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經濟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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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經濟思想探析

劉玉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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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史記》中的〈平準書〉和〈貨殖列傳〉是中國最早記錄經濟活動的歷史文獻。歷來學者研究〈平準書〉和〈貨殖列傳〉的內容，多套用西方經濟學古典學派的理論，進而主張司馬遷是主張自由經濟思想。筆者認為這樣的論點尚有商榷之處。本文從司馬遷所處的時代背景與其撰寫《史記》的宗旨來深入分析〈平準書〉和〈貨殖列傳〉，得出「承敝易變」才是司馬遷經濟思想的核心。司馬遷在經濟上的遠見卓識，在今日依舊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具有實用價值，值得吾人參考取經。關鍵詞：司馬遷、平準書、貨殖列傳、承敝易變 *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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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經濟思想探析

劉玉菁

壹、前言

司馬遷（西元前145~西元前 86 年)在《史記》裡創立了經濟專篇--〈平準書〉和〈貨殖列傳〉，開中國史書記載經濟活動的先河，此於中國史學具有開創性的意義。自司馬遷之後，歷代史學家撰寫史書時，幾皆專闢〈食貨志〉一章，記載當朝的經濟活動和經濟政策，這些經濟專篇為後世研究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經濟思想提供了非常寶貴的史料。〈平準書〉記敘漢初七十年間至漢武帝一朝的經濟發展概況和經濟政策演變；〈貨殖列傳〉則是敘述自上古到漢武帝時的商業活動、各區域經濟發展以及記載許多在歷史上經商致富者的事蹟，此二篇是吾人欲了解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必須閱讀的重要文獻。有關司馬遷的經濟思想，論者多以〈平準書〉中司馬遷批評漢武帝窮兵黷武、役使民力以滿足個人私慾，和篇末用卜式言：「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1收束全篇，因而認為司馬遷反對政府過度干涉經濟、與民爭利。論者又據〈貨殖列傳〉中曰：「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2認為司馬遷主張經濟發展有其自然的規律，而文中將經濟政策分為「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3等五種，所謂的「因之」是順應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聽任人民自由從事經濟活動，是最理想的經濟政策。此外，司馬遷於〈貨殖列傳〉中引用俗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4，並且言「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 1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 _30〈平準書〉（臺北：鼎文書局，1978 年），頁 1442。 2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_129〈貨殖列傳〉，頁3254。 3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_129〈貨殖列傳〉，頁3253。 4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_129〈貨殖列傳〉，頁3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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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商」5，是以論者認為司馬遷肯定追求財富乃人之情性，經商則是謀求財富最快的方式。概言之，肯定牟利、重視商業和傾向自由放任，視政府干預經濟為不智、不當之舉的自由經濟思想等，6乃歷來論者對司馬遷經濟思想的普遍看法。7筆者對這樣幾近一面倒的論點認為尚有商榷之處。任何一個史學家的立場都是深植於歷史背景裡，其著作也都有其始終緊扣的中心精神。筆者認為，要準確掌握司馬遷經濟思想的精髓，不能忽略司馬遷所處的時代背景和其撰寫《史記》的宗旨來深入分析，才不致以偏概全或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本文撰寫的動機為有鑑於學者們對於司馬遷經濟思想的認識似嫌片面、簡略，故本文擬就此問題再作探索，以求更清晰的瞭解，不妥之處，懇請方家糾謬。

貳、司馬遷經濟思想產生的時代背景

西漢建國之初，經濟凋敝，百廢待舉，為了恢復生產，穩定統治秩序，「無為而治」被視為是最好的指導思想。8因此，西漢前期對經濟活動採取了較為寬鬆、優 5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_129〈貨殖列傳〉，頁3274 6 _{「自由經濟」是西方經濟學上古典學派的核心概念，該學派以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為代表。古典學派主張人都有利己心，所有人都是以利己心為動機來從事經濟行為，人類有利己心是社會經濟繁榮的原動力。市場好像由「一隻看不見的手」所引導，自行調節運作，所以政府管的事情愈少愈好，政府只須管理司法、治安、教育和公共建設，不須干涉經濟。只要不違反法律，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競爭、發展，牟利。追求利益，被視為是不可侵犯的特權。參見李玉彬（1983）。現代經濟制度分析（上冊）。臺北：國父遺教研究會，頁56-67；高雲漢（1973）。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臺北：幼獅，頁 15-20。 7 _{見韓復智（1969）。兩漢的經濟思想。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頁 64-75；侯家駒} （1982）。中國經濟思想史。臺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行委員會，頁 44-76、頁 218-230。鄒濬智（2008）。《史記．貨殖列傳》經濟思想體系試構。龍華科大學報，25，157-167。陳文媛（2010）。史記‧貨殖列傳研究。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新竹市。此外，中國大陸學術界對司馬遷的自由經濟思想研究亦甚豐，例加曉昕（2001）。從《平準書》和《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自由經濟思想。達縣師範高等學校學報，11(3)，28-32。；景春梅（2008）。論太史公與經濟學之父的不謀而合。江西社會科學，2，133-136；馬濤（2001）。論司馬遷的自由經濟思想及對儒道的態度。河北學刊，21(1)，94-98；唐凱麟、陳科華（2004）。「善者因之」--司馬遷經濟倫理思想。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33(1)，頁 11-13。宋敘五（1962）。司馬遷的自由經濟思想。香港新亞學院經濟系社經年刊，4，23-44。張友彬(2008)。從《史記．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文史博覽理論，5，12-15。陶家柳(2002)。從〈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經濟思想。上饒師範學院學報，22(4)，頁 72-76。區永沂（1996）。司馬遷經濟思想述論。武漢教育學院學報，15(4)，56-60。 8 _{經過秦末戰亂，土地荒蕪，人口銳減，經濟凋敝，以至天下既定，「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 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史記》卷30〈平準書〉）為了迅速恢復國力，需要與民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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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的政策。《史記．貨殖列傳》曰：「漢興，海內為一，開關梁，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9漢朝經過七十年的休養生息，「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10 可見漢朝政府衡量當下情勢，認為「因之」是解決秦末以來經濟衰疲的理想經濟政策。自漢高祖至景帝，對內以休養生息，厚植國力為目標，對外則是自知實力不足難以抵抗匈奴，故只能忍耐退讓，力求社稷安定。殆漢武帝即位，極思有所作為，漢朝蓄積七十年的財力也足以支持其雄心壯志，於是在主、客觀因素交會下，展開了武帝時期對四夷的大舉征伐。表 1 是筆者歸納漢武帝時期的內政外交舉措與其推動的經濟政策，據表 1 可以反映武帝的內外興作牽動了經濟政策的改變，政府由無為轉變為干預。漢武帝時國家財政的主要支出除了攻打匈奴外，還包括通西域、征討越人、平定西南夷、建郡屯守、封禪巡狩、大興工程、賑濟水旱災等。其中尤以對匈奴的連年作戰、開拓疆界最為影響武帝的經濟政策，因兵甲器械、轉輸軍需財貨糧食、犒賞士功、遺賂降虜、移民屯田等所費不貲，造成國家財政的沉重負擔。 11 當國家面臨財政危機時，富商大賈的態度是「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12 遂刺激政府的經濟政策愈來愈朝向干預、管制。包括變更財稅政策，如加重賦稅、13 入錢入粟以買爵或贖罪等；再者，改革貨幣，將鑄幣之權收歸中央所有；以及重用「興利之臣」，推行工商業政策的調整，如鹽鐵酒專賣、頒布算緡令和告緡令、實施均息。再加上秦朝的前車之鑑，因行暴政，過度剝削人民，導致敗亡，故使漢初實行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 9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_129〈貨殖列傳〉，頁3261。 10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 _30〈平準書〉，頁1420。 11 _{《史記》卷}_{30〈平準書〉載：武帝內興功作，外攘四夷以致「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 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見（漢）司馬遷撰，（劉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索隱，《新校本史記三家注》，頁1421。此外《漢書》卷 23〈刑法志〉載：「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之好，征發頻發，百姓貧耗。」見（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新校本漢書》，頁1101。 12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 _30〈平準書〉，頁1425。 13 _{在漢代，原規定三歲至十四歲未成年者，須編納口賦，每人每年二十錢，漢武帝時增加為廿} 三歲。《漢書‧昭帝紀》元鳳三年詔「勿收四年、五年口賦」注引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歲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人民困苦，有為此生子而殺之的事。見《漢書》卷72〈貢禹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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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和平準14 。此番將經濟權收攏中央政府的結果，獲得顯著的成效，遂令「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15 、「兵行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16 。當財政困難獲得緩解時，司馬遷注意到事物在發展中往往伴隨另一股對立力量的出現，也就是從漢武帝的經濟政策衍生出新的弊端。司馬遷親身經歷漢朝國力的變化、經濟政策的轉變，以及當經濟政策改變時對政治、社會、司法、道德等其他層面所牽動的連鎖反應，遂促使他撰寫《史記》時特立經濟專篇，藉以表達自身對武帝推行的各項經濟政策的意見，同時陳述個人的經濟思想。17 表1 漢武帝時期內政外交舉措與其推動的經濟政策時間對外財政支出對內財政支出經濟政策 3 年 (138BC) 閩越攻東甌，發兵救之。張騫出使月氏。黃河決口、建上林苑徙東甌人於江淮之間 5 年 (136 BC) 罷三銖錢，行半兩錢建元 6 年 (135 BC) 閩越擊南越，武帝遣兵救之。 2 年 (133BC) 馬邑之戰伐匈奴築宣防宮、立泰一祠，遣方士求仙鍊丹 3 年 (132 BC) 發卒十萬救黄河決口元光 5 年 (130 BC) 使司馬相如諭撫西夷、使唐蒙通夜郎螟災、發卒治固雁門 14 _{均輸之法是把各郡國應上繳中央的貢物，按時價折物輸賦，然後由均輸官運到會貴的地方出} 售，最後以商業收入的形式上繳國庫。平準之法是設平準機構設於中央政府，工作的重點在調劑有無、平抑物價。韓復智認為均輸與平準只是一事的兩面，前者在調劑空間上物價的不平，後者在調劑時間上物價的不平。兩者最終目的在抑天下之物，平其所在時價，藉以達到「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貿利」。參見韓復智(1969)。兩漢的經濟思想，頁 50。 15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 _30〈平準書〉，頁1441。 16 _{（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新校本漢書》卷}_{78〈蕭望之傳〉（臺北：鼎文書局，1978} 年），頁3277。 17 _{參見康清蓮（2002）。論司馬遷的經濟思想與漢武帝時期的經濟措施。四川教育學院教育學} 報，18(7)，24-27。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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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對外財政支出對內財政支出經濟政策 6 年 (129 BC) 衛青等四路出擊匈奴大旱、蝗災、穿渠引渭、穿渠引汾初算商車、增算賦稅及六畜元年 (128 BC) 衛青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退匈奴。 2 年 (127 BC) 衛青伐匈奴，取河南地修築漢長城、募民十萬徙朔方 3 年 (126 BC) 建明光宮、築衛朔方興築陰山甫麓的長城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 5 年 (124 BC) 衛青第擊匈奴右賢王大旱元朔 6 年 (123 BC) 衛青等二次出擊匈奴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元年 (122 BC) 遣使求身毒，重開西南夷大雨雪 2 年 (121 BC) 霍去病兩次出擊匈奴，取河西地。匈奴渾邪王降漢，漢置其眾于邊境五郡 3 年 (120 BC) 大水為患、大旱修昆明池、治樓船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公開鼓勵捐獻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 4 年 (119 BC) 衛青、霍去病兩路出擊匈奴，從此漠南無匈奴築龍首渠徵算緡錢鹽鐵收歸官營造皮幣、「白金」，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元狩 5 年 (118 BC) 張騫出使烏孫罷三銖錢，更鑄五銖錢，漢幣制始定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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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對外財政支出對內財政支出經濟政策 6 年 (117 BC) 頒布告緡令 2 年 (115 BC) 大雨雪、大水為患實施均輸法推行株送徒 3 年 (114 BC) 作柏梁台、雨雹百姓可入粟補官、贖罪重申告緡令，命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 4 年 (113 BC) 始巡郡國，至滎陽而還禁民私鑄貨幣，專令上林三官鑄對邊縣畜馬之民不告緡 5 年 (112 BC) 征南越蝗災元鼎 6 年 (111 BC) 平先零羌和南越築六輔渠元年 (110 BC) 率 18 萬騎北巡，遣使諭告匈奴單于臣服封禪泰山徙民於江淮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牸馬，歲課息置平準 2 年 (109 BC) 伐朝鮮破車師發卒數萬塞瓠子河缺堤、祠泰山、遣方士求神採藥、行幸雍，祠五峙 3 年 (108 BC) 征樓蘭王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并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 4 年 (107 BC) 行幸雍，祠五峙。祠后土元封 5 年 (106 BC) 南巡狩，禮祠名山大川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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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對外財政支出對內財政支出經濟政策 6 年 (105 BC) 蝗災、幸河東，祠后土元年 (104 BC) 李廣利伐大宛幸泰山、築受降城於塞外、作建章宮、蝗災 2 年 (103 BC) 趙破奴率軍伐匈奴行河東，祠后土 3 年 (102 BC) 李廣利二攻大宛蝗災、巡海上，求神仙太初 4 年 (101 BC) 破大宛，穫汗血馬，威震西域元年 (100 BC) 蘇武出使匈奴大旱、至行幸甘泉，郊泰峙、行幸河東，祠后土 2 年 (99 BC) 李廣利伐匈奴，敗於天山；李陵率兵戰匈奴，兵敗被俘。 3 年 (98 BC) 封泰山。祀明堂初榷酒酤天漢 4 年 (97 BC) 李廣利再伐匈奴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2 年 (95 BC) 修鄭白渠甘泉宮大宴外賓。幸東海太始 4 年(93 BC) 修封泰山。十二月，行幸雍，祠五峙，西至安定、北地征和 3 年 (90 BC) 李廣利伐匈奴蝗災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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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對外財政支出對內財政支出經濟政策 4 年 (89 BC) 蝗災、封泰山，祀明堂詔罷勞民傷財及神仙事。下〈輪台詔〉後元元年 (88 BC) 行幸甘泉，郊泰峙資料來源：《史記．孝武本紀》、《史記．天官書》、《史記．封禪書》、《史記．平準書》、《漢書．武帝紀》、《漢書．食貨志》、《漢書．五行志》、《漢書．溝洫志》18、《漢書．西域傳》。

參、〈平準書〉與〈貨殖列傳〉的內容與自由經濟思想

歷來學者多認為由於司馬遷繼承道家無為而治、順其自然的思想，並受到孔孟主張自由經濟的影響，19再加上反對漢武帝為滿足個人慾望所推行的經濟措施，因此司馬遷主張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以「自由經濟」為指導原則。本節擬對〈平準書〉與〈貨殖列傳〉進行梳理、分析，以重新檢視司馬遷是否如實一貫地主張自由經濟。

一、〈平準書〉與〈貨殖列傳〉的內容大要

《史記‧平準書》謂：「弘羊以諸官各自巿，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 18 _{漢武帝一代水利灌溉事業見於史文者甚多，除了表}_{1 中所引若干大型渠道外，當時用事者爭} 言水利，穿渠或修陂以溉田者不可勝數。 19 _{例如《老子》第} _{57 章曰：「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 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是希望以無為的態度來對待人民的經濟活動。《論語‧里仁》「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所惡也。」又《論語‧堯曰》載：「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便是指出人性好利，最好是讓人民自由地從事自認為有利的經濟活動，並從中得到好處。《孟子．公孫丑上》記載揠苗助長的故事，可反映孟子主張順應自然法則，政府若干涉過多則不僅無益，而且有害；又自由經濟重調自由競爭，反對獨占壟斷，《孟子‧公孫丑下》曰：「古之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提出以賦稅方式維護市場上的自由競爭。有關司馬遷自由經濟的思想來源，可詳參侯家駒(1982)。中國經濟思想史，頁 44-76 和頁 167-169；陳文媛（2010）。史記‧貨殖列傳研究。玄奘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新竹市，頁103、104；馬濤(2001)。論司馬遷的自由經濟思想及對儒道的態度。河北學刊，21(1)，9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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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司馬貞《史記索隱》曰：「大司農屬官有平准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國轉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貴賤相權輸，歸於京師，故命曰『平準』。」可知「平準」在漢代是為平穩物價，使其合於一定的標準而設置。《史記‧平準書》的內容緊扣「平準」而展開，記述側重於歷史上特別是漢代與「平準」相關的貨幣、物價情況和有關的經濟政策。《史記‧貨殖列傳》的「貨殖」指的是謀求滋生資、貨、財、利以致富的意思，即利用貨物的生產與交換，從中生財求利。司馬遷所指的貨殖--商業活動，包涵範圍廣闊，如各種手工業，以及農、牧、漁、礦山、冶煉等各個行業的經營在內。〈貨殖列傳〉的內容並非僅是記敍從事「貨殖」活動的傑出人物，其中還談及經濟生產的推動力、各產業活動與區域經濟的發展、致富之道和經濟政策等。總之，〈平準書〉的內容大要是從縱的方面記載西漢前期七十多年間的經濟概況、經濟政策的演變和影響。〈貨殖列傳〉則主要從橫的方面來記載各主要區域經濟發展概貌、各產業的發展情形和傑出商賈的致富之道，司馬遷並從中陳述個人對經濟活動、經濟政策的看法。

二、〈平準書〉與〈貨殖列傳〉中自由經濟思想商榷

張大可先生在《司馬遷評傳》中指出司馬遷之前的學者只看到人欲爭利的一面，而沒有看到人欲是動力這一更本質的東西，司馬遷首先提出了「人欲動力說」。 20_{觀《史記‧貨殖列傳》，司馬遷不諱言地指出人的欲望是與生俱來的，所謂「天} 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更可貴的是，司馬遷看到了欲望可以轉化為一種生產力，它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內在動力。其次，司馬遷從各地區孕育不同的物產和人類對於物質的需要，認為其自然地推動了社會的分工、生產的發展和流通交換的出現，而當「農工商交易之路通」時，龜貝金錢刀布等貨幣就會興起，這也是自然而然的發展。由於受到自然規律（如供需原則、價格機能）等影響，市場會自行運作、調節，所以司馬遷云：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 20 _{張大可（2006）。司馬遷評傳。南京：南京大學，頁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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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21 經濟發展乃「道之所符」、「自然之驗」，司馬遷主張讓人民自由地牟利，並且自由地競爭，是以「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22他將對特人們追求財富的五種不同經濟政策歸納為：「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23。雖然司馬遷主張人欲的重要性，認為人民順其欲望來追求利益是天經地義，而經濟的發展有其自然規律，故「因之」是最良善的方式，然而筆者質疑司馬遷是否一貫同意自由經濟的政策觀？〈貨殖列傳〉開宗明義曰：「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行矣。」24即可看出司馬遷對老子理想中的小國寡民式的自給經濟是抱持一種質疑的態度，故言：「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行矣。」既然自給自足的封閉經濟不適用於現在，各地就必須針對本身特色進行生產後再符合人民生活所需來彼此交流。至於要如何確保經濟的大環境可以滿足人民生產、交易以獲利的欲望，司馬遷主張「善者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五種經濟政策。事實上，不管哪一種政策的執行者都是政府，縱使「與之爭」是最下者，但筆者逆推認為：司馬遷既然將它歸入為政府可資採用的經濟政策之一，言下之意便是對它並未完全否定，而是認為「與之爭」是最後才需要使用的手段；且由於是最後的選擇，所以意指它產生的「利」不及於前四者，「惡」則甚於前四者。再者，從〈貨殖列傳〉中司馬遷推崇姜太公、管仲、計然等人之所以能成功治國25，是因為 21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_129〈貨殖列傳〉，頁3253、3254。 22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_129〈貨殖列傳〉，頁3255。 23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_129〈貨殖列傳〉，頁3253。 24 _同上註。 25 _{史載姜太公被周天子封於營丘，當地的土質鹽分高，不適宜耕種，故人民寡。於是姜太公因} 地制宜，鼓勵婦女致力於紡織刺繡，提倡工藝技巧，又教導人民把魚類、海鹽等當地盛產的貨品運販至其他地區以獲利，結果促使別國的人才和財富都聚集到齊國來。後來齊國中衰，直到管仲重修姜太公的事業，設立管理財政的機構，終助齊桓公稱霸。勾踐被吳王夫差打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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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資源，通曉經商之道，由此我們不難發現司馬遷對政府所扮演利用自然環境、開發自然資源的角色是給予肯定的，並且對國家開發豐盈產業活動的經濟措施，及維持產業的均衡發展、物價的穩定，與物資的充分供應的經濟政策，也是賦予正面的評價。26故大體而言，司馬遷傾向於主張政府具有引導社會總體經濟的力量，「因之」、「利導之」、「教誨之」、「整齊之」和「與之爭」都是引導的方式，只是政府要運用何種方式引導，端視為政者的智慧。再者，前文提到「因之」是漢朝解決秦末以來的經濟衰疲的經濟政策。但純粹的放任，卻使富商大賈的勢力惡性膨脹：私鑄錢弊，富比天子，生活奢侈，兼併成風，並且上抗君主、下欺農民；當武帝因征伐四夷，導致庶民疲敝，國用不足之際，商賈竟是乘機囤積居奇，財累萬金，並不與國家共體時艱。可見富商大賈不僅掌握了相當的經濟命脈，甚至成了一股與中央政權相抗衡的社會勢力。因此，漢武帝打擊富商大賈固然為充裕財政，但富商們只顧一己之利，投機取財，不顧國家大局的做法也是重要因素。27司馬遷既指出放任後造成富賈勢力坐大，對國家社會形成危害，那麼他是否認為「因之」在此時仍是理想的經濟政策？竊意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司馬遷並非一貫同意自由經濟的政策。觀司馬遷於〈平準書〉中曰：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28 仔細思考這段文句，值得注意「國家無事」和「網疏民富」這兩點，前者指社會安定，有良好的生產、交易和投資的環境；後者指出政府對於經濟事務少加干預，才能達致民富。這兩個原因，常是一體兩面，互為影響的，因為當國家有事時，便可能導致網密而民貧。故〈平準書〉接著以「物盛而衰，固其變也」作該段結語，然後語氣一轉曰：「自是之後，… 中外騷擾而相奉，… 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忍辱負重為求復國，勾踐任用計然治國，計然巧妙利用貨物的供需行情，賤則買，貴則賣，十年的時間使越國富有，終於報仇雪恥，消滅吳國而稱霸。見（漢）司馬遷撰，（劉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索隱，《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129〈貨殖列傳〉，頁 3255。 26 _{林哲君（1988）。司馬遷的地理思想與觀念。臺灣大學地理學系研究所碩士論文，未出版，} 臺北市，頁91。 27 _{參見李劍農（1981）。先秦兩漢經濟史稿（初版）。臺北：華世出版社，見 128。} 28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 _30〈平準書〉，頁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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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也。」29國家有事，財政不足，政府的態度和實施的經濟政策便隨之而變。漢武帝時的情況為國家有事，長期的對外戰爭使得「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獘以巧法，財賂衰秏而不贍。」30〈平準書〉常出現「府庫空虛」、「縣官空」、「賦稅既竭」等記載。為彌補財政缺口，武帝採取「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31 的「利導之」方式增加國庫收入；並且以通過樹立榜樣的方法來「教誨之」。32漢武帝還致力推行「整齊之」、「與之爭」的政策。統一貨幣、頒布算緡令和告緡令，是「整齊之」；實施國營企業（鹽鐵酒專賣）以及推行均輸、平準，則屬「與之爭」。如此一來，既解決財政危機，也使富商大賈的勢力受挫，連司馬遷也承認「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33。可見「整齊之」、「與之爭」是非常時期運用的非常手段。政府實施的經濟政策可以是依據經濟規律，讓人民自由發展，也可以是越俎代庖、與民爭利，前者適用於「國家無事」，後者則可因應「國家有事」。不可否認，漢武帝的經濟政策是有其現實基礎，所以司馬遷並不全盤否定政府對經濟進行調控，在利導、教誨均無效時，對奸軌弄法等破壞經濟秩序的行為，他亦主張嚴削以齊之。34 承上所述，依〈平準書〉和〈貨殖列傳〉的內容進行爬梳、分析的結果，司馬遷是否一貫同意放任政策至此揭然可見。筆者認為司馬遷並不以放任的自由經濟政策為全是，而以漢武帝推行的經濟政策為全非，35因事論斷較能彰明司馬遷真正的 29 _{（漢）司馬遷撰，}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_{30〈平準書〉，頁 1420。} 30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 _30〈平準書〉，頁1421。 31 _{（漢）司馬遷撰，}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_{30〈平準書〉，頁 1421。} 32 _{例如漢武帝以身作則，《史記．平準書》：「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 或公開褒揚卜式與公孫弘，據〈平準書〉載卜式捐獻家產的一半給朝廷攻打匈奴，公孫弘身為丞相，以身作則倡導節用之風。然而成效不佳，「然無益於俗，稍騖於功利矣」。見（漢）司馬遷撰，（劉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索隱，《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30〈平準書〉，頁 1424。 33 _{（漢）司馬遷撰，}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_{30〈平準書〉，頁 1435。} 34 _{〈太史公自序〉曰：「民倍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 吏列傳第六十二。」漢武帝時酷吏人數增多，背景在於武帝多欲，興利百端，以致百姓爲求自保，不得不走法律漏洞，遂使風俗曰壞。儘管司馬遷在〈酷吏列傳〉抨擊酷吏的殘忍，但〈太史公自序〉可知酷吏也有存在的理由。這並不是因為司馬遷自相矛盾，而是他看到社會本身的複雜性，需要廣泛而多視角地理解各種人事物何以存在的理由。 35 _{筆者按：〈太史公自序〉曰：「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 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力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這是前所未有的大一統鼎盛局面，司馬遷亦有榮焉。從某個角度而言，武帝的作為是歷史的產物。徐漢昌認為漢武帝時代的諸般財經新措施，充分的滿足了漢武帝的特殊需要，使他在中國歷史上寫下了抵禦外侮以雪恥、開疆拓土以求中國大統一的輝煌一頁。雖然多年蓄積，一朝用盡，但有其不得已之處，所以這些新措施的時代意義是不可抺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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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思想。

肆、「承敝易變」是司馬遷經濟思想的核心

一、以觀事變的〈平準書〉

《史記‧太史公自序》謂〈平準書〉之作是「維幣之行，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第八。」36〈平準書〉所討論的「事變」是以時間脈絡的方式，綜論漢朝（至武帝時）一連串的國家政策轉變中所導致社會經濟現象與政府經濟措施間互為因果關係，即〈平準書〉的「太史公曰」中所述：「事勢之流，相激使然」37。再觀司馬遷著《史記》是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38為宗旨，其中〈八書〉更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最重要的篇章。《史記‧太史公自序》謂：「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在〈平準書〉中屢次出現「變」的意識，39司馬遷認為「變」是事物的屬性，在考察事件發展的完整過程中，他注重見盛觀衰，關注於歷史發展的轉折處，善於從事物的內部，發現促使事物走向反面的因素。在這種富於辯證的思考下，司馬遷觀察到不管是漢初的自由放任所締造的富足，抑或漢武帝的管制干預所造就的「天下用饒」，在繁榮的表相下面，其實皆已蘊藏危機。書葦在《司馬遷經濟思想研究》一書中論到：「司馬遷肯定漢武帝所推動的經濟政策的確緩解了財政困境，於打擊富賈之際收到中央集權之效，而且鹽鐵官賣和平準、均輸等措施，亦加強國家對經濟的控制，對各地資源進行有利於國家利益的開發和利用，通過國家對生產和流通的參與來調節國民經濟中農、工、商三部門之間結構比例關係。」40然而，在解決舊問題時，另一方面也衍生出新問題，司馬遷對此洞察犀利。例如〈平準書〉指出在尚未確定專令上林三官鑄五銖錢之前的貨幣的。措施的本身也給後代留下許多可資效法的地方。見徐漢昌（1983）。鹽鐵論研究。臺北市：文史哲出版社，頁53。 36 _{（漢）司馬遷撰，}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_{130〈太史公自序〉，頁 3306。} 37 _{（漢）司馬遷撰，}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_{30〈平準書〉，頁 1443。} 38 _{（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新校本漢書》卷}_{62〈司馬遷傳〉，頁 2735。} 39 _{如「物盛而衰，固其變也」}_、_{「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_、_{「事變多故而亦反是」}_、_「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以及「承敝易變」。 40 _{書葦（1995）。司馬遷經濟思想研究。陝西：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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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實施後引起民間大量私鑄錢幣、囤積貨物、物價上升的情形，使貨幣與貨物的通行都受到阻礙，而政府任用酷吏雷厲風行地懲治私鑄者，使得人心惶惶、社會不安。又鹽鐵官賣的結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 41_{既使選官制度遭受破壞，而且如此一來這種官商過度結合，中間的環節又缺乏適} 當的把關機制，便產生了一批貪官污吏，弄法敲詐；再加上國家經營，沒有競爭機制，使得「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42。司馬遷對漢武帝輕用財貨與輕易取之於民的態度尤為不滿，如用錢來買官、買爵，使得「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秏廢」43，用錢贖罪更是使富商大賈為所欲為、作奸犯科，而算緡、告緡的實施使得政府沒收百姓的錢物以億計、奴婢上千萬、田地和房屋不可勝計，於是商人中等以上人家都破產。這種廣開財源的方式嘉惠於貧民者不多，反而不利於社會秩序和風氣，同時嚴重削弱商業資本的發展，損害國家經濟的成長。最後則是推行均輸和平準的結果：「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44 迫使商人在無利可圖下，棄商就農。武帝的經濟政策不僅使商人受損，也因為課徵舟車稅，導致「船有算，商者少，物貴」45的現象，造成物價上漲，人民蒙受其害。影響所及，當漢武帝的財政危機得以紓緩的同時，人民卻「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求富的積極性受到打擊，不願意將擁有的財富用於投資生產，遂造成降低了社會整體的生產力。由上可知，漢武帝推行的經濟政策在收放之間拿捏不當，結果不僅在經濟方面，其他如選官、吏治、司法、社會治安、道德等各方面都連帶產生影響，使國家社會付出很大的代價，46這是漢武帝難辭其咎的。持平而論，漢武帝的經濟措施在 41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 _30〈平準書〉，頁1429。 42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 _30〈平準書〉，頁1440。 43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 _30〈平準書〉，頁1424。 44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 _30〈平準書〉，頁1441。 45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 _30〈平準書〉，頁1440。 46 _{有關漢武帝推行的經濟政策對社會民生的危害，侯家駒認為武帝財政政策的興利措施是增加} 賦稅。賦稅過重之弊：一是人民破產，武帝既下緡錢令，「而楊可告緡徧天下，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二是降低人民的生產力，減少總產出，即在人民破產後，「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三是資源分派的扭曲，賦稅加重，所得由人民手中移給政府，武帝「乃作柏梁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以及其他各種揮霍，使資源未作有效利用；四是造成物價飛騰，「船有算，商者少，物貴」。漢武帝為彌補財用不足之公營事業政策，其種類繁多，計有鹽鐵、酒榷、均輸、平準，以及出售官爵與出錢免罪免役，其弊害尤烈，大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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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度上補救了漢初因採取自由放任而導致的弊端，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武帝的經濟政策又是向「秦之弊」的回歸。從秦之弊，到漢初放任之，再到漢武帝與之爭，恰好是歷經「承敝易變」的一個周期，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中就是希望通過記述這一周期的經濟變化，原始察終地說明事物「承敝易變」的規律，繼而間接委婉地表達對漢武帝的勸戒之意。

二、期使智者有采焉的〈貨殖列傳〉

司馬遷撰《史記》，強調「述往事，思來者」。47他在考察經濟問題時並不是孤立地就經濟考察經濟，而是將經濟同其他問題結合起來一起分析研究，期能藉由「事勢之流，相激使然」48的歷史經驗提供國家長治久安之道。在〈平準書〉末「太史公曰」中將經濟盛衰和國家興亡緊密聯繫起來，先敘三代之常，再述管仲、李克富強之術，後論秦經濟之盛衰。言外之意，司馬遷有意將秦世和漢世經濟的演變作一呼應，即武帝之弊猶如秦之弊，大肆興兵、過於役使民力，必然使國家走向衰敗的命運。換言之，以秦、漢之弊對照三代的輕徭薄賦和聽任人民自由發展，便可以得知政府若介入經濟太深，將會適得其反。因此，筆者認為希望從歷史中汲取教訓，察覺弊害後知所應變，這才是司馬遷寫作〈平準書〉的目的，並且將如何「承敝易變」的具體建議表述在〈貨殖列傳〉中，期使「智者有采焉」。49 觀《史記‧平準書》全篇，雖多為弊端的揭露，否定之意明顯，然而仔細爬梳比對後，筆者發現司馬遷在針對前弊而變的部分是持著較正面肯定的敘述語氣。首先，司馬遷肯定漢初「掃除煩苛，與民休息」50的經濟政策，促進了社會經濟的恢下列七種：（一）人民負擔增加；（二）公營效率低落；（三）機會成本太高；（四）扭曲資源分派；（五）官商勾結圖利；（六）產生嚴刑峻法；（七）敗壞社會風氣。見侯家駒（1982）。中國經濟思想史。臺北：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行委員會，頁 327-329。許倬雲曾撰文對漢武帝打擊富商大賈對漢代社會秩序的破壞有深入分析，見許倬雲（1964）。西漢政灌與社會勢力的交互作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5，頁 267~273。有關武帝推行的這些經濟政策的弊害，還可見於《史記》卷122〈酷吏列傳》、《漢書》卷 24〈食貨志下〉、《漢書》卷90〈酷吏傳〉，以及《鹽鐵論》中論賢良文學所作的批評。 47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_130〈太史公自序〉，頁3300。 48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 _30〈平準書〉，頁1443。 49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_130〈太史公自序〉，頁3319。 50 _{（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新校本漢書》卷}_{5〈景帝紀〉，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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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51 其次，是肯定桑弘羊推行的鹽鐵官賣、均輸、平準，達到了「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52 、「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53 、「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54 是以筆者認為，司馬遷其實並非全盤否定漢武帝推行的經濟政策，將鹽鐵專賣收歸國家，由國家來控制物價，適足以因應漢興七十年以來奸富滋生、兼併嚴重、貧富懸殊的社會現象，也得以因應對外征伐匈奴的必需性55 以及解決其所造成的財政窘境。從這個角度來看，漢武帝是「承敝而變」，如同漢初採行道家思想以解決秦朝之弊，都是一種因應情勢所需的調整、轉變。鄙意以為，司馬遷批判漢武帝的經濟政策，主要在三個層面：一是財政不足的根源主要是因為漢武帝個人對內、對外的花費，尤其是無謂的支出，56 故司馬遷在〈平準書．太史公曰〉中藉由秦始皇役使民力太過影射漢武帝，徵集天下之財，滿足漢武帝的多欲，而武帝「猶自以為不足」。二是雖然漢武帝打擊商人有助於消弭社會貧富不均、保障農民，同時也有強化中央集權的效益，然而矯枉過正，漢武帝抑商太過卻造成商人破產、人民生產意願低落、交易市場不再熱絡等反效果。三是漢武帝一方面抑商，另一方面卻又讓富者可以用財買官，以及重用商人子弟為他主持均輸、平準和鹽鐵官賣，這些政策並不在原則性上出了問題，而是在技術性上有所瑕疵，故產生不少官商勾結圖利、漁利百姓之事。57 從這三個層面，正可以反映出司馬遷撰寫〈貨殖列傳〉的背後動機和〈貨殖列傳〉的內容主旨。 51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 _30〈平準書〉，頁1420。 52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 _30〈平準書〉，頁1441。 53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 _30〈平準書〉，頁1439。 54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 _30〈平準書〉，頁1440。 55 _{能避免戰爭固然最好，但當異族屢屢入侵之際，便不是和親納幣、以德懷柔的方法就能奏效。} 56 _{如〈平準書〉載：「作柏梁台，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 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 57 _{例〈平準書〉載：「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彊令民買賣之。」另從《鹽鐵論‧本} 議篇》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效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為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阿之縑，蜀、漢之布也，亦民間之所為耳。行奸賣平，農民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幷收。萬物幷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奸。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奸吏收賤以取貴，未見准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萬物也。」見（漢）桓寬撰；王利器注。《鹽鐵論校注》（四版）。臺北：世界書局，見 76。從賢良文學所言，可知當時普遍對執行均輸平準政策的官吏頗有微辭，其他有關為漢武帝執行經濟措施的官員對國家社會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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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貨殖列傳〉中司馬遷主張順應自然發展而有農虞工商的社會分工，四者同等重要，又言：「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58，主張要用本（農業）守富，然而吾人卻在《史記》裡並無看到司馬遷對農業有特別的重視，不若專門為商人立傳，且在〈貨殖列傳〉裡積極鼓勵商業的發展，這些疑點在筆者看來，司馬遷實別具用心。竊意司馬遷在〈貨殖列傳〉裡所言、所論皆有很強的現實意義，也就是要「針砭時政」。故漢武帝推行國營企業，與民爭利，司馬遷便言「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希望武帝認清追求財富是人之常情，與其限制人民牟利，或是政府和人民爭奪利益，不如順著人民愛利、求利的天性設法創造政府和人民皆可獲利的雙贏局面--「上則富國，下則富家」。59 其二，司馬遷在〈平準書〉中借用卜式言：「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60論者皆將卜式所言視為司馬遷反對桑弘羊主持國營事業與民爭利的證據，61筆者在此想從〈貨殖列傳〉中司馬遷重視農虞工商各有所本的社會分工的角度，重新審視卜式所言。鹽鐵官賣後，除授原來經營事鹽鐵的富家為吏，官吏中有許多是商人出身，官商過度結合易流於私財和公財不分，危害了國家的財政、吏治。至於均輸、平準，雖然政策立意不無良善，但人事的問題在缺乏適當的監督下，也只是讓官吏乘機牟利。以是之故，卜式對桑弘羊的指責除了因為做官的本分不當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也可視作司馬遷不滿以桑弘羊為代表的這些商人子弟，身為商人卻不從事商人的本分，反而涉入政治，成為協助漢武帝籌措財源的興利之臣。承上所論，竊意司馬遷真正要批判的應是不知各盡本分、各正其位的社會分工，並非單純地從與民爭利的立場發為議論。其三，司馬遷見商人勢力坐大，對社會造成危害，但漢武帝打擊商人又太甚，使商人率多破產，社會生產力降低，便在〈貨殖列傳〉裡肯定商業的重要，並介紹許多經商有成、取財有道的傑出商人，這樣的褒揚既是對漢武帝壓抑商人的反彈，生的危害，可詳參徐漢昌（1983）。鹽鐵論研究第六篇第一章賢良文學指責官員。臺北：文史哲出版社，頁155-163。 58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_129〈貨殖列傳〉，頁3272。 59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_129〈貨殖列傳〉，頁3255。 60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 _30〈平準書〉，頁1442。 61 _{參見唐凱麟、陳科華（2004）。「善者因之」--司馬遷經濟倫理思想。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 學報，33(1)，頁 11；加曉昕（2001），從《平準書》和《貨殖列傳》看司馬遷的自由經濟思想，達縣師範高等學校學報，11(3)，28-32；馬濤（2001），論司馬遷的自由經濟思想及對儒道的態度，河北學刊，21(1)，9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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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是提出「姦富」的對照組，使富而不義之人知所惕勵。62 其四，為解決國家財政的窘境，司馬遷在〈貨殖列傳〉裡提供政府「開源節流」的方法，例如介紹各區域的特有物產，希望政府和人民合作，加以利用開發並互通有無；以及介紹經商致富的技術，例如「因地制宜，適材適用」、「勤儉敬業，降低成本」、「預測趨勢，爭時鬥智」、「出奇制勝，逆向操作」等。63如同〈太史公自序〉中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之於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64其中「勸」的立意相當重要，司馬遷言下之意的「智者」應該包括欲望太多、抑商太甚的漢武帝，和那些重牟利卻少仁義的姦富，以及後世之人。最後要說明的是，司馬遷觀察到漢武帝為貫徹經濟措施嚴刑以禁邪、重罰以防奸，如此一來，「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65，人民在政府齊之以刑的恐懼中，喪失了發自內心遵守法律的道德良知，只求消極的無過，不敢積極的有為。以是之故，不僅在〈平準書〉的「太史公曰」指出要「以禮義防于利」66在〈貨殖列傳〉中更是屢次強調「出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行其德」、「人富而仁義附焉」。司馬遷指出經濟和道德二者關係密切，無非是希望漢武帝要先重視人民基本的生活需求，才能進而要求人民具備道德感，避免因經濟措施而產生的諸多社會亂象。

三、以「承敝易變」來思考歷史

司馬遷觀察到歷史中所有的人事物發展皆不斷進行著起承轉合的過程，轉即是變的表現，這是他關注的焦點。變的發展是從漸變積累而形成劇變，如何預測和提供應變的參考便須要具備「通古今之變」的宏觀視野，並以「原始察終，見盛觀衰」 62 _{司馬遷在〈貨殖列傳〉曰：「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可知他有意以賢富來惕勵姦富。 63 _{參見鄒濬智(2008)。}_{《史記．貨殖列傳》經濟思想體系試構。龍華科技大學學報，}_{25，頁 161-164。} 64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_129〈貨殖列傳〉，頁3319。 65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 _30〈平準書〉，頁1440。 66 _{〈平準書〉太史公曰：}_{「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_，當世道安寧時，則按庠序中的長幼尊卑，先農本而後商末，以禮節道義來防範利慾，然後當國家不穩定時，則只能靠法律來維持秩序和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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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作為基本方法。此外，歷史演進往住存在著某種客觀必然性，司馬遷稱之為「勢」，是一個較長時間裡有各種力量、各種變因逐漸積累決定歷史的趨勢。正因為具備這樣歷史高度的認識，使得他看到任何一個歷史現象的發展和變化，都不是在偶然孤立中進行的，事事物物處在一定的因果關係中，環環相扣，螺旋式地辯證發展。故事物的發展是物盛而衰，盛的當下便蘊釀衰，當衰的力量逐漸壯大成為「敝」的時候，也就是需要改變之時，亦即「承敝易變」。概言之，〈平準書〉的主旨即是司馬遷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得知國家社會因漢武帝「多欲有為」而出現種種弊端；〈貨殖列傳〉則是司馬遷通過總結歷史經驗，提出「承敝易變」的具體建議，近可針對漢武帝的經濟政策導致的弊端獲得解決，遠則可提供後世謀求經濟繁榮，國家安定的參考。「承敝易變」即要針對弊病，進行變革，弊而不改則為逆勢不動。至於如何變革？原則是要讓民眾獲益。〈平準書〉曰：「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指出「變」的準則就是「使民不倦」，讓人民可以各安其位的努力發展，自然可「不倦」，而社會也就能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的繁景。68司馬遷在《史記．高祖本紀》中的論贊曰：「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謬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民不倦，得天統也。」把「承敝易變，使民不倦」說成是「得天統」，這無疑地將它說成是一條易變的標準。司馬遷以史家客觀立場論之，通篇〈平準書〉並無批判漢武帝攻打匈奴之非，而是多著墨於不能見好就收，適可而止；而桑弘羊未能勸阻漢武帝，反而開闢財源以奉其上，遂使漢武帝多欲有為的停損點遙遙無期，其對國家社會造成的危害也就持續加深，民倦益甚。竊意或許司馬遷不敢犯諱直指漢帝，故借卜式之語，表面上似乎指責桑弘羊的不是，實際上是指桑罵槐。同理，司馬遷在〈平準書〉末亦藉秦始皇譏諷漢武帝道：「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力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69 皆可說明「使民不倦」是司馬遷對「承敝易變」的最高指導原則。 67 _{（漢）司馬遷撰，}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_{130〈太史公自序〉，頁 3319。} 68 _{《平準書〉曰：「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這一觀點，從思想來源上} 看，應是受到《周易》的啟示。《周易．繫辭下》：「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裡既強調了「變」，又說明「變」的準則，那就是「使民不倦」，意即「使民宜之」。見十三經注疏整理委員會主編(2009 年）。周易。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352。 69 _{（漢）司馬遷撰，}_{（劉宋）裴駰集解，}_{（唐）司馬貞索隱，}_{《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 _30〈平準書〉，頁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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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所論，筆者認為司馬遷的經濟思想是環繞「承敝易變」而展開，「變」並非無條件，而是需要對症下藥，針對「敝」而變，並且「變」的結果必要「使民不倦」。總之，司馬遷在《史記》從經濟角度切入闡述「承敝易變」之理，實帶有深刻的針砭意義，意味深長。

伍、結論

以傳統中國重農抑商、君子不言利的思想而言，司馬遷的經濟思想相當特殊，自成「一家之言」，受到的貶抑多於肯定，如班固批評司馬遷：「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蔽也」70。然而時至今日，司馬遷經濟思想的豐富性己受到普遍的推崇，71相關研究的成果相當豐碩，本文主要從司馬遷在〈平準書〉、〈貨殖列傳〉中表達的經濟思想提出淺陋之見，以就教於方家。歷來聚焦司馬遷的經濟思想是自由經濟、重視商業、肯定牟利等，經本文究明其所以然，得出〈平準書〉、〈貨殖列傳〉兩篇其實是相互融通，結合二者的內容和撰寫動機，可知親身經歷漢代經濟政策轉變所造成的影響，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實以「承敝易變」作為核心，他並不主張政府在經濟事務中可以退居幕後，一貫自由放任，而是傾向政府具有引導社會總體經濟的力量。因此，〈平準書〉指出政府要察覺弊端，儘早改弦易轍，做出正確因應；〈貨殖列傳〉的內容是希望「智者有采焉」，其中「勸」的立意相當重要。司馬遷言下之意的「智者」應包括多欲、抑商太甚的漢武帝，和重牟利卻少仁義的姦富，以及後世之人。〈貨殖列傳〉提供許多可資學習的歷史經驗和經營之道，願是智者之人能夠「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72作為借鑑採用。實至今日，政府在經濟活動中不能缺席，只是該扮演 70 _{（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新校本漢書》卷}_{62〈司馬遷傳〉，頁 2738。} 71 _{例如梁啟超肯定司馬遷的經濟思想言：}_{「與西士所論，有若合符，苟昌明其義而申理其業，} 中國商業可以起衰。」見梁啟超(1989)。《史記．貨殖列傳》今義，原刊於《時務報》，今收入《飲冰室合集一》（文集2 冊）(第一版)。北京：中華書局，頁 46。錢鐘書在《管錐編》中對司馬遷在《史記》中別立經濟專篇給予極高的評價，言：「當世法國史家深非史之為『大事記』體者，專載朝政軍事，而忽諸民生日用。司馬遷傳《遊俠》，已屬破格，然尚以傳人為主，此篇(《貨殖列傳》)則全非『大事紀』、『人物志』，於新史學不啻手辟鴻蒙矣。」錢鍾書（1990）。管錐篇（第一冊）(第一版)。北京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發行新華書店經銷，頁383。 72 _{《史記．秦始皇本紀》曰：「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 矣」，又舉時諺說：「『前事之不忘，後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衰之理，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意指在位者治理國家要總結歷史經驗教訓，考察於上古的歷史，驗證以當代的情況，通過人事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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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輕或重，或強或弱的角色端視現實狀況而定，此己成為一致的共識。73兩千多年前的司馬遷，站在時代的高度，又超越時代，他在經濟上的遠見卓識，在今日依舊閃爍著智慧的光芒，具有實用價值，值得吾人參考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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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Economic Thought of

Si-ma-qian

Yu-Ching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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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i-ji”: “The treatise of Balanced Standard and Business Biographies” are the first historical articles to record economy. They have always been well studied and often applied to classical schools of thought in Western economics, to consider that Si-ma-qian advocated free Economic Thought. This paper explores, Si-ma-qian and his background in writing, " Shi-ji "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treatise of Balanced Standard and Business Biographies”, finds that commitment to change is the core economic thought of Si-ma-qian. His economic vision is still worth learning today.

Key words: Si-ma-qian, The treatise of balanced standard , Business Biographies, commitment to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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