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慧娟、簡洧晴 選課後悔與動機干擾研究 277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第六十五卷第二期 2020 年，65（2），277-312 doi:10.6209/JORIES.202006_65(2).0010
大學生選課後悔與動機干擾研究：
檢驗後悔因應策略的中介效果與
社會支持的調節效果
陳慧娟
*簡洧晴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摘要
本研究旨在瞭解大學生選課後悔、因應策略、社會支持與已選擇課程動機干擾的關係， 並探討後悔因應策略的中介效果，以及社會支持的調節效果。本研究的參與者為 516 位就讀 臺灣各公私立大學的學生，其中男生 241 人，女生 275 人，經立意取樣方式邀請其填答問卷。 研究工具包括研究者自編之「後悔量表」、「動機干擾量表」、「後悔因應策略量表」與「社 會支持量表」。所得資料以描述性統計、變異數分析、相關與迴歸分析進行統計考驗。主要 研究結果如下：一、「後悔」與「動機干擾」有顯著正相關；二、「反芻思考」策略可正向 中介後悔對動機干擾的影響；三、「聚焦現在」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無法中介後悔對動機干 擾的影響；四、「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可負向中介後悔對動機干擾的影響；五、 社會支持對後悔與動機干擾間的關係沒有顯著調節效果，但較高水平的情感支持可緩解後悔 與動機干擾的正向關聯強度。本研究針對以上結果進行討論與研擬具體建議，以提供教育實 務與未來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 大學生、社會支持、後悔、後悔因應策略、動機干擾 通訊作者：簡洧晴，E-mail: [email protected] 收稿日期：2018/05/02；修正日期：2019/01/17；接受日期：2019/01/24。278 選課後悔與動機干擾研究 陳慧娟、簡洧晴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從小我們被教導要努力追求無怨無悔的人生，但現實生活中不斷體驗後悔卻是人類共同 的經驗。Streep 與 Bernstein（2015）在其書中提及：「日常生活中人們體驗後悔與失望的情緒 比生氣和難過更頻繁，甚至超越驕傲等正向情緒」。由此看來，「生而無悔」可以是生活的理 想，但絕非一般人真實的生活寫照。長期致力於探討情緒的北卡羅來納大學教授 Fredrickson， 從事一系列實徵研究來闡明積極情緒對身心健康、創造力、社會關係、危機應對，以及認知 活動等方面的益處，但他提醒世人要達到百分之百的積極情緒，基本上是違背人性的（Tugade, Michelle, Kirby, & Fredrickson, 2016）。負向情緒雖不利於短期美好生活的建構，然而，在人類 進化歷程，可發展出一種警報功能。因此不需刻意迴避它，反而應給後悔一個適當的位置， 讓人們得以從中認識選擇與決策的價值。既然後悔是人之常情，那人生中最後悔的是什麼？根據先前調查揭露，排名第一的後悔 選項竟然是「教育」，遠高於生涯、愛情、子女教養和安全等（Streep & Bernstein, 2015）。Fries、 Schmid、Dietz 與 Hofer（2005）研究也發現，無論學生是否擁有清楚的學術目標，有高達九 成的學生自陳經歷過學業情境的動機衝突現象，且對其學習歷程造成深遠的影響。
自主決定是大學教育的重要特色，Carmon 與 Ariely（2000）認為人們常有聚焦放棄而非 已獲得選項的傾向，因此選課後悔（regret）對於大學生而言，可能是普遍發生且易耗損認知 資源的情緒經驗（Gao et al., 2014）。當個人置身於不可同時存在的目標感受動機衝突的過程， 而經驗分心、低堅持力或壞心情等損毀自我管理行為，導致低劣學習表現的現象，稱為「動 機干擾」（motivational interference）（Kilian, Hofer, Fries, & Kuhnle, 2010）。由此可推論在修 讀已選擇課程期間，若大學生選課後悔情緒愈高，其感受到的動機干擾將愈明顯。
由於後悔是令人厭惡的情緒，個體通常會採取策略來面對困境（Gilovich & Medvec, 1995），而隨著後悔因應策略（regret coping strategy）的使用，對已選擇選項造成的動機干擾 會有所不同。實徵研究發現，相對於不斷重複負向思考的「反芻策略」（rumination strategy）， 「聚焦於發現利益的認知重新評估」（benefit-focused reappraisal）是一個有效的情緒調節手段， 且能產出較佳的表現（鄭怡，2011；Baker, Williams, Witvliet, & Hill, 2016; Gao et al. 2014）。 因此，本研究假設：在經歷選課後悔事件後，大學生愈能從失敗或不盡如意的選課決策中尋 找優點，對已選讀課程遭受的動機干擾愈少；相反地，若大學生採取持續反芻的因應方式時， 由於未改變對已選擇選項的任何想法，反而加深其情緒困擾（Roese et al., 2009），甚至更加 凸顯放棄選項的正向吸引力，導致大學生經歷更高程度的動機干擾。
陳慧娟、簡洧晴 選課後悔與動機干擾研究 279 大學階段是探索未來目標與奠定職涯的關鍵時期，然而根據教育部統計處（2020）統計 資料顯示，大學生休學與退學的人數維持小幅度上揚趨勢，近 5 學年休學率由 103 學年之 5.8%升到 107 學年之 6.2%，退學率亦由 6.5%升至 7.2%，分別上升 0.4 以及 0.7 個百分點。但 事實上，自 105 學年度起，多所大學已大幅放寬退學規定（李文儀，2008），可見實際校園可 能存有更多學習適應困擾，但未達退學底線的邊緣學生。國內研究發現，認知調整與尋求社 會支持皆是大學生面對壓力情境時常使用的自我調節策略（王春展、潘婉瑜，2006；江文慈， 2004）。Bai（2016）也呼籲，重要他人提供的社會支持是個體展現恢復原力之關鍵因素。由此 看來，大學生經歷選課後悔，除了因應策略外，知覺的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在後悔與動 機干擾間扮演的角色值得更深入詳細的探究。 綜覽文獻，目前後悔的理論仍大量仰賴西方觀點，我國一直以禮儀之邦而自豪，其中儒 家與道家思想影響華人生活信念深遠。儒家向來重視人境融合、委屈求全和前瞻未來的信仰 （許丙泉、盧政，2010）。而道家思想崇尚自然，常以老子和莊子代表，莊子主張人應取法自 然，摒棄一切人為的矯揉造作。老子自然觀的實踐是主張「無為」，提醒人們不追求成功，不 思慮事情，錯過了時機也不後悔，行事得當也不自得（謝君直，2010）。依此看來，「得之坦 然，失之淡然，順其自然」已是貫穿五千年來修身養性的道德實踐，相對於現代人落入爭權 奪利的行為泥沼中，正可提供醒世遏阻的作用。然而對於仁德與無為思想的領悟，若只侷限 於淺層的生活體現，會助長人們對後悔產生非正式的學習，可能誤導人們相信為過去的經驗 惋惜或費心看待是庸人自擾的行為，反而限制了後悔的價值。 誠如上述，後悔產生的不滿足感受是最強烈的情緒，若能藉此練習面對後悔、尋找優勢， 為未來行動開啟一扇大門，對莘莘學子是深具教育意義且珍貴的經驗。儘管後悔應用於教育 情境的研究尚在初探階段，但從其他決策研究可輕易發現，後悔常造成對已選擇選項的不滿 意升高，或不願再次嘗試的負向循環效應。當代高等教育急速擴充，加上少子化現象的衝擊， 積極深耕大學生的學習品質與軟實力，已是各先進國家重要的教育方針。有鑑於選課決策與 後悔因應是大學生普遍的學習經驗與發展任務，為了提升高等教育資源對個人學涯發展的價 值與益處，本研究設定選課後悔導致的動機衝突情境，作為探尋之背景，詳細瞭解大學生之 選課決策經驗、應對策略，以及後續的影響，期盼能以更微觀細緻的方式，檢視後悔因應策 略可能扮演的中介角色，並進一步釐清社會支持的高低是否能緩衝後悔與動機干擾關聯的強 度。期待本研究發現能為大學生的學習適應提供更有效的著力點，也為促進高等教育的品質 盡一份心力。
二、研究問題
依上述研究動機與目的，茲將本研究問題列舉如下：280 選課後悔與動機干擾研究 陳慧娟、簡洧晴 （一）後悔是否可預測動機干擾？ （二）後悔是否可預測不同後悔因應策略？ （三）不同後悔因應策略是否對動機干擾有顯著的預測力？ （四）不同後悔因應策略是否可分別中介後悔對動機干擾的影響？ （五）社會支持是否可調節後悔對動機干擾的影響？
貳、文獻探討
一、後悔的定義及其對學習的影響
後悔是指個人在決策後，假想若當初選擇不同選項，其結果會更佳而產生的負面情緒。 Gilovich 與 Medvec（1995）指出後悔是個人經由反事實比較，以及自我意識的責任，所引發 以認知為基礎的情緒（Zeelenberg & Pieters, 2007）。更進一步來說，當個人認為所獲得的負 向結果，可藉由當初改變自己的決策行為而避免時，會感受較高的自我責任，進而引發較強 烈 的 後 悔 感 受 ， 且 易 產 生 聚 焦 行 為 選 擇 的 反 事 實 思 考 （ behavior-focused counterfactual thought）；反之，若知覺結果非自己所能控制，而是任由其他因子（如選課程式）隨機決定 時，則感到較少的責任和較多的失望（Giorgetta et al., 2013），且會產生聚焦情境決定的反事 實思考（situation-focused counterfactual thought）（Zeelenberg, Van Dijk, Van der Pligt, 1998）。 可見後悔與失望情緒雖然相似，均因決策結果未達期望而感到不滿意且皆會產生反事實思 考，但後悔者聚焦於自身責任且對重新選擇已放棄選項的渴望又比失望者更為強烈（Giorgetta et al., 2013）。實證研究指出，在經歷後悔事件的情況下，個人常伴隨著自責感受、生氣情緒、 自我批評，以及企圖消除事件等反應（Breugelmans, Zeelenberg, Gilovich, Huang, & Shani, 2014），且與痛苦、抑鬱和焦慮情緒有正向關聯，並對隨後任務的績效表現產生不良影響（Bubic, 2014; Liao, Lin, Luo, & Chea, 2016; Roese et al., 2009），值得加以深入探究。先前研究顯示， 不論選擇執行的活動是有關休閒、消費或學習，當放棄選項具吸引力時，個人在執行已選擇 選項的過程中，皆會引發壞情緒、低堅持、分心等負向結果（Brassler, Grund, Hilckmann, & Fries, 2016; Fries, Dietz, & Schmid, 2008; Grund & Fries, 2012; Liao, Lin, Luo, & Chea, 2016）。雖然目 前後悔的研究集中於消費決策的探討，對成就表現或學習動機的實徵研究尚付之闕如。然而 在資訊便捷、選擇愈趨多元的年代，大學生承受更多自我決策、價值判斷與修復情緒的壓力， 使後悔產生的負向情緒問題日趨嚴重且提早出現。因此，瞭解大學生的選課後悔經驗及因應 方式，如何影響其心理健康及學業困擾，是一件相當重要的任務。儘管文獻顯示兒童早期即有能力經驗後悔（O’Connor, McCormack,& Feeney, 2012），但 Van Duijvenvoorde、Huizenga 與 Jansen（2014）指出，相較於青少年和兒童，大學生在實驗情 境中，後悔反應較易被誘發，且更能穩定一致的展現出負向情緒與聚焦行為的反事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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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本研究探討大學生選課決策後悔的經驗與影響，期能對高等教育的學習輔導提供 具體貢獻。
二、動機干擾的定義及其影響機制
日常生活中由於資源有限，人們常常必須從欲求的競爭目標中有所取捨，或在兩項負價 目標之間強迫選擇時，此現象稱為動機衝突（motivational conflict）（Hofer et al., 2007）。通 常可分為五類：雙趨衝突、雙避衝突、趨避衝突、雙趨避衝突與多趨避衝突（葉重新，1997）。 不同衝突類型各自有其不同的適應問題與伴隨而來的情緒感受。本研究關心大學生面臨兩種 具有吸引力之課程，卻又無法同時選擇所產生的左右為難困境，係屬於「雙趨衝突」類型。 當個體經驗動機衝突後，在執行已選擇選項之歷程，常會受到放棄選項之吸引力特徵與個人 渴望好處的影響，而導致學習過程中容易產生認知、情緒與行為之不穩定反應，喪失對當前 任務的自我調整能力，降低學習表現。這些面向彼此相關，形成整體的耗竭與破壞現象，即 為動機干擾（Fries et al., 2008）。Grund、Schmid 與 Fries（2015）強調不論動機干擾是發生於 活動開始前或活動進行中，皆會損害個人的瞬間情感與工作效率，常加重個人在執行已選擇 活動的任務期間出現注意力渙散、消耗工作記憶資源、生氣和拖延等耗費心神，又降低表現 品質之傾向，尤其當放棄選項有高度吸引力時，動機干擾愈明顯（Brassler et al., 2016）。因此， 動機干擾常被發現與學業成就、生活滿意度呈現負向的關聯（Grund, Brassler, & Fries, 2014）。 值得留意的是，過去文獻顯示，當個人對已選擇活動的自主動機愈高，其感受到的動機干擾 的機會愈低（Fries et al., 2008; Grund & Fries, 2012）。此外，Kazén、Kuhl 與 Leicht（2015） 指出，當個人進行無聊或困難任務時，若能發展內化動機（如將個人有興趣的活動與任務相 連結），相對於以外在動機來激勵自己（如為了爭取面子或避免被批評），其績效表現皆較 佳，且疲勞感知較低。故本研究推論，在學習過程中大學生愈能在已選擇課程中找到意義或 強化優勢的思考時，愈能減少已放棄課程對當下學習任務所帶來的干擾。
三、後悔、因應策略與動機干擾的關係
後悔是日常生活中讓人感到痛苦與挫折的情緒，Lazarus 與 Folkman（1984）的「壓力互 動模式」，認為人們面對壓力事件時，常會採取策略以降低決策後的失調感受，減少負向影 響（Zeelenberg & Pieters, 2007）。由此可見，因應策略是重要的中介因子，一般人們在日常 生活中遭遇阻礙時，容易出現反芻的運作機制。所謂反芻思考是當個人經驗到自己所重視的 目標，未能如願以償，而在腦海中出現持續思慮與懊悔現象，試圖藉由對後悔事件重複思考 來減少目標受阻與渴望程度的落差狀況。反芻思考已被許多研究證明會增加不良後果，如消 極歸因、憂鬱、低自尊和負向記憶（Lyubomirsky, Caldwell, & Nolen-Hoeksema, 1998），不利 於個體的適應（Watkins & Baracaia, 2002）。282 選課後悔與動機干擾研究 陳慧娟、簡洧晴 為了避免發生「將嬰兒連同洗澡水一起倒掉」的遺憾，Inman（2007）強調解開反覆自我 苛責（self-reproach）的糾結，以打破習慣性的反芻，讓情緒性的後悔轉化成功能性後悔 （functional regret），朝向正向的問題解決途徑（Nelson, Malkoc, & Shiv, 2009），均有機會從錯 誤中釐清價值判斷、建立自我調整的行為，降低自我批評與學習困擾。其中，「認知重新評 估」（reappraisal）策略的採用，不僅可調節當下的負面情緒，且之後再次暴露於類似刺激時， 所引發的負面情緒亦較少（Pasupathi, Wainryb, Mansfield, & Bourne, 2017）。長期而言，對個 人的生活適應亦有其正向助益（Witvliet, Knoll, Hinman, & DeYoung, 2010）。由此可推論在選 課後悔情況下，大學生是否著眼於已選擇選項的正向意義，藉此調整對後悔事件的補救措施； 抑或以重複抱怨與製造痛苦的方式面對，對於學習歷程動機干擾的消長具有關鍵性影響。先 前有些研究曾比較「反芻思考」和「以發現利益為焦點的重新評估」兩種因應策略，結果發 現當個體採用發現利益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面對逆境時，會有更多的成長，且明顯感受到較 多感激和寬恕等積極情緒，以及較少的負面後果（Baker et al., 2016; Roepke & Seligman, 2015）。 本研究認為大學生的選課制度，儘管加退選期間過後無法重新選擇，但下學期仍有調整 選課決定的機會。根據 Nasco 與 Marsh（1999）的研究指出，當個人知覺「擁有進一步行動的 機會」，即使面對後悔決策，亦可促使個體將向上比較的反事實思考，轉化為行為意圖和具 體行動。因此，選擇「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藉此思考如何在下一次改善，可有效減 緩後悔感受與負向後果（鄭怡，2011）。此外，由於選課完後接續是上課，因此大學生除了思 考未來如何因應外，亦可能直接選擇「以現在時間為基礎的認知重新評估」，即著眼於當下已 選擇課程的優點，來減緩後悔的負向影響。為了更深入瞭解大學生的選課後悔因應策略，本 研究擴充 Gilovich 與 Medvec（1995）的後悔心理修復方法，並參酌鄭怡與林以正（2016） 的後悔因應策略，進一步依據利益找尋的時間點，將認知評估策略再區分為「聚焦現在」 （present-focused reappraisal）和「聚焦未來」（future-focused reappraisal）兩種策略。具體而 言，兩者的差異主要在於利益尋找的時間方向不同，其中「聚焦現在」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 著重於從目前已選擇課程中找尋優勢，如試圖將現行課程內容與個人生涯或興趣結合以提升 適應程度；而「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著重於如何避免未來重蹈覆轍的作為、增加 自我洞悉與改善的機會；至於第三種「反芻思考」後悔因應策略，則傾向只反覆著眼於不理 想後果所帶來的挫折感，而忽略了尋找可行的解決方法，反而因此遭受更嚴重的動機干擾。 綜合前述文獻，動機干擾源自於個體想像或感受到放棄選項的吸引力所引發的後悔情 緒，進而損害執行已選擇選項的自我管理現象。大學生經歷選課後悔經驗的強度，可預測不 同程度的動機干擾，其中因應策略扮演相當重要的過程因子，可以解釋後悔與動機干擾之間 關係發生的理由。據此，本研究推論，當大學生採用認知重新評估策略時，無論是聚焦現在 適應或未來改善，皆能對後悔事件轉換想法而修復選課造成的負向情緒（Baker et al.,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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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vliet et al., 2010）。然而根據 Bubic（2017）的觀點，若個體對已選擇活動有較多的承諾， 對當下任務感知的自主選擇動機較高時，會較傾向注重學習任務結果的執行績效所帶來的堅 持力與長遠的幸福感。因此，研究者認為當大學生採用以「聚焦現在」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 時，由於更積極著眼於在當下，因而將課程目標與自我內在期望調整一致，不僅轉化後悔情 緒，同時亦有助於個人投入更多心力將壓力優化成建設性的行動，進而降低個人因放棄選項 的正向吸引力而感受到的動機干擾（Fries et al., 2008; Grund & Fries, 2012; Nelson et al., 2009）。 故本研究進一步提出假設：三種後悔因應策略中，「反芻思考」策略可說明後悔如何正向預 測動機干擾；「聚焦現在」和「聚焦未來」兩種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均為負向預測動機干擾的 中介因子；但「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相對於「聚焦現在」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對 動機干擾的負向預測力較低。
四、社會支持、後悔、因應策略與動機干擾的關係
數十年來豐富的研究證據顯示，知覺的社會支持組成青少年社會和心理環境完整的一部 分，並對其在學校多層面的適應扮演重要角色（Chan, 2019）。Cohen 與 Wills（1985）將社會 支持分成四類，分別為自尊支持、訊息支持、社會情誼和工具性支持。自尊支持係指藉由社 會互動使個人感到被尊重、接納，以及有價值的知覺；社會情誼係指他人陪伴以促進正向情 緒，因此可以情感支持概括兩者之內涵。訊息支持係指他人協助理解，以及提供如何因應事 件的指導訊息。而工具性支持係指他人直接協助解決問題，又稱實質支持。隨後，社會科學 研究者常將社會支持統整為情感支持、訊息支持與實質支持。由於本研究將後悔情境設定為 加退選時間已截止，該學期無法重新選擇的情況，實質性支持在本研究中無法發揮效用，故 本研究將社會支持定義為情感性支持和訊息性支持兩個面向。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傾向將社會支持視為一獨變項，然而這樣的關係預測僅呈現社 會支持與某些變項有所關聯，卻未能精緻地分析與展現社會支持之差異，如何影響獨變項和 依變項間關係的強度，從學習輔導的角度而言，較難以提供有效且具體的指引。Yen（2016） 強調兩個變項的關係在不同社會支持條件下，是否會產生變化，所得到的因果解釋，對處在 逆境或劣勢的個體而言，相當具有教育啟發性。誠如前述文獻所述，後悔是強烈的負向情緒 經驗，無論大學生是反覆抱怨壓力事件，或採用尋找益處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若知覺強韌 的支持系統時，應有助於削弱後悔事件帶來之不利結果。雖然關於壓力和因應的文獻紛紛指 出，社會支持是心理健康的重要壓力緩衝器。然而，過去研究仍無法獲得概括一致的結論， 研究者認為可能是當前研究傾向將社會支持視為單一結構，這些研究測量的社會支持指數是 反映情感照顧和工具性幫助的綜合支持措施。但 Demaray、Malecki、Davidson、Hodgsonm 與 Rebus（2005）發現青少年傾向於針對不同事件尋找不同的支持來源。基於此，本研究企圖在 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一個較完整之架構，蒐集實證資料以釐清後悔與動機干擾關係的條284 選課後悔與動機干擾研究 陳慧娟、簡洧晴 件機制，檢視在低社會支持群組的大學生，其後悔情緒對於動機干擾的影響，是否會較高社 會支持群組強烈；並且進一步檢驗不同支持內涵的調節效果，期能在選擇多元、資訊取得日 益便捷的大學選課環境下，建立影響選課後悔與動機干擾的因果調節（moderator）模式，將 有助於我們更進一步探究社會支持的必要性與受益性，藉此調整輔導學生因應壓力的措施， 才能真正彰顯自主支持的高等教育價值。藉由以上文獻探討與推論，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設： H1：選課後悔可顯著預測動機干擾。 H2：後悔可顯著預測因應策略。 H2a：後悔可顯著預測「反芻思考」策略。 H2b：後悔可顯著預測「聚焦現在」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 H2c：後悔可顯著預測「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 H3：後悔因應策略可顯著預測動機干擾。 H3a：「反芻思考」策略可正向顯著預測動機干擾。 H3b：「聚焦現在」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可負向顯著預測動機干擾。 H3c：「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可負向顯著預測動機干擾。 H3d：「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相較「聚焦現在」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 負向預測動機干擾之效果較小。 H4：後悔因應策略可中介後悔對動機干擾的影響。 H4a：「反芻思考」策略可正向中介後悔對動機干擾間的影響。 H4b：「聚焦現在」的認知重新評估因應策略可負向中介後悔對動機干擾的影響。 H4c：「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因應策略可負向中介後悔對動機干擾的影響。 H5：社會支持具有緩和後悔與動機干擾關係的調節效果。 H5a：情感支持具有緩和後悔與動機干擾關係的調節效果。 H5b：訊息支持具有緩和後悔與動機干擾關係的調節效果。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立意抽樣方式，為讓樣本貼近母群性質，盡量顧及臺灣各地區、學校排名與科 系屬性等分配原則，邀請就讀臺灣各公私立大學的學生填答問卷，包含到教室發放紙本問卷 以及電子問卷邀請兩種方式。在問卷實施前，均向其清楚說明研究目的及後續資料處理等相 關資訊，包含可自由決定是否填寫問卷、作答過程可隨時終止，以及資料僅做團體分析，且 絕對保密，並在完成問卷後，致贈小禮物以表謝意。有效問卷以填答不完整、忽略題意的固陳慧娟、簡洧晴 選課後悔與動機干擾研究 285 定反應心向，以及反應上對相似題意填答明顯不一致者（五點量表中，兩題差距大於 2），或 對相反題意填答明顯一致者（五點量表中，兩題差距為 0）兩種情形相加大於三題者，作為刪 除之篩選標準。其中，預試用於量表的信效度考驗，刪除不適當題目後，作為正式施測的工 具。預試研究共回收 400 份問卷，有效問卷 347 份，有效回收率達 87%。正式研究共回收 633 份問卷，有效問卷 516 份，有效回收率達 82%，其中公立學校 309 人，私立學校 207 人。本 研究抽樣時未以科系為依據，而是以學院作為邀請參與之參考，包含商管學院、文學院、理 學院、法學院、工學院、農學院、社會科學院、藝術設計學院、教育學院，和休閒運動管理 學院等十個學院。包含大一 193 人（37%）、大二 148 人（29%）、大三 99 人（19%）及大 四 76 人（15%）。
二、研究情境與測量工具
（一）設定研究情境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選課後悔情境如何影響大學生學習動機，故問卷一開始即提供「誘發 選課後悔的想像情境」，並請參與者閱讀後，想像自己置身於此情境，填答各項自陳式量表。（二）誘發選課後悔的想像情境
本研究根據 Van Dijk 與 Zeelenberg（2005）認為後悔常是因為放棄選項優於已選擇選項， 且將決策結果歸因於個人因素所產生（Giorgetta et al., 2013; Zeelenberg, Van Dijk, & Van der Pligt, 1998），因此本研究以較不滿意的選課結果和個人的可控制性（選課結果的決策者）作 為誘發後悔的主要元素。此外，有鑑於日常生活中，大學生常是在同儕存在的情況下面對這 些選課後悔經驗，且過去研究顯示，即使結果原先滿意，當放棄選項較佳時亦會產生後悔（Habib et al., 2013），故研究情境主題設定在同儕存在、已選擇課程原先符合期待，事後被誘發放棄 選擇課程反而具有更理想條件之選課後悔情境。設定之情境內容如下： 假設在進行選課期間，A、B 兩課程都很吸引你，但兩者上課時間重疊，必須從中擇 一，面對此雙趨衝突（兩個選項都有你渴望的益處或特色，但你只能選擇一個。） 覺得很難果斷抉擇，而這個決定對你而言是重要的。最終你選擇了 A 課程，並開始 上課，迄今已開學第六週，一切都很正常，沒什麼不好，但也沒什麼特別驚喜。 而後你在校園或宿舍陸續聽聞當初選另一門 B 課程的同學們對上課內容與方式等都 讚賞有加，之後你蒐集一些資訊，也發現跟目前的 A 課程相比，當初放棄的 B 課程 更有趣、更吸引你，但選課時間早已結束，無法再重新做決定。無論你有或沒有親 身經歷過選課衝突的經驗，都請將你置身於上述選課情境，回答下列問卷之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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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後悔量表
由於後悔是普遍的生活經驗，如何測量後悔是近幾年來心理學關注的議題。Buchanan、 Summerville、Lehmann 與 Reb（2016）綜觀各理論後，發展出包含認知元素（自我責任和反 事實思考）和情緒元素（情感反應強度）的後悔量表，能有效區分後悔與其他負面情緒。因 此本研究參考 Buchanan 等人編製的後悔元素量表、也根據 Marcatto 與 Ferrante（2008）強調 後悔的認知前提：「行為聚焦的反事實思考」及「內歸因」，並參酌 Zeelenberg、Van Dijk、 Manstead與 Van der Pligt（1998）比較後悔和失望差異之對照，認為後悔較顯著的相關反應， 包含自責感受、思考自己犯下的錯誤、想要消除事件、期望獲得第二次機會等聚焦行為的反 事實思考現象。接著再依據本研究情境，自編大學生後悔量表，用以評估大學生在遭遇選課 後悔事件後，感受到的後悔程度，包含「認知」（例如：「我覺得當初做選課決策時，應該 考慮得更詳細」、「當初選課時我應該蒐集更多資訊就好了」）與「情感」（例如：「我對 當初做的選課決定感到沮喪」、「我對這次選課結果感到自責」）。後悔量表共計有 8 題， 其中一題為反向題，「認知」與「情感」兩個分量表，各四題。問卷以五點量表進行評估， 總分愈高，代表個人經歷選課後悔事件後，感受到的後悔程度愈高。在信度考驗方面，兩個 分量表與全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 .81、.74 及.83；在效度方面，KMO 取樣適當性 為 .82，Bartlett 檢定達顯著。接著以主成分分析法進行因素分析，並選取特徵值大於 1 的因 素，抽出的兩個因素，分別命名為「情感」與「認知」，其特徵值依序為 2.62、2.25，因素負 荷量分別介於 .68～ .83、.58～ .82，兩個因素的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0.77%。
（四）動機干擾量表
目前動機干擾的測量，常是源自於 Schmid、Hofer、Dietz、Reinders 與 Fries（2005）以學 業─休閒動機衝突為背景的訪談研究發展而來，包含很難堅持完成已選擇活動，容易於其他 無關的事情上徘徊轉換，以及情緒和行為不穩定之現象。其中，Kilian 等（2010）以專心上課 和分心行為的衝突情況為研究脈絡，符合本研究關注的選課動機干擾現象。因此本研究參考 Kilian等人的構念，再依據大學生實際的學習情境自編成大學生動機干擾量表，以評估個體在 已選擇課程進行期間，因為放棄選項課程的正向吸引，而導致在已選擇活動自我管理損壞之 程度，包含「壞心情」（例如：「不能上更吸引我的課程，讓我很急躁」、「錯失更滿意的 課程讓我心情不好」）、「低堅持度」（例如：「我難以盡全力完成目前已選擇課程的作業」、 「在不喜歡的課程，努力不一定會有理想成績，我會容易放棄努力」）與「分心」（例如： 「在目前選擇的課程上課時，我會輕易的被其他事物吸引」、「面對較不滿意的課程，我容 易打斷學習去做與課程無關的其他事情」）。動機干擾量表共計 13 題，其中五題為反向題， 「低堅持度」分量表五題，「壞心情」與「分心」分量表各四題。問卷以五點量表進行評估， 總分愈高，代表個人在已選擇課程進行期間，經歷動機干擾的情況愈嚴重。在信度方面，三陳慧娟、簡洧晴 選課後悔與動機干擾研究 287 個分量表與全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 .81、 .87、 .83 及 .88；在效度方面，KMO 取樣 適當性 .87，Bartlett 檢定達顯著。接著以主成分分析法進行因素分析，並選取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抽出的三個因素，分別依原來構念命名為「低堅持度」、「分心」與「壞心情」， 其特徵值分別為 2.91、2.87 和 2.74，因素負荷量分別介於 .66～ .79、 .70～ .85、 .70～ .82， 三個因素的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5.50%。
（五）後悔因應策略量表
為了瞭解大學生對選課後悔的因應方式，本研究參考 Gilovich 與 Medvec（1995）的後悔 心理修復方法，以及李宜玫與孫頌賢（2010）指出對大學生選課較具影響力的三個自主性動 機元素：興趣、課程實用性與修課計畫，並擴展鄭怡與林以正（2016）的後悔因應策略，進 一步依據利益找尋的時間點，將因應後悔的認知評估策略再區分為「聚焦現在」（present- focused reappraisal）和「聚焦未來」（future-focused reappraisal）的兩種策略；而第三種則是 沒有進行認知重新評估、忽略問題解決，只反覆著眼於負向感受的「反芻思考」策略。本量 表目的為評估個體在選課後悔事件後，採用各種因應方式的程度，包含「反芻思考」策略（例 如：「選課雖已結束，但我還是會因為想到這次選課的結果，而陷入負向情緒的循環」、「即 使過了一段時間，我還是常會因為選課結果而不斷抱怨」）、「聚焦現在」的認知重新評估 策略（例如：「我會藉由思考已選擇課程的特色或放大優點，讓自己有所收穫」、「我會嘗 試將目前已選擇的課程與自我探索產生連結，幫助自我成長」），以及「聚焦未來」的認知 重新評估策略（例如：「我會提醒自己記住這次經驗，下次選課絕不要再重蹈覆轍」、「從 這次選擇經驗中，讓我更清楚未來選課決策的重要性」）。後悔因應策略量表共計 14 題，「聚 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之分量表四題，「聚焦現在」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與「反芻思 考」策略分量表各五題。問卷以五點量表進行評估，請參與者依據實際經驗或想像情境作答， 在各分量表平均得分愈高，代表個人在選課後悔事件後，愈傾向採用其分量表之後悔因應方 式。在信度方面，三個分量表在本研究中之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 .86、 .86 及 .80；在效度 方面，KMO 取樣適當性 .86，Bartlett 檢定達顯著。再以主成分分析法進行因素分析，並選取 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抽出的三個因素，分別命名為「反芻思考」、「聚焦現在」與「聚焦 未來」，其特徵值分別為 3.29、3.19 與 2.65，因素負荷量各介於 .72～ .87、 .60～ .86、 .69 ～ .83，三個因素的累積解釋變異量為 65.18%。（六）社會支持量表
本量表係研究者參考 Cohen 與 Wills（1985），以及李金治與陳政友（2004）對社會支持 的定義，再根據本研究選課情境自編而成。用以評估個體於選課後悔事件後，感知可獲得的 社會支持程度，包含「情感性支持」（例如：「我覺得他們會耐心陪伴我、鼓勵我，讓我覺 得自己是重要的」、「我覺得他們樂意在選課遭遇後，傾聽我心中的想法與感受」）和「訊288 選課後悔與動機干擾研究 陳慧娟、簡洧晴 息性支持」（例如：「我覺得他們會樂意提供有用資訊給我」、「我覺得他們願意和我一起 討論未來的選課計畫」），社會支持量表共計 12 題，「情感性支持」與「訊息性支持」分量 表各六題。問卷以五點量表進行評估，總分愈高，代表個人經歷選課後悔事件後，感受到的 社會支持程度愈高。在信度方面，兩個分量表與全量表之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 .89、 .89、 .93；在效度方面，KMO 取樣適當性 .92，Bartlett 檢定達顯著。接著以主成分分析法進行因素 分析，並選取特徵值大於 1 的因素，抽出的兩個因素，分別命名為「情緒」與「訊息」，其 特徵值分別為 4.11、3.79，因素負荷量分別介於 .50～ .84、 .59～ .83，兩個因素的累積解釋 變異量為 65.80%。
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嘗試從個體的內部資源（因應策略）和外部資源（知覺的社會支持）兩種角度來 瞭解大學生在面臨選課後悔時，所採取的因應策略及其與動機干擾之關係，茲將研究結果討 論如下。一、差異性考驗
過去研究發現高年級大學生比低年級對未來有較清楚的學習目標與生涯規劃（黃玉， 2006），因此對「選課決策」重視程度可能不同，故將年級納入差異性考驗，決定是否作為 控制變項，分析結果如表 1 所示，年級別在各量表皆無顯著差異，因而後續分析無須進一步 控制。 表 1 年級在各量表的分析（N＝516） 大一（n＝193） 大二（n＝148） 大三（n＝99） 大四（n＝76）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F η 2 後悔 26.04 6.24 25.55 6.22 24.51 5.70 26.68 5.68 2.19 .01 反芻思考 13.43 4.40 12.85 4.73 13.23 4.50 13.08 4.70 .47 .00 聚焦現在 19.52 3.42 19.80 3.13 18.80 3.02 19.75 3.24 2.12 .01 聚焦未來 16.10 2.58 15.83 2.60 15.48 2.54 15.91 2.51 1.24 .01 社會支持 46.16 7.53 45.26 7.82 44.59 7.25 44.84 6.74 1.22 .01 動機干擾 33.60 8.32 33.74 8.99 32.58 8.83 32.80 9.64 .50 .00陳慧娟、簡洧晴 選課後悔與動機干擾研究 289
二、後悔、因應策略與動機干擾間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各變項的簡單線性相關結果如表 2 所示，「後悔」與「動機干擾」有顯著正向關 聯（r＝ .38, p＝ .000），表示選課後悔程度較高，之後在已選擇課程中會經歷較多的動機干 擾。另外，從表 2 可知，「後悔」與「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r＝ .41, p＝ .000）， 以及「反芻思考」策略（r＝ .65, p＝ .000）皆有中高度的正向關聯，顯示大學生選課產生的 後悔程度愈高時，分別愈傾向採取上述兩種後悔因應策略；但「後悔」與「聚焦現在」的認 知重新評估策略則無顯著關聯（r＝ .04, p＝ .355）。而「聚焦現在」與「聚焦未來」的認知 重新評估策略，分別與「動機干擾」有顯著負相關（r＝- .41, p＝ .000; r＝- .09, p＝ .048）； 「反芻思考」策略則與「動機干擾」有正相關（r＝ .51, p＝ .000）。 表 2 各變項間的相關矩陣（N＝516） 變項 平均數 單題 總量表 平均數 總量表 標準差 1 2 3 4 5 6 後悔 3.21 25.70 6.08 － 反芻思考 2.63 13.17 4.55 .65*** － 聚焦現在 3.90 19.50 3.25 .04 -.06 － 聚焦未來 3.97 15.87 2.57 .41*** -.24*** -.51*** － 社會支持 3.78 45.40 7.46 .17*** -.05 -.42*** -.38*** － 動機干擾 2.56 33.33 8.80 .38*** .51*** -.41*** -.09* -.15** － *p＜ .05. **p＜ .01. ***p＜ .001. 本研究結果顯示大學生愈傾向以感受痛苦且無作為的反芻策略，懊悔過去事件發生的原 因，無法面對現況，反而承受更大的壓力來源，會抑制問題解決能力，其感受到的動機干擾 也愈高，這項結果支持 Roese 等（2009）的研究發現。另外，本研究也發現愈傾向「聚焦現在」 與「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感知到的動機干擾則愈低，符合 Baker 等（2016）的研 究結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參與本研究之大學生選課後悔程度與「聚焦現在」的認知重新 評估策略沒有顯著關聯，未符合本研究假設，也與西方研究文獻不一致（Epstude & Roese, 2008; Gilovich & Medvec, 1995; Langeslag & Surti, 2017）。換言之，在本研究中經歷後悔程度愈高的 大學生，不一定愈會採取適應現在的發現利益策略。而中國的研究卻與西方有共同發現，即 認知重新評估策略扮演相當關鍵的第三變項（Wang, Li, Hu, Dong, & Tao, 2017）。由此看來， 本研究的發現可能是一記警鐘。研究者認為長久以來臺灣學生接受教育過程都被鼓勵成功， 輕忽失敗，一旦出現負面結果時，難以從挫折中學習自我調整，反而浪費受挫的經驗。因此， 未來仍需要更多實徵研究提供如何管理與修復後悔的具體建議，才能因勢利導幫助大學生經 營更成功圓滿的生活。290 選課後悔與動機干擾研究 陳慧娟、簡洧晴
三、不同後悔因應策略對動機干擾之預測分析
為了瞭解三種不同後悔因應策略同時預測動機干擾的情形。本研究先檢驗三種後悔因應 策略與動機干擾的多元相關係數為 .63，調整過後的多元相關係數平方為 .40，表示三種後悔 因應型態共可解釋「動機干擾」39.9%的變異量。從表 3 可知，「反芻思考」策略可正向預測 動機干擾（β＝ .49, p＝ .000）；「聚焦現在」的認知重新評估可負向預測動機干擾（β＝-.36, p＝ .000），因此本研究假設 H2a 和 H2b 獲得支持。上述結果也與先前研究有相同的發現， 過去研究指出在經歷負向事件後，個人愈能從挫折的情境中尋找優點，採用發現利益的認知 重新評估策略，能產生更多的正向情感（Baker et al., 2016; Witvliet et al., 2010）。依照 Gilovich 與 Medvec（1995）的理論，後悔是個人經由向上反事實比較（upward counterfactual）引發以 認知為基礎的自我意識情緒。實徵研究指出在後悔情緒中，若著眼於尋找出意義和好處，來 緩和對過去不滿意的決策，有助於減緩個人受「悔不當初」的情緒所困擾的程度，以及有較 佳的認知表現（Gao et al., 2014）。再者，Kazén 等（2015）發現，當個人將活動目標與個人 渴望調整一致時，可促使個人有較佳的表現與堅持度；相反地，當個人未改變對選課後悔事 件的觀點，而持續不斷的反芻時，可能會促使個人製造更多負向的認知與情感（Roese et al., 2009），導致其在執行已選擇選項期間經歷更多的動機干擾現象。 表 3 不同後悔因應策略對動機干擾的預測分析（N＝516） 預測變項 B β t 截距 -41.14 -18.43 反芻思考策略 - .96 -.49*** -13.68 聚焦現在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 -.99 -.36*** -8.93 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 -.07 -.02*** -.51 R＝ .63，R2＝ .40，ΔR2＝ .40，F＝114.87*** 註：1,000 個 Bootstrap 樣本。 ***p＜ .001. 然而與過去研究分歧的是，本研究「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對「動機干擾」無 顯著預測力（β＝-.02, p＝ .611），表示其對動機干擾的解釋變異量甚小，與原先假設 H3c 不 一致，也無法回應 Baker 等人的研究發現，但支持原先假設的 H3d，即對動機干擾的影響力相 對於反芻思考和聚焦現在之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均較低。根據鄭怡與林以正（2016）的觀點， 後悔不但是對經歷產生情緒，亦是對自我的評價。研究者認為在相對重視未來價值的文化信 念下，大學生採取聚焦未來自身能夠控制改善的策略，或許有助於提升對未來選課事件的自 我效能。但如果缺乏明確的引導與足夠練習，容易忽略此時此刻的情緒調節與擱置學習任務，陳慧娟、簡洧晴 選課後悔與動機干擾研究 291
尤其動機干擾源自於放棄選項的正向吸引（Brassler et al., 2016; Hofer et al., 2007），因此儘管 轉換對後悔事件的想法可減緩後悔感受，但在顧此失彼的情況下，對當下正在執行的學業活 動不一定能立即恢復好心情與堅持力，因此這可能是造成本研究大學生採取聚焦未來的認知 重新評估策略，無法預測動機干擾的原因，而使結果不符合本研究假設。
四、後悔、因應策略與動機干擾的中介效果分析
接著探討不同後悔因應策略是否可中介後悔與動機干擾的關係。（一）「反芻思考」策略對後悔與動機干擾的中介效果分析
如表 4 所示，在模式一中，「後悔」對「動機干擾」有顯著的預測力（β＝ .38, p＝ .000）； 在模式二中，「後悔」對「反芻思考」有顯著的預測力（β＝ .65, p＝ .000）；在模式三中， 顯示「反芻思考」策略對「動機干擾」有顯著的預測力（β＝ .51, p＝ .000）；在模式四中， 同時將「後悔」與「反芻思考」策略放入方程式中預測「動機干擾」，「反芻思考」策略對 「動機干擾」有顯著的預測力（β＝.46, p＝ .000），而「後悔」對「動機干擾」的預測力未 達顯著（β＝ .08, p＝ .103）。相較於模式一中兩者的迴歸係數（β＝ .38, p＝ .000），小且不 顯著。由於中介分析所探討的「間接效果」是由自變項透過中介變項而影響結果變項，如果 加入中介變項後，致使自變項與結果變項的關聯降低至未達顯著，稱為完全中介（Frazier, Tix, & Barron, 2004）。因此，本研究「反芻思考」策略在「後悔」與「動機干擾」之間具完全中介 效果。此外，後悔對動機干擾的總效果顯著（β＝ .38, 95% CI[ .44, .67]），反芻思考的間接效 果亦達顯著 .30（β＝ .30, 95% CI [ .33, .56]），間接效果占總效果比例的 78.55%（95% CI [ .56, 1.10]）。而此中介假設的 R2中介效果值為 0.14（95% CI [ .09, .20]），三者關係如圖 1 所示。因 此本研究假設 H4a：「反芻思考策略可正向中介後悔對動機干擾間的影響」獲得支持。 表 4 「反芻思考」策略在後悔與動機干擾之中介效果分析（N＝516） Bootstrapping 95% CI 模式 B β t 上限 下限 R 2 ΔR2 模式一 .15 .14 動機干擾 截距 19.14 12.27 1.08 22.21 後悔 .55 .38*** 9.34 .44 .67 （續）292 選課後悔與動機干擾研究 陳慧娟、簡洧晴 表 4 「反芻思考」策略在後悔與動機干擾之中介效果分析（N＝516）（續） Bootstrapping 95% CI 模式 B β t 上限 下限 R 2 ΔR2 模式二 .43 .43 反芻思考 截距 .59 .89 -.71 1.89 後悔 .49 .65*** 19.56 .44 .54 模式三 .26 .26 動機干擾 截距 20.30 19.89 反芻思考 .99 .51*** 13.50 模式四 .27 .26 動機干擾 截距 18.62 12.86 15.77 21.47 後悔 .12 .08*** 1.64 -.02 .26 反芻思考 .89 .46*** 9.17 .70 1.08 直接效果 .12 .08*** 1.64 -.02 .26 間接效果 .43 .30*** .33 .56 總效果 .55 .38*** 9.34 .44 .67 註：1,000 個 Bootstrap 樣本。 ***p＜ .001. 圖1. 「反芻思考」策略在後悔與動機干擾之中介效果 ***p＜ .001. 動機干擾 β＝ .65*** β＝ .46*** β＝ .08 R2＝ .43 R2＝ .26 後悔 反芻思考策略
陳慧娟、簡洧晴 選課後悔與動機干擾研究 293
（二）「聚焦現在」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在「後悔」與「動機干擾」的中介效果分析
由表 5 可知，「後悔」對「聚焦現在」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無顯著影響（β＝ .04, p ＝ .355），不符合自變項對中介變項有顯著影響的中介效果檢驗條件，故本研究假設 H4b： 「聚焦現在的認知重新評估因應策略可負向中介後悔對動機干擾的影響」未獲支持。 表 5 後悔對「聚焦現在」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的迴歸分析（N＝516） 預測變項 B β t 截距 後悔 18.94 .02 .04 30.42 .93 R＝ .04，R2＝ .00，ΔR2＝ .00，F＝ .86 註：1,000 個 Bootstrap 樣本。 如表 6 所示，在模式一中，「後悔」單獨預測「動機干擾」達顯著（β＝ .38, p＝ .000）； 在模式二中，「後悔」對「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有顯著的預測力（β＝ .41, p ＝ .000）；在模式三中，「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對「動機干擾」有顯著的預測力 （β＝-.09, p＝ .048）；在模式四中，同時將「後悔」與「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放 入方程式中預測「動機干擾」，發現「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對「動機干擾」有顯 著的預測力（β＝-.29, p＝ .000）。此外，模式四的「後悔」對「動機干擾」的預測力亦達顯 著（β＝ .50, p＝ .000），但相較於模式一中兩者的迴歸係數（β＝ .38, p＝ .000）變大，不 符合 Baron 與 Kenny（1986）提出的中介效果條件。但根據陳順宇與陳譽仁（2015）的主張， 中介效果也稱間接效果，係加入中介因子後自變數對依變數的效果降低量，雖然大部分的情 況是直接效果小於總效果。然而，當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符號相反，中介效果仍然存在。在 這種情況下，中介因子的作用像是一個抑制變項（suppressor variable）。MacKinnon、Fairchild 與 Fritz（2007）稱此為反（負）向中介效果，或稱為不一致中介（inconsistent mediation）。 從表 6 可見，此中介模型的間接效果（β＝-.12, 95% CI [-.24, -.11]）與直接效果（β＝ .50, 95% CI [ .60, .85]）因符號相反而消減，進而使總效果（β＝ .38, 95% CI [ .44, .67]）較直接效 果小，可見「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為一抑制因子，其存在提高了模式三中的「後 悔」與「動機干擾」之迴歸係數（β＝ .50, 95% CI [ .60, .85]），整體模型為不一致中介。換言 之，控制了「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使後悔對動機干擾的預測更清晰。其中，後 悔對動機干擾的總效果顯著（β＝ .38, 95% CI [ .44, .67]），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的間 接效果亦顯著（β＝-.12, 95% CI [-.24, -.11]），間接效果占總效果比例的-31%（95% CI [ -.51,294 選課後悔與動機干擾研究 陳慧娟、簡洧晴 表 6 「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在後悔與動機干擾之中介效果分析（N＝516） Bootstrapping 95% CI 模式 B β t 上限 下限 R 2 ΔR2 模式一 .15 .14 動機干擾 截距 19.14 12.27 16.08 22.21 後悔 .55 .38*** 9.34 .44 .67 模式二 .17 .17 聚焦未來 的認知重新評估 截距 11.43 25.41 10.55 12.32 後悔 .17 .41*** 10.15 .14 .21 模式三 .01 .01 動機干擾 截距 38.06 15.73 聚焦未來 -.29 -.09*** -1.98 的認知重新評估 模式四 .22 .21 動機干擾 截距 30.55 13.59 26.13 34.96 後悔 .72 .50*** 11.67 .60 .85 聚焦未來 -1.00 -.29*** -6.80 -1.29 -.71 的認知重新評估 直接效果 .72 .50*** 11.67 .60 .85 間接效果 -.17 -.12*** -.24 -.11 總效果 .55 .38*** 9.34 .44 .67 註：1,000 個 Bootstrap 樣本。 *p＜ .05. ***p＜ .001. -.18]）。此中介假設的 R2中介效果值為-.06（95% CI [-.09, -.04]），三者關係如圖 2 所示。因 此本研究假設 H4c：「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因應策略可負向中介後悔對動機干擾的影響」 獲得支持。表示控制後悔，動機干擾仍受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的影響，且因係數是 負的，所以當大學生經歷選課後悔情緒，若愈能透過思考未來如何改善選課決策的情況下， 將有助於降低當前學習任務遭受動機干擾的程度。
陳慧娟、簡洧晴 選課後悔與動機干擾研究 295 圖2. 「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在後悔與動機干擾之中介效果 ***p＜ .001. 綜合上述結果顯示，「後悔」對「動機干擾」有正向顯著的預測效果，本研究假設 H1 獲 得支持。此結果與 Liao 等（2016）和 Gao 等（2014）研究結果一致，即後悔引發負向的認知 與感受，促使個人對已選擇選項產生負面反應，且當個人得知另一吸引力選項存在，會損壞 其在已選擇活動的自我管理（Fries & Dietz, 2007; Grund et al., 2014），可見選課後悔不僅降低 個人對已選擇課程的正向反應，且可能因轉換決策的意圖而無法專心當下的學習。 此外，「後悔」對「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有顯著的預測力，本研究假設 H2c 獲 得支持。此結果支持後悔可產生正向效應的相關研究，即可促使個人採取工具性思考，進而 產生較正向的情緒，以及之後面臨相似情境，因前車之鑑而做出更好的判斷（鄭怡，2011； Witvliet et al., 2010）。然而，從前述表 3 可知，「後悔」亦對「反芻思考」有顯著的預測力， 支持本研究假設 H2a，可見後悔情緒是否帶來正面效應，端賴個人採取之策略，當採取消極反 芻策略則會使其對過去錯誤耿耿於懷，不斷想回到過去重做選擇（鄭怡，2011）。如果個人 以批評、否定的態度看待自己錯誤而非寬容自己時，更易使情緒愈陷愈深，而更加痛苦（鄭 怡、林以正，2016）。 而從中介分析結果可獲得更寶貴的訊息：「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與「反芻思 考」策略，可分別負向、正向中介後悔對動機干擾的影響程度，因此本研究兩項假設 H4a 與 H4c均成立。然而本研究發現，透過「聚焦現在」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無法中介後悔對動機 干擾的影響，此結果並不符合原先 H4b 之假設。根據反事實功能理論，反事實思考可引發兩 種功能：一種是行為的調節；另一是情緒的調節（Epstude & Roese, 2008）。在行為調節的部 分，通常發生於「擁有進一步行動機會的情境脈絡下」，即當個人獲得較差的結果，且有機會 進行改善時，可促使個人將向上比較的反事實思考，轉化為具體行為，進而有助於未來產生 較佳結果（Nasco & Marsh, 1999）；相對的，情緒調節較常發生於「行動機會被否認」的時機， 常促使個人尋求更好的感覺，而不是執意採取行動，解決眼前無法挽回的問題（Epstude & Roese, 2008）。根據大學選課制度，儘管在目前選課後悔情境中無法重新選擇，但由於次一 動機干擾 β＝ .41*** β＝-.29*** β＝ .50*** R2＝ .17 R2＝ .21 後悔 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
296 選課後悔與動機干擾研究 陳慧娟、簡洧晴 學期會重新選課，故相對而言，更輕易知覺「擁有改善機會」，從而使個人後悔愈高，愈可能 傾向將反事實選項轉為未來行為意圖進行改善。此結果亦支持鄭怡（2011）的研究結果，即 個人面對錯誤時，可預測其會採取工具性思考，而使未來面臨相同情境時得以改善。然而可 能也因為「整體上傾向知覺仍有採取反事實選項的機會」，使大學生較會趨於行為上的調節， 而較少感受「沒有機會改變壞結果」帶來的無助，因而較少促使個人為了尋求調節情緒與減 少負向情緒，自然較不傾向著眼於「在已選擇課程中發現利益」的認知評估策略（Epstude & Roese, 2008; Gilovich & Medvec, 1995）。此外，「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對動機干擾 有顯著負向影響，其結果亦支持過去的相關研究，即改變對負向事件的認知，有助於轉換情 緒，而讓未來獲得較佳的生活適應（Baker et al., 2016; Gross, 1998; Witvliet et al., 2010）。
本研究結果發現，後悔無法預測「聚焦現在」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但「反芻思考」與 「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可分別正向與負向中介後悔對動機干擾間的影響。此結果 反映長久以來，教育過程重視未來導向的思考已深植於學生心中，大學生願意思考未來、改 善自我，固然是一件值得鼓勵的作為，但過度的反事實思考，可能與焦慮和抑鬱有關 （Broomhall, Phillips, Hine, & Loi, 2017; Epstude & Roese, 2008），且會導致較差的生活適應（鄭 怡、林以正，2016）。學習放下執拗，享受當下也是成長的課題。由此看來，如何配合大學 生身心發展的特色，從不滿意的決策中發展「尋找現行選項利益」的因應策略，以促進更良 好的適應，也是未來值得繼續深入探究的議題。
五、社會支持對後悔與動機干擾間的調節效果分析
綜覽文獻可知，後悔是令人厭惡的情緒，會對已選擇選項造成不同程度的動機干擾 （Baker et al., 2016），是否可藉由社會支持調節後悔對動機干擾的預測效果，正是本研究亟 欲瞭解的問題。本研究設定平均數加減一個標準差，將社會支持分為高社會支持組有 79 人， 以及低社會支持組有 81 人。如表 7 所示，社會支持（β＝-.22, p＝ .000）與後悔（β＝ .42, p ＝ .000）兩個自變項對動機干擾均有顯著的預測力，可解釋動機干擾 19.3%的變異量。然而， 社會支持與後悔對動機干擾的交互作用未達顯著水準（β＝-.06, p＝ .113），增加的解釋變異 量僅 0.4%，顯示社會支持對後悔與動機干擾間的關係沒有顯著調節效果。簡單效應分析顯示， 後悔與動機干擾之關聯在低知覺社會支持（b＝ .70, p＝ .000）和高知覺社會支持（b＝ .54, p ＝ .000）之水平都呈正向顯著。低知覺社會支持（b＝ .70, SE＝ .08）的簡單斜率比高知覺社 會支持（b＝ . 54, SE＝ .07）更陡，但兩組斜率未達顯著差異（Fisher’s Z＝｜1.48｜＜1.96）。 換言之，雖然知覺社會支持愈高，經歷愈低的動機干擾，然而高水平的社會支持並未使後悔 與動機干擾間的關係強度明顯減緩。因此本研究假設 H5：「社會支持具有緩和後悔與動機干 擾關係的調解效果」未獲得支持。陳慧娟、簡洧晴 選課後悔與動機干擾研究 297 表 7 「社會支持」在「後悔」與「動機干擾」的調節效果分析（N＝516） 動機干擾 b β F R2 △F △R2 模式一 61.52 .19 61.52*** .19 截距 33.33 社會支持 -.26 -.22*** 後悔 .61 -.42*** 模式二 41.98 .20 2.52*** .00 截距 33.41 社會支持 -.26 -.22*** 後悔 .62 -.43*** 社會支持×後悔 -.01 -.06*** ***p＜ .001. 其次，以平均數加減一個標準差，將情感社會支持分為高情感社會支持組有 81 人，以及 低情感社會支持組有 94 人。如表 8 所示，社會支持分量表「情感支持」（β＝-.19, p＝ .000） 與後悔（β＝ .41, p＝ .000）對動機干擾均有顯著的預測力，可解釋動機干擾的 18%變異量。 此外，情感支持與後悔的交互作用項可顯著預測動機干擾（β＝-.10, p＝ .013），增加的解釋 變異量為 1%，顯示情感支持對後悔與動機干擾間的關係有顯著調節效果。簡單效應分析顯示， 後悔與動機干擾之關聯在低情感支持（b＝ .73, p＝ .000）和高情感支持（b＝ .48, p＝ .000） 之水平均為正向顯著。如圖 3 所示，低情感支持（b＝ .73, SE＝0.08）的簡單斜率比高情感支 持（b＝ .48, SE＝ .07）更陡，且兩組斜率已達顯著差異（Fisher’s Z＝｜2.28｜＞1.96）。換 言之，知覺情感支持愈高，整體而言經歷愈低的動機干擾，且高水平的情感支持可調節後悔 與動機干擾間的關係強度。 接著，以平均數加減一個標準差，將訊息支持分為高訊息支持組有 86 人，以及低訊息支 持組有 98 人。如表 9 所示，社會支持分量表「訊息支持」（β＝-.22, p＝ .000）與後悔（β＝ .42, p＝ .000）對動機干擾均有顯著的預測力，可解釋動機干擾的 19.4%變異量。然而，訊息支持 與後悔的交互作用項沒有顯著預測動機干擾（β＝ .00, p＝ .941），增加的解釋變異量為 0%， 顯示訊息支持對後悔與動機干擾間沒有顯著調節效果。簡單效應分析顯示，後悔與動機干擾 之關聯在低訊息支持（b＝ .61, p＝ .000）和高訊息支持（b＝ .60, p＝ .000）之水平均為正 向顯著。低訊息支持（b＝ .61, SE＝0.08）的簡單斜率與高訊息支持（b＝ .60, SE＝0.07）相 近，差異未達顯著水準（Fisher’s Z＝｜0.07｜＜1.96），表示儘管知覺愈高訊息支持，整體而
298 選課後悔與動機干擾研究 陳慧娟、簡洧晴 表 8 「社會支持分量表：情感支持」在「後悔」與「動機干擾」的調節效果分析（N＝516） 動機干擾 b β F R2 △F △R2 模式一 55.77 .18 55.77*** .18 截距 33.33 情感支持 -.38 -.19*** 後悔 .59 -.41*** 模式二 39.62 .19 6.19*** .01 截距 33.44 情感支持 -.38 -.18*** 後悔 .61 -.42*** 情感支持×後悔 -.03 -.10*** *p＜ .05. ***p＜ .001. 圖3. 「社會支持分量表：情感支持」在「後悔」與「動機干擾」的調節效果分析圖 ***p＜ .001. 言有愈低的動機干擾，但高水平的訊息支持在調節後悔與動機干擾間的關係強度並未發揮作 用。 從上述調節分析資料可知，參與本研究的大學生知覺到的社會支持無法調節後悔對動機 干擾的預測效果。研究者推論不同的支持類型與壓力情境衍生之需求的適配程度，可能是決 定社會支持是否發揮效用的關鍵因素。情緒支持與訊息支持是最常被應用在各種壓力事件的 社會支持類型（Cohen & Wills, 1985）。Demaray 等（2005）的研究曾發現青少年傾向於針
後悔 動機干擾 L：b＝ .73*** H：b＝ .48*** 高（1SD 以上） 低（1SD 以上） 低情感支持 高情感支持 50 40 30 20 10 0
陳慧娟、簡洧晴 選課後悔與動機干擾研究 299 表 9 「社會支持分量表：訊息支持」在「後悔」與「動機干擾」的調節效果分析（N＝516） 動機干擾 b β F R2 △F △R2 模式一 61.77 .19 61.77*** .19 截距 33.33 訊息支持 -.51 -.22*** 後悔 .60 -.42*** 模式二 41.10 .19 .01** .00 截距 33.33 訊息支持 -.51 -.22*** 後悔 .60 -.42*** 訊息支持×後悔 .00 -.00*** ***p ＜ .001. 對不同事件尋找不同的支持來源。Rimé（2009）認為由於負向事件發生初期，個人常無法放 棄最初未實現的目標，短時間難以做好認知重塑的準備，故建議優先考慮情感支持，以緩解 情緒困擾；隨後再使用認知干預策略，將可獲得較佳的解決效果。其中認知重新評估相對於 情感支持對於後續生活適應之影響較大，其促使之後面臨相同壓力情境時，較少負向感受和 反芻（Nils & Rimé, 2012）。由此可見，情感支持與訊息支持對於緩和負面影響常是相輔相成 的有益因子，但有其先後順序的考量。尤其 Wentzel、Russell 與 Baker（2016）強調，當個人 身陷困擾時，重要他人提供高度的情感支持，而非嚴格的指導和批判性時，個人更願意採用 其受用的期望和建議。因此本研究所使用的社會支持量表，期望以兩種支持類型加總進行分 析，而非以單獨分量表探討，以其結果更符合實際社會環境之面貌。然大學生正處於青少年 後期理性與感性對決階段，社會腦與理性雖接近成熟，但仍具有愛講理與好爭辯的思考特色， 且由杏仁核主導的情緒迴路十分敏感，若缺乏情感支持與同理的基礎，急切給予教導，可能 促發防衛機轉，加劇動機干擾的差異效應，或許這可能是導致本研究社會支持的調節效果不 如預期的原因。然而，本研究進一步補充分析不同訊息支持內涵的調節效果顯示，情感支持 可調節後悔與動機干擾之關係，但訊息支持則不具調節效果，此發現亦支持 Wentzel 等人的主 張，即情感支持對於大學生的壓力因應與學業適應具有不容忽略之重要性。
300 選課後悔與動機干擾研究 陳慧娟、簡洧晴
伍、結論與建議
有很多理由讓我們相信後悔對學生的學習動機和生活滿意度有不利的結果，因此辨識後 悔和動機干擾的關係，以及掌握後悔效應的保護因子是相當重要的。過去後悔的心理學研究 尚未針對教育範疇展開相關論述，為了填補這個斷層，本研究嘗試探討後悔與學習動機的關 係。雖然並不是所有的假設都獲得支持，但研究發現除了說明後悔與動機干擾的顯著關聯， 以及支持後悔可能帶來正向反事實功能的結果（如藉由體驗負向經歷，思考未來得以如何修 正和改善）外，也彌補了當前研究方向與實務應用之缺口。首先，在內在資源的部分，儘管 選課後悔程度與對個體採取的「聚焦現在」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沒有影響發現關聯，但「聚 焦現在」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對動機干擾有較大的負向預測力。此外，「反芻思考」策略和 「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可分別正向與負向中介後悔對動機干擾的影響。其次，在 外部資源的部分，整體的社會支持與單獨的訊息支持無法調節後悔對動機干擾的影響，但較 高水平的情感支持可緩解後悔與動機干擾的正向關聯強度。以下針對本研究結果提出學術研 究與實務應用之建議。一、重新定義後悔：辨識「耗損模式」與「成長模式」
大部分的人都在不知不覺中扮演「順利崇拜」的文化信徒，普遍認為後悔是一種不堪回 首的失敗經驗，約束自己儘量不要後悔，甚至堅持永不後悔以維護自尊。由於後悔主要源於 決策與判斷失誤產生的一種事後懊惱情緒，無形中帶給生活很多躊躇不前的壓力與動機干 擾，也會影響之後的決策判斷。本研究資料顯示「反芻思考」策略與「動機干擾」有正相關， 表示大學生經驗選課後悔時，若奉行「後悔無益」的信念時，習慣發牢騷、找藉口，容易讓 人感受痛苦，難以專心眼前的事務，甚至促進迴避行為，而陷入一悔再「毀」的痛苦深淵， 這類反應型態屬於「耗損模式」（Jamieson, Crum, Goyer, Marotta, & Akinola, 2018）；但後悔也 可能幫助個體對過去的決策經驗有所洞察，發揮正向的效果。本研究結果支持先前研究發現， 即聚焦於發現利益的認知重新評估有助於優化壓力經驗，可協助個體跳脫習慣的負向思考模 式，幫助問題解決和生活適應（Baker et al., 2016; Gao et al., 2014; Witvliet et al., 2010）。更明 白地說，在經歷後悔事件後，大學生愈能從不滿意的決策中尋找優點，採用聚焦眼前優勢的 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對正進行中的活動可降低動機干擾，且能產生較理想的學習表現，而「聚 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可負向中介後悔對動機干擾的預測力。此兩類後悔因應型態， 若參考 Dweck 的能力信念理論屬於「成長模式」（Jamieson et al., 2018）。具體而言，後悔是 自我意識的情緒，涉及選擇性處理，而調整後的行為決策與情緒反應正是人類適應性的體現。 尤其強大的科技浪潮帶動資訊傳播迅速，大學生面臨多重目標與競爭性動機之衝突，感受身 心耗竭症的威脅將會與日俱增。因此，探討後悔的因應與影響是深具時代意義且被期待的。陳慧娟、簡洧晴 選課後悔與動機干擾研究 301 既然後悔是人之常情，與其拒絕或延遲決策，不如鼓勵大學生珍惜並充分利用後悔，不要隨 意漠視負向經驗，反而應練習用成長型心態重新看待後悔，從失敗中學習。如此一來，對後 悔的解釋所習得的尋找益處之因應策略，其實是一種有價值的心理資本。
二、 教導學生認識「反芻思考」策略對動機干擾的影響，並協助學生發展最
佳適應的因應方式
本研究發現「反芻思考」是選課後悔與動機干擾的顯著完全中介變項，且對於動機干擾 有重要影響。根據 Roepke 與 Seligman（2015）研究指出，具「反芻思考」特性者喜歡鑽牛角 尖，遭遇挫折時較易停留在負面情緒當中，增加罹患抑鬱症和焦慮症的風險，亦與物質濫用 行為有關。要阻止這種消極的思考模式發酵，避免精神上的內耗，首先要協助學生辨識快速 的自動化過濾系統，如何阻礙自己的彈性思考，並悲觀預測未來的負面威脅。也可透過各種 方式教導尋求利益（包括適應現在與聚焦未來）的認知重新評估策略，幫助學生應用適應性 的自我回饋，使心智變得更敏銳，促發後設認知歷程。除此之外，新興「正念減壓」研究已 獲得諸多研究的廣泛證實，可幫助人們用好的習慣恢復內心的平靜，讓理性思維減少後悔的 頻率（Martin, 2018）。不僅可引導學生將自制力集中在「真正的需要」上，促進專注力與紓解 壓力；亦可協助個體從自動化的反應中清醒，擺脫錯誤執拗。建議未來研究可以本研究中介 考驗結果作為參考，進一步探討方案介入，對後悔因應與動機干擾的影響效果，幫助學生找 到最有利的因應型態。三、繼續釐清不同來源的社會支持系統發揮的效應和影響機制
過往許多研究針對人際關係中的同頻與共鳴狀態進行了精緻而深入的探索，研究發現當 支持系統包含了開放與接納的穩定狀態，會發展出彈性與適應的問題解決能力（Bai, 2016）。 本研究調查結果指出，社會支持總分與訊息支持分量得分在後悔與動機干擾關係沒有調節效 果，但高水平的情感支持對後悔與動機干擾間的關係強度產生干擾作用。Sharer、Cluver、 Shields 與 Ahearn（2016）也揭示情感支持是最常見且明顯與心理健康有關係的社會支持形 式。此外，Sibley 等（2017）分析高、中、低水平情感支持的樣本斜率指出，教師期望與學業 成果之間的關係在各級支持上都是重要的，但高水平的情感支持具有最顯著的調節效果。本 研究發現也支持此觀點，然而目前相關研究設計仍屬少見，需要更多實徵研究的驗證。除此 之外，許多研究者主張，不同支持提供者的觀點會影響個人的因應行為。換言之，不同社會 支持來源，各有其特殊貢獻。可惜的是，綜觀社會支持的相關研究，普遍將社會支持視為整 體的概念，也較少探討不同支持內涵的影響機制，甚至有研究主張分別檢視家長、教師和同 儕等不同支持系統對學生各層面的影響（Vollet, Kindermann, & Skinner, 2017）。本研究在社會 支持的測量參考傳統作法，題幹的文字陳述都是請研究參與者綜合日常生活中所感知重要他 人提供社會支持的程度，作為填答的依據，並未刻意區分不同的支持來源。檢討的結果發現302 選課後悔與動機干擾研究 陳慧娟、簡洧晴 由於大學生對選課後悔的建議，較常尋求同學的支持與意見，鮮少是教師與家人。學生填答 時是否會處於無所依循狀態而影響結果值得商榷。Vollet 等人對中學生進行長期研究，強調不 同來源的社會支持宜分開測量，雖然可累加聯合效果，但每個支持系統都具備不可取代的重 要性，一個社交支持來源不能完全替代另一個社交支持的負向效果，僅可達到緩衝與保護的 作用。因此，建議未來可詳細探討不同類型的支持內涵與不同支持來源在學生的學習動機和 表現上可能扮演的角色，累積更豐富足夠的直接證據才能對大學生的學習投入與適應提出具 體有用的建議。另外，千禧世代中，將社群媒體當作主要的資訊接收與情感紓壓平台，很容 易獲得放棄選項的相關資訊與社會支持，是否造成資訊泡泡或放大同溫層效應，也是未來從 事社會支持的實徵研究應列入考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