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 知識分子的媒體責任

‧新聞學研究‧ 第九十三期 2007年10月 頁185-188 ‧185‧ 書 評

知識分子的媒體責任

唐海江

‧新聞學研究‧ 第九十三期 2007 年 10 月 ‧186‧ 新聞公害一書雖然未能集中探究臺灣民主轉型與媒體 亂象之間的聯繫，但是卻以新聞公害這一概念，提出了一 個問題：處於民主轉型過程之中的臺灣媒體，為什麼不是 “共善”，而成為人人喊打的“公害”？ 兩個多世紀以前，法哲盧梭以浪漫主義的筆調構建出一個公意為依 歸的民主社會，這種公意超出了政黨、集團的意志，而以一種化合反應 的方式形成一種公共輿論，構成民主社會的基石。雖然這種積極自由的 邏輯受到米爾等人的修正，但是在當今的公共新聞學中我們似乎又看到 了盧梭的影子。而這無疑又是當今臺灣傳播學界的另一種浪漫主義。 兩者浪漫主義均被一種媒體現象的陰影所籠罩，那就是臺灣的媒體 亂象。因為這種亂象是伴隨著民主轉型的過程而來的，按道理，這勢必 引起研究民主與媒體關係的諸多學者的興趣。但是，就筆者所見，不論 臺灣還是西方社會，對於臺灣媒體與民主的關係，往往只注重媒體在民 主化過程的的建構性作用，而對於民主轉型給臺灣媒體造成了什麼問題 卻是三緘其口。這抑或是一種民主的崇拜心理作祟？ 新聞公害一書雖然未能集中探究臺灣民主轉型與媒體亂象之間的聯 繫，但是卻以新聞公害這一概念，提出了一個問題：處於民主轉型過程 之中的臺灣媒體，為什麼不是“共善”，而成為人人喊打的“公害”？ 這無疑使人對媒體與民主之間的關係產生新的想像。 一般而言，民主轉型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工程，它涉及到制度、文化 以及心態等層次。而在臺灣，這一過程又增加了新自由主義、民粹主義 以及政黨極化的諸多邏輯，這使得臺灣媒體適應如此政治經濟環境已是 難事，要達成盧梭式的理想又是何其之難。 回顧報禁解除以來臺灣新聞業的發展，我們看到的是大量報紙，特

知識分子的媒體責任 ‧187‧ 別是一些傳統強報紛紛落馬，一些大報極力獲得政治庇護，並片面迎合 讀者的需求，維持其生存發展。這種螺旋式的迴圈，造成報紙的極化， 似乎在所難免。政治和市場的極化，造成媒體的極化，三者之間成為似 乎已經結盟成為一個密不透風的整體，成為臺灣媒體生態難解的結。 這也許是生為臺灣閱聽人的悲哀？換言之，當大部分公共組織都被 拉上極化的色彩，誰為臺灣的公共利益買單？臺灣民眾如何發聲？所有 的一切後果還得由臺灣民眾來默默承受，物質的、情感的和心靈的。正 如書中所示，在這樣的一個漩渦中，不論你是身為部長，抑或社會底 層，都面臨著如此的風險。 是否只能讓媒體變壞，變惡，才是媒體生存的最終法寶，或者是臺 灣的媒體運作法則？可能學界無人認同，因 爲 臺灣 的 社 區 報 紙 、公共廣 播電視似乎在走另一條路。但是當臺灣的主流媒體，如聯合報、自由時 報以及中國時報在走投無路時最終還得採用如此的訴求策略，這就不得 不令人深思：是誰造成了這一切？ 有種種理由為新聞公害的產生提供根據，如新聞界的職場文化，報 老闆的生意經等等。筆者注意到該書作者特別關注造成這一問題的新聞 專業主義這一中觀層面。這種策略無疑是具啟發性的，特別是對於身為 大學教師的作者而言，如何以自己的講堂來抵抗新聞公害的氾濫，就具 一種知識分子的媒體責任意識意味。 就新聞專業主義而言，臺灣新聞教育在此點上似乎並不注意。威權 時期的新聞教育以意識形態的灌輸為主，五六十年代的新聞自律信條也 被賦予濃厚的政治管制色彩，新聞專業的大學教材莫不以此為核心。令 人弔詭的是，報禁開放後西方的自由主義新聞理論被廣泛推崇，新聞專 業主義的精神卻又與臺灣擦肩而過。這一點是否與臺灣新聞教育界片面 注重以傳播學為基礎的新聞教育有關係，卻是值得檢討的。因此，對於

‧新聞學研究‧ 第九十三期 2007 年 10 月 ‧188‧ 知識界而言，也許更為重要的是重新檢視臺灣新聞教育的價值取向，包 括課程的建設，專業實習以及學位論文寫作，讓新聞專業主義成為大學 教育的核心價值，新聞學院的一種學院文化，而不是其他。 除此之外，臺灣知識份子的媒體責任意識通過媒體改革實踐開始得 到體現。在早些時候，這些知識份子在民眾中發動了“退報”、“關 機”等運動，新近則有一些社會團體，包括媒改社、新聞記者協會，媒 體觀察會等等紛紛成立，試圖發動社會公眾的力量，促成臺灣健康的媒 介生態的形成。儘管期間受到諸多挫折，只要堅持，並排出黨派傾向， 其潛力無謂不大。 也許，我們還能寄託於新聞界某一天的良心發現。就如 19 世紀的 美國新聞業，其新聞自律信條的提出，也是經過了黃色新聞浪潮的洗 刷，而能讓包括黃色新聞鼻祖普利策等在內的新聞界洗心革面。但是， 如果缺乏社會的力量介入，這種指望只能變成隔岸興嘆。 林元輝的這一著作，不僅為這些具有公共色彩和民主意蘊的運動的 發生和團體的建立提供了理論和現實的根據，而且構成了新的媒介批評 範疇。他摒除了目前流行的文化研究、意識形態批評以及政治經濟批評 的角度，從公共利益入手，以公共利益作為基本的批評訴求，這一預設 雖有 理 想 主 義 的 顔色，但是當其從歷史、哲學以及法律等層面進行縱深 解讀後，新鮮俐落的話語背後，呈現出自成一體的批判取向。這無疑是 對當前臺灣傳播學界以西方傳播研究取向分析臺灣媒體問題之傾斜的成 功反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