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3 年 6 月
陳亮經學述義
劉芝慶
＊【摘要】
本文主旨在於分析陳亮經學的特色，以及陳亮如何以經學的角度來 看相關議題。就陳亮看來，經是載道之書，由經通史，重在因時應變， 是陳亮一貫的立場。這個立場也影響了陳亮與朱熹的王霸之辨，陳亮與 朱熹所論多有不合，朱熹重三代天理，批判漢唐人欲；陳亮則認為漢唐 雖不如三代美善，但仍有道可觀，不可全部抹殺，是以二人所論，頗有 不同。然細觀朱熹與陳亮的差異，正是因為他們看待經史的角度不同所 致，本文即是以陳亮的經學為出發點，來探討這些問題。 關鍵詞：陳亮、經學、王霸、朱熹、王通＊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一、學者眼中的陳亮
陳亮學術思想特徵為何？概觀學界對陳亮的研究，或從史學立場出 發，指出陳亮重歷史、講時變，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辨以達時措之宜， 正是陳亮歷史意識的重心；1又或是認為陳亮乃所謂「功利主義」、「事 功主義」或「英雄主義」的代表，不尚浮辭，突出事功實際，乃至於重 英雄重才氣。田浩就說在更廣、更嚴密的的意義上，陳亮可以說是功利 主義者。在漢語中，功立主義首先強調兩個相關目標：達到具體的結果、 後果（功），增大政府提供給社會的利益好處（利），陳亮的思想與此 頗為相符。2蕭公權與勞思光同樣是以這種角度來看陳亮，或曰功利思 想，或云事功學派，所言或有不同，但就講究事功實效這點而言，並無 二致。3又如牟宗三以朱陳王霸之辨的角度切入，陳亮所論者為英雄生命 才氣之震動，相較於正以誠意為主的理學家、相較於朱子純以主觀道德 論英雄，以致於不能正視生命之獨特處，忽視漢唐功業，陳亮則是企圖 綰合義利王霸為一路，其底子仍為英雄主義，故凡是英雄皆有價值，且 偏重生命強度的實然狀態，對於理性不能有積極的正視。4除此之外，也 有學者指出陳亮雖講事功，但亦不廢內心之學，因此陳亮才屢言「人心1 董平、劉宏章，《陳亮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 137-183。 盧敦基，《人龍文虎─陳亮傳》（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頁 82-91。 2 關於陳亮功利主義研究文獻的回顧，可參美‧田浩（Hoyt Tillman）著，姜 長蘇譯，《功利主義儒家─陳亮對朱熹的挑戰》（江蘇：江蘇人民出版 社，1997），頁 5-11。 3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冊）（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 司，1982），頁 493-496。勞思光，《中國哲學史》（第三冊上）（臺北： 三民出版社，2001），頁 335-346。 4 牟宗三，《政道與治道》（臺北：學生書局，1991），頁 225-250。
之正」、「心者治之原」，畢竟鍛鍊內心，正是為了以修身擴充於外在 政事，修身治國平天下，人心正而天下正。5 相比於上述的路數，目前學界對陳亮經學的研究雖不能說沒有，但 確實較少。諸如何俊就以陳亮藉由解經批判理學家的角度，來探討其儒 學建構，6董平、劉宏章則是以史學的視野涵攝經學，指出陳亮把經視為 是史的一種，將六經與諸史合為一同，陳亮的用意在於「記述天人之際 的基礎上充份體現聖人『相時宜以立民極』的根本精神。正是這種參稽 事勢之變而因時制度的精神，才是真正的聖人之道，才是《六經》之權 威性所在，堪為萬世法程。」7由此可知，不論是以經學批判論敵，還是 以經學講時變、經史同歸，這些研究都指出了陳亮經學的重要性。那麼， 值得再追問的是，陳亮看重經學，是否只能就「參稽事勢之變而因時制 度」而觀？經學在陳亮的學術思想中，與史學的關係又是什麼？若將經 學與上述所言的正心、事功、乃於朱陳王霸之變聯結，又該如何解釋彼 此間的關係？以經學來看這些觀點，又能看出什麼的意義？本文的研 究，即是以上述疑問為出發點，指出經學實為陳亮學術思想的重心之 一，由經通史，再由史而求變，但變又不能浮濫無依，而是必須權歸於 正，所以陳亮才看重正心，心正則權正，只是心又該從何「正」起？正 心的標準又在哪裡？這就有賴於理解經中所涵之道，以道修心正心，再
5 董平、劉宏章，《陳亮評傳》，頁 210-219。陳立驤，〈朱子與陳亮的歷史 評論─以「漢唐之爭」為中心的探討〉，收於盧敦基、陳永革編，《陳 亮研究─永康學派與浙江精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91-98。就文學來講，目前學界對陳亮詞學亦多有關注，論述不少，只是因 為並非本文要處理的部分，故不便於放在正文中。陳亮詞學研究，可參龔 鵬程，〈詞史上的陳亮〉、吳蓓，〈陳亮詞論〉、胡浙平，〈格高調自逸‧ 品正情亦醇─論陳亮「人格精神」及其在詩詞中的展現〉，三文皆收於 盧敦基、陳永革編，《陳亮研究─永康學派與浙江精神》。蘇淑芬，〈陳 亮政論詞研究〉，《國立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四期（2000.12），頁 165-192。 董平、劉宏章，《陳亮評傳》，頁351-379。 6 何俊，〈陳亮解經、系譜與南宋儒學的建構〉，《陳亮研究─永康學派 與浙江精神》，頁52-59。 7 董平、劉宏章，《陳亮評傳》，頁 150-151。
由正心來點化權變，如此種種，環環相扣，缺一不可。因此以經學出發， 論證其間過程，並重探朱陳王霸之辨，即本文主旨所在。
二、以經通史，因史求變─上溯王通之學
陳亮曾著《六經發題》，其中《易》一文已闕。而在其它經書中， 陳亮一再表示經書的重要性，如他說《書》是：「昔者聖人以道揆古今 之變，取其概於道者百篇，而垂萬世之訓，其文理密察，本末具舉，蓋 有待於後之君子。」8《詩》：「聖人之於《詩》，固將使天下復性情之 正，而得其平施於日用之間者。」9《春秋》也「是以盡事物之情，達時 措之宜，正以等之，恕以通之，直而行之，曲而暢之」10；《周禮》雖 經秦火，已非其全，但尚可考證內容真偽，大體來講則是「《周禮》一 書，先王之遺制具在」11；至於《禮記》一書，雖雜出漢儒之手，但就 《禮記‧曲禮》諸篇而觀，所載亦不過日用飲食、洒掃應對之常，「然 讀之使人心愜意滿，雖欲以意增減而輒不合」，是以「夫禮者，學之實 地也」12在陳亮觀點裡，六經是切合於人世，是實際可用的。因此就古 今來看，不但是垂萬世之訓，也是先王遺制所在；就人事來講，則可使 天下復性情之正，又或是適用於日用飲食、洒掃應對，這就指出了經典 不但具有聯繫當下（平施於日用之間）與過去（先王遺制具在）的功能， 還能有放諸未來的延續性（有待於後之君子）。若然如此，古代聖人遺 意，如何展現在經典當中，為時人所用，關鍵就在於明時知變，意即不 但要明當世之時，事物之理，還要懂得古代先王立政之意，因循革益而 變通，陳亮說：8 宋‧陳亮，《六經發題》，收於《陳亮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頁 82。 9 同前註，頁 83。 10 同前註，頁 85。 11 同前註，頁 83。 12 同前註，頁 84。
古之帝王獨明於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因時之宜，處 其常而不惰，遇其變而天下安之。今載之《書》者皆是也。 （《周禮》）……始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蓋以為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自是變通，至於百世而不窮， 而豈知其至此極也！13 或說經乃先王明事物之故，因時之宜而作，又或是引孔子繼周之語，以 言因損革益，這些都說明經書不止是訓詁章句的注疏學問而已，而是講 究實用的：「乃區區於章句、訓詁之末，豈聖人之心也哉！」14、「而 經生分篇析句之學，其何足以知此哉！」15六經實乃萬世法典，但萬世 法並非僵化固度不變，剛好相反，六經之旨就是講求變通的，是因時因 勢、革益求新的。《六經發題》裡雖未言《易》，但陳亮在〈告先聖文〉 就一再提及包括《易》在內的六經，他說天下之理具於《易》，治道之 本末著之《洪範》，「《詩》之喜怒哀樂，蓋學者所以用功於平時」、 「帝王繼世之用，《書》載之明矣」、「而《春秋》所以備四王之制，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16《六經》特性各有不同，如《詩》是講喜 怒哀樂，《春秋》是備四王之制，但不管如何，就其同者而觀之，六經 之重要性在於達時知事、經世致用。陳亮推崇六經，其因在此。 上述《六經發題》引《尚書》一語，事實上就舉出了一個重要消息： 「昔者聖人以道揆古今之變，取其概於道者百篇……。」以道觀古今之 變，又將道記述在《書》中，是以《書》乃載道之書，非止而已，於餘 諸經都是如此。例如陳亮在〈丙午復朱元晦秘書書〉就說「道之在天下， 至公而已矣」，接著又引《易》《禮》為說；17又例如他講《詩》是「道 之在天下，平施於日用之間」18、《春秋》則是「天道之全」19，這些都
13 宋‧陳亮，《六經發題》，頁 82、83。 14 同前註，頁 83。 15 同前註，頁 82。 16 宋‧陳亮，〈告先聖文〉，《陳亮集》，頁 318。 17 宋‧陳亮，〈丙午復朱元晦秘書書〉，《陳亮集》，頁 281。 18 宋‧陳亮，《六經發題》，頁 82。
說明了，陳亮視六經為載道之書，並且把道放在天地事物人倫日用之 中，隨著或異或同的事物不斷延續，故道並沒有超越的性質，而是因應 不同事物，變動不居，故道雖在經中，但都是著述者度時觀變之作。 除此之外，陳亮講經學，事實上是承繼著隋末王通而來，他在〈類 次文中子引〉〈書類次文中子後〉就說得很清楚，陳亮一再表明自己對 於王通的仰慕： 故夫功用之淺深，三才之去就，變故之相生，理數之相乘，其事 有不可不載，其變有不可不備者，往往汩於記注之書。天地之經， 紛紛然不可以復正，文中子始正之，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 胡足以知之哉！20 王通《續六經》至唐末便已亡佚，今只存《中說》一書。《中說》乃依 《論語》體例，為弟子記其師王通平日行言而成。相較於《論語》多論 學、論政、論禮樂，《中說》未免雜亂無章，缺乏次序，所以陳亮重新 編訂，取當時通行的阮氏本、龔氏本：「正其本文，以類相從，次為十 六篇，其無條目可入與凡可略者，往往不錄，以為王氏正書。」21但不 管是《中說》也好、《續六經》也罷，都代表了王通觀世變、察古今、 論經史的特色。就陳亮看來，經本為載道明變之書，只是後儒不明於此， 偏在章句訓詁中鑽研，以致於「其事有不可不載，其變有不可不備者， 往往汩於記注之書」，於是經書之旨一去而不返，難以復正。王通有鑑 於此，通時明變，審勢度要，其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由此可知，
19 宋‧陳亮，《六經發題》，頁 85。 20 宋‧陳亮，〈類次文中子引〉，頁 200。值得注意的是，〈類次文中子引〉 文後提到寫作時間為「淳熙乙巳十一月既望，永康陳亮書」，淳熙乙巳即 淳熙十二年（1185），文章又附有呂祖謙答書，乃呂祖謙與陳亮商榷討論。 但呂祖謙死於淳熙八年（1181），不可能在淳熙十二年還見到陳亮此文， 經束景南的考證推測，包括〈類次文中子引〉、〈書類次文中子後〉、〈書 文中子附錄後〉在內文章可能作於乾道九年（1173），而在陳亮與朱熹論 證結束之後的淳熙十二年，陳亮修改了〈類次文中子引〉，因此才有文後 的「淳熙乙巳十一月既望，永康陳亮書」。可參束景南，《朱子大傳》（北 京：商務出版社，2003），頁 613-614。 21 宋‧陳亮，〈類次文中子引〉，頁 199。
王通之續經，正如陳亮之講經，都是把經書視為通變明道之書，而不是 把經視為考證記注的技術展現。22值得注意的是，陳亮上承王通之學， 受其影響又再有發輝，所以他在與朱熹論王霸之辨時，語多鑿枘，頗不 相契，朱熹也看出陳亮此說源於王通，是以對王通亦多所非議，朱熹說： 「文中子《續經》，猶小兒豎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 崇其書。」23「世儒」謂誰，雖非明指，但陳亮尊崇王通，更特別標明 《續經》，朱熹雖不一定是針對陳亮個人批評，但將陳亮視為「世儒」 的一員（請特別注意朱熹曾要求陳亮要當「醇儒」，詳見下節），是很 有可能的。又說：「問文中子之學。曰：『它有這箇意思，以為堯舜三 代，也只與後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著。』曰：『它續詩續書，意只 如此』……曰：『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24同也樣是將 陳亮之學上溯王通。 經既為載道明變，但六經事實上又只是先秦政典，是先王度其時勢 而成，有其時代背景。若然如此，從六經完成以後到當下（陳亮的時代） 之間的千餘百年，道又在何處？又如何展現？答案即是要在史中來求， 但史與道的關係又非「以史明道」如此簡單，陳亮在此論證頗為曲折， 因為史並不能直接見道，道只在經中，故史中所見，實乃經義，也就是 六經之旨，而六經又來自於聖人先王以道揆古今之變。反過來講，經是 道之權變，由經而通史，再因史求變而明經，然後才能以經求道，論史 求經明道，是一個連續性、前後呼應的關係。陳亮先是指出道在事中， 事之外無道：
22 關於王通對陳亮的影響，目前學術界論述頗多，本文重在詳人所略，略人 所詳，因此才只就經學一項來談。二人學術思想的傳承關係，可參董平、 劉宏章，《陳亮評傳》，頁381-405。龔鵬程，《唐代思潮》（宜蘭：佛光 人文社會學院，2001），頁 54-58。何俊，〈陳亮解經、系譜與南宋儒學的 建構〉，收於《陳亮研究─永康學派與浙江精神》，頁56-59。美‧田浩 著，姜長蘇譯，《功利主義儒家─陳亮對朱熹的挑戰》，頁74-76。 23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3270。 24 同前註，頁 3269。
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塗萬轍，因事作則……。 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而人心之危不可一息而不操也……。夫 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者也。25 道在事物之間，即本節一開頭所引六經，如《詩》是平施於日用之間者、 《春秋》是盡事物之情，達時措之宜、《周禮》是先王遺制、《禮記‧曲 禮》所載亦不過日用飲食洒掃應對之常等等，此即六經宗旨所在，只是學 者卻偏重於以記注考證解經，而忽略了這個大關節、大關鍵，導致經義不 明。事實上經書宗旨正具體展現在後來的歷史中，所以陳亮才有《三國紀 年》之作，他在序中先是提到《易》《書》《周禮》《詩》之作： 昔者孔子適周觀禮，晚而有述焉。上古之初，不可詳矣，著其變 之大者，《易》所載十三卦聖人是也。至於《書》，斷自唐虞， 定其深切著明者為百篇。蓋嘗欲備三代損益之禮以待後聖，是故 之杞之宋，而典禮無復存者，故孔子屢嘆之。周封二王之後，使各 修先代之禮物，庶幾後世有考焉，夫豈知其至此極哉！於是始定《周 禮》，又刪取周家之《詩》以具其興亡，而列國之風化繫焉。26 經乃孔子刪訂編修，目的是為了達時觀變，或具興亡、列國之風，或知 三代損益之禮以待後聖。其中《春秋》又明載當時史事，為孔子傷世變 哀其世而著：「陳恒弒其君，告諸天子以及方伯而討之，可以震動天下 矣，魯君不之聽，孔子傷其變不可為也，舉其意而寓之《春秋》。」所 以「《春秋》，事幾之衡石，世變之砥柱也」27。《春秋》既載史事，亦 有寓意，是孔子觀世變而成，而陳亮又說《易》是孔子「著其變之大者」， 前引〈告先聖文〉也說天下之理具於《易》，於是《易》與《春秋》就 變成一種相即相明的關係，《易》因《春秋》而顯，《春秋》與《易》 之理相通：「故《春秋》，《易》之著者也，百王於是取則焉。」28
25 宋‧陳亮，〈與應仲實〉、〈勉彊行道大有功〉，《陳亮集》，頁 253、79。 26 宋‧陳亮，〈三國紀年序〉，《陳亮集》，頁 139。 27 同前註，頁 140。 28 同前註。
可是，不論是《春秋》《易》互通也好，又或是《詩》《書》《禮》 也罷，基本上六經都是明變載道的，後人若依此原則而作，亦能溯經求 道。但如前所言，一來學者偏重考據解經，是以經義不彰；二來後人寫 史，卻不明經義史法，以致於後來的史著不能盡情地發揮經的功能： 漢興九十餘載，司馬遷世為史官，定論述之體，為司馬氏《史記》， 其所存高矣，出意任情，不可法也，史氏之失其源流，自遷始焉。 故自麟止以來，上下千五六百年，其變何可勝道，散諸天地之間， 學者自為紛紛矣。夫善可為法，惡可為戒，文足以發其君子小人 疑似之情，治亂興衰之跡，使來者有稽焉，愈於無史矣，豈可謂 史法具此哉！29 就陳亮看來，司馬遷著《史記》，定論述之體，所存雖高，但事實上卻 失去了孔子刪修六經以展「世變之砥柱」、「具其興亡」、「深切著明」 的寓意，這種寓意其實就是觀變知時、就是明道，所以他才說司馬遷「出 意任情，不可為法。史氏之失其源流，自遷始焉」。「麟止」，指孔子 《春秋》秋魯哀公十四年獲麟絕筆，到陳亮的年代約已千五六百年，其 間紛變多矣，而學者紛紛著史，但皆不可謂史法：「豈可謂史法具於此 哉！」有鑑於此，陳亮才著有《三國紀年》，寫史論史，欲觀世變，明 其統續，正如他在〈類次文中子引〉所言：「天地之經，紛紛然不可以 復正，文中子始正之，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陳亮之著史，正是為 了續孔子之經，以史續經，在史中求得經義，然後再以經明道。30他在 自序中特別標舉《春秋》，亦是沿承孔子著史觀世的作法，《三國紀年》 又合漢魏吳以正天下、又說：「嗚呼！漢之有魏，魏之有晉，晉之有五
29 宋‧陳亮，〈三國紀年序〉，頁 140。 30 田浩就指出，陳亮意識到在歷史變遷中，「道」並非固定不變的，例如孔 子著《春秋》，因應時勢背景之故，即對三代之道或增或損。而包括孟子 與王通在內的後來學者，同樣也沿用了這種思維，是以陳亮認同王通續經 之意，即是繼承孔子事業。本文要進一步指出的是，陳亮論史，同樣也承 繼了這種思維，換言之，論史／續經／明道，是一種彼此相呼應的關係。 見美․田浩著，姜長蘇譯，《功利主義儒家─陳亮對朱熹的挑戰》，頁76。
胡，讀吾書者可知之矣！」正彷若「孔子傷其變不可為也，舉其意而寓 之《春秋》」的意義。 孔子傷其變而著經，陳亮同樣也是觀世變而論史，正如他在《漢論‧ 七制》中，先以王通之說發問：「或問曰：『文中子稱七制之主有大功， 而不言其德者，何也？』（陳亮）曰：『考論人物，要當循其世變而觀 之，不可以一律例也』。」31七制之說起於王通，據朱子所言，即漢高 祖、文帝、武帝、宣帝、光武、明帝、章帝等七人所訂定的典章制度。32陳 亮以七制為例，說明論史當循世變而觀，不可一概而論。類似的看法， 也在《漢論‧章帝》中可見，陳亮先說三代之治，忠而質，質而文，並 非故意相反，而是「變焉而迭相救也，是以變而之善，周之法悉矣」33， 其後漢高祖懲秦人煩苛之政，變之以寬仁；孝宣懲武帝虛偽之弊，變之 以總覈；光武懲韓彭之弊，變之以不任功臣，「此皆其善變焉者也」。 以變觀史，從史而得世情，是為陳亮論史之宗旨，這與孔子作經之意正 同，是以陳亮企圖上承孔子，論史正是為了續經。 由此可知，以史續經而觀其世變，正是陳亮一向的主張。反過來講， 就是經通於史。就歷程上的序列而言，經與史，經在前，史在後，孔子 著經在前，陳亮論史在後，陳亮發明孔子之意，是以續經，論史即是為 了明白孔子經中之意，在此是一個時間前後的關係，而非經史互同，經 就是史，史就是經，兩者並不相同，也非以史攝經，或是視經為史。是 以陳亮論經史間的關係，其中頗有辨證，不能簡單地將經等同史。為方 便表述，不妨以圖示說明： 道 經 史 （明變） （明變） 不論是經或史，陳亮都是以通變的眼光將之貫串，在此其中，「道」並 不是永恆不變的事物，而是因時應勢，變動不居的，這由反映在經中所
31 宋‧陳亮，《漢論‧七制》，《陳亮集》，頁 151。 32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頁 3256。 33 宋‧陳亮，《漢論‧章帝》，《陳亮集》，頁 161。
載之道便可見之，而道因明變體現在經，經同樣也藉由明變而展現於 史，道通於經，經又通於史。逆推回去，由史而明經，便可得知經中之 道。因此道與經的關係，類似經與史的關係，就「道－經」來講，經是 古人通時達變之後，展現道的載體，故經是載道之書，但經之所載，因 不同情況而有不同的呈現方式，《六經》之所以各有特色，其因正在此； 但就「經－史」來看，經是載道的，史則是經的體現，但這種體現並非 僵固不變，同樣也是審時度勢的結果，這個結果就是史。同理，每階段 的史也是不同的，是以陳亮論王霸，認為曹操與漢唐不同，也是由於這 個緣故，分析詳見下節。 此外，由史溯經，下一步才能由經通道，故經史必須互相參照才能 知「道」，陳亮在〈錢叔因墓碣銘〉就說： 洪荒之初，聖賢繼作，道統日以修明，雖時有治亂，而道無一日 不在天下也。而戰國、秦、漢以來，千五百年之間，此道安在？…… 《六經》、諸史，反復推究，以見天運人事流行參錯之處，而識 觀象之妙，時措之宜，如長江大河，渾渾浩浩，盡收眾流而萬古 不能盡也。34 道既已在《六經》中，成於戰國以前，那麼戰國秦漢以後，道又何在？ 再者，《六經》是先王因應當時而作，而自戰國以後，時勢不同，又該 如何？答案就在於要從戰國以後的歷史中（即諸史），與《六經》反復 推究，以史推求經義，由經通史，以見天運人事流行參錯、以見時措之 宜觀象之妙。 在這樣的原則之上，陳亮與朱熹開展的王霸之辨，二人論述多有不 合，各持己見，正起因於陳亮對道、經、史的看法與朱熹不同。其中陳 亮將經學視為道與史之間的重要關鍵，更是與朱熹差異甚大。更有甚 者，在陳亮的論述中，「經」與「道」失去了價值的永恆性與超越性， 這也是朱熹不能贊同的。
34 宋‧陳亮，〈錢叔因墓碣銘〉，《陳亮集》，頁 382。
三、權歸於正，正起於心─重探朱陳之辨
朱熹與陳亮交往始於淳熙九年（1182），其後書信往返，對於王霸 之辨的深入討論，則起自淳熙十一年（1184），結束於淳熙十三年 （1186）。35許多研究者皆已指出當時二人社會地位相距甚大，當時朱 熹為理學領袖，陳亮不過是一個書生，無官無職，36加上他狂豪之氣太 露，不守法度，又因唐仲友一事與朱熹產生嫌隙。37淳熙十一年陳亮入 獄，身心受創，怎料出獄後又遇強盜，根據他後來的追述：「自棘寺歸， 閉門不與人交往，以妻弟之故，一出數日，便為兇徒聚數十人而欲殺之， 一命存亡僅絲髮許，而告之州縣，漠然不應，不知今年是甚運數！」38不 但差點死在強盜手上，官府也未緝捕兇手，陳亮驚魂未定之餘，感慨自 己運數不好。朱熹收到陳亮近況告知，深感訝異，安慰數句之後，話鋒 一轉，開始教訓起陳亮的個性與行事風格，他說： 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 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 必宛轉回互，巧為之說，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為 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39 由此可見，朱熹對陳亮言行多所不滿，以致於稱其不遵法度、不樂聞儒 生禮法。朱熹又說這些話本打算當面告知，但不料陳亮遭逢厄運，禍竟35 清•王懋竑，《朱子年譜》（臺北：世界書局，1959），頁 111、133。 36 美‧田浩，《朱熹的思維世界》（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 168-169。 37 董平、劉宏章，《陳亮評傳》，頁 96-101。 38 宋‧陳亮，〈又乙巳春書之一〉，《陳亮集》，頁 271。亦可見〈又甲辰秋 書〉，《陳亮集》，頁271。關於陳亮第一次入獄經過與出獄後遇盜的經過， 可參董平、劉宏章，《陳亮評傳》，頁110-119。 39 宋‧朱熹，〈與陳同甫四〉，收於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臺北：德 富文教基金會，2000），頁 1455。
數至，可是仔細深思，事因或其來有自，也可能跟陳亮性格易招禍有關： 「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為 無以集眾尤而信讒口者矣。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 之，絀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說，而從事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 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40陳亮接到來回信，先解釋自己之所以讓 人產生「自處於法度之外」形象的原因，他說自己二十歲時與呂祖謙同 試漕臺，但不過數年，呂祖謙已高高在上，為一世師表，而自己卻落落 寡歡，名位不顯，但呂祖謙不以為忤，依舊善待他親近他，視他為友， 可是旁人卻不如此：「旁觀者皆為之嘻笑，已而嘆駭，已而怒罵。雖其 徒甚親近者，亦皆睨視不平，或以為兼愛太泛，或以為招合異類……。 而亮又戲笑玩侮於其間，謗議沸騰，譏刺百出，亮又以為之揚揚焉以資 一笑。凡今海內之所以云云者，大略皆出於此耳。」41辨解之意，極為 明顯。因此，他也不同意朱熹的建議，他認為自己與所謂醇儒本就不同， 畢竟研窮義理，辨析古今，涵養為正，他或許對此道有虧，但若就堂堂 正正，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 蛇虎豹變見而出沒」42，則陳亮自言差可勝焉，不遜於人。朱熹不瞭解 他，就不應該提出不適合他的建議，至於朱熹所謂「義利雙行王霸並用」 之說，更是有所誤會。書信往返至此，開始正式進入兩人王霸之辨的核 心。陳亮的答覆指出，從先秦孟荀論義利王霸開始，漢唐諸儒皆未能深 察，至於本朝伊洛諸公以降，以天理人欲辨析，此說方才大明，但仍有 未達，例如說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則以智力把持天下，已不公允。又 說三代專行天理，漢唐只行人欲，則更是不妥。陳亮認為漢唐亦有與 天理暗合者，是以政權能維持長久，否則的話，「千五百年之間，天 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
40 宋‧朱熹，〈與陳同甫四〉，《朱子文集》，頁 1455。 41 宋‧陳亮，〈又甲辰秋書〉，頁 268。 42 同前註。
存乎？」43因此所謂的王霸，就陳亮看來，朱熹等人的批評用來講曹操 等人還可以，但若是漢唐也是如此，就不夠公正合理：「諸儒之人，為 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冤哉！」44因為陳亮認為漢唐 之君皆是發英雄之心，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只是時有轉移，其間不 無滲漏，無法如三代做得如此完善而已，不能因為做得不盡，就完全否 定有天理的可能。45 朱熹顯然仍不同意陳亮的解釋，說他只是以成敗論英雄，看到漢唐 建立功業，就以為有道在焉。朱熹指出漢唐皇帝仍是出於人欲，假仁義 以行其私，所以不能以結果論王霸。因此若說漢唐得道，當非朱熹所能 認同：「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 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 於天地之間也」「漢唐所謂賢君，何嘗有一分氣力扶補得他耶！」46就 此來看，朱熹認為的「道」，具有永恆的客觀價值，不因人為有所增損， 不會隨著時移世易而妄自更改，47這就跟陳亮認為是因時應勢而隨時變 易有所不同。 關於王霸之說，陳亮早在太學裡寫的〈問皇帝王霸之道〉已說之甚 明，他認黃帝、堯、舜為帝道，禹湯文武因時應變用之則為王道，王道 衰，五霸迭出，則是霸道，彼此各有其道，其門多歧，「無怪乎諸子百
43 宋‧陳亮，〈又甲辰秋書〉，頁 269。 44 同前註，頁 270。 45 同前註，頁 268-269。 46 宋‧朱熹，〈與陳同甫四〉，頁 1457-1458。 47 朱熹講王霸之辨，其實也是順著他的義利之辨來講的。基本上朱熹視「道」 為人、物的性命根源，天地因之運行不已，「道」可作為人類德性價值的 形上依據，至於「義」則為天理天道的呈現，是不可參雜其它成份、是不 可變易的價值標準。所以朱熹才嚴格區別「義、利」「王、霸」之分，強 調自我德性之修養與堅持，由己身己心出發的道德動機，為義或為利，正 是「王」與「霸」的重要判準。可參傅玲玲，〈從朱熹與陳亮之辯論論朱 熹的價值觀〉，收於《哲學與文化》第卅二卷第七期（2005.7），頁 59-78。 張永儁，〈朱熹「義利之辨」之倫理價值觀探源〉，收於《哲學與文化》 第廿八卷第一期（2001.1），頁 1-10。
家之為是紛紛也。」48而孔子敘《書》、作《春秋》，上述皇帝，下貶 霸道，取法乎中，以王道用之，漢唐制度皆源於此，漢唐制度亦由史可 見，從史中又得見其淵源於經（孔子之意）。但因漢唐趨近事功，故又 不廢霸道，而是王霸雜之。而宋朝用儒以治天下，王道之說大倡，「然 而德澤有餘而事功不足」。因此他主張王道與霸道結合，皆不偏廢，「王 霸之雜，事功之會，有可以裨王道之闕而出乎富強之外者，願與諸君通 古今而論之，以待上之采擇。」49此說乍看之下，似乎正符合朱熹所批 評的「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但前已言之，陳亮不同意朱熹的看法， 他認為他講王霸，是直上直下，霸道是補王道之闕，王道又是扶正霸道。 更何況雜霸又出於王道，「謂之雜霸者，其道固本於王也。」50王霸並 非完全不相融的兩端，是可以相輔相成的，是以陳亮論王霸，有自身理 論依循，並非如朱子所言，是一昧只重成敗結果。 陳亮對王霸的看法，正源於他的經學。在前面一節已經提過，經是 通於史的，但是歷史現象複雜紛紜，因此經之道一但投射其中，往往呈 現不同的面貌。觀史者自當在多變的史事中求其經旨，以通大道，所以 就要觀勢審時度變，不能一概抹殺後代歷史，認為今不如古。畢竟道在事 中，事之外無道：「夫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者也。」51 《六經》記載了《六經》當時的事，而史又記載《六經》之後的事，經 可以明道，諸史則可以明經。也就是說，漢唐之制雖不純於王道，但是 可以輔佐王道的，王道就是三代之法，三代之法就存於《六經》裡，陳亮 說：「《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 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52先 於《六經》，但早已亡佚（或者根本只是後世學者想像）的《皇墳》《帝 典》既不得而見，則三代之道自然只能在《六經》中求，而且不以三代
48 宋‧陳亮，〈問皇帝王霸之道〉，《陳亮集》，頁 136。 49 同前註。 50 宋‧陳亮，〈又甲辰秋書〉，頁 270。 51 宋‧陳亮，〈勉彊行道大有功〉，《陳亮集》，頁 79。 52 陳亮，〈又乙巳春書之二〉《陳亮集》，頁 276。
之法統治天下，終究不正，仍屬危邦。至於兩漢之制（雜霸輔佐王道、 王霸之雜）雖屬不得已，但若不能用兩漢之制輔天下，依舊會衰亂。此 外，前引〈問皇帝王霸之道〉亦說孔子知時變而作《書》《春秋》，以 彰明王道，但後代漢唐君王同樣也要通權達變，從孔子之經中求得大 道。只是與孔子時代不同的是，漢唐君王因應不同時勢背景之故，不但 要用王道，也要以霸道補闕，這就是明變、就是因時置宜，因此宋朝正 應取法於此。更進一步來講，宋朝之所取法者，正是從漢唐歷史中所展 現的經旨而得知，而這些經旨，事實上就是載道之經─記載王道三代 之法的《六經》。 以霸道輔王道，雜霸又本於王道，就王道來講，霸道其實就是一種 權。陳亮論史，是非常重權的，因為史事人物百端多變，不可能只用一 種標準去衡量，而歷史人物行為處世，更是要講究通權達變，不能拘泥、 食古不化：「英雄之士，能為智者之所不能為，則其未及為者，蓋不可 以常理論矣。」53三代漢唐之王霸，正該由此來觀，陳亮在給朱熹的回 信中一再指出：「某大概以為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54， 三代為正道、王道，即後來孔子《六經》所言之道，故做得盡，但後代 歷史沿革變化，不可能同等於三代。漢唐君王通權明變，以霸道輔王道， 相較於三代雖做不到盡，卻也不該完全抹殺，所以陳亮又以九轉丹砂、 點鐵成金為喻，窺得史變，得知漢唐頗有暗合三代之處，是點鐵成金。 反過來講，不能因為識得三代盡善盡美，就說漢唐無絲毫可取，「不應 學力到後反以銀為鐵也。」55三代是金，漢唐是銀，銀雖不如金，仍不 可將銀作鐵。而道在三代展現，是做得盡，是金，三代之道，俱在經中； 道在漢唐展現，做得不盡，是銀，這在漢唐諸史中可見，故不能說漢唐 無道，所以陳亮才又說：「亮大意以為本領宏闊，工夫至到，便做得三
53 宋‧陳亮，《酌古論‧孔明上》，《陳亮集》，頁 47。 54 宋‧陳亮，〈又乙已春書之二〉，頁 276。 55 同前註，頁 277。
代；有本領無工夫，只做得漢唐。」56。至於漢唐諸史則是三代之道的 權變，「做得不盡」也是「做得盡」之權變，是故經雖通於史，但仍應 審時度勢，不可一昧地固執死守，而是必須知道明達時變，經史通權的 道理，「本末感應，只是一理」57。陳亮說： 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為鐵，使 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闕，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 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58 「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闕」，在於一昧地以純然道體標舉三代之 治，而不能以權變的眼光來看漢唐歷史，以致於以銀為鐵。但陳亮不止 於此，他並非隨意地講時通權變，畢竟通變或是行權，是經通於史所產 生的不同情境來講的，事實上權變仍須歸於正，不能流於詭譎狡詐：「孔 氏之家法，儒者世守之，得其粗而遺其精，則流而為度數刑名；聖人之 妙用，英豪竊聞之，徇其流而忘其源，則變而為權譎縱橫。」59「故君 子行權於正，用智以理，若庖丁之解牛。」60得粗而遺精，徇流而忘源， 當非陳亮所贊同。反過來講，權正與否，則歸於心，心正則權亦正：「夫 人心之正，萬世之常法也，茍其不役於喜怒哀樂愛惡之私，則曲折萬變 而周道常如砥也。」61人心之正為萬世之法，如此一來，即便是曲折萬 變亦不能離其宗，故曰「而周道常如砥也」。 若然如此，人心又該如何得正？這就要回到《六經》來求，經是治 心之根據，陳亮論史之所以必須歸源於經，其因在此。陳亮說《禮記》 三百三千之儀，「無非吾心之所流通也，心不至焉，而禮亦去之。盡吾 之心，則動容周旋無往而不中矣」；又說《春秋》是「文、武、周公之 政所以曲當人心者也」；順民之心，因時之宜，則是《書》；《詩》故
56 宋‧陳亮，〈又乙已秋書〉，《陳亮集》，頁 279。 57 宋‧陳亮，〈又乙已春書之二〉，頁 276。 58 同前註，頁 277。 59 宋‧陳亮，〈祭呂東萊文〉，《陳亮集》，頁 337。 60 宋‧陳亮，〈謀臣傳序〉，《陳亮集》，頁 190。 61 宋‧陳亮，〈問答下〉，《陳亮集》，頁 37。
此天下復性情之正，則是聖人之心所在。62上述所言，以經治心，或言 動容周旋無往而不中，又或是復性情之正，講究正心，於是可見。。 陳亮論王霸之辨，至此已明。因為就他看來，三代王道是《六經》 宗旨，但後來千五百年的歷史，因時勢的不同，所以不太可能出現做得 盡的三代王道。可是王道不純，不代表漢唐就是無道，事實上漢唐是有 道的，這個道則是霸道輔王道之道，王霸雜之，是出於漢唐君王從經中 權變得來的成果。與三代相比，雖做得不盡，但某種程度上來講，也算 是暗合三代，因此不可謂漢唐只是人欲而無天理、只是霸道而無王道。 在這點上，陳亮很明白與朱熹的差異處，他說「而秘書必謂漢唐並無些 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其實則是利欲場中走」63，在某種 程度上就頗為切合朱熹的意思。64因此他才要朱熹理解他的觀點，畢竟 事實就是漢唐盛世之所以存在，正在於掌握了某些道，即便這個道是藉 由通經權變而來，但道就是道，三代之道與漢唐之道、王道與王霸雜之， 或有程度的高低，但同樣都是道的一種呈現。這也是他認為自己的說法 並非反對朱熹，而是可以彌補朱熹觀點，使其更為完善的原因：「亮所 以為縷縷者，不欲更添一條路，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眇，而助秘書之 正學也，豈好為異說而求出於秘書之外乎！」65 另一方面，朱熹大致上也明白陳亮所言，如他說陳亮之意：「而其 所以為說者，則不過以為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為法，但有救時 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為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為一世英雄。」66就
62 宋‧陳亮，《六經發題》，頁 81-85。 63 宋‧陳亮，〈又乙已秋書〉，頁 279。 64 此處所謂的「某種程度」，是指陳亮理解朱熹「偶有暗合」「利欲場中走」 的意思。但朱熹並未全部否定霸道功業，李明輝早已指出，朱熹對霸者亦 多有肯定，只是這種不自覺的「暗合」並不可取，畢竟就客觀功業而論， 漢唐或可視為道的不自覺實現，因為道之運行未必皆出於人之自覺。是以 就王、霸的嚴格區別而言，非出於存心自覺者，就不能是王道。李明輝， 《孟子重探》（台北：聯經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01），頁 54-58。 65 宋‧陳亮，〈丙午復朱元晦秘書書〉，《陳亮集》，頁 281。 66 宋‧朱熹，〈與陳同甫八〉，《朱子文集》，頁 1461。
對陳亮之說頗為中契。67只是朱熹並不認可陳亮說的權變，講權變畢竟 變數太大，即便是權近於正，但正的標準為何？恐怕也是言人人殊，因 此權變很容易流於私慾者的藉口，甚至合理化自己的行為，自以為是行 正、做一套說一套：「然世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 人心不似我心。」68「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習，使義利之別不明，舜 蹠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聽，壞學者之心術。」69又或是貪圖權變，不 願意踏實做工夫：「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美，計慮之精，一 言一行偶合於道者亦蓋有之，而其所以為田地根本者，則未免乎利欲 之私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業、聖學 功夫。」70影響所及，容易變成只看結果，不問手段，以為由此入手便 可見效，不須再有省察靜心工夫，這是朱熹所擔憂的：「江西之學只是 禪，浙學卻是功利。禪學後來學者摸索一上，無可摸索，自會轉去。若 功利，則學者習之，必可見效，此意甚可憂！」71所以朱熹才主張取法 乎上，畢竟「夫人只是這箇人，道只是這箇道，豈有三代漢唐之別？」72 正因如此，朱熹就要以最高標準來講： 但古之聖賢，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頭 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場中 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 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73
67 此處說陳亮與朱熹二人對彼此論點頗為了然，但不代表二人就沒有誤解。 況且除了觀點之外，兩人攻擊對方人身性格之處，亦復不少，像是朱熹認 為陳亮缺乏道德修養，陳亮也說朱子眼界過於狹隘，缺乏知人之明：「秘 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則止於此乎？」可參美․ 田浩著，姜長蘇譯，《功利主義儒家─陳亮對朱熹的挑戰》，頁82-93。 68 宋‧朱熹，〈答陳同甫書二〉，《朱子文集》，頁 1455。 69 宋‧朱熹，〈答陳同甫八〉，頁 1465。 70 同前註，頁 1462。 71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頁 2976。 72 宋‧朱熹，〈答陳同甫八〉，頁 1464。 73 宋‧朱熹，〈答陳同甫九〉，《朱子文集》，頁 1466。
有鑑於權變之流弊，所以朱熹才要以盡善，以惟精惟一工夫來要求。關 於此點，我們可以從朱熹批評伊川「權只是經」「反歸於經」之說，再 來探討。朱熹反對程頤將經與權視為同性質的概念，他認為應該嚴格區 分二者：「權與經，不可謂是一件事物。畢竟權自是權，經自是經。」74當 然朱熹亦不否定權，他認為「權，則是那常理行不得處，不得已而有所 通變底道理」，權，是常理所行不得、是不得已而用的，但他接下來又 說：「權得其中，固是與經不異，畢竟權可暫而不可常」75，一方面說 權經不異，一方面又說權只可暫，其中所透露之權與經的關係，根據林 維杰的分析，朱熹認為經本來就可運用在現實處境上，可謂之常，並不 是都需要權宜通變，經之所以為經，其特質便在於此。但在某些特殊情 況，便有變通的可能，如「嫂溺援之於手」之類，面對這種不得已的情 境，當有權宜之舉，這也是符合經的要求，所以朱熹才說：「權者，乃 是到這地頭，道理合當恁地做，故雖異於經，而實亦經也。」76經本身 便存在著變通的可能性，這樣的經才是真正合於道的經，不得已之權早 已包含於經，故曰：「權得其中，固是與經不異。」77話雖如此，但這 種不得已之權，基本上必須是合於「經」，朱熹認為漢唐非王道，也是 因為他們的「權」，並不符合「經」。如前所言，漢唐皇帝所作所為是 出於人欲，他們所謂「仁義」，都只是包裹著自私自利之心的外衣而 已，所以陳亮把漢唐視作通權達變，亦有道存焉，就很難為朱熹所同 意。78
74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頁 987。 75 同前註，頁 990。 76 同前註，頁 988。 77 林維杰，〈知行與經權─朱熹哲學的詮釋學模式分析〉，《中國文哲研 究集刊》第27 期（2005.9），頁 205-208。 78 在朱熹與弟子的對話中，也可以見到類似的意思，他說：「今未曾理會得 正心、修身，便先要治國、平天下，未曾理會自己上事業便先要『開物成 務』，都倒了。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 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 涅而不緇』，而今人纔磨便磷，纔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功利？」宋‧黎 靖德編，《朱子語類》，頁1848。
朱熹不同於陳亮之處，不止於此，還在於他不贊同陳亮「道－經－ 史」之說。他認為道確實存於《經》，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是以道在 三代，正為天理所行，79所以人應該切實下工夫，體認貫通於天道，80但 若要從史求得經旨以通大道，則未免迂曲難行：「聖賢以《六經》垂訓， 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疏略淺 陋之子長，亦之甚矣。」81「《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 全是天理。」82「今看來漢唐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便直是說夢。」83 就他看來，陳亮的問題，是論史太多，貪多務得，84以致於不合於六經 大道，「陳同父一生被史壞了」85。當然朱熹並不反對史書，他也說： 「經書正須要讀，如史書要見事變之血脈，不可不熟。」86朱熹都看重 經書、史書，並不完全貶低偏廢某方，只是兩相比較，經書重要性則遠 大於史書，87是以經與史，自不該同等而論：「看經書與看史書不同， 史是皮外物事，沒緊要，可以劄記問人。若是經書有疑，這箇是切己病 痛，如人負痛在身，欲斯須忘去而不可得。豈可比之看史，遇有疑則記 之紙邪！」88經是切己事，相較之下，史不過是皮外物而已，一內一外， 經勝於史，此即朱熹陳亮不同之處，也是他們爭論王霸的重要因素。
79 宋‧朱熹，〈答陳同甫八〉，頁 1464。 80 傅玲玲就指出人們體證天道有「至」與「不至」的差別，後者即是「人道 息」，「人道息」即天道在人之不行也，故種種人事功業（諸如漢唐皇帝） 不過就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而已。傅玲玲，〈從朱熹與陳亮之辯論論朱 熹的價值觀〉，頁63。 81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頁 2952。 82 同前註，頁 190。 83 同前註，頁 2350。 84 朱熹就批評陳亮這一類的人：「向時有一截學者，要讀《周禮》、諸史、 本朝典故，一向盡要理會得許多沒緊要底工夫，少刻身己都自恁地顛顛倒 倒沒頓放處。」見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頁190。 85 同前註，頁 2966。 86 同前註，頁 2866。 87 自宋以來，經與史相較，則認為經精而史粗，經正而史雜，這種陋史而榮 經的說法，屢見不鮮。到了清代乾嘉漢學，經史之爭亦多所可見，可參余 英時，《中國文化史通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頁 115-117。 88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頁 189。
四、結論
陳亮經學，一向為學界較少注意的環節，其實《六經》甚為陳亮所 尊崇。畢竟《六經》明變，乃當年孔子之志，因此他仿傚王通，以論史 來續經，承繼孔子，於是「論史－續經－明道」就變成了環環相扣的連 續效應，不可躐等。他與朱熹論王霸，即是秉此思路而來，至於漢唐諸 史之所以暗合三代，正是陳亮在歷史中看到他們通權度變以求經旨，諸 如漢唐君主許多行為施政是符合義理的，這是他們本於英雄之質，上窺 三代之道（三代之道存於《六經》），然後在適應於當代時勢下的因權 適宜。雖然無法做到如三代般盡善盡美，但不管如何，依然有道存在， 因此自三代以後的千五百年間，就不能如朱熹等人所說，都是人欲橫 流、天理不行。最明顯的一個事實就是，若然如朱熹之言，漢唐只有人 欲而無天理在，那這千五百年間，為什麼漢唐還能維持政權這麼久？為 什麼人物還能賴以生息、天地還能依舊運行？仔細觀看這段歷史，又怎 能說漢唐沒有道存在？所以在漢唐幾百年的歷史中，說沒有道存在是不 大可能的。 只是這樣的漢唐之道，並非如理學家說的毫無利欲，也非《詩》《書》 中潔淨純白。相較於三代之道，漢唐只能說是做得不盡，有本領無工夫。 可以這麼說，道在《六經》，尚可說是潔白無疵，可說是做得盡、有本 領亦有工夫，但當《經》與道落在千百年的具體歷史之中，時移世易， 事物變遷，難免要行權通變，因此就產生了落差。陳亮在〈又乙巳秋書〉 裡便一再反問朱熹： 秘書以為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富貴底人，今《詩》《書》 載得如此潔淨，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為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潔 淨，革道止於革面，亦有不盡概聖人之心者。聖賢建立於前，後 嗣承庇於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潔淨。秘書亦何忍見二千年間世界塗涴，而光明寶藏獨數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時而若合 符節乎？……。點鐵成金，正欲秘書諸人相與洗淨二千年世界， 使光明寶藏長長發見，不是只靠「這些子」以幸其不絕，又誣其 如縷也。89 朱熹取法乎上，識得最高標準，用意是避免行權的流弊，因此陳亮說像 是孔子編修《六經》，是洗得如此潔淨，朱熹等人標舉此道，是可以理 解的：「正欲秘書諸人相與洗淨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寶藏長長（按：應 為「常常」）發見。」可是人心有許多不潔淨也是事實，人有邪正，事 有善惡，所以歷史上才有許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充斥其中，是故陳亮才主 張正心、權行於正。況且就他看來，不會只有理學家見得三代之道、光 明寶藏獨於少數儒者得之，歷史上的許多英雄豪傑同樣也由經見道，只 是他們或通權應變，或審時度勢，雖使得三代之道不能完全顯現於當 世，卻仍然頗有契合之處。但不管如何，都不能無視他們所為、將其排 除：「亮以為：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 為聖門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柱，人 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為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 時只以為偶合，其實不離於盲。嗟乎，冤哉！」90開眼閉眼明顯不同， 豈可認為他們都是眼盲？當他們「開眼」之時，確實也造就了盛世，大 開一世國運，漢唐就是最佳例證，豈可謂這些都是偶然合於道，不足為 觀？陳亮不肯心服，其因在此。
89 陳亮，〈又乙巳秋書〉，頁 279-281。 90 同前註，頁 279。
Chen Liang’s Exploration of the Meanings
of the Xin-Xue
Jhih-Ching Liu∗
Abstract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meaning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en Liang’s perspective on the Xin-Xue. To Chen Liang, Xin-Xue is the book of dao (truth) which could help people understand history. Therefore, studying the Xin-Xue becomes a metaphorical way to live with one’s time harmoniously. I would argue that such philosophy could be the major reason separating Chen Liang from Zhu Xi when it comes to the studies of the Xin-Xue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history.
Keywords: Chen Liang, Xin-Xue, hegemony, Zhu Xi, Wang T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