 月 22 日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中外文學 • 第44 卷 • 第 1 期 •2015 年 3 月 • 頁 105-130。

灣作為方法」等論述，提出以下的主張：臺灣本身可自行生成理論，具 有其「主體能動性」與「無可取代的歷史文化發展」，臺灣古典文學因此有 了更多的詮釋空間。

An Inquiry into Taiwan Classical Literature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Colonial Hanwen and

Sinophone Literature (1895-1945)

Yi-wen Chuang*

Abstract

This is an inquiry into Taiwan classical literatur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based on the concepts of Pei-feng Chen’s Colonial Hanwen and Shu-mei Shih’s Sinophone Literature. The inquiry concentrates on the subjectivity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is classical literature. Firstly, regarding the concept of Colonial Hanwen, I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from Imperial Hanwen to Colonial Hanwen and the issues from the Hanwen Tung-Wen Phenomenon to the Great East-Asian Regionalism. Secondly, as to the concept of Sinophone Literature, I explore the relation between Sinophone Literature and Taiwan classical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discourse from Chineseness, Sinophone Literature to Taiwaneseness. The ques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amine is whether the Japanese sinology in Tawan can be discussed under the above concepts. The inquiry into this question implies a sort of anxiety about China no matter how we address it. The present inquiry highlights Yu-lin Lee’s innovative approach, Taiwan as a Method, which derives from the theories of Takeuchi Yoshimi ( 竹內好 ) and Mizoguchi Yuzo ( 溝口雄三 ): Lee’s Taiwan as a Method approach makes it possible to generate a theory for Taiwan demonstrating its subjectivity and irreplaceabl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is will definitely open new arena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aiwan classical literature.

Keywords: Colonial Hanwen, Sinophone Literature, Taiwan Classical Literature, Pei-feng Chen, Shu-mei Shih

一、前言

日治時期的臺灣古典文學，在臺灣人與日本人的個別創作部分已 有豐碩的成果；然而，對於日治時期古典文學的全盤性研究，以及此特 定文類之文學史建構，還有待更多研究者的投入。臺灣過去政權更迭頻 繁，族群繁多，增加了統治上的困難，卻也形成多元的文化面貌──尤 其在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中，多重書寫語言與多種書寫族群，構成了極 為特殊且珍貴的文學史樣貌。離開中國的統治，臺灣並未完全脫離中國 的文化，迎來的日本殖民統治，處處竟有著「文化中國」的相似背影。臺 灣本身在幾百年的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迥異於中國或日本的在地特色 文化。前述種種因素都使得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研究，有著更多複雜的 枝節以及詮釋空間，其中又以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文學這個次研究領域， 更難一言以蔽之。中國古典文學自西元六、七世紀間即已傳入日本並開 始發展，日本人稱之為「漢學」，與在中國的中國古典文學及其研究雖 有著隔海傳播的時差，但重要的文學經典與思想流派皆陸續 傳至日本境 內，成為日本千年來文化塑成的重要基底之一。在臺灣方面，清康熙年 間，臺灣正式劃入中國版圖，但早在明朝末年，臺灣即已因為中國移民的 移入，而開始有了中國文學及傳統讀書人的出現與發展。清朝末葉，社會 經濟穩定，人口持續發展，臺灣本地文人漸漸崛起，表現出許多與遊宦 文人不同的在地特色，臺灣文學自此有了一條看似不同於中國文學的路。 中國於中日甲午戰爭中戰敗，臺灣根據馬關條約成為日本殖民地， 而這一個國際政治間的條約決議對臺灣本地文化的走向產生了決定性的 影響。1895 年後，來自中國的中國文學與來自日本的漢學正式於殖民 地臺灣合流：於政治層面上，基於漢文同文之便，日方暫且以此來與臺 灣人民溝通與交流；於文化層面上，大量日本漢文人來臺協助總督府開 展殖民地事業，閒暇之餘始有官紳間的詩文唱和，傳統詩社一時蔚為興 盛。詩社同仁皆寫漢字漢文，然而日人、臺人、以及偶爾來訪的中國 人，其行文風格與文辭特色皆同嗎？來自兩地的漢文脈如何於臺灣重層 疊映出前世今生？

自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發展視之，古典文學領域也因其國族、政 治、歷史背景因素之駁雜，應可成為豐富的研究寶礦。關於目前臺灣 文學的發展與研究，邱貴芬認為其具有強烈的「跨國性」，就跨國的面 向而言，目前這方面的嘗試，有兩個重點領域，一為「華語語系文學」 （Sinophone Literature），另一則為東亞研究，這兩個方向在不同的場域 裡開展，可惜到目前為止，仍無對話可言，也難以串連（_{2012: 23）。筆} 者亦認為，若將焦點放置在日治時期的臺灣古典文學領域中，因其時空 與歷史因素，這樣的對話將會是更為關鍵且富有意義。因此，本文擬以 「殖民地漢文」與「華語語系」相關論述對日治時期的臺灣古典文學展開討 論，研究著重於其可適性、意義、與貢獻。首先，以上兩項當紅論述處 理了大部分的臺灣文學與語言問題，但皆未觸及日治時期的臺灣古典文 學，不免讓人好奇：是否是論述可適範圍較小、或是日治臺灣古典文學 過於重層複雜而使得兩項論述之論者們對此領域暫時保持距離？因此本 文希望透過此嘗試，挖掘兩項論述對於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文學的意義： 若可適性較低，則應該如何修正才能突顯意義？若可適性較高，則其帶 來了怎樣的意義與貢獻？ 對於日治時期漢字漢文於臺灣的發展與轉變，陳培豐以「帝國漢文」 與「殖民地漢文」等相關詞彙，來解釋此時期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並 強調這是東亞漢字文化圈所獨有的現象。依其定義，「殖民地漢文」包含 「古典漢文」、「臺灣式漢文」、「和式漢文」、「和製漢語」四類，在其論述 發展之時，「漢字」、「漢文」確為其關鍵；2 然而，陳培豐在梳理殖民地 漢文相關問題時，並未分殊解析上述四類的差異性，也未清楚解釋承載 「漢字」、「漢文」的古典文學於此論述中的位置。此外，促使「殖民地漢 文」發展的重要刊物《臺灣教育會雜誌》，在臺發行長達四十四年之久， 2 此處引號非引用的意思，而是筆者去強調這些相關的關鍵詞的方式。這一整段有關陳 培豐的論述，是我個人讀完陳培豐《想像與界限》一書的自行歸納，所以沒辦法標出 特定頁碼。本論文主文部分只要談到陳培豐的觀念，即是出自其最新著作《想像與界 限》。

是日方推進臺人教育的關鍵刊物，也是「國語」同化教育的重鎮，因此陳 培豐認為該刊是促使臺灣語言文體混生的媒體園地，也成為漢文文體無 縫接軌的媒介。在此雜誌上，除了教育方面的資訊，也刊登了許多古典 漢詩文──這些都讓研究者好奇，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文學，究竟能否置 放，又如何置放於「殖民地漢文」的論述中。無論如何，陳培豐的「帝國 漢文」與「殖民地漢文」論述，在歷史進程上開啟了論述日治時期臺灣文 學的一種方法。 若我們將焦點由「日本殖民母國」轉移到「中國文化祖國」上，臺灣 的漢人族群，亦是國際學者談論「離散華人 華文」問題的焦點之一。 其中，這幾年學界最熱烈討論的議題之一，即為發軔於美國的「華語語 系文學」及其相關論述。「華語語系文學」與「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文學」， 兩者該如何討論而使其論述產生意義？首先，關於「華語語系文學」這 支新興研究路徑的發展，主要起始於一群旅居美國的華裔學者們有感 於海外的華文文學及作家研究，多半以「離散」之詞打發，似乎忽略了 各地華文文學及作家的多元複雜面貌，且容易被_{1980 年代以來的「中國} 性」（_{Chineseness）概念掩蓋。「中國性」隱含著中國中心主義，易將離散} 華人與中國境內的非漢族族群納入大一統的身分認同，忽略了「方言」與 「非血緣原鄉」對於世界各地華人社群的重要性。與其提倡「中國性」的 多元化，不如讓華人了解，身分與歸屬感應該建立在主體流動的識別點 上，並且能延續發展，跳脫「中國性」的霸權與壓抑。因此，史書美提出 「華語語系」概念，指涉在「中國之外世界各地的中文作家以中文書寫的 文學，以別於中國的『中國文學』」，認為有必要另創「華語語系文學」這 個術語「來對抗在中國以外出版的中文文學遭受忽略及邊緣化的現象， 以及中國文學史對這些文學選擇性、具意識形態、獨斷的收編」（_2004: 22）。「華語語系」是一種概念、方法、也是一種理論，提出這樣的理論 意在與西方抗衡。過往（西方）學者常將西方理論與亞洲作為對立的兩 者，先入為主地認為西方是理論生成的所在，而亞洲是現實的所在。在 亞洲研究的慣例中，學者們通常應用西方理論來研究亞洲現實或文本。

然而史書美想打破這樣的研究取向，讓亞洲自己具有能動性，以「華語 語系」這樣的概念╱方法╱理論為亞洲研究開闢一條新路，也讓華文文 學走出中國文學的巨大陰影。 早期「華語語系」的論述多著重於馬華文學部分，近期則深思：在 「華語語系」概念中，臺灣與臺灣文學在哪裡？在學術圈熱烈討論之餘， 筆者卻發現諸多研究皆集中於二戰後的臺灣文學，僅在蔡建鑫與高嘉謙 的研究中稍稍提及了日治時期的臺灣古典文學發展，但結論是「未有結 論」（_{2012: 7）。日治時期的臺灣古典文學與日人在臺漢文學，該不該╱} 能不能放置在「華語語系」論述下討論？若能放置，該如何梳理複雜的語 文與國族問題？日本殖民時期的臺灣，無疑屬於史書美論述中所謂「離 散華人」所居之地，符合論述的前提，但是殖民者日本帝國之文化傳統 來自中國，這樣的一種殖民現象卻是前所未有，因此也增加了據此延伸 論述的難度。對此，筆者試圖以從「中國性」、到「華語語系」、再到「臺 灣性」這一連串的命題間的論述邏輯層層推演，去思考日治時期臺灣古 典文學之相關問題，希冀能延續蔡建鑫與高嘉謙未完的論述，嘗試提出 一思考方向，擴大「華語語系」文學論述的邊界與可能性。

二、歷史的進程：殖民地漢文

（一）從「帝國漢文」到「殖民地漢文」 陳培豐關於臺灣語言文體混生的研究，主要收錄在於_{2013 年 7 月所} 出版的著作《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3 _{此研究關注日治} 3 在陳培豐此本著作之前，其於 2006 年出版的專書《「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 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即有相關問題的思考，此書是修改自其於1999 年 11 月向 日本東京大學總和文化研究科所提出的博士學位論文。陳培豐關於臺灣語言文體混聲 的研究首見於2008 年 8 月於日本愛知大學所舉行的「帝國主義與文學」國際研討會，此 會議由臺灣清華大學、日本愛知大學與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言語文明部共同舉辦（2008 年8 月 2 日於愛知大學）。陳培豐於此研討會所宣讀的論文，最後改寫、增補為《想像 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的第一章與第二章。另外，其同年發表於《臺灣史研

時期的臺灣語言文體，並以帝國漢文、殖民地漢文等概念延伸探討當時 的臺灣語言文體狀態，其研究主要基於其所謂「中日的文化臍帶」──漢 字漢文──而成。自西元六、七世紀起，中國文化與典章制度陸續傳入 日本，日本也以漢字為底創立了自己的假名文字，但在文學層面上，漢 文學仍為中古時期日本文學發展的主流，屬於貴族文學，並於江戶時期 發展達於鼎盛。明治維新之後，日本西化需求強烈，國內更有所謂脫亞 入歐之說，因此漢字漢文於日本文學與文化中的位置與存廢討論甚興。 過去，日本人為了便於讀取中國古典漢字漢文，發展出了「漢文訓讀 體」；明治時期後，訓讀體才因新聞媒體的發展而普及至社會各階層。 新聞媒體間主要有「大新聞」、「小新聞」兩文體，後來又出現了折衷大、 小新聞的「中新聞」訓讀體，迅速成為日本人的主要閱讀文體。陳培豐認 為訓讀體的流行與普及，在意義上象徵日本帝國成形，在實質上則是現 代日本掌握政經運作的主要工具。清水賢一郎則稱呼其為「帝國漢文」， 這種文體在甲午戰爭後由日本引進臺灣，成為這個海外領土之媒體刊物 的主要文體（_{2013: 36-41）。} 日本領臺前，「帝國漢文」訓讀體已在日本的媒體市場中逐漸取代 漢文，而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後，「帝國漢文」訓讀體也隨之來到了臺 灣。但在臺灣本島上，這樣的「帝國漢文」在功能上承載了現代啟蒙意 識與「同化」之使命，在形態上涵蓋古典漢文、通俗漢文、和式漢文， 同時參雜現代化語彙，成為具有中性或中介色彩的混和文體，陳培豐稱 之為「殖民地漢文」（2013: 69）。「殖民地漢文」不僅在文體上接近「帝國 漢文」，亦是由統治者親自授意使用的記述用語，因此如《臺灣教育會雜 誌》（以下簡稱《臺教會》）、《臺灣日日新報》等重要官報也採用「殖民地 漢文」作為其記述用語。此漢文文體之所以能快速被臺灣人接受，是由 於其不僅「無縫接軌」，且「無縫多軌」。「殖民地漢文」是由古典漢文、臺 究》的〈日治時期臺灣漢文脈的漂游與想像：帝國漢文、殖民地漢文、中國白話文、臺 灣話文〉一文，亦是其對於此脈絡的一初步統整與歸納，對於理解其論述有極大的幫助。

灣式漢文、和式漢文、和製漢語等四種不同形式的漢字漢文共構而成。 其中古典漢文與臺灣式漢文提供這個文體在地性和普遍性；而和式漢文 與和製漢語則主要運用在表達現代性、啟蒙性與一些新穎而抽象的概念 （_{2013: 66）──這就是無縫接軌（都是能夠銜接的漢字漢文）與無縫多軌} （多種形式的漢字漢文）的真諦。 「帝國漢文」進入臺灣後，經過漢字的混成現象而成為「殖民地漢 文」，參雜了臺灣地區多語的地方性色彩，因此漸漸有別於日本本地的 「帝國漢文」，成為一種具有臺灣色彩的混和文體。然而，以前述「殖民 地漢文」的視角來看，吾人不免思考到以下的問題：「殖民地漢文」涵蓋 各式各樣的漢文書寫，然而不同族裔背景的文人漢文書寫，是否有別？ 譬如一位日本漢文人，他在日本境內也許出書、或者參與詩社，他的書 寫無疑是「帝國漢文」，然而當他來到臺灣，也許短期旅遊、或者長期工 作、也參與臺灣的詩社活動，他的書寫會因此成為「殖民地漢文」嗎？ 或者是一位至日本行旅、學習的臺灣文人，他的書寫文體也會因此改變 嗎？日治時期亦有部分中國文人來臺旅遊，當所有文人齊聚一堂吟詩唱 和時，該如何將「殖民地漢文」此一論述套合其中？ 此外，我們也必須注意到，臺灣之所以產生「殖民地漢文」，並非歷 史的自然順時演進，而是殖民者在政策上的規劃所致。日本漢文人即使 非為政策而習寫漢詩文，其在臺灣的書寫漢文之舉也在此時受日本官方 隱隱鼓勵，使得官方政治及語言政策瞬時合流，此亦為帝國統治的手段 之一。陳培豐認為，東亞「同文」殖民統治所造成的文體回歸現象，以 及此回歸現象所突顯之文體界線曖昧不清的問題，都讓國語及漢文教育 蘊含既尷尬又微妙的矛盾關係（_{2013: 70）。陳培豐在這點上之立論似乎} 著重在「環境」與「在地性」，因此將在日本本地的漢文訓讀體稱為「帝國 漢文」，參雜了一些臺灣區域語言色彩的「帝國漢文」則稱之為「殖民地 漢文」；然而明治維新後，東亞間的文化與人員之「跨國 跨區」流動頻 繁，漢文人的書寫經由跨國旅行和交流漸漸產生新氣象，在文辭、文體 與風格上皆非昔日文評標準可倚照。如_{1920 年代起就開始於大東亞地}

區行旅的久保天隨，十餘年間足跡遍及中國、朝鮮、琉球與日本各地， 1929 年成為臺北帝國大學教授，1930 年於臺灣創立南雅詩社，1934 年 於臺灣病逝，以漢詩寫作為職志，一生創作漢詩兩萬餘首。黃美娥認為 他的漢詩「不具和臭」，少有日本味（_{2009: 11-12）。筆者亦發現其漢詩} 作品的確較少出現日本漢文人常用的日本性漢字詞彙，4 _{若隱去作者姓} 名，甚至易出現正在閱讀中國古典典籍的錯覺。久保天隨的風格因此似 乎已難以用所謂「帝國漢文」或是「殖民地漢文」來界定，因為久保雖在 日本成長、接受高等教育，然其人生經歷似已超過其創作的「在地性」， 反而具有「跨國 區性」。 （二）從「同文主義」到「興亞主義」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為了使政治統治與日常生活順利進行，不得不 先借重漢字漢文作為溝通媒介，臺灣於是在此時期出現了「漢文同文」現 象，各官方報章雜誌幾乎都設有漢文欄，而這也就是陳培豐所謂「帝國 漢文」於臺灣「無縫接軌」的現象。但隨著時間的推進，在臺灣的「殖民 地漢文」卻逐漸由「同文」轉為「異文」，其演變如下： 領臺後，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基於漢文「類似」而共有的「殖民地漢 文」，隨著時間的變遷，逐漸在臺灣人內部產生變異。…… 因此，1930 年代之後的「殖民地漢文」或臺灣話文，對日本人而言 只是任意結合一些似曾相似的語彙，具有類似「暗號（jargon）」的性 質，就算讀了相同的文本仍難以精確理解文意，從而發生「誤讀」。 （_{2013: 240-41）} 4 如 1900 年來臺的小泉盜泉，曾於《臺灣日日新報》擔任記者，後又任於臺南廳事務囑 託、臺北警察本署囑託、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之幕賓秘書。其漢詩作品常出現外形似漢 字，意義卻不似該漢字意的狀況，或是具日本風味、在中國古典文學少見之字詞，如 「元來」等。其他漢文人作品亦有此現象。相關內容可見筆者碩士論文，《在理想的幻 滅中尋找生之路──小泉盜泉『盜泉詩稿』研究》（臺中：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 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由於殖民地漢文長時間混雜了臺灣本地諸多語言，於是與「帝國漢文」差 異漸大，甚至使日本人難以理解或誤讀。「殖民地漢文」隨即成為臺灣人 獨占之物，致使日本人原本「同文」的優勢轉為「異文」的劣勢。 在催生出「殖民地漢文」的《臺教會》逐漸改變編輯方針的情況下， 「殖民地漢文」的發表空間後來也漸轉至《臺灣青年》、《臺灣民報》、《南 音》、《臺灣文藝》、《臺灣新文學》等新雜誌；然而，這些雜誌皆是反體 制運動的媒體，所以這些雜誌上的文體儼然已成為統治者眼中「他者」與 「敵手」所運用的武器或資源，須嚴加防範、警戒。文體的變異，使得日 人難以精確理解文意，總督府即使更加強臺灣的出版檢閱工作，卻仍是 事倍功半。陳培豐更指出，_{1930 年代的臺灣鄉土 話文論戰，支撐論戰} 的語言並非單是「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或日文中的任何一種，而是 三合一的「殖民地漢文」，且無論是_{1920 年代的「中國白話文」論戰，或} 1930 年代鄉土 話文論戰的相關論文，主要的溝通媒介其實都是「殖民 地漢文」（_{2013: 223）。} 前述新雜誌上的殖民地漢文發表空間以及承載內容，越來越遊走警 戒邊緣：例如，《南音》曾有一名為「讀史漫錄」之專欄，以中國元朝史 作為評論對象，批判異族統治中國時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行文雖 是針對元朝而發，然而卻頗似對於日本殖民統治之批判。可見在日治中 後期，除了文體的改變外，隨著臺灣人意識之勃興，媒體文章也越發犀 利，甚至使用只有臺灣人才能讀懂的文體、只有臺灣人才能理解其深意 的內容，找到一條可避開檢閱的便道，如此臺灣人便有機會自思想的壓 迫中得到解放。對此，陳培豐認為，_{1930 年代的「殖民地漢文」作為統治} 者與被統治者溝通聯絡的機能已逐漸弱化。初始，「帝國漢文」與「殖民 地漢文」在性質上有部分的重疊，然而隨時間遞嬗，「殖民地漢文」在口 語化的過程中逐漸演化成新文體，與日語之間的矛盾也跟著浮現（2013: 256）。 是故，在即將邁入戰爭的_{1930 年代中期，《風月報》的出現頗令人} 玩味。《風月報》之系列雜誌是殖民地時期僅次於《臺教會》第二長壽的

雜誌刊物，其內容起初多以風花雪月為主題；但1937 年臺灣報刊漢文欄 廢止後，該報公開募集「大和魂」論文，並在編輯旨趣處標榜「以漢文提 倡國民精神」、「提倡東洋固有之道德」（風月俱樂部_{1937: 9），該報協助} 國策的鮮明立場不言而喻；_{1942 年該報改名為《南方》，編輯方針為「宣} 揚日本文化的精粹，明徵國體的本義」（風月俱樂部1942: 11-12）。儘管 從《風月報》更名為《南方》，該刊在_{1937 年之後幾乎成為臺灣唯一的漢} 文雜誌。在戰爭時期，漢文版面雖被限制，然而漢文「同文主義」又借屍 還魂了──這次的「同文主義」我們稱之為「興亞主義」。如何打造大東亞 新秩序？針對這問題，日本帝國寄望於東亞地區皆識得的（來自中國的） 漢文漢字進行宣傳，而《風月報》系列雜誌則為展示舞臺：《南方》第₁₅₉ 期（_{1942.9.1）的〈編輯會議錄〉也明言，該誌「將以做大眾文藝的公表機} 關，促進臺灣文藝界──特別是戰爭文學、皇民文學、興亞文學的振興」 （風月俱樂部1942: 11-12）。 「殖民地漢文」的異化，最終還是因為戰爭而回到了同文之路，漢 詩文也因而暫時復活。陳培豐特別強調了此時的「興亞主義」，並以「皇 民文學」的發展下了這樣的標題：「殖民地文體爭奪戰的完勝：日語」 （_{2013: 289）；然而，我們卻不該因此看輕「殖民地漢文」在日治時期的} 抵抗性。5 _{從「同文主義」到「興亞主義」，「殖民地漢文」在臺灣媒體與文} 學場域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就「漢詩文」（以日本角度稱之）、「傳統╱古 典詩文」（以臺灣角度稱之）而言，作為「殖民地漢文」的其中一種形式， 似乎成為殖民者用完即棄的輔翼工具。雖然由政治層面觀之是如此，不 過若我們從文化層面觀之，仍是如此嗎？不論是日本漢文人所書寫的漢 詩文，或是臺灣文人所創作的古典詩文，在歷史發展中多半會與政治勾 連，被認為是一項親日的輔翼國策工具；然而，學界至今卻少有相關論 述系統式地梳理以下課題：「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漢詩文」（在此視為一種 5 匿名審查人之一認為筆者原先對於此段「殖民地漢文」的論述較不清楚，可能會使得其 中的抵抗性與臺灣人主體意識的意義喪失。鑑於初稿未明白表達此意向，故於此再次 強調其中的抵抗性，並感謝該審查人的細心提醒。

混成語「殖民地漢文」）在與「日人在臺漢文學」並駕時，是否具有「非來 自日本及中國的臺灣自我主體性與能動性」？筆者想要提醒的是，不管 是「同文主義」或是「興亞主義」，登場的主角皆是「漢字漢文」，而由此 語文所構成的政治性與文學性，是可以分開討論的兩個脈絡。針對其中 文學性的部分，日人與臺人的創作可能也可分別進行討論，探究其中的 多元複雜性，而非直接以具有「在地性」特徵的「殖民地漢文」或具有政 治意涵的「同文主義」、「興亞主義」一以貫之，且應重視「殖民地漢文」 在歷史脈絡中所扮演的抵抗角色。

三、理論的可能：華語語系文學

（一）從「中國性」到「華語語系」 史書美的「華語語系」論述始於華語電影中「同一文字、不同腔調」 現象對她的啟發，因此其研究即自影像與視覺性的問題著手。與上一段 「殖民地漢文」的研究相較，「殖民地漢文」似乎較重於文字╱文學層面， 而「華語語系」則較著重語言╱聲音╱影像層面。如此看來，日治時期臺 灣古典文學，是否能置於「華語語系」論述中討論？筆者認為，華語語系 文學與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文學有一相似處，即「同文多語」。史書美發現 電影的中文字幕不變，但演員們的中文腔調各自有異；同樣的，日治時 期臺灣古典文學亦是在漢文同文狀態下，臺灣人、日本人、中國人各以 自己的腔調、語言誦讀之，而日人與臺人得以漢文作為溝通媒介，共同 參與漢詩社團。然而，日治臺灣古典文學╱日人在臺漢文學為何於此被 列為「華語語系」而非「日語語系」？筆者認為日治臺灣古典文學╱日人 在臺漢文學並不屬於單一固定語系，置於不同討論脈絡即能展現不同面 貌，端看它是如何策略性地被放在論述中。6 6 審查人認為「日人在臺漢文學」的作者皆為以日語為母語的日本人，他們的「漢文學」 如何可能歸類於華語語系？筆者基於華語語系研究較重語言層面而非作者出身背景之 因，將之如此分類，日本漢文人誠然能同時書寫日文、漢文，而在此筆者想先暫藉日

當我們談到「華語語系文學」，不可避免地一定得先梳理作為華語語 系眾聲喧嘩前的那位始作俑者──「中國」。不管是政治上的中國、或是 文化上的中國，在構成東亞近代史以及全球華語語系之論述上，都扮演 極關鍵的角色：這個中國，是誰的中國？ 首 先， 在1989 年天安門事件後，杜維明提出了「文化中國」的概 念，聲稱不論政權與歷史的更迭，一種名叫「中國」的文化永遠生生不 息，彰顯的是一種「文化中國」的精神。然而，王賡武卻認為所謂「中 國性」必須因地、因時制宜，強調的是在地的、實踐的中國性，而非杜 維明所謂放諸四海、宏大敘事的文化中國。此外，李歐梵也於1990 年 提出「遊走的中國性」，所凸顯的是邊緣的、離心的、機動的中國性， 而非一個主權、區域、理念中心的中國性。最後，則是王靈智所提出 的「雙重統合結構」（_{the structure of dual domination），一方面關注離散} 華人所保有的中國性，一方面又認為離散華人必須融入新環境，並建立 其代表性（引述自王德威 _{2012: 19-20）。以上四種說法，是於近二、三} 十年來，世界華人學者對於「中國性」的初步探討與定義。而近期新興 的代表性看法，則是來自於任教於美國的周蕾（_{Rey Chow）與澳洲的洪} 美恩（Ien Ang）。周蕾（1993）反其道而行，主張「血液」、「血緣」、「同 文」、「同種」並不代表必須認同某一政權或某一民族 國家主義所代表 的「中國」，而「中國」是必須要協商、必須要不斷創造與質疑的。洪美恩 （_{2001）則強調華裔與中國的多元性，中文已非根深蒂固的文化載體，而} 是多元華裔社會的一種溝通工具。 自_{2004 年起，史書美與王德威分別展開其相關論述，更深入的探} 討「中國性」這個令全球華人學者與作家論之不定的概念、揮之不去的夢 魘。史書美以「華語語系文學」一詞指涉在「中國之外的世界各地」以中 文創作、自成語境的文學作品，認為華語語系「超越國界，處於一種流 人漢文書寫這一脈絡，來談日人在臺漢文學之於華語語系的問題，日本漢文人的日語 書寫則有待往後另闢新題再進行討論。

放、離散、弱勢與混雜的境況，同時抗拒被中國所收編」（2004: 21）， 主張解放「華語語系」中的複雜性與活力，使其眾聲喧嘩。其首篇相關 論著為_{2004 年的〈全球的文學，認可的機制〉，2007 年則以〈華語語系研} 究芻議，或，《弱勢族群的跨國主義》翻譯專輯小引〉為題撰文刊於《中 外文學》，7 可謂是其「華語語系研究」論述的臺灣濃縮版，如本文前言所 指出的，史書美的「華語語系」揭示一種概念、方法、也是一種理論， 並有與西方理論霸權抗衡之用意。史書美在〈理論 • 亞洲 • 華語語系〉 （_{2012）一文中指出，過去學者往往以西方理論來分析亞洲社會或文本，} 顯示「西方理論」與「亞洲現實」的對立。她以竹內好的著名文章〈亞洲作 為方法〉早已率先突破這一矛盾為例，表示亞洲亦可作為一種方法（理 論），亞洲具有其主體性，而非只是靜待西方理論來解剖的亞洲，並進 一步藉由「華語語系文學」來強調文學的落實性，亦是一種觀看世界的方 法、理論、知識論。另一方面，對於華語語系的定義，王德威認為「華 語語系文學的版圖始自海外，卻理應擴及大陸中國文學，並由此形成對 話。……只有在我們承認華語語系欲理還亂的譜系，以及中國文學散播 蔓延的傳統後，才能知彼知己、策略性地──套用張愛玲的弔詭──將 那個中國『包括在外』」（2006）。王德威的華語語系文學概念則是在美國 （「在外」），把在中國境內的中文文學一起「包括在外」，形成同一語系的 比較文學，兼具包容性與策略性。他認為華語語系的觀念不必侷限在海 外華人和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發聲位置上，應將它與中國文學同置於廣 大的中文╱漢語語境中。 讓我們再回到史書美的論述中。她於_{2013 年出版了其 2007 年英文} 著作的中譯版《視覺與認同》，其與蔡建鑫、貝納德（_{Brian Bernards）共同} 編輯的《華語語系研究：批判讀本》（_{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7 《弱勢族群的跨國主義》（Minor Transnationalism）2005 年於美國出版，是加州大學各分 校四十多位教授多年來的研究成果，此研究主要是希望能串聯各弱勢文化的研究者 們，以跨國及跨殖民立場關注弱勢族群文化，而華語語系研究正是弱勢跨國主義的形 式之一。以上內容參考史書美2007。

也在此年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此年第12 屆國際青年學者漢 學會議以「華語語系文學與影像」為主題於臺灣國立中興大學召開會議， 王德威受邀為演講人；年底，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等又以「眾聲喧華：華 語文學的想像共同體」之題於臺北召開國際會議，王德威、史書美、蔡 建鑫等人皆受邀為發表人與演講人，至此，「華語語系文學」等詞似乎即 將到達研究之高峰。對於史書美來說，「中國性」一詞恐怕會過於簡化離 散華人的身分認同，使得漢語成為全球華人的共通語言，掩蓋華人社群 身分的多元性。若以漢字漢語來規範身分認同，即壓抑了種族與文化的 多元性，可能會產生帶有本質主義的「中國性」身分認同，而這是她所不 欲見的。 因此，延續史書美的論述，華語語系旨在打破舊有的、漢人中心與 中國中心的典範，並啟動不同族群、文化間的對話。華語語系是一種暫 時性的狀態，中國以外的全球華人地區，由於祖先來自中國，因此各地 出現了華語語系文學，但她強調的是一種在地性、而非溯源性文學與文 化體系；若後代子孫漸與當地文化融合、形成新的、不同於中國的文學 與文化，華語語系即失效。在蔡建鑫與高嘉謙的觀察中，他們認為華語 語系文學的關懷在於突出各地區、各個文化、各種政治政策間的互動與 對話，試圖在花果飄零與落地生根之間，展開多重線索，亦不盡然是政 治正確的對話。因此，華語語系應可對非漢人的華語寫作、以及漢人的 非華語寫作進行提問與詮釋──前者如日治時期的在臺灣的日本漢文人 書寫，後者如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日語文學書寫，皆會是研究關注的焦點 （_{2012: 6）。} （二）從「華語語系」到「臺灣性」 蔡建鑫與高嘉謙擴大華語語系論述的研究範疇，認為： 日本人創作古典漢詩，與臺灣詩人酬唱，組成詩社，提示了華語語 系作為一個想像共同體的實例。日人寫作漢詩漢文或許也流露出某

種對古代中國的文化鄉愁，例子所在多有。吳濁流以日文寫成的 《亞細亞的孤兒》眾所周知，然而他也熱衷漢詩，在討論文化差異與 身分時，這部分不應該被忽視。另外，我們也應該記得賴和早年呼 籲白話文寫作，但後來他卻經常以古典漢詩抒情。臺灣的華語語系 文學在形式上、在用語上、在不同時期中，都有令人驚豔的呈現。 （_{2012: 6）} 此段引述文字是華語語系相關論述首次提及臺灣古典文學與日治時期的 在臺日本漢文人。有別於過去的華語語系研究多半著重在馬華文學的多 元駁雜上，或者是戰後臺灣與美國以中文寫作的相關問題，在此，作為 「傳統」的臺灣古典漢詩文，首次與作為「現代」的華語語系論述交鋒。包 山包海的華語語系論述，該如何面對此議題？ 首先，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文學的作者群主要可分為臺灣人與日本人 兩類，加上短暫遊臺的中國文人，在族群上無疑是多元的，但在書寫上 卻多半使用中文──具有中國性的古典中文。單就古典文學而言，其語 言文體統一，書寫內容多樣，地理位置與所屬政權皆非中國（部份日本 漢文人的書寫地點甚至遠至琉球、朝鮮），因而符合史書美所言之華語 語系「在中國之外」的特點。然而，就作者國籍與種族而言，其中日本漢 文人非屬中國族裔，雖然其漢文學源流可溯至中國，但其「中國性」多半 僅能以文化層面解釋之，恐怕無法以民族層面自圓。對於此問題，蔡、 高兩位認為「倘若我們進一步考慮日本片假名、平假名來自中原，是華 語語系文字在日本本土的在地化，種種有關語言的聲音、形象，與臺灣 人╱日本人身分認同的糾葛，於是變得更為複雜，未有結論」（_{2012: 7）。} 是故，蔡、高雖點出了此一擴大研究範疇之想法，但目前仍未有結論。 如何能使華語語系論述在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文學的討論中繼續發 展？筆者在研究日治前期來臺的日本漢文人中村櫻溪（_{2011）的古文時，} 曾援引邱貴芬「臺灣性」之概念試圖將日本漢文人初步安置。在此，筆者 想以「臺灣性」概念作為階段性解答，處理華語語系論述在日治臺灣古典

文學與日人在臺漢文學領域中所遇到的論述障礙。邱貴芬針對1998 年周 蕾、奚密與洪美恩三人在美國著名期刊_{boundary 2 所發表有關「中國性」} 的論文加以補充延伸，並反思「臺灣性」的問題。邱文主張，「臺灣性」並 無單一固定內容，而是一種相對性的概念，在不同脈絡便會展現不同面 貌，端看它被策略性地放在甚麼樣的位置呈現（2003: 111-45）。根據這 樣的說法，筆者認為日本漢文人之所以得以納入臺灣古典文學史研究， 即是因為放在日治時期臺灣的時空脈絡下，可以呈現出其「臺灣性」。 就此推論，臺灣文學，其具有臺灣性，無庸置疑；臺灣古典文學， 亦具有臺灣性。而日人在臺漢文學（在臺灣的日本人以漢詩漢文創作的 文本），因其時空關係與文化背景之特殊，就文體而言，屬於臺灣古典 文學，就整體文學生產場域和脈絡而言，屬於臺灣文學，故日人在臺漢 文學具有臺灣性。那麼，華語語系文學是否具有臺灣性？華語語系文學 如何具有臺灣性？關於此議題，史書美認為應該將華語世界諸多的文化 表現與成就，在英語世界重新正名，不再附屬於_{Chinese（中國的 中國} 人）這樣一個大一統的名稱下： 由於華語文化在世界各地是本地文化的一面，也是一種本地的文化 實踐（_{place-based practice），因此本身是多樣的、甚或多語的。……} 中國藏族作家用華語寫作、臺灣原住民作家用華語寫作，因此都是 在地的實踐，與在地的語言 權力結構形成一種張力。因此，華語 語系的領域是由各在地文化生產所鬆散地組成，不形成另一個統一 的中心，而是眾聲喧嘩的。（_{2007: 16-17）} 臺灣文學，其源流之一即為中國，故其在早期的論述中無疑被視為具有 「中國性」，然而史書美強調的是一種「本地的文化實踐」，並非以一個大 一統的中心為依歸，而是眾聲喧嘩的，這正是她華語語系論述的中心概 念。筆者認為，史書美所強調的「本地的文化實踐」，放在臺灣文學發展 的脈絡下，未嘗不是邱貴芬所謂的「臺灣性」？吾人也可嘗試以此「臺灣

性」概念，使相關論述得以繼續開展。日人在臺漢文學可置於臺灣文學 中討論，因其具有「臺灣性」，也具有「本地的文化實踐」，足以構成了史 書美所謂眾聲喧嘩的華語語系論述。然而，「臺灣古典文學」與「日人在 臺漢文學」，究竟要以何種姿態進入、或如何進入「華語語系」文學論述 中，並且如何被討論，則還有待進一步細緻深究。

四、如何克服揮之不去的焦慮：以臺灣作為方法

關於目前臺灣文學的發展與研究，吾人可以參考邱貴芬之觀察： 由史書美、王德威推動的Sinophone Literature 的討論，主要場域在 北美，研究以近當代文學為重，學術社群的相關發表以英文為主要 語言。而臺灣文學的「東亞」連結，主要以日本在二十世紀初的殖 民經驗在東亞各地所衍生出來的種種課題為主，串連臺灣、日本、 韓國以及中國學者，主要的共同語言以中文為主。由於兩者的研 究對象的歷史時期、研究方法取徑、以及使用的學術語言不同， Sinophone Literature 和東亞連結的研究，雖然都試圖架構一個跨國 脈絡下的臺灣文學研究，但兩者對話甚少。（2012: 23-24） 筆者認為，此觀察道盡了目前臺灣文學研究有待突破之處。有鑑於此， 本論文試圖將臺灣文學的「東亞跨國╱日本殖民」課題與「華語語系」論 述連結，並自「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文學」之面向進行討論。若以「日治時 期臺灣古典文學」作為研究的出發點，臺灣的文化祖國──中國──與殖 民母國日本，恰好在日治時期的臺灣開展出既匯流又分歧的多元文學之 可能性。而這樣的對話，意義何在？ 由於本文所討論的兩項論述，皆非針對日治時期的臺灣古典文學所 量身打造，而是對於以漢字╱華語文展現的文學與文化現象進行觀察與 綜論，但在外型上同屬於漢字╱華語文的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文學，卻難 以一起納入討論。此尺寸不合的狀況提醒了研究者，在臺灣文學的諸多

論述中，對於二戰後文學發展的討論已族繁不及備載；二戰以前，尤其 是日治時期的臺灣古典文學發展，整體論述成果較少；抑且，由於其歷 史背景的複雜，過往研究者多採單一語言（單採漢文或日文）、單一民族 （單研究日人或臺人）、單一文類（單討論舊與新文學、小說與詩）等進行 研究，若要進行統合研究，恐怕得涉及臺灣儒學與日本漢學重層複雜的 影響與國族政治問題，困難度較高。就本文的初步嘗試來看，筆者認為 兩造論述即使對於日治臺灣古典文學之適用性較低，但他們仍指出了日 治臺灣古典文學的特殊性以及無可取代性，並讓我們更深入思考臺灣的 兩種面貌：過去（被迫）寄人籬下的臺灣，以及一直欲展翅高飛的臺灣。 當我們談到「殖民地漢文」，我們必連結到臺灣的殖民母國日本帝 國；當我們論及「華語語系文學」，我們亦馬上連結到作為「華語語系」發 源地的中國；那麼，當我們談到臺灣，是否有可能不通過日本與中國， 強調臺灣之所以為臺灣，是出自於其「主體能動性」與「無可取代的歷史 文化發展」？誠然，我們在論述臺灣文學時，必然得將過去的這些歷史 進程納入討論；然而，當我們過度強調日本與中國對臺灣的影響時，臺 灣是否能適用於各式新生成的理論，即有待商榷。此外，即使在希冀以 臺灣本身為最終參考座標、而非取徑於他國的前提下，我們也必須意識 到，「跨國性」的確是一研究重點，且在研究東亞跨國文學與文化流動 時，都必須關注「中國」這個古早霸主的影響。因此，無論是「殖民地漢 文」概念，或是「華語語系文學」概念，其實都存在著一個「巨大的中國」 於其中，呈現了對於中國的焦慮。 諸多研究者一方面想要強調臺灣的「主體能動性」與「無可取代的歷 史文化發展」，一方面又發現「中國」與「日本」始終陰魂不散。例如， 荊子馨在_{2006 年出版的《成為「日本人」：殖民地臺灣與認同政治》一書} 中提及日治時期臺灣人「臺灣派」與「祖國派」的民族意識，討論了王曉 波、宋澤萊、史明等學者的思想。書末並以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作為 文本，分析其中被遺棄者的意識形態，認為《亞細亞的孤兒》模糊的結 局並不意味著拒絕所有的認同、或消解在中國認同之中，而是指出了在

日本殖民主義的影響下，與中國之間那種曖昧的歷史連結與解離（2006: 277）。李育霖在 2008 年出版的《翻譯閾境》中接續此思考路徑，也同樣 以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作為文本進行討論，並認為陳光興在「去帝國」 的脈絡下，仿照竹內好「亞洲作為方法」以及溝口雄三「中國作為方法」 等見解，提出「亞洲作為方法」的概念，能讓臺灣在地的文化形構及知識 生產脫離美國文化霸權，並以亞洲為參照座標，讓多元的參考架構進入 視角。據此，李育霖也順勢提出「臺灣作為方法」的看法： 「臺灣作為方法」的意涵是，放棄以特定區域（包括「亞洲」、美國、 歐洲、或世界其他區域）為其參考座標，放棄任何「目的」或辯證性 的超越，以及放棄任何包括「東－西方」對立邏輯等的外部構成，而 是在自己內部歷史經驗中思考自身，在重複中展現自身的差異，而 非依賴外在關係的對立與比較。（2008: 210） 在此「方法論述」中，李育霖主張，重點將不再是臺灣「脫亞」或「返亞」 的問題，而是「臺灣作為方法」。竹內好在魯迅身上看見了「抵抗」的精神 特質，認為日本的現代文明是不經抵抗而直接「轉向」的，而中國的現代 化則是以不斷的抵抗來達到「回心」與自我更新，因此竹內好的亞洲論述 指出，「與其說我感覺它們可能是作為方法，不如說是作為一個主體自 我構成的過程（_{the process of the subject’s self-formation）」}（_{Takeuchi 2005:} 165）。是故，即使竹內好所說的「作為方法的亞洲」依然內在於歐洲的 世界史觀中，但它仍是在自身獨立的文化基礎上，展現出西方近代所發 展出的平等、自由等價值，因此它是一種方法，是一個主體自我構成的 過程。 而關於日治時期的臺灣古典文學的研究，不正是渴望一種方法、一 種主體自我構成的過程？竹內好的論述較重視多元參照架構，而李育霖 的論述則較著重臺灣內部歷史脈絡。綜觀兩者，筆者理想性地認為兩種 論述方式皆不可缺：就臺灣主體性的確立而言，較接近竹內好分述中國

與日本近代時，「中國現代化」的成立過程。若能將竹內好「認為中國現 代化是透過抵抗而達到自我」這樣的想法，加上李育霖對於臺灣內部歷 史的關注，即可強化臺灣主體性確立的方法與可能性。在竹內好的論述 中，是中國抵抗西方，而在臺灣的脈絡下，應是臺灣抵抗中國或抵抗任 何可能影響臺灣主體性建立的政權、事務等。進行日治時期的臺灣古典 文學研究，不僅要注意同一時空間的橫向多元發展（跨國、跨區域、跨 文化、跨語言、跨文類），也要關注臺灣特殊的縱向多元殖民歷史，在 經緯交錯間，才能細覽作為主體的臺灣古典文學自我構成的過程。 那麼，臺灣該如何拋棄對於中國的焦慮，重拾臺灣的主體性？筆者 想以前段所引邱貴芬之「臺灣性」之說，來做為階段性解決方式。誠如史 書美所言，當代「華文文學」害怕被「中國文學」所收編，「臺灣文學」亦 然，而「臺灣古典文學」更需要被正視。如何減輕╱擺脫對中國的焦慮， 「臺灣性」也許是一個值得嘗試的出發點：通過「臺灣性」，臺灣古典文學 與中國古典文學可以呈現涇渭分明的態勢，臺灣古典文學亦不必被日本 漢學所吸收；抑或是，臺灣古典文學也可以包納著中國古典文學與日本 漢學。8 _{以竹內好等人的亞洲論述視之，臺灣亦可作為方法，臺灣透過} 8 「中國性」無疑是具有本質主義、中心主義的，而為了擺脫「中國性」而著眼於臺灣主體 的「臺灣性」，是否有可能塑成另一種以臺灣為主的本質主義、中心主義？筆者認為， 在論述臺灣古典文學時，必須擺脫中國古典文學，才能顯現出其特殊性，那是因為論 述所強調的是「臺灣古典文學」。若今日論述主題改為臺灣本地其他少數族群的文學 ╱文化，「臺灣性」則有可能成為少數族群眼中的另一種「中國性」，因此「臺灣性」的 論述角度與方式就必須修正。以「華語語系」論述「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文學」時，亦即 以史書美的「抵中國」態度視之，「中國性」即已排除在外，這是「臺灣性」即將彰顯的 第一步，然而它該如何走出下一步，則有待研究者繼續深思。在此，審查人認為「臺 灣性」的彰顯並不必然需要排除「中國性」，且排除「中國性」的看法可說是來自於當代 臺灣國族慾望的臺灣中心主義。筆者同意此說法，但認為突顯臺灣性的方法對於臺灣 古典文學研究仍有助益。原因在於，當今中國文學研究者多半專注於中國古典領域， 臺灣文學研究者亦多半關注於戰後之研究，臺灣古典文學在前者眼中也許看似不夠正 統，在後者眼中也許過於傳統，以致於相關研究較不興盛。筆者欲特別強調此時期文 學的重要性：想了解現當代，就不得不回頭重視日治時期，並且必須先暫時避開（對 日本的）後殖民論述與（來自中國的）大中國論述──日治臺灣古典文學既不是日本漢

不斷抵抗、回心與自我更新，經過一個主體自我構成的過程，強調臺灣 的主體性──正如同李育霖所說，這將不再是臺灣「脫亞」或「返亞」的問 題，而是「臺灣作為方法」。

五、結論

每一種理論的發想都具有其時空性，然而理論使用的效度與意義， 正是研究者必須正視的。「殖民地漢文」的意義在於，連結日本與臺灣同 文的時空現象，討論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其論述著重於語言層面，而 使得同文背後的日臺民族問題、日本本地漢文意義、以及東亞跨國之文 化流動現象較難顧及。「華語語系文學」的意義則在於抵抗中國中心的中 國文學書寫，並且發現全球各地華人的多元書寫；然而由於其理論具有 時間與空間上的限制，雖然臺灣似乎符合其概念之設定，但在臺灣文學 的發展脈絡下，我們在「抵中國」外，要如何同時「找回臺灣」？臺灣的 主體性是否能在此理論中被彰顯？或者依舊和馬華、華美文學等一同被 包山包海包進了華語語系文學？如此對於臺灣文學研究的效度與意義為 何？這些都值得研究者深思。本論文以「殖民地漢文」與「華語語系文學」 兩概念，分別重論日治時期臺灣古典文學之相關問題。在「殖民地漢文」 部分，以「歷史的進程」強調語言文化更迭的時代必要性。日本殖民時期 的臺灣語言文體，在陳培豐的論述中，是一個由「帝國漢文」到「殖民地 漢文」的「無縫接軌」且「無縫多軌」的發展過程，但作為「殖民地漢文」 之一的臺灣古典文學，如何接軌？怎樣多軌？陳培豐「殖民地漢文」之立 論主要基於其環境與在地性，然而此時文學文化與各地人員卻出現頻繁 跨國流動之現象，如何能使此一論述有效？再者，從日治初期的「同文 主義」到末期的「興亞主義」，漢字漢文無疑成為關鍵問題，其是否具有 學也非中國文學，但日本漢學與中國文學皆可被包容在日治臺灣古典文學中──建立 臺灣主體性，才能一探其真面目。以上發想、論述來自於審查人之提問，感謝審查人 的提醒，讓筆者能更進一步深化此問題。

「非來自日本或中國的臺灣自我主體性與能動性」？筆者想要提醒的是， 由此語文所構成的政治性與文學性，是可以分開討論的兩個脈絡，而在 文學性的部分，日人與臺人的創作可能也可分別進行討論，探究其中的 多元複雜性。 在「華語語系文學」部分，以自「中國性」、「華語語系」到「臺灣性」 一系列的理論推論，探究此一系列論述的發展、以及其與臺灣古典文學 間的關係。「中國性」隱含著中國中心主義，因此，史書美提出「華語語 系」概念，指涉在「中國之外世界各地的中文作家以中文書寫的文學，以 別於中國的『中國文學』」。史書美想打破這樣的研究方法，讓亞洲自己 具有能動性，以「華語語系」這樣的概念╱方法╱理論為亞洲研究開闢一 條新路，也讓華文文學走出中國文學的巨大陰影。然而，日治時期的臺 灣古典文學與日人在臺漢文學，該不該╱能不能放置在「華語語系」論述 下討論？若能放置，該如何梳理複雜的語文與國族問題？筆者延續蔡建 鑫與高嘉謙未完的論述，並援引邱貴芬「臺灣性」的概念作為階段性解決 方法。 最後，筆者認為臺灣古典文學，無論是自「殖民地漢文」概念或是 「華語語系文學」概念論之，都隱含著對中國的焦慮。本文透過荊子馨與 李育霖的研究論述，再次連結到邱貴芬「臺灣性」的概念，強調臺灣文學 的主體性。李育霖延續日本學者竹內好「亞洲作為方法」與溝口雄三「中 國作為方法」的概念，提出了「臺灣作為方法」，而日治時期的臺灣古典 文學的研究，正反映出對一種方法、亦即對一種主體自我構成過程之渴 望。相較於重視多元參照架構的竹內好，李育霖的論述則較著重臺灣內 部歷史脈絡，筆者認為兩種論述方式皆不可缺。以「臺灣作為方法」，臺 灣本身不僅是現實所在，亦可自行生成理論，具有其「主體能動性」與 「無可取代的歷史文化發展」，臺灣古典文學因此有了更多的可能與詮釋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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