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為意圖、激勵、壓力對數位科技應用行為的影響

(1)

87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第三卷第三期

2010 年 8 月頁 87'""

108 行為意圖、激勵、壓力對數位科技應用行為的影響

孫仲山*劉一慧材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工業科技教育學系博士生摘要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及社會認知論為基礎，探討大學生的數位科技應用態度、認知、環境對行為意圖及應用行為之影響，同時，探討壓力、激勵因子對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模式之干擾。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以自編的「數位科技應用量表」為研究工其，以高雄縣、市及屏東縣、三縣、市之大學生為對象，採分層隨機抽樣，共獲得有效問卷 409 份，所得資料進行結構方程模式 (SEM) 分析，獲得下列結果: 一、本研究建構之科技應用行為模式整體過配指標良好，且其有良好之解釋力，而模式中認知、態度、環境、行為意圖、行為各潛在變項路徑皆存在顯著正相關，行為主要受到行為意圖所影響，而行為意圖受環境影響最大，其次為認知及態度。二、本研究經由高激勵與低激勵或高壓力與低壓力之多群組模式分析，發現雖然各群組中，行為意圖對科技應用行為皆有顯著影響，然而高、低激勵兩群組或高、低壓力兩群組模式，並無差異，亦即激勵與壓力干擾作用並不顯著。關鍵詞:行為意圖、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激勵、壓力投稿日期: 2010 年 4 月 17 日;接受刊登日期: 2010 年 8 月 13 日

(2)

88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第三卷第三期

Journal ofTechnolog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ugust,

2010,

Vol.3

No.3， pp.87~109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Behavioral Intention

,

Motivation

,

and Stress to the Behavioral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Chung-Shan Sun*

Yi-Hui Liu**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Industrial Techology Education

Nation Kaohsiung Nonnal University

**Ph.D. Student ofDepartment

ofIndus仕ial

Techology Education

Nation Kaohsiung Nonn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research employs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and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college students' attitude

,

cognition

,

and environment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 on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application

,

as well as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ference of stress and motivation to the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mode

l.

Questionnaire survey approach was adopted

to

develop the

“

Digital technology

application behavioral questionnaire." The research subjects were college

students 企om

Kaohsiung city

,

Kaohsiung county

,

and Pingtung county. The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was administered for collecting 409 valid questionnaire respons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with AMOS 17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ollected data.

Th

e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1) 也e

model's goodness fitting is fine with good explanation

powe

r.

Additionally

,

the paths of cognition

,

attitude

,

environment

,

behavioral intention

,

and all behavioral latent valuable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hat is

,

college students'

behavioral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was primarily influenced by their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the behavioral intention was influenced by the env

i.

ronment

most

,

secondly by cognition and attitude

,

and (2) the results of the multiple-group

(3)

孫仲山、劉一慧行為意圖、激勵、壓力對數位科技應用行為的影響 89

analysis

show 由at

behavioral intention had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behavior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mong all groups. 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odels of the high motivation and low motivation groups or high

s甘ess

and

low stress groups

,

indicating the interference of motivation and of

s甘ess

are not

significan

t.

Key words: behavioral intention

,

behavioral application

,

digital technology

,

motivation

,

stress

(4)

90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第三卷第三期壹、綺論 -、研究背景與動機由於科技的蓬勃發展，人類生活型態由傳統生活模式，逐漸轉為數位行動的生活型態。數位科技的多功能發展，網際網路成為資訊、娛樂與溝通的平台。行動商務、線上遊戲、虛擬商店等各種新興數位科技的應用，儼然成為現代人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數位科技的應用日益普遍，影響人類數位科技應用的因素也越趨複雜。如果能深入探討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模式，或許有助於提升數位科技之應用。

回顧有關人類行為研究中，以理性行為理論 (the。可 ofreasoned

action

;TRA) 、計畫行為理論 (the。可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強調人類的態度、主觀規範或知覺行為控制對行為意圖及行為之影響 (Ajz凹， 1991

; Fishbein

&

Ajzen

,

1975)

;而在針對科技應用行為研究中，則以科技接受模式(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必1) 為主，強調態度透過行為意圖影響行為 (Davis， 1989) 。然而，數位科技進展神述，促使社會產生多元變化，科技應用行為因而改變，人類數位科技應用行為與環境

之間有諸多互動影響。因此，結合社會認知論(social

cognitive

the。可;SCT) 的行為

觀點，主張個體的認知及環境也是影響行為的重要因素(林單滴譯，

1995 ; Bandura

,

1986; Davis

&

Luthans

,

1980) 。此外，部份實證研究發現當個人應用數位科技時，會因壓力、激勵因素增強或削弱其行為意圖對應用行為之影響(汪明生、陳正料、林錦郎， 2005; ，林少龍， 2006 ;蔡段通，

2008 ; Belfield

&

Marsden

,

2003 ; Kember

,

Hong

&

Ho

,

2008

)。基於上述相關之行為研究，多數以單一理論來研究行為棋式，缺乏整合性的理論依據，以及深入研究對行為的干擾因素。鑒於此，本研究根據科技接受模式

( Davis

,

1989

)與社會認知論 (Bandura ， 1986) 為跨理論途徑，嘗試從現有文獻回顧，建構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模式，以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對應用行為的影響為核心，探討若干對行為意圖影響的相關因素，同時探討干擾行為模式之因素。期望本研究所得結果，可作為進一步驗證人們應用數位科技的行為之基礎。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認知、態度、環境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及行為的影響。 (二)探討激勵、壓力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及行為的干擾。

(5)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 (TAM) 與社會認知 (SCT) 跨理論為基礎，據以推衍研究的概念，並選擇研究變項。科技接受模式是以理性行為理論( TRA) 為基礎，主要探討影響個人科技行為模式的因素為何，研究重點為人的行為受意圖所影響，有意圖才會產生行為，因此，研究眾焦在暸解哪些因素會影響人的意圖，屬於個人、心理認知層次，用於解釋或預測有關科技的行為。該理論主張個人行

為是以個人的知覺作為基礎，認為知覺有用性(

perceived usefulness ;

PU) 及知覺

易用(

perceived ease of use ;

PEU) 兩項信念會影響個人的態度，進而影響行為意

圖 (Davis， 1989;

Davis

,

Bagozzi

,

&Warshaw

,

1989; Djamasbi

,

Strong

,

& Dishaw

,

2010) 。

然而人的科技應用行為也深受社會及個人認知影響，社會認知論 (SCT) 主張環境、

個人認知及行為三者產生交互影響(林單渴譯，

1995 ; Bandura

,

1986; Davis &

Luthans

,

1980) 。該理論提出三角互動觀點，以個人( person) 、行為 (behavior )及環境( environment) 三者持續相互影響關條來解釋人類認知互動的學習過程。其中，在個人構面強調人的認知能力、生理特徵、信念與態度，因此，人經由直接或替代性的經驗累積知識，而觀察學習他人行為可獲得大量、整合的行為模式，人類的動機或行為也深受個人先見(認知)所影響，亦即人類在決定是否進行某行為時，會先評估自己是否能夠做到，與從事該行為的可能後果，再決定是否實行該項行為 (Bandura， 1986) 。有關人類數位科技應用行為，綜合上述相關文獻可從兩方面來分析其行為的形成:第一為個人的認知、態度、環境三者問彼此相關，且影響個人的行為意圖與行為，第二為激勵或壓力因素會干擾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對行為的影響，如圖 1 所示。若個人對該行為的認知越高、態度愈正面、環境配合度越高，則個人行為意圖將愈強，個人出現數位科技應用行為也越多，然而當行為意圖或行為表現受到壓力或激勵的干擾時，則個人的行為意圖或行為將因其影響而有降低或升高的趨勢。本研究依據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模式，提出下列兩項理論假設。一、認知、態度、環境的提高會增加個人的行為意圖反行為個人對該行為的認知越高、態度愈正面、環境配合度越高，貝IJ 個人行為意圖將愈強，個人出現數位科技應用行為也越多，因此，個人的認知、態度、環境會影響個人的行為意圖，並透過行為意圖進而影響個人數位科技應用行為。社會認知論強調認知對人類學習的重要及其決定行為日守所扮演的角色，認知能力可決定認知方向，將外界所發生的事物經由語言或想像的方式表達出來，進

(6)

92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第三卷第三期而引導其行為(宋大雍，

1983

;廖克玲， 1982) 。對數位科技應用而言，應用者除需其備應用數位科技知識外，還需自我能力的認知，亦即個人評估完成某項行為所需能力的認知，因此，認知會經由行為意圖影響科技應用行為，可做為解釋行為意圖或科技應用行為的預測變項(余泰魁，

2006

;李顯儀、吳幸生臣、王元章，

2006

;游光昭、蔡福興，

2004

;蕭志同、廖宛瑜、陳建文，

2006 ; Bandura,1986 ;

Lee

,1983)

，根據上述提出研究假設1 。從訊息處理角度而言，態度形成是個人對某一行為結果的信念及其對行為評價的連結(

Fishbein

&

Ajzen,

1975 )

，理性行動理論與計畫行為理論皆強調源自於個

人內在本身對某項行為的態度會影響個人是否從事某種行為 (Ajz凹， 1991

; Fishbein

&

Ajzen， 1975) 。以數位科技應用而言，個人對數位科技行為抱持態度越正面時，

則他從事該行為意圖就會越高，反之，當個人對於該行為態度愈負向，則行為意圖愈低。換言之，行為的態度與行為意圖的發生有直接關餘，國內外多項實證研

究發現態度愈正向，行為意圖愈強(吳盛、林東清， 2007 ;吳忠宏、蘇珮玲， 2005

;

許菁芬、賴香如， 2007 ;許義忠、余泰魁，

2006 ; Lau

&

Woods,

2008)

，根據上述提出假設 2 。個人行為除受到自我內在因素(如認知、態度)之影響外，亦會受個人所接觸環境所影響，而此環境涵蓋社會群體及物理環境。個人從事數位科技應用的原因，受重要關條人影響，重要關條人的參與使其行為意圖被強化，因而導致行為產生，這些社會群體力量主要是來自於重要關條人是否認同他的行為，比重要關條人色含:同儕、長輩或專業人士。此外，個人在考慮是否應用某項數位科技產品時，物理環境也十分重要，除考慮個人認知能力是否足以應付外，同時必須考慮其所處的物理環境是否有足夠的設備與資源提供數位科技應用所需。國內外多位學者研究，亦有相關發現，環境會影響其行為意圖，且透過行為意圖會影響個體數位科技應用的行為(林明瑞、陳柏言，2007; :郭淑珍、丁志音， 2008 ;葉國樑、黃禎貞、陳佩英，

2005 ;

Annat帥，

Holt

,&

Rice

,

2003 )

，根據上述提出假設 3 。對數位科技應用行為而言，個人對於某特定數位科技產品應用的意圖越強烈，就表示其應用該數位科技產品的行為可能性越高。行為意圖可視為個人欲從

事某特定行為的主觀機率 (Fishbein

&

Ajzen,

1975)

，亦即個人想要從事某項行為的

傾向程度。因此，提升行為意圖會使個人更願意努力嘗試、付出心力去實現該行為。國內外多位學者研究發現，行為意圖是決定行為的重要因素，亦即當個人對

應用數位科技的意圖越強，其數位科技應用行為也越高(~子泰魁，2005 ;張玲星，

(7)

孫仲山、劉一慧行為意圖、激勵、壓力對數位科技應用行為的影響的二、激勵、壓力的提高會干擾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對行為的影響當行為意圖或行為表現受到壓力或激勵干擾峙，則個人的行為意圖或行為將因其影響而有降低或升高的趨勢。當個人行為受到壓力後，會對壓力所產生的負面影響進行緩解作用，使身心得以舒緩維持平衡，對多數人而言，壓力會干擾其行為，長期在壓力情境下，其工作行為表現將降低(沈映伶、廖瑞銘，

2007

;陳建丞，

2008 ; Cohen

,

1980)

，壓力主要來自個人內在壓力及外在壓力，內在壓力意指個人內在倫理道德的限制，外在壓力主要來自周圍團體對個人行為產生的社會規範。此外，激勵因素也會干擾其行為，激勵因素之存在多數會帶給個人滿足戚，進而提升個人行為效率或激發良好的行為表現(蔡肢通，

2008 ; Belfield

&

Marsden

,

2003

)。激勵亦泊蓋兩類，來自個人的內在激勵，如成就是長及自尊心，社會的外

在激勵色含財富、權勢、社會地位。當個人想要應用數位科技時或實際應用數位科技後，會由於壓力或激勵的因素而增強或削弱其行為意圖或數位科技應用行為 (汪明生、陳正料、林錦郎， 2005 ;林少龍，

2006 ; Kember

,

Hong

,

&

Ho

,

2008)

,

故激勵與壓力可視為在行為意圖形成實際行為歷程中的重要影響因素，根據上述提出以下研究假設5 及研究假設6 。參、研究設計一、研究假設本研究以科技接受模式和社會認知之跨理論模式為基本架構，並根據前述之研究目的與理論假設，擬定六項研究假設。同時，依據六項研究假設，自變項、依變項、中介變項及干擾變項間的關靜、如圖 1 。 (一)探討認知、態度、環境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及行為的影響: 假設 1 :個人的認知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有正向影響。假設 2: 個人的態度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有正向影響。假設 3 :個人所處環境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有正向影響。假設 4: 個人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對科技應用行為有正向影響。 (二)探討激勵、壓力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及行為的影響: 假設 5 :高激勵與低激勵兩群組在行為意圖對行為模式有顯著不同。假設6 :高壓力與低壓力兩群組在行為意圖對行為模式有顯著不同。

(8)

94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第三卷第三期 HS/H6 圖 1 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模式與研究假設圖二、研究費項定 A (一)認知認知色含訊息獲得、處理、儲存與社會學習等，在現實生活中所有來自經驗性的認知，都是透過觀察他人行為所造成的結果(宋大雍，

1983 ;

廖克玲，

1982)

，本研究之認知定義為「選擇」、「操作」、「經驗」。 (二)態度態度是經由學習對人、事物或理念所採取的相當穩定與持久的評價(陳億貞譯，

2004)

，對行為的態度即個人對某一行為所抱持的正面或負面評價，本研究之態度定義為個人對某一行為的「行為信念」與「結果評價」。 (三)環境環境指個人所接觸到的周圍涵蓋社會群體及物理環境，社會群體可以視為是家人、朋友或其他人的人為環境，而物理環境則是指周圍的設備與可用資源(張春興，

1996

;廖克玲，

1982 ;

Bandu間， 1986) 。本研究之數位科技應用環境定義拈「物理環境」構面中「設備」、「提供解答環境」。 (四)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行為意圖為個人想從事某種行為的主觀機率，即想要或不想要從事某

種行為的程度，是任何行為表現的必經過程(

Fishbein

&

Ajzen,1975

)。本研

究之行為意圖定義為「行為的傾向」與「行為的主動」。

(五)數位科技應用行為

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意指使用數位化科技的行為，包含數位電視、網際網路、無線網路、行動電話、電腦、數位攝影機、衛星導航等日常生活中

(9)

孫仲山、劉一慧行為意圖、激勵、壓力對數位科技應用行為的影響 95 或政府組織中使用數位化科技的行為(鄭仁傑，

2008

;龔繼衛， 2004) 。本研究之數位科技應用行為定義為受試者使用「電腦及網際網路與無線網路」、「行動電話」、「隨身聽 (MP3 、 MP4 、 MP5)J 、「數位相機」、「電子遊樂器 (PSP 、 Wll 、 Xbox 、 pS)J 科技產品的使用頻率。 (六)激勵激勵是一種能持續激發人行為動機的心理過程，亦即激發人的積極

性。 Porter

and Lawler

(1968) 提出了綜合激勵，將激勵分為內和外激勵兩

種。外激勵物拈與績效無直接關餘的報償:金錢、名利、權勢。內激勵物則拈與績效有直接關餘的報償:如自我認可、成就戚等(俞文釗，

1996 ;

陳億貞譯， 2004) 。本研究將激勵界定為內激勵「成就戚」、「自我認可」、外激勵之「財富」、「權勢」。 (七)壓力壓力為個體對環境中具有威脅性的刺激，經認知其性質後所表現的反應，換言之壓力就是環境的刺激與個人特殊反應彼此互動的結果(張春興，

1991)

，其涉及個人主觀知覺屬於個別性、負面的情緒經驗，伴隨著可預測的生理、認知和行為上的改變(吳英瑋，

1994 ; Hayward

,

1998

)。本研究界定壓力為「內在的倫理道德」與「外在的社會規範」。三、研究對象本研究之對象以高雄縣、高雄市及屏東縣、三縣、市之大學院校(包括大學、學院)學生，屬於地區性研究，因此平均樣本數在 500 至 1000 人之間較為適當(吳明隆， 2000) 。依據教育部九十七學年度統計資料，採第二校區計入所在縣、市之方式，三縣市全部大學院校學生人數總計為 190386 人(教育部， 2009) ，抽取約1/ 350 約 551 人，研究採分層隨機抽樣方式，按母群體結構比例分配來抽取樣本，亦即依各縣市大學院校學生之分布百分比，作為抽取樣本人數之依據。本研究於 2009 年4 月隨機分別抽取高雄縣、三所、高雄市三所及屏東縣兩所大學院校學生施以問卷調查，刪除問卷中漏填過多與規律作答的廢卷，有效問卷共計 409份，有效回收率為 74.23% 。有關樣本結構，在性別方面男生占全部的 44.25%(

181

人) ，女性占 55.75% (228 人) ，在學校類別中，一般大學占全部的 55.26% (226 人)

,

技職院校占 44.74%( 183 人) ，在縣市類別屬性中，高雄市占全部的 28.61

%(

117人)、高雄縣、占全部的47.92% (196人)及屏東縣、占全部的23 .47% (96人) ，統計數據如

下表 l 所示。

(10)

96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第二卷第一期表 l 樣本結構分析摘要表類別性別學校類別縣市類別男女整一般技職整高雄高雄屏東整生生體 _大學 _院校體市 _縣 _縣、體人數(人)

181

228

409

226

183

409

117

196

96

409

百分(%)

44.25

55.75

100

55.26

44.74

咀且圓 υ

00

28.61

47.92

23

.4

7

100

田、研究工具研究工具主要是參照文獻探討結果，採用 Likert 五點尺度量表編擬「數位科技應用量表 J '問卷初稿擬定後，函請三位在公私立大學任教之學者專家填寫專家諮詢問卷，以協助確定問卷內容之過當性，建立問卷之內容效度，在專家對問卷內容典語句修正潤飾後完成正式問卷。問卷分做兩部分:一為基本資料;二為「數位科技應用量表 J '此部分研究變項包括「數位科技應用態度」、「數位科技應用認知」、「數位科技應用環境」、「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 j鼓勵」、「壓力」、「數位科技應用行為 J '問卷再經 100 份預試樣本之項目分析與信度分析，最後以 409 份問卷進行驗證性因素，檢定各觀察變項能否有效反映其潛在變頃。 (一)項目分析數位科技應用量表中，除了第 13 題(隸屬環境層面)未達顯著水準須刪除外，其於所有各題目均達顯著差異 (p=O.OO) ，表示每一題項均具有鑑別度。 (二)信度分析各分量表 Cronbach'sα 值如下: r 態度」層面為 .77; r 認知」層面為 .80

;

「環境」層面為 .81

;

r 行為意圖」層面為 .84

;

r 壓力」層面為 0.71

;

r 激勵」層面為 0.86

;

r 行為」層面為 0.68 。其中除行為層面略低，未能達到信度接受值 .70 (吳明隆，

2000)

，其餘皆符合標準，其次，總量表Cronbach'sα 值為 .87 '表示問卷各層面題目其有一致性，整體而言，量表題目屬可接受之範園。 (三)驗證性因素分析在驗證性因素分析方面，資料常態性分配考驗結果，偏態值介於-.597 到 .038之間，均未大於3 '峰度值則介於-.326到1.54 間，均未大於10 '可視為常態性資料，故選用ML估計法 (Kline， 1998) 。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模式符合適配度評鑑指標(GFI為 .96 、 NFl為 .94 、 CFI為 .97 、 CN為 292

'

(11)

RMSEA為 .04 皆符合標準)。觀察變項信度 (R

2

_值)介於

_{.22 到 .85之間，潛在}

變項之建構信度介於 .62 至IJ .83 之間;其次檢定效度，觀察變項效度 (λ) 值介於.47 到 .92 之間，潛在變項平均變異抽取量(效度) .除科技應用行為之效度稍低為.3 6· 其餘介於.49到 .72之間，皆符合標準(黃芳銘· 2004) 。科技應用行為靜、以學生實際應用各種科技產品之頻率為其觀察變頃，而學生使用各種數位科技產品(電腦及網路、行動電話、隨身聽、數位相機、電子遊樂器等)差異性較大，故造成科技應用行為該潛在變項之效度稍低，然而其各觀察變項之信、效度及科技應用行為建構信度均符合標準'故該變項仍予以保留。因此，本量表之信效度仍屬可接受之範園，詳細之數據請參閱表2 。

(12)

98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第二卷第三期表 2 觀察變項與潛在變項之信度與效度表變項 _平均數標準差觀察變項觀察變項建構信度 _{平均變異抽取量} M

SD

效度 ω 信度。的 (潛在變項信度) (潛在變項效度) 態度

.83

.72

信念

₄

_.1

₈

_.69

_.86

_.74

評價

₄

_.1

₅

_.72

_.83

_.69

鶴如

.77

.53

操作

3.84 .63

.68

.4

6

選擇

4.11 .55

.82

.67

經驗

4.08 .58

.68

.4

6

環境

_.65

.4

9

設備

_4.33

_.72

_.78

_.61

解答

_3.88

_.86

_.61

_.37

意圖

_.79

_.65

傾向

_4.28

_.63

_.81

_.66

主動

_3.79

_.79

_.80

_.64

激勵

_.81

_.69

內激勵

_3.05

_.79

_.92

_.85

外激勵

₃

_.4

₀

_.79

_.72

_.52

壓力

.83

.72

道德、

2.22 .81

.76

.58

社會

₂

.2

8 .79

.92

.85

應用行為

.62

.3

6

頻率 1

4.10 .65

.4

7 .22

頻率 2

4 .3

1 .67

.64

.4

1

頻率 3

3 .4

4 .97

.66

.4

4

(13)

孫仲山、劉一慧行為意圖、激勵、壓力對數位科技應用行為的影響 99 五、資料分析本研究以 409 份問卷為資料分析之主體，主要以 AMOS 17 版統計軟體進行結構方程模式 (SEM) 分析，首先以驗證性因素分析 (CFA) 檢定，再檢定結構模式及相關假設(台灣統計方法學會，

2006)

，最後針對干擾因素進行群組比較，其分析步聰如下: (一)驗證性因素分析 (CFA) 檢定測量模式中各觀察變項能否有致反映其潛在變頃，包含整體過配度評鑑、觀察變項信度、效度及潛在變項之建構信度、聚合效度(平均變異抽取量)與區別效度之檢驗。 (二)結構模式分析檢定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模式及其各潛在變項之關餘，包含整體過配度評鑑、研究假設 1 至 4 之檢定、路徑效果分析與整體模式的解釋力。 (三)多群體模式分析 (multiple-group

analyses)

以群組方式檢定干擾變項(陳順宇，2007) ，分別比較樣本之高激勵(前 27%) 與低激勵(後27%) 及高壓力(前27%) 與低壓力(後27%) 之群體模式是否有差其，檢定研究假設5和 6之干擾作用。肆、研究結果與討論一、認知、態度、環境對斜拉應用行為意圖是行為的影響首先針對科技應用行為模式進行模式通配度評鑑'模式指標中包含絕對過配指標、相對過配指標、簡效過配指標之三類型指標都符合評鑑指標(GFl 為 .97 、

NFl 為 .95 、 CFl 為 .98 、 CN 為 316 ， RMSEA 為 .04 'χ2/df 為1.76 皆符合標準) ，顯

示由樣本資料分析所得之模式是一個過配良好的模式，能解釋數位科技應用行為，其次驗證研究模式 1-4 假設是否成立，各變項間的路徑妓果分析及整體研究模式的解釋力。 (一)研究假設的驗證科技應用行為模式經由 SEM 估計各構面間的徑路關餘，其徑路值條採用標準化餘數，驗證研究模式中的1-4 個假設，各路徑條數分別是:認知→

行為意圖 (.22)) ;態度→行為意圖(.18) ;環境→行為意圖(

.4

9*)

;行

為意圖→應用行為 (.77*) ，上述路徑皆達到顯著水準'因此，研究假設1-4 都成立(請參閱圖2) 。上述結果顯示，對數位科技應用的認知、態度提升，

(14)

100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第三卷第三期以及週遭數位科技環境設備配合，確實能夠增進樣本學生的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而行為意圖的提高會提升數位科技應用的行為頻率，符合本研究的第一項理論假設:認知、態度、環境的提高會增加個人的行為意圖及行為。 (二)路徑效果分析由實證結果顯示: I 行為意圖」顯著受到「態度」、「認知」、「環境」的直接顯著影響，而「行為」受到「行為意圖」的直接顯著影響及「態度」、「認知」、「環境」的間接顯著影響， I 行為意圖」可視為「態度」、「認知」、「環境」對「應用行為」的一個中介變頃，亦即對大學生的數位科技應用行為而言，除了受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影響外，其應用態度、認知、環境透過行為意圖也影響到大學生的科技應用行為(如表 3 及圖 2 所示)。其次，針對各變項分析從樣本資料中發現大學生的數位科技應用行為受行為意圖影響最大 (.77) ，而大學生的行為意圖則受環境影響最大(.49)

,

以下依序為認知( .22) 及態度(.1 8 )。由此可見，行為意圖乃是影響行為之主要因素，此與國外諸多學者之理論相吻合 (Ajzen， 1991

; Fishbein

&

Ajzen

,

1975 ;

Davis， 1989) 。至於影響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之變項，以環境最高，據此推論，數位科技之應用首先需要有良好設備，因高科技日新月其進步神速，環境中設備的隨時更斬、及環境中能隨時提供使用者解答或協助，都將是影響其行為意圖的關鍵因素。此外，由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模式結構圖得知(如圖 2)' 各潛在變項對模式的

變異解釋力 (R

2

_{) 分別為: I 態度」、「認知」、「環境」對「行為意圖」的解釋力為}

58%

'而「態度」、「認知」、「環境」及「行為意圖」對「應用行為」的解釋力亦高達59% '對照國內多項實證研究發現，個人的行為，決定於個人的行為意圖，而個人的認知、態度及週遭的環境除影響個人行為意圖外，也影響其行為(吳忠宏、蘇珮玲，

2005

;林明瑞、陳柏言，

2007

;許菁芬、賴香如， 2007) 。整體而言，大學生週遭的科技環境設備越佳，對科技產品的選擇或操作有較好的認知，或對於科技應用評價較正向時，其行為意圖會越強烈，而在實際應用數位科技的行為頻率也越高。本研究之實證資料中顯示各潛在變項對整體模式的解釋力均良好，亦即本研究所建構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模式，對學生的數位科技應用行為其有良好之解釋力。

(15)

孫仲山、劉一慧表 3 潛在變項間各項效果值行為意圖、激勵、壓力對數位科技應用行為的影響 101 行為意圖應用行為直接效果直接效果間接效果應用說法口

2

.1

7

應用態度 .1

8

.14 應用增竟 .4

9

37 行為意國

.77

571至)-.1

f

尖進y

7一每〉

圖 2 科技應用行為模式圖二、激勵、壓力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及行為的干擾以多群組方式分別檢定激勵、壓力兩變項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及行為之干擾作用，在多群組分析 (multiple-group analysis) 中，分別以此兩個變項中高分組(大約前 27%)與低分組(大約後 27%)之群體為比較樣本，比較高、低分組之模式是否有差異，以檢定研究假設 5 和 6 之干擾作用(陳順宇， 2007) 。首先將 409 份樣本分群，高激勵群樣本數為 116 、低激勵群樣本數為 104 ;高壓力群樣本數為 110 、低壓力群樣本數為 112 。 (一)激勵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及行為的干擾由高、低激勵群組模式指標分析結果顯示，模式符合適配度評鑑指標 (GFI 為 .99 、 NFl 為 .97 、 CFI 為1.00 、 CN 為 509 ， RMSEA 為 .00 'χ2/df

為 .83 皆符合標準) ，顯示樣本資料之多群組模式為過配模式。針對高激勵與低激勵之群體在模式上是否有差異，以 AMOS 內設之巢型模式(

nested

model) 為分析方式，探討各種型態下模式是否有差異，其分析方式先以所有路徑都未設限制(unconstrained) 為基底模式，再分別以四種巢型模式加以探討(陳順宇， 2007) 。四種巢型模式分析設定如下: (1)測量路徑條數(

measurement

weights) 相同; (2)測量路徑條數、結

(16)

102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第三卷第三期構路徑像數(

structural

weights) 相同; (3)測量路徑靜、數、結構路徑靜、數、結構共變異數( struc仙.ral covariance) 相同; (4)測量路徑像數、結構路徑靜、數、結構誤差(

structural

residuals) 相同。經上述四種模式比較後其結果顯示，以j鼓勵而言，雖然在高、低激勵群中，行為意圖對科技應用行為之路徑值皆達顯著(分別為.71 及 .63) ，然而不論在何種模式限制下，此高、低激勵兩群組模式皆無顯著不同，亦即高激勵與低;鼓勵對科技應用行為無顯著之干擾作用(詳細統計數據請參閱表 4 與表 5) 。 (二)壓力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及行為的干擾由高、低壓力群組模式指標分析結果顯示，模式符合適配度評鑑指標

(GFI 為 .98 、 NFl 為 .96 、 CFI 為 .98 、 CN 為 279 ， RMSEA 為 .05 'χ2/df

為1. 54 皆符合標準) ，顯示樣本資料之多群組模式為過配模式。進一步探討高、低壓力之群體在模式上是否有差其，以 AMOS 內設之四種巢型模式(

nested

model) 為分析方式，發現此兩群在行為意圖對科技應用行為之路徑值亦皆達顯著(分別為.68 及 .62) ，但在各種模式限制下，此兩群組模式亦皆無顯著不同，研究假設 5 與 6 '未能成立，因此，不同的激勵或壓力對科技應用行為無顯著之干擾作用(詳細統計數據請參閱表 4 與表 5) 。綜觀以上所述，統計結果與本研究的理論假設二頗為不同，或許因為對大學生科技應用意圖及行為而言，壓力主要來自倫理道德及社會規範，因此，屬於個人內在的層面，雖然高、低壓力群組與整體模式相同其意圖對行為都有顯著性影響，但不同群組卻無差異性，也就是大學生並不會因個人的高倫理道德或外界社會高度的規範，影響他使用數位科技的意圖及行為;同時，大學生也不會因個人內在成就成及自尊心，或外在財富、權勢、社會地位的激勵而影響其使用數位科技的意圖及行為;此雖與國內外學者研究壓力、激勵的因素會增強或削弱其行為意圖及行為有所不同(汪明生、陳正料、林錦郎， 2005 ;林少龍，

2006 ; Kember

,

Hong

,&

Ho

,

2008)

，然而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比現象或許可以說明數位科技應用行為除了是一種高度自主與主觀性的行為外，在數位科技時代中，對大學生而言，科技應用行為已成為現代生活的基本需求，因此不易受到壓力與激勵所干擾。

(17)

孫仲山、劉一慧行為意圖、激勵、壓力對數位科技應用行為的影響 103 表 4 多群組棋式分析表

Model

車直 _星主

DF

CMIN

P

DF

CMIN

P

測量路徑 f學、數

3

5.88 .12

3

.4

5

.3

2

結構路徑條數

4

6.22

.1

8

4

4.67 .32

結構共變異數矩陣

5

7.37 .20

5

5.50

.3

6

結構共變異數

6

8.84

.1

8

6

5.50

.4

8 *P<0.05

表 5 激勵、壓力的干擾路徑效果分析假設徑路關條 _總樣本 _乏堂皇旦高分組低分組

5

激勵在行為意圖→應用行為

.72*

0.71 .

0.63*

6

壓力在行為意圖→應用行為

.72*

0.68*

0.62*

*P<0.05

但、結論與建議一、結論隨著數位科技應用普遍，現今人類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模式及其間的關條也越趨複雜，因此暸解影響大學生使用數位科技之因素就十分重要，在本研究中以科技接受模式 (T必的及社會認知 (SeT) 跨理論途徑為基礎，建立一個理論研究架構，並提出認知、態度、環境、行為意圖四個構面對數位科技應用行為之影響因素，同時探討壓力及激勵兩個構面是否會干擾大學生之數位科技應用行為，透過實證及資料分析，以提供學界或後續研究之參考。 (一)認知、態度、環境的提高會增加數位科技應用的行為意圖及行為本研究以 409 位大學生進行調查研究，經結構模式檢驗，從建構之科技應用行為理論模式和實際收集的資料通配情形良好，研究假設一至假設四，四條因素間影響關你已全部獲得實證資料之支持，結論如下。 1.大學生的科技應用行為意圈，受其環境影響最大，其次依序為認知及態度，換言之，欲提高大學生的科技應用行為意圖，良好的設備十分重要，同時提供數位科技應用的諮詢協助也是一個極重要的環境因素，此外，對於數位科技應用的認知愈高，態度愈正向，也會提高其數位科技應用

(18)

104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第三卷第三期意圖。由路徑條數及影響效果來看，環境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是非常大的影響因素，而態度、認知、環境三者也彼此相關。此或許是因為數位科技不斷推陳出新，對大學生而言，設備更新及環境中能隨時提供使用者解答或協助，是促使其有較高的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然而若能較了解數位科技產品的操作知識並能加以選擇過合的產品，會有較正面的經驗、評價時，科技應用行為意圖也會提升。因此，數位科技應用之態度、認知、環境三者彼此環環相扣，同時影響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基於上述，提昇大學生的認知、態度及所處環境設備，能夠顯著提高大學生的科技應用行為意圈。 2. 大學生數位科技應用行為受到行為意圖影響最大，同時，應用態度、認知、環境透過中介變項行為意圖也會間接影響科技應用行為，由影響放果來看，認知、態度、環境及科技應用行為意圖整體模式能有效解釋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換言之，大學生數位科技應用行為的產生，首先決定於個人行為意圖之高低，當個人使用數位科技應用意圖愈高時，其數位科技應用行為也愈高，而透過個人認知、態度及週遭環境之提升，會提升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因而間接影響數位科技應用行為。由此可知，欲提升大學生數位科技使用行為，應先增強其科技應用行為意圈，同時也必須增加數位科技設備，良好的設備有助於提高科技應用行為意圖，此外，大學生對數位科技產品的認知及態度也十分重要，能對數位科技有正面看法或評價，也其備選擇、操作數位科技產品的知識或經驗，會提昇大學生使用數位科技行為意圖，進而提升其數位科技應用行為。 (二)i鼓勵、壓力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及行為無干擾現象本研究經由高激勵與低激勵或高壓力與低壓力之多群組模式分析，發現雖然各群組中，行為意圖對科技應用行為皆有顯著影響，然而高、低激勵兩群組或高、低壓力兩群組模式，並無差其，研究假設五與假設六未獲支持，亦即激勵與壓力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與行為模式並不會有顯著干擾作用。此結果雖與激勵、壓力因素會增強或削弱其行為意圖及行為之理論主張有所不同，但就大學生數位科技應用行為而言，在數位時代中，科技應用已成為生活基本需求，屬個人自主性之行為，因此外界高的激勵報償如財富、權勢，或個人內在的高激勵誘因如成就戚、自我認可，皆不會干擾其數位科技應用行為之高低;此外，大學生個人內在倫理道德，或外在

(19)

孫仲山、劉一慧行為意圖、激勵、壓力對數位科技應用行為的影響 105 的社會規範同樣的也不會對其科技應用行為意圖及行為形成干擾現象，根據上述，大學生的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或許可視為一種穩定的主觀性行為。綜合言之，若要提昇大學生數位科技應用行為，首先讓學生對數位科技應用持正面的態度，同時提供良好的數位科技設備，並針對數位科技應用相關認知加以整合，進而引導提高學生主動參與的意圖，如此將促使學生有較高的科技應用行為，此外，壓力與激勵對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模式並無干擾作用，換言之，數位科技應用模式中認知、態度、環境及行為意圖才是決定行為的主要因素，且能有效解釋其行為。二、建議針對本研究之結論，及未來研究提出以下之建議: (一)由於個人對科技應用的認知、態度、環境及行為意圖會影響其數位科技應用行為，因此，若要垮養良好的數位科技應用行為，必須針對學生的科技認知設計完整的課程，並建立科技應用分享平台。以提供學生科技新知，使其具備有選擇、使用科技產品之基本能力，同時藉由分享平台的彼此交流，多給予科技使用的正面案例。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將能獲得更豐富的科技應用經驗與樂趣，垮養對科技應用正面的信念與評價，進而提升其數位科技應用行為。此外，校園中良好的科技應用環境亦十分重要，配合學生經常應用的科技產品，設計規畫良好的科技應用環境，讓學生在操作上覺得毫無阻礙、得心應手，以提升學生應用科技的意圖，在校園中形成主動積極參與科技應用的風氣。 (二)本研究發現激勵與壓力對科技應用行為意圖與行為之模式並不會有顯著干擾作用，比現象與以往學者研究結果不同。探究其因，乃因大學生的數位科技應用為穩定的主觀性行為，必須考慮個人不同的需求。因此，結合社會上數位科技業者進入校園，針對學生常接觸或戚興趣的各部分，隨時提供多元數位化資訊，使學生在日常生活中，能自然接觸各種數位化產品，提升其應用數位科技之內在動機。此外，因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對大學生數位科技應用行為雖有整體性的暸解，但因量化資料不夠深入而受到限制。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針對激勵與壓力因素，採分層隨機方式，抽取樣本，配合焦點團體及個別訪談方式，應用質性研究分析深入探討，以暸解干擾大學生數位科技應用行為之真正內泊。

(20)

106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第三卷第三期

參考文獻

余泰魁(2006) 。認知型態與網路教學課程採用行為意向之實證研究。教育與心理研究，

29(4)

,

687-717 。吳忠宏、蘇珮玲(2005) 。職前教師參與生態旅遊活動之行為意圖研究。查中教育大學學報:教育類，

19(2)

,

73-97 。吳明隆(2000) 0 SPSS統計應用實務。臺北市:松崗出版。吳英璋(1 994) 。從健康、壓力與因應談全方位的身心均衡。學生輔導，

34 '

16-29 。吳盛、林東清 (2007) 。以計劃行為理論探討資訊人員的知識分享行為。資訊管理學報，

14(2)

,

75-110 。宋大雍 (1983) 。班度若的社會學習論。中國論說，

15(11)

,

59-65 。李顯儀、吳幸姐、王元章 (2006) 。機構投資人的買賣行為與公共訊息認知差異之研究。臺灣管理學刊，

6 (1) ,

105-127 。汪明生、陳正料、林錦郎 (2005 )。政府內部顧客參與行為之研究:以都市垃圾清運業務委外素為例。公共行政學報，時， 81-129 。沈映伶、廖瑞銘 (2007) 。單次操弄壓力源、對場地制約偏好行為學習的影響效果。中

華心理學刊，

49 (4)

,

351-363

林少龍(2006) 。第一線員工處置行為之管理:壓力源、因應資源與情J.tV.承諾之角色。管理學報，

23(3)

,

367-388 。林明瑞、陳柏言 (2007) 。社區營造對居民自然保育態度、行為模式影響之探討一以南技縣、桃米生態社區為例。環境教育研究，

5(1)

,

73-129 。林草涓(譯)(1995) 0

Shaffer D.

R. (1 994) 著。社會典人格發展。臺北:心理出版社。俞文釗 (1996) 。管理心理學。臺北:五南圖書公司。張春興(1 991) 。現代心理學。臺北市:東華。張春興 (1996) 。教育心理學:三化取向的理論與實踐。臺北市:東華。張玲星 (2006) 。資訊象統發展中政治行為之意圖:以計劃行為理論為基礎之研究一 MIS 專業人員與使用者差異之比較。管理學報，

23(3)

,

347-365 。教育部 (2009) 。各級學校縣市別學生數 (97 學年度) 0 2009 年 3 月 29 日，取自

http://www.edu.tw/statistics/conten

t.

aspx?site_content_sn=8869

許菁芬、賴香如(2007) 。台北市國小高年級學生心肺復甦術知識、態度、行為意圖與教育需求研究。健康促進典衛生教育學報，妞， 127-148 。許義忠、余泰魁(2006) 。東部某大學學生上網咖意圖棋式之建構。教育心理學報，

37(3)

,

257-274 。

(21)

孫仲山、劉一慧行為意圖、激勵、壓力對數位科技應用行為的影響 107 郭淑珍、丁志音 (2008) 。嚼檳榔計程車司機的健康生活型態:社會脈絡觀點的初探。壘灣公共衛生艙誌，

27(1)

,

67-80 。陳建丞(2008) 。員工知覺的組織支持與工作績效間的中介模型研究。管理學報，

25( 3)

,

309-331 。陳)1嗔宇 (2007) 。結構方程棋式。臺北市:心理出版社。陳億貞(譯)(2004) 0

Robert J.

S.(2000) 原著。普遍心理學。臺北市:雙葉書廊。游光昭、蔡福興 (2004) 。以認知型態為基礎的網路化學習研究。教育研究實訊，

12(1)

,

51-76 。黃芳銘 (2004) 。社會科學統計方法學一結構方程棋式。臺北市:五南圖書公司。黨國樑、黃禎貞、陳佩英 (2005) 。台北市大安區圈中生永續發展行為意圖研究。健康促進暨衛生教育艙誌，

25 '

21-44 。廖克玲(1982) 。社會學習諭巨匠一班皮拉。臺北市:九晨出版社。蔡后主通(2008) 。內在動機與員工創新行為之關條: Amabile 三元交互效果及 Shin 中介效果之驗證。管理學報，

25(5)

,

549-575 。臺灣統計方法學學會主辦(2006.7.10-14) 。結構方程棋式高階應用一結構化模式尖端應用研曹營研習手冊。鄭仁傑 (2008) 。行動數位生活技術研發計畫成果與展望。電腦與通訊， 124 ， 17-22 。蕭志同、廖宛瑜、陳建文 (2006) 。博物館服務品質、認知價值、滿意度、忠誠度關條之研究:以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為例。博物館學刊，

20(2)

,

81-96 。鍾志強 (2008) 。職業棒球消費者體驗行為意圖之關條研究。大專體育學刊，

10(1)

,

35-45 。龔繼衛(2004) 。數位(科技)匯流之趨勢探討。國政研究報告，

93(4)

0 2008 年 11 月 22 日取自 http://old.npf.org.twIPUBLICATION/EC/O的 IEC-R-093-004.html 人jzen，1.

(1991). The

the。可 of

planned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

50, 179-21

1.

Anna個s，

C. ,

Holt

,

D. ,

&

Rice

,

M. (2003). Impacts of an online-supported

,

resource-based learning environmen

t:

Does one size fit a

ll?

Distance Education,

24(2)

,

141-158.

Bandu間，

A. (1986).

Social戶undations

of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η.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Belfield

,

R. ,

&

Marsden

,

D. (2003). Performance pay

,

monitoring environments and

establishment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Manpower

,

24 ,

452-47

1.

(22)

108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第三卷第三期

Cohen

,

S. (1980). After reflects of

s甘ess

on human performance and social behavior: A

review of research

and 由e。可•

Psychological Bulletin

,

88 ,

82-108.

Davis

,

F.

D. (1

989). Perceived usefulness

,

perceived ease ofuse

,

and user

accep阻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S Quarterly

,

13(3)

,

319-339.

Davis

,

T.

R. v.,

&

Luthans

,

F. (1

980). A social learning approach to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cademy ofManagemance Revie

w,

5 ,

281-290.

Davis

,

F. 且，

Bagozzi

,

R. P.

,

&

Warshaw

,

P. R.

(1

989). User acceptance of computer

technology: A comparison of two theorical models.

Management Science

,

35 (8)

,

982-1003.

Djamasbi，位，

Strong

,

D. M.

,

&

Dishaw

,

M. (2010).

A宜ect

and acceptance: 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positive mood on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

l.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

,

48(2)

,

383-394.

Fishb帥，旺，

&

Ajzen

,

1. (1

975).

Beli執 attitude，

intentions and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η and

researc

h.

Boston

,

M. A.:

Addition-Wesley.

Hayward

,

S. (1

998). Stress

,

health and psychoneuro immunology.

Psychology Revie

w,

5 (1),

16-19 。

Kline

,

R.

B. (1

998).

Principles andpractice of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Kember

,

D. ,

Hong

,

C. ,

&

Ho

,

A. (2008). Characterizing the motivational orientation of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A naturalistic study in three Hong Kong universities.

British Journal ofEducational Psychology

,

78(2)

,

313-329.

Lau

,

S. 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