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避主義與開發新樂園的辯證 : 台中公園地景的型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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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研究第56期民國101年5月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No.56, May 2012

逃避主義與開發新樂園的辯證

: 台中公園地景的型塑

Dialectics of Escapism and Paradise Deuelopment :

Shaping Taichung Park Landscape

李素馨

a

侯錦雄

b

許聖迪

c

郭景珣

d

Su-Hsin Lee Jing-Shoung Hou Sheng-Ti Hsu Ching-Hsun Kuo

Abstract

Taiwan’s modern urban park landscapes reveal colonizers, citizens, and tourists’ hope and imagination to escape real-life. The symbolic buildings and public constructions became a place for recreation.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scapism” and “utopia creation”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creation of human culture. The research site is Taichung Park. The research used context analysis to analyze references of modern urban planning, park design, historic images, discourses, park leisure activities and ceremonies. Through in-site investigation and drafting, we analyze colonizers, citizens, and tourists’ active experiences,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s, and cultural motive power in Taiwan’s urban parks. This research results found （1） people “created utopia”, where they can relax and escape from daily life. （2） Escapism encouraged development of the entertainment landscape and new paradise, development of a new landscape for the provision escapism place of human. Culture fled to the natural, eventually the culture could be extended because of the natural. The culture and nature were complementary. Escapism and created were complementary.

Keyword: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 symbol of space, romanticism, leisure and recreation

摘要

台灣近代都市公園地景的形塑揭示出殖民者、市民和旅遊者逃避現實的願望與想像，也顯示具象徵意義的建築設施及公共空間成為人們遊樂休閒好場所。本研究探討「逃避主義」與「開發新樂園」對人類文化創造原動力的關係辯證，以台中公園為研究基地，研究方法採文本分析相關圖像、文獻論述，包括近代都市計劃、都市公園規劃設計、公園遊樂、儀式活動等資料，及現地 a _{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理系教授。}

Professor, Dep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b _{國立虎尾科技大學休閒遊息系教授。}

Professor, Dept. of Leisure and Recreation, National Formosa University

c _{國立高雄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研究生。}

Institute of Geography,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d _{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地理研究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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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查，以了解殖民者、市民、與旅遊者對台灣都市公園活動的經驗，及其對當地的改造及其文化創造原動力。研究發現（1）清領時期：逃離嚴苛環境，尋找新天地；（2）日據時代：逃離寒冷與逃避鎖國的衰弱困境，建立溫暖南方殖民帝國的想像；（3）戰後至解嚴前中華民國時期：逃離戰敗與建立復興祖國的想像；（4）近現代：逃離統治的陰影與去殖民化，以新台灣作為一個新精神世界。（5）「開發新樂園」在都市計畫中創造一個市民暫時脫離日常生活的場域；（6）逃避主義是創造娛樂地景或新樂園的原動力，新地景的開發也提供人類逃避的去處，文化逃向了自然，最終自然也讓文化延續，逃避與創造相互辯證而成。 關鍵詞：殖民政府、空間象徵、浪漫主義、休閒遊憩

緒論

遷徙到別處和改造當地的環境，構成了人文地理學研究的兩大主題，揭示出人類對現況的不滿足，也揭示出人類逃避現實的願望。……人類逃往的目的地也發生著不斷的變化。……人們逃避的途徑主要有：空間移動、改造自然、根據想像建造出有特定意義的物質世界，用於滿足某種精神訴求、及創造精神世界。（Tuan,

Yi-Fu,

1998）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由於帝國主義興盛、航海技術興起，再加上國土境內環境惡化，促使殖民行動倍起，台灣的地理位置介於歐亞大陸、日本與東南亞間，是各國船隻的停泊與貨物轉運站。十五世紀，鄭和下西洋，台灣成為中國殖民地的開始。接者葡萄牙、荷蘭、西班牙人入侵台灣後，在此建立重要的堡壘（熱蘭遮城），以保護他們的商船，也開始使用「台灣」作為對此島的稱呼。因此台灣在東方與西方國家領域擴展上，為拓荒者、殖民者和旅遊者短暫駐足或做為逃避之棲身之處。人文地理學者段義孚曾指出逃避自然之所以成為可能，是好幾種力量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些力量分別是人類勞動合作的力量、技術的力量，以及隱藏在這兩種力量之下的想像與思維的力量。然而，現實社會讓人更沮喪，更忙碌；人們便開始再次逃避，這次卻是「逃向自然」，或者說回歸自然，是人類古老與悠久的情感。第二點是久居城市的人們會普遍地對自然懷有親切的嚮往。第三點是人類回歸自然所採取的規模相差很大，規模最小的是人們所熟悉的日常活動，而另一個極端的例子是歐洲人經過長途跋涉，遷移到美洲，並永遠定居下來（Tuan, 1998）。從十六世紀西方與東方國家殖民者來到台灣，仍舊懷念祖國的環境，又面對現實的壓力與陌生，因此他們將代表祖國的象徵物及精神轉向以建築物、紀念碑、公園等實體建物重現。除了建築物型式風格外，日治時期的統治者將台灣當成現代化的實驗基地，故在台灣進行都市計畫便將都市公園1納入重要建設。這些都市公園的空間分布多半在市郊近便處，有些距離市中心很近，有 1_{於台灣建立多座公園，像屏東公園（1902 年）、台中公園（1902 年）、彰化公園（1905 年）、台北公} 園（1905 年）、嘉義公園（1910 年）、南投公園（1912 年）、大溪公園（1912 年）、北投公園（1912 年）、草屯公園（1912 年）、台南公園（1917 年）、新竹公園（1921 年）、白河公園（1923 年）、斗六公園（1925 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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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因地形關係設置在都市近郊山麓或山腰。回顧日據時期所興建的公園有的已經不再繼續發展，有的已經改變空間用途而消失，而目前仍為大型都市之主要公園，則有台北公園（二二八公園）、新竹公園、台中公園、嘉義公園、台南公園等。在日治時期殖民體制下，日本當局為強化統治恩典或歌功頌德，除了將台灣西部縱貫鐵路的鐵道全通式於台中公園舉辦，也將昭忠碑、總督或民政長官的銅像，而且還配合植樹，將公園形塑成一種儀典性、神秘的空間氣氛，在意識型態的控制意圖相當明顯，甚至連神社都搬進公園，象徵日本皇室的精神（賴志彰、張興國，2004）。相同的，國民政府撤退台灣，台灣成為反共復國的基地，以大中華民族的立場來說，關乎「前朝、異族」的地景皆須「刮除重寫」（夏鑄九，2000），台中公園亦經「整肅」，民政長官被置換成國父孫中山、日本神像被重寫成孔子像，物質內容被替換，精神與意涵更是被重新形塑。在不同統治時代，統治者將其自身的想像透過擬像，投射在公園實質空間規劃中，台中公園就是一個很典型的案例，因此本研究以此為案例。然而公園空間的規劃真的只是統治者的理性治理過程？生活在其間的市民，又如何反應日常生活的需求，營造成為市井小民的「新樂園」？

（二）研究目的

台灣近代都市公園地景的型塑揭示出殖民者和旅遊者逃避現實的願望與想像，規劃設計具象徵性意涵的建築及公共建設，卻成為人們遊樂休閒好場所，本研究基於「逃避主義」是人類文化創造原動力的論述，以都市公園為研究主體，藉由文史資料搜尋圖像、論述等，分析近代都市計劃與都市公園規劃設計的理念，及相關在公園的遊樂、儀式活動等。本研究目的為：（1）分析台灣近代都市公園發展、地景變遷與政治治理之關係。（2）分析殖民者、市民、旅遊者對台灣都市公園活動的經驗，及其對當地的改造及其文化創造原動力。（3）辯證逃避主義或開發新樂園如何形成人類文化創造原動力。本研究以台中公園為案例，經由現地訪查、繪圖，了解台中公園型塑過程，及其與政治、常民的生活經驗的關係。

文獻回顧

（一）逃避主義

1. 定義逃避主義 段義孚在《逃避主義》一書將人文地理學的兩個研究主題：「遷移」和「人地關係」有機地融合進了「逃避」當中，為了逃避，人類可能會有意或無意的創造新的文化，更進一步說，人是一種天生就討厭接受現實的動物，所以會產生逃避的想法（Tuan, 1998;周尚意、張春梅譯，2006： 3）；然而正是由於人類內心與生俱來的逃避心理，推動了人類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創造與進步，並且在逃避的過程中，人類需要借助各種文化手段，所以「逃避」的過程，也是文化創造的過程。 2. 逃避的對象 逃避的對象之一是「自然」。段義孚認為逃避既是指人類為逃避惡劣環境而進行的地理遷移，也是指人類採取一定的措施去改變或掩飾一個令人不滿的環境（Tuan, 1998）。以美國加州迪士尼樂園為例，即是可以滿足想逃脫威斯康辛州在冬季寒冷的天氣，享受加州溫暖的陽光、恢復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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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人類會因惡劣環境產生本能的遷移，因此自然是最初人類逃避的對象，而城市是逃避主義者最理想的選擇，因為它遠離了自然及其四季更替（Tuan, 1998：周尚意、張春梅譯，2006：序 17）。雖然如此，人類為了滿足自己所建造的一切，卻又想在周休二日時「逃離都市、奔向自然」，這顯示著人類逃避心理的矛盾性。這種矛盾現象是人類最初逃避自然，盡其所能地創造另一個令人滿意的環境，但因為現實社會讓人更沮喪、更忙錄，所以人們便開始再次逃避，但這次卻是逃向自然。逃避的對象之二是「文化」。人不僅屈從於環境、適應環境，這是所有動物的共性；而且，人還會按照事先所設想的方案去改造自然。也就是說，在人類改造自然之前，人類會做出一些不可思議的舉動，也就是說他彷彿看到了即將發生的事物，而這些事物實際上當時並不存在，這就是「想像」，而想像是人類文化的基石（Tuan, 1998），因此創造出許多特屬於人類的文明，比如物質文明、都市文明等。但後來卻又為了逃避喧鬧的城市生活、逃避苛政、逃避嚴厲的宗教禁錮，人類認為在自己所處環境中處處受到限制，便開始期望從自己世界逃避。逃避的對象之三是「混沌」。混沌、不清晰的狀態容易令人感動困惑，當我們的日常生活處於一個自己無法掌握的空間狀態，便會感到身心焦慮。人們會試圖為自己找到可以接受，並且隨時是清晰明朗的狀態，所以寧願採取抽象虛幻的模式，也不願接受毫無頭緒的「現實」（Tuan, 1998），因為清晰與明朗會給人「真實存在」的感覺（李育任，2007）。在這個部份，人類想從混沌未明的現實情境中掙脫出來，便又選擇「逃向文化」，比如聽一首舒服的音樂，希望可以暫時緩和不確定感；或者假日上教會做禮拜，藉著神聖的宗教儀式洗滌罪惡感，從中得到足夠的清楚度，這從繁雜的狀態逃向簡化澄清的生活（周怡岑，2006）。逃避的對象之四是「人類自身」。人類自己充滿著動物性與獸性，某種情境下人類會對自身粗魯的特徵感到羞恥和厭惡，所以，做出很大的努力試圖要逃離或掩蓋這些事實。比如希望透過整形外科的手術，改變自己身體不滿意的部份，或是修正自己外貌上的缺點。然而這樣對自己身軀的修補，人類希望滿足對自己的期待，也希望滿足別人對自己「應該像什麼」的期待。 3. 逃避的途徑 透過逃避，逃離不滿意的空間，逃進一個新想的領域，人類才能安然自得。在這過程中，人 類要如何逃避？段義孚點明了四個逃避的途徑： (1) 空間移動：從一個熟悉但不滿意的地方，移到另一個不太了解的地方。透過個體空間的移 動，可以逃避過去的不滿意，到一個新的境地去開創自己想要的新世界。 (2) 改造自然：除了空間移動外，人類有靈巧的雙手與具運思能力的大腦，所以可以針對不滿 意的自然環境本身加以改造。改造自然或是模仿自然便成為一種可行性。 (3) 營造新物質世界：根據「想像」營造出有特定意義的物質世界，用以滿足自身某種精神訴 求。如在遊樂園，「人們在園區中如同進入超真實的世界，時間與環境是清晰地被設在美好的昨天與明天，跳脫了充斥著混沌的今日，在迪士尼世界裡沒有犯罪搶劫，眼底盡是美好的景緻及友善的人群。」（周怡岑，2006） (4) 創造精神世界：相較於上述，此為真正地實現逃避，並且使這個逃避為永恆的一個命題， 所以逃避的最高理想即是創造精神世界，這個屬於心靈層次的精神世界不但足以使人類得以延展逃避的連續性，也可以開創新的文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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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逃避後的擬像理論（simulation theory） 精神世界是被創造出來的，精神世界就是擬像存在的空間。擬像是法國哲學家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用來描述二十世紀末期很多社會文化現象的一種重要概念。布希亞認為擬像是一種模仿實體東西的過程，可以是實體物質的複製品。越到後期，擬像已超越實體本身，模擬不存在的東西，成為「過度真實的」（Hyperreal），甚至比實物看起來還要「真實」，在這之間，想像與真實的界線開始模糊，甚至在特許的情況下崩解。美國建築學者Michel Sorkin（1992）認為在主題環境中擬仿各種歡樂的情境，以規範性的愉悅取代了不愉悅的、麻煩的民主公共領域。段義孚為逃避提供了四個明確的途徑，布希亞則提供了擬像的理論架構，經過雜揉與嫁接，建構出本文的觀看與分析視角：主體的逃避性、移動的必要性、優越的主導性、和擬像的必然性。空間移動代表逃避主體具有移動性，逃避主體主動或被動移動到他地，本身對原地的環境認同或熟悉感，使其會積極地將他地改造成自己所意想的環境，營造出的新物質世界是依憑人類的想像，所以逃避主體在這過程中，人的改造是具有主導性的，主導改造的過程甚至會設法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我有能力改造自然」代表著「仿造物自然而然比『自然』還要『自然』」的微妙關係，「人比自然優越」的想像關係就此建立。換句話說，這是一個「我造故我在」主體性確立的辯證過程，逃避的結果讓人創造出另一番的我欲環境，我欲的環境被我確立，也解救了我自己的精神世界，理想的「新樂園」也在擬像中再現。 5. 逃避落腳地方的後續─開發新樂園 隨著工業化與都市化的演變，生活在都市裡的人們除了平日穿梭遊走於水泥叢林裡，一有空閒最希望的就是往「自然」的地方去。一方面是因為社會大眾對於越趨惡劣的環境產生自省式的反動，引發各種強調自然、追求自然的各式活動蔓延。Macnaghten 與 Urry（1998）認為當代社會氛圍中，自然是被各種社會實踐所生產、再製與轉換，「自然」是多重、歧異的並存，各種「自然」

的關係都是被不同社會過程或文化脈絡所組織。Macnaghten 與 Urry 在〈Bodies of Nature〉（2000）中強調，為了體現自然，自我身體的經驗過程是唯一的途徑，透過不同日常生活的時空或者特殊的身體實踐方式，提供差異的空間認知，進而產生「自然感」（sense of nature）。這種競逐自然（contested nature）的概念成為具特性的「感覺景觀」（sense-scapes），其不僅鑲嵌於特定的時空脈絡，而且一定要透過身體經驗來體現（陳思樺，2007），在都市中創造一個「類自然」環境，就是都市公園的誕生，公園是一種人類創造出來的想像，是一種社會建構的過程。

（二）逃避與殖民／移民的空間政治學

段義孚提供一個如何看待「遷移」和「人地關係」的方法，若爬梳逃避四大途徑的脈絡，可對應到歷史發展上的殖民進程，殖民指涉著對另一國家領土的侵略，或以軍事與政治之直接壓迫為機制建立的不對稱關係（夏鑄九，2000）。代表著一個強權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土地佔領、資源侵奪的過程，被殖民者的歷史進程隨著殖民者的發展而牽引或關聯，十五世紀末地理大發現開始，台灣就是「殖民熱點」（hot spot）。西元一八九五年後，開始了台灣的日本殖民時代，在日本殖民下幾個大城市的發展，夏鑄九（2000）發現，台北的空間形式被徹底的「刮去重寫」（palimpsest），就是要抹除市民生活的空間記憶，台灣總督府利用「刮去重寫」的手法，以新的權力形式取代舊有，企圖將「前朝」遺留下來可憑弔的地景地物全然地刪除，本文認為台灣島內任何一個角落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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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同樣的形式操弄，特別是在各大城市市街改正計畫的實施。藉由宏大的都市計畫、建造壯麗的建築物、建設完整的都市設備，以安定台灣人，這些都是殖民統治的必要條件，為的是使日本移民興起永住之心（張景森，1993）。另外，為配合都市功能改造的層次，殖民者用：（1）鐵道建設，（2）市區改正，做為殖民者協助界定區域與都市管理的工具（黃蘭翔，1995）。在都市象徵支配的層次，殖民者對舊城的刮去重空，空間肢解與抹除重拼（respell），使得新記號塗銷（erasure）了舊標記的「落後汙點」，更符合矢內原忠雄所說的：「使台灣脫離中國而和日本結合」的目的（轉引自夏鑄九，2000）。

David Harvey 將上述的經驗理論化，稱之為「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Harvey, 1989:16），認為是一種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再現。日本殖民台灣的城市與建築，藉由「刮去重寫」的創造性破壞，對台灣的被殖民者而言，卻是一種破壞性創造（destructive creation），從殖民城市中的街道布局、街廍對稱、建物類型等都可以清楚發現這個破壞性創造的歷史過程（夏鑄九， 2000），筆者認為這也是逃避途徑中營造新物質世界的方法。作為殖民城市的台中，日本人將京都的範型模擬至台中，企圖將台中塑造成另一個「小京都」，所以綠川與柳川的原形就是京都鴨川與白川的樣貌，配合幾個大城市的都市計畫，一方面實行日本與其殖民地的現代化，另一方面也藉此貫穿國家之精神。後來國民政府播遷來台，也是以同樣的歷史態度對待「前朝」地景，跟日本殖民時代相關的物件、符號都遭撤換，除了「刮除重寫」的慣習手法外，也另疊加了自身政權的想像於其上，比如將台中公園內後藤新平的銅像改換為孫中山國父的肖像，鏟平日本神社等等，地表景觀唯有透過創造性的破壞，才能讓當權者能夠有破壞性的創造。

（三）都市規劃與公園地景之變遷

自19 世紀初開始，西歐在工業化、資本主義的發展下，都市化現象日益凸顯也因而產生許多問題，如都市環境品質惡化、戶外休閒空間缺乏，以及新興都市勞工所造成都市社會亂象…等。一些社會改革者乃提出反都市的理念以及重回田園的看法，於是在19 世紀中期興起了都市公園浪潮，至此才有正式供公眾使用的｢公園｣，一個由政府當局負責、專為公共使用而設計的市立公園（municipal park）。此時期的公園可稱為｢革命公園｣（The Reform Park），但此時期公園只允許｢主題意識正確的遊憩活動｣，如政治集會活動便被排除在外；此外，有些公園訂定了昂貴的收費，使得勞工階級的民眾不得其門而入（魏慶嘉，1996）。到了1930 年代左右，為｢遊憩設施時代（The Recreation Facility）：1930-1965｣，關注公園內實質遊憩設施內容，間接淡化公園原來的社會教化目地。1965 年之後則展開｢開放空間系統時代（The Open-Space System）」，此時期包含了三個特

色：（1）開放空間是任何人、事、物皆可自由進出的場所，並允許任何適合的活動在其中發生；（2）

都市土地有限，公園趨向迷你化（mini park）、遊戲場（play lot）、帶狀公園（vest-pocket park）、小型公園（small park）…等；（3）新的公園不以圍牆來界定範圍，或具有固定的形式、範圍與設施內容。

而日本的近代都市公園系統歷史可回溯至西元1873 年，公園的公（共）字蘊含著民主政治的

道德觀、自由平等的思想色彩、公共利益的價值等多重意涵，因此｢公園｣顯然是明治維新改革運動下的附產品（蔡厚男，1991）。1895 年臺灣被日本接收後，在明治 30 年（1897）於臺北市的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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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臨基隆河河畔建造了首座公園－圓山公園，不過在臺北第一座依據都市改正計畫所設立都市公園是｢臺北公園｣。光復後臺灣的都市公園建設進入停頓倒退期，1949 年國民政府戰敗自大陸遷臺，都市中湧入了大批渡海移民，造成許多公園預定地被違建盤據。此外，為了穩定戰後的經濟積極投入工業基礎建設，公園的建設被視為奢侈品，公園用地也遭各式軍事單位和政府機關挪用，直至1968 年，臺北市訂定了｢臺北市綱要計畫｣才扭轉了停滯時期。台中公園也受這樣的影響，日人對台中公園的規劃和台中市的發展密不可分，日人引進歐美都市計劃概念，將台中市築成一個棋盤形街道城市，以台中公園為中心，台中市每條道路的起點都是台中公園內小丘上的石墩。公園建於1903 年，初建於舊市區東方，並由台中地方仕紳籌募經費擇定建地；1905 年縱貫鐵路路線修正，導致火車站佔用園公園預定地（賴志彰，1991），經仕紳斡旋，台中公園遷往原大墩省城東北端之砲台山與部分霧峰林家土地（蔡厚男，1991），公園規劃甚具現代性，非但具有休閒、娛樂、賞景之價值，更兼具涵養水源與保護古蹟的作用（施淑宜， 1997）；1908 年縱貫鐵路通車，擇於台中公園舉行慶祝典禮，因日本皇族於湖心亭（今中正亭）停憩，後被當成紀念物永遠保存下來，日久成為台中市的徽記與台中公園的代表性符碼（蔡厚男， 1991）。1953 年興建湖心亭（今中正亭）為園中中樞，同時亦成為台中市象徵性地景。綜上所述，在人類文化發展過程中，人類充份運用了「想像」的能力，透過「想像」，人類得以逃離自然，創造自己滿意的空間與自身獨特的文化。所以我們可以說，為了逃避，人類激發想像的可能，想像創造出文化，並推動了文化的蓬勃發展（Tuan, 1998:序 20）。本文認為從逃離到營造新樂園的過程可以分為四個階段：（1）空間移動、（2）改造現實、（3）營造新樂園、與（4）創造新精神世界，並以此為文章基本假說。然而，本文關注的是，究竟逃避與想像的美好兩者之間存在著什麼樣關係？抑或逃避與想像其實是一體兩面，須要不斷的辯證與互賴才能相衍而生？本文以台中公園為案例，剖析各期政府當局如何在台中都市空間中建造出他們想像的空間？他們利用什麼手法或是途徑創造自然空間？這些自然空間背後代表什麼意義？然而在城市生活中的市民又如何透過公園遊憩來形塑「自然感」的身體經驗？

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本文由逃避主義觀點來論述拓荒者、殖民者與旅遊者，逃避現實環境禁錮的心理，藉由各種文化﹝組織、交通運具﹞手段，遷徙到另一環境，創造和改變當地的物質文化及精神文化。以台灣的近代都市公園為例，深入探討過去拓荒者、殖民者與住民對於環境及現實逃避，是如何在台灣這塊土地建立他們的想像天地，以歷史記錄與相關文本分析，建構逃避主義新樂園開發的迴旋式辯證探討台中公園地景景觀如何被形塑的印記，如何印記到地表景觀的公園當中。空間移動改造現實營造新樂園創造新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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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台中公園為研究範圍，以時間軸分為四個階段，清領時期、日據時代、戰後至解嚴前中華民國時期、近現代中華民國時期，進行資料收集分析、現地調查、繪圖，了解台中公園設置或內部設施所具有之象徵精神與代表意義，及其發展、改變歷程所相關的社會、政治、經濟等之背景因素，及相關在公園舉辦之活動，如殖民者統治恩典、歌功頌德的政治宣揚活動，及日常平民百姓、仕紳在都市公園的文化聚會活動、休閒遊樂活動等，了解都市公園對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活動意義，及是否影響當時的文化創造動力。 圖1 研究架構圖

（二）資料收集

本研究採用之方法有： 1. 文獻整理與分析：在各種文獻與論述中的台中公園，是一個歷史性的空間，也是當時物質與社會生產出來的感知經驗空間，藉由文獻整理當時台中公園的使用的政治與社會活動。 2. 專家深度訪談：城市或公園的空間規劃，通常依上位者的期待來設計，透過符號的操弄，再現或貫徹其意識型態。規劃師的想像，經由專業知識的展演，除了承接治理的統治意念，也讓空間的規劃多了複雜的構想性。本研究分別訪談市府活動管理單位代表、對台灣公園有深入研究之學者、曾參與台中公園規劃改造案景觀工程顧問公司負責人，這三者代表著產、官、學對台中公園的想像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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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田野實地考察：台中公園位在都心地區，平日與假日遊人如織，遊客與附近居民在公園內的活動，透過身體親自經驗空間，雖是被動融入客觀環境，也可以是顯現主動抵抗現實世界，從公園空間的使用活動可以看出「活生生的生活經驗」。實地考察除了觀察其活動項目與特徵，也對空間使用者做半結構式（semi-structure）訪談，以了解其空間使用的目的與意義。本研究自2009~2012 多次次進入場域實際田調，記錄公園內的活動並訪談活動者四人，素人外拍（受訪者Ａ）、戲偶外拍（受訪者Ｂ）、划船遊湖（受訪者Ｃ）、折造型氣球（受訪者Ｄ）、婚紗取景、樂器表演、閒躺、棒球運動。

（三）研究範圍

圖2 台中公園範圍圖

台中公園遊樂地景的形塑與變遷

（一）清領時期：逃離嚴苛環境與尋找新天地（西元

1683 年～1895 年）

清朝在鄭氏政權後領有台灣，領台前期雖明令禁止百姓攜家帶眷移居台灣，不過中國大陸東南一帶山多田少，環境負載力低，台灣因緊鄰閩、粵，遂而形成大陸沿海居民為了逃離嚴苛的生活環境，進而逃進了尚未開發的新天地。領台後期清廷的態度由消極轉為積極，加上中法越南戰爭的影響，於是企圖將台灣府城設置在台中。雖然台灣城從未真正扮演省會或府城的角色，但台 1.正門 2.網球場 3.日月湖 4.林蔭區 5.神社區 6.教堂草坪區 7.北門樓 8.音樂電台 9.博愛園 10.兒童遊樂場 11.操場 12.國立台中博物館 13.中興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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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城的舉動有兩點是值得重視的：第一是地方行政中心的確立，第二區域中心的雛形（葉韻翠， 2005）台灣全島空間區位透過台中建城而形成一個新的政軍中心，透過行政轄區的重新規劃，增添一府、二廳、三縣及新置一隸州，將台灣分為北、中、南三府，破除長久依賴或偏安台南的局勢，或者將南北對峙的狀況做為一個權衡的折衝地。以三種尺度分析台中城建城之考量因素，小尺度衡量台中城，其像蛛蜘結網般的「八卦」形狀，作為省治中心的規劃與營建，代表鎮宅、抵禦入侵的可靠「天羅地網」；中尺度來看在台中設省城的整體考量，軍事第一，政治第二，而經濟則非主要因素（台中文獻，1993）；大尺度來看台中建城後可更精確的掌控區域性經濟的空間脈動，比如替代鹿港淤積後海運輸出的樞杻，大墩街等地成為農產品轉運出海的中繼站，更是東側山林資源集散的重要轉運地。 圖3 清代台灣城（資料來源：改繪自台中文獻，1993） 簡單而言，清朝政府原本預定在台中建造的台灣省城，雖然後來無疾而終，不過其透過空間移動的逃避途徑，逃避了北、南的政治重心，另起了一個人為的中心性疊加在大墩的自然空間上，所以其後也透過城門、城牆的建造，適度的改造自然空間，讓地景空間更符合規劃者或掌權者「八卦」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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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據時代：逃離北國寒冷疆域之限制，建立溫暖南國殖民帝國的想像（西元

1895 年～1945 年）

1. 初期－軍事重地 西元一八九五年馬關條約的簽訂，台灣成為日本的海外殖民地。日本政府認為此地位居台灣之中，因此命名為台中。隨後順利攻克抗日勢力，日軍將台灣民政支部遷至東大街街內，正好可以接續使用清朝政府原台灣省城留下的官署使用。除此之外，城內因為大墩土丘地形較高，所以日軍也在大墩土丘上興建軍事工程。 2. 前期－台中市街改正計畫 地處高緯的日本，溫帶季風氣候在冬季時仍然寒冷，低緯熱帶的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國土後，讓日本人可以逃離本島的寒冷，逃進台灣熱帶溫暖南國的懷抱，不過，台灣的熱帶暖溼氣候也讓台灣的自然環境容易滋生蚊蟲病菌，衛生條件明顯不佳，台中一帶甫被日本軍隊接收後甚至還被稱為「全島最不健康之地」（林良哲，2003）。當時候臺灣總督府的土木技術在規劃台灣城市時，為了改善台灣當時的衛生問題，在街道方向與寬度特別考量到氣候條件（鄭涵娟，2009）。日本政府希望改善台中市街的衛生情況，加上首任的台灣民政支部長官兒玉利國也有意改造台中成為新興都市，把「現代化」的城市規劃擬像在台中實驗，道路規劃採放射狀，公共設施高度集中於市中心的行政支配，所以設計出以「圓形放射道路」狀的都市格設計，類似芝加哥學派同心圓的都市規模，以公園做為中心的預定地，準向外放射出十六條道路，看得出來這是統治者欲建立其威信，以及確立政治信仰的中心性，所做出來的一種政治性圖示符號宰制。西元一八九六年台灣總督府民政局派英國籍顧問巴爾頓（W. K. Barton）來台改善台灣都市的衛生問題，巴爾頓一行人隨後也向日本政府提出「台中市街區計劃報告書」，修正兒玉利國的圓形放射都市形式，改以棋盤式的街道為都市設計的基礎，企圖讓整個都市朝方形都市的發展進行，街區中心地為官方使用，這些想法後來都成為台中都市計畫的基藍圖（張勝彥， 1999）。西元 1900 年台中縣經總督府核可後，發布全台第一個市區改正計劃，規劃的管轄範圍跨足六個街廓，而且也有一個公園用地的想法，其氣派也足以為中部政治中樞。這些改變或是「刮除重寫」，就像羊皮紙一樣，台中市街的空間意義隨著時代的更迭或者政權的轉換，被一層一層的刮除，也一層一層的重寫它的內涵。待都市改革告一段落，市民生活日漸穩定，有閒有錢的中上階層開啟了台中公園的遊樂地景。 圖4 1896 年兒玉利國的台中街 都市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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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1900 台中市街改正圖與清代省城疊圖 3. 中期─遊樂地景、儀典性空間 除了對自然環境的改造外，逃離日本本島的環境後，逃進了一個沒人束縛，而且可以「盡情放肆」的台灣，庶民生活的遊樂地景也在抗日運動被弭平後漸漸展露，包含了當時娛樂場所--春樓酒店、台中櫟社的成立，及在西元一九一０年四月三日台中公園舉辦了史上規模最大「全島自轉車競走」活動的愛輪會。除此之外，還有部分儀典性空間，透過擬像，把一些「效忠」的紀念物銘刻在公園的空間中，如昭忠碑、兒玉源太郎鑄像、鐵道全通式與池亭（今湖心亭）及台中神社皆為此時期重要的變遷。 全台腳踏車競賽 （賴志彰提供；轉引自林良哲，1999） 鐵道全通式日本親王休憩所 （楊川明提供，轉載自林良哲，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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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因為此次的鐵道全通式，興建台中公園湖心亭名氣大噪，加上此次全通式整理台中公園內外的街景，使得台中公園的景觀更美麗。幾篇新聞報導加上全通式的「加持」，也使得台中公園的中地機能增加了觀光的層次，成為台中市的一大名勝，更因距離車站不遠，往來交通或觀光可利用火車，使得台中公園的旅客或觀光客的腹地範圍更加擴大。 4. 後期-觀光名勝 對日本而言，台灣南國的溫暖深深吸引了日本本島人的關注，台灣總督府鐵道部發行了一本《台灣鐵道名所案內》（臺灣總督府，1908）旅遊指南，以圖文並茂的方式介紹台灣島內的熱帶景緻與風景名勝，除了記載沿著縱貫線鐵路各站的地理位置外，也詳細描寫各地自然與人文景觀，台中驛附近的台中公園正是書中描述的主角之一，搭配火車旅行，台中公園更成為到台中不能錯過的重點景點。日治時代後期在台中公園內部興建了動物園、《台灣鐵道名所案內》及中部台灣共進會。動物園提供了學校老師一座生物教學的好教室（林良哲，1999）。帶學生參拜完神社，都會順道來參觀此處。西元一九二六年在台中公園內舉辦「中部台灣共進會」2，其詳細的展覽名目如：A.行啟紀念館B.台中公園 C.物產陳列館（林良哲，1999：44-46）。除了硬體的展覽之外，公園內也有演藝館的節目表演。這些展覽無外乎就是日本政府為了宣揚其產業發展的能力，該展覽也為日本時代台灣中部一個很重要也很盛大的展覽，展覽期間吸引不少民眾前往觀賞。 5. 末期-另種政治空間再現 (1) 廣播放送塔 西元一九三五年四月一日，台中放送局成立，簡稱 JFCK，是繼台北放送局（JFAK）與台南放送局（JFBK）後成立的全台第三座廣播電台，開始了台中市的無線電廣播事業。台中公園內的放送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揮了很大的功用，在公園中設置此等施頗有在日常生活中對民眾思想潛移默化的意味，「讓民眾即使是在公園中，也不要忘記心懸皇室，為天皇效忠」（趙玲瑜， 1999）。 (2) 神社遷移 公園內的台中神社也因為日本政府想要增加台灣人民的榮譽感（林哲良，1999），將原有的縣社升格為官幣小社，此舉代表原來縣社乃地方出資供養轉變成由國庫支付祭祀費的官幣小社，其地位不僅提高許多，也正式納入中央政府的體制管轄內，也因為配合升格，台中神社於1942 年搬遷到水源地附近（今台中忠烈祠）。

（三）戰後至解嚴前中華民國時期：逃離戰敗與復興祖國的期待（西元

1945 年～）

1. 反攻大陸的暫時收容處 當時台灣回歸中華民國政府管轄，加上國共內戰，後來國民政府搬遷來台，台灣剛歷經世界第二次大戰，各地區的建築物都受到不小的摧毀，戰後民生凋蔽、百廢待興，逃離「戰敗」的國民政府把台灣當成是一個暫時棲住的地方，將來有一天一定會再復興祖國大陸領土，所以對台灣 2_{這個活動源於一九二二年仍是皇太子的昭和天皇到台中旅行，台中市為了紀念這趟旅行特別建了「行} 啟紀念館」，該館於一九二六年舉行落成典禮，所以台中市配合這個典禮也展覽了台中州的產業發展、教育活動、衛生保健、交通建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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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設或想法，都是消極且無所作為的（陳鴻圖，2011）。不僅如此，台中公園因為空地廣大，戰後因撤守來台的軍隊與家眷數量龐大，剛好可以暫棲台中公園，除了軍隊單位進駐台中公園外，也有其他政要單位暫（佔）用台中公園，比如台中氣象站、空軍精武新村、思恩堂等等。 2.「刮去重寫」－地景重塑 (1) 名稱更換 為了營造台灣人對國族意識或統治階級的服從，對地表空間的「刮除重寫」正是最好的手段。西元1946 年時台中市參議會同意將台中公園正式改為名「中山公園」，這個名稱一直延用到西元 2000 年市議會才又通過市議員黃國書提案，將名稱再次改為「台中公園」。 1903 1947 2000 台中公園中山公園台中公園 (2) 刮除「前朝」地景 台中市政府依照黨國治理的精神指標，以在中華民族的國族國家角度，認為凡是有關日本殖民時代的地景都要拆除，有關日本思想、日本精神的標語符號都要抹除，所以盡可能的將「前朝」地景刮除重寫，重新寫上當時代的治國目標，所以提案獲得市議會的通過，台中公園地景的改變如下：原有物改建物一改建物二 1912 台中神社 1947 抗日陣亡將士紀念碑（備註：紀念碑後遷至大墩土丘上兒玉源太郎銅像原址） 1975 孔子銅像 1912 後藤新平銅像 1947 孫中山塑像（戒嚴時期） 1970 孫中山塑像（解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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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於1974 年頒布了〈清除台灣日據時代表現日本帝國主義優越感之殖民統治紀念遺跡要點〉，神社在這當中被認為是具有政治意識型態的建物，指示日本神社遺跡應立即徹底清除，拆除後的神社空間除了政治性被刨除，空間的神聖性也因此蕩然無存，利用擬像，將自己的大中華主義投射在空間規劃上，取而代之是中華民國國軍抗戰陣亡將士紀念塔。國民政府播遷來台，將台灣視為反攻大陸的臨時基地，雖然如此，但為了塑造一個最有利於其統治地位的環境，對台灣民眾建構了國族意識型態，此意識型態大綱包括中國認同意識、法統神話、全民革命政黨、領袖崇拜、恐共心理及同舟共濟等幾組相互增強的語句說詞（吳金鏞，1994），在這些意識型態的推行上，公園正是這種對民眾實施歷史記憶建構的最佳場所，所以抗戰陣亡將士紀念塔的設立，其背後隱藏著對國家歷歷史記憶的重構與黨政權力的鞏固控制（周玲瑜，1999）。公園中不管是紀念碑、銅像，如後藤新平銅像、孫中山先生塑像，設立這些銅像的最終目的其實都是為了塑造一個崇拜偶像、教化民眾的政治空間。 3. 公園整頓 (1) 觀光評比第一 國民政府在台中公園內刮除了日本時代的痕跡，當然也順勢改造公園內的新物質環境，並企圖營造出一種觀光新樂園想像。西元1957 年台中市政府成立「中山公園改進委員會」，配合第十屆台灣省運動會在台中市舉辦與台灣省政府經費挹注希望改變市容，隔年（1958）開始整修公園內的老舊設施，以及設施景觀綠美化工程。後來公園大門整修、環湖道路舖設、路燈更替，煥然一新，公園吸引了大批觀光客。不僅如此，台中公園在1960 年初被台灣觀光協會評比為全省旅遊區第一名，這是台中公園設立以來獲得觀光界的首肯，也是最高榮譽的封榜（林良哲，1999）。 (2) 另類新樂園─娛樂地景再現除了搬得上台面的觀光評比外，其實台中公園也是庶民生活的新樂園。庶民生活其實展現出該都市的活力與內涵，庶民活動的多元與多層次性，更讓台中公園建構出不同的社會意義。台中公園因緊鄰內城精華區，長期以來流鶯、外籍勞工或是老年人佔領公共空間聚賭、下棋等就被認為是「公園之瘤」（趙玲瑜，1999）。既然公園屬公共空間，所以其空間使用權應是人人平等，公園內的「毒瘤問題」，其實反應非主流族群在這裡建構了另類新樂園，專屬於他們自己小群體的新樂園。雖然這些不合時宜的舉動出現在公共場合，不符大眾規範的行為，但是若以他們的角度來看，外籍勞工平常工作量大，難得可以逃避工作壓力，假日在公園內聊天小敍。或者老年人聚眾下棋，可以砌磋棋藝，也可以舒解現實家中無人陪伴的無聊，更重要的是，平常城市裡車水馬龍，沒有地方可以縱聲大唱，公園正好提供良好的 KTV 環境，只需簡單的空間移動到公園裡，隨便一個角落，就可以解放自己，創造「唯我的快樂天堂」，聲音地景的擬像，解構了生活中的真實的憂悶與虛假的快樂，「真」跟「假」的界線在公園中蕩然無存。所以說，對這群人而言，雖然無法改造自然，也無法營造新物質環境，但在日常生活裡或是精神世界，其實就屬逃離現實，躲進公園裡「做自己」是最快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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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鶯/外籍勞工的歡樂時光聲音的娛樂地景下棋

（四）近現代：逃離統治的陰影與去中國化

─以新台灣作為一個新精神世界

隨著兩岸政局的穩定，台灣本土化意識的崛起，也因國際情勢的改變，近現代台灣政府當局不再是以「光復大陸、復興中華」等為領導的首要目標，除了積極的逃離或擺脫昔日政治一統的思想與氛圍，也逐漸的去中國化，開始對台灣本土的歷史或文化開始有了新的了解與詮釋，希望以台灣做為一個新精神世界的起點，重新走出屬於台灣人的路。在台中公園的治理上，也希望不要再泛政治化，或者，讓文化注入台中公園的血脈，使台中公園做為台中市民的另一個新精神世界，以這幾年台中市政府文化局舉辦的湖心亭假日活動就是很好的指標，文化活動如火如茶的展開，其實也是去中國化的一種擬像的再現。西元 2003 年台中市政府為了慶祝台中公園開園 100 週年紀念，在公園內舉辦了一系列的文化活動，隨後西元2008 年台中公園的地標─湖心亭建亭 100 年，延續2003 年的傳統，文化局也為此舉辦慶祝活動，根據訪談文化局專員表示：「公園內的硬體設備都已經完善，缺乏的就是文化素養，所以我們認為湖心亭是台中公園人氣最旺的景點，如果把文化活動舉辦在這裡應該會有不錯的效果。雖然一開始人不會很多，而且這些觀眾流動性很高，不過我們也慢慢發現後來的幾次活動，有些人都會固定來看，這是讓我們很欣慰的事。（2010.1.20）」湖心亭假日表演的甲團體表示：「能夠在這裡表演很棒，因為平時租其他場地都要付錢，若是像我們這種學生團體很難籌出這些錢，但我們又想表演，剛好文化局提供這些機會，不僅可以秀出我們自己，也可以賺點車馬費，雖然不多，但又不需付場地、音響的錢，有夠貼心的。（2010.2.26）」 2009 湖心亭活動布袋戲演出小提琴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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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局在湖心亭的系列表演可以說是政府單位想要在公園內創造文化氛圍的最佳代表，也想利用舉辦文化活動塑造出大眾喜好的遊樂地景，文化局湖心亭假日活動承辦員表示，這些系列活動將來會持續進行，其一就是讓台中市的文化團體能夠有表演的場域，也讓這些活動能夠提升台中公園內的文化氣息。除了政府大力宣傳台中公園的美之外，公園的社會價值乃在於「城市生活節奏快速，日常生活如果在空間的規劃上留點白，對城市生活的壓力有舒解的功能」（訪談蔡厚男， 2010），台中公園的使用人群與使用性質也呈現多元化的狀態，除了遊園的旅客或市民會到湖心亭走走之外，比如遊湖、素人外拍、戲偶外拍、婚紗取景、樂器表演、折造型氣球、閒躺、棒球運動等。公園內的遊樂地景呈現多元化的樣態，透過逃避的途徑來塑造的。台中素人外拍、戲偶外拍與婚妙取景常以台中公園內的地景為取景點，這代表著公園內的景觀受到民眾喜愛，素人外拍Ａ小姐認為：「公園內的景色超漂亮，所以我就約了幾個喜歡攝影的好朋友，一起到公園這裡來拍照，不過喔，假山與假水還是要配真人才好看，所以我認為這裡拍出來的照片一定要有人，才會好看。（2010.2.26）」相較之下，戲偶外拍的Ｂ同學認為：「這裡的景色很漂亮，沒有人吵，特別是這些樹下很適合拍戲偶，不管是Ｑ版娃娃或是布袋戲的，都很適合，而且，最好不要拍到人，拍到人就太假了，我們還可以模擬布偶們是行走在草原上，很棒。（2010.2.26）」婚紗取景攝影師也認為，公園內處處都是很棒的取景點，特別是湖心亭，充滿著古色古香的氣息，顯然日本時代改造自然營造出來的新物質環境，經過時代變遷，在台中市民的心目中的地位仍然是不會改變。而且，以外拍的行為來說，公園內「類自然」的景色，是逃避過後的結果，這些取景者透過空間移動到公園內取景，素人外拍逃進了「自然」空間中拍照，與戲偶外拍一樣，逃避了人類自身的獸性與醜陋，而選擇以戲偶為代表，在公園內「自然」的時空中，都已創造出屬於他們自己的娛樂地景。婚紗取景即興街頭表演折創意氣球另一方面，對於現實世界的不滿與消極，逃進公園中人們，也創造出他們自己的娛樂地景。遊湖的Ｃ民眾認為：「在這裡遊湖，雖然這個湖有點小，但是假日來公園裡玩玩，可以自己划船，在湖中沒有其他人干擾，平日上班也很累，來公園放鬆放鬆，雖然說自己划水也很累啦，不過有趣好玩就好，不要這麼嚴肅。（2010.2.26）」現實世界的工作疲勞，似乎透過划船遊湖的動作就可以減輕消散；或者，現代社會的你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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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會透過另一種方式，在公園裡找到宣洩的出口，以摺創意氣球的Ｄ先生來說，他會到公園裡折創意氣球，並發送給路過的小朋友，他認為：

「現代的社會喔，只剩小孩子最沒心機，他們所講的話都不會騙人，也最天真，我都會利用假日或有空的時間來這裡摺氣球給小朋友們玩。這些材料與充氣的東西都是我自己款仔（準備）的，只是想來公園裡親近小朋友而已。（2010.2.26）」

在公園中透過改造自然的途徑，也為了體現自然，Phil Macnaghten 與 John Urry（1998）提出，自我身體的經驗是唯一的途徑，透過在公園中與一般工作活動不同的時間空間，以身體實踐方式替自己找到差異的空間認知，以自身的想像或認知的自然感（sense of nature）來形塑自然，Ｃ先生透露出唯有自己划船才能體會遊乘在「自然」當中，或許自己划船才是「回歸自然」，「自然」的味道在湖中才能覓得，在親自操作（do）之後，自己也親近自然了，所以說，人類逃避自然，終究還是得逃回自然。Ｄ先生更是透露出人類社會創造出醜陋的文化，是人類自身醜陋人性，公園是小朋友可以追趕跑跳的天堂，他們的純真也代表著「自然」的天性，若要接近自然，或者若要接近天堂，唯有在公園中碰到他們，與他們交往，才有可能。Ｄ先生代表著逃離混沌的欲望，營造新的物質空間，讓「自然」得以在摺氣球的自身操演過程中延續下去，也讓渴望逃避現實世界的心靈，暫時得到慰藉。划船遊湖舒適閒躺棒球比賽

結論－逃避主義與開發新樂園之辯證

段義孚認為壓力是文化自身發展的必然結果，想像是文化創新的基礎，文化就是我們逃避自然的願望以及實現這種願望的能力（Tuan, 1998），唯有透過空間移動；改造自然，營建新的物質環境，進而創造精神的理想國度。台中市從早期先住民在大墩市街的開發、清代台灣省城的構想曇花一現、日本殖民時代台中公園開園、戰後國民政府播遷來台、到今日湖心亭假日活動的舉辦，台中公園的成長伴陪著台中市的發展，與台中市民交織出不可取代的歷史記憶。清代領台，台灣成為中國大陸東南沿海居民為了逃避嚴苛的生活環境而以身體的空間移動方式逃進了台灣，隨後清廷治台的態度也從消極轉為積極，從台灣省城的設立可以看出，當權者信仰八卦陣能夠替省城帶來正面的作用，所以企圖改造現實的自然環境，營建出意識中的相生相剋的實際城型。日本殖民時代，不僅日本人從寒冷的高緯國度移到低緯溫溼的台中定居，透過空間移動「逃離」了日本本島，進而「逃避」到台灣來，也將新興的都市計畫概念引進台中，雙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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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移動與嫁接，替台中的都市形式奠定基礎。不僅如此，另一方面也積極的改造台中的自然環境，依據擬像「自然」，把「自然」搬進台中，可以看出日本人透過改造自然與營造新物質世界的手段，完成了台中市街改正的規劃，新式城市屬於人為的營造文化，逃避了自然，又想逃回自然，所以最初在市中心規劃了一座「類自然」的台中公園，當然也在公園裡擺設了動物園等娛樂性地景，此舉顯示當政者改造了自然，後來又創造了自然，莫非就是想逃離自己所創造的物質文化，或是其實是想逃避人類自身的「醜陋」；日後台中廳或台中州政府把一些具紀念性的典禮或活動也都在台中公園內舉辦，任何的物質建設最終的目的就是要傳達殖民思想，創造出一個共屬的精神世界，也就是執政者的烏托邦樂園。戰後國民政府「逃避」來台，當局者認為有天總會再回歸大陸、一心要復興祖國，所以對於台中公園的使用是粗俗不堪的，因為當時政治局勢的需求，對公園沒有多做規劃與維護，除了公家單位進駐公園外，有關「前朝」的公園地景不是被更名，就是被「刮除重寫」，比如孔子像與孫中山先生塑像的設立，此舉與日本殖民時代一樣，都是要透過營造新的物質環境，來達到控制思想的目的。隨著民風漸開與全省的觀光評比，雖然台中公園一度受到民眾的矚目與喜愛，後因管理單位缺乏長程規劃與遠見以及當時台灣的發展強調經濟成長，公園的維護與管理每況愈下。不過，近現代的台中公園由於主事者有心經營，特別從文化層面著手，透過各種文化活動的舉辦，陶冶遊園民眾，除了增進公園的藝術氣息，也企圖營造一種新型的精神世界。此外，庶民生活在逃避主義的透鏡下，在台中公園內共同營造出另一種新文化地景。日治時期，台中文人雅士們與台中公園共同譜出詩詞，詩詞的創作本身即是一種假以文詞來逃避混沌的現實世界之精神想像，創造出的詩詞也是一種娛樂地景的體現，當然更深層的來剖析，也是文人們逃避人性醜陋，甚至是自己本身的一種最好的途徑。此外，動態的自行車大會也在公園的「腳踏車專用道」競速，城市中的公園中的自行車道，就好像不自然景觀中的自然景觀，混沌的空間意義也疊加在庶民的生活記憶裡。近現代的台中公園遊樂地景的多樣化，如遊湖、外拍等娛樂地景，顯示著人們逃離了自然，終究還是得逃回自然，這兩者之間的相關輪迴，在台中公園內一直循環上演著；另外一個不協調的空間觀感，就是近現代台中公園裡的流鶯、外籍勞工與下棋的活動景觀，在這群人的認知裡，台中公園就是最好的逃避場所，外在現實環境的規約、束縛，在公園中都可以暫時卸下，也許這樣解開自我行為，解開心房／心防，就是最快樂的天堂。最後，再回歸以段義孚《逃避主義》所提的逃避對象與逃避途徑雙重向度，來討論台中公園在各階段的逃避性所衍生的文化創造，而規劃開發的新樂園設施與景象，彙整為表1。總結上述，新樂園與逃避主義兩者意義相互辯證，可互斥也可不互斥，有國家機器的意識型態樂園，也有屬於庶民社會的逃避樂園，或者可以說，矛盾的逃避主義塑造出矛盾的遊樂地景，兩者相互辯證而成。本文認為新樂園營造的手法，其實最深刻的仍是須要從庶民生活文化方面著手，而非政治意識型態的刮除疊加，或是宗教文化意義的銘刻。所以，逃避主義助長娛樂地景或新樂園的發展，娛樂地景或是新樂園則須透過逃主義來支持，文化逃向了自然，最終自然也讓文化延續，兩者其實是相互辯證而成，畢竟，「逃避是為了新樂園的創造、新樂園的大門必須藉由逃避的途徑來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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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台中公園各時期由逃避對象、逃避途徑到開發新樂園之營造內涵 時代逃避對象逃避途徑開發新樂園清領時期 1.逃離嚴苛生活環境 2.尋找新天地空間移動省城建立日據時代 1.逃離寒冷 2.逃離狹小島國疆域 3.對於溫暖南國的想像 1.自身的移動 2.殖民式的改造現實自然環境 3.營造新樂園 1.市街改正計畫、公園成立、設立動物園、單車道、神社、擴播塔、偉人鑄像 2.櫟社吟詩戰後中華民國時期 1.逃離戰敗 2.期待祖國的復興 1.空間移動 2.刮除前朝地景，重新書寫設施改名、設立偉人鑄像現代 1.逃離統治的陰影 2.去殖民化 3.以新台灣作為一個新精神世界 1.空間移動 2.創造新精神世界多元、拼貼的後現代觀光、休閒活動，如湖心亭假日活動、素人與戲偶外拍、婚妙取景、遊湖、折創意氣球

引用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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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日期：100 年 12 月 27 日修正日期：101 年 04 月 30 日接受日期：101 年 05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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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主義與開發新樂園的辯證 : 台中公園地景的型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