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澄《春秋纂言》中的「屬辭比事」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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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德明
∗∗ （收稿日期：106 年 1 月 8 日；接受刊登日期：106 年 4 月 7 日）提要
本文以吳澄《春秋纂言》中之「屬辭比事」的解經方法為核心，探討其說的內容及在 《春秋》學史上的意義與價值。關於吳澄的《春秋》解經方法歷來有兩種看法，一是根據 吳澄的自述，言其《春秋》學深受朱熹的影響，反對一字褒貶及變例說。二則是根據《春 秋纂言》的內容，其共歸納出《春秋》的七綱八十八目的書例，又其書中多頻繁引述啖助、 高閌、張洽等以書例解經者之說。兩相對照，說法不同而令人有疑。本文由吳澄自述其「屬 辭比事」方法的內容為核心，透過吳澄與啖助、朱熹的兩相對比，進而論述吳澄的「屬辭 比事」之法。吳澄一方面受朱熹之說啟發而反對「變例」，另一方面則採取啖助歸類書例 的方法以解《春秋》。但也因吳澄對於書例的堅持，所以必須對於《春秋》部份經文加改 易。從《春秋》解釋史的脈絡來看，吳澄的「屬辭比事」之法，在某種程度下是結合與折 衷啖助與朱熹之說，在方法學層次回應了如何詮解《春秋》的難題。 關鍵詞：吳澄、《春秋纂言》、屬辭比事、啖助、朱熹 ∗ 本文係科技部研究計畫（NSC99-2410-H-134-029）之部份成果。初稿曾於「儒道國際學術研討會─ ─（五）宋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12 年 10 月 20 日-21 日）中宣讀。修訂過程中，承中 研院文哲所楊晉龍教授多次電子郵件往返指正，又受兩位匿名審查委員高見，使本文更加完整，於 此謹申謝忱。 ∗∗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I S S N ： 1 0 1 9 - 6 7 0 6 DOI：10.6239/BOC.201706.04一、前言
吳澄（1249-1333），字幼清，因程鉅夫（1249-1318）題其所營茅舍為「草廬」，所以 世人稱之為「草廬先生」，1 元撫州陸崇仁縣人。他在元代的地位十分崇高，元代著名學者 揭傒斯（1274-1344）即言：「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許衡，南有吳澄。」2 將吳澄與 許衡（1209-281）視為元代最為重要的兩位儒者。但許、吳兩人對於元代儒學的貢獻方向 並不相同，錢穆（1895-1990）說： 朱子後闡提朱學，於學術史上有貢獻者，宋末必舉黃震東發，明代必舉羅允升整 菴……元代有吳澄草廬，當時有「北許南吳」之稱。許衡先仕於元，提倡朱學，亦 不為無功。然論學著，惟草廬堪稱巨擘。3 認為許衡的貢獻主要在使元代統治者，如忽必烈等人能接受儒學，並且在社會上廣設 書院，讓《四書》逐漸成為當時儒學的核心經典，4 也就是說許衡的貢獻在於推廣朱子之 學。相較之下，吳澄則是用心於經典的注解，並留下諸多經注，這正是吳澄學術的一大特 色。黃百家（1643-1709）言： 幼清從學于程若庸，為朱子之四傳。考朱子門人多習成說，深通經術者甚少。草廬 《五經纂言》，有功經術，接武建陽，非北溪諸人可及也。5 吳澄在晚年時分別完成《書》、《易》、《春秋》及《禮記》四經的《纂言》，6 對於經說 1 《元史》：「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為草廬先生。」見明‧宋濂：《元史》（北 京：中華書局，1976 年），卷 171，頁 4014。 2 元‧揭傒斯著，李夢生標校：《揭傒斯全集‧吳澄神道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頁 454。 3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吳草廬學述》，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第 20 冊（臺北：聯經出 版事業，1998 年），頁 71。 4 李蕙如：〈許衡在元代理學官學化的地位〉，《人文與社會研究學報》第 43 卷 2 期（2009 年 10 月）， 頁 47-59。 5 清‧黃宗羲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頁 3037。 6 吳澄各經《纂言》成書年齡分別為：70 歲《書纂言》成；74 歲《易纂言》成；80 歲《春秋纂言》 成；85 歲《禮記纂言》成；五經之中只有對《詩經》沒有註解。見袁冀：《元吳草廬評述》（臺北： 文史哲出版社，1978 年），頁 77、82、100、109。頗有貢獻。就學術路徑而論，吳澄與朱子門人大有不同，因為朱子門人大都承續朱子的心 性之學，而在經注上並沒有如吳澄般有廣而深的成果。所以黃百家認為這是吳澄較陳淳 （1159-1223，號北溪）等人，在經學方面更能上接朱子。 吳澄的學術成就以其眾多的經注為特色，但現今對吳澄的研究成果，除其注意其理學 部份外，對其《易纂言》、《禮記纂言》兩書已有專書及專文的研究成果，7 而對《書纂言》 及《春秋纂言》兩書則僅各有一篇碩士論文以之為題的研究成果，8 由此可見對吳澄《春 秋》學的研究尚在起步階段，所以本文擬對《春秋纂言》中「屬辭比事」的解經方法進行 探討與研究。
二、《春秋纂言》中的「屬辭比事」之說
四庫館臣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對《春秋纂言》一書的內容及特色有大略的介紹： 首為總例，凡分七綱、八十一目，其天道、人紀二例，澄所創作，餘吉、凶、軍、 賓、嘉五例，則與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互相出入，似乎蹈襲，然澄非蹈襲人 書者。蓋澄之學派兼出於金谿、新安之間，而大亨之學派，則出於蘇氏，澄殆以門 户不同，未觀其書，故與之闇合而不知也。然其縷析條分，則較大亨為密矣。至於 經文行款，多所割裂，而經之闕文，亦皆補以方空，於體例殊為未協。蓋澄於諸經 率皆有所點竄，不獨《春秋》為然。讀是書者，取其長而置其所短可也。明嘉靖中， 嘉興府知府蔣若愚嘗為鋟木，湛若水序之。歲久散佚，世罕傳本。王士禎《居易録》 自云：「未見其書」，又云：「朱檢討曾見之吳郡陸醫其清家。」是朱彝尊《經義 考》之註「存」字，亦僅一睹。此本為兩淮所採進，殆即傳寫陸氏本歟？久微而著， 7 對吳澄諸經注解中，對《易》的研究成果最為豐富，如楊自平：《吳澄《易經》解釋與《易》學觀》 （新北：花木蘭出版社，2009 年）。涂雲清：《吳澄易學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 士論文，1997 年）。王新春：〈吳澄理學視野下的易學天人之學〉，《周易研究》第 74 期（2005 年 12 月），頁 51-63。《禮》學相關則有姜廣輝：〈評元代吳澄對《禮記》的改編〉，收入《元代經學國際研 討會論文集》（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2000 年），頁 559-578。劉千惠：〈吳 澄《三禮考註》之真偽考辨〉，《中國學術年刊》第 34 期（2012 年 9 月），頁 32-56。朱娜娜：《吳澄 《禮記纂言》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典文獻學碩士論文，2013 年）。 8 劉小嬿：《吳澄尚書學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經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石梅：《吳澄《春 秋纂言》研究》（南昌：江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碩士，2015 年）。。固亦可寶之笈矣。9 四庫館臣的述評有四個重點：一、本書在寫成之後並沒有廣為流傳，所以世人少見其 書。10 二、從書的體例來看，此書分為兩大部份：「總例」與「分年註解」，其中「總例」 的部份有七綱八十八目，11 雖然其中的五綱與宋朝的張大亨之說名目相同，但吳澄的歸納 除了較張大亨更為細密外，更多出了「天道」與「人紀」兩類書例。12 三、吳澄之學術主 張兼承朱熹（1130-1200）與陸九淵（1139-1193）而來，而張大亨則是傳自蘇軾、蘇轍，13 所以張、吳兩人之說是各自發展，沒有傳承關係。四、吳澄註解《春秋》有一個很重要的 特色，就是吳澄常判定《春秋》中有闕文而直接在經文中補以□（方空）。吳澄這種不尋 常的方式，四庫館臣認為這是吳澄註經的普遍現象，但並未說明其原因，也未予以深責。 而趙伯雄則另外提出了一些觀察，他首先認為吳澄對《春秋》的根本看法是「直承朱 學的統緒」，認為「《春秋》并非為褒貶而作」。14 其次，就解經方法而論，吳澄也是「受 了朱熹的啟發」，「他對『屬辭比事』做了全新的解釋：比事就是分，就是對《春秋》各個 組成部份的分別認識；屬辭則是全，把各個部分綜合起來」，而「《總例》七卷，就是這種 分析與綜合的結果」。15 就第一點而言，吳澄的確認為：「讀二百四十二年之《春秋》，曰 9 清‧紀昀等撰：《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整理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354-355。文淵閣 四庫全書中《春秋纂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 年）的書前〈提 要〉與此文字略有不同，文字下有劃線的部份，四庫本書前〈提要〉分作：「蓋大亨學派出於眉山蘇 氏，澄之學派兼出於金谿、新安之間，門户不同，師傳各異，未暏大亨之書，故與之闇合而不知也」、 「則澄於諸經率皆有所點竄」，無「湛若水序之」五字、「亦僅曾一睹之耳」。文辭稍異而意思大體上 沒有差別，只有此書究竟有無湛若水的〈序〉，兩者說法不同。經查元刻本、明抄本、四庫本的《春 秋纂言》及《泉翁大全集》中均無湛若水的序文，所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的書前〈提要〉所言較是。 又，本文所引述之《春秋纂言》文字均依四庫全書本。 10 石梅言及《春秋纂言》在歷史上有三次刊刻、多種抄本，但這些本子現多已遺佚，見氏著：《吳澄《春 秋纂言》研究》，頁 16-19。 11 吳澄在《春秋纂言》的〈總例原序〉中言其共分為七綱八十八目。但《四庫全書總目》中的〈提要〉 卻都說其為「七綱八十一目」，其中相差了七目。經複查《春秋纂言‧總例》中的小目：天道下分五 目、人紀下分為三十三目、嘉禮下分為四目、賓禮下分為八目、軍禮下分為二十二目、凶禮下分為 六目而吉禮下則分為十目，全數為七綱八十八目無誤，四庫館臣所言不確。 12 關於張大亨與吳澄各自歸納出《春秋》中不同例目名稱的表列，參見康凱淋：《顧棟高《春秋大事表》 春秋學研究》（臺北：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 年），頁 178-185。 13 宋‧蘇籀有一段相關的紀錄：「公少年與坡公治《春秋》，公嘗作論，明聖人喜怒好惡，譏《公》《穀》 以日月土地為訓，其說固自得之。元祐間，後進如張大亨嘉父亦攻此學，大亨以問坡，坡答書云：『《春 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苟細繳繞，竟亦何 用？惟丘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求之，故僕以為難，未敢輕論也。』」見《欒 城遺言》，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頁 3。 14 趙伯雄：《春秋學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4 年），頁 572。 15 趙伯雄：《春秋學史》，頁 574-575。
有褒有貶也」的說法是「說經而迷於是也千年矣」。16 而朱熹雖沒有《春秋》的註解，但 其反對歷來「以例說《春秋》」的方式，也認為「《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 許多義例？」17 尤其是對於《春秋》學家所提出的種種「變例」，批評更甚。 由《春秋》解釋史來看，三傳即常以「例」來解釋《春秋》，其中最有名的當屬「時 月日日例」及「名氏稱謂例」，18 而「變例」也偶有所見，19 如《公羊傳》及《穀梁傳》都 認為「《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及「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 罪下也。」20 的常例，但《春秋》在桓十八年記：「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魯桓公為齊襄公派公子彭生所殺，但魯僅能逼齊國殺了彭生，而無法追究元凶首惡，若依 《公羊傳》與《穀梁傳》所述之常例本不能書「葬」。對此，兩傳的解釋為：「賊未討，何 以書？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 於是也。」21 認為齊國太過強大，魯國當時無法征討，所以《春秋》於此改變書例，不以 討賊之責要求魯國臣子。而《公羊傳》更提出「《春秋》有「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 辭。」之說，認為《春秋》書記之法雖有常例，但亦有諸多各種不同的例外情況。22 這種 以例說《春秋》的方式，經過唐代啖助等人的發展，而後到了胡安國可謂運用的十分純熟 而複雜。而朱熹則嚴厲批評用諸多書例說《春秋》者，認為這種方式完全不可信，因為如 此一來只會將聖人變成「弄法舞文」之人，所以朱子認為「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著。」23 反對以複雜的書例來解釋《春秋》。 但若進一步將吳澄的主張與其著作內容兩者相互對比，則不免會產生一個疑問：從主 張解《春秋》不以書例論褒貶這端來看，吳澄確實上承朱子之說。但是，若從《春秋纂言》 16 元‧吳澄：〈春秋諸國統紀序〉，《全元文》第 14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340。 17 宋‧朱熹著，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文津出版社，1986 年），卷 83，頁 2154。 18 戴君仁：《春秋辨例》（臺北：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番委員會，1978 年），頁 10-13。 19 「變例」之說起源甚早，如漢代的董仲舒即言：「《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宋代的胡安國對於 「例」與「變例」有一概括性的說法：「《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 而詞異，則其例變矣。」分見清‧蘇輿：《春秋繁露義證‧竹林》（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卷 2， 頁 46。宋‧胡安國：《春秋胡氏傳‧明類例》（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 年），頁 11。 20 分見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卷 3， 頁 76。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卷 2，頁 36。 21 分見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5，頁 128。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 《春秋穀梁傳注疏》，卷 4，頁 69。 22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3，頁 65-66。另外，杜預也認為《春秋》中有 「發凡以言例」的「舊例」及「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的 「變例」。但「舊例」與「變例」這對概念是說明「例」是源於周公或孔子，與《公羊傳》、《穀梁傳》 以至於胡安國「例」與「變例」的概念內容不同。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 秋左傳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卷 1，頁 16-19。 23 宋‧朱熹著，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3，頁 2146。
中所歸納而成的天道、人紀、吉、凶、軍、賓、嘉七大「總例」及八十八「小目」來看， 吳澄又似乎是以啖助等人以書例來詮解《春秋》的承繼者，如張穩蘋即言：「《春秋纂言總 例》更完全仿習陸氏《纂例》「類聚事辭」之體例」，認為吳澄的著作「顯然是元代《春秋》 學中最得啖派真傳的著述。」24 這兩者之間看似存在著某種不一致，職是之故，我們必須 更詳細的了解吳澄在《春秋纂言》中「屬辭比事」的方法究竟何指。 對於這個問題，可先從吳澄對《春秋》學史的相關論述來觀察。吳澄在其《文集》中 有幾段文字，論及了他對《春秋》的看法： 《春秋》，魯史記也，聖人從而脩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脩之 者，約其文，有所損，無所益也。其有違於典禮者筆之，其無關於訓戒者削之。何 以不能贊一辭？謂雖游、夏之文學，亦莫能知聖人脩經之意為何如也。……當時及 門之高第弟子有不能知，而况於遠者乎？25 《春秋》是由孔子改動舊魯史而來是傳統共說，但吳澄認為《春秋》與舊魯史的關係 是：「有所損，無所益。」這則是一個非常根本性的主張。因為若孔子所修的《春秋》若 僅只有刪削而沒有增益，那麼《春秋》中的文詞就不是經由孔子重新寫定，而是承續舊魯 史原有的樣貌。若是如此，為何僅是保留部份舊魯史原文的《春秋》，可以成為儒學的聖 典？又當如何才能正確的解讀出孔子欲透過修整過後的《春秋》來傳達的意旨呢？吳澄認 為，《春秋》之意難明，就連親炙於孔子的弟子都未必能知，更何況是日後的解經者呢？ 所以他說： 澄也常學是經，初讀《左氏》，見其與經異者，惑焉；繼讀《公》、《榖》，見其 與《左氏》異者，惑滋甚。及觀范氏〈傳序〉，喜其是非之公；觀朱子《語錄》， 識其優劣之平；觀啖、趙《纂例》、《辯疑》，服其取舍之當。然亦有未盡也。徧 觀宋代諸儒之書，始於孫、劉，終於趙、呂，其間各有所長，然而不能一也。26 吳澄認為前人諸多解《春秋》之說皆「有未盡」，其由三傳注經之異談起，而後論及 唐、宋諸多《春秋》名家。值得注意的是，吳澄對於唐代的啖助、趙匡所著的《春秋集傳 纂例》及《春秋集傳辨疑》兩書有相當高的評價，直言「服其取舍之當」。事實上，吳澄 24 張穩蘋：《啖、趙、陸三家之《春秋》學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碩士論文，2000 年），頁 186。 25 元‧吳澄：〈春秋備忘序〉，《全元文》第 14 冊，頁 314。 26 元‧吳澄：〈春秋備忘序〉，《全元文》第 14 冊，頁 314。
對啖助、趙匡有多次類似的評價，如其又言： 三傳去聖未遠，已失經意……漢儒不合不公無足道，千載之下超然獨究聖經之旨， 唯唐啖、趙二家，宋清江劉氏抑其次也。澄嘗因三氏研極推廣，以通其所未通，而 不敢以示人。27 吳澄自述對《春秋》的看法，多來自啖助、趙匡及宋代的劉敞三人。28 認為啖、趙兩 人的《春秋》學是「超然獨究聖經之旨」，多所推崇。可是若細究啖、趙兩人《春秋》學 十分顯目的標誌即是「以例傳《春秋》」。29 雖然「以例傳《春秋》」在詮解《春秋》的歷 史中，三傳早已經常使用，並非啖氏等人所獨創。但啖氏用例與前人最大的不同在於：啖 氏不僅將例視為詮解《春秋》時的一種極有用的方式，甚至可以這種方式來質疑三傳的解 釋是否確當。30 也就是說，啖助等人透過對《春秋》經內部文字的歸納，用以批駁三傳對 於《春秋》內容的解釋。而啖助等人之所以會使用這種方式來解釋《春秋》，主要是不滿 漢代以下許多學者「棄經而任傳」，31 《春秋纂言》似乎正是承繼了這種解經方式。吳澄 言： 27 元‧吳澄：〈春秋會傳序〉，《全元文》第 14 冊，頁 287。 28 《春秋纂言》既以「纂言」為名，即如四庫館臣所言「是書採摭諸家傳註，而間以己意論斷之。」 書中有廣引眾人之說為證，亦兼有吳澄自己看法的一種解經體例。綜觀《春秋纂言》全書，其所采 諸家之說共有四十多種，而引用最多的則是《左傳》、杜預、張洽與高閌四家，見石梅：《吳澄《春 秋纂言》研究》，頁 20-23。此外，石梅由《春秋纂言》多引張洽之說，而認為吳澄《春秋》學「直 承朱子餘緒」。這個判斷是很有問題的，因張洽雖是朱熹弟子，但其說《春秋》的方法與朱熹有一絕 大分別，張洽在《春秋集註》中十分頻繁使用義例來說《春秋》，與其師朱子的主張明顯不同。見劉 德明：〈張洽《春秋》學初探──以與朱子《春秋》學比較為起點〉，《經學研究集刊》第 15 期（2013 年 11 月），頁 17-37。而劉敞說《春秋》與高閌的《春秋集註》中，也常使用「常例」與「變例」來 說《春秋》中的褒貶。說見馮曉庭：《宋人劉敞經學論述》（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2000 年），頁 136-140 所舉之例。陳威睿：《高閌《春秋集註》研究》（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 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 年），頁 91-98。這都正可以凸顯吳澄之主張與其實際解經之間的距離問題。 29 葛煥禮言：「劉敞亦重《春秋》義例：於其所著《春秋》經解諸書外，還發凡舉要，著成《春秋說例》。」 可見劉敞也《春秋》學也重義例。見氏著：《尊經重義──唐代中葉至北宋末年的新《春秋》學》（濟 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70。 30 關於啖助等人以「義例」解《春秋》，張穩蘋言：「啖助學派《春秋集傳纂例》，是現存最早統合三傳 義例、並歸納排比出新詮經架構的述作。」見〈啖、趙、陸三家《春秋》學之治經方法析論〉，收入 林慶彰、蔣秋華主編《啖助新春秋學派研究論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年）， 頁 260。 31 以「棄經而任傳」批評漢代以下學者，原為隋‧王通所提出：「《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 任傳……三傳作而《春秋》散。」見《中說‧天地》，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 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2，頁 9。
昔唐啖助、趙匡集《春秋傳》，門人陸淳又類聚事辭成《纂例》十卷。今澄既采摭 諸家之言，各麗于經，乃分所異合，所同倣《纂例》為總例七篇：初一天道、次二 人紀、次三嘉禮、次四賓禮、次五軍禮、次六凶禮、次七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 八十有八。（《春秋纂言‧總例原序》，頁 1） 吳澄自言之所以要另編出七卷〈總例〉，主要是受啖助、趙匡及陸淳所著《春秋集傳 纂例》在體例上的啟發。如吳澄在七綱八十八目的歸納中，有「嘉禮」一綱，其下分為「王 后」、「王女」、「魯夫人」及「魯女」四目。而啖助等人的《春秋集傳纂例》中則有「婚姻 例」，其下則分為「納幣」、「逆王后」、「內逆女」、「外逆女」、「王后歸」、「王女歸」等十 五小目項。32 雖然兩者的取材內容與分類方式或有不同，但就方法的層次來看似乎差別不 大：兩者均是透過對《春秋》經文中的用例歸納來說解《春秋》經文的內容。而這種解經 方式，用吳澄的話來說即是其所謂「屬辭比事」。 「屬辭比事」一詞原出於《禮記‧經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吳澄雖認為 這是「記者之言，而非夫子之言也」，33 但《禮記》中所謂：「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 秋》者也。」確實是一種能恰當理解《春秋》之義的方法，他對這種方法的解釋是： 聯屬聖筆所修之辭，比並各國所行之事，或事同而辭異，或事異而辭同，即此而觀 可得聖意。34 吳澄將《春秋》中相類似的辭彙與事件相互聯屬排比起來，認為由是可以找出「事」 與「辭」之間的不同關聯方式，並進而探知聖人之意。從《春秋》詮釋史來看，自漢代以 下，即有許多學者都強調「屬辭比事」解經方式。但事實上，對所謂的「屬辭比事」一詞 該如何解釋，卻有各家的不同。35 吳澄則是同時匯集了《春秋》中「事同而辭異」與「事 32 唐‧陸淳撰：《春秋集傳纂例‧婚姻例第十三》，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2，頁 25-35。 33 元‧吳澄：《禮記纂言》，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27，頁 2。 34 元‧吳澄：《禮記纂言》，卷 27，頁 1。 35 「屬辭比事」一詞在《春秋》學史中有許多不同的解釋內容，詳見張素卿：《敘事與解釋──《左傳》 經解研究》（臺北：書林出版公司，1998 年），頁 111-131。張素卿文中有詳細的專論，並依陸心源之 說，認為這類的著作當以宋‧劉朔的《春秋比事》為最早。張素卿也論及吳澄的「屬辭比事」之說： 「依『事』類或『辭』類聚合經文，重新編次，然後予以詮釋。」前揭書，頁 120。此外，趙友林： 《《春秋》三傳書法義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年），頁 223-243，亦言及三傳各自「屬辭 比事」的特色。在頁 262 中，則沒提吳澄的「屬辭比事」之說，而以「直書其事，書法自然」言吳 澄解《春秋》的方法。
異而辭同」兩類書記方式，將「事件內容」與「書記方式」兩者相互比配，進而詮解《春 秋》欲傳達之意。如在宣公九年「夏，仲孫蔑如京師」的注中言：「歲首月朝齊，夏使大 夫聘京師，比事而惡自見。」36 吳澄認為此年首月，《春秋》連記「公如齊」與「公至自 齊」兩事，宣公兩次親自至朝齊，但卻只派仲孫蔑至京師朝見周天子，透過相互的對比， 即可知魯宣公不尊周王之惡。吳澄認為這種方法有其優點： 屬辭比事，《春秋》教也。甚欲因啖、趙、陸氏遺說，博之以諸家，參之以管見， 使人知聖筆有一定之法，而是經無不通之例，不至隨文生義，以侮聖言。37 吳澄認為以這種方法來理解經文，較有客觀的依據。因為吳澄相信《春秋》在書記時， 一定有固定的規則，所以在解讀《春秋》時也可以透過掌握經中普遍的例證，在解釋時也 才不會「隨文生義」。但問題是：吳澄這種將「事件內容」與「書記方式」兩者相互比配 的解釋方式，與啖助等人之說相較，是否只是歸納結果有所不同，抑或是在基本方法上即 有差異？若吳澄所謂的「屬辭比事」與啖、趙相同，那麼吳澄的《春秋》學怎麼可能是直 承朱學統緒？其次，吳澄雖推崇啖、趙的方法，但吳澄也說啖、趙「亦有未盡也」，這「未 盡」的地方是什麼？吳澄又做了什麼修正？
三、由「屬辭比事」論吳澄與啖助、朱熹的異同
綜觀《春秋纂言》一書，吳澄確實歸納出各種的「書例」，但在吳澄眼中，這些「書 例」與啖助等人之說最大的差異點在於：吳澄認為《春秋》中的「書例」，是《春秋》中 固定的書記格式，這種書記格式一般而言是穩定的，只會在少數的情況中，《春秋》會基 於某些特殊原因而改換書記體例，但這不表示孔子是想透過改變固定書記方式而有特殊的 褒貶之意。這與啖助、劉敞與高閌等人說解《春秋》的態度不同：他們認為不論是一般的 「書例」或是種種的「變例」，這些不同的書記方式同時都蘊涵了重要的褒貶評價。 如啖助等人主張《春秋》中一般的書例為：諸侯書爵不書名，但若諸侯出奔他國則會 書記其名：「凡人君奔，例書名者，罪其失地，言非復諸侯也。」38 用書名標示其已失去 36 元‧吳澄：《春秋纂言》，卷 7，頁 20。 37 元‧吳澄：〈四經敘錄〉，《全元文》第 14 冊，頁 432。 38 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卷 7，頁 15。諸侯之位，並同時彰明其罪。39 但在啖助等人所歸納的十例中，卻有兩例諸候出奔卻不書 名，分別是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與僖公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陸淳對此的解釋 分別是：「失國而云大去，所以護紀而惡齊也。」「令叔武攝位而去，故不名也。」40 認為 之所以不書紀侯與衛侯之名，是因為「紀侯賢而無罪」，41 而衛成公出奔楚之前，則先安 排「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42 所以《春秋》不書兩諸侯之名，以示其無罪。也就是說， 啖助將《春秋》中諸侯因事而出奔分為兩類：「書名」與「不書名」，其中「書名」為貶其 失地，「不書名」則為無罪。但《春秋》中另有一類與國存而諸侯出奔相類似的是：其國 被滅因而出奔，對此啖助的解釋是： 諸侯失地則名。國滅而奔者何以不名？既書其滅，罪已昭矣。……國滅君奔者四， 其三不書名（譚子奔莒、弦子奔黃、溫子奔衛是也），唯徐子章羽書名，《傳》以 服吳後乃奔楚，故依以歸例書名以罪之。43 《春秋》中有三個「失地不名」的例子：莊公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僖公五 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以及僖公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譚、弦及溫三君均因滅 國出奔，若依「諸侯失地則名」的書例，其均應書名才是。若不書名，則應援用紀侯與衛 成公不責之例，以表其無罪。但啖助又認為，譚、弦及溫三君的情況又與紀、衛不同，因 為《春秋》已用「滅」及「奔」字來表示貶義，所以不必再用書名的方式予以貶斥。44 也 就是說國滅諸侯出奔不書名，又與國存諸侯出奔不書名的情況不同。但在啖助將《春秋》 中書「滅」、「奔」而不書名的諸侯另歸一類予以解釋時，《春秋》仍又存在一個例外：昭 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此與前三例類似，但卻書記了徐子之名「章羽」。 啖助認為這是因為徐子章羽是先「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先向吳投降後才出奔楚， 39 啖助「諸侯失地則名」的說法並非其所獨創，此說最早出自《公羊傳》及《穀梁傳》。在《春秋》桓 公七年「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公羊傳》言：「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穀梁傳》 則謂：「其名，何也？失國也。」分見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5，頁 104。 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 3，頁 52。 40 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卷 7，頁 15。 41 唐‧陸淳：《春秋集傳微旨》，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3 年），卷上，頁 23。 42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頁 466。 43 唐‧陸淳：《春秋集傳纂例》，卷 5，頁 33。 44 對於這三個「失地不書名」的例子，《公羊傳》沒有說明原因，范寧則在對莊公十年的解釋中言：「譚 子國滅不名，蓋無罪也。凡書奔者，責不死社稷。」將之獨立於「諸侯失地則名」的大類外，啖助 的做法類似，但說法與范寧不同。說見：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 5， 頁 89。
所以這不是自行出奔，而是「隨敵人歸者，書名以重其罪」。45 總的來看，啖助將諸侯出 奔分為兩種：國存與國滅，國存出奔書名以示貶，國存出奔不書名則無罪；國滅出奔不書 名罪已昭顯，國滅出奔書名則又特別彰著其罪。啖助即是透過這樣的精巧的區辨，對《春 秋》看似同類但又記載方式卻不完全一致的經文有所解釋。但縱使如此，其對文公十二年 「郕伯來奔」一事，卻沒有解釋《春秋》為何沒記郕伯之名。46 相較之下，在《春秋纂言》中吳澄也有「諸侯失地則名」的書例，吳澄在「人紀」綱 「奔」目中，歸納了《春秋》中諸侯出奔的例子，並言： 以上諸侯出奔者六，啖氏曰：凡君奔例書名，言其失地，非復諸侯也。衛侯出奔楚 不名者，令叔武攝位而去，未嘗失地也。（《春秋纂言‧總例》，卷 2，頁 41） 吳澄對其中五筆書名的解釋，引用啖助「凡君奔例書名」的說法，其直承啖助之說的 立場十分明顯。47 其中稍有不同的是對於僖公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不書名的解釋是： 衛成公雖出奔，但其令叔武攝位，並「未嘗失地」，既然衛成公不失地，所以也就不必書 名。至於啖助所提譚子、弦子、溫子三筆，諸侯出奔但「不書名」的情況，吳澄並不依循 啖助用「國滅而奔者不書名」來說解其何以不書名。吳澄用了一種很直接的理由來說明這 三筆的情況：因原魯史中即沒有書記其名，所以《春秋》也就無法書記其名。吳澄在「奔」 目的一個小類中說：「其不名者，小國不知其名也。」48 認為《春秋》書例為諸侯失地出 奔書名，而有些諸侯沒有書記其名，是因為原來的史籍中即沒有這些諸侯的名字，所以《春 秋》才沒有書名。這與滅國與否無關，也與其有罪無罪的判定無關。其在莊公十年「齊師 滅譚，譚子奔莒」說： 45 啖助主張「書名以重其罪」之說，與范寧對此條解為：「奔而名者，有罪惡也。」又十分接近。但范 寧對徐子為何有罪並沒有提出任何說明，而啖助則是引用了《左傳》的史事記載予以補充。分見唐‧ 陸淳：《春秋集傳纂例》，卷 5，頁 33。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1508。晉‧范寧集解，唐‧楊士 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卷 18，頁 354。 46 陸淳在《春秋集傳辨疑》中雖引述了趙匡分別批駁《左傳》與《公羊傳》對於此條的解釋，但在趙 匡的批駁中，並沒有對《春秋》何以不書郕伯之名有所說解。詳見唐‧陸淳：《春秋集傳辨疑》，據 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卷 7，頁 9-10。 47 在《春秋集傳纂例》中列諸侯出奔 10 例，在《春秋纂言》中則僅列六列。其中的差異在於吳澄將「紀 侯大去其國」一例，因文字形式差異大太而獨立出來。其餘文公 11 年「郕伯來奔」、昭公 22 年「莒 子庚輿來奔」及哀公 10 年「邾子益來奔」三例，吳澄將之與定公 14 年「宋公之弟自蕭來奔」另歸 為「諸侯與諸侯之弟來奔」小目。雖然歸類粗細微有不同，但吳澄仍沿用「諸侯失地則名」的原則。 元‧吳澄：《春秋纂言》，卷 2，頁 43。 48 元‧吳澄：《春秋纂言‧總例》，卷 2，頁 44。
譚子爵而不名者，蓋是小國史策不詳其名。或曰為彊大所吞，雖失國而非其罪，然 聖筆決不以名不名而定其有罪無罪也。（《春秋纂言》，卷 3，頁 21） 譚子失國本應書其名，但因譚為小國，所以史策沒有書記其名，《春秋》自然也無法 以諸侯失地則名的條例書記。49 吳澄還特別指出，《春秋》不以對出奔失地諸侯的「名不 名」來判定諸侯有罪無罪。 根據吳澄對出奔諸侯的名與不名的解釋，其對《春秋》書例有兩個重要的看法：首先， 吳澄確實認為《春秋》中存在著一定的書例，也因這樣，所以其在《春秋纂言》前整理出 七綱八十八目的《總例》，而這些《總例》有許多部份並非是吳澄所獨創，而是其上承三 傳、啖助、趙匡等人的說法，再經整理修訂而成。其次，吳澄與啖、趙等人之說最大的不 同在於，啖助等人認為可由《春秋》書名與否看出其褒貶的程度，但是吳澄卻主張《春秋》 之所以書出奔諸侯之名是因其「失地」，這僅是一個客觀的描述，因為當諸侯不再是諸侯 時，依禮即應書名，這與其為何出奔的原因應該分開考慮。也就是說縱使國滅出奔，但也 可能是因為小國「為彊大所吞，雖失國而非其罪。」若是如此，出奔的諸侯有罪無罪則必 須實際看個別的狀況而定，並不能單由《春秋》書記其名與否而得出褒貶之說。50 更何況 是《春秋》在書記時，也同時面臨到文獻不足的困境，所以書名與否並不是完全由單一因 素決定。吳澄這樣的說法有一個明顯好處：於啖助等人在說解《春秋》書例時，往往將書 例與褒貶相連，所以為了要同時兼顧書例、相關的史事與褒貶評價，所以往往必須要有許 多精巧的區分與說解，這在後人看來，實近於穿鑿附會，如歐陽修（1007-1072）即言： 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詘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決。……徒令 後生穿鑿詭辯，詬前人，捨成說，而自為紛紛，助所階已。51 晁公武（1105?-1180）也認為啖助的這種解經方法是「憑私臆決，其失也穿鑿。」52 歐 陽修、晁公武等人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批評，主要的原因即在於啖助使用的這種方法，很容 易因為要同時滿足《春秋》文句、史事記載與評價的要求，於是乎會不斷轉生出各種細目 條例。 49 與之類似，吳澄對《春秋》不記「郕伯」之名的解釋是：「郕伯不名，蓋小國不知其君之名也。」在 僖公五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黄」的經文下言：「澄曰：弦子不稱名，小國紀載不備，不可考其名也。」 分見元‧吳澄：《春秋纂言‧總例》，卷 2，頁 43、《春秋纂言》，卷 5，頁 16。 50 關於吳澄對失地諸侯不書名的解釋請參看石梅：《吳澄《春秋纂言》研究》，頁 66-67。 51 宋‧歐陽修、宋祁等著：《新唐書‧儒林傳》（臺北：洪氏出版社，1977 年），卷 200，頁 5708。 52 宋‧晁公武：《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三編，1935 年），卷 1 下，頁 3。
相較之下，朱子並不是完全反對《春秋》中有書例，朱子也承認《春秋》中是存在著 一些「凡例」，在《朱子語類》中記：「或論及《春秋》之凡例。先生曰：『《春秋》之有例 固矣，奈何非夫子之為也。』」53 認為書例僅是史官書記傳統的成規，並非孔子獨創，自 然也就談不上可由書例發見孔子大義。朱子批評諸多以正例、變例說《春秋》者，一來很 難自圓其說，二來則根本違反了孔子自身的行事原則： 或人論《春秋》，以為多有變例，所以前後所書之法多有不同。曰：「此烏可信！ 聖人作《春秋》，正欲褒善貶惡，示萬世不易之法。今乃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 用此說以賞人，使天下後世皆求之而莫識其意，是乃後世弄法舞文之吏之所為也， 曾謂大中至正之道而如此乎！」54 朱子認為《春秋》中一定有褒善貶惡之義，但這樣的意思不可能透過正例、變例的行 文方式展現。文中所批評「忽用此說以誅人，未幾又用此說以賞人」之說，印諸前文啖助 對書名不書名的例子來看，確實是很中肯的批評。也因為這樣的緣故，所以朱熹認為理解 《春秋》的善惡褒貶，不需也不能透過書例，而是只需透過理解「孔子但據直書而善惡自 著」的方式來理解。55 朱熹這樣的主張可以透過其對魯桓公的評價來說明： 威公不書秋冬，史闕文也。或謂貶天王之失刑，不成議論，可謂亂道！夫子平時稱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至作《春秋》，卻因惡魯威而及天子，可謂「桑樹著刀， 穀樹汁出」者！魯威之弒，天王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56 《春秋》在桓公四年及七年均不記「秋」、「冬」，這無疑是與《春秋》的書例不同， 所以程頤便由此立論，認為這是因為魯桓公殺兄奪位，而當時周天子與諸侯並無人能出面 聲討桓公，代表當時政治倫理敗喪，所以《春秋》改變書例「不具四時」，用以凸顯這個 53 宋‧朱熹著，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3，頁 2147。 54 宋‧朱熹著，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3，頁 2148。 55 宋‧朱熹著，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3，頁 2146。 56 宋‧朱熹著，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3，頁 2146。此處「桓公」書為「威公」，應是避北宋欽 宗的名字為「桓」之諱。陳垣說：「桓改為亘，為威，或為魋。齊桓公改威公，桓魋改威魋。」見陳 桓：《史諱舉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 年），頁 114。
道理。57 但朱子認為孔子貶斥魯桓公弒兄為惡、周天子失職，並不需要透過《春秋》不書 「秋」、「冬」的「變例」來呈顯，這由其相關史實即可輕易判斷，根本不需靠書例。 透過以上的例子，我們可以用以對比吳澄之說與啖助及朱熹的距離，啖助認為《春秋》 對出奔諸侯例書其名是因為「罪其失地，言非復諸侯也。」但因為有三個滅國出奔之君均 不書其名，所以這個書例就變得窒礙難通，於是啖助就再衍生出書「滅」、「奔」的變例。58 但此變例又無法解釋「徐子章羽奔楚」，而後才在變例外又有變例。但若依朱熹的看法， 對於「徐子章羽奔楚」一事的評價，完全可以透過了解《左傳》等相關記錄後再予以褒貶 即可，根本不需要以書例做為論評的支持。在諸侯出奔書名的例子中，吳澄的態度比較接 近朱熹，認為「不以名不名而定其有罪無罪」，而必須實際觀察其前後因由，也因為如此， 所以吳澄對於譚子、弦子及溫子國滅出奔的說解，主要集中在批評齊桓公「不能救」、「以 私憾滅小國」及「覇圖之有闕也。」59 與啖助透過書例而得之說有明顯的不同。 在《春秋纂言》中，我們確實可以看到吳澄常使用這種方式來詮解《春秋》。如其對 襄公三十年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的說解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首先，對於 「葬蔡景公」的解釋：胡安國承《公羊傳》及《穀梁傳》之說，認為一般而言是「賊不討 則不書葬」，但「蔡景公何獨書葬？遍刺天下之諸侯也。」認為蔡景公是被其世子般所弒， 而各諸侯國卻視若無睹，所以《春秋》以「變例」來「遍刺天下之諸侯」。60 而吳澄則簡 單的引呂大圭之言，認為： 許止、蔡般皆以子弑父、臣弑君，罪惡之極。而二君皆書葬，則是「君弑賊未討， 不書葬」者，本無是説也。（《春秋纂言》，卷 9，頁 87） 認為《春秋》沒有「君弒，賊不討，不書葬」的書法，因為《春秋》並非普遍如此書 記，若要堅持此說，則必須如胡安國等人的做法，另立各種「變例」來說解。吳澄認為弒 君之惡、不討賊之非，根本不需要透過書不書葬來表示。其次，吳澄對於晉等十二國「會 于澶淵，宋災故」的說解則是： 57 程頤言：「桓公弒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 無矣。書天王，言當奉天也，而其為如此。名糾，尊卑貴賤之義亡也。人理既滅，天運乖矣；陰陽 失序，歲功不能成矣，故不具四時。」見宋‧程顥、程頤：《二程集‧河南程氏經說》（北京：中華 書局，1981 年），頁 1103-1104。 58 就嚴格推理而言，「書名以示貶」並不代「不書名則不示貶」，僅能說是「不書名應有示貶之外的意 思」。但因啖助在解釋「紀侯大去其國」時主張是「護紀而惡齊」，所以很容易就轉成「不書名以示 不貶」的含意，而啖助認為滅國之君應受到貶斥，所以有書滅之說。 59 分見元‧吳澄：《春秋纂言》，卷 3，頁 21、卷 5，頁 16、頁 26。 60 宋‧胡安國：《春秋胡氏傳》，卷 23，頁 384。
上書景公之葬，下書為宋災而會，然後舍大圖小，輕重失倫之罪見矣，此比事屬辭 之所以為《春秋》也。（《春秋纂言》，卷 9，頁 87） 吳澄依《左傳》所述，認為此次諸侯會於澶淵是因為宋國大火，原先各諸侯國想退還 之前侵佔宋國的財貨來協助宋國。但最後，這個協議並沒有實現，所以晉、齊、宋、衛、 鄭五國「但遣微者至澶淵，以與七小國之大夫同會。」吳澄認為蔡景公被世子所弒是動搖 人間倫理根本的大事，而宋災相較之下則是現實中的小事，《春秋》將兩事接續紀載，正 可以凸顯出各諸侯國大小輕重不分，價值錯亂的情況。吳澄這樣的判斷並非由《春秋》書 例用字而發，而是透過上下所記之事的對比而起，吳澄認為這即是《春秋》中的「比事屬 辭」的一種用法。但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吳澄對於「會于澶淵，宋災故」的說法並非為其 獨創，在《春秋纂言》中，吳澄即引述了胡安國與張洽的類似說法，胡、張兩人都認為《春 秋》的書記次序，即明顯呈顯出各國諸侯嚴重的價值錯置。61 兩者最大的差別在於：胡安 國與張洽認為應該透過褒貶書例來解了《春秋》大義，而吳澄則不認為要由褒貶書例才能 解釋。62 但在此同時，我們也必須同時注意到，吳澄說《春秋》時有另一個不同於朱熹的面向： 依朱熹的看法，則《春秋》中所有書例即只有單純記錄事實的意義，而沒有價值判斷的意 涵。63 但觀察《春秋纂言》所歸納出的的七綱八十八目，其中並不完全符合這樣的看法。 在吳澄所歸納出的眾多書例中，有些確僅為記錄事實的規則，但有些書例則是本身即內含 著價值判斷的意義。如其在「人紀」綱下有「立」字的小目，吳澄言《春秋》書「立」的 深意為：「立者，非前傳後承之正，故《傳》云：『立者，不宜立也。』所立雖是，亦非正 禮也。」64 也是說《春秋》用「立」字並不是單純記述立誰為君的意思，《春秋》真在表 61 吳澄引胡安國言：「蔡弒君大變也而不討，宋有災，小事也，則合十二國而歸其財，可謂知務乎？」 引張洽言：「父子君臣之變，自文元年書楚商臣，猶外裔之臣也。及是年，蔡以中國之臣子為之，而 魯會其葬。晉合諸侯而所恤者，宋之火災而已。故於此章三致意焉。」吳澄所引胡、張兩人之語與 原文小有差異，但大意相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春秋纂言》中僅出現過兩次「比事屬辭」，除 此次外，另一次為解釋僖公三十三年，十月「公如齊」，吳澄也是引述張洽之言。分見元‧吳澄：《春 秋纂言》，卷 9，頁 87、卷 5，頁 84。宋‧胡安國：《春秋胡氏傳》，卷 23，頁 384-385。宋‧張洽： 《張氏春秋集注》，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 卷 4，頁 36、卷 8，頁 48。 62 如胡安國言：「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張洽亦言：「人，諸侯之大夫。」分見宋‧胡安國：《春 秋胡氏傳》，卷 23，頁 385。宋‧張洽：《張氏春秋集注》，卷 8，頁 49。 63 朱熹曾回答弟子問：「《春秋》當如何看﹖」曰：「只如看史樣看。」弟子問：「其間不知是聖人果有 褒貶否？」曰：「也見不得。」即是呈現朱熹認為《春秋》是史而不是經的態度。見宋‧朱熹著，黎 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3，頁 2148。 64 元‧吳澄：《春秋纂言‧總例》，卷 2，頁 37。
達的是：就算所立之君為是，但其所立之禮則為非。65 這時《春秋》用「立」字就不僅是 單純的敘事，而是包含了價值判斷。如在隱公四年，經文書「衛人立晉」，吳澄言： 高氏曰：晉乃桓公之弟、莊公之子，于次當立，又國人所同欲……彼當立，是諸侯 之子不必命于天子……如此則千乘之國皆可擅置其君，而邦君之子，皆可專有其國 矣。……澄曰：《春秋》常事不書，若所宜立，則以常事，經不書矣。篡賊既討， 衛國無君，眾人同心，擇所宜立者立之，疑于不害義矣。聖筆別嫌明微，特書于經， 《穀梁》之傳得其旨矣哉！（《春秋纂言》，卷 1，頁 18） 衛國州吁弒其弟桓公而專權，之後被衛大夫石碏騙去拜訪陳桓公以求周天子立他為衛 君，沒想到石碏用計殺了州吁，並迎立州吁之兄公子晉回國接掌衛國王位。吳澄先引高閌 的說法，認為公子晉成為衛君，不論從身份、國人所好來看均十分合適為衛君。但其中最 大的問題在於公子晉之立不經由周天子的任命，若此合理，則周朝的制度將完全崩壞。所 以吳澄接著說，若公子晉當立，則《春秋》就不必書記此事，《春秋》以「立」字書記此 事，正是要在這件一般人都覺得合理之事上指出其不合禮的地方，而這正是《春秋》之書 例不可廢之處。因為若《春秋》中沒有「立者，不宜立也」這個書例，則《春秋》的大義 莫之能知。吳澄對「立」的解釋，顯然不僅止於書記史事，而同時更是價值的表述。 在吳澄所歸納《春秋》類中，有些是在區分類別的同時即代表了不同褒貶評價，如對 「如」與「朝」區分即是如此。吳澄在「賓禮」中將「如」與「朝」分為兩個小類，在這 兩個小類中，分別包含了《春秋》中記魯君魯臣「如」或「朝」周王及魯國君臣與他國之 「朝」或「如」。吳澄認為《春秋》記魯君「朝」或「如」周王是有不同的，他說僖公二 十八年兩次記「公朝于王所」是因： 襄王之臨踐土、狩河陽，雖非舊日天子之巡守，而晉文率諸侯以朝王，則與盛時諸 侯朝方岳之禮無以異也，所以可書曰「朝」也。觀魯僖于王所之所書「朝」，魯成 如京師之不書「朝」，聖人之意可見矣。（《春秋纂言‧總例》，卷 4，頁 7） 吳澄認為雖然此次周襄公並非巡狩天下，而是受晉之邀來到踐土，魯、晉等國會盟後 才「朝于王所」。《春秋》書「朝」，即表示此次與古時諸侯朝王之禮相同。相對的，成公 65 以「不宜立」解《春秋》書「立」的說法，最早出自《公羊傳》及《穀梁傳》，分見漢‧何休解詁， 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2，頁 53。晉‧范寧集解，唐‧楊士勛疏：《春秋穀梁傳注疏》， 卷 13，頁 252。啖助、陸淳等人也承襲了這個說法，甚至歸納出《春秋》「以、用、立、吉、不肯」 這五個字面義與實際義相反的書例。見唐‧陸淳：《春秋集例纂例》，卷 8，頁 24-25。
十三年《春秋》記「公如京師」，是因： 乃因會晉伐秦，道自王都，因而朝焉。本意不在朝王也。故經書曰「公如京師」而 不曰朝也。（《春秋纂言‧總例》，卷 4，頁 1） 認為此次之所以不書「朝」而書「如」，是因魯成公本無意朝周簡王，而是因為要與 晉、齊等國會盟伐秦，故而順路至周朝王。《春秋》因其本非要「朝」，所以記為「如」。 吳澄認為透過《春秋》書「朝」或書「如」，可以判知兩者情況不同，褒貶也自然有別。66 與此相類的，吳澄也認為《春秋》對諸侯間的朝聘，由記「朝」或記「如」的不同，即有 價值上的差異： 古者諸侯相朝之禮，相朝者齊等之國，往來施報，互相朝也，非特小國朝大國而已。 天下無道，則彊陵弱，弱役彊，惟有小國朝大國，無復有齊等之國相朝者也。故魯 所朝者，齊、晉、楚三大國，宋、衛、陳、鄭、蔡之君與魯齊等，則不相往來矣。 其往朝者，畏其力也，非若古先盛時相朝之禮，故亦不書「朝」而但曰「如」也。 （《春秋纂言‧總例》，卷 4，頁 3） 吳澄認為古時諸侯之間有相朝之禮，但在春秋時，諸侯之間唯力是視，各大國之間雖 仍有相互朝聘之事，但已失去了平等對古意，所以《春秋》對於魯、齊、陳各國間的朝聘， 改換成「如」字以表貶意，而不用古時的「朝」字。由此可見，吳澄之所以將「朝」與「如」 分為兩類，代表的不僅是事實的區別，更是褒貶價值的表達。67 總的來看，吳澄對《春秋》書例的看法，確實有受到朱熹之說的影響，但又與朱熹之 說不盡相同。這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來說：一、對於書例的性質問題：吳澄對某些書例的看 法與朱熹相同，僅將視為單純記述事實的規則，而不以褒貶評價的方式去理解。如吳梅所 66 楊伯峻言：「《經》書魯之朝王者三，今年二次，及成十三年如京師，且均是順便而朝王，非特誠心。」 即不認為《春秋》書「朝」或「如」有事實上的區別，更沒有褒貶的不同。見氏著：《春秋左傳注》， 頁 449。 67 類似的情況還有許多，如其區分《春秋》用歸、入及納三字，各有其義：「入則難於歸，然入者，其 自入也。納者，內弗受而外人欲以力彊入之也。」吳澄歸入六個「納」字的例子，其都認為有貶義， 如僖公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吳澄認為：「於陳而不能有其國，故楚圍陳而後能納之。 聖人書此，見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國而定其位，反使楚人行其義，閔中國之無霸也。」認為頓子受陳 之迫而出亡，中國諸侯竟視若無睹，反而是楚行義協助頓子回頓，所以《春秋》書「納」字以表貶 意。分見元‧吳澄：《春秋纂言‧總例》，卷 2，頁 40、卷 5，頁 57。
指出「日月時之書無關褒貶」、「姓名稱謂無關褒貶」兩項即是如此。68 但是，也不能說吳 澄所歸納的各種書例都沒有褒貶的意涵。因為由「立」、「朝」、「如」、「納」等書例而言， 吳澄認為《春秋》確實有一些書例不是單純的事實記述，它同時含蘊著褒貶判斷。若非如 此，則《春秋》中許多精微的意思就無法解讀出來，這是與朱熹之意不同。二、對於《春 秋》中是否存在「變例」的問題：朱熹強烈批評啖助、胡安國等人用諸多「變例」來解釋 《春秋》的方法，吳澄確實承續了朱熹的這個態度，其在《春秋纂言》中並沒有使用「變 例」來解釋《春秋》。我們可以說吳澄努力的將書例單純化，試圖讓《春秋》書例成為單 純而沒有例外的存在。在這個脈絡下，吳澄確實反對「一字褒貶」。但吳澄真正反對的是 透過「變例」而傳達出「褒貶」，而非認為所有通例都不具有褒貶。但就算如此，吳澄仍 然必須面對一個困難的問題：如何證成《春秋》中只有「通例」而沒有「變例」？這就必 須進一步觀察，吳澄如何透過「屬辭比事」的方法，進而改動《春秋》經文，以便使書例 單純化。
四、吳澄對《春秋》經文的改動方式及其反省
從三傳起而自啖助、宋代諸多《春秋》學家，都是試圖從經文中歸納出適用於大部份 經文的條例用以解釋經義。但是問題往往沒有這麼單純，因為總有一些經文是在條例之外 而不能完全被涵括進去，所以注經者就必須在適用於大部份經文的條例之外，再構思出適 用於那些特殊經文的條例。於是就在特殊中又有特殊的情況下，一條條匪夷所思的條例就 被創造出來了。吳澄則認為《春秋》中確實存在著一些規則與書例，這些書例可以透過「屬 辭比事」的方式被歸納出來，但這些書例是很簡潔的規則，並不存複雜的變例。以出奔諸 侯書名與否為例，啖助等人區分出至少有四種情況，而吳澄則將之簡化為兩種。吳澄對於 不符合其書例的經文，常使用的方式就是判定現存的《春秋》經文有誤。69 吳澄曾言： 第古書自秦火之餘，炎漢之初率是口授，五代以前率是筆錄。口授者寧無語音之訛？ 筆錄者寧無字畫之舛？語訛字舛，為經之害大矣。不訂正而循襲其訛舛，強解鑿說， 68 石梅：《吳澄《春秋纂言》研究》，頁 57-69。 69 精確來說，在三傳中即已認為《春秋》某些經文有誤。而後啖助、宋儒亦紛紛指出《春秋》經文可 疑之處，吳澄則是收集了這些懷疑經文的主張。所以吳澄的主張是在與前人相對比之下，更為明確 且普遍的指出經文中的錯誤之處。不幾於侮聖言與？予之訂正，豈得已而不已者哉？曰某本作某字，或先儒曾有論議， 曰某字當作某字，未嘗敢自用己意點竄也。70 可見在吳澄心中，其所見的五經文字已不是全然為孔子所傳的樣態了，在流傳過程中 已有所遺佚與改動，故並非為一字不可改的神聖經典。若是如此，後人再將《春秋》經文 回復到為更「合理」的情況也是份所當為。 在《春秋纂言》中，吳澄認為經文有誤的判斷大致上可以分為三大類：71 一類是指《春 秋》經的文字因受上下文影響或形近而有誤；第二類是指《春秋》經文有衍字；第三類則 是《春秋》經文有缺字，而吳澄則直接以□補在經文之中，這即是《四庫全書總目》所謂 的「補以方空」。72 現分述如下： 所謂《春秋》經的文字因受上下文影響或形近而有誤，是指《春秋》經中的文字，在 傳抄的過程中產生了謬誤。這種謬誤或因形近而誤，或因受了上下文的影響。如成公八年 經文：「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吳澄歸納《春秋》經文，其中書「天王」有 26 次，僅有此次書「天子」，所以吳澄認為此次是「誤王字為子」。73 又如莊公三十年冬， 《春秋》記「齊人伐山戎」；三十一年夏，記「齊侯來獻戎捷」兩則幾乎相續的記載，一 稱「齊人」一稱「齊侯」，這兩件相連之事、相同之國卻稱謂不一。於是《公羊》就認為 稱「齊人」並不是指齊國之人，而是：「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認為齊侯操之過急。 而三十一年稱「齊侯來獻戎捷」是因為「威我也」。74 《公羊》的解釋十分曲折而繁瑣， 所以啖助言：「按例無有諸侯自伐改為人者。」趙匡則謂：「據齊未霸之時尚不曾朝魯，今 既為霸主，豈有自獻戎捷乎？」認為《公羊》這種說法一不合書例，二不合人情。趙匡主 張這是「去年伐山戎當書齊侯，今獻捷當書齊人。交互致誤爾。」75 而啖助、趙匡的這個 說法也被吳澄所採用，他說：「侯字當從趙氏作人。」76 又如僖公十八年八月，《春秋》記： 70 元‧吳澄：〈經傳考異序〉，《全元文》第 14 冊，卷 485，頁 357-358。吳澄又言：「經焚於秦，而《易》 獨存；經出於漢，而《樂》獨亡。幸而未亡者，若《書》、若《禮》，往往殘缺，惟《詩》與《春秋》 稍完而已。」見元‧吳澄：〈六經補注序〉，《全元文》第 14 冊，卷 484，頁 326。可見吳澄認為現存 五經經文均有遺佚，只是有多寡的不同。 71 以下三類專指《春秋》流傳過程中產生的誤失，前文所論在孔子時已「不詳其名」之類者不在其中。 72 石梅對吳澄「點竄經文」的方面，僅提出有「闕文補以方格」、「割裂經文行款」兩種方式。其中「闕 文補以方格」即四庫館臣所言，也是本文所列的第三種。但「割裂經文行款」嚴格來說並非改動經 文，而是改動對經文的理解方式。見氏著：《吳澄《春秋纂言》研究》，頁 36-41。 73 元‧吳澄：《春秋纂言‧總例》，卷 2，頁 2 中言：「三十○闕天字三○誤王字為子一」這裡所謂的「三 十」是指吳澄認為應出現 30 次，但扣掉闕「天」字的 3 次，本次誤「王」為「子」的 1 次，《春秋》 實際上書「天王」的次數僅有 26 次。闕「天」字的問題後詳。 74 漢‧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9，頁 211、213。 75 唐‧陸淳：《春秋集傳辨疑》，卷 4，頁 9-10。 76 元‧吳澄：《春秋纂言》，卷 3，頁 57。
「丁亥，葬齊桓公。」吳澄在下註言：「杜氏曰：十一月而葬，亂故也。八月無丁亥日， 誤。」又在當年的年末言：「八月癸巳，朔，月內無丁亥，在七月二十四日、九月二十五 日。」77 認為《春秋》記齊桓公為當年的八月丁亥日下葬是錯誤的，因為依照曆書編排， 當年八月並無丁亥日，與八月最接近的丁亥日只出現在七月或九月。這些都是因受上下文 影響或形近而有誤。 吳澄指出《春秋》經文的第二種錯誤是在現存的《春秋》經文中多了一些衍字，所以 必須在解釋經文時把這些衍字去除，否則也會妄生書例。如對僖公二十五年「丙午，衛侯 燬滅邢」的解釋即是如此： 澄按：説《春秋》者因謂滅同姓，故書名。按滅同姓者多矣，何獨此稱名乎？但書 衛侯滅邢，而滅同姓之惡自見，何待書名？故知朱子之説為得之。（《春秋纂言》， 卷 5，頁 56） 吳澄引朱子「因下文有衛侯燬卒，故誤多一燬字。」之說，認為若不將「燬」視為衍 字，則又可能會多滋生出「滅同姓，故書名」的書例。因為《春秋》中其餘三個「君滅」 的例子中，均沒有書君之名。78 又如襄公十五年經文：「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吳澄在 下引高閌之言： 高氏曰：凡因來聘而盟者，必在國内。如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 夫來盟。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十一年，「晉侯使郤犫來聘。己 丑，及郤犫盟。」襄七年，「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是也。劉， 蓋王畿采地，豈有來聘魯而遠盟于劉者乎？蓋下文有劉夏，因傳者以為春夏之夏， 與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同文，故誤增于劉二字爾。（《春秋纂言》，卷 9， 頁 37） 認為原《春秋》經文有誤，因為劉是周天子的「王畿采地」，而魯與宋國大夫向戌 的會盟應該在魯地。這在《春秋》其他經文中明晰可見，所以主張經文原作「己亥， 及向戌盟。」而「于劉」二字是因受到下段經文「劉夏逆王后于齊」影響而產生的衍 77 元‧吳澄：《春秋纂言》，卷 5，頁 44、45。 78 元‧吳澄：《春秋纂言‧總例》，卷 5，頁 21。
文。79 又如成公十四年九月，經文記：「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吳澄在下註：「澄按： 趙氏以此氏字為傳寫誤覇。」80 直接引用趙匡的說法，認為在此《春秋》經文多一「氏」 字。而吳澄之所以這樣認定是因為《春秋》全文僅有兩處稱「夫人婦」，另一處在宣公元 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吳澄認為兩者書記應為一致，故引趙匡之說，認為成公十四 年的經文多一「氏」字。 最後，吳澄對《春秋》經文修訂最特殊之處是：直接在經文中補上「□」符號，認為 《春秋》經文中應原有他字。這種「補以方空」最有代表性的當推對桓公三年至八年、十 一年至十七年共十三年的春下補一「王」字，使之成為完整的「春，王」。本來在《春秋》 大部份經文中，「春，王」幾乎是固定的書記型式，81 但在桓公中共有十三年沒有「王」 字，這難免使人有疑。加上桓公弒其兄隱公而立，所以許多儒者就在這缺少「王」字的情 況下大發議論，如胡安國即言： 桓公弒君而立……魯之臣之，義不戴天，反面事讎，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 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 政而不王也。82 胡安國透過《春秋》不書「王」字，指孔子在此暗藏桓王不遵王道及周天子未能主持 公道之失政。但吳澄對此情況直接就說：「桓之經自三年至八年、十一年至十七年，春首 月不書王，皆文闕。」83 直接斷定這是闕文而不必有任何書例。又如莊公元年，經文記「王 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此處與《春秋》提及周天子大部分均稱「天王」不同，在此僅稱「王」。 胡安國對此即言： 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弒以瀆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 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殺君篡國，而王不能 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84 79 此文又見於宋‧高閌：《春秋集註》，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1983 年），卷 30，頁 1。但原文與吳澄所引有兩處不同，原文作：「衛侯使孫良夫來聘」、「蓋 下文有劉夏，傳者以為春夏之夏」。 80 元‧吳澄：《春秋纂言》，卷 8，頁 36。 81 「《春秋》有時、有月而不書王者，共十五條。」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頁 96。 82 宋‧胡安國：《春秋胡氏傳》，頁 49。 83 元‧吳澄：《春秋纂言》，卷 2，頁 7。 84 宋‧胡安國：《春秋胡氏傳》，頁 85。
胡安國引啖助的看法，並進一步發揮，認為孔子因為桓公失德，而周天子不能誅之， 反在其葬時賜命以榮之。所以在此書「王」不書「天」以貶抑周天子。但吳澄則不接受這 種以變例來說解經文的方法，吳澄逕自將經文改成：「□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並言：「曰 不書天者脫。」85 直將增補經文，就將眾多儒者對此的發揮完全取消。 吳澄把這種做法貫徹到《春秋》全書中，用以處理所有的經文，如在「軍禮」綱「伐」 目中，吳澄歸納了《春秋》中「國伐」的例子，並言： ○秦（缺）伐晉（文十）○鄭（缺）伐許（成三）○晉（缺）伐鮮虞（昭十二） 以上國伐者八，秦、鄭、晉各一，附見秦下、鄭下、晉下，文缺或是伯字、侯字、 或是師字、或是人字，疑以傳疑，非可臆補，今且列國伐例中。（《春秋纂言‧總 例》卷 5，頁 8） 在這八個「伐」目下的例子，吳澄認為其中秦、鄭、晉三國之下的經文應該是缺了一 個字，這個字可能是伯、侯、師、人等字，但吳澄也自承無法確定。以文公十年「秦伐晉」 為例，吳澄之所以會有此說，是因為在《春秋》中有「秦師伐晉」（宣公二年）、「秦人伐 晉」（文公三年、宣公十五年及襄公十一年）的文例。再放寬一點看，經文中以秦伯、秦 師、秦人作主語的例子均有兩例以上，就是沒有單單以「秦」字為主語的經文。職是之故， 吳澄在沒有任何文獻版本的證據下，僅透過「屬辭比事」的歸納，就直接認定經文在秦、 鄭、晉下都各自缺了一個字。經過吳澄用「屬辭比事」的方式處理，《春秋》經文一致及 單純化的特質即十分明顯。其中最大的好處是，這樣一來就不必發展出許多複雜的書例來 說解《春秋》，而這正也是吳澄最重要的目標。 綜合來看，吳澄改動經文是「果」，其之所以要改動經文的「因」，在於他對於《春秋》 有一整體的看法：吳澄認為《春秋》的表述必然有其結構，或可以透過前後、相似事件的 對比而領悟，或可以透過一定的書記格式而解讀出大義。而後者則是吳澄據以改動經文、 去除衍字及補以方空的理論依據。吳澄想透過這種方式，最終達成得以客觀詮解《春秋》 的理想。 最後，對於吳澄的這個做法我們可以有以下三點觀察及反省： 首先，吳澄認為《春秋》是孔子整理舊魯史而來，但孔子在整理時是「有所損，無所 益也。」也就是說孔子並沒有在「不修春秋」中加入新的文字，而是「違於典禮者筆之， 其無關於訓戒者削之。」基於這個立場，吳澄不太可能主張孔子在《春秋》中加入了新的 85 元‧吳澄：《春秋纂言》，卷 3，頁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