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商品與唐宋金元通俗文化──以敦煌詩詞與長沙窯、磁州窯瓷器題詩詞曲為中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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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末報告

作品、商品與唐宋金元通俗文化──以敦煌詩詞與長沙窯、磁

州窯瓷器題詩詞曲為中心的研究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計畫編號： MOST 104-2410-H-004-180-執行期間： 104年08月01日至105年12月31日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計畫主持人：楊明璋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林岱華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高若凡大專生-兼任助理人員：張浥雯報告附件：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03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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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二年期的計畫，大抵以年代及文體作區分，本年度（104年度）著力的主要是唐五代的敦煌詩及長沙窯瓷器題詩，並略有涉及宋金元磁州窯瓷器題詩，以歸結從敦煌詩到長沙窯、磁州窯瓷器題詩的承繼與流變，以及其與唐宋金元商業活動的關係、反映的唐宋金元物質文化。而本年度具體地研究成果，包含於期刊有一篇論文之發表 ──〈唐五代詩歌的通俗化與商品化──以敦煌詩歌與長沙窯瓷器題詩為中心〉，中國大陸浙江大學中文系主辦《中文學術前沿》第十二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12月。），以及2016年 10月下旬（10.19-23）至北京、邯鄲等地考察後，從瓷器題詩、詞、曲、文之照片及帶回之相關研究論著，整理出的題詩、詞、曲、文。中文關鍵詞：敦煌、長沙窯、磁州窯、瓷器、詩歌、商品、通俗、物質

英文摘要： This study plans to discuss the poetry of Dun Huang and the poetry on the porcelain made in Changsha Kiln and Cizhou Kiln from three angles. The first one is the phylogeny of ancient popular poetry. And the second one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ncient business activities and literary works. Third one is ancient Material Culture.It focuses on constructing the wa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pular poetry from Tang Dynasty to Yuan Dynasty. Also, it explores both the way ancient literary works become

commodities and the Material Culture, such as clay pots and Porcelain pillow.

英文關鍵詞： Dunhuang, Changsha Kiln, Cizhou Kiln, porcelain, poetry, commodity, population, mate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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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美國學者 Robert Finlay 撰寫《青花瓷的故事》（The Pilgrim Art:Cultures of Porcelain in World History）一書，探討中國瓷器在世界史上扮演的文化角色，其中提到：「我們若把瓷器視為一項文化聚焦物、一個藝術與商業匯流的交會現象、一種在相當程度上將其製作者、購買者、欣賞者的風俗、心理等精神面向，化為具象並清晰流露的人造物品，那麼其中可透露的訊息就極大極廣。瓷器一身三角，處於日常生活、商業和藝術的交集，同時是實用品、商品又是藏品。」（羅伯特‧芬雷，中譯本 2011，頁 28。）可見瓷器的生成，固然是為日用，但它勢必也反映了文化，不同的時空會賦予它不同的文化底蘊，而後，它成了商品，不但在中土大受歡迎，也一度成為外國人愛不釋手的物品，甚至成為人們收藏的藝術品。明清青花瓷可如是看待，以刻畫或書寫上詩、詞、曲、文、俗語、佳句為紋飾的唐代長沙窯瓷器及宋金元磁州窯瓷器，更可如是觀察。九世紀至十世紀盛行的長沙窯瓷器，可說是開中國陶瓷史以文字為飾的風氣之先，並為後代許多窯場所承繼採用。又長沙窯瓷器題詩與敦煌文獻中抄寫的詩詞，時有近同的，且敦煌詩詞有部分與商業活動密切相關。因此，敦煌詩詞雖非書寫於作為商品販售之用的瓷器上，但它在探究民間通俗詩詞於唐五代的發展情形、其後承衍，以及商業活動與通俗詩詞之間的關係，仍具有相當的意義與價值。故筆者擬訂了「作品、商品與唐宋金元通俗文化──以敦煌詩詞與長沙窯、磁州窯瓷器題詩詞曲為中心的研究」一題，申請科技部二年期的專題研究計畫。探究作為創作者用以抒發個人情志的作品，當它們與商業活動有了連結，甚至成為一項商品，是否因之特意創作，或進行裁剪、改寫？而那些為製瓷而特意創作，或多數取材於現成的詩、詞、曲、文，它們一般是出自哪些人的手筆？又為何是這些詩、詞、曲、文被製瓷者採用？其中反映了什麼樣的商機與購瓷者之審美觀？又這些來自民間的出土文物，書寫、刻畫於其中的詩、詞、曲、文，反應了什麼樣的文化風尚？特別要說明的，是這些書寫於民間文物──敦煌寫卷或來自民窯瓷器上頭之詩、詞、曲、文，它們既不純然屬於一般常見文士書面高雅的菁英文學，也與民眾口頭傳述的民間文學有一段距離，充分展現雅俗交融的特質，也就是所謂的「通俗文學」。又為力求以瓷器題詩文為中心的通俗文學之討論，其普遍性得以展現，其他的民窯，如陝西耀州窯、河南鈞窯、江西吉州窯、福建磁灶窯等，有部分瓷器也題寫有詩、詞、曲、文，本計畫也納入。至於出自官窯的瓷器，如定窯瓷器即有不少乾隆御製詩，這就不在本計畫的討論範圍。二年期的計畫，大抵以年代及文體作區分，本年度（104 年度）著力的主要是唐五代的敦煌詩及長沙窯瓷器題詩，並略有涉及宋金元磁州窯瓷器題詩，以歸結從敦煌詩到長沙窯、磁州窯瓷器題詩的承繼與流變，以及其與唐宋金元商業活動的關係、反映的唐宋金元物質文化。而本年度具體地研究成果，包含於期刊有一篇論文之發表──〈唐五代詩歌的通俗化與商品化──以敦煌詩歌與長沙窯瓷器題詩為中心〉，中國大陸浙江大學中文系主辦《中文學術前沿》第十二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 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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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以及 2016 年 10 月下旬（10.19-23）至北京、邯鄲等地考察後，從瓷器題詩、詞、曲、文之照片及帶回之相關研究論著，整理出的題詩、詞、曲、文。今一併陳述於後。另有一點必須說明的，是本計畫於 2014 年年底撰寫時，原訂於 2016 上半年至中國大陸長沙、北京、邯鄲等地進行考察，後經告知庋藏長沙窯瓷器重要的博物館──位於湖南省長沙市的湖南省博物館，正進行改、擴建，預計 2017 年 9 月才落成，又湖南長沙各博物館收藏的許多精彩瓷器，為北京藝術博物館借展，於 2016 年 7 月 23 日至 10 月 23 日舉辦「詩意的彩瓷──長沙窯瓷器藝術展」，故中國大陸三地瓷器考察之一的長沙，只好取消，科技部執行期限也只能展延至 2016 年年底。

二、研究目的

本計畫大抵從三個面向來探討敦煌詩、詞與長沙窯、磁州窯瓷器題詩、詞、曲：一是古代通俗詩歌的發展史，二是古代商業活動與文學作品的關係，三是日用瓷器反映的古代物質文化。透過這幾個面向的討論，建構從唐至元通俗詩歌的發展脈絡，了解古代文學作品商品化的運作機制，以及瓷壺、瓷罈、瓷枕等器物文化。由上述三個面向衍生的目的則有：1.從唐五代宋初的敦煌詩、詞，至大約同時期的長沙窯瓷器題詩，又之後的宋金元磁州窯瓷器題詩、詞、曲，三者彼此的承繼與流變；2.各民窯瓷器題詩、詞、曲之作品特色；3.唐宋金元民窯瓷器題詩、詞、曲與一般傳世典籍中的詩、詞、曲之關係。（以上相應第一項。）4.敦煌詩詞與商業活動之關係；5.作為商品的各民窯瓷器題寫、改寫菁英文士之詩、詞、曲的意涵；6.雅俗交融的瓷器題詩、詞、曲與商業文明之關係。（以上相應第二項。）7.不同用途之瓷器，如瓷壺與瓷枕所題寫詩、詞、曲各自的特色及其反映的文化風貌。（以上相應第三項。）今再將上述 7 個具體目的進行較為詳細的說明，且本計畫為二年期，本年度（104 年度）著力的主要是唐五代的敦煌詩及長沙窯瓷器題詩，故將以這二者為主要陳述對象。第 1，敦煌文獻及長沙窯出土文物所屬年代、階層，大抵相當，皆來自中晚唐的民間，而它們所書寫的作品許多是一般傳世典籍所未見。如總數約有二千二百首的敦煌詩，與一般傳世典籍重出者僅三百餘首；而現今可見的長沙窯題詩百餘首，與一般傳世典籍重出者也不過十三首左右。這些不見於一般傳世典籍的敦煌詩與長沙窯瓷器題詩間，卻有十五首重出。而宋金元磁州窯的瓷器題詩、詞、曲，就筆者目前初步掌握到的，詩約百餘首，可見於一般傳世典籍者十餘首；至於詞、曲約八十首，可見於一般傳世典籍者則亦約十餘首。又它與敦煌詩詞、長沙窯瓷器題詩詞，也有重出的。換言之，這批詩、詞、曲作品大多出自民間不知名文士的手筆，我們正可藉以探究中晚唐至元代的通俗詩歌之發展脈絡。而那些重出的菁英文士作品，也可作為考究其流播情形及民間審美風尚的重要素材。更何況這三種文獻，就空間而論，分屬古中國的西北、北方、南方，彼此有一段距離，以此推究出來的唐宋金元通俗詩歌之樣態，自也更具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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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 2，各民窯瓷器題詩、詞、曲，大多是介於菁英文學與民間文學之間的通俗之作，而這樣的作品有何特色？就目前初步歸納，包括有：如不論是何時何地之瓷器題寫的文字，除了喜以短語表現警世思想，也常以詩、詞、曲等文體來展現，像日本松岡美術館一只三彩束腰枕有〈喜春來〉一首：「人能克己身無恙，事不關己唾自安。損人利己有何難，悔復晚，天理有輪還。」而套語的使用、開篇以比興手法等，也都是各瓷器題詩共通的特色，如長沙窯題詩有：「古人皆有別，此別淚恨多。去後看明月，風光處處過。」「世人皆有別，此別淚恨多。送客醉南酒，懸念聽楚歌。」「只愁啼鳥別，此別淚恨多。送客醉南淚，懸令聽楚歌。」或可說它們本是同一首的三種異文，但也可視之為程式化套語的運用。又各民窯瓷器題詩、詞、曲之格律，大抵也較一般傳世文獻所見鬆散。諸如此類的特質，值得我們進一步深究。第 3，唐宋金元民窯瓷器題詩、詞、曲有部分是又可見於一般傳世典籍，如磁州窯瓷器題寫宋代蘇軾的詞或提及蘇軾者有六首，元代陳草庵的散曲則有三首，這些可用以探究菁英文士於市井坊間流播的情形。又目前已披露甚至釋文的瓷器題詩、詞、曲，仍有部分被視為民間無名氏之作，其實亦可見於一般傳世典籍。如一只長沙窯殘瓷題寫「元相公」，下有：「忽憶前科第□□，此時雞鸖蹔□□，群春霄索吹還□，雞在庭前鸖□□。」研究者謂此詩不見於《全唐詩》，且認為應當是描述元稹狀元及第時的景象（吳躍堅《唐風妙彩──長沙窯精品與研究》，頁 99），事實上，此詩為白居易〈寄陸補闕前年同登科〉詩（《全唐詩》卷 436）。又如鴻禧美術館藏磁州窯瓷器虎形枕有：「貧居鬧市無相識，富住深山有遠親。」此二句，《三遂平妖傳》第十八回、無名氏南戲《張協狀元》第六齣等亦可見。由這些例子可以知道，瓷器題寫之文字是否確僅見於長沙窯、磁州窯瓷器之上，仍須多方探求，又其與小說、戲曲等通俗文藝之關係，亦值得深究。第 4，敦煌詩詞與商業活動有所關聯的，包括有〈崔氏夫人訓女文〉、《碎金》等讚詩，敦煌曲子詞亦有濃厚的城市商業氣息。而一般傳世典籍未見，僅見於敦煌文獻及長沙窯瓷器之詩詞，二者間的關係亦值得深究，或也是透過商業活動而流通至南方的製瓷窯口、西北的敦煌。換言之，敦煌詩詞與城市商業文明之關係，是值得我們探討的。第 5，作為商品的各民窯瓷器，其上題寫之詩文時有傳世菁英文士之作，或與一般傳世文獻相同者，或略有不同者，或差異甚大者，略有不同者可視為製瓷者疏忽、業有不精，而差異甚大者恐怕另有他故，如製瓷者基於商業等因素，有意改寫。像二只題寫白居易〈問劉十九〉的瓷壺，一作「八月新風酒，紅泥小火爐。晚來天色好，能飲一盅無。」二作「二月春豐酒，紅泥小火爐。今朝天色好，能飲一杯無。」與原作：「綠蟻新醅酒，紅泥小火爐。晚來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差異皆大。這樣的情形也可見於磁州窯瓷器題詩文，如紹興元年白釉劃花豆形枕及紹興三年綠釉劃花長方形枕均題寫有白居易〈自河南經亂，關內阻饑，兄弟離散，各在一處。因望月有感，聊書所懷，寄上浮梁大兄、於潛七兄、烏江十五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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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兼示符離及下邽弟妹〉一詩，卻都稱遊潁水（潁川）遇金兵南退，見骨肉滿地，遂作此一詩，顯然是借他人詩句澆自己塊壘，同時也反應宋金之交生靈塗炭之景況。一一將這一類的異文梳理出來，對我們了解古代文學商品化的過程是有相當的助益。第 6，將詩、詞、曲題寫刻畫於瓷器上，與刻畫山水蟲魚鳥獸的意義相同，同是作為紋飾令瓷器添色、增值，與商業文明的關係密切。如瓷器題寫之詩，時有一首詩同時可見於多個器物上，像 1983 年發掘的長沙窯出土文物，有題詩者 193 件，題寫的作品共 60 首，意味著部分詩句同時有超過二件以上的器物題寫之，其中的「日日思前路」、「小水通大河」、「一別行千里」、「只愁啼鳥別」等四首詩更有多達二十餘件（《長沙窯》，1996，頁 141-147。）。又長沙窯瓷器題詩有一首作：「上有千年鳥，下在百年人。丈夫具紙筆，一世不求人。」宋金元的磁州窯也有多只瓷器有「鳥有千年鳥，人有百歲人」的詩句，二者時代不同，詩句卻十分近似，可見該詩句所闡釋的情志或有其普遍性，遂為不同時代的市井小民所喜聞樂見。我們可藉以進一步了解文學作品之通俗性與商業活動的關聯性。第 7，本計畫以民窯瓷器題寫之文字為對象，焦點固然是在詩、詞、曲上，但文字的題寫對瓷器而言，終究是用以增顯主體的配角，故瓷器此一物質文化的討論，自然不可忽視。目前初步觀察所見，長沙窯題有詩之瓷器以瓷壺居多，而磁州窯題有詩、詞、曲之瓷器則以瓷枕為多，它們題寫的詩、詞、曲內容主題雖十分多元，但仍舊各自有其特色。如長沙窯的瓷壺、瓷瓶及磁州窯的瓷罈、瓷瓶題寫的詩、詞、曲，其內容多與酒相關，故可從酒文化來解析這些瓷器及其上題寫的詩、詞、曲。也就是說，諸如以枕、壺等器物為中心，探究與之相涉的物質文化，是另一可以進一步著墨的論題。另外，本計畫也著手統整、校理出從唐至元各民窯瓷器題詩、詞、曲較為全面且精細的本子。目前各民窯瓷器題詩、詞、曲，雖已有研究者對之進行統整與釋文，如胡可先《出土文獻與唐代詩學研究》第九章「長沙窯新出土唐詩考論」、王興《磁州窯詩詞》、楊棟《元曲起源考古研究》第二章「出土金元散曲圖文輯考」、第三章「出土宋金詞圖文輯考」等，都是其中成果豐碩者，唯所收的瓷器仍有不同，對詩、詞、曲的釋文亦時有不同，或有圖版，卻未釋文，抑有釋文，圖版卻不清晰，甚至未附圖版。近年來陸續有品質較佳的圖版書之出版，或各庋藏、研究單位也有不少將之數位化上網，加上新近出土發現的文物公布，故在此時進行較為全面的瓷器題詩、詞、曲之校錄工作，是前所未有的好時機。故為了讓後續的研究探討，有更為確切依憑，本計畫盡可能搜羅各已出版發表的論著，以及學術、庋藏機構之網站所公布之圖版文獻，為這批材料整理出較為完整、精確的文本。

三、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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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計畫主要的研究素材有敦煌寫本中的詩詞、長沙窯瓷器題詩詞、磁州窯瓷器題詩詞曲等三種作品，而若就所欲討論的面向則有通俗詩歌流變史、商業活動與文學作品之關係、古代物質文化等三項。這些研究素材與研究面向，過去學界已積累一定的成果，今以研究素材為經，研究面向為緯，擇要評述。第一，敦煌詩詞與商業文明、長沙窯瓷器題詩詞之關係的研究：敦煌詩詞的研究過去已有相當豐碩的成果，如饒宗頤《敦煌曲》、林玫儀《敦煌曲子詞斠證初編》、項楚《敦煌詩歌導論》、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均是本計畫論述時必備的基礎參考書目。而從商業活動入手者則有：如宛敏灝〈從敦煌曲子詞和《花間集》談詞的發展〉（《語文教學》1957 年第 9 期）一文，以為詞的興起與社會、音樂、文學等有密切的關係，像商業經濟的發展，使得市民階層擴大並對藝術活動有進一步的需求，敦煌曲子詞即在此環境下生成的。王曉驪《唐宋詞與商業文化關係研究》、劉尊明《唐宋詞與唐宋文化》大抵循此對敦煌曲子詞、佛曲，考究其中的商業化、城市化特徵。而朱鳳玉〈敦煌文獻中的廣告文學〉一文，則別開生面地從商品廣告的角度，解析 P.3644 一首〈厶乙鋪上新鋪貨〉，以及《碎金》、〈崔氏夫人訓女文〉二文本的讚詩，一方面重現了詩歌創作的原生態，另一方面也得以窺見唐五代商業廣告之一隅。而注意到敦煌詩詞與長沙窯瓷器題詩互見者，以徐俊〈唐五代長沙窯瓷器題詩校證──以敦煌吐魯番寫本詩歌參校〉一文討論最為全面，計整理出十一首二者互見的詩詞，前此，包括徐氏的另一文〈敦煌學郎詩作者問題考略〉（1994），或陳尚君〈長沙窯唐詩書後〉（1997）均已有論及。第二，長沙窯瓷器題詩詞的相關研究：長沙市文化局文物組〈唐代長沙銅官窯址調查〉（1980）算是較早有系統地披露長沙窯瓷器題詩文的重要篇章，依文中所言，當時調查得到的瓷器題詩文凡有詩廿三首、俗語十九則。此後，相關的研究，紛至沓來，像孫彥、張健、萬金麗合著的《中國歷代陶瓷題記》（1999），即是將歷來所發現各朝代陶瓷上題寫的文字進行了有系統的介紹說明，其中也敘及長沙窯及磁州窯，分別收錄有四十六首及十六首。類似的論述，還有馬未都的《瓷之紋》（2013），其中有一主題── 「文字紋」，也廣泛地搜羅各朝代題寫有詩文的瓷器，進行闡釋說明。至於歷來各學者專家所著的中國陶瓷史，對長沙窯、磁州窯瓷器題詩、詞、曲也常論及，如中國矽酸鹽學會主編《中國陶瓷史》、葉喆民《中國陶瓷史》、方李莉《中國陶瓷史》等，雖非以長沙窯、磁州窯瓷器題詩文為焦點的專著，但他們往往能以宏觀的視野對待這些題有詩文的瓷器為其在陶瓷發展史上找尋定位。以長沙窯瓷器為焦點的專著，三十多年下來，已積累了不少，如長沙窯課題組編《長沙窯》、李效偉《長沙窯：大唐文化輝煌之焦點》、吳躍堅《唐風妙彩─ ─長沙窯精品與研究》、李建毛《湖湘陶瓷二．長沙窯卷》、劉美觀《解讀長沙窯》等都是，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圖版十分清晰，論述也多有可觀，尤其以結集數十位專家學者編撰而成的《長沙窯》一書最具代表性，不但全面收錄了 1983 年發掘出土的瓷器題詩文──六十首詩、十三則俗語，而且多數都附上了圖版照片或描摹的文字，甚至各題有詩文之器物形製、數量等等，都一一記錄。而期刊論文更有以長沙窯瓷器題詩文為論述核心的，如周世榮〈唐五代長沙窯瓷器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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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概說〉、蔣寅〈讀長沙窯瓷器所題唐俗語詩劄記〉、胡可先〈長沙窯新出土唐詩考論〉，前二篇，文雖不長，但提供了包括作品的格律、各主題內容瓷器的件數，以及製瓷工匠在詩文題寫過程扮演的角色、作品套語的使用等極好的研究視角與簡要示範。胡可先之文，則是其《出土文獻與唐代詩學研究》一書的第九章，是目前討論長沙窯瓷器題詩文搜羅最為全面的文章，作者不但著錄整理了 105 首的詩歌，也對瓷器題詩的流傳情形、作者身份、文化及文學價值等一一做了論述，甚至其反映的商業文化、雅俗交融都略有論及，對本計畫的執行，深具啟示意義。 2016 年出版的陳尚君《貞石詮唐》一書，收有〈從長沙窯瓷器題詩看唐詩在唐代下層社會的流行〉，又附錄一為〈長沙窯瓷器題詩匯錄〉，均是長沙窯瓷器題詩擲地有聲的論著。又長沙窯瓷器題詩文的研究，有一類是從商業活動入手的，如單先進、曹彩雲〈從長沙窯底看唐代私營商品經濟的發展〉、姜革文《商人．商業．唐詩》、昌慶志《唐代商業文明與文學》等。以昌慶志的論著為例，長沙窯瓷器題詩文是他討論唐代文學與商業文明之關係的眾多素材之一，認為題寫詩文於瓷器等器物上，是生產商為了宣傳其品牌，刺激平民的消費欲望。第三，磁州窯瓷器題詩、詞、曲相關的研究：李詳耆、張厚璜輯《鉅鹿宋器叢錄》（1923）一書，可說是最早著錄瓷器題詩文的論著，瓷器來自於鉅鹿一民宅築室掘地發現的，其中有二瓷枕題寫有詩。之後明確指稱以磁州窯瓷器為焦點的專書論著甚多，如日人蓑豐“Freedom of Clay and Brush through Seven Centuries in Northern China：Tz＇u-chou Type Wares,960-1600 A.D.＂一書，搜羅唐代至明代各種類型的磁州窯瓷器，以美國 Indianaplis Museum of Art、Cleveland Museum of Art、China House Gallery 等三個博物館館藏為重點，並介紹世界各地同類藏品及詳盡的斷代依據。而這一類的專書搜集有較多題寫詩、詞、曲的磁州窯瓷器的，則有大阪市立美術館編《白と黒の競演：中国・磁州窯系陶器の世界》、李林娜主編《南越藏珍》、王興《磁州窯詩詞》、葉喆民主編《中國磁州窯》等，其中又以王興及葉喆民較為全面，且對年代、出土地、收藏地、裝飾造型、文字釋文等均有所交代。相關的研究其實還有不少，只因磁州窯瓷器題詩、詞、曲主要安排於本計畫的第二年來進行，故本年度的研究結案報告，就暫不詳細表述。

四、研究方法

本計畫主要的研究對象──敦煌詩、詞與長沙窯、磁州窯瓷器題詩、詞、曲，目前基礎的文獻校錄工作大概只有敦煌詩、詞做得較為完備，故有必要針對瓷器題寫詩、詞、曲進行較為全面的之校錄工作。而為讓此一研究的進行更為順利，目錄、版本、校讎、輯佚等文獻學的運用就十分重要。于大成〈古董與文學〉（1984）一文就說：「以古董材料從事文學之研究，其為用最顯著，蓋有六端。一曰輯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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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二曰校勘，三曰訓解，四曰作品年月，五曰辨偽，六曰作者。」又本計畫另一項重要工作，即是理清哪些詩詞曲為三種文獻獨見或互見？哪些也可在其他文獻見到？故各種詩詞曲總集的檢視，以及諸種電子文獻檢索數據庫，如《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中國基本古籍庫」、「中國方志庫」、「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正統道藏漢籍電子圖書館」，以及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資料庫」、「中國都市藝能研究會」等網站的輔助運用，也是相當重要的。而要確切地落實與解決前文所述的各項議題，包括文學社會學、物質文化、漢語詩律學、詩學及口頭文化等等的理論、研究成果的運用，也就有其必要。茲擇要說明如下： 1.文學社會學(Sociology of Literature) 美國學者 Leo Lowenthal 認為，文學是基本象徵和價值觀的載體，它包含二種文化合成物：其一是藝術，其二是以市場為導向的商品。而流行商品主要能起到指示大眾的社會－心理特徵的作用。同時指出，通俗藝術並不是現代特有的，而可能和人類文明一樣古老，經過漸進式的轉變成型的，特別是在中產階級的出現後（Leo Lowenthal《文學、通俗文化和社會》，頁 2、9。）。而文學社會學主要關注的論題，誠如美國學者 M.H.Abrams 所言，是：「文學作品的形式與形成如何受到作者的階級地位、性別、政治或其他利益等環境的影響，如何受到其創作時代特有的思想情感方式為影響，如何受到作者的職業經濟狀況與書籍出版銷售的影響，如何受到文學作品所針對的讀者或能獲得作品的讀者的社會階層、思想觀念與價值觀的影響。」 (M.H. Abrams《文學術語字典》，頁 577。)這些對本計畫在討論詩、詞、曲作為商品被傳抄、演唱或直接題寫於瓷器上被販售等等的情形，均有相當程度的借鑒作用。

2.物質文化研究(Material Culture Studies)

美國學者 Jules David Prown 將物質文化界定為：「物質文化是在特定時間的特定社區與社會，通過人工製品研究其信念、價值、觀念、態度和推測的研究……物質文化這一術語也用來指稱人工製品本身。」（轉引 Daniel Miller《物質文化與大眾消費》，總序頁 7。）物對於物質文化研究者而言，它不只是可見、可觸及的清楚實體，它還是社會的產物，因為它為人類所製造、發展、使用，也就表示它是社會形式的實現，同時也塑造了社會形式。本計畫關注的其中一項焦點，即是題寫有詩、詞、曲的長沙窯瓷壺、瓷瓶及磁州窯瓷枕、瓷罈、瓷瓶等器物所反映的文化風貌，故有關物質文化的理論與研究成果，對本計畫也就極具參考價值。 3.漢語詩律學、詩學所謂詩律，即如段寶林所言：「詩律包括詩歌的音韻格式、章法句法結構，以及對仗、排比、字句排列等詩歌形式上的格律規定。」（段寶林《中外民間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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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律》，頁 2。）而對漢語古典詩歌格律有深刻研究的王力，其《漢語詩律學》一書，就對古體詩、近體詩、詞、曲等詩體格律有詳盡的論述。或段寶林、過偉等人主編的《民間詩律》、《中外民間詩律》二書，則是針對中外各種民間詩歌之詩律進行探究。不論是漢語傳統古典詩歌的詩律，或者是民間詩歌的詩律之研究成果，對本計畫考究敦煌詩詞與長沙窯、磁州窯瓷器題詩詞曲之聲律時，無疑是很好的參照。另外，朱光潛《詩論》、日人松浦友久《中國詩歌原理》、高友工《中國美典與文學傳統》、葉嘉瑩《迦陵說詩》等等有關中國詩學的專著，收入了他們對漢語古典詩歌的聲律、語言、意象等等的重要研究成果，對本計畫歸納敦煌詩詞與長沙窯、磁州窯瓷器題詩詞曲之特色，深富啟示與參照意義。 4.口頭（Orality）與書面 (Literacy) 文化研究以口頭文化研究著稱的美國學者 Walter J.Ong，以為原生口頭文化裡的思維與表達，除了有套語式風格之外，還有附加的、聚合的而不是分析的、冗餘的或豐裕的、保守的或傳統的、貼近人生世界的、帶有對抗色彩的、移情的和參與的、衡穩狀態的、情景式的而不是抽象的等九大特徵（Walter J. Ong《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語詞的技術化》，頁 27-43。），而書面文化的特徵正好與上述口頭文化特徵相反。這些對本計畫討論敦煌詩詞、長沙窯瓷器題詩詞、磁州窯瓷器題詩詞曲與口頭傳統、書面傳統之關係，有相當的助益。

五、結果與討論

於「一、前言」曾提及，本年度執行本計畫已有〈唐五代詩歌的通俗化與商品化──以敦煌詩歌與長沙窯瓷器題詩為中心〉（中國大陸浙江大學中文系主辦《中文學術前沿》第十二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 年 12 月。）一篇論文的發表，該論文本係筆者於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館主辦「饒宗頤教授百歲華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5.12.5-7）中宣讀的論文，會後根據與會專家學者提供的寶貴的意見進行修改而成的。茲先將論文簡述如下（全文見「附錄」。）：與商業活動關係密切的敦煌講唱文學，在援引文人詩歌時，確實會因應講唱的需要，有不同的作法，如某一文人詩歌不管是風格或內容，若均與某講唱作品相符，則講唱者逕自摘選迻錄，〈太子成道經〉與北周釋亡名〈五苦詩〉，〈太子成道吟詞〉與劉朝霞〈駕行溫湯賦〉， S.3872〈維摩詰經講經文〉與梁鍠〈詠木老人〉都是如此。要是文人詩歌與講唱的內容主題未盡相符，則會略作修改調整，如 P.2955〈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引薛能〈鄜州進白野鵲〉，與原作差異其實不大，但原作「色柔金性瑞西方」及「月宮瓊樹是仙鄉」二句，方術、道教意味濃厚，故講唱者略做修改，以符合講經文闡述西方佛國淨土的需求。而 P.2133 〈妙法蓮華經講經文〉「黃鷹云云──詩天邊」則是受到崔鉉〈詠架上鷹〉的啟發，將本為一首七言四句詩，重新組合並敷演為以七言為主凡有五十九句的吟詞，以符合勸人修行向佛之講經宗旨。另外，〈太子成道經〉、〈八相變〉、〈太子成道吟詞〉的「欲行三里二里時，須是四迴五迴歇」，確如項楚所言，未必是承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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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隱巒的〈逢老人〉，而是敷演禪林流行的成句，《雪巖祖欽禪師語錄》卷二即有類似的句子。〈廬山遠公話〉的二詩偈──「身生智未生」、「儒童說五典」，《吹劍錄外集》有「萬般諸文字」、《歸元直指集》有「儒宗立五典」偈，都與「儒童說五典」偈近同，故可推知二詩偈當為流行於世的勸世詩，而為〈廬山遠公話〉的編創者或長沙窯「君生我未生」瓷器題詩的製瓷者所採納、改寫。又 P.2976 「塞外蘆花白」詩與 P.3123 失調名的曲子詞──「一隻銀瓶□」，〈酒賦〉與顧況〈李供奉彈箜篌歌〉、岑參〈玉門關蓋將軍歌〉，亦有互文的情形。而長沙窯瓷器題詩與文人詩歌之互文性及其成因，蓋製瓷者題寫文人詩作或時有衍誤，但他們也並非無所用心，反倒不時可見著意經營的情形，已懂得因應市場的需求，對原作進行或小或大的調整、剪裁。長沙窯瓷器題詩與文人詩歌二者共有 13 首重出互見，其上題寫文士之作，與一般傳世文獻或略有不同，或差異甚大。略有不同者，部分為製瓷者疏忽、業有不精造成的，也有部分應是製瓷者基於如商業銷售等因素，有意識地進行調整、改寫，像「八月新風（豐）酒」、「二月春豐酒」二詩顯然是改寫白居易〈問劉十九〉，製瓷者應是考量原作首句用字仍不夠平易，加上因應不同時序、產地所需，遂有二月、八月及新豐等的詞句，令此一款式的酒壺一年四季皆可推出，充分發揮詩作與瓷器結合，以廣開商路之效。其他像「有僧長寄書」、「主人不相識」二詩，或為特定群體而製，或令文句更為口語，而對原詩進行了微調。至於與原作差異較大的，又可分為拼合型和刪節型，拼合型如「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支（枝）。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一詩，是將王維〈終南別業〉的詩句與休靜禪師回應後唐莊宗的偈語，捏合成一首禪意頗濃的詩篇；「歲歲長為客，年年不在家。見他桃李樹，思憶後園花。」一詩，後二句為唐元和的某沙門回應張籍之句，而前二句則當是流行於民間的成句，為製瓷者摘取，將之與元和沙門所吟拼合。刪節型如截錄劉長卿〈苕溪酬梁耿別後見寄〉六言八句詩的中間四句，和將蔡輔〈大德歸京敢奉送別詩〉七言四句詩改為五言四句，應是求詩句簡短以便於鐫刻而改之。值得一提的，是製瓷者在題寫的過程中，應是連器物原本的用途都一併作了考量，像百餘首的瓷器題詩依其內容來看，大體可分為離愁、歡會、嘆世、勸世、景物、遊戲等主題，其中又以離愁最多，且時常涉及飲酒，此一瓷器題詩的內容主題傾向，當與目前所見題有詩句的瓷器多為酒壺有關。概觀一般親友間觥籌交錯，多為離別遠行、歡聚宴飲之際，往往也以詩佐酒，或澆愁，或助興，酒壺上題詩正可兼具此一功能。不見於一般傳世典籍的敦煌詩歌與長沙窯瓷器題詩之間，有十五首是近同的，二者的歧異較前述長沙窯瓷器題詩與文人詩歌為大，編創者概以程式化套語為基礎，進行加工，這也說明了僅見於長沙窯瓷器、敦煌吐魯番文獻之作，與口頭文化應有密切的關係。且這些作品有不少是與佛教關係密切的勸世詩，或出自僧人禪師之手或與佛門有干係，由此可知，佛教相關人士及其詩作，在唐五代詩歌的傳播與通俗化過程起了一定的作用。值得一提的，P.2622 十餘首學郎習書所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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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詩作有四首也可見於長沙窯瓷器題詩，可見這些雖未見於一般傳世文獻的作品，卻在當時廣泛流傳著，學郎、製瓷者才得以信手書來。附帶一提，長沙窯瓷器題詩和磁州窯瓷器題詩也可見近同的，如河北峰峰彭城窯出土金代白地黑花雙繫瓶也有「春人飲春酒，春杖打春牛」的詩句，宋金元的磁州窯有多只瓷器有「鳥有千年鳥，人有百歲人」的詩句，近同於長沙窯瓷器題詩──「上有千年鳥，下在百年人。丈夫具紙筆，一世不求人。」可見詩句闡釋的情志若有其普遍性，為不同時代的市井小民喜聞樂見，自可傳之久遠。又 2016 年 10 月下旬（10.19-23）筆者至北京、邯鄲等地考察後，從瓷器題詩、詞、曲、文之照片及帶回之相關研究論著，整理出不少瓷器題詩、詞、曲、文。茲將此行於各地博物館所見瓷器題詩文，述其要如下： 1.邯鄲市磁縣的中國磁州窯博物館：它是專為庋藏磁州窯文物而創建的博物館，展出的文物有近五百件，時代乃從北朝至民國，各式日用的瓷器充分體現磁州窯黑與白交織的生活藝術之美，其中又以繪有人物故事及以題寫有詩、詞、曲、賦的瓷枕為最，資深導覽員提及中國磁州窯博物館所在地的磁縣數十年前嫁娶仍會準備瓷枕作為嫁妝，另外，四繫大瓶、梅瓶也有不少題寫有詩、詞、曲。 2.邯鄲市區的邯鄲市博物館：磁州窯瓷器是該館藏的重點之一，尤以宋金元的瓷器最多，約三百件，並有古磁州窯窯場、作坊的模型，明清民國的瓷器也有二百件左右。題寫有詩、詞、曲、賦的瓷器仍以瓷枕為多，不過，也有缸、罐等瓷器題有文字，如一只清代的白地褐彩詩文錢罐，即有：「君子里外走，不許胡多手。有人看見了，不如諸（猪）和狗。」又如一只清代光緒九年的青花纏枝花卉開光文字罐，有「秋月楊輝桂一枝」的詩句，據悉，此句應是京劇《打龍袍》的唱詞。本計畫雖未將明代至民國的磁州窯瓷器題詩文納入，但對本計畫的研究，仍大有助益，或也可作為未來進行開展的礎石。 3.北京市的北京藝術博物館：該館館址位於北京海淀區西三環北路萬壽寺內，附屬於萬壽寺，展示的空間雖不若其他博物館，但展出的瓷器均出借自長沙窯瓷器重要的館藏地，包括有湖南省博物館、湖南省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博物館、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讓人得以於一斗室，即窺得唐代長沙窯瓷器之精華。而其中題寫詩文的有不少，且在壺、碗、碟、枕等器形均可見，如一只碗上有：「嶺上平看月，山頭坐□風。心中一片氣，不與女人同。」 4.北京市的首都博物館：該館展出的館藏磁州窯瓷器雖不多，但其館藏造型較為獨特，如一只宋代劃花蓮瓣形枕，又有出自磁州窯以外的不同窯口之瓷器，如吉州窯、龍泉窯的瓷枕、菩薩像，對本計畫理解瓷枕及往後研究菩薩信仰，均有莫大的助益。 5.北京市的中國國家博物館：該館展出的長沙窯、磁州窯瓷器雖也不多，但均為精品，一只元代白釉剔刻花卉詩文長方形枕，上有〈折花三莖〉（小院簾幔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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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輕）外，也有「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年」、「家和出貴子，門□出高人」「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等格言佳句，其實它們與《增廣賢文》多有雷同，二者之先後關係，頗值得深究。又展出有龍泉窯、景德鎮窯、德化窯、定窯、鈞窯、耀州窯、武靈窯等窯口的瓷器。

附錄：

唐五代詩歌的通俗化與商品化

──以敦煌詩歌與長沙窯瓷器題詩為中心

楊明璋1

一、前言

一作品在另一作品中隱約可見其蹤跡，此種情形屢見不鮮，其或屬引用、參考、暗示、抄襲，或為戲擬、仿作，它們往往是藉由對舊作品的組合、再現、歪曲、改頭換面等方式孕育而成的。2 像敦煌文學的不同文類，如詩、詞之間，或敦煌講唱文學的吟詞與其他典籍文獻的文人詩，亦有不少雷同的情形。又主要為九至十世紀的敦煌詩，有部分和也屬九至十世紀的長沙窯瓷器題詩近同。3 而長沙窯瓷器題詩除與敦煌詩有所關聯外，也有與其他典籍文獻近同的。換言之，這些作品間，或為重出詩、同一作品的異本，或確實是展現了互文性的不同作品，而其互文性形成的因由，除語言藝術層次的追求之外，是否也因後來的編創者基於某種的理由，如因應不同階層的閱聽者，而對舊作品進行剪裁、改寫？朱光潛就說：「創造一件作品，……如果有求他人欣賞的實用目的，這實用目的決不能不影響到藝術創作本身上去。」4 如本為創作者用以抒發個人情志的作品，當它與商業活動有了連結，甚至成為一項商品，是否為此而進行裁剪、改寫？以長沙窯瓷器題詩為例，當一首詩被題寫於作為商品的瓷器之上，其意義與刻畫山水蟲魚鳥獸是一樣的，同是作為紋飾令瓷器添色、增值，它也就成為商品的一部分，製瓷者題寫什麼樣的詩，應會考慮購買者的審美觀。故這些作為商品的瓷器紋飾之詩作，若取材自現成的詩歌，它們多出自哪些人的手筆？又為何是這些詩被製瓷者採用？製瓷器者是否對原作了剪裁、改寫？其中反映了什麼樣的商機與購瓷者之審美觀？等等問題均值得深究。 1 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副教授。 2 參［法］蒂費納‧薩莫瓦約著、邵煒譯：《互文性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頁 19、137-140。 3 長沙窯的時代可參長沙窯課題組編：《長沙窯》（北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頁 235。 4 朱光潛：〈作者與讀者〉，《談文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頁 9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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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而敦煌文學中也有不少與商業性演出密切相關的作品。像〈廬山遠公話〉中即提到，道安的講經已採取以價制量的手段，從一開始納絹一匹得聽講一日，到後來須納錢一百貫文，可見當時像講經這樣相對而言是較為肅穆的活動，也有向商業靠攏的傾向。換言之，在作為藝術與作為以市場為導向的商品的文學二分法裡，敦煌講唱文學有部分的作品是可歸屬於後者的，5 如演出者自稱為「詞人」的通篇七言詞文──〈捉季布傳文〉，或為後唐明宗李嗣源慶賀生日之用、「悅俗邀布施」意味十分濃厚的〈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其末尾甚至有和伎藝表演──合生密切的九首詩。6 而在這些有吟詞的敦煌講唱作品中，還不時可見文人詩歌的引用，其間的異同，亦是我們考究唐五代詩歌與商品之交涉的重要素材。探究講唱者引用文人詩歌時，是否基於市場之考量，對原作進行重新組合、再現，甚或歪曲、改頭換面？以及其中所蘊含的審美風尚、流播情形。

二、敦煌講唱文學與文人詩歌的互文性及其商品化

在目前所見的敦煌文學裡，除前述講唱文學與商業活動關係密切外，他如《云謠集》一類的敦煌曲子詞亦有濃厚的城市商業氣息，或 P.2633 一首〈崔氏夫人訓女文〉於文末有「上都李家印，崔氏夫人一本」的題記，並有推崇崔氏善女之〈白侍郎讚〉二首及序，可見〈崔氏夫人訓女文〉在當時已為長安李家印書舖刻印，7 成為在市場上流通的商品，P.2633 的抄寫者再根據該書舖印行的本子進行謄寫。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那些具有市場導向特質的講唱文學，特別是與文人詩歌間有互文性的作品。以目前筆者所掌握的，包括有〈太子成道經〉與北周釋亡名〈五苦詩〉、隱巒〈逢老人〉，S.2440V〈太子成道吟詞〉與劉朝霞〈駕行溫湯賦〉， S.3872〈維摩詰經講經文〉與梁鍠〈詠木老人〉，P.2955〈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與薛能〈鄜州進白野鵲〉，P.2133〈妙法蓮華經講經文〉與崔鉉〈詠架上鷹〉。凡有八個寫本的〈太子成道經〉，敘及太子於西門見瘦劣至甚的病兒，遣車匿問之：「諸人亦復如然」，病兒答：「殿下尊高，亦復如是」，其後並有吟詞：「拔劍平四海，橫戈敵萬夫。一朝床上臥，還要兩人扶。」有部分寫本「一朝床上臥」 5 洛文塔爾在《文學、通俗文化和社會》一書的導言，即以為從能對不同的社會團體產生凝聚力的角度來看，文學包含二種強有力的文化合成物：作為藝術的文學和作為以市場為導向之商品的文學。參［美］利奧．洛文塔爾著，甘鋒譯：《文學、通俗文化和社會》（北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頁 2。 6 參楊明璋：〈論三組敦煌詩與唐宋伎藝表演的關係兼論敦煌文學研究的未來〉，《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第 1 輯（臺北：政大中文系，2009.10），頁 223-251。 7 上都即長安，《新唐書．地理一》云：「上都，初曰京城，天寶元年曰西京，至德二載曰中京，上元二年復曰西京，肅宗元年曰上都。」可見上都李家當是肅宗以後的印書舖。見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臺北：鼎文書局，1981 年影印新校本）卷三十七〈地理一〉，頁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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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作「一朝床枕上」，「還要兩人扶」作「轉動要人扶」，8 又凡有三個寫本的〈八相變（一）〉則作：「拔劍平四海，橫戈敵萬夫。一朝床枕上，起臥要人扶。」而法照（747-821）撰《淨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讚》有一則〈相觀讚文〉也有這四句詩句，云：「憂曇華，大眾用心聽。拔劍平四海，橫戈敵萬夫，一朝床枕上（希現），起坐聽人扶（彩憐）。咄嗟長歎息，誰知老所侵，八十將衰邁（希現），萬事不堪住（彩憐）。」9 它們應該都是援引自北周釋亡名〈五苦詩〉，10 該組詩中的〈病苦〉云：「拔劍平四海，橫戈卻萬夫。一朝床枕上，廻轉仰人扶。壯色隨肌減，呻吟與痛俱。綺羅雖滿目，愁眉獨向隅。」11 三者差異不大，大概就只是如「卻萬夫」作「敵萬夫」，「廻轉仰人扶」作「還要兩人扶」、「轉動要人扶」、「起臥要人扶」、「起坐聽人扶」等，看不太出講經僧、法照有刻意改寫〈五苦詩〉的意圖，其歧異應只是編創、抄錄時的衍誤或所據本子不同所造成的。相較於釋亡名〈五苦詩〉，〈太子成道經〉、〈八相變〉、〈相觀讚文〉三作品的閱聽者，世俗大眾應該是比較多的，但編創者卻未對釋亡名作品有太大的更動，應是釋亡名的作品在當時即被視為「文多清素，語恒勸善，存質去華」12 ，該詩也是平實無華。講經變文中類此直接引述文人詩之作的，還有 S.2440 V〈太子成道吟詞〉，此本研究者以為是撮抄〈太子成道經〉、〈八相變〉的吟詞而成的節本， 13 唯於「隊仗白說」結束語──「無邊神女貌螢螢」與「大王吟」之間旁有小字，云：「青一隊，黃一隊，熊踏」（附圖一），此等語即唐代劉朝霞〈駕幸溫泉賦〉：「青一隊，黃一隊，熊踏胸兮豹擎背」，14 該賦或許不是像任半塘所說是在講唱中為講唱者所全誦或節誦，15 但講唱者吸納其中描繪玄宗遊華清宮隊仗之壯盛的若干字句，作為鋪陳刻畫淨飯大王隊仗之用，當是合乎情理的，且劉氏〈駕幸溫泉賦〉的風格，就如鄭棨所言「詞調倜儻，雜以俳諧」，16 故講經變文的講唱者也就無須修改調整。 8 以上參見黃征、張涌泉校注：《敦煌變文校注》（北京：中華書局，1997），頁 438、457。 9 唐．法照撰《淨土五會念佛略法事儀讚》卷 2〈相觀讚文〉(CBETA, T47, no. 1983, p. 483, b12-c10)。 10 項楚〈敦煌文學雜考〉首先指出該講經變文的詩句出自釋亡名。參項楚：《項楚敦煌語言文學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1-21。 11 逯欽立輯校：《先秦漢魏晉南北朝詩》（北京：中華書局，1983），《北周詩》卷六，頁 2434。 12 隋．費長房撰：《歷代三寶紀》卷 11 (CBETA, T49, no. 2034, p. 101, b2-3)。 13 見黃征、張涌泉校注：《敦煌變文校注》（北京：中華書局，1997），頁 482。 14 此賦敦煌吐魯番文獻凡有三本：P.2976、P.5037 及日本龍谷大學藏吐魯番出土文書大谷編號 3504+3506 一殘卷。另外，唐．鄭棨撰：《開天傳信記》節錄部分，見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唐五代筆記小說大觀》，頁 1230-1231。 15 任半塘云：「揣想在講經中，宜由講唱人對原賦文全誦或節誦；如在表演中，或由大王於白說後接誦若干句，以壯聲色。」見任半塘：《唐戲弄》（臺北：頂淵文化公司，2004），頁 877。 16 語出唐代鄭棨撰《開天傳信記》。見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唐五代筆記小說大觀》，頁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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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事實上，〈太子成道經〉、〈八相變〉、S.2440〈太子成道吟詞〉中另有二句吟詞與唐末僧人隱巒相關，即老人以吟詞答言太子「何名老人」之問，其中有二句──「欲行三里二里時，須是四迴五迴歇」17 ，正好和隱巒的〈逢老人〉相似，該詩云：「路逢一老翁，兩鬢白如雪。一里二里行，四回五回歇。」18 項楚以為二者沒有必然的承襲關係，應是禪林中的成句之沿用與敷演。19 這樣的看法，在禪宗語錄中可獲得證實，像宋代昭如等編《雪巖祖欽禪師語錄》卷二即有類似的句子，云：「若論履踐箇事，如人行路一般，行得一里二里，三里四五里便歇。」 20_{雪巖祖欽（1214-1287）活動的年代，雖較隱巒或講經變文的形成年代都晚，且} 此則語錄是以人行路為喻說明做事的態度，和講經變文、〈逢老人〉以老人行路突顯老的特質並不相同，但對行路樣態的描摹卻是不謀而合，可見像這樣的話語，確實應是禪林流行的成句。又 S.3872〈維摩詰經講經文〉稱玄宗從蜀地回長安，肅宗代位，玄宗為上皇，「髮白，面皺身，乃裁詩自喻」，詩云：「尅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曲罷還無事，也似人生一世中。」21 此詩《全唐詩》卷三、二Ｏ二均有收，分別歸於玄宗及梁鍠名下，研究者以為玄宗僅是吟詠此詩，真正的作者為梁鍠，詩題為〈詠木老人〉。22 該詩於〈維摩詰經講經文〉與《全唐詩》差異不大，僅個別字句有異，如「尅」作「刻」，「曲罷還」作「弄罷寂」，「也似人生一世中」作「還似人生一夢中」。也就是說，〈維摩詰經講經文〉和〈太子成道經〉、〈八相變〉一樣，直接引用原作並未改寫，〈維摩詰經講經文〉甚至還交代了原作者，並將其賦詩的故實一併融入講經文之中，成為講唱者解釋「是身如聚沫」等經句的例證。而此一故實及詩，鄭棨撰的《開天傳信記》23 或稍早鄭處誨所撰的《明皇雜錄》均有載記，可見唐玄宗退位為太上皇感生命奄忽滅沒的故事，在晚唐應頗為流行，並為講唱者所採納，用以勸說門徒──「玄宗尚自如此，我等寧不傷身」。 17 參見黃征、張涌泉校注：《敦煌變文校注》（北京：中華書局，1997），頁 438、457。 18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北京：中華書局，1996）卷 825，頁 9295。 19 項楚〈敦煌文學雜考〉首先指出該講經變文的詩句出自釋亡名。參項楚：《項楚敦煌語言文學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1-21。 20 宋．昭如等編《雪巖祖欽禪師語錄》卷 2：「若論履踐箇事。如人行路一般。行得一里二里。三里四五里便歇。」(CBETA, X70, no. 1397, p. 607, c17-21 // Z 2:27, p. 258, b8-12 // R122, p. 515, b8-12) 21 以上參見黃征、張涌泉校注：《敦煌變文校注》（北京：中華書局，1997），頁 834-835。 22 參見項楚：《敦煌詩歌導論》（臺北：新文豐，1993），頁 68；徐俊纂輯：《敦煌詩集殘卷輯考》（北京：中華書局，2000），頁 882。 23 宋．吳曾《能改齋漫錄．沿襲》「傀儡」條：「唐梁鍠〈咏木老人詩〉：「『刻木牽絲作老翁，雞皮鶴髮與真同。須臾弄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開天傳信記》稱明皇還蜀，嘗以為誦，而非明皇所作也。」宋．吳曾撰：《能改齋漫錄》（北京：中華書局，1985）卷八〈沿襲〉，頁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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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P.2955〈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有吟詞：「（白野鵲，鄜州進）24 輕毛怗雪翅開霜，紅觜能深練尾長。名應玉符朝北闕，體柔天性瑞西方。不憂雲路闐河遠，為對天顏送喜忙。從此定知栖息處，月宮瓊樹是家鄉。」25 研究者指出此段文字即薛能〈鄜州進白野鵲〉詩，26 講經文與原詩的差異包括：「怗」原作「疊」，「體」原作「色」，「天」原作「金」，「家」原作「仙」。二者差異雖說不大，但恐怕不能以傳抄過程的衍誤視之，當是講唱者有意識的調整、改寫，特別是原作云「色柔金性瑞西方」及「月宮瓊樹是仙鄉」二句，方術、道教的意味濃厚，與此本講經文旨在闡述西方佛國淨土，大異其趣，故講唱者遂將之略做修改，以符合講經文的需求。而 P.2133〈妙法蓮華經講經文〉一首「黃鷹云云──詩天邊」的吟詞：恰似黃鷹架上，天邊飛去有心。還同世上凡夫，出離死生有意。鷹在人家架上，心專長在碧霄。眾生雖在凡間，真性本同諸佛。黃鷹雖在架頭安，心膽終歸碧落間。眾生雖在娑婆界，心共如來恰一般。鷹也有心飛去，未知誰解縚。眾生大擬出興，未知誰人救拔。黃鷹爪距極纖芒，爭那絲縚未解張。凡夫佛性雖明了，爭那貪嗔業力強。有一聰明智惠人，解與黃鷹解縈絆。有一釋迦三界主，解解眾生惡業繩。絲縚解了架頭鷹，飛入碧霄不可見。業繩斷處超三界，卻覓凡夫大[日煞]難。勸君速解架頭鷹，從他多翼飛雲外。勸君速斷貪嗔網，早覓高飛去淨方。絲縚斷處碧雲間，萬里青霄去不難。爭那妄心貪愛縛，萬劫輪迴不暫閑。淨土高飛未有程，凡夫顛倒妄心生。既無少善資身業，合眼三塗路上行。須覺悟，早修行，浮世終歸不久停。煞鬼豈曾饒富貴，無常未肯怕公卿。直須認取浮生理，不要貪闐沒底坑。來世示君何處好，西方淨土證無生。頻聽講，學三乘，休向人間定愛憎。聞健速須求解脫，會取蓮經能不能。鷹解了，法門開，堪與門徒殄鄣災。淨土碧霄今不遠，遨遊飛去也唱將來。 27 研究者以為講經文實本崔鉉〈詠架上鷹〉，28 二者立意全同，詩句亦多有沿襲相因之處。崔鉉〈詠架上鷹〉出自唐代尉遲樞撰《南楚新聞》，云：「魏公崔相鉉，元略之子也。為童兒時，隨父訪于韓公滉，滉見而憐之，父曰：『此子爾來詩道頗長。』滉乃指駕上鷹令詠焉，遂命牋筆，略無佇思，於是進曰：『天邊心性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知誰是解縧人。』滉益奇之，歎曰：『此兒可謂前程萬里也。』」29 二詩篇幅相差雖大，但講經文此段吟詞從頭至尾概 24 此六字以小字題寫於詩句前，當非唱詞，而是講唱者用以輔助記憶者。 25 見黃征、張涌泉校注：《敦煌變文校注》（北京：中華書局，1997），頁 704。 26 參見項楚：《敦煌詩歌導論》（臺北：新文豐，1993），頁 69。詩則見《全唐詩》卷五六Ｏ，頁 6504。 27 見黃征、張涌泉校注：《敦煌變文校注》（北京：中華書局，1997），頁 728-729。 28 見張涌泉：〈敦煌變文校讀劄記〉，《中華文史論叢》第 63 輯（2000），頁 100-111。 29 宋．李昉等編：《太平廣記》（北京：中華書局，2003）卷 175〈崔鉉〉，頁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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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以架頭鷹欲入碧霄為喻，說明眾生佛性本具，卻為貪嗔業力所束縛，待釋迦解眾生惡業，而架頭鷹欲入碧霄正是崔鉉主要歌詠的，甚至有詩句如「未知誰解縚」與「不知誰是解縧人」大同小異。可見講唱者應是受到中唐文人崔鉉詩作的啟發，將本為一首七言四句詩，重新組合並敷演為以七言為主凡有五十九句的吟詞，以符合勸人修行向佛之講經宗旨。文人詩歌為敦煌講唱文學所引用，成為某一講唱文學作品一部分的例子，大抵如是。敦煌文學中尚有部分作品是具互文性的，只是它們與另外的作品之間，就目前現有的訊息，仍無法斷言同樣也是逕自汲取、改造文人詩句。如 S.2073 〈廬山遠公話〉有二詩偈，分別有云：「身生智未生，智生身已老。身恨智生遲，智恨身生早。身智不相逢，曾經幾度老。身智若相逢，即得成佛道。」「儒童說五典，釋教立三宗。視禮行忠孝，撻遣出九農。長楊並五策，字與藏經同。不解生珍敬，穢用在廁中。悟滅恒沙罪，多生懺不容。陷身五百劫，常作廁中蟲。」 30 前者闡釋身與智之關係，後者嗔諸人未敬字惜紙。研究者指出 S.2165 有一組題名作〈別〉的詩三首，前二首即上述二詩偈，或以為是〈別〉詩被採入〈廬山遠公話〉，31 或認定是〈別〉詩鈔自〈廬山遠公話〉。32 〈廬山遠公話〉二詩偈與 S.2165 二首〈別〉詩幾全同，僅前者之「視禮」，後者作「誓願」，就字意來看，當以後者「誓願」為佳，前者當是與「誓願」音近而致訛。至於究竟是說話者引用無名氏的〈別〉詩，抑或〈別〉詩摘錄自話本？從 S.2165 整體的抄寫情形來看，凡有十五首的釋教箴偈銘，前後筆跡一致，應是同一人所抄，而詩文的風格也頗為一致，均是明白如話的學佛悟道之作，〈別〉詩以外的十二首之作者又都為僧人，故筆者以為〈別〉詩若非僧人之作，也是當時流行於庶民大眾的作品。像筆者即在明代宗本集《歸元直指集》卷二〈勸人敬惜字紙〉檢得一段文字，云：大明勸善書云：「士之隸吾籍者，皆須敬重字紙，且如宋朝王沂公其父，見字紙遺地者，必撮拾以香湯洗過焚之，一夕夢先聖撫其背曰：『荷汝敬重吾字紙之勤也，恨汝老矣無可成就，他日當令曾參來生汝家，顯大門戶。』未幾，果生一男，遂名王參，讀書聦明，及狀元第。以此推之，切不可拋撒踐蹋，能依先訓之言，敬惜字紙，生生世世得大辯才，不如是者得大罪報。」○偈曰：「世間字紙藏經同，見者須將付火中，或送長流埋淨處，賜君福壽永無窮。」○儒宗立五典，釋道啟三宗。一切閑文字，皆與藏經同。愚癡無見識，多拋糞穢中。墮身千萬劫，永作廁中虫。33 最末一首五言八句詩與S.2165的〈別〉詩其二大抵相同，事實上，類似的詩句也可在宋俞文豹《吹劍錄外集》見到，有云：「王文正公之父見破舊文籍，必加整 30 見黃征、張涌泉校注：《敦煌變文校注》（北京：中華書局，1997），頁 263、269。 31 參見項楚：《敦煌詩歌導論》（臺北：新文豐，1993），頁 107。 32 徐俊纂輯：《敦煌詩集殘卷輯考》（北京：中華書局，2000），頁 546。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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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緝，片言一字不敢委棄，一夕夢孔子，曰：『汝敬吾書如此，吾遣曾參為汝子。』因名曰曾，甫弱冠，省、殿試俱第一，建昌張剛叔介紹定二年登科，其子淵微丁未年大魁及為正字，見其僕每聚故字紙焚之，曰：『恐為人踐踏。』余母氏臨終誦曰：『萬般諸文字，即與藏經同，安在不浄處，墮作厠中蟲。』蓋自開闢至今，扶持人極綱理世故，悉惟斯文，其可慢乎？」34 又長沙窯瓷器題詩有一詩的結構與「身生智未生」詩的前四句全同，作：「君生我未生，我生君與（已）老。君恨我生遲，我恨君生早。」且有14件之多，35 足見以此詩為紋飾的瓷器，在市場中是屬熱銷的商品，而綜觀目前所見的長沙窯瓷器題詩與文人詩之互文現象，大抵均是瓷器題詩引用、改寫文人詩。故筆者以為應先有〈別〉詩，不論是某僧人為宣教而作，或當時流行於世的勸世詩，後為〈廬山遠公話〉的編創者或長沙窯瓷器題詩的製瓷者所採納、改寫，也為書手寫錄於S.2165一寫本中。另外，P.4889 有首名字叫定千所寫的〈頌司空口號並序〉，與敦煌曲子詞〈望江南〉，不管是主旨，或者是文句，極為接近，徐俊以為〈望江南〉是櫽括〈頌司空口號〉而成的。36 像這樣，詩、詞間具互文性的作品，筆者還發現一例，P.2976 有一詩作：「塞外蘆花白，庭前柰葉黃，如今寒去也，兄弟在他鄉。」而 P.3123 有一首失調名的曲子詞作：「一隻銀瓶□，兩手全，催送遠行人，弗祿安。曾聞黃河長，不信寬，身上渡明官，恐怕人。大海蘆花白，秋夜長，庭前樹葉黃，旋草霜，門前寒來了，繡[衤+蓋]襠，夫妻在他鄉，淚千行。」37 除了「庭前樹葉黃」一句近同外，其他如同是「蘆花白」，其前詩作「塞外」，詞則作「大海」；同是「寒」，其後詩作「去也」，詞則作「來了」；同是「在他鄉」，其前詩是「兄弟」，詞則是「夫妻」。也就是說，二者敘說的地點、對象雖不同，但彼此文句、旨趣的承襲痕跡甚深，當是後創作的，對先創作的進行改寫，只是孰先孰後，尚難斷定。又敦煌本有一首江州刺史劉長卿〈酒賦〉，或名為〈高興歌〉，38 其詩句與顧況〈李供奉彈箜篌歌〉、岑參〈玉門關蓋將軍歌〉時有互文的情形：〈酒賦〉有「挑金燈，爇玉燭，綠珠姮娥送歌曲」，顧況〈李供奉彈箜篌歌〉則有「爇玉燭，點銀燈，光照手，實可憎」；39 〈酒賦〉有「入凝冬，香滿室，紅地爐，相厭膝。銀鐺亂點野駝蘇，疊疊酒消魚眼出」，岑參〈玉門關蓋將軍歌〉則有「暖屋繡簾紅地爐，織成壁衣花氍毹。燈前侍婢瀉玉壺，金鐺亂點野酡酥」，40 三位詩人主要活動的年代又相當接近，因此，誰承襲誰，一時間也難以決斷。

三、長沙窯瓷器題詩與文人詩歌、敦煌詩歌的互文性及其商品化

34 宋．俞文豹撰：《吹劍錄外集》，清知不足齋叢書本，「中國基本古籍庫」。 35 長沙窯課題組編：《長沙窯》（北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摹圖 427-428，以及頁 143。 36 徐俊纂輯：《敦煌詩集殘卷輯考》（北京：中華書局，2000），頁 838。 37 林玫儀：《敦煌曲子詞斠證初編》（臺北：東大，1986），頁 128。 38 徐俊纂輯：《敦煌詩集殘卷輯考》（北京：中華書局，2000），頁 731-733。 39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北京：中華書局，1996）卷 265，頁 2947。 40 清．聖祖敕編：《全唐詩》（北京：中華書局，1996）卷 199，頁 2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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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美國學者 Robert Finlay 在《青花瓷的故事》一書言：「我們若把瓷器視為一項文化聚焦物、一個藝術與商業匯流的交會現象、一種在相當程度上將其製作者、購買者、欣賞者的風俗、心理等精神面向，化為具象並清晰流露的人造物品，那麼其中可透露的訊息就極大極廣。瓷器一身三角，處於日常生活、商業和藝術的交集，同時是實用品、商品又是藏品。」41 一般的瓷器可視為文化的聚焦物、藝術與商業的匯流，甚至可以說它反映了製瓷者、購瓷者或用瓷者的審美觀，而往往以詩歌的題寫作為紋飾的長沙窯瓷器，更可如是觀察。像以 1983 年長沙窯窯址出土為主的長沙窯瓷器，據統計，不包含殘缺不全的，有題詩、題字和款識者凡 248 件，其中題詩者共 193 件，合計 60 首，42 此意味著部分詩篇有超過二件以上的瓷器題寫之，「日日思前路」、「小水通大河」、「一別行千里」、「只愁啼鳥別」等四首詩更分別有二十件以上的瓷器題寫之，43 可見這些以詩為紋飾的瓷器，在當時應是頗受歡迎，才會一再被複寫。又 1999 年安徽淮北柳孜運河遺址出土一只長沙窯注壺，有題詩：「夕夕多長夜，一一二更初。田心思遠客，門口問貞夫。」 44 這則說明了在當時，題詩瓷器確實透過運河銷售到湖南長沙以外的地方，換言之，題詩瓷器據研究雖以內銷為主，45 但被接受、使用的地域並不局限在長沙。接下來，擬分別就長沙窯瓷器題詩與文人詩歌、敦煌詩歌，具互文性的作品進行討論，藉以了解商品化對詩歌的影響，同時，也試著探究僅見於長沙窯瓷器與敦煌文獻的重出、具互文性詩作之來源與傳播途徑。（一）長沙窯瓷器題詩與文人詩歌的互文性及其商品化據徐俊的考證，長沙窯瓷器題詩與文人詩歌二者共有 10 首重出互見，46 另有 3 首：包括胡可先指出「公子求賢未識真，却將毛遂等常倫。當時不及三千客，今日何如十九人。」47 一詩為高拯〈及第後贈試官〉；「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支（枝）。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一詩的後二句為王維〈終南別業〉，48 至於頭二句，筆者在《景德傳燈錄》卷十七「京兆華嚴寺休靜禪師」中見之，為休靜禪師回應後唐莊宗「大悟底人為什麼却迷？」的提問，49 此條也可證明學界將長 41

［美］Robert Finlay 著，鄭明萱譯：《青花瓷的故事（The Pilgrim Art:Cultures of Porcelain

in World History）》（臺北：貓頭鷹出版，2011），頁 28。 42 胡可先新近統計則為 105 首。見胡可先：《出土文獻與唐代詩學研究》（北京：中華書局，2012 年），頁 638-644。 43 長沙窯課題組編：《長沙窯》（北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頁 141-143。 44 劉艷：〈淮北柳孜運河出土長沙窯瓷探析〉，《文物鑒定與鑒賞》2013 年第 7 期，頁 64-68。 45 長沙窯課題組編：《長沙窯》（北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頁 229。 46 徐俊:〈唐五代長沙窯瓷器題詩校證〉（《唐研究》第四卷，1998，頁 67-97。 47 此詩錄文據《長沙窯：大唐文化輝煌之焦點》重新錄校。見李效偉：《長沙窯：大唐文化輝煌之焦點》（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4），圖 199。 48 胡可先：《出土文獻與唐代詩學研究》（北京：中華書局，2012），頁 649。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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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沙窯瓷器年代的下限定在宋初，50 應是可信。另有一只長沙窯殘瓷題寫「元相公」，下有：「忽憶前科第／此時雞鸖蹔／群春霄索吹還／雞在庭前鸖」（附圖二），研究者謂此詩不見於《全唐詩》，且認為應當是描述元稹狀元及第時的景象，51 事實上，此詩為白居易〈寄陸補闕〉詩。為便於論述，茲將這 13 首重出互見的詩歌以表格羅列如下：【表一】長沙窯瓷器題詩文人詩歌 152 有僧長寄書，無信長相憶。莫作瓶落井，一去無消息。（圖版 203，1 件。）53 西曲歌〈估客樂〉：「有客數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落井，一去無消息。」［南朝陳徐陵《玉臺新詠》（中華書局影印清吳兆宜注本）卷 10，「近代西曲歌五首」其二，，頁 477。］宋孝武帝〈客行樂〉：「有使數寄書，無信心相憶。莫作瓶落井，一去無消息。」［唐釋皎然《詩式》（清光緒十萬卷樓叢書本）卷 5〈有事無事情格俱下第五格〉。］ 2 萬里人南去，三秋(一作春)鴈北(一作不) 飛。不知何歲月，得共汝(一作女)同歸。（圖版 185、摹圖 435，2 件。）韋承慶〈南中咏雁〉（一作于季子詩，題作〈南行別弟〉）：「萬里人南去，三春（一作秋）雁北飛。不知何歲月，得與爾（一作汝）同歸。」（《全唐詩》卷 46，頁 557。）按：S.555 亦有之。 3 主人不相識，獨坐對林全。莫慢愁酤酒，懷中自有錢。（1 件）54 賀知章〈題袁氏別業〉（一作〈偶遊主人園〉）：「主人不相識，偶坐為林泉。莫謾愁沽酒，囊中自有錢。」（《全唐詩》卷 112，頁 1147。）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 8〈青峰詩帖（草書八行）〉：「野人不相識，偶坐為林泉。莫漫愁沽酒，囊中自有錢。迴瞻林下路，已在翠微間。時見雲林外，青峰一點圓。」（影印《欽定四庫全書．子部八．藝術類》，「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 4 破鏡不重照，落花難上支。行到水窮處，《景德傳燈錄》卷 17：「京兆華嚴寺休靜禪 50 長沙窯課題組編：《長沙窯》（北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頁 234-235。 51 吳躍堅：《唐風妙彩──長沙窯精品與研究》(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8) ，頁 99。 52 本表編號依《全唐詩》卷次先後為序，《全唐詩》未收者，置於表末。 53 圖版、摹圖指長沙窯課題組編《長沙窯》（北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書後、書中所附圖。件數則參《長沙窯》及徐俊〈唐五代長沙窯瓷器題詩校證〉，《唐研究》第四卷（1998），頁 67-97。 54 徐俊：〈唐五代長沙窯瓷器題詩校證〉，《唐研究》第四卷（1998），頁 6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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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坐看雲起時。55 師」：「問：『大悟底人為什麼却迷？』師曰：『破鏡不重照，落華難上枝。』」(CBETA,T51,no. 2076,p.338,a18) 王維〈終南別業〉：「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來每獨往，勝事空(一作祗)自知。行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一作見）林（一作鄰）叟，談笑無（一作滯）還期。」（《全唐詩》卷 126，頁 1276。） 5 鳥飛平無近遠，人隨流水東西。白雲千里萬里，明月前溪後溪。（圖版 113，1 件。）劉長卿〈苕溪酬梁耿別後見寄〉（一作〈答秦徵君徐少府春日見集苕溪酬梁耿別後見寄六言〉）：「清川永路何極（一作清溪落日初低），落日（一作惆悵）孤舟解攜。鳥向（一作去）平蕪遠近，人隨流水東西。白雲千里萬里，明月前溪後溪。惆悵（一作獨恨）長沙謫去，江潭芳（一作春）草萋萋。」（《全唐詩》卷 150，頁 1556；又《全唐詩》卷 890 題〈謫仙怨〉，首句作：「晴川落日初低」。） 6 公子求賢未識真，却將毛遂等常倫。當時不及三千客，今日何如十九人。56 高拯〈及第後贈試官〉:「公子求賢未識真，欲將毛遂比常倫。當時不及三千客，今日何如十九人。」（《全唐詩》卷 281，頁 3199。） 7 近(一作自)入新豐(一作峯)市，唯聞舊酒香。把(一作抱)琴酤一醉，終(一作盡)日臥垂(一作釣香)楊。（摹圖 420、460，4 件。）朱彬〈丹陽作〉（一作陳存詩）：「暫入新豐市，猶聞舊酒香。抱琴沽一醉，盡日臥垂楊。」（《全唐詩》卷 311，頁 3516。） 8 元相公忽憶前科第此時雞鸖蹔群春霄索吹還雞在庭前鸖57 白居易〈寄陸補闕（前年同登科）〉：「忽憶前年科第後，此時雞鶴暫同羣。秋風惆悵須吹散，雞在中庭（一作庭前）鶴在雲。（《全唐詩》卷 436，頁 4830。） 9 二月春豐酒，紅泥小火爐。今朝天色好，能飲一盃無？（圖版 194、摹圖 442，2 件）白居易〈問劉十九〉：「綠螘新醅酒，紅泥小火爐。晚來天欲雪，能飲一杯無？」（《全唐詩》 55 長沙窯編輯委員會：《長沙窯．綜述卷》，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4。 56 李效偉：《長沙窯：大唐文化輝煌之焦點》（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4），圖 199。又長沙窯編輯委員會：《長沙窯．綜述卷》，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4。 57 殘片瓷。圖見吳躍堅：《唐風妙彩──長沙窯精品與研究》（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8），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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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八月新風酒，紅泥小火爐。晚來天色好，能飲一盃無。58 卷 440，頁 4900。） 10 海鳥浮還沒，山雲斷更(一作便)連。棹穿 (一作以)波上(一作裏)月，舡壓水中天。（圖版 192、摹圖 438、461，2 件。）賈島〈過海聯句〉：「沙鳥浮還沒，山雲斷復連（高麗使）。櫂穿波底月，船壓水中天（島）。」（《全唐詩》卷 791，頁 8915。）按：P.2622 亦有之。 11 去歲無田種，今春乏酒財。恐他花鳥笑，佯醉臥池臺。（圖版 190、摹圖 436-437，3 件。）張氳〈醉吟〉三首其一：「去歲無田種，今春乏酒材。從他花鳥笑，佯醉臥樓臺。」（《全唐詩》卷 852，頁 9636。） 12 歲歲長為客，年年不在家。見他桃李樹，思憶後園花。（圖版 193、摹圖 439-441，4 件。）元和中長安沙門：「見他桃李樹，思憶後園花。」（五代王讜《唐摭言》卷 13。） 13 一別行（一作八）千里，來時未有期。月中三十日，無夜（一作日）不相思。（圖版 186、摹圖 421-424，21 件。）大唐容管道衙前散將蔡輔〈大德歸京敢奉送別詩〉四首其三：「一別蕭蕭行千里，來時悠悠未有期。一年三百六十日，無日無夜不相思。」（日本圓城寺藏《唐人送別詩並尺牘》）59 上述這些作為商品的日用器物，其上題寫文士之作，與一般傳世文獻或略有不同，或差異甚大。略有不同者，部分為製瓷者疏忽、業有不精造成的，如上表編號 2 題有韋承慶〈南中咏雁〉詩，大抵與原作相同，唯「與」作「共」，於意無礙，亦無變易，應是題製時疏忽，編號 6-8、10-11 等也是如此。特別要說明的是編號 8，雖是殘片，且製瓷者題寫時訛誤不少，就連作者都有誤──白居易訛為元相公，但正好可用以說明元白之作在當時確實大受歡迎，各色人等透過不同的傳播途徑取得、接受元白的詩作，雜亂夾摻在所難免，元稹〈白氏長慶集序〉即云：「然而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予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天、微之詩。』」60 也有部分略有不同者和那些差異甚大者是一樣的，應是製瓷者基於如商業銷售等因素，有意識地進行調整、改寫，上表編號 1、3-5、9、12-13 等 7 首即屬此。像編號 9 二只題詩瓷壺，一作：「八月新風（豐）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色好，能飲一盃無。」二作：「二月春豐酒，紅泥小火爐。今朝天色好，能飲一杯無。」顯然是改寫白居易〈問劉十九〉，將「綠螘新醅酒」改為「八月新風（豐）酒」、「二月春豐酒」，「晚來天欲雪」也隨前句分別調整為「晚來天色好」、「今朝天色好」，研究者曾針對「二月春豐酒」一詩，指出「工匠所題不像是原詩的異文， 58 李效偉：《長沙窯：大唐文化輝煌之焦點》（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04），圖 284。 59 （日）園城寺編《園城寺藏智証大師自筆文字史資料集》（東京：三彌井書店，2011），19-04-1。 60 唐．元稹撰：《元稹集》（北京：中華書局，2000），頁 555。

作品、商品與唐宋金元通俗文化──以敦煌詩詞與長沙窯、磁州窯瓷器題詩詞曲為中心的研究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末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