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異（譯）者的體驗：精神分析與翻譯(2/2)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3-2411-H-002-021- 執行期間： 93 年 08 月 01 日至 94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沈志中 報告類型： 完整報告 處理方式：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中 華 民 國 94 年 10 月 30 日
行 政 院 國 家 科 學 委 員 會 補 助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成 果 報 告 □ 期中進度報告計畫名稱：異（譯）者的體驗：精神分析與翻譯（2/2）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 93－2411－H－002－021－
執行期間：93年08月01日至94年07月31日
計畫主持人：沈志中（助理教授）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 劉涵英、林俊男 （研究生助理）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
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
中 華 民 國 94 年 10 月 28 日
目次 一、中、英文摘要與關鍵詞 ... I 二、前言 ... 1 三、研究目的 ……… 1 四、文獻探討 ... 2 五、研究方法 ... 4 六、結果與討論 ... 5 七、計畫成果自評 ... 6 八、附錄一：精神分析中之翻譯問題
九、附錄二： Traduire Freud en chinois ?
十、附錄三：大學中之精神分析研究
十一、附錄四：閱讀精神病
一、中、英文摘要與關鍵詞 （1）中文摘要： 翻譯的本質為何？一方面若認為翻譯必須重現原文，則似乎「譯者即叛徒」 （traduttore traditore）！甚且是雙重背叛，既背叛原文亦背叛母語：必須捨棄 原文才能將它轉譯成母語，必須背棄母語才能讓它「稱呼」它所沒有之新事物。 反之，假使認為翻譯應著重譯文的雅達，則翻譯更無信實可言，甚至根本無翻 譯。忽略原文的存在就沒有翻譯。翻譯的本質正是不可能性的具體呈現。然而 翻譯引人之處正在於此不可能性：兩個文本之間不可化約的差異，才是翻譯存 在的理由。 在這種兩難之下，所謂「精神分析翻譯」，「精神分析中的翻譯」或「精神 分析式翻譯」是否能提供另一種第三選項？這幾個詞組透露出整個問題的龐雜 脈絡。由於J. Lacan的重要角色，結構主義語言學對精神分析的影響廣泛地受到 重視。然而較常被忽視的或許是，反之，精神分析對語言學、翻譯理論的影響。 在精神分析理論、歷史上，乃至分析場景中，語言、多語、母語/外語、翻譯等 問題始終是重要的課題之一。一方面精神分析不僅視翻譯為一種精神智識的工 作，而且首先是精神內部的工作。翻譯作為精神內部的工作，這並非或不只是 一 種 理 論 隱 喻 ， 而 是 用 以 解 釋 精 神 現 象 之 具 體 過 程 或 程 序 的 原 型 （prototype）——換言之，翻譯既是精神過程運作的模型，也是其運作的最早 產物。另一方面，這種既為外在亦為內在的翻譯工作所針對的卻正是精神分 析。若再細究，翻譯一詞在精神分析中，令人不安地凝縮了數個問題核心，猶 如夢中不解的臍點：德文Übertragung一詞具多重語義，其中特別是「翻譯」、「隱 喻」、「傳遞」、「傳會」。因此，應如何思考精神分析翻譯的問題，以及特別是 精神分析中文翻譯的問題？本研究計畫試圖從歷史、理論以及實踐三個面向進 行探討。 關鍵詞：精神分析、佛洛伊德、翻譯、詮釋、傳會、母語、外語、中文 （2）英文摘要：
What is translation? If one presupposes the existence of the original text, then
traduttore traditore! To be a translator is to be treacherous, or even commit a
double treason: treacherous not only to the original language, but also to the mother tongue. On the other hand, if one rejects the assumption of an original language, then translation has nothing to do with fidelity or there is no translation at all. The essence of translation is exactly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impossible. However, what interests us in translation, is precisely this impossibility: it is the irreducibl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texts that gives rise to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in psychoanalysis” or the “translation of psychoanalysis” can be an issue? All these words represent indeed an extremely problematic complex. Thanks to J Lacan,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structural linguistics on psychoanalysis is by now fully recognized. However, what is often ignored is the possible influence of the psychoanalysis on linguistics, and especially, on the theories of the translation. Undoubtedly, the question of language, of multilingualism, of difference between mother tongue and foreign language and of translation constitut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topics of the theory, the history and the scene of psychoanalysis. On the one hand, for the psychoanalysis, the translation is not only an intellectual work, but also and an intrapsychic work. This is more than a theoretical metaphor, because translation is a theoretical prototype for psychoanalysis, which has the function of explaining the concrete psychic process. In addition, the question becomes more complicated if the object of translation is psychoanalysis itself. In psychoanalysis, the word “translation” seems to be the umbilical point of a dream in which is condensed several crucial questions: the German word “Übertragung” has several meanings, including “translation”, “metaphor”, “transportation” and “transference”. Consequently, how to consider the question of translation of psychoanalysis, and especially that of the translation in Chinese of the psychoanalysis? This research tries to analyze this question from thre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i.e.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Keywords: psychoanalysis, Freud, translation, interpretation, transference, mother tongue, foreign language, translation in Chinese.
二、前言 精神分析為一門具有百年歷史的陳舊科學，任何關於精神分析理論或治療 的研究均不可避免必須涉及精神分析運動史的研究。因此，對佛洛伊德著作的 熟悉、對精神分析語言的精確掌握以及對精神分析運動史的探討，均構成精神 分析理論與治療研究之先決條件。如此的精神分析研究策略，不可避免地必須 圍繞著佛洛伊德的原文著作、書信，以及散見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各期刊、大 部分皆未被重刊的各類文件。而在德文原典的研究過程中，個人深覺佛洛伊德 著作之譯本很容易產生對原文詮釋的侷限，甚至有曲解原文的危險。而此現象 不僅在標榜標準版本之英文譯本如此，在各自為言的法文舊譯本亦如是，更遑 論殘缺不全且大多譯自英譯本的海峽兩岸的中文翻譯。 雖然各界對於佛洛伊德著作翻譯的質疑從未中斷，但直到晚近才出現有系 統的反思：如英美學界L. W. Brandt、D. Orston、R. Steiner等人從80年代開始長 期批判現有的英文標準版（Standard Edition）翻譯，並於2000年促成A. Phillips 主導佛洛伊德著作的重新翻譯（由Penguin出版）。法國學界則有D. Lagache、J. Lacan、J. Laplanche、J-B. Pontalis等人始於60年代的概念研究，同時於1985年 開始佛洛伊德新譯本的計畫（由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出版）。此外，德 國學界亦有I. Grubrich-Simitis、G. Fichtner、A. Hirschmüler等人從80年代開始， 對佛洛伊德手稿與著作進行比對，持續發掘整理從未出版的信件、文稿或已佚 失的短論。這些以Frankfurt以及Tübingen為根據地的文獻研究均對精神分析語 言的演變提供更為周全的面貌。反觀中文精神分析學研究，無論在精神醫學、 心理學、文學、文化研究等領域，大多數研究者均仍以英、法、日譯本為根據， 而學生們有時更是只能依賴譯本的譯本。這使得國內精神分析研究始終無法深 化，更無法企及理論的創新。值得慶幸的是，晚近已有少數文學與文化研究學 者在研究中兼顧原典的重要性，但對於精神分析翻譯的歷史與影響，以及更重 要的精神分析翻譯理論本身的研究卻仍然空白。 三、研究目的 在上述考量下，本案規劃了兩個研究目的。第一、透過精神分析理論探討 既為精神現象也是文化現象的翻譯課題。同時藉由提出精神分析多面向翻譯理 論的嘗試，從精神分析的角度思考精神分析語言中文翻譯的可及與不可及。第 二、以前項理論研究為基礎，持續本人自1997年以來對精神分析著作翻譯問題 在英、法學界所造成之反思，以及德國學者新文獻考究的探討。同時，將這些 研究的成果實際應用於精神分析研究經典的中文翻譯上。
四、文獻探討
（1）、佛洛依德著作原典與英、法文譯本：
本計畫研究文獻首先為佛洛依德早期科學論文與德文《佛洛依德全集》 （Gesammelte Werke, 18 Bände + Nachtragsband ; Bde. 1-17 Lodon, Imago
Publishing, 1940-52 ; Bd. 18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Verlag, 1968 ; Nachtr.,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Verlag, 1987）。佛洛伊德在1877-1900年 間，除了數篇翻譯，還發表了兩百篇以上廣義的神經學論著，其中包括六 部專書、四十篇論文與上百篇書評（Fichnter, 1987 ; Solms,1988 ; Fichtner & Meyer-Palmedo, 1999）。除了最早一篇是關於鰻魚葉狀器官的研究（嚴格而
言屬於比較動物解剖學領域），以及數篇關於古柯鹼作用的論述外，大多數
論著均涉及無脊椎、脊椎生物乃至人類的神經系統組織學與解剖學、以及 臨床神經病理學。這些早期科學論文散見於各期刊，並未結集出版。目前 有M. Solms主編的英文《佛洛伊德神經學全集》計畫（The Complete
Neuroscientific Works of Sigmund Freud, 4 volumes, Lodon, Karnac Books &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唯出版日期未定。另外，Max Kohn亦曾於
其1979年博士論文中將數篇佛洛伊德早期科學論文翻譯成法文（Kohn, 1979）。 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挽救四散的精神分析文獻之迫切考量下，德文《佛 洛依德全集》於1938年開始策劃至1952年完成全數17冊的出版。然而該版 本雖然嚴格地依照時序編排，但卻欠缺完善的主題引申與概念說明機制， 以致於研究者很難從該版本的閱讀中獲得佛洛依德思想演化的概貌。另一 方面該版本的編排錯誤長期以來始終未見訂正（如1890a一文被誤植為 1905）。直到1960年德文《佛洛依德全集》版權由德國S. Fischer出版社收購， 並在Grubrich-Simitis, Fichtner 與Mayer-Palmedo等人的主導下，從80年代 起重新核對佛洛依德手稿與先前著作之單行本，同時著手佛洛依德全集之 批評版計畫。然該計畫所涉問題十分龐雜，截至目前仍未有明確的出版日 期。不過從上述學者所發表的論文中，我們可以得知關於該項計畫最新的 訊息，包括所遭遇的問題與可能的解決方案等。
除了德文原典之外，本計畫重要的另一參照對象為英譯《佛洛依德心 理學著作全集標準版》（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24 vol.,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3-1966）。相對於 德文全集的缺陷，由J. Strachey所主導的英譯「標準版」無論在導言、引申 或譯註等批評機制上均優於德文全集，因此長期以來一直是精神分析研究 學者共同肯定的權威版本。然而任何熟悉佛洛依德著作原典的研究者均不 難發現英譯「標準版」的翻譯錯誤與專有名詞選擇上的獨斷與偏頗。正因
為作為精神分析研究的權威，英譯「標準版」不斷被以嚴苛的標準重新檢 討，另一方面也促成由A. Philips等人主導之重新翻譯佛洛依德的企圖（2000 年起已陸續出版15冊），惟新譯文之優劣仍有待評估。
最後，另一項不可忽略的佛洛依德著作翻譯與批評之巨大工程為由法 國學者J. Laplanche主導之法譯《佛洛依德精神分析著作全集》（Oeuvres
complètes de Freud/Psychanalyse, 21 volumes, Paris, PUF, 1989-）。該計畫集
合為數眾多之精神分析研究者、德文學者、法文學者與翻譯學學者，並以 每四年出版一冊之極為詳細、嚴謹的緩慢進度進行。翻譯過程中不僅訂正 原先法文翻譯的迭誤，並且發掘出許多新的理論課題。該翻譯案的規模、 態度與模式均足以成為日後中文佛洛依德全集翻譯之模範。然而該法譯版 本雖顧及佛洛依德著作之科學性，但亦有規範考量凌駕文本之缺憾，相較 之下，另一位法國J.-B. Pontalis所主導之Gallimard版新譯「佛洛依德新譯叢 書 」（Oeuvres de Sigmund Freud, Traductions nouvelles / Collection Connaissance de l’inconscient, 16 volumes, Paris, Gallimard, 1984-99）顯得更 能彌補譯文之流暢與優美的要求。
（2）、其他文獻：
關於佛洛依德著作之出版歷史、書目，譯詞對照以及精神分析翻譯問 題等，本案也參考以下著作：
A、佛洛依德著作之出版歷史：
Grubrich-Simitis, Ilse, Zurück zu Freuds Texten ; Stumme Dokumente
sprechen machen,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Verlag, 1993.
B、佛洛依德著作、通信等書目工具書：
DUFRESNE, Roger, Bibliographie des écrits de Freud en français, allemand et anglais, Paris, Payot, 1973, 268 p.
GRINSTEIN, Alexander, Sigmund Freud’s Writings. A Comprehensive Bibilograph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77.
MEYER-PALMEDO, Ingeborg, Sigmund Freud-Konkordanz. und -Gesamtbibliographie,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Taschenbuch Veriag, 1982.
FICHTNER, Gerhard, « Bibliographie des lettres de Freud », in Revue internationale d’Histoire de la Psychanalyse, II, 1989.
MEYER-PALMEDO, Ingeborg, FICHTNER, Gerhard, Freud-Bibliographie mit Werkkonkordanz,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9. C、精神分析語彙對照：
《精神分析辭彙》（LAPLANCHE, Jean ; PONTALIS, J-B., Vocabulaire
de la psychanalyse, Paris, PUF, 1967 ; 1994, 12e ed.）
「歐洲精神分析聯盟」刊行之《精神分析在歐洲：EPF英/法/德文語典》 （Psychoanalysis in Europe : EPF Glossary English/French/German,
European Psychoanalytic Federation, 1997） D、精神分析與翻譯課題：
J. Altounian, L’Ecriture de Freud. Traversée traumatique et traduction, Paris, PUF, 2003.
J. Amati-Mehler, S. Argentieri, J. Canestri, La Babel de l’inconscient.
Langue maternelle, langues étrangères et psychanalyse, Paris, PUF, 1994.
A. Bourguignon, A. Cotet, J. Laplanche et F. Robert, Traduire Freud, Paris, PUF, 1989.
D. G. Ornston (ed.), Translating Freud, London, Yale, 1992.
E. Timms, N. Segal (ed.), Freud in Exile:Psychoanalysis and its
Vicissitudes, New Haven, Yale Univ. Pr., 1988.
（3）、佛洛依德著作中文翻譯 鑑於兩岸中文佛洛依德著作翻譯的嚴重錯誤與譯詞、譯本的混亂狀況，本 計畫亦陸續整理現有中文譯本，並對中文譯本進行編目、對照與批評工作。 五、研究方法 本計畫研究方法主要根據法國學者J. Laplanche所倡之「（與佛洛伊德）詮 釋佛洛伊德」原則。該原則之精神在於以精神分析方法「閱讀-詮釋-翻譯」佛 洛伊德，亦即不以先驗的理論假設、知識立場詮釋佛洛伊德的著作，而是同等 地對待佛洛伊德的德文文本。不僅全面鉅細靡遺地閱讀佛洛伊德文本，同時致 力找出其中的理論悖謬、偽平衡，發掘已被精神分析研究者遺忘，甚至被佛洛 伊德忽略的概念，以及其在理論中的衍異。如此，我們不難發現，「翻譯」正是 精神分析中一個被遺忘的課題。 上述主要的文本研究主軸將輔以貫時與歷時性的歷史研究。一方面從佛洛 伊德著作全集、大量尚未出版的手稿、書信以及被忽略之零散的期刊論文的研
究中，於對精神分析語言與概念的完整發展軌跡進行考察；另一方面也整理精 神分析在英、法、中文文化中的翻譯歷史，分析其缺失與疑難，並對近代學者 的理論考量進行批判。 六、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計畫主要之精神分析翻譯理論探討部分，已完成並陸續在國內、外 相關期刊、會議中發表中文與法文論文如下： 1.〈精神分析中文翻譯的問題〉，刊載於《2004年中國精神分析年會論文滙 編》，上海，2004，115-122頁。（附錄一）
2. « Traduire Freud en chinois ? »，刊載於La clinique lacanienne, numéro 9 : la phobie, Paris, Erès, 2005。（附錄二）
此外該計畫亦針對執行過程所衍生的議題，發表相關論文如下： 3.〈大學中之精神分析研究〉，發表於「台灣精神分析學會成立大會暨學術 研討會」，台北，2004。（附錄三） 4.〈閱讀精神病〉，發表於「真實與倫理之間—精神分析與文化理論學術研 討會」，台北，2005，並將刊載於研討會論文集。（附錄四） 5.〈精神分析與法國臨床心理學的建立：歷史回顧與探討〉，刊載於《應用 心理研究》，第27期，2005年，秋，215-237頁。（附錄五） 同時，亦完成與研究計畫相關之兩篇重要論文的翻譯與評註（ J. Laplanche, S. Leclaire, « Inconscient, une étude psychanalytique» ; J. Laplanche, J.-B. Pontalis, « Fantasme originaire : Fantasmes des origines, origines du fantasme »），即將在本 年度由行人出版社出版。 最後，本計畫執行過程所累積之近四百頁研究手稿，亦將持續整理並於2006 年以專書形式出版。 初步已完成大綱之撰文並預計於2004年底定稿出版（詳見附錄一）。另外， 精神分析中文翻譯問題與檢討亦陸續整理中（詳見附錄二），並預計於2005年架 設「中文精神分析學」網站發表相關資料，並建立德、法、英、中文等精神分 析語彙對照表與概念研究成果作為其他中文精神分析研究工作者的討論平台， 俾使中文精神分析研究能回歸原典，精神分析概念能夠跳脫僵化與標準化的迷 思、重獲人文科學概念在歷史中應有的流動與演變能量。
七、計畫成果自評 本案最初規劃之理論研究工作，主要在於精神分析翻譯理論的探討與闡 述，內容包括精神分析經驗與翻譯經驗的比較、精神分析場景中的翻譯行為的 探討、精神分析理論基礎中的翻譯隱喻與翻譯模型、以及由精神分析符號、訊 息理論發展出之精神分析式翻譯理論等三大面向。就該階段性目標而言，本計 畫所發表的論文大致均能符合上述的理論要求。藉由理論大綱的提出，我們已 描繪出一種精神分析翻譯理論的輪廓。而為建立完備的精神分析翻譯論述，上 述理論大綱仍須廣泛地引申、對照於佛洛依德本人以及其後精神分析研究者的 理論發展，這是本研究在已完成初稿並將於2006年以專書形式出版的研究成果 中所持續探討與處理的課題。該書的出版可望成為中文精神分析翻譯與教學、 研究之基礎。
發表於「中國精神分析年會」，載於《中國精神分析年會專刊》上海，2004，P. 115-122
附錄一：
精神分析中之翻譯問 題
沈志中 一、前言 精神分析是一門具有百年以上歷史的科學。當中國文化敞開大門迎向精神 分析之際，對佛洛伊德著作的熟悉、對精神分析語言的精確掌握以及對精神分 析運動史的探討，均構成吾人研究精神分析理論與治療之先決條件。如此的精 神分析研究不可避免地必須圍繞著佛洛伊德的原文著作、書信，以及散見於各 期刊且未被重刊的各類文件。而從德文原籍的研究中，不難發現佛洛伊德著作 之譯本很容易導致對原文詮釋的侷限，甚至曲解的危險。而這不僅在標榜「標 準版」本之英譯本如此，在各自為言的法文舊譯本亦如是，更遑論殘缺不全且 大多譯自英譯本的海峽兩岸的中文翻譯。 雖然各界對於佛洛伊德著作翻譯的質疑從未中斷，但直到晚近才出現有系 統的反思：如英美學界L. W. Brandt、D. Orston、R. Steiner等人從80年代開始長 期批判現有的英文標準版（Standard Edition）翻譯，並於2000年促成A. Phillips 主導佛洛伊德著作的重新翻譯（由Penguin出版）。法國學界則有D. Lagache、J. Lacan、J. Laplanche、J-B. Pontalis等人始於60年代的概念研究，同時於1985年 開始佛洛伊德新譯本的計畫（由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出版）。此外，德 國學界亦有I. Grubrich-Simitis、G. Fichtner、A. Hirschmüler等人從80年代開始， 對佛洛伊德手稿與著作進行比對，持續發掘整理未出版的信件、文稿或佚失的 短論。這些文獻研究均對精神分析語言的演變提供更為周全的面貌。 反觀中文精神分析學研究，大多數研究者仍以英、法、日譯本為根據，而 學生們有時更是只能依賴譯本的譯本。這導致中文世界對精神分析的認識始終 無法深化，更難企求理論的創新。晚近雖有少數學者在研究中兼顧原典，但對 精神分析翻譯的歷史與影響，以及精神分析翻譯理論的研究卻仍嫌空白。 在上述考量下，本文試圖：第一、透過精神分析理論探討既為精神現象也 是文化現象的翻譯課題。第二、藉由提出精神分析多面向翻譯理論的嘗試，從 精神分析的角度思考精神分析語言在中文翻譯過程中的可及與不可及。發表於「中國精神分析年會」，載於《中國精神分析年會專刊》上海，2004，P. 115-122 二、翻譯的矛盾雙重位態 「譯者即叛徒」（traduttore traditore）！佛洛伊德曾數度論及此一義大利諺 語。從自身翻譯經驗出發1，他對譯者的雙重身份有著深刻的體認。在《詼諧及 其與無意識之關係》一書中，佛洛伊德一再指出，traduttore traditore一語之所 以顯得詼諧，不僅因為這兩個詞彙的相似與諧音，更因為這兩者具有相同的身 份2。 譯者即叛徒，甚且是雙重背叛，既背叛原文亦背叛母語：必須捨棄原文才 能將它轉成我的母語，必須背棄我的母語才能讓它「稱呼」它所沒有之新事物。 翻譯在同一作業中矛盾雙重地自我否定。翻譯帶來憂鬱與痛苦，不僅對譯者而 言如此，對被翻譯的原文亦然。面對外語大量的入侵，譯者一方面被迫遷徙出 主宰語言的優渥地位，不再能斷言譯詞是否「忠實正確」，另一方面卻又在此種 無權威的不確定性中受自身翻譯欲力的迫使，像強迫症患者般不得不進行翻 譯。譯者當然知道，最好的翻譯就是不要翻譯，直接用原文；而一旦翻譯，則 需承認「忠實」的幻想特質，自甘為叛徒。在這種兩難之下，精神分析翻譯理 論能否提供另一種第三選項？精神分析理論能否協助我們化解精神分析中文翻 譯的難題？ 三、精神分析與翻譯 由精神分析的運動史來考量，精神分析的創立與翻譯活動在分析場景中的 出現有密切的關連。此翻譯活動牽涉一種場域的過渡：由醫師與病患間的催眠 暗示這種「絕對命令相對於瘖啞抗拒」的暴力場域，過渡到「傾聽詮釋相對於 回憶敘事」這種透過詮釋賦予意義的符號場域。對絕大多數的精神分析史家而 言，精神分析的創立與佛洛伊德對催眠暗示方法的放棄有關。催眠的放棄使佛 洛伊德在治療上得以修改Breuer的淨化方法，進而提出純粹屬於精神分析的方 法——自由聯想——並由此認識到精神分析理論與治療之特徵：抗拒、傳會等。 在19世紀末傳統神經學與精神醫學中，如以Th. Meynert為代表的德國與維
1 佛洛伊德先後曾有數部譯作，如J. S. Mill ‘Enfranchisement of Women’ (1880) ; J.-M. Charcot,
‘Sur un cas de coxalgie hystérique de cause traumatique chez l’homme’(1886) ; H. Bernheim, De
la suggestion et de ses applications à la thérapeutique (1888-89) ; J.-M. Charcot, Leçons du mardi à la Salpêtrière (1892-94) ; J. J. Putnam, ‘On the Etiology and Treatment of the Psychoneuroses’
(1911) ; I. Lévine, The Unconscious (1926) ; Marie Bonaparte, Topsy, Chow-Chow au Poil d’Or (1938).
發表於「中國精神分析年會」，載於《中國精神分析年會專刊》上海，2004，P. 115-122 也納神經學派，或以J.-M. Charcot所代表的巴黎神經學派等，對於歇斯底里的 認知與治療，始終是一種「絕對知識擁有者」與背離解剖學法則之歇斯底里病 患之間的主僕關係。借Lacan的話來說，19世紀末傳統神經學與精神醫學對於歇 斯底里的論述，是一種「主人或宗師論述」（discours du maître）。其具體表現在 於「催眠者」與「被催眠者」之間的命令關係。而精神分析的創立正在於推翻 此種絕對論述的至上性，並且傾聽歇斯底里，使歇斯底里患者得以由語言的麻 痺、瘖啞狀態，進入回憶性的敘事。進而透過詮釋，給予病患的回憶性敘事一 個新的意義。這創立過程中的關鍵在於佛洛伊德基於神經系統型態觀察所提出 的「再現與動力性記憶理論」，以及在失語症研究中所提出的「語言裝置」。在 語言裝置的構想中，語言功能的最小單位被認為是「文字」，它是由聽覺、視覺 與運動元素所組成的「表象綜」3。然而，「文字表象」必須連結於「客體表象」 （Objektvorstellung）才能成為符號並獲得意義（Bedeutung）。精神分析詮釋 （Deutung）即在於使因精神衝突導致記憶的錯誤連結而失去「客體表象」的「文 字表象」重獲「意義」（Bedeutung）。若考量「抑制」（Verdrängung）因素，則 「文字表象」加上「客體表象」可被視為一個未受到抑制的表象群，而被抑制 入無意識的表象則僅是「客體表象」。如此，佛洛伊德心理學失語症分類中的「示 意不能失語症」（asymbolische Aphasie）顯然是歇斯底里症狀機制之一：由於精 神衝突引起記憶錯誤的連結，使無意識客體表象無法連結於文字表象，致使附 著在前者上的情感「轉換」成身體症狀。而整個精神分析口語治療的原初模式 ──抑制的廢除──則在於重建客體表象與文字表象之間的聯繫。精神分析詮釋 因此可被類比為一種翻譯工作。它將歇斯底里違反解剖學法則的身體症狀翻譯 為一種可被理解、具有意義的話語論述。透過「化為話語」的翻譯將連結於文 字表象上的情感弭除，使症狀得以減緩或消除。此種由「力量關係」到「意義 關係」的過渡，使得「精神分析」與「翻譯」成為是兩個可以彼此互訓的類比 同位語。 然而，精神分析與翻譯不僅止於這種類比關係。翻譯更是精神分析的理論 模型，是它賴以面對「無意識」這個無法被客體化之物，並建立後設心理學的 理論根據。 在1896年5月20日寄給Fliess的書信中，佛洛伊德便以翻譯模型解釋精神神 經症的形成機制。當時，病患在治療中的臨床表現與所敘述的創傷以及佛洛伊 德對於精神裝置異常之條件的研究，均使分析場景中的記憶回溯工作，越來越 深遠地沒入生命歷史的早發時期。而讓佛洛伊德得以理論化他從記憶回溯工作 中所獲結果的，是兩個與精神生命發展緊密相關的因素：「性的發展」與「語言
3 (1891b) Zur Auffassung der Aphasien. Eine kritische Studie, Leipzig et Vienne, Franz Deuticke, 2e
發表於「中國精神分析年會」，載於《中國精神分析年會專刊》上海，2004，P. 115-122 的學習」。根據性與語言的出現，精神生命歷程可分為：0-4歲的「前意識」時 期；4-8歲的「幼童時期」；緊接著第一個過渡時期；再來是直到14歲的「前青 春期」時期；之後再出現第二個過渡時期；最後則是一直到成年期。根據這些 分期，一個來自早期，但卻在晚期才被喚醒的性記憶將在精神裝置中產生「性 過量」（Sexualüberschluss）。這種性（刺激）的過量會禁制思維過程，並使這個 記憶以及其相關的後果產生強迫、無法被禁制的特徵。因此，性的過量直到引 起防禦便構成了抑制（Verdrängung）的必要條件。 佛洛伊德在1891年《失語症釋義》專書以及1895年〈科學心理學大綱〉中， 透過語言裝置以及其發展的假設，建立起性刺激與語言這兩個因素之間的關 係。他認為語言裝置在精神裝置中具有重要角色，因它使精神裝置能夠去禁制 不快感的釋放，並且產生意識表象來對立於被抑制的表象。因此在日後的理論 發展中，佛洛伊德便開始從語言發展的分期上尋求可能造成抑制的條件。在這 個角度上，抑制被認為是語言過程的一種缺失：抑制是因為記憶無法被「翻譯」 成為文字表象。如此，若一個性體驗是發生在語言的獲得之前，則該體驗的記 憶將無法被翻譯： 0-4歲的前意識時期具有無法被翻譯（Unübersetzten）的特徵，以致於這個時期的性場景 在日後被喚醒時無法帶有精神結果，而是導致實現與「轉換」（Konversion）。性過量阻止 了翻譯（Übersetzung）。4 根據這個翻譯模型，性場景發生的時機與語言獲得的分期決定了日後神經 症的不同形式。若性場景發生在語言裝置建立之前，則其記憶痕跡無法被翻譯 為意識文字表象，性刺激將轉換成為歇斯底里症狀。若性場景發生在語言裝置 建立之後，則記憶可被翻譯為文字表象進入意識，但對性刺激的防禦所造成的 抑制將使得一種「自責情感」被移至到其他的替代性表象，而使得後者變為具 有強迫特徵，形成強迫症。最後，若性場景發生在前青春期，而後於成年期被 換醒，將導致妄想症，其防禦症狀的特徵在於對他人的不信賴。 這個最早的翻譯模型在1896年12月6日寄給Fliess的書信中獲得進一步的發 展。佛洛伊德根據翻譯模型提出了一個精神裝置的假設：精神裝置是由一系列 基於知覺-意識系統而層層重疊的記憶痕跡所構成，這些記憶痕跡在日後會根據 新的關係而被重新排序（Umordung）、重新書寫（Umschrift）。記憶的銘記並非 是單次，而是多次以不同的符號（Zeichen）被銘記。佛洛伊德將精神裝置描述 為以下的系統：
4 (1985c) Sigmund Freud Briefe an Wilhelm Fliess, 1887-1904,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1986,
發表於「中國精神分析年會」，載於《中國精神分析年會專刊》上海，2004，P. 115-122 知覺 --- 知覺符號 --- 無意識 --- 前意識 --- 意識 精神裝置中由一個系統到另一系統的過渡都將使得這些符號改變意義。早 在1891失語症研究中，佛洛伊德便曾經從神經型態的解剖學觀察獲得到類似的 結論，而在此，他是以翻譯來解釋這種意義的改變： 這些接續的銘記代表著生命不同時期中一系列的精神作業，而在這些時期之間必然有精 神材料的翻譯產生〔...〕而翻譯的拒絕（Versagung der Übersetzung），即是我們臨床上所 稱的「抑制」。其動機始終是翻譯所將導致的不快感的釋放。這一切猶如是這種不快感會 引起思維的障礙，而阻止了翻譯的工作。5
法國精神分析學者J. Laplanche根據佛洛伊德從「誘惑理論」所推論的翻譯 模型，提出了所謂「普遍化誘惑理論」（théorie de la séduction généralisée）。拉 普朗虛理論深受拉岡（J. Lacan）的影響，他採納拉岡之「意符至上性」（primat de signifiant），並推究該至上性的基礎在於「意符」（signifiant）並非一種意指 某固定「意旨」（signifié）的「指涉性意符」（signifiant de），而是一種「指向性 意符」（signifiant à）。亦即意符並非某物的意符，而是對某人而言的意符。而根 據Ferenzci關於兒童語言與成人語言混淆的理論，拉普朗虛進一步假設在嬰兒與 母親（或任何對嬰兒提供照料的人）的原初經驗中，處於無助狀態的幼兒在與 成人的肢體或語言接觸中，將感受到帶有性意義的意符。而此種指向幼兒，但 卻不被他理解的意符，拉普朗虛便稱之「有待翻譯的訊息」（message à traduire）。 日後兒童的精神發展，都是對此種原初訊息的一再地翻譯。在這個意義上，拉 普朗虛以「訊息」取代拉岡的「意符」，而將拉岡之「意符至上性」更改為「（他 者）訊息的至上性」。 對拉普朗虛而言，精神分析的工作正是對這種無盡翻譯的一種「解翻譯」 （détraduction）與「再翻譯」（re-traduction）。同樣地，在「與佛洛伊德〔一起〕 詮釋佛洛伊德」以及「讓佛洛伊德文本工作」的要求下，拉普朗虛也認為對佛 洛伊德著作的閱讀與翻譯也應是這樣一種無盡的「解翻譯與再翻譯」的工作。 對拉普朗虛而言，在對佛洛依德著作的「閱讀-詮釋-翻譯」時，重要的並非回 到著作本身或其理論的「真確意義」，而是回到思想的根源，也就是著作產生過 程中的「工作狀態」。在翻譯精神分析時，若要重現這樣一種工作狀態，便需要 一套推演自精神分析翻譯理論的精神分析式翻譯，並且以精神分析方法去「閱 讀-詮釋-翻譯」精神分析。這樣的方法首先不將佛洛伊德理論視為一套既成、 平穩的學說，有如「托勒密」的天動說，而忽略這理論本身在佛洛伊德思想史， 以及在不同時空、文化中持續的演化。 5 同上，p. 155-156.
發表於「中國精神分析年會」，載於《中國精神分析年會專刊》上海，2004，P. 115-122 為了確立這個「閱讀-詮釋-翻譯」方法的基礎，拉普朗虛引述佛洛伊德自 己在構思後設心理學概念時，對於科學術語與概念之差異變化的觀點： 我 們經 常 聽 到 以 下這 般 的 要 求 ：一 門 科 學 應 建立 在 清 楚且 明 確 定 義 的基 本 概 念 上 （Grundbegriffen）。但實際上沒有任何科學——即使最精確的科學——是始於如此的定 義 。科學活動真正的開端比較是在於對現象的描述，這些現象進而被組合、排序並置入 關連中。而在描述上，人們已經無法避免將某些抽象觀念應用於材料上；無論這些觀念 汲取自何處，它們絕不是來自當下的單一經驗。這些將成為科學基本概念的觀念，於日 後對材料的工作上更是不可或缺。它們首先必然具備某種程度的不確定性，其內容是否 被清晰規劃亦無可置言。當它們處於此種狀態的這段時間，人們是藉由反覆對經驗材料 的指涉而取得對其意義的共識。它們看似借自此材料，實則是加諸於此材料。因此嚴格 說來，它們具有約定俗成的特徵，但一切均有賴於以下事實：它們並非被任意選擇，而 是被它們與經驗材料（empirischen Stoffe）之間的重要關係所決定。在認識並能夠證實這 些關係之前，人們自認已臆測到它們。只有在對相應的現象領域更深入研究之後，人們 才能夠更明確地掌握這些他所獲得的科學基本概念，並逐漸予以修正…。然後將它們侷 限於定義中的時刻才會來臨。然而，知識的進展亦不容許定義的僵硬。一如物理學上卓 越的範例所示，即使限定於定義中的「基本概念」亦經驗著持續的內容轉變。6 由此可見，一開始佛洛伊德便不欲也不能提出一套定義明確不容改變的精 神分析術語，讓後繼者可像閱讀一部敞開的字典般，無障礙地立即得到佛洛伊 德術語精確的語意與語用。同樣的保留也表現在佛洛伊德對分析技術的態度， 他從未提出一套固定的技術程序，讓後人照章援用。即使幾篇關於技術的文章， 也是以「建議」為名義，且大多為負面建議，即分析師「不應」如何，而非指 示分析師「應」如何。在這個意義上，應如何看待佛洛伊德的著作、思想、術 語？又如何看待拉岡的訓令「回到佛洛伊德」？毫無疑問，相對於60年代的法 國精神分析運動，充斥著各種對佛洛伊德的理解與低劣的譯本（其中被最為嚴 厲地指責的要屬根據英譯而再翻譯的佛洛伊德譯作），拉岡的訓令極為引人，也 帶來重大的影響。但正如拉普朗虛、彭大歷斯所不諱言，在實際經歷之後，拉 岡所謂「回到佛洛伊德」事實上是一條通向拉岡而非佛洛伊德的不歸路。這種 批判並不動搖拉岡在精神分析史上的重要地位，但卻值得任何佛洛伊德的追隨 者深思。 拉普朗虛在延續其翻譯實踐與詞彙的評論工作時，無懼於逸出拉岡引領的 朝聖隊伍，另闢一種圍繞著佛洛伊德的運動，他稱為「回顧佛洛伊德」（retour sur Freud）。而這種的工作——就像佛洛伊德自己在思想過程中經常反覆地反思一 些他原本確立的假設，甚至予以推翻——對拉普朗虛而言，即是「讓佛洛伊德
發表於「中國精神分析年會」，載於《中國精神分析年會專刊》上海，2004，P. 115-122 工作」。它不是闡釋、詮釋一套既成、平穩之精神分析教條學說，而是透過精神 分析的內在法則讓精神分析復活，持續工作，持續地回復到相同的問題疑點。 而這種工作有如螺旋運動，表面上不斷地回到同一點，但從未觸及一個永不可 能被尋回的假想核心。將這種得自精神分析內在的翻譯模型（原初誘惑 [謎樣 訊息] 抑制 [翻譯] 兒童性理論、分析詮釋-建構 [解翻譯-再翻譯]…）移置 於佛洛伊德著作的翻譯則是他所謂以精神分析方法的翻譯。 五、精神分析的中文翻譯問題 在上述的分析之後，如何思考精神分析中文翻的問題譯？ 中文精神分析翻譯不應心存提出一套既成可用之佛洛伊德中文譯詞的想 法，認為其他學者、學子日後將可不經「工作」地引用；反之，一如彭大歷斯 所想，精神分析翻譯必須試圖提出一套足以相擬分析場景中之語言的「工作中」 譯詞。而「工作 […] 不必然涉及努力與辛勞、汗水與淚水，它指的是轉 變 （transformation）」7。循彭大歷斯的想法，精神分析的中文翻譯，不僅應反映 出原作者對佛洛伊德語言之工作，平行地也應使得這些譯詞能在中文內持續工 作或被工作，而不是提出譯詞之後，便不再有商榷餘地、不再轉變。精神分析 翻譯必須能引起讀者這般的反省： 佛洛伊德某個詞在德文中是什麼意義或具有何種多義性？其語源為何？在佛洛伊德理論 演化中它又經歷什麼樣的語義滑移、替代？其他語言在何種因素考量下翻譯這個詞彙？ 不同語言翻譯個自的語義範圍有何差異？它們在不同文化中的精神分析史上有什麼樣的 命運？中文翻譯可提出怎樣的譯詞，有無商榷之處？中譯與德文有什麼差別？能否避免 這樣的差別？較佳的中譯可能是什麼，原因何在？…。 換言之，中文精神分析翻譯不應有「標準版」這樣一種提供字典式精神分 析標準化語言的奢求。彭大歷斯便曾數度譏諷「透過字典查詢而賦予字詞唯一 嚴謹意義」這種強迫性行為，並戲言：「幸好，字典總是提供一個以上的定義。 一般語言中文字的多義性與不穩定性萬歲！」8。 如彭大歷斯所言，精神分析的翻譯並不在為佛洛伊德的語言下定義，並非 從字詞與一般語用賦予佛洛伊德語言一個統一的面貌，而是就佛洛伊德語言所 宣示的特殊經驗去掌握它們在其中的演變： 〔翻譯與詮釋佛洛依德這項工作〕最大的收穫始終在於瞭解到佛洛伊德理論並不構成可
7 J.-B. Pontalis, La force d’attraction, Paris : Seuil, coll. La librairie du XXe siècle, 1990, p.106. 8 同上，p. 108.
發表於「中國精神分析年會」，載於《中國精神分析年會專刊》上海，2004，P. 115-122 被統一的整體。這不僅因為它處於持續的演變中，不斷地被重塑，更因為其過程中充滿 移置、矛盾、被抑制物復返；同時也因為它引伸各種彼此無法協調之模型的多樣性，借 用各種隱喻，而其中沒有任何一個能單獨地全盤表現出精神現實的最終基礎。這十分重 要，因當代眾多的理論研究均忽略此點。9 中文精神分析的翻譯落後英、法等西方語言文翻譯，甚至也落後日、韓等 東方語言翻譯數十年之譜。但這樣一種落後或許未必是是中文精神翻譯的缺 失，它可能是中文精神分析翻譯的優勢。從各語文的翻譯經驗中，特別是英、 法兩個強烈對比的翻譯態度，我們或許可以有所警惕，而不心存提供一套既成、 正確、忠實之佛洛伊德術語的幻想。雖然在精神分析運動史上，這樣一套便利 可行的精神分析術語在英譯《標準版》「標準化」旗幟之下確實對精神分析的傳 布帶來無庸置疑的貢獻。然而與法國精神分析學者的研究並行，晚近許多論者 均一再挑戰《標準版》的權威，他們或是從權力政治、科學文化背景的角度， 剖析標準版式術語所顯露之強烈目的論，或是以分析師特具之「懸浮注意力」 去傾聽佛洛伊德語言所傳達的流動交織多義性而凸顯出《標準版》譯者單義平 板化佛洛伊德語言的缺失。這些不同語言論者的反思，不得不讓人懷疑以這樣 一套標準術語來探測佛洛伊德著作的結果，所失去的難道不是比所獲得的要多 出許多？1989年正值佛洛伊德英譯版權到期，當年在倫敦召開之國際精神分析 大會討論的標題：「變遷中的翻譯」（Translation in transition）不正表現出這一 批判傾向的強烈要求10。沒有所謂的定譯，翻譯永遠處於變遷中，永遠必須在 轉變中翻譯。 因此，在考量佛洛伊德語言的中文翻譯時，我們亦需力求差異：佛洛伊德 語言與一般德文的差異、同一詞彙在佛洛伊德思想演化中的差異、法譯與原德 文的差異…等，甚至在中譯上亦力求與慣用譯詞的差異，打破既成、平穩、隨 時可被其他學科汲取引用的原有中文譯詞，讓佛洛伊德以中文工作！簡言之， 即拉普朗虛所謂「解翻譯-再翻譯」（détraduction-retraduction）的工作。 在不同脈絡下，克莉絲蒂娃 （J. Kristeva） 亦從精神分析場景中驗證翻譯、 語言差異如何構成移民主體的精神現實11。她強調精神分析中語言差異的不可
9 摘錄於Claud Janin, J.-B. Pontalis, Paris : P.U.F., coll. Psychanalystes d’aujourd’hui, 1997. p.17. 10 關於該研討會主題的摘要報告請參閱：Meira Likierman, ‘Translation in Transition : Some
Issues Surrounding the Strachey Translation of Freud’s Works’, i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o-Analysis, 17:115-120.
11 Kristeva探討關於改說外語之外國移民進行之精神分析所遭遇的困難，以及這種外語精神分
析經驗對於精神分析技術帶來之變革。十分特別的是，在這篇尚未被譯為其他語言、尚未受 重視的文章中，Kristeva提及她一位來自台灣的病患案例；被分析者化名「張先生」，其主要 症狀在於對一切都漠然、不在乎。Kristeva在分析中發現說法文並無法讓張先生觸及令他逃離
發表於「中國精神分析年會」，載於《中國精神分析年會專刊》上海，2004，P. 115-122 化約性，而翻譯正是建立在此一語言差異基礎之上。就精神分析觀點而言，翻 譯不應拭除這種差異性，反之，應在自身引人不安的呈現中，喚醒這種根本差 異。同樣地，在不涉入龐大的浪漫主義翻譯理論前提下，我們尚可參考拉普朗 虛、彭大歷斯以及其他法文佛洛伊德全集編譯者經常引述，並奉為翻譯圭臬的 貝芒（Antoine Berman）之《異者的體驗》。據貝芒所述，「譯文令人『感覺出』 翻譯即被認為不好，這是錯誤的想法，這誤識了翻譯書寫是一種不可化約的書 寫模式：一種在其自身語言中接納外語書寫的書寫，除非詐欺，否則它不應讓 人遺忘它正是這種作業」12。換言之，翻譯應該忠實，但非忠於不可及的原文， 而是忠於這種接納外語、呈現不可化約之語言差異的作業。假使被翻譯的語言 本身包含著不可化約的歧義、悖謬，譯者即不應在某種便利性的考量下，於翻 譯中弭除此種差異性中的差異性，反之應強調此差異性、凸顯其歷史與課題。 五、結語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必須體認，精神分析在中文世界中的翻譯只是精神分 析翻譯史中的一個片段，或如葛若夫（W. Granoff）所言，一場「文字旅遊」（le voyage des mots）13。一個小片段就有如是一個解剖切片。一個切片並不能透露 整個被解剖大體的所有資訊，特別是當被解剖者是個活體時尤然。因此我認為 在精神分析的中文翻譯中，重要的是盡量敞放中文的門禁與接受異己的程度， 讓精神分析能以「異者」（étranger）的身份 ，以其令人感到陌異的面貌，在中 文世界旅遊。當如此語言文化性差異與碰撞的結果，並未導致「異者」的退避， 而是引發更廣泛的討論時，或許，「異者」會考慮在中文內定居。 最後，僅引述法文新譯《佛洛伊德精神分析著作全集》譯者所標舉的原則 作結： 思想的作品、佛洛伊德的作品乃是一種運動、發展，一種朝向越來越具差異性之概念化 的進展。若說翻譯適應於此一運動並試圖予以重建，這仍嫌太少：所有真正的翻譯均不 僅去「體驗」作品這個「異者」，相對地，它們也讓作品去體驗翻譯經驗本身此一異者。 唯有異者才能發現作品中隱伏的事物，唯有過渡到一種外語才使作品的發展更為完備。 在這個意義上，一如班雅明（W. Benjamin）所言，翻譯將能成為作品生命中的一個時機 台灣的精神創傷，但透過「影像」語言，她卻可以深入張先生的精神世界。該文幾乎是「台 灣中文語言與文化」的課題首度在精神分析論述上受到思考的文章。見 ‘Les migrants, ou peut-on analyser l'autre langue ?’ in Débats de psychanalyse, RFP, Paris, PUF, 2000.
12 Antoine Berman, L’épreuve de l’étranger, Paris : Gallimard, 1984, p.249.
13 Wladimir Granoff, ‘Biographies, traductions : le voyage des mots’, in Filiations : L’avenir du
發表於「中國精神分析年會」，載於《中國精神分析年會專刊》上海，2004，P. 115-122 （moment）……。14 若精神分析的中文翻譯能引領中文讀者對佛洛伊德更深入、更全面性 的 討 論 ， 則精 神分 析 的中 文譯 者或 許能 夠減 輕 所 背 負—— 如布 朗 修 （Maurice Blanchot）所說——之滔天大罪與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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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目錄頁：ht tp://www.edition-eres.com/resulta t.php?Id=16 4 1）
Traduire Freud en chinois ?
SHEN Zhizhong
Bien qu’elle soit relativement jeune par rapport à d’autres sciences, la psychanalyse n’est pas une nouvelle science pour l’ère commençante. Elle n’est pas non plus une doctrine dogmatique bien établie, mais une science qui, ayant plus d’un siècle d’histoire, évolue avec le temps et est ouverte à des révisions. Ainsi, quand aujourd’hui la culture chinoise s’ouvre de nouveau à la psychanalyse15, la familiarité avec l’évolution des œuvres freudiennes, la compréhension précise du vocabulaire psychanalytique et l’investigation sur l’histoire du mouvement mondial de la psychanalyse constituent les conditions préliminaires pour les chercheurs chinois voulant se consacrer à la théorie et à la pratique de la psychanalyse. Toutes ces prémisses impliquent le fait que les chinois doivent lire l’œuvre freudienne non seulement dans sa langue originale mais aussi dans ses diverses traductions. Or, il suffit de faire une telle lecture plurilingue, pour voir comment les traductions peuvent restreindre nos compréhensions et nos interprétations des textes freudiens. C’est le cas surtout dans la traduction anglaise de la « Standard Edition », dont les défauts sont largement reconnus depuis les travaux de L. W. Brandt, D. Orston et R. Steiner, etc. Et en France également, les controverses concernant la traduction de l’œuvre freudienne sont toujours de l’actualité.
Ainsi, on voit que les traductions chinoises existantes des ouvrages de Freud, réalisées le plus souvent à partir de leurs versions anglaises, ne favorise pas la transmission de la psychanalyse en Chine. Bien au contraire, elles stérilisent la pensée de Freud.
En effet, parallèlement à la dissémination de la psychanalyse dans les cinq continents, on ne cesse de remettre en question les traductions de l’œuvre freudienne. Les débats sont particulièrement vifs pour les traductions française et anglaises. Ces
15 On se souvient que la première traduction chinoise de l’oeuvre de Freud est parue en 1930
avec d’ailleurs comme préface une lettre de Freud en répondant au traducteur. Mais pour des raisons qui, débordant le cadre du présent article, restent à analyser, les chinois et les taiwanais ont chacun leur manière d’oublier cette première introduction de la psychanalyse dans la culture chinoise. Cf. Sigmund Freud, Selbstdarstellung (Fuloyide xuzhuan), traduction chinoise par Zhang Shizhao, Shangha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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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nements venant de la traduction incitent non seulement à la production des nouvelles traductions, mais aussi à l’élaboration à Frankfurt d’une nouvelle édition complète et critique des œuvres de Freud.
Contrairement à cette ouverture d’esprit, la plupart des chercheurs chinois en psychanalyse continuent à s’appuyer sur les traductions anglaises, françaises ou japonaises. Et les étudiants chinois qui veulent s’initier à la psychanalyse n’ont souvent pour recours que la traduction des traductions. Bien que récemment on ait pris conscience des problèmes de la traduction, mais l’histoire des traductions de la psychanalyse, l’influence de ces traductions sur le mouvement international de la psychanalyse, ainsi que la possibilité d’une théorie psychanalytique de la traduction, restent des sujets intouchés, sinon intouchables.
Ainsi, au seuil de l’âge psychanalytique en Chine, il nous importe d’une part de nous interroger sur la traduction, phénomène à la fois culturel et psychique, et d’autre part, en proposant une théorie psychanalytique et multidimensionnelle de la traduction, de réfléchir sur le traduisible et l’intraduisible dans la traduction chinoise de la psychanalyse.
Position ambivalente de la traduction
Traduttore traditore ! Le proverbe italien, apparu à plusieurs repris sous la
plume de Freud dans Le mot d’esprit et sa relation à l’inconscient, démontre l’irréductibilité d’une double identité à laquelle tous les traducteurs sont destinés. De par sa propre expérience de traducteur, Freud s'est rendu compte que l’effet humoristique de ce proverbe ne vient pas simplement du fait que ce sont deux termes semblables et homonymiques, mais qu’ils désignent en effet la même personne :
« La similitude des deux mots, qui va presque jusqu’à l’identité, permet de figurer de manière impressionnante les nécessités auxquelles le traducteur est soumis et qui amènent celui-ci à pécher contre son auteur »16.
Ou encore :
« Le ‘traducteur’ n’a pas seulement un nom similaire à celui du ‘traître’ ; il est aussi une sorte de traître, c’est pour ainsi dire à juste titre qu’il porte son nom »17.
16 Sigmund Freud, Der Witz und seine Beziehung zum Unbewussten, G. W., VI, p. 33, tr. fran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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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re traducteur c’est donc être traître. Mais plus grave encore, la trahison que le traducteur commet est elle-même une double trahison: trahir non seulement la langue de départ, mais aussi la langue de destination. Il faut bien que le traducteur trahisse la langue de départ pour la transformer en sa langue maternelle. Mais il est aussi vrai qu’il faut qu’il trahisse sa langue maternelle pour que celle-ci puisse nommer des choses qui lui sont étrangères. La traduction connaît ainsi un statut tout à fait ambivalent et paradoxal.
Face à ce dilemme, une théorie psychanalytique de la traduction peut-elle servir de l’issue ?18 Grâce à Lacan, l'influence considérable de la linguistique structurale sur la psychanalyse est aujourd’hui pleinement reconnue. Tandis que l'influence possible de la psychanalyse sur la linguistique et surtout sur les théories de la traduction reste souvent ignorée. Peut-il y avoir une théorie psychanalytique de la traduction ? C’est ce que nous essayons de démontrer dans la suite du texte. Or, il convient de rappeler ici que des questions comme celles des langues, du multilinguisme, de la traduction, du conflit entre langues maternelle et étrangère, etc., se retrouvent aussi bien dans l’histoire du mouvement psychanalytique, que dans la théorie et la pratique analytique. A partir de cette constatation, on voit que, pour la psychanalyse, la traduction ne peut en aucune façon être simplement un travail intellectuel et interculturel. En effet, en tant que métaphore et prototype de la théorie psychanalytique, la traduction est d’abord et surtout un travail intrapsychique. Dès lors, comment considérer du point de vue psychanalytique la question de la traduction, et surtout celle de la traduction de la psychanalyse en chinois ?
Psychanalyse et traduction
L’invention de la psychanalyse est intimement liée à l'apparition de l’activité de traduction sur la scène analytique. Cette activité traductive implique une transition de champ, c.-à-d. transition du champ de la relation de force entre hypnotiseur et hypnotisé à celui de la relation de sens entre interprétant et interprété. Cette transition du champ permet aux hystériques de sortir de leur mutisme pour se mettre à faire des récits par réminiscence. Et avec l’interprétation de l’analyste, ces récits peuvent recevoir des nouvelles significations.
17 Ibid., p. 228.
18 Comme nous le verrons plus loin, la théorie psychanalytique de la traduction, si elle est
possible, devrait rendre compte au moins trois aspects d’une même question : traduction
psychanalytique, traduction dans la psychanalyse et traduction de la psychanalyse. Trois aspects q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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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ce qui rendre possible une telle transition du champ, on le sait, ce sont d’une part une théorie représentative et dynamique de la mémoire, et d’autre part, l’hypothèse d’un appareil du langage, développées par Freud à partir de sa monographie sur l’aphasie de 1891. Dans sa conception de l’appareil du langage, l'unité fonctionnelle du langage est « le mot » qui est lui-même un complexe de représentations composé des éléments visuel, auditif et kinesthésique. Cependant, la « représentation de mot » (Wortvorstellung) n’est pas encore un signe. Elle n’acquiert sa signification (Bedeutung) qu’en s’associant avec la « représentation d’objet » (Objektvorstellung). Avec ces distinctions, Freud est à même de formuler une nouvelle classification psychologique des aphasies : aphasie verbale, aphasie asymbolique, aphasie agnosique. Dans ces trois classes d’aphasie distinguées par Freud, l’« aphasie asymbolique » connaît une importance particulière pour la cure par la parole. Car on est tenté de considérer le mécanisme de l’aphasie asymbolique comme le pendant organique du mécanisme psychique de la formation des symptômes hystériques. Dans l’aphasie asymbolique, les troubles du langage sont causés par une lésion organique qui provoque l’interruption de l’association entre la représentation de mot et la représentation d’objet19. Alors que dans l’hystérie, c’est une « fausse connexion » du souvenir qui, suite à un conflit psychique, empêche la représentation d’objet de s’associer à la représentation de mot, de sorte que l’affect lié à la représentation d’objet est privé de moyen pour s’abréagir. Il se trouve donc « coincé » et sera converti en symptôme somatique. Et l’interprétation analytique (Deutung), dont le but à l’époque fut l’abolition du refoulement, consiste justement à restituer l’association entre la représentation d’objet et la représentation de mot, permettant ainsi de reconduire l’affect converti vers une voie normale de décharge. C’est ici, selon nous, que se trouve la possibilité de comparer la psychanalyse à la traduction. La cure par la parole consiste donc à traduire les symptômes hystériques contredisant toute loi anatomique en un discours compréhensible et significatif. Et grâce à cette traduction-verbalisation, l'affect peut être abréagi et symptômes dissous.
Cependant, la traduction n'est pas simplement une analogie de la psychanalyse. Elle constitue aussi un des premiers modèles théoriques avec lesquels Freud cherche à théoriser sa découverte, à savoir l’inconscient, l’objet inobjectivable. Comme il le dit d’ailleurs dans son article sur l’inconscient, celui-ci n’est connaissable qu’à travers la traduction (Übersetzung)20. La traduction fait donc partie du fondement de
19 Cf. Sigmund Freud, Zur Auffassung der Aphasien, 1891, trad. fr. par Roland Kuhn,
Contribution à la conception des aphasies, Paris, PUF, 1983, p.12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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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métapsychologie.
Nous savons que dans la troisième partie de l’« Esquisse » de 1895, l’appareil du langage a déjà joué un rôle important au sein de l’appareil neuronique. C’est lui qui permet à ce dernier d’inhiber la libération du déplaisir et de produire des représentations conscientes pour contrer des représentations refoulées. Il s’ensuit que dans les révisions ultérieures de l’« Esquisse », Freud se tourne vers la périodisation du développement du langage pour y chercher les conditions susceptibles de provoquer le refoulement.
Ainsi, dans sa lettre à Fliess du 30 mai 1896, Freud tente d'expliquer les mécanismes des psycho-névroses par le processus de traduction. A l’époque, les données cliniques, les traumas racontés par les patients amènent Freud à chercher dans l’histoire personnelle des patients les conditions qui provoquent la défaillance de l’appareil psychique. Or ces recherches anamnestiques s’avèrent interminables. Elles se dirigent vers une période de la vie de plus en plus précoce, enfouie de plus en plus profondément. Il lui faut donc formuler de nouvelles hypothèses pour la périodisation du développement de la vie psychique. Deux facteurs guideront Freud dans la théorisation des résultats obtenus par ces recherches anamnestiques :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sexualité et l’acquisition du langage.
En fonction de l’acquisition du langage et du développement de la sexualité, Freud distingue quatre périodes de vie séparées par deux périodes de transition21. D’après Freud, si une scène sexuelle survient à une époque où le langage n’est pas encore acquis, elle aura le « caractère d’être intraduit ». Ainsi, lorsque le souvenir de cette scène est réveillé à une époque plus tardive, il va produire dans le psychisme, au lieu des conséquences psychiques, un « excédent sexuel » qui, à son tour, empêchera la traduction :
« A l’époque [préconsciente] appartient le caractère d’être intraduit (Charakter
des Unübersetzten), de telle sorte que le réveil d’une scène sexuelle [de cette
période] ne comporte pas de conséquences psychiques, mais conduit à des
21 Sigmund Freud, Briefe an Wilhelm Fliess,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1986, p. 197. Dans
le tableau donné par Freud nous distinguons : Ia = avant 4 ans. Cette période est qualifiée par Freud de « praeconscient », parce qu’elle est marqué par l’absence du langage. Ib = de 4 à 8 ans. C’est la période pendant laquelle l’enfant commence à parler. Elle est désignée comme période infantile. A = de 8 à 10 ans environ. C’est la première période de transition. II = de 10 à 14 ans. C’est la période pré-pubertaire qui marquée par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sexualité. B = de 13 à 17 ans environ. C’est la deuxième période de transition. III = après 17 ans. C’est la période de la maturit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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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alisations, à la conversion. L’excédent sexuel (Sexualüberschuß) empêche la traduction (Übersetzung) »22.
A défaut de la traduction, l’augmentation de l’excitation sexuelle qui va jusqu’à la production de défense constitue la condition nécessaire du refoulement. Il s’ensuit que les différentes névroses sont déterminées en fonction de la période où les scènes sexuelles sont survenues et où celles-ci sont traduisibles ou non.
Une mutation beaucoup plus fondamentale de ce modèle traductif apparaît quelques mois plus tard. Dans la lettre du 6 décembre 1896 à Fliess, Freud propose un schéma du psychisme constitué par une série d’inscription de souvenirs perceptifs qui s’établissent et se superposent à partir du système perception-conscience. D’après Freud, ces traces mnésiques connaissent de temps en temps un « réordonnancement » (Umordung), une « réécriture » (Umschrift), selon de nouvelles relations. L’inscription de la mémoire n’est donc pas faite une fois pour toute. Les traces mnésiques sont inscrites de manière multiple et déposées en diverses sortes de signes (Zeichen). Freud décrit alors l’appareil psychique par les systèmes de signes suivants : perception — signes perceptifs — inconscient — préconscient — conscient23.
Selon Freud, ces signes changent de signification en passant d’un système à l’autre dans l’appareil psychique. Or, nous savons que dans sa monographie sur l’aphasie de 1891, Freud a formulé une hypothèse tout à fait analogue. Il pensait que les fibres nerveuses sur leurs chemins vers le cortex ont changé de signification fonctionnelle chaque fois qu’elles émergent d’une substance grise24. Alors qu’ici, Freud tente d’expliquer le changement de signification des inscriptions lors du remaniement par la notion de la « traduction ». En effet, Freud suppose que « les inscriptions successives présentent l’opération psychique d’époque successive de la
22 Ibid. Nous voyons que, dans ce modèle traductif du développement de l’appareil psychique,
la constitution de l’appareil du langage joue un rôle considérable. Car pour les souvenirs, l’accès à la conscience dépende de « la conscience verbale ». C’est en s’associant aux représentations de mots appropriées que les souvenirs deviennent conscients. Nous avons que cette conscience verbale deviendra le préconscient dans la première topique psychanalytique que Freud a déjà esquissé dans ce modèle.
23 Sigmund Freud, Briefe, ouvr. cité, p. 218.
24 Sigmund Freud, Contribution à la conception des aphasies, ouvr. cité, p. 102. C’est avec cette
hypothèse que Freud est parvenu à récuser la conception de Meynert au sujet de la projection topographique du corps dans le cortex. Pour Freud, en raison du changement de signification fonctionnelle, les fibres nerveuses qui atteignent le cortex ne gardent en fait qu’une relation représentative avec la périphérie. Selon son expression métaphorique, ces fibres nerveuses contiennent la périphérie du corps à la façon d’un poème qui contient des alphabets. Ces éléments représentatifs subissent de temps en temps des remaniements (Umordnungen) qui servent d’autres buts, où ils peuvent être associés de façon mu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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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 [et qu’] à la frontière entre deux de ces époques doit nécessairement s’effectuer la traduction (Übersetzung) du matériel psychique »25. C’est à partir de cette supposition fondamentale que Freud explique les particularités des psychonévroses.
Ainsi, Freud définit le refoulement comme un « défaut de traduction » ou « refusement de traduction » :
« Le refusement de traduction (Versagung der Übersetzung), c’est cela que cliniquement on nomme “refoulement”. Le motif en est toujours la libération de déplaisir qui résulterait d’une traduction ; tout se passe comme si ce déplaisir provoquait un trouble de la pensée qui ne permet pas le travail de la traduction »26.
Ce modèle de la traduction développé par Freud est repris par J. Laplanche dans sa théorie dite « de la séduction généralisée »27. Celui-ci pense que dans l'expérience originaire entre le bébé et la mère (ou toute personne qui prend soin du bébé), le bébé qui se trouve dans une situation de détresse, percevra un signifiant à signification sexuelle dans son contact corporel et langagier avec la mère. Ce signifiant qui constitue pour le bébé un « plus-de-savoir-inconscient » et ne sera jamais compris par lui, est appelé par Laplanche « message (énigmatique) à traduire ». Le développement ultérieur du psychisme de l’enfant sera guidé, sinon déterminé, par des retraductions interminables de ce message primordial intraduisible.
Dans cette perspective, le travail psychanalytique pour Laplanche est justement un processus de « détraductions - retraductions » appliqué à cette traduction sans fin. De la même façon, sous l’exigence d’« interpréter (avec) Freud » et de « laisser le texte de Freud travailler », Laplanche pense que la lecture, l’interprétation et la traduction de l’œuvre de Freud sont comparables à ce genre de travail interminable de « détraductions - retraductions ». De ce point de vue, dans la lecture, l’interprétation et la traduction de l’œuvre de Freud, la chose la plus importante est de ne pas chercher à trouver le dernier sens exact des textes freudiens, mais de revenir à l’origine de la pensée de Freud, c.-à-d. retrouver le statu nascendi d'une pensée émergeante.
Dans ce sens, en traduisant Freud, si nous voulons reproduire cet statu nascendi, nous aurions besoin non seulement de déduire une méthode psychanalytique de
25 Sigmund Freud, Briefe, ouvr. cité, p. 218. 26 Ibid., p.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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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uction fondée sur la théorie psychanalytique de la traduction, mais aussi de lire-interprèter-traduire la psychanalyse d’une manière psychanalytique.
L’argument de Laplanche se fonde aussi sur les vues de Freud concernant la différence entre la terminologie scientifique et les concepts scientifiques, telles qu’il expose dans l’ouverture de sa discussion sur les pulsions en 191528. A en prendre en considération, il nous faut donc reconnaître que dès le début, Freud ne veut et ne peut pas du tout proposer un ensemble de termes techniques nettement définis qui permettront ensuite à ses successeurs d’obtenir immédiatement le sens et l’usage exacts des vocabulaires freudiens, comme s’ils lisent la pensée de Freud dans un dictionnaire. La même réserve se trouve aussi dans l'opinion de Freud concernant les techniques psychanalytiques. En effet, Freud n’a jamais fait ses procédés d’analyse un manuel de technique psychanalytique pour que les futures analystes puissent suivre pas à pas.
Traduire la psychanalyse en chinois?
Dès lors, comment penser la question de la traduction en chinois de la psychanalyse?
Tout d’abord, les futurs traducteurs chinois de l’œuvre de Freud ne devraient pas prétendre formuler une terminologie chinoise fixe de la psychanalyse, à l’aide de laquelle on peut s’initier à la psychanalyse sans faire aucun travail de réflexion conceptuelle, sans faire eux-mêmes retour à Freud. Contrairement à cette illusion, ils doivent se donner comme tâche de proposer aux lecteurs chinois une sorte de « travail terminologique » comparable au travail des langues dans la situation psychanalytique. Et comme Pontalis l’a bien remarqué, « travailler […] n'implique pas nécessairement effort et peine, la sueur et les larmes, il signifie
transformation »29. Donc, au lieu d’établir une terminologie psychanalytique, les futurs traducteurs chinois de la psychanalyse devraient s’efforcer de montrer les transformations qu’une telle terminologie a subi non seulement au cours de l’histoire de la psychanalyse, mais aussi lors du passage d’une langue à l’autre. Autrement dit, ils devraient d’une part montrer aux lecteurs chinois le travaille de langue chez Freud, et d’autre part laisser leurs traductions continuer à être travaillé dans la culture chinoise. Ainsi, par exemple, leurs traductions doivent inciter les lecteurs à
28 Sigmund Freud, « Triebe und Triebschicksale », G.W., X, p. 210-211.
29 J.-B. Pontalis, La force d'attraction, Paris : Seuil, coll. La librairie du XXe siecle, 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