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沒有找到結果。

隱藏於日常社區傳播中的女性能動性:以旗美社區大學女性學員為例 - 政大學術集成

N/A
N/A
Protected

Academic year: 2021

Share "隱藏於日常社區傳播中的女性能動性:以旗美社區大學女性學員為例 - 政大學術集成"

Copied!
153
0
0

加載中.... (立即查看全文)

全文

(1)୯ҥࡹ‫ݯ‬εᏢཥᆪࣴ‫܌ز‬ ᅺγፕЎ ࡰᏤ௲௤Ǻ ࡰᏤ௲௤ǺЦలऍറγ. ᗦᙒ‫ܭ‬Вத‫୔ޗ‬໺ኞύ‫ޑ‬ζ‫܄୏ૈ܄‬ ᗦᙒ‫ܭ‬Вத‫୔ޗ‬໺ኞύ‫ޑ‬ζ‫܄୏ૈ܄‬Ǻ ૈ୏‫܄‬Ǻ аᄡऍ‫୔ޗ‬εᏢζ‫܄‬Ꮲ঩ࣁ‫ٯ‬ Women's hidden agency in everyday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 of female students at the Chi-Mei Community University. ݅Ֆᑪ ҇୯΋ԭ႟ ҇୯΋ԭ႟Βԃϖ ΒԃϖД.

(2) 农嫅娆ġ 农嫅娆ġ ġ ġ ġ ġ ġ 㛔婾㔯䘬⬴ㆸ炻椾⃰デ嫅䌳㵹伶侩ⷓ䘬㊯⮶ˤ䌳侩ⷓ䘬㭵奒㛔幓⯙㗗㕿伶 䣦⣏䘬⬠⒉炻侴䌳侩ⷓ⽆㭵奒⛐䣦⣏⬠佺⼴䘬㓡嬲炻⮇奢↢䣦⣏ἄ䁢ᶨᾳ⟜ ➇炻␴䣦⋨⯭㮹℔ℙ⍫冯䘬埴≽ᷳ攻炻⎗傥⬀⛐䘬斄倗⿏炻⚈㬌ㇵ㚱㛔䞼䨞䘬 㚨⇅㥳゛ˤġ ġ ġ ġ ġ デ嫅㕡⾝叙侩ⷓ␴䚏⳸嗕侩ⷓ⛐㛔䞼䨞㍸㟰⎋娎␴婾㔯⎋娎ᷕ炻䴎Ḱㆹ姙 ⣂⮞屜䘬⺢嬘ˤġ ġ ġ ġ ġ デ嫅㕿伶䣦⣏⻝㬋㎂ᷣả⛐姒婯ᷕ㍸愺ㆹ炻䣦⋨ℏ⁛㑕䘬䚠斄䞼䨞炻⮵㕤 䣦⋨䳬䷼⽆ḳ䣦⋨≽⒉䘬慵天⿏炻嬻ㆹ⽆⍇㛔夷䔓䘬䵚嶗⁛㑕柀➇炻廱⎹䞼䨞 䣦⋨ℏ䘬Ṣ晃⁛㑕炻᷎⼿⇘姙⣂ᷳ⇵ᶵ㚦゛⁷⇘䘬㓞䨓ˤġ ġ ġ ġ ġ デ嫅楖⮷厚⮷⥸␴啵伶晭侩ⷓ炻⛐䞼䨞⇅㛇㍍⍿ㆹ䘬姒⓷炻䴎Ḱㆹ姙⣂⿅ 侫㕡⎹ˤġ ġ ġ ġ ġ デ嫅䣦⣏㇨㚱ⶍἄṢ⒉炻⛐䘦⾁ᷳᷕ炻怬天⋼≑ㆹ忚埴䞼䨞炻㍸ὃㆹ暨天 䘬⸓≑␴⺢嬘ˤġ ġ ġ ġ ġ デ嫅ㇳⶍ偍䘪䎕ˣ㱽⼳䎕ˣ㱡䔓䎕ˣ㚠㱽䎕␴⭊⭞㮹嫈䎕䘬侩ⷓᾹ␴⬠⒉ Ᾱ炻ẍ⍲⚃ỵ⤛⿏⬠⒉⍿姒侭⍲℞奒⍳ˤṾᾹ䘬䓇␥㓭ḳ嬻ㆹ䌚⼿姙⣂┇䘤炻 ᶵ⎒㗗⛐忁ᾳ䞼䨞ᶲ炻ḇ⊭㊔㛒Ἦㆹ冒⶙㈽ℍ䣦⋨䚠斄ⶍἄ㗪炻嬻ㆹ㑩㚱庫䁢 ⣂⃫␴䳘兑䘬奨⮇奺⹎ˤġ ġ ġ ġ ġ 㚨⼴䈡⇍デ嫅ㆹ䘬䇞㭵␴㚳⍳Ᾱ炻ṾᾹ⛐㛔䞼䨞忚埴䘬忶䦳墉炻㭷䔞ㆹ怕 忯䒞柠䘬㗪῁炻ᶵ㕟䴎Ḱㆹ斄⽫␴ㇻ㯋ˤ嫅嫅炻ㆹッἈᾹ炰. ġ ġ ġ ŝŝ .

(3) 㐀天ġ 㐀天ġ. ġ ġ ġ ġ 㛔䞼䨞⽆⺋佑䘬䣦⋨⁛㑕奨溆↢䘤炻㍊妶⁛䴙䣦㚫䳸㥳旸⇞ᶳ䘬䣦⋨⶚⨂ ⤛⿏炻⤪ỽ⯽䎦⤡Ᾱ䘬傥≽⿏⽆⭞⹕ˬ崘↢Ἦ˭ 炻᷎ᶼㆸ䁢䣦⋨⣏⬠␴⛐⛘䣦 ⋨䓊䓇忋䳸䘬ᷕṳ奺刚ˤ⛐⶚⨂⤛⿏䘬ᾳṢ傥≽⿏㕡朊炻䞼䨞侭䘤䎦㟡㒂⤛⿏ ㇨㑩㚱䘬屯㸸ⶖ䔘炻㚫⼙枧⤡Ᾱ冒ㆹ⭂ỵ⋼⓮䘬㕡⺷ˤ℞ᷕ冒ᷣ⿏ℏ晙䘬⤛ ⿏炻ἧ䓐Ḯˬẍ徨䁢忚˭䘬㇘埻炻㚱シ嬀ㆾ䃉シ嬀⛘檮≽Ḯ⁛䴙ˬ岊⥣列㭵˭ 䘬冒ㆹ⭂ỵˤ侴⛐⤛⿏䘤㎖傥≽⿏䘬忶䦳墉炻⤡Ᾱḇ⯽䎦↢ᶨ䧖満㚫䞍嬀㧋尴 ʇʇ⎴䎮⽫␴䥖䈑䴻㾇ˤ忁ṃ満㚫䞍嬀䘬忳䓐炻ἧ⤡Ᾱ⼿ẍ⛐⭞⹕␴䣦⣏䘬⟜ ➇炻㈖㺼㧳㦹凔䘬奺刚炻⛐ねデⰌ朊ᶲ⺢䩳崟⮵䎕䳂ˣ䣦⣏冯䣦⋨䘬普橼娵⎴炻 ẍ⍲⎗塓䓐㕤⌛㗪≽⒉䘬Ṣ晃䵚䴉ˤ侴⤡Ᾱḇ㚫ẍ冒⶙䘬䞍嬀䴻槿䁢➢䢶炻⮯ 䣦⣏䘬䎮⾝廱⊾䁢⤡Ᾱ㇨娵⎗䘬℟橼埴≽ˤġ ġ 斄挝⫿烉 斄挝⫿烉䣦⋨⁛㑕ˣ 䣦⋨⁛㑕ˣ傥≽⿏ˣ 傥≽⿏ˣ斄Ὢ傥≽⿏ˣ 斄Ὢ傥≽⿏ˣ≽⒉ˣ ≽⒉ˣ⤛⿏ᷣ佑ˣ ⤛⿏ᷣ佑ˣ䣦⋨埴≽婾ˣ 䣦⋨埴≽婾ˣ満 㚫䞍嬀ˣ 㚫䞍嬀ˣ㖍ⷠ䓇㳣㓧㱣䎮婾ˣ 㖍ⷠ䓇㳣㓧㱣䎮婾ˣ䥖䈑䴻㾇ġ 䥖䈑䴻㾇ġ. ŝŝŝ .

(4) Abstract. The idea of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is not limited to the use of community media. In a broader perspectiv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everyday life should also be identified as a sphere of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my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of four married women who took courses in Chi-Mei Community University. From their cases, the agency of married women who lived under traditional social restraints was distinctively uncovered. As long as these female students found their own way out of domestic life, they voluntarily became mediators in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They helped Chi-Mei staff not only in running courses more smoothly but also in building rapport with local inhabitants successfully. All these female students identified themselves with the roles of "wives and mothers." However, based on the different resources they acquired, they developed various tactics in the re-negotiation of self-identities during the post-parental period. In one case where the husband had more power over his wife, the wife swiftly came up with strategic approaches that instead helped her gain the advantages over her husband (sometimes even without his knowing it). With this kind of wit cultivated from daily communications, while studying in Chi-Mei Community University, these married women even foster certain tacit knowledge which can be defined as "empathy" and "gift economy". By making use of tacit knowledge, these women translated the concepts advocated by Chi-Mei staff into real actions. And they were able to mobilize their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in taking these actions as well. Yet they did not associate their voluntary contributions with the abstract concepts, but attributed the actions to their sense of. ŝǀ .

(5) belongings as a community with Chi-Mei and the people whom they admired. These female students actually underestimated their importance in community mobilization. In fact, after Typhoon Morakot seriously damaged southern Taiwan in August 2009, the community networks fostered by women’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played crucial roles in delivering materials to those victims in need. This was a good example of how the loosely connected networks could be activated at some critical moment while community mobilization is urgently required.. Keywords: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agency, relational agency, mobilization, feminism, community mobilization theory, tacit knowledge,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gift economy                     . ǀ .

(6) 䚖抬ġ 䚖抬ġ 䫔ᶨ䪈ġ 䫔ᶨ䪈ġ 䞼䨞≽㨇ġ 䞼䨞≽㨇ġ 䫔ᶨ䭨烉ỵ㕤䣦⋨㪲≃㟠⽫ẍ⢾䘬⤛⿏傥≽⿏…………………………….….1 䫔Ḵ䭨烉⽆䣦⋨⁛㑕奺⹎㍊妶⤛⿏ᾳṢ⇘⼊ㆸ佌橼ᷳ傥≽⿏…………….….4 䫔ᶱ䭨烉⓷柴シ嬀烉㈦↢晙啷⛐䣦⋨⁛㑕ᷕ䘬⤛⿏ᾳṢ⇘普橼ᷳ傥≽⿏ȹẍ 㕿伶䣦⣏⤛⿏⬠⒉䁢䞼䨞⮵尉.……...……………….…………………………8 䫔Ḵ䪈ġ 䫔Ḵ䪈ġ 㔯䌣⚆栏ġ 㔯䌣⚆栏ġ 䫔ᶨ䭨烉⺋佑䣦⋨⁛㑕ᷕ䘬⤛⿏傥≽⿏…………………………….…………11 ᶨˣ⤛⿏䘬ᾳṢ傥≽⿏冯ἄ䁢佌橼㗪䘬普橼傥≽⿏………………………...9 Ḵˣ⺋佑䣦⋨⁛㑕䘬⭂佑…………………………………..……………..….16 ᶱˣ娵䞍Ⰼ㫉烉⛐⛘䞍嬀冯➢㧉䘬㔯⊾廱嬗……..…………………………20 ⚃ˣ娵⎴Ⰼ㫉烉⤛⿏䣦佌⺢䩳普橼ねデ娵⎴………………………………..25 䫔Ḵ䭨烉⎘䀋䣦㚫傰䴉ᶳ⤛⿏傥≽⿏ᷳ⯽䎦……………………………..…..27 ᶨˣ⎘䀋⤛⿏⛐ᶵ⎴䣦⋨䘤⯽昶㭝㈖㺼䘬奺刚……………………………28 Ḵˣ⮷䳸……………………………………………………………..………...35 䫔ᶱ䭨烉䣦⋨⣏⬠ἄ䁢⯽䎦⨎⤛傥≽⿏䘬⟜➇…………………..…………..35 ᶨˣ䣦⣏ἄ䁢忋䳸䣦⋨ℏ⢾䵚䴉䘬㧳㠩………………..…………………..36 Ḵˣ䣦⣏⤛⿏⬠⒉⯽䎦䘬ᾳṢ⇘普橼ᷳ傥≽⿏……………………………39 ᶱˣ⮷䳸………………………………………………………………………42 䫔⚃䭨烉ẍ彚㛹✳䣦⋨⣏⬠ˬ㕿伶䣦⣏˭⤛⿏⬠⒉䁢䞼䨞⮵尉……………….43 ᶨˣ⽆⍵㯜⹓⇘㕿伶䣦⣏ˬ⎹彚㛹⬠佺ˣ嬻彚㛹⬠佺˭……………………43 Ḵˣ䞼䨞侭怠㑯㕿伶䣦⣏ἄ䁢奨⮇⟜➇䘬㶝㸸冯䞼䨞⓷柴廱⎹…………46 ᶱˣ䞼䨞⓷柴…………………………………………………………………48 䫔ᶱ䪈ġ 䫔ᶱ䪈ġ 䞼䨞㕡㱽ġ 䞼䨞㕡㱽ġ ǀŝ .

(7) 䫔ᶨ䭨烉屯㕁吸普㕡㱽………………………………………..………………..52 ᶨˣ㶙⹎姒婯㱽…………………………………………….………………...52 Ḵˣ⍫冯奨⮇㱽…………………………..…………………………………..54 䫔Ḵ䭨烉屯㕁↮㜸㕡㱽—䳖㟡䎮婾…………………………………………....55 䫔ᶱ䭨烉䞼䨞⮵尉…………………..…………………………………………..57 ᶨˣ䫔ᶨ昶㭝屯㕁吸普烉␴䣦⣏ⶍἄṢ⒉⺢䩳斄Ὢ………………………..57 Ḵˣ䫔Ḵ昶㭝屯㕁吸普烉姒婯䣦⣏⤛⿏⬠⒉……………………………..…58 䫔⚃䭨烉䞼䨞旸⇞.................................................................................................59 䫔⚃䪈ġ 䫔⚃䪈ġ ġ 冒ㆹ⭂ỵ⋼⓮䘬ᾳṢ 冒ㆹ⭂ỵ⋼⓮䘬ᾳṢ傥≽⿏ ᾳṢ傥≽⿏ġ 傥≽⿏ġ 䫔ᶨ䭨烉 ˬ婘˭㚫Ἦ䣦⣏ᶲ婚烎ʇʇ䣦⣏⬠佺䘬䃉⼊攨㩣……………………62 ᶨˣ㗪攻攨㩣……...……………………………..…………..……………….62 Ḵˣ䴻㾇攨㩣…………………………………………..……………………..65 ᶱˣ⮷䳸烉ẍ⚃ỵ䨢ⶊ㛇&ᷕ䓊昶䳂⶚⨂⤛⿏⬠⒉ἄ䁢䞼䨞⮵尉…………66 䫔Ḵ䭨烉⤡Ᾱ⤪ỽˬ崘↢Ἦ˭烎……………….………………………………....67 ᶨˣℏ晙䘬冒ᷣ⿏……………………………………………………………68 Ḵˣ⢾栗䘬冒ᷣ⿏……………………………………………………………78 ᶱˣ⮷䳸……………………………………………………………………….83 䫔Ḽ䪈ġ 䫔Ḽ䪈ġ ġ 䣦⋨⶚⨂⤛⿏䘬⛐⛘䞍嬀ġ 䣦⋨⶚⨂⤛⿏䘬⛐⛘䞍嬀ġ 䫔ᶨ䭨烉ῷ慵ねデ朊⎹䘬⤛⿏⬠佺䴻槿………………………………………85 䫔Ḵ䭨烉⤛⿏⬠⒉䘬忋䳸⺷䞍嬀烉⺢䩳⛐ねデⰌ朊䘬満㚫䞍嬀……………..89 ᶨˣẍ⎴䎮⽫䁢➢䢶䘬㔯⊾廱嬗……………………………………………89 Ḵˣ德忶䥖䈑䴻㾇⺢䩳Ḻよ斄Ὢ……………………………………………93 ᶱˣ⮷䳸………………………………………………………...……………100 䫔ℕ䪈ġ 䫔ℕ䪈ġ ⽆ᾳṢ⇘普橼傥≽⿏䘬廱⊾忶䦳ġ ⽆ᾳṢ⇘普橼傥≽⿏䘬廱⊾忶䦳ġ 䫔ᶨ䭨烉⬠⒉ἄ䁢䣦⣏忚ℍ䣦⋨䘬ᷕṳ……………………………………...102. ǀŝŝ .

(8) ᶨˣ䣦⣏慵㕘㐠䳊冯䣦⋨㹅忂䘬㕡㱽……………………………………..102 Ḵˣ䣦⣏⤛⿏⬠⒉⋼≑ˬ廱⊾˭&冒ㆹ➡≃…………………………………106 䫔Ḵ䭨烉䣦⣏⤛⿏⬠⒉⛐≽⒉朊䘬ᷕṳἄ䓐……………………………..…111 ᶨˣ⭞⹕ℏ悐䘬≽⒉………………………………………………………..111 Ḵˣ䣦⣏⟜➇䘬≽⒉烉㩗朊ᶳ䘬䥖䈑䴻㾇ㆸ䁢≽⒉➢䢶…………………118 ᶱˣ廱⊾䣦⣏䎮⾝䁢℟橼埴≽……………………………………..………121 ⚃ˣ⮷䳸……………………………………………………………………..128 䫔ᶫ䪈ġ 䫔ᶫ䪈ġ ġ 䳸婾ġ 䳸婾ġ 䫔ᶨ䭨烉䞼䨞䘤䎦……………………………………………………………..129 䫔Ḵ䭨烉䞼䨞旸⇞␴㛒Ἦ䞼䨞⺢嬘…………………………………………..134 ⍫侫㔯䌣 ġ ⍫侫㔯䌣………………………………………………………………….………137ġ 㔯䌣. ǀŝŝŝ .

(9) 堐䚖抬ġ 堐䚖抬ġ 堐ᶨġ ġ 㕿伶䣦⣏㬟⸜⬠⒉⟙⎵Ṣ㔠䓟⤛㭼ἳ…...………………………………48ġ 堐Ḵġ ġ 䞼䨞㝞㥳……………………………………………………………...........59 堐ᶱ ⚃ỵ⤛⿏⬠⒉側㘗㭼庫…………………………………………………...66 堐⚃ ⸛⛯㔁做⸜㔠炻㊱↢䓇ᶾẋˣ⿏⇍ˣ㕷佌↮…………………………...…..80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ŝdž .

(10) ⚾䚖抬 ⚾ᶨ 㕿伶䣦⣏⬠⒉ẍ⤛⿏␴徨ẹṢ⢓⯭⣂..……………………………………63 ⚾Ḵ 㱡䔓䎕ᶲ婚ね⼊…………………………………………………………..…87 ⚾ᶱ ㇳⶍ偍䘪䎕ᶲ婚ね⼊………………………………………………………123 ⚾⚃ ⭊⭞㮹嫈䎕 101 ⸜㗍⬋䎕ㆸ㝄⯽㺼↢…………………………………….125. dž .

(11) 第一章 研究動機 第一節: 第一節:位於社區權力核心以外的女性能動性 台灣女性在社會運動和社區運動之中扮演的角色,從大眾傳媒的再現來看, 經常侷限於單一且刻板的形象。 例如在 2010 年到 2011 年之間,當透過社交網站發起的民主運動與社會運 動,如「阿拉伯之春」和「佔領華爾街」等,於全球各地風起雲湧。美國時代雜 誌甚至將「示威者」 (The Protesters)選為 2011 年的年度風雲人物,理由是「這 些人重新定義了人民力量」 (沈雅雯,2011 年 12 月 29 日) 。網路普及率極高的 台灣,不遑多讓搭上了這股網路動員熱潮。台灣社運團體選出的台灣「2011 社 運風雲人物」中,除了反國光石化運動的彰化環保聯盟理事長蔡嘉陽,另有一位 農村女性洪箱獲選。 但在中央廣播電台的報導中,這位農村女性是以「苗栗灣寶農地徵收事件受 害者」以及「傳統婦女」的角色登場: ……至於洪箱,則是位傳統婦女,為了農地徵收事件而勇敢站出來,從與世 無爭的農民成為捍衛家園的公民,展現了台灣農民的生命力。洪箱在聽到自己獲 選時,直說這沒什麼,她只是想要安分地當個農民;上街頭抗議只是為了守護家 園。 (沈雅雯,2011 年 12 月 29 日) 在主流媒體將洪箱形塑為模糊的「傳統農村婦女」形象之報導框架下,未試 圖解釋其作為一個農村女性的能動性,指出她究竟透過哪些機制與過程來參與社 運動員,而僅是將她描繪為普遍農民群體中的一員。 然而,根據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企劃課課長張雅雲(2011)以及公視文 字記者胡慕情(2013)的說法,發動組成灣寶社區自救會的洪箱不只是一位「傳 統婦女」 ,她曾擔任過民意代表,此外還是灣寶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從去年到今年,不論是灣寶社區北上抗爭、田間農事勞動和社區公共事務參 與,會發現都有灣寶社區婦女投入的身影,而擔任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的洪箱往 -1-.

(12) 往也是行動中的發言代表。 (張雅雲,2011) 除此之外,洪箱還是一位「社區媽媽」 。灣寶社區中,社區媽媽們平日參與 社區的公共事務,而這類社區事務多半是傳統家庭母職的延伸,如在每年的灣寶 西瓜節上,為幾百位參與者準備午餐和茶水、幫忙做接待等(同上引) 。這些以 社區為單位、女性個人為核心來經營的人際網絡,使灣寶社區得以動員起來,進 而成為抗爭性社會運動的基礎。 上述這類融入日常生活的社區動員,雖然不及抗爭性的社會運動來得顯著, 卻構成了抗爭性社會運動動員的基礎網絡,當中女性往往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 色。像洪箱扮演多重角色的案例,可說是台灣社區營造歷史積累,所造就的農村 婦女參與社區事務的「服務者」之典型。不過洪箱同時擁有社區「領導者」的權 威性,屬於接近社區權力核心的人物。只是這些複雜的角色扮演,卻未能在主流 媒體上被具體呈現,僅是籠統地被包覆在「傳統婦女」的外衣之下。 回顧過去在社區發展和社區營造領域的相關研究,社區女性所具備的能力, 以及她們在社區動員過程所發揮的作用等,似乎並沒有受到太多重視。不僅是積 極參與社區營造或社會運動的女性角色被低估,位於社區權力核心之外的女性更 是隱而不見。例如在 1976 年到 1985 年間,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曾採納「婦 女發展中」 (Women in Development, WID)路線,將女性視為「未開發的資源」, 並希望透過發展手段,讓女性作出經濟上的貢獻。但這些參與婦女發展的機構, 並沒有正面挑戰社會性別問題。在社區內,決策權仍多由男性把持,婦女往往只 是處於計劃理論和實踐的邊緣地帶(Moser, 1985/劉東曉譯,1997) 。 台灣的社區發展與社區營造實踐經驗也顯示,女性經常被排除在領導權力之 外(張雅雲,2003;方雅慧,2009) ,大多扮演著默默支援男性幹部的「跑龍套」 角色(方雅慧,2009) 。這些角色是既有的社會性別所界定的妻子與母親角色之 延伸,例如有責無權的社區媽媽,而社區的發聲權與領導權力,往往仍掌控在男 性的手裡,女性似乎只是被動地接受動員。所謂女性的社區參與經驗,常被批評. -2-.

(13) 是複製主流觀點,對於女性的社會角色持有偏見。 對於社區女性能夠做的事,若以 Giddens(1984)結構化理論對於能動性 (agency)的定義來觀察之,所謂能動性,是指行動者即使在結構的限制下所能 做的一切,不論是出於可用語言敘述的動機,或是無意識的行為導致的結果。且 如 Giddens(1979)所說,時間(time) 、空間(space)和結構(structure)等三 種面向的交會構成了社會行動。能動性或行動(action) ,是持續的、有著因果關 係的行動流(a continuous flow of conduct) 。社區女性的能動性,就隱藏在她們 所能做的「一切事情」之中。例如她們過去的各種生命經驗,都可能在一連串有 因果關係的行動流中,輾轉化為推動她們參與社區事務的動力。 不過許多對於社區女性能動性的探討,不論是從教育觀點出發,或是從空間 政治來解讀,偏重於觀察「傳統女性」如何經由參與社區事務,慢慢取得公開發 言權的階段。像是研究者會把焦點放在女性如何透過社區學習、社區工作而被賦 權的過程上。同時,研究者會強調女性能藉由此「培力」 (empowerment)過程, 使個別的主體連結成社群,協力進入公共領域,改變原本由父權社會霸權掌控的 社會角色分配,取得主導公共空間(或領域)的權力(張雅雲,2003;方雅慧, 2009) 。如張雅雲於白米社區女性性別與空間實踐研究裡指出: 女性是在地生活空間的使用者,對環境存在高度的敏銳度,更有其主觀的使 用型態。只是她們缺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經驗,只要提供學習環境與舞台,在社 區空間議題,她們肯定是主宰者。 (林瑞木,轉引自張雅雲,2003,頁 93) 這些研究確實描繪出女性如何藉由外力幫助,逐步拓展生活圈、培養批判能 力和取得更大的影響力。但這些主張也因為以「公共參與是需要被學習的」作為 前提假設,可能仍然低估了那些始終位於社區組織或社運團體權力核心之外的女 性之能動性,以及她們雖非有意識地想要奪取特定空間的主宰地位,但透過一些 日常生活裡很少被注意到的小技巧,仍舊得以「自我培力」的過程。 反而是一些非傳統意義上的「公共參與」相關研究,指出了過去被視為被動. -3-.

(14) 無力的女性,如何透過各種行動或言說,鬆動了社會強加在她們身上的意識形態 和社會定位。像是性產業在結構上,曾被部分女性主義者視為使女性無力反抗的 場域,但何春蕤(2001)在和台灣性工作者對話中,發現許多性工作者於工作實 踐裡,早已創造出某種「專業操演」和論述建構,且透過性工作專業的自我轉化, 重新塑造了對性工作的文化想像;藍佩嘉(2008)在台灣雇主和東南亞幫傭的互 動關係裡則發現,當女雇主試圖在女主人和女傭之間劃出分界線時,東南亞女性 家務移工則經由實作與敘事,讓這條界線變得可流動與穿透。這些研究都指出, 雖然社會施加於女性身上的傳統性別意識和定位,確實在結構上帶來了限制,但 女性主體作為能動者,在日常生活場域裡仍然得以巧妙施展「軟性反抗」的力量。 這種不經意的行動,或隱而不顯的技巧,還可能在一連串行動流的發生後,成為 社區運動的動員關鍵。 第二節: 第二節:從社區傳播角度探討女性個人到 從社區傳播角度探討女性個人到形成群體 形成群體之能動性 群體之能動性 Giddens 的結構化理論,企圖讓結構和行動主體不再成為對立的兩面,至今 已廣泛被運用於傳播研究之中。特別是在組織傳播的領域,結構化理論已被用於 分析組織成員內的權力關係,或是組織中的層級或制度如何透過結構化,化為符 號修辭的運用等(趙雅麗、劉慧娟,1996) 。 然而在女性主義相關研究中,從 1990 年代中期開始,由於女性主義政治哲 學家們熱衷於女性的社會解放(social emancipation) ,女性在政治上的能動性頗 受到關注,但在能動性的理論基礎方面,各方說法莫衷一是(Kennelly, 2009) 。 例如 Butler 與 Benhabib 的辯論,圍繞在自主性(subjectivities)的建構上(同上 引) 。Butler(1995)認為,從啟蒙時代的現代性中所延續下來的主體概念,應該 透過持續解構,讓女性從既有類屬裡解放出來,才能發掘主體建構當中的壓迫因 素。Benhabib 不同意 Butler 所說的解構能夠達成解放的目標。她提出一套相對於 溝通行動(communication action)的敘述行動模式(narrative model of action) , 認為主體透過說故事和「編織敘述網絡」 (the weaving of a web of narratives)的. -4-.

(15) 行動,得以展現出創造的過程(Stewart, 2001)。Archer(1995)則認為 Giddens 結構化理論,因仍然偏重於當下的主體行動如何反映社會結構,不足以解釋個人 行動與社會結構變化之間的因果關係。 為了找出個人行動和社會變化之間的關聯,McNay 和 Lovell 等幾位女性主 義學者延續這場關於能動性理論的辯論,但另闢蹊徑,轉而汲取 Bourdieu 社會 ─文化理論中的 habitus 等概念(Clegg, 2006; Kennally, 2009) 。Bourdieu 指出, habitus 是行動者過去的行動殘餘(active residue) ,是被結構的結構(structured structure) ,它塑造了行動者的感知、思考和行動,並在當下行動中展現(Crossley, 2001) 。以 Bourdieu 的社會─文化理論為基礎,Lovell(2003)進一步認為,關 於能動性的理論,不能僅侷限在個人主體(the subjected self) ,還要將焦點放在 政治互動的社會關係上,以及特定社會變遷發生時的歷史情境。也就是說,除了 個人(individual)的能動性之外,另一種建立在關係上、集體(collective)層面 的能動性(特別是展現在政治領域上)也應受到注重(Kennelly, 2009) 。 如 Archer(2000)為了解釋個人行動者和集體行動者如何發生互動,使改變 成為可能,提出了現實與個別知識形態的三種秩序(three orders of reality and their respective form of knowledge) ,包括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 、社會秩序(social order)和兩者交會之間的實踐秩序(practical order) 。而在這個複雜的網絡中, 任何一種能動者,不論是個人或集體,都是特定歷史社會情境的產物。 Lovell(2003)更提出建言,指出有效率的政治能動性是互動與集體的 (interactional and collective) 。她以 1950 年代非裔美國人爭取公民權的時代背景 下,Rosa Parks 拒絕讓位給白人為例,指出當個人做出某些行動選擇時,可能是 因為她(他)已經注意到,先前有其他人做過類似的行為,但沒有招致過去預料 中的社會回應。而這些個人的行為選擇,和當時社會潮流、社會集體反應等息息 相關。 2012 年《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Gender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第四. -5-.

(16) 章則指出,社會的規範、市場和機構(institutions)等,能夠塑造女性的個人能 動性,例如它們可以決定賦予個別女性多少資源和選擇性。但從另一方面來看, 女性若形成社群,作為一種集體,還可能反過來改變社會。該報告中更明確指出, 女性作為群體的集體能動性,仰賴且決定了個人的能動性。像是女性不僅只能透 過正式的政治管道來發揮影響力(這些正式管道往往最受到社會規範性別意識的 限制) ,還能透過組成非正式的群體或組織產生集體行動,藉此改變生活環境。 但這些集體行動成功與否,仍仰賴個人行動的有效選擇。 從上述觀點來看,若將能動性分為個人和集體的層次,所謂集體能動性不僅 指社會結構和集體意志,也包括個人形成群體後的集體行動,該行動既由個人行 動所決定,也同時塑造了個人的行動選擇。在能動性的集體層面上,Kennelly (2009)提出「關係能動性」概念。同樣以 Rosa Parks 的故事為例,Kennelly 指 出,事實上 Parks 的行動選擇不只受到當時社會運動和價值觀改變的影響,她和 這些社運領袖有私交,她本人也是社運組織的長期成員之一。是她個人的社運參 與經驗,以及和這些社運人士的人際網絡關係,提供了她資源、知識與能力去做 這樣的行動選擇。 而前述洪箱的案例則顯示,女性作為參與社區事務的主力,確實是建構社區 人際網絡的重要節點與橋梁。這些網絡既是社區行動的基礎,也可能在特定時機 點上,為更大規模的社會運動提供動員所需的人力和物力。不過女性在日常生活 中展現的個人能動性,像是她們和鄰居或親友的頻繁互動,針對與社區日常生活 相關的議題進行意見交換,甚至為家庭生活環境帶來某些改變等,在公私領域截 然二分的概念下,卻常被視為不值一提的閒話家常或微不足道的瑣事,而被排除 在公共性之外。事實上,傳統被歸類於女性私領域的互動,很可能隱藏著與公共 議題相關的論述。例如主婦聯盟即是從「菜籃」與「搖籃」等兩個與婦女生活相 關的議題作為出發點,至今已經發展為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公共行動社團(張雅 雲,2003) 。. -6-.

(17) 部份社區動員相關研究也指出,個人社區參與的程度和意願之提升,不但需 要透過在公領域的交流來達成,更需要以在非正式場合建立的私人關係為基礎。 後者的重要性甚至可能比前者更為關鍵。如方雅慧(2009)在屏東女性社區工作 者自發組成的共學社群研究中發現到,自主形成社群的成員,因為社群協調者在 當中鼓勵私人空間的發展,成員的私下互動,是讓成員願意停留在社群網絡當 中,進而建立信任以及整個社群集體認同的要素。 女性社群作為女性取得社區權力的基礎,而社群的建立不只仰賴檯面上的交 流,也需透過非正式的頻繁互動,一方面使網絡中的人際關係得以被深化,另一 方面則使女性對社群整體產生認同感。所以將社區生活空間截然二分為私領域和 公領域,不但無法真正反映女性在社區的人際網絡互動過程,也無法描繪出女性 作為個體的能動性(individual agency) ,是透過哪些機制轉化為女性社群的集體 能動性(collective agency) 。 儘管 Giddens 結構化理論受到部分學者批評,無法全然解釋個人與集體能動 性之間的互動和關聯,但 Giddens 提出的行動流概念,將個人無法用語言解釋動 機的「無意識」行動所帶來的結果,都納入個人能動性的囊括範圍內,能夠為社 區女性非出自明確政治動機的人際溝通和人脈網絡建立,卻能被運用在社區行動 或社會運動中之現象,提供理論基礎。而 Kennelly(2009)在探討出於政治動機 的集體能動性之轉向,所衍伸出的關係能動性概念,則可用於解釋以個人為核心 的人際網絡建立(即使部分人際互動並非出於有意識的政治參與目的) ,如何形 成集體動員,產生女性社群作為集體的能動性。 因此本研究試圖從廣義的社區傳播(林福岳,1998)角度出發,以生活在特 定社區空間內的女性個體作為觀察對象,從她們於日常生活中的人際傳播情境著 手,觀察她們如何在結構限制下展現出個體的能動性,特別是在人際網絡的建立 方面。而她們的個體能動性,又會在什麼樣的情境下,轉化為形成集體的能動性, 並且使既有人際關係成為可供動員的社區網絡基礎,和社區運動或社會運動產生. -7-.

(18) 連結。 第三節: 第三節:問題意識── 問題意識──找出隱藏在社區傳播中的女性個人 ──找出隱藏在社區傳播中的女性個人到 找出隱藏在社區傳播中的女性個人到集體之 集體之能動性—以旗 能動性 以旗 美社大女性學員為研究對象 本研究選擇以高雄旗美社區大學的女性學員為研究對象,原因在於旗美社大 是南台灣著名的美濃反水庫運動之延續,誕生背景深具社運色彩。旗美社大以台 灣第一所農村型社區大學自居,主張透過「讓農村學習、向農村學習」 ,建立起 農村意識,除了呼應社區大學「將知識從主流價值中解放」的理念,也有把該理 念牽引到實際動員的意圖。而社區運動的發動和集結過程,必然涉及社區傳播的 運作。 教育學者 Freire 曾提出培力(empowerment)概念,主張以教育來達到賦權 的目的(Ayish, 2010),社區大學正是典型的實踐方式之一。被列為「非正規學 習」性質的社區大學,與以社區發展協會等組織為核心的社區營造運動相比,雖 然同樣涉及社區網絡的經營,與社區發展協會等組織時有相互支援之處(例如部 分社大會和社區發展協會合作,提供社區居民進修課程) ,但社區大學體系更強 調知識解放的目標。 王仁癸(2009)指出,當台灣大學教授黃武雄在 1994 年提出在台灣設立社 區大學的構想時,是希望借由知識解放來改造社會,使知識不被高等教育、菁英 所壟斷,達到知識平民化的目的。而後教育部受到終身學習運動潮流的驅使,在 1998 年 3 月公布的「學習社會白皮書」中,強調在終身學習體系中,社區扮演 了重要角色。於是在台北市政府的支持下,1998 年 9 月台灣第一所社區大學「文 山社區大學」誕生。 文山社大成立後數年間,社區大學如雨後春筍在全國各地興起。松山社區大 學校長蔡素貞曾表示,社區大學不僅將平民化的學習嵌入社區,社區大學也提供 居民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文化深耕、凝聚社區共識等機會,可說是一種建構公民 社會雛形的整合模式(蔡素貞,2006) 。因此,社區大學的成立原本即帶有培養. -8-.

(19) 公共參與動員人力之目的。以旗美社大為例,作為台灣少數的農村型社區大學, 除了為學習資源相對較少的農村地區提供進修的機會,也致力於將教學資源和其 他公共行動社團所關注的農村議題連結起來。 觀察這些社區大學中的學員組成,其中女性學員數量顯然高於男性學員。陳 雪玉(2004) 〈台灣婦女教育政策之現況與發展〉簡報指出,教育部曾於 2003 年針對全台 55 所社區大學進行調查,發現 74,944 位學員當中,女性學員達 53,283 位,比例達 70%以上。社運色彩濃厚的旗美社大在學員組成方面,也和台灣許多 社區大學一樣,以女性佔最多數。所以旗美社大辦學時所展現的動員與社區傳播 等現象,結合旗美九鄉鎮、鄰近鄉鎮女性參與旗美社大課程學習的活躍程度,使 之成為本研究合適的觀察場域。 同時我也希望,此研究能作為南台灣具指標性的反水庫運動研究之延續,探 討抗爭性社會運動如何透過社區女性的個人和集體能動性(這些能動性過去可能 是被低估的) ,使外來的公共行動社團得以和社區在地產生連結,讓由下而上的 草根行動理念,真正落實在社區最基層的日常生活和人際網絡當中。 儘管過去以女性社區教育為觀察對象的研究,多從教育領域的研究旨趣出 發。例如黃鈺樺(2004) 〈女性主義觀點在社區大學婦女教育之應用〉 ,探討了女 性主義觀點如何運用在社區大學的可能性和具體做法。但這些研究也發現到,女 性的社區學習本身是集體的、涉及社群的現象,而不僅侷限在個人能力培養的層 次。若將研究對象從個人層次,拓展到整個學習社群的運作時,也會發現到在自 發性的群體學習現象的背後,存在著引導並支撐著該學習網絡的女性個人與集體 能動性。參考方雅慧(2009) 《 「我」與「我們」-女性社區工作者社群意識的修 練軌跡》研究發現,雖然該研究並非以社區大學為研究場域,而是以自發形成共 學群體的女性社區工作者作為研究對象,但當中也明確談到,在自發性的女性共 學社群中,正式與非正式的人際網絡之建立,乃是深化互動的關鍵要素。而人際 互動與網絡建立,正是傳播領域的研究旨趣之一。. -9-.

(20) 過去許多社區傳播相關研究,常是以社區媒體作為研究對象,例如在九二一 地震後一年內,受災社區先後共出現四十份社區報競逐發聲,此現象受到許多傳 播學者的關注(林福岳,2000;須文蔚、方雅慧,2000;蔡鶯鶯,2010) 。而莫 拉克風災發生後,以網路為平台的社交媒體,因在救災期間發揮了傳地即時訊息 的作用,社交媒體功能再度受到矚目(鄭宇君、陳百齡,2011) 。不論是網路媒 體或社區報,固然可以成為社區對內和對外聯繫的平台,但是在農村社區內部, 最常被運用且深入生活當中的傳播方式仍然是人際傳播。 林福岳(2002)在研究美濃反水庫運動論述時即指出,在形成社區「共識」 的過程中,社區內部的傳播通道發揮了連結的功能。當中訊息的互動交流、集體 記憶的建構等等,都是傳播功能的體現。廣義的社區傳播其實是無所不在的。如 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建立的自我敘事、經驗分享行為等存在於社區基層的人際互 動,除了作為人際傳播與組織傳播的一部分,由於它們的傳播情境是在特定社區 或社群脈絡中所產生,也理應被視為一種廣義的社區傳播。 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深度訪談和參與觀察,再結合紮根理論的資料分析方 法,以更廣義的社區傳播角度,探討女性社區學習背後隱藏的日常生活網絡互動 和連結,發掘女性在當中展現(卻常被忽略)的能動性。此外本研究也希望使社 區傳播和女性社區學習等兩種研究旨趣,能夠產生對話。. - 10 -.

(21)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 本章第一節部分,首先說明能動性在個人和集體層面的定義。之後研究者釐 清廣義的社區傳播之定義,說明為何透過廣義的社區傳播觀點,能夠發現社區女 性個人和作為群體的集體能動性之原因。而後針對女性建立人際網絡、將個人經 驗轉換為集體經驗的過程,分析女性能動性可能具體出現在哪些環節上,當中可 能經歷了哪些機制的轉化,作為日後進入田野調查場域所要觀察的重點。 第二節部分,研究者回顧台灣脈絡下的社區發展歷史,以及女性在社區扮演 的角色,如何隨著社會變遷而發生轉變。女性自身又如何在社會結構限制下發揮 能動性,影響並改變社區參與的潮流。例如女性透過形成集體力量,爭取在社區 發聲、將傳統上私領域的議題轉為公共議題,並且和男性競爭社區權力位置等現 象。 由於在社區參與的動員上,學習和教育經常被視為一種用來培養社區參與人 才的手段,且在社區中的非正規學習社群中,如社區大學,當中女性學員的比例 往往占多數。因此第三節聚焦在社區大學場域中的女性學習上,探討社區大學如 何為社區女性提供有利的社會結構。社大成立背後的理念,又如何在女性能動性 的中介下,與女性特殊的在地知識經驗產生連結,形成社區動員的基礎。 在第四節部分,則回到本研究所關注的研究場域—旗美社大。本節除了回顧 旗美社大的成立背景,也說明研究者在與旗美社大接觸的經驗,如何醞釀出此探 討女性能動性的議題之過程,並且提出具體的研究問題。 第一節: 第一節:廣義社區傳播中的女性能動性 廣義社區傳播中的女性能動性 本研究企圖從社區傳播的觀點,描繪出女性在參與旗美社大課程的過程中展 現的個人和集體能動性。首先研究者從 Giddens 結構化理論著手,探討何謂個人 主體的能動性,而後將焦點轉移到近年來女性主義者對於能動性的解讀,以及作 為引導女性從事政治運動的集體能動性,與個人能動性之間可能存在的關係。之 後研究者探討廣義的社區傳播概念,並且解釋為何從社區傳播的角度,可能得以 - 11 -.

(22) 找出個人能動性轉化為集體能動性的過程和機制。 一、女性的 女性的個人能動性 個人能動性與 能動性與作為群 作為群體時的 體時的集體能動性 從 Parsons 結構功能論的觀點來解釋能動性的概念時,由於結構主義者認為 主體性乃是透過語言所建構的,人的能動性常被過度簡化為已經內化的價值或需 求。因此 Giddens 批評結構主義忽略了社會也是由成員主動建構的事實,結構主 義者對行動者主體性的輕忽,也導致無法解釋社會的變遷(賴光祺,2007) 。 例如有研究指出,即使是社經地位不高的女性,生活在由男性支配的父權關 係中,也能根據情境不同採用不同的協商模式,展現出改變現況的能動性 (Kandiyoti, 1988:轉引自唐文慧、王宏仁,2011) 。唐文慧、王宏仁(2011)的 〈結構限制下的能動性施展:台越跨國婚姻受暴婦女的動態父權協商〉研究則發 現到,跨國婚姻下的受暴婦女並非如媒體所描繪的那般軟弱無力,而是會利用社 會結構下的某些優勢(例如台灣推動了家暴防治法,以及台灣有著以中小企業為 主的市場結構) ,進入就業市場,累積個人資源,作為改變與夫家權力不對等關 係的籌碼。 Giddens(1979, 1984)所提出的「結構化理論」 ,即試圖解決結構(structure) 和能動性(agency)在結構主義中的對立關係,將兩者化為一體兩面的雙重性(許 殷宏,1998) 。在結構化理論中,Giddens 認為,行動是不斷持續的過程。雖然行 動者擁有反思性監控的能力(也就是行動者可以監控自己的活動,也期望他人這 樣監控自己,此外也會監控自己所處情境的社會特性和物理特性) ,而人們也總 是假定,可以透過意圖來界定主體的能動性。Giddens 認為,如果行動者相信或 知道該行為會帶來哪些後果,並利用此知識加以實現,此行為便是「有意的」 。 因此所謂行動的動機,大多數情況下是指通盤的計畫或方案。 例如 Thompson(1980)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一書中,把階級的形成視為動態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同時透過能 動性(agency)和結構(conditioning)所形成。人們之所以擁有共同的階級經驗,. - 12 -.

(23) 乃是由人際之間的「關係」所產生,不論這些關係是與生俱來或自願建立的 (Storey,2009) 。所以 Thompson 認為,是「行動者」影響了歷史發展的方向。 個人即便在結構限制下,仍能基於過去經驗採取「有目的」的行動,透過關係建 立而產生改變事物發展的能力(朱若蘭,2003) 。 但 Giddens 指出,事實上行動者不盡然能夠用語言表述自身行為的每個部 分。人們的日常生活行為,很少出自於可用明確語言來敘述的動機之激發,也就 是行動者自身不一定能覺知到每個行為背後的明確目的。雖然日常生活多是遵循 意圖而發生的持續行動,但行動仍會產生「意外」的後果。這些意外的後果還可 能反饋回來,成為下一波行動未被認識到的條件。所以能動性並非僅指行動者的 意圖(目的) ,也包括行動者做這些事情的能力──行動者在行為順序的任何階 段,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來行事。所以 Giddens 將行動者的意識分為三個層次:論 述意識(discursive consciousness) 、實踐意識(practical consciousness)和無意識 (unconsciousness) ,取代傳統精神分析的自我、超我和本我之概念。論述意識 是指行動者以語言表達事物的狀態和說明理由的能力和自覺;實踐意識是行動者 從社會活動中產生的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 ,雖然行動者無法用語言論述來 表達,但是仍然覺知如何進行活動的知識;無意識則指推動了行動但無法進入意 識中的動機與需求。例如被壓抑的認知和衝動,可能以扭曲的形式顯現在意識之 中,並且必須經由行動實踐後才能被行動者自身所察覺(賴光祺,2007) 。 Giddens 對於能動性的定義,不僅含蓋行動者可以用語言表述的動機,還包 括了行動者話語所察覺不到的灰色區域(grey area) 。他指出,從日常生活的接 觸裡累積了大量的知識庫存(stock of knowledge)或共同知識(mutual knowledge) 。這種從互動中累積的共同知識大多是實踐性的,甚至無法被行動者 的意識所察覺。而無意識的部分,則是被壓抑在意識之外,或是以扭曲的方式呈 現在意識中(Giddens, 1984) 。參考 Giddens 將行動者意識區分為有意識、無意 識和實踐意識的說法,所謂日常生活中的接觸,包括普遍存在生活中、習以為常. - 13 -.

(24) 的人際溝通和人脈網絡的建立,即使是行動者「不經意」的行為,或在行動者無 法用語言明確描述其動機的情境下發生所造成的意外結果,都是行動者能動性的 一部分。 然而,在女性主義學者對於能動性理論的辯論中,部分女性主義學者認為, 為了解釋個人行動與社會變化的因果關係,應將焦點轉而放在集體的能動性(此 集體意指社會、結構或社群) ,以及集體能動性與個人能動性的交互作用之上 (Archer, 2000; Lovell, 2003; Kennelly, 2009) 。 女性主義者對於集體型態的政治能動性的重視,本身也是社會和政治結構變 遷下的結果。女性主義者在 1970 年代從馬克斯主義等獲取靈感,當時的研究焦 點放在女性所受到的壓迫上,強調階級和性別不平等的現象。1970 年代可說是 女權社會運動蓬勃發展的年代(Clegg, 2006)。然而隨著社會結構和政治局勢的 改變,如女性主義社會運動在 1980 至 1990 年代遭受政治上挫折等複雜因素,女 性主義的理論方向也因而轉變。此時的女性主義理論試圖從後現代和後結構主義 獲取靈感,關於能動性的探討,以及女性如何在政治行動上取得一席之地,遂成 為關注的焦點(同上引) 。雖然對於後現代和後結構主義能否幫助女性主義者摸 索出政治上的能動性(political agency) ,在學術圈內一直存有爭議,但這些對於 集體能動性的定義中,往往和政治上的集體行動連結在一起。例如 2012 年《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Gender Equality and Development》第四章對於女性能動性的 解釋,認為女性能動性包括資源的掌握、行動自由、組成家庭的自主性、免於受 到暴力的自由,以及在社會上發聲並擁有政治影響力。其中關於女性獲取發聲權 利、參與政治權利的能動性,常是以集體行動的型態出現。特別是在農村地區, 個人為了因應環境變化,以及女性為了改善自身生活環境等,個人經常透過形成 社群的方式來爭取政治權力(Kennelly, 2009; Anderssona & Gabrielssona, 2012;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2) 。 但參考 Giddens 將實踐意識和無意識納入能動性概念的說法,女性個人之所. - 14 -.

(25) 以形成社群,固然有出自爭取政治權力的動機之案例,但也可能有並非出自於明 確(能以語言清楚表述的)政治動機所形成的社群,但卻在「不經意」的過程裡 造成了意外地參與社會運動或社區運動之結果。這類的「意外」 ,往往也是在日 常生活習以為常的互動之中形成的。 為了探討個人為何與如何涉入社群或形成社群的過程,並且呼應女性主義學 者對於集體的、政治的能動性之關注,Kennelly(2009)曾以加拿大三個城市地 區自我認定為社會運動者的年輕人為研究對象,探討他們透過哪些機制涉入社會 運動,提出了「關係能動性(relational agency) 」的概念。她認為, 「關係 (relationships) 」和「互動結構(interactional structures) 」是集體經驗下政治能 動性的組成要素之一。像是原本沒有參與過社會運動的人士,因為透過其他具社 運經驗的友人之邀請,有機會接觸並進入了社運次文化。但是關係發展 (developing relationship)的過程,通常是以雙方經驗中的共通點作為前提。 Kennelly 因而借用 Bourdieu 的 habitus 和 field 等概念,認為此共通性可能來自於 相似社會標誌(social markers)的中介,例如行動者處於共同的階級、性別和種 族等等。此外,朋友圈(friendship circles)在年輕社運者的生活中,扮演著整合 的角色。這些人際網絡不但讓社運者從中獲得支持,並且取得既存的、可被動員 的人力或資源,還能化為使她們持續參與的動力。 Kennelly 的關係能動性概念,具體指出了個人之間的人際傳播,對於形成集 體政治參與的必要性。而人際之間的網絡建立,不只是在正式的互動場合中(或 是在 Habermas 所說的公共領域中)發生,也仰賴發生在私人日常生活中的頻繁 接觸和互動(方雅慧,2009) 。 為了描繪出在私人日常生活中的接觸和互動,如何形成作為群體的集體能動 性,研究者參考 Kennelly(2009)的關係能動性概念,並結合 Giddens 對於行動 者意識的三種層次之說法,當日常生活的接觸累積大量的實踐知識或無意識的行 動結果,在這些「灰色區域」當中,研究者試圖探討個人層面習以為常、並非出. - 15 -.

(26) 於特定政治參與動機的行動和互動,如何將個人逐漸納入特定社群之中,且在不 經意的過程裡帶來意外的集體公共參與之結果。 二、廣義社區傳播的定義 廣義社區傳播的定義 當以社區婦女個體為核心的社群網絡為觀察對象時,在個人層面,本研究觀 察社區女性如何接收、產製資訊,以及如何透過人際網絡傳遞訊息,或透過訊息 交換來發展和維繫人際網絡,當中個人的能動性在既有結構限制下,透過哪些傳 播方式得以施展。而在集體層面,本研究則希望找出這些習以為常、存在於個人 之間的傳播行為,如何影響女性在社區大學的學習過程,以及如何連結到社區大 學一向關心的公共議題和實際動員上。而這些發生在日常生活的傳播現象,皆可 被納入廣義的社區傳播內。 根據Hollander & Stappers(1992)的說法,社區傳播一詞的出現,源於1970 年代小型社區媒體(community media)的興起。所謂小規模是指社區傳播的範 圍所帶來的閱聽人(或者應說是prosumer)性質區隔,不同的區隔會產生不同的 議題導向。由於當時大眾媒體一詞無法涵蓋此現象,所以部分研究把這種小規模 的媒體,稱為「社區傳播(community communication) 」 ,強調這種傳播有著在地 性的要素,或是背後含有社群共同利益。兩位學者在區別社區媒體(community media)與大眾媒體的分眾化時也指出,對參與社區傳播的每位個體來說,他們 同時是資訊的傳送者(senders)和接收者(receivers) 。因為他們來自同一個社群, 所以有著共同關心的主題,分享著對社區相關議題的詮釋。因此社區傳播和大眾 媒體性質上並不相同。 但過去研究對社區傳播一詞的解讀,卻仍如同對大眾媒體的理解般,局限於 「一對多的資訊處理模式」 (仍是由少數社區菁英,向更多的社區居民、主流媒 體傳遞訊息) ,或是由意見領袖引導追隨者的N級傳播模式,而傾向將社區傳播 和社區媒體的策略運用畫上等號。 例如文建會《社區總體營造工作手冊》 (文建會,1995)曾將社區傳播界定. - 16 -.

(27) 為「社區工作者利用各種媒體來傳播公共參與的理念,藉此強化社區工作或營 造,以擴大參與」 。在此前提假設之下,社區傳播等於社區工作者的媒體運用策 略,是為了動員而存在。又例如西方社區運動常使用的媒體策進(media advocacy) 策略,則是透過引起主流媒體關切和跟進報導,進而達到讓社區工作者參與政策 修訂和社會改革的目的(Wallack, Dorfman, Jernigan & Themba, 1993; Minkler, 1997;轉引自蔡鶯鶯,2010)。 另一種社區傳播的研究方向,則在某種程度延續了上述將社區傳播視為以社 區媒體擴大動員的手段之假設。但其在社區媒體本身結構的詮釋上,結合了培 力、雙向傳播模式、公共新聞學(public journalism)等概念,擴大了以往對社區 傳播的認知。此取向不再把社區居民視為單純接收資訊的閱聽人,與被動接受動 員的對象,而是開始注意居民的反饋,以及居民參與媒體運作後被賦權的可能 性。不過能夠經由參與社區媒體運作而被賦權的居民,仍為社區中的少數。 以蔡鶯鶯(2010) 〈921 地震災後的社區報紙與培力〉研究為例,台中縣東 勢鎮、石岡鄉、南投縣埔里鎮和集集鎮等四個921 地震災區的社區報之所以蓬勃 發展,乃是因為主流媒體關注災區的程度隨著時間流逝而遞減。加上地震災變 後,社區的資源網絡瓦解,所以外來或社區在地的民間團體紛紛成立社區報(如 地方文史工作者、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等) ,來回應災後居民對於資訊流通、 建立社區內外的連結和發聲管道等需求。在這樣的脈絡下,災區居民對社區報的 想像,是期許其扮演公共論壇的角色,並且為被主流媒體忽視的災區人民發聲, 同時希望藉由紀錄社區重建過程,發揮凝聚社區意識的功能,增加居民對重建工 作的關注。 矛盾的是,蔡鶯鶯卻發現到,雖然部分災區居民會主動投稿,但大多數的災 區居民對於協助社區報發行出版(直接參與社區報運作)的意願並不高。她推測, 原因可能是災區居民經濟上的弱勢所造成。有一些由外來者經營的社區報主張, 應培養當地居民自行辦報的能力。如埔里社區報主張將社區報內容範圍縮小,並. - 17 -.

(28) 以工作坊的方式,訓練在地和在外求學的學生從事編採工作。 另外在分析災區社區報工作人員的人口組成時,蔡鶯鶯指出,災區社區報工 作人員仍以男性居多。她認為,這是因為社區報的參與者身兼多重身分,例如有 些人同時兼任社區健康營造、社區總體營造及社區產業營造等工作,而這些組織 的人口組成本身就以男性居多。因此參與社區報運作,不論是在經濟上或社區發 聲的權力位置上,似乎仍然存有一道無形的門檻。光是透過社區媒體來培養社區 居民的能動性,例如部分傳播學者對於在社區大學教授網路公民新聞的期許(管 中祥,2008),似乎還無法擴大到更廣泛的社區參與中。 但是如果我們將社區傳播的定義再擴大,使之不限於媒體的運用和培力上, 可能更容易發現到社區居民普遍具有的個人能動性,以及這些能動性如何影響社 區集體行動的產生。參考林福岳(1998)〈論社區傳播概念之建構:從社區總體 營造的文化觀點談起〉的說法,廣義上的社區傳播其實無所不在: 然而如果我們回歸傳播的本質,採用傳播為普遍價值的思考觀點,例如 Trenholm & Jensen(1988)所說的:「傳播是人類所共同創造,且用以調節社會 現實的過程」,就可以了解社區中的傳播樣態,原來是無所不在且多元並存的; 也就是說,傳播不僅僅發生在依賴媒介運作的單一層次,而是在日常生活世界的 每一個層次。(林福岳,1998,頁11) 參與社區傳播的每位個體,同時是資訊的傳送者和接收者(Hollander & Stapper, 1992),社區傳播的形態也比大眾傳播更加多元,從橫幅、海報、小冊 子到社區廣播等都包含在內。每位在社區生活的個體,其實每日都在採納、實踐 多種形態的非線性傳播模式。這些傳播模式可能同時發生,或者進而結合成為複 合的模式。例如社區內的人際傳播可能因為網路的出現,同時包含線上與線下的 互動形態,而作為資訊譯碼、解碼與傳遞者的個人,也可能同時處理著來自人際 與大眾媒體(包含電視、報紙、廣播與網路媒體等)的訊息。 若再從「公共性」的概念看待社區傳播的定位,Hollander & Stapper(1992) - 18 -.

(29) 指出,社區傳播可被視為一種在特殊社區(群)脈絡下出現的「小規模」公共傳 播(public communication) 。林福岳(1998)則認為,在社區脈絡進行的媒體傳 播,其公共概念會隨著特定社區脈絡而不同。若將這概念擴大解釋到廣義的社區 傳播上,即使是在婦女日常生活中常見的訊息交換,像是食品選擇、育兒等關於 家庭(傳統上被視為私領域)的議題討論,也隱藏著某種公共性,只是此公共概 念會隨著女性生活場域的特質,而有了不同的定義。盧蕙馨(1991;轉引自李宛 澍,1996)的婦女談心聚會研究也指出,當參與者將自己在家庭的處境、個人面 臨的問題說出來之後,個人問題就會被公開化,引發雷同的經驗,或因為聽到他 人的話語而內省。此時傳統上被視為私領域的經驗,就可能因此被公共化,社群 關係也會被建立起來。 然而,若以廣義的社區傳播來檢視過去的研究,會發現女性透過多元傳播行 為展現的能動性,以及不同脈絡之下產生的公共性,很難被一對多的資訊處理模 式、N級傳播模式或哈伯瑪斯公共領域概念等所描繪出來。如Harding(1991)女 性主義認識論(Feminist Standpoint Epistemology)所主張的,因為女性的觀點來 自日常生活,在由男性主導的傳統科學觀點裡,這些生命經驗只是「常識」 ,而 不被承認為知識(李宛澍,1996) 。陳韻如(1998)也指出,傳統公私領域的劃 分,是將和女性有關的家庭與日常事務視為無關公共的領域。當公共性和理性與 普遍性等概念連結起來,所謂私領域同時也被貶抑為瑣碎、偏狹和非理性,並且 被認為是「缺乏論述的基礎」。 另外,若將社區媒體的運作視為社區傳播的全部內涵,也會忽略那些遠離社 區組織權力核心與發聲位置的人們(特別是被排除在社區政治主導權以外的婦 女) ,其所具備的能動性。參考前述Kennelly(2009)的關係能動性概念,行動 者參與社會運動的過程,除了個人habitus、field提供了接觸社運次文化的管道, 原本未進入社運場域的行動者,也能透過和社運者建立關係而進入社運圈。此外 關係的發展又無法脫離傳播雙方共通的生活圈和經驗。因此個人在日常生活所發. - 19 -.

(30) 生的傳播行為可能包含特殊情境下所界定的公共性,應能被納入廣義的社區傳播 之中。因此本研究希望著眼於日常生活中發生的傳播過程,不再單純地把社區傳 播視為一種狹義的管道(channel) ,而是一種建立關係的互動過程。 之後本研究聚焦在從人際到社群(並非單純以地理社區界定)之間的互動過 程,試圖找出在廣義的社區傳播內,女性個人和集體能動性可能產生交會的環節。 以下分為個人經驗如何轉為集體經驗的「認知」層次,與社群成員建立「認同」 等兩個層次來探討。 三、認知層次: 認知層次:在地知識與基模的文化轉譯 根據Hollander & Stapper(1992)的說法,透過媒介或非媒介的方式,將個 人經驗傳送到公眾集體經驗的過程,就是公共傳播。公共傳播即是基本的人類活 動。例如在個人日常生活發生的傳播,透過人際互動,使某些話題變成共同關注 的議題,並形成網絡的連結,甚至引導特定行動的發生,此過程也應被視為一種 公共傳播。 至於個人經驗是透過哪些機制轉為集體經驗,過去社區動員研究在資訊處理 的認知層面,找到一些解釋。楊弘任(2007)提出以「文化轉譯」與「在地知識」 等概念為核心的社區動員理論,點出社區動員的成功關鍵,在於不同個體或社群 彼此所抱持的興趣,得以透過相互的意義詮釋,建立了人際網絡的連結和行動。 參考楊弘任的說法,短期、高對抗性的社會運動,若要長期在社區紮根、發 揮影響力,必須轉化為社區營造等社區運動。而社區運動也可能反過來提供社會 運動的動員能量(如灣寶社區洪箱等人的案例) 。但是這個社區動員過程的關鍵, 仍與傳播層面相關。 楊弘任指出,當社會運動者將目標轉向常民社區的經營時,他們成立了各種 關心社會改革、培力、建立公民意識等議題的「公共行動社團」 ,藉此作為過去 民主運動、社會運動等之延續,希望透過紮根社區來進行改革。但如楊弘任 (2007,頁 50-51)在黑珍珠之鄉的社區行動經驗中發現到的,公共行動社團和. - 20 -.

(31) 村落傳統組織有著不同的文化習性,兩者各有差異的知識形式與對公共性的想 像:前者是民主、社會運動結社浪潮所形成的團體,抱持對社會改革的論述;後 者則是長年生活在實作氛圍之下的地方社會人群網絡。當這些公共性社團抱持著 理想進入社區後,可能因為其關注的興趣,與村落傳統組織所關心的實作議題脫 節,而面臨社區動員上的困難。 為了找出這個社區動員中關鍵的「轉化機制」 ,楊弘任(2007)參考 Latour 提出的「轉譯(translation) 」概念,提出「社區行動論」──在兩種興趣之間相 互轉譯的「文化轉譯」概念。他在《社區如何動起來?黑珍珠之鄉的派系、在地 師傅與社區總體營造》一書中提到: 這麼看來,目標殊異的異質團體之間的連結,或者說團體間網絡的建構,並 非自然而然就會形成。團體間人物的交流,首先必須建立在彼此相互衡量與考驗 之上。一旦跨過了這層障礙,彼此差異的「行動想像」或「社會想像」 ,反而得 以找到各安其位而又相互交融的介面。 (楊弘任,2007,頁 14-15) Latour 的轉譯概念,本是用來解釋科學知識如何轉換為常民興趣。因為科學 知識在介入常民社會的過程中,往往發生發現在實驗室裡發展出的知識興趣,不 能引起一般人的興趣之現象。所以 Latour 主張,科學行動者必須進入常民社會, 對常民原初關注的興趣進行轉譯,也就是「以自己的語言說出對方的興趣」 ,並 且必須在實驗室與常民生活之間來回位移,不斷調整或修飾科學知識的再現形式 (楊弘任,2007,頁 51-52) 。 楊弘任的社區行動論沿用了此轉譯概念,但將單向轉譯的過程,置換為雙向 轉譯的過程。他認為,社區之所以能夠被動員起來,其發動機制為在公共行動社 團、村落傳統組織等兩種習性之間,所發生的文化轉譯過程──唯有透過文化轉 譯,動員的資源和網絡才能發揮作用。在外來公共行動社團和社區村落傳統組織 之間,兩種不同的知識興趣相互轉譯之過程,也彰顯出社區既有的「在地知識」 體系,和「外來專業知識(或論述知識) 」的差異性。. - 21 -.

(32) 對於外來公共行動社團進入社區後,必須面對的傳統「在地知識」興趣,楊 弘任引用 Polanyi(1985[1966]; 2000[1962])的「默會致知(tacit knowing) 」與 Turnbull(2000)的「在地知識(indigenous knowledge) 」等概念,認為從社區傳 統村落發展出來的知識形式,例如師徒制的知識傳承,是以默會為主的知識形 式,必須在實作之中反覆試煉,成為銘刻在身體裡的知識。其中 Polanyi 的「默 會致知」 ,意指當人把焦點放在整體時,對於細部的附帶覺知(subsidiary awareness)就會被忽略,這種附帶覺知進而被歸併到身體裡,成為默會的知識 形式(楊弘任,2007,頁 52-53) 。Turnbull 更主張所有的知識都是在地知識。在 特定的社會策略介入後,經過帶有「權力」意涵的組裝(assembling)過程,形 成特定的知識空間,進而得以宣稱該知識具有普同性(楊弘任,2007,頁 53-54) 。 Yanow(2004)則認為,在地知識(local knowledge)是人們存在已久的知 識,是藉由生活經驗、在不同地方情境下相互衍生而產生的的實踐與瞭解。它是 一種通俗的知識,也是鑲嵌在城市、地區或跨國間的一種在地情境知識。與在地 知識相對的知識則為專家知識(expert knowledge) 。專家知識以理論為基礎,是 抽象、合乎科學、技術性和學術的專業知識(轉引自侯勝宗等,2005) 。而外來 公共社團帶進社區的多為專家知識。 楊弘任認為,在地知識和外來的專業知識地位理應相當。因為外來專家和在 地師傅分別擁有兩種知識形式,這兩種知識必須透過相互轉譯,才能被雙方所接 納。例如農學專家需「以自己的語言說出對方的興趣」 ,使農民師傅累積的實作 知識轉譯為挑戰既有農學論述的重要成份,農民師傅才會反過來「用自己的語言 說出對方的興趣」 ,將農學專家在實驗環境下產生的論述知識,納為將來實作的 重要參考(楊弘任,2007,頁 51-54) 。因此楊弘任認為,專業公共行動社團和村 落傳統組織之間,根本的轉譯介面乃是「實作」 , 「在實作之中承載著村落的傳統, 藉由實作而引發在地草圖、在地計畫,進而反轉改變以往官式企劃書或專業企劃 書的構成模式」 (楊弘任,2007,頁 22) 。. - 22 -.

(33) 這種指認「在地知識」的作法,對於發現社區女性能動性是有幫助的。雖然 楊弘任所採納的在地知識案例,是指師傅以技藝傳承下來的知識,例如工藝、農 業栽作等,這種在地知識在社區中傳統上仍屬於男性的專業。但是楊弘任把在地 知識定義為由「實作」建立的知識,有助於重新省視從社區傳統村落發展出來的 知識形式。特別是借用 Polanyi 的「默會致知」概念,女性在其生活場域因「實 作」所發展出的生活知識(即使傳統上不被認為是專業的) ,仍得以被呈現出來, 並且可能與專業知識取得同等的地位。 另外,楊弘任提出的文化轉譯觀點,與傳播研究中的資訊處理過程分析有相 似之處。過去在認知科學領域(cognitive science) ,曾出現一些關於資訊處理的 模式。這些模式是基於電腦的運作原理,將人的資訊處理比喻成電腦,既有儲存 資訊的結構,也能把某一結構中的資訊,轉換到另一個結構之中(Severin & Tankard, 1997/羅世宏譯,2000) 。文化轉譯即可被視為資訊處理過程的其中一 個關鍵機制,可促使資訊在不同結構中進行轉換。 而在地知識的建構和相互轉換,也和基模理論(schema)有相通之處。Fiske & Taylor(1991)指出,人們會把從日常生活經驗感知到的現實,儲存並建構成 為知識性的認知結構。此知識可能是簡化的形態,關乎一些普遍性的概念,或是 刺激物的形態(type of stimulus) ,當中還包括了因素(attributes)和因素之間的 關係。從此來看,這種對過去經驗的組織知識,不論是透過默會致知發展出來, 或是經由自我敘事加以再現,這些「認知結構」都是基模的一部分,也是銘刻在 身體內的默會知識。 至於基模的作用,也會展現在人們對世界的感知上。人們所感知到的世界, 是既存(what’s out there)和主觀賦予(what we bring to it)兩者交互作用的投射 (Fiske & Taylor, 1991) 。當中基模會被人用來處理新資訊,與檢索之前儲存的舊 資訊(Severin & Tankard, 1997/羅世宏譯,2000) 。如 Rogers 創新傳佈理論所主 張的,人們能夠感知到新事物,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乃是創新和舊有經驗之間有著. - 23 -.

(34) 相容性。過去的經驗是用來評估新想法的工具,人們會以自身熟悉的經驗來採納 新事物(孫式文,2010) 。Fiske & Taylor(1991)更指出「認知經濟」 (cognitive economy)的存在──人是認知的吝嗇鬼(cognitive misers) 。因為人作為具有動 機的策略行動者(motivated tactician) ,其在處理複雜的問題時,會使用基模做 為概念工具,將複雜的資訊簡化為簡單的心理模式。 關於基模對於資訊處理過程的影響,接收分析的認知心理學派也多有著墨。 Hoijer 等認知心理學學者認為, 「認知結構」會影響閱聽人的接收,而人對新資 訊的解讀,會受到舊知識和舊經驗的框架(翁秀琪,2002) 。Hoijer 的社會認知 模式(socioocognitive structures of reception)則指出,閱聽人的職業、性別、文 化資產、心靈世界與認知活動等等,都會形成他的認知基模,並成為他詮釋資訊 時的參考框架(同上引) 。 不論是基模或認知結構,在傳播研究中常被視為用來處理資訊的概念工具, 或是過濾資訊的框架。但若結合文化轉譯的觀點,基模和認知結構不只是一種限 制資訊解讀的框架,也是一種連結新資訊與舊資訊的機制。此連結還可能影響後 續的人際網絡互動。這一點呼應了 Kennelly(2009)所說的,人際傳播中的關係 發展需以傳播雙方的共通性為前提之說法。傳播雙方由於來自相似的階級、種族 或性別等背景,因此認知結構上有著些許共通性或相似性。而透過這些具有些許 共通性的認知結構之間的轉譯,傳播雙方得以克服差異性的部分,順利發展出關 係連結。若以此觀點解讀女性在社區生活場域建立人際網絡的傳播過程,女性的 能動性可能也隱藏在認知結構相互轉譯的過程當中。 不過不論是文化轉譯或認知結構轉譯的解釋,似乎假定文化轉譯必須透過文 字或語言的中介,例如要「用自己的語言說出對方的興趣」 。但是某些同樣是銘 刻在身體內的默會知識,可能是如 Giddens 在分析人格三種層面時所提出的實踐 意識,是無法用語言來明確表述的。屬於女性的默會知識或在地知識,可能部分 並未受到「權力」的加持或被理論化,屬於雖然無法被語言清楚表述出來,但仍. - 24 -.

(35) 能被主體自覺到,且廣泛用於實作之上的知識。因此若要找出女性隱藏在日常人 際傳播中的能動性,除了觀察她們能夠用語言明白表述的認知基模,如何與其他 社區居民、社大同儕、老師和社大工作人員之間產生文化轉譯,也應注意到無法 用語言明白表述的實踐意識或默會知識之存在,以及這類知識的轉譯方式,是否 和楊弘任所提到的外來專家與在地知識之文化轉譯模式,有著相異之處。 四、認同層次: 認同層次:女性社群建立集體 女性社群建立集體情感 建立集體情感認 情感認同 以女性為核心所建立的人際網絡,除了透過文化轉譯而發生連結,這些人際 互動之所以能被強化且持久,背後還可能有其他力量在推動。特別是女性社群之 於女性在政治方面的能動性,是不可或缺的。以個體為單位的人際傳播過程,如 何轉為對社群集體的認同,也是本研究觀察的重點之一。 李宛澍(1996) 《女人的網絡建構女人社區:解讀台北縣袋鼠媽媽讀書會》 的研究發現, 「認同」是社區女性動員的能量,但此認同並非來自於實體的地域 或社區認同,而是因為這些女性具有類似的處境(例如都扮演著母親的角色) 。 是這些角色的扮演形成了女性的共同經驗,進而建立超越地理社區界線的女性認 同之基石。而此認同更能化為形成女性網絡的動能。李宛澍以都市社區運動為例 指出,很多婦女之所以積極參與,是因為被共同扮演的母職角色所推動(例如當 母性角色出現矛盾時,女性常會感到焦慮和不滿) 。因此母職可說是一種階段性 動員的有利條件。此說法再次呼應了 Kennelly(2009)所提到的,關係發展需要 以社會標誌中介下的共通經驗為前提。 方雅慧(2009)的女性社區工作者共學社群研究則發現,女性社區工作者大 多身兼數職,且共同關心社區議題。不論透過業務合作、私人情誼還是工作夥伴 等關係,女性經由正式與私人(閒話家常)管道的互相對話與協力過程中,得以 積累「信任」 ,使社群工作者感知其他社群工作者的「共在」 。這些在社群中共享 的意義、目標與實踐等基礎,正是使成員願意相互投入(mutual engagement)的 要素之一。而社群成員共同投入的實務領域若能成形,例如屏東女性社區工作者. - 25 -.

參考文獻

相關文件

• 將已收集的 LPF 有效顯證,加入為校本的 學生表現 示例 ,以建立資源庫作為數學科同工日後的參照,成 為學校數學科組知識管理

Key Words: community,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s, interactions between community and villag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第一章

Community of practice provides a platform for knowledge workers to share, learn and discuss the knowledge related to a particular topic, thus, the performance of the community

期五)前,以掛號寄至國立中央大學課外活動組(地址:32001 桃 園市中壢區中大路 300 號) ,並註明「108

歐盟於 8 日表示,每當歐洲男性賺進一歐元時,女性從事同樣的工作僅能賺進 0.86 歐元,為了消除女性與男性的薪資落差,歐洲國家訂定 11 月

學行基礎班、導航計劃、 學行、 成長課 德公社 成長課 德公社 講座 成長課毒品 學行警方講座 成長課 攤位遊戲 廉政行動電影欣賞 廉政互動劇場 導航計劃 性教育 成長課

H., Liu, S.J., and Chang, P.L., “Knowledge Value Adding Model for Quantit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Practice in a Consulting Firm,” Proceedings of

( Religion,Theology, and American Pubilic life, 1993 年)一書中,提出過於私人 化的神學應該具有更多公共性的問題,而西班牙宗教社會學家何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