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67-310 頁 2006 年 12 月 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國民黨苗栗縣
基層專職黨工關係網絡之研究
鍾道明
∗黃東益
∗ ∗摘 要
台灣的地方選舉特色之一就是講求人情關係連帶。政黨或政治人物除了要履 行他們的選舉政見和諾言之外，還必須重視選區經營和選民服務來建構他們的社 會網絡與群眾基礎，使其關係網絡滲透到社會各階層角落，在選舉時轉換成動員 力量或選票以贏得勝選。 國民黨自一九五二年起在全台各鄉鎮市設立了民眾服務站，且招募為數眾多 專職黨工，透過民眾服務站的組織運作方式和基層黨工平時與地方民眾建立情感 來發展它的關係網絡。但是現有學術研究中有關基層黨工的研究並不多見，致對 公共事務的瞭解或解釋顯有不足之處。本文認為國民黨基層黨工在地方公共事務 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和角色，其經營基層之運作方式應是值得研究的素材。 本文藉由關係發展階段理論，針對國民黨苗栗縣各鄉鎮市民眾服務站的退休 及現任基層黨工，以個別訪談、焦點座談以瞭解他們在地方社會中發展關係網絡 的情形。研究發現國民黨基層黨工早期透過人情交往及關係取向所建立起來的社 會關係網絡和群眾基礎，確實是過去國民黨在基層社會普遍獲得民眾支持的主要 因素。但是隨著台灣民主化、社會趨勢與政黨輪替的進程，基層專職黨工的社會 關係網絡在面對選民投票影響力上已面臨資訊科技、意識型態等嚴峻挑戰，也使 他們面臨被裁撤的命運。 關鍵字：國民黨、地方黨部、民眾服務站、專職黨工、關係網絡 ∗ 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專任副教授。壹、前言
義大利思想家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a Gramsci,1891-1937）在其《獄中 札記》中討論「現代君王」時曾說：「如果現在要再寫一本新的《君王論》，那 麼主角將不再是一位個別的英雄，而會是政黨。因為政黨在不同時期和相異民族 的不同內部關係裏，它均致力於肇創一種新的國家型態。因此，政黨已然取代馬 基雅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1459-1517）眼中的君王，成為現代政治的新君 王」。葛蘭西認為「政黨除了肩負著組織與動員群眾參與政治的一般功能外；在 威權體制的國家裏，政黨還相當程度的滲入到社會體系的內部，成為國家機器 （state apparatus）運轉的核心機制。從政黨延伸至政府，再進而擴伸到國家，整 個社會都被緊密納入一套嚴謹的運作系統裏」，因此現代政黨的地位已足稱「新 君王」。所以，當我們試圖探析當代政治的脈動時，焦距若不對準政黨已是不可 能的事1。 政治學者夏特史奈德（E. E. Schattschneider）在其所著《政黨政府》（Party Government）一書之序言指出，「要了解一個政黨，完全得看研究者在分析時， 是否能掌握真正的問題核心」2。中國國民黨和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歷史有著密切 的關聯，它在台灣發展組織的歷史可溯自民國 29 年（1940）國民黨中央組織部 任命翁俊明負責籌設台灣黨部開始，以及民國 35 年（1946）台灣光復後，台灣 省黨部的進駐及在各縣市設立「黨務籌備員辦事處」籌備建立它的基層組織和吸 收黨員。但是國民黨真正全面積極的發展它地方黨務工作卻是在民國 38 年 （1949）中央政府撤退來台之後，隨著國民黨政權移入台灣，國民黨以黨組織的 重建（party-building）開始對台灣社會進行全面性滲透，透過其黨的組織運作機 制，使得國民黨在基層社會中擁有甚強的控制能力（control capacity）與回應能 力（response capacity），並得以穿透它掌握台灣社會、控制地方達五十年之久3。一、二重侍從主義機制論述
對於國民黨在台灣社會進行全面性支配的觀察，部份學者接受吳乃德的觀 點，認為國民黨政府在國政層級上有所謂的「外省人」（Mainlanders）壟斷的「統 治菁英」結構（national ruling elite）和「台灣本省人」（Taiwanese）組成的「地 1 蔡詩萍，《誰怕政治》（台北：桂冠，1989 年），頁 217-218。 2 楊泰順，《政黨政治與台灣民主化》（台北：民主基金會，1991 年），頁 125。 3 陳三井，《中國國民黨與台灣》（台北：中央文物，1985 年），頁 120-124。謝鴻儀主編，《一 甲子年史－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民國 29 年至民國 89 年》（台中：中國國民黨台灣省委員會 印行，2000 年），頁 180-183。陳曉慧，〈中國國民黨改造運動中對社會基礎的強化〉，《藝 術學報》，63 期（1998 年），頁 209。林佳龍，〈地方選舉與國民黨政權市場化-從威權鞏固 到民主轉型〉，《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台北：月旦，1998 年），頁 245。方公職政治菁英」結構（local elite）的「政治菁英族群二重結構」。以及國民黨 以此「族群二重結構」為前提，在地方社會中操作「政黨侍從主義機制」和「選 舉侍從主義機制」的「二重侍從主義機制」來掌握其權勢（power-holders）和它 在台灣的正統性（legitimacy）。吳乃德認為國民黨運作「二重侍從主義」時有 兩個系統，一是在鄉鎮層次設立區黨支部和其一體化的民眾服務社的黨組織 （party clientilism）；另一則是與擁有選舉網絡的地方政客交換利益的之侍從主 義機制（electoral clientlism）。朱雲漢和陳明通進而對台灣選舉侍從主義之核心 勢力即「地方派系」做理論與實證研究，提出「統治菁英、地方派系、地方選民」 三者間侍從主義機制之論述4。 在此略予說明「選舉侍從主義機制」的意義，它指的是「國民黨」和「地方 派系」之間以及「地方派系」和「選民」之間，兩兩互為「雇主」（patron）與 「侍從者」（client）的一種「上下利益交換」的關係。「雇主」提供「侍從者」 物質性的利益如金錢、就業、官商合約、特權貸款、特許行業、優惠措施等和非 物質性的利益如安全保護、社會聲望等。而侍從者則回報以政治支持，其中最重 要的即是選票，其目的在為雇主創造更大的權勢用以均霑更多的利益。國民黨統 治者就是透過這種有意設計之「侍從主義」或稱「恩庇主義」，以公共資源按多 層「侍主-隨從」結構來進行分配，利用地方派系幫助國民黨政權來穿透其本身 難以穿透的本地社會，而國民黨則回報地方派系以區域性的寡占經濟特權5。以 此觀點，地方派系現象成為台灣政治學者的研究焦點。 而在「政黨侍從主義機制」的論述中，對於國民黨組織的研究可由陳曉慧所 指，國民黨在全省各地普遍設立「民眾服務站」，藉著為民服務的方式與過程來 和民眾接觸、互動並建構它與社會各群體間的關係以建立其社會基礎，對社會做 全面性的滲透與控制6。而龔宜君則以「滲透」的觀點，分析國民黨是在特殊的 結構條件下，透過其改造後在全台各縣市普遍建立之黨組織的滲透機制和被滲透 的不同社會和族群基礎之間建立關係來維繫其政權7。由於國民黨透過這種隱而 不露的服務和滲透機制，使得國民黨在台灣恰如歐威爾（George Orwell）所言「老 大哥無所不在，但你卻毫無所覺」8。 4 若林正丈（Masatake Wakabayashi），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 北：新自然主義，1994 年），頁 37-42。 5 林佳龍，同註 3，頁 193-194。吳重禮，〈亦敵亦友︰論地方派系與國民黨候選人選擇過程的 互動模式〉，《中國文化大學政治研究所學報》，7 期（1998 年），頁 179。 6 陳曉慧，同註 3，頁 211。 7 龔宜君，《「外來政權」與本土社會－改造後國民黨政權社會基礎的形成，1950-1969》（台 北：稻鄉，1998 年），頁 27-29、頁 133-134。 8 陳師孟、林忠正、朱敬一、張清溪、施俊吉、劉錦添合著，《解構黨國資本主義－論台灣官營 事業之民營化》（台北：澄社，1991 年），頁 22。
二、對派系侍從機制論述的質疑
政治學是一個相當多樣化的研究領域，學者之間或因所持意識型態立場、基 本假設或價值偏好或所採取的研究途徑不同，對於同一個研究對象所產生的研究 結果或闡釋也因之存有相左的看法9。政治學者 John Morrow 指出，政治思想始 終具有一股濃烈的「預設傾向」。也就是說，政治學者試圖深入理解政治的性質 以及各項特定政治問題時，難免都會提出其所持特定政治理念之論證10。 以選舉侍從主義的地方派系現象來說，作者在基層二十多年的服務經驗與所 認知的事實並非如部分學者論述的恩庇與利益交換，認為他們的研究可能僅是個 案現象，並沒有全面的視野。我們以趙永茂對「台灣地方派系的發展與結構」的 研究數據觀察，他把台灣社會的地方派系分為（1）嚴重派系對立、（2）輕微派 系對立、（3）無派系等三個層次。他所謂的「嚴重派系對立」是指非但選舉過 程中派系嚴重的衝突、對立杯葛，在當選之後雙方或多方亦激烈對立，發生衝突 事件，而致影響公務或公益。而「輕微派系對立」則指只在選舉過程中兩方或兩 方以上派系，彼此發生對立、衝突事件，選舉過後即無嚴重衝突對抗事情。而「無 派系」是指在選舉過程中或選舉後在公所或代表會間無派系對立、衝突的具體事 件發生。趙永茂指出包括台北、高雄兩院轄市在內的台灣地區 23 個縣市中，地 方政治或選舉受到地方派系影響的縣市有 17 個，佔 74﹪。在台灣 309 鄉鎮縣轄 市中，依據前述標準統計，派系嚴重的鄉鎮市有 45 個，佔 14.6﹪；輕微派系對 立的有 109 個，佔 35.3﹪；合計有 154 個，佔 49.9﹪；無派系的鄉鎮市有 155 個， 佔 50.1﹪11。 其次，我們也可從廖忠俊與陳怡如在有關台北縣的派系個案研究中找到反 證，他們分別表示「台北縣並沒有全縣性的地方派系，在 29 個鄉鎮市中只有三 重、板橋、永和、中和、新莊、淡水等部份鄉鎮市長期存在有對立的派系勢力」 12。王金壽的個案研究也指出，屏東縣的 33 個鄉鎮市中，除了 8 個原住民鄉外， 其餘的 25 個鄉鎮市中，13 個鄉鎮存有地方派系，另 12 個鄉鎮則沒有地方派系13。 綜上略舉相關研究數據來看，地方派系並非全面普遍的存在於台灣地方社會。由 9 周育仁、鄭又平，《政治經濟學》（台北：國立空中大學，2002 年），頁 28。 10John Morrow，李培元譯，《政治思想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台北：韋伯文化， 2004 年），頁 4。 11 趙永茂，《台灣地方政治的變遷與特質》（台北：翰蘆圖書，1997 年），頁 209。趙永茂，〈基 層政治菁英之個人背景分析〉，《思與言》，第 25 卷、第 6 期（1988 年 3 月），頁 572。 12廖忠俊，《台灣地方派系及其主要領導人物》（台北：允晨，2000 年），頁 50。陳怡如，〈政 黨競爭與地方派系轉型之研究－台北縣中和市的個案分析〉（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研究所，2003 年），頁 2。 13王金壽，〈國民黨候選人買票機器的建立與運作︰一九九三年風芒縣長選舉的個案研究〉，《台 灣政治學刊》，2 期（1997 年），頁 8。
前提條件的不足，我們就可以瞭解到某些學者所指國民黨以「恩庇-侍從」關係 利用地方派系來取得或掌控政權的論述證據顯然是不充分的。 再者，即便某些地方曾經出現過派系對立現象，也會隨著政壇風雲流轉，或 政治現實取代鄉土人情牽繫，許多地區早期所形成的地方派系已然消逝。例如桃 園、新竹兩縣改以宗親為主流，彰化縣山頭取代了派系，花蓮縣選舉時候選人強 調的是族群意識，高雄市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家族的各領風騷，而基隆市久已不聞 派系聲音，有的只是個人利害的結合……等等，可見派系人物或現象並非恆久14。 無可諱言的，地方派系的現象是地方自治與公共事務問題當中的一環，但它 並非全部。地方派系在平時是隱而不顯，在選舉時才突顯了它的社會異質性。事 實上，部分媒體或學者所聲稱的「地方派系人物」，未嘗不是媒體在他們登記參 選公職的時刻起，或是在地方事務的互動中，以「人情」、「關係」的異同予以 「標籤化」成「非此即彼」的派系人物，讓他們積非成是的成為「事實」。因此 我們可從「一些已被外界認為是從事派系活動，賦予派系名稱的政治人物，自己 則可能會極力否認自己是派系人物」15。王金壽在其研究中亦明白表示，「對於 派系人物的認知，是以一般新聞媒體報導為認定的標準，當事者或是一些受訪者 並不承認這樣的分類」得到相當的佐證16。同時，派系以及派系人物的角色與地 位在地方公共事務所呈現的「個案」問題，也是部份研究學者用放大鏡把它給局 部放大了，若再加上意識型態或者道德的光環，把部份或個案的事實推衍成全面 的可能，做了「以偏蓋全」的結論。 高承恕認為「社會問題的面向是複雜多樣的，學術上的研究，基本上只是建 構了基本理論與發掘出事實的基本輪廓，幫助我們對該現象的了解，但卻永不等 於事實的真相。」以及「雖然不是任何一位學術研究者所樂見，但是學術殿堂的 著作，往往是束之高閣，學者之外難以窺望」17。因此，一些被作為研究的「地 方派系」對象沒有機會予以指正謬誤，這樣的學術研究成果，若再任由研究學生 以「次級資料」作為他們的研究論述依據時，他們若忽略了對於事實真相或脈絡 的探討理解就逕予移植、轉載、引述，彼此相呼應的結果，很可能「積非成是」 的對基層公共事務造成誤解。 14張昆山、黃政雄，《地方派系與台灣政治》（台北：聯經，1996 年），頁 6。 15蔡明惠，《台灣鄉鎮派系與政治變遷－河口鎮「山頂」與「街仔」的爭鬥》（台北：洪葉文化， 1998 年），頁 1。 16 王金壽，同註 13，頁 10。 17高承恕著，劉仁傑主編，《頭家娘：台灣中小企業「頭家娘」的經濟活動與社會意義》（台北： 聯經，1999 年），頁 20。
三、基層黨工是國民黨長期執政的基礎之一
如果國民黨在基層不全然是依賴地方派系，那麼國民黨做為一個政黨，它是 如何建立其社會基礎？又是如何運作來獲得民眾的信賴和支持？對於這樣的質 疑，我們或可由王振寰所指「國民黨的組織特色，就是每一層級政府就有相對層 級的黨組織來監控其運作」。國民黨透過其正式的編制與常態的黨組織系統、制 度性的運作，他們靠著為數眾多的專職黨工及義務幹部平時的經營和服務，構成 了層層的社會網絡，在選舉時就轉換成選票動員的基礎得以了解18。 顯然的，國民黨過去在地方基層組織的發展是採取兩種方式同時進行的，一 是透過國民黨本身的組織的發展，黨員的吸收以及全面的操控地方，讓基層勢力 陸續納入其政黨體系的掌握，來進行其全方位的滲透，達成其全面的控制。第二 種方式是對於地方領導菁英的網羅，國民黨除了透過其黨內提名參選的機制之 外，更對於全省各地方非國民黨籍的選任菁英進行吸收入黨。這樣雙管齊下，不 但可藉由選舉動員來整編地方政治勢力，用來強化國民黨在基層民意機關的力 量，也順勢拉攏了地方菁英和原有的地方勢力，以利其遂行社會控制的動員19。 陳曉慧與龔宜君分別指出，民眾服務站的設置成為國民黨組織滲透台灣基層 社會的掩體。基層的「區黨部」與「民眾服務站」有一暗一明之分，「區黨部」 對內是國民黨鄉鎮區級領導中心，負責開展組織工作，對外則是以「民眾服務站」 以服務方式來和廣大群眾接觸20。換言之，國民黨在平時是透過「民眾服務站」 以「服務」成果積累的過程來建立它與民眾的情感，而在選舉時則將它轉換成「區 黨部」輔選動員的基礎。所以，國民黨以「民眾服務站」做為它的區黨部組織化 身之後，在基層社會能夠持續贏得選舉，並透過選舉過程進行「準列寧式政黨」 （quasi-Leninist party）的組織調整，成為極少數成功駕馭民主化浪潮的威權政黨 21。 前揭論述雖然解釋了當年國民黨透過其地方黨部組織系統與動員方式對於 台灣社會的高滲透能力，但是地方黨部如何動員？執行方式如何？這些屬於「人」 的因素，在以往的學術研究中則鮮少討論，導致許多人對地方公共事務的瞭解與 認知產生落差。其理由可能是早期國民黨的地方黨部對內是「區黨部」的秘密的 組織，對外卻以「民眾服務站」為名，長期保密結果，致有民眾將將「民眾服務 站」誤認是政府的派出機關所在多有22。 18 王振寰，《誰統治？如何分析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巨流，1996 年），頁 58、218。 19 蔡明惠，同註 15，頁 65。 20 陳曉慧，同註 3，頁 209-212。龔宜君，同註 7，頁 192-193。 21 林佳龍，同註 3，頁 245。 22 陳鴻瑜，《政治發展理論》（台北：桂冠，1992 年），頁 136。試想一個擁有二、三千個黨工的龐大組織，若是專職黨工飽食終日然後靠地 方派系的恩庇就可掌握政權，那黨工存在超過五十年的必要性與價值為何？其理 自明。因此，作者認為研究台灣的地方政治生態或公共事務，若能針對久為人所 忽視的國民黨民眾服務站組織機制和其所屬基層黨工在地方社會中之關係網絡 進行研究，將有助於補充或釐清現有地方自治與選舉的觀察與解釋。因此，本文 對於國民黨民眾服務站專職黨工的研究可說是一種嘗試，冀喚起社會予以關心並 探究此議題，讓活潑客觀的研究精神得以注入。
貳、文獻探討
一、政黨內部權力落在黨工身上
學者蘭尼與肯道爾（Austin Ranny and Willmoore Kendall）認為「政黨」 （political party）是「一群具有共同目標、理念或利益而結合而成的組織化團體。 它透過競選活動以爭取執政和人事控制權」23。「政黨」在憲政體制下，政黨的 功能係透過選舉競爭的運作以爭取政治職位與掌握政府的權力。而在政黨獨占政 治權力的政體中，更常被形容是政治壟斷和控制的機制24。所以，政黨在組織結 構上是一個具體而微的政治體系。更重要的，它還是個決策體系25。因此，有相 當多政治學者研究政黨會聚焦於政黨內部的權力落在何方？ 最早研究政黨內部民主運作的學者奧斯特葛斯基（Mosei Ostrogorski）在其 《民主與政黨組織》（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一書 指出，政黨機器之影響力日益增強，政黨內的控制權已由資深的黨團幹部所掌 握。密歇爾斯（Robert Michels）在其《政黨》（Political Parties）一書中分析德 國「社會民主黨」的權力結構時發現，雖然該政黨在形式上是民主的，但權力卻 集中在少數政黨領袖的手中，他認為「一切組織都是寡頭的」，因此他提出了「寡 頭鐵律」（Iron Law of Oligarchy）論點。馬坎玆（Robert McKenzie）在《英國 政黨》（British Political Parties）分析比較英國菁英領袖導向的「保守黨」和高 度內部民主的「工黨」兩黨的權力分配時指出，兩大黨的權力皆由國會領袖的網 絡所支配，密歇爾斯的寡頭統治學說再度受到重視。再以美國的政黨來說，美國 23 Andrew Heywood，楊日青、李培元、林文斌、劉兆隆重譯，《最新政治學新論》（台北：韋 伯文化事業出版社，2002 年），頁 386、395。 24吳文程，《政黨與選舉概論》（台北：五南，1996 年），頁 8。
25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雷飛龍譯，《政黨與政黨制度》（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A
政黨基礎在於「政黨機器」（machine politics）的「黨霸」（party boss）身上， 他們是權力的掮客，在政黨提名大會中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26。 本世紀德國最偉大之社會、政治思想家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1929-〉 指出，「政黨是政治意識形成的工具；但是，他們並不掌握在公眾手中，而是掌 握在操縱著政黨機器的人手中」27。列寧〈V.I. Lenin〉在其所著《該做什麼？》 （What Is to Be Done）一書中也解釋了共產黨必須依賴少數願意獻身、犧牲及有 紀律的黨工幹部，而不能依賴具有共同利害的廣大無產階級的理由28。所以，他 們直言政黨的黨工是政黨實現其社會控制、發揮組織力量與維繫政權最關鍵的因 素所在。
二、民眾服務站仿效美國城市政黨組織
國民黨政府 1949 年退居台灣，由於置身歷史情境的必然性格，國民黨一直 是，同時也被認為是「革命政黨」（revolutionary party）。因此，它在黨的體制 架構上所展現出來的特性，就會呈現出具有列寧主義色彩的革命政黨架構29。但 是民國 36 年（1947）「二二八事件」之後所引發的省籍、族群對立，使國民黨 政權在語言、文化上與台灣民眾有所隔閡30。國民黨不得不省思如何經營其地方 基層社會、掌握社會各階層領袖，因此，國民黨參考了美國城市「政黨機器」（party machine）組織型態和它稱做「政黨頭目」（boss）的黨工運作模式做為它經營 基層社會的模式。 美國城市政黨組織稱作「政黨機器」（party machine）而它的組織領導者稱 為「政黨頭目」（boss），此機制溯自於 1789 年紐約市的「聖坦慕尼會社」（Society of St. Tammany Hall）。該會社原是以社會救濟、職業介紹、就業服務等以服務 社會為宗旨的社團組織。自 1850 年代起由於該會社影響力深遠，被民主黨紐約 市利用及轉型成為該政黨提名、人事分贓、控制選舉的政黨組織。黃文齡指出就 該政黨機器的組織結構而言，它是一個「因地制宜」的地方政黨組織。其內部組 織結構呈現多樣性且呈金字塔型排列，最上層的領導階級稱為「政黨頭目」 （boss），之下有「次層頭目」（sub-leaders）、「地區頭目」（district-leaders）、 「選區頭目」（ward-leaders）、「區隊長」（precinct-captains）等各司其責。其 26 Andrew Heywood，楊日青等譯，同註 23，頁 400-401。 27 哈伯瑪斯（Jurgen Habermas），曹衛東、王曉珪、劉北城、宋偉杰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 （Strukturwandel der Offentlichkeit,2nd.ed.）（台北：聯經，2002 年），頁 264。 28 Mancur Olson，董安琪譯，《集體行動的邏輯》（台北：遠流，1991 年），頁 112。 29蔡詩萍，同註 1，頁 239-240。 30何來美，《劉黃演義－苗栗近代政治史話》（台北：台灣書店，1997 年），頁 11-16。陳曉慧， 同註 3，頁 210。
內部組織體系是一個權責分明、正常運作的工作網絡，每個成員都必須嚴守紀 律、絕對服從31。 黃文齡的研究認為早期美國「政黨頭目」（party boss）的社會關係是建立在 人民的「社會需求」和資本家的「政治需求」之上。所謂社會需求是人民希望能 透過政黨頭目來獲得各種日常生活必需的援助；而所謂政治需求則是人民或資本 家希望透過政黨頭目的運作以獲得特權或特殊利益。政黨頭目和政黨機器不僅能 適時伸出援手，也能做為他們聯絡的管道。只要民眾有問題，找到政黨頭目必定 能夠獲得解決或者得到適當的指引，所以，政黨頭目與基層人民之間自然建立了 良好的信任基礎32。 而在生活層面上，政黨頭目與當地人民的關係更密切。政黨頭目非常重視酒 館（saloon）的功能，拉攏酒館主人、在裡頭與人民喝酒聊天、噓寒問暖及聯誼 互動等和人民的關係運轉至顛峰。而政黨頭目的「了解選民」和「信守承諾」及 「平易近人」等特質也吸引了人民的支持。他們工作非常努力，人民隨時隨地都 可找到他們，問題也立刻可以獲得解決，這種「馬上辦」的精神絕非按時上下班 的官僚所能做到。政黨頭目融入基層人民的生活中，並適時伸出友誼之手，基層 民眾身分低微，若有人伸出援手或信守對其所做之承諾，他們必會以感恩的心情 對待這份受人重視的禮遇，這種心情很容易轉變成對政黨的效忠與回饋選票。另 一方面，對資本家而言，政黨頭目和政黨機器是其與政府溝通或獲得特殊利益的 便捷管道。私人企業需要政府的特許權狀和執照以拓展事業若遇有障礙時，政黨 頭目可適時搭起政府和商人溝通的橋樑，因此資本家與政黨機器的關係也因此形 影不離33。由於政黨頭目掌控地方黨部的政治機器，以物質利益動員選民、拔擢 候選人並扶植其當選、任免人事等，因此他們成為正式政府架構之外的實際掌握 統治權力者34。 國民黨基層黨工在融入基層人民的生活工作本質、內容和廣度上與美國城市 政黨機器之政黨頭目（party boss）上確有相似性。劉義周的參與觀察研究發現， 國民黨民眾服務社黨工與社區民眾的日常接觸頻繁，他們與鄉鎮市區內地方領袖 甚為熟識。他常見這些黨工在政見發表會中、晚宴中、會議裡，與地方居民討論 地區內一般事務，例如路燈之設置、公共工程補償等。他指出積極的區黨部書記 尤其是關鍵人物，他們有過人的酒量，認識大部分地方領袖。這種平日建立起來 31黃文齡，〈美國進步時期城市政黨組織與下層人民之互動關係之研究〉，《歐美研究》（台北：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1991 年），21 卷、3 期，頁 54-55。 32 黃文齡，同註 31，頁 58-59。 33 黃文齡，同註 31，頁 61-63。 34 吳重禮，同註 5，頁 189。
的友誼，使他們有效的掌握地方的人際關係網；到了選舉時，以此人際關係為中 心的輔選組自然就織順勢成形35。 此外，劉義周認為黨工是國民黨候選人贏得選舉的關鍵人物。他指出，國民 黨民眾服務社所維持的人際關係網絡，對初次競選的候選人而言尤其是最重要的 憑藉。因為大部分的選民與候選人很難有面對面接觸的機會，候選人常需透過國 民黨區黨部與地方領袖做「直接的」溝通，然後再透過地方領袖「間接的」與選 民搭起溝通橋樑。國民黨區黨部對地方領袖所做工作的成敗，就決定了直、間接 溝通的效果，地方黨部工作成效愈佳，助選的功能愈顯著36。 國民黨退職黨工詹碧霞描述她的黨工生涯時指出，「專職黨工的信念就是靠 服務來爭取民眾的選票，鞏固國民黨的政權。黨的機器雖然是一體成型，由中央 發號司令，但如何在基層爭取選票，票票落櫃，那就是國民黨區黨部書記，在當 地人稱民眾服務社主任的本事了」37。黨工蔡育全也表示，黨工雖然不是，也不 同於地方政府機關公職人員。但是他們在地方公共事務中卻扮演多元化的角色， 因此他認為「黨工是社會工作者，也是社會運動者和社會的潤滑者」38。 因此，本文針對地方公共事務中既讓人感到熟悉，卻又蒙上一層神秘面紗的 國民黨「基層黨工」此議題做研究，可說是一種新的嘗試。同時基於展現當代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關懷，作者認為對於國民黨黨工在地方社會中的生活歷程與意 義得以發掘瞭解，或可補充「台灣經驗」的內涵，當是本文的貢獻。
參、關係發展理論
在確定本文研究對象之後，國民黨民眾服務站的基層黨工是如何深入基層、 走入群眾來建構其社會基礎呢？作者認為王振寰的論述頗為貼切。他說「關係取 向的社會網絡連帶和文化滋養了台灣的政治。地方派系與政治人物只要做好關係 即可，而不必要有政見和想法，更不必擔心政策的公共討論和議論」。因此，他 認為「台灣式的民主特色就是人情關係重於對政見和政策的關注」，台灣的地方 派系與政治人物都要靠著平時的選民服務，例如法律服務、參與婚喪喜慶、政治 關說等來構成他們層層的社會網絡39。 這種人情交往、關係取向以及透過人情及關係所建立起來的社會網絡關係，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人脈關係」，應是國民黨黨工運作之主要力量。國民黨除了 35 劉義周，〈國民黨責任區輔選活動之參與觀察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學報》（台北，國立政 治大學，1992 年），第 60 期，頁 216。 36劉義周，同註 35，頁 228。 37詹碧霞，《買票懺悔錄》（台北：商業週刊，1999 年），頁 211。 38蔡育全，〈「黨工」是三百六十行之外的一行〉，謝鴻儀主編，同註 3，頁 89。 39王振寰，〈台灣式的民主：一些觀察〉，蕭新煌主編，《考驗台灣命運》（台北：允晨，1995 年），頁 295。透過它的民眾服務站使其權力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角落之外，也經由為數眾多的 基層黨工與地方民眾建立關係網絡，藉著人情交往與感情建立，來維繫其社會基 礎。
一、關係網絡理論的解釋與應用
（一）關係的意義與性質
1、「關係」（relationship）的定義 政治學者家博（J. Bruce Jacobs）認為「關係」是人與人之間因認識或認同 的「連帶」（ties），它涉及兩造間的「相同」或「感情」40。「關係」無所不在， 它影響著每一個人、每一樣行為，它可簡單的解讀是個人的社會關係網絡。在商 業行為及社交活動中，它可保障或獲取資源與利益，因此關係被視為「有價值的 資產」41。我們可說「關係」基本上是一種長時期、多面向、雙向的溝通行為， 當許多個體彼此間因為直接或間接的人情關係而得以相互連結成一個網絡時，我 們稱這樣的網絡為「人情關係網絡」42。 個人或企業考量人情的因素時，基本上是傳統的以「自己」為中心的「差序 格局」往外推展，「人情關係」的運用會是理性的選擇以主導經濟交換。其次， 除了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網絡關係之外，個人參與組織活動時還會考慮到該「組織」 的價值觀。我們在研究產業網絡中確實發現到人際關係網絡會隨著「情勢」改變 而改變，同時也會隨「組織」所存在的價值而運作，因為組織的價值能夠實現個 人的交換效率、資源累積與正當性三種利益。因此，個人的人際關係網絡會考量 前述三種利益而做出經濟理性的決定43。 2、社會網絡即社會關係 黃毅志與張苙雲、譚康榮以及羅家德等學者指出在網絡分析圖上，關係網絡 的建立剛開始是由個人的「節點」（node）與他所「認識」的其他「節點」之間 串聯起來的「關係」或「線」（arc 或 line）所組成。有了這些「線」才有關係 網絡的「面」，結合許多的線與面再形成網絡結構即「社會網絡」（social 40 廖忠俊，《台灣地方派系的形成發展與質變》（台北：允晨，1997 年），頁 35。 41 葉正綱，《中國消費市場行銷策略》（台北：中國生產力中心，2002 年），頁 103。 42 王輝煌、黃懷德，〈經濟安全、家族、派系與國家：由制度論看地方派系的政治經濟基礎〉， 徐永明、黃紀主編，《政治分析的層次》（台北：韋伯文化，2001 年），頁 119-121。 43張苙雲、譚康榮，〈形構產業網絡〉，《網絡台灣：企業的人情關係與經濟理性》（台北：遠 流，1999 年），頁 49-50、頁 271-277。network）。換言之，「社會網絡」指的就是我們所熟知的「社會關係」。一般 來說，社會階層越高者他就有越大的社會網絡，參與組織活動的也越多44。 至於「社會關係」的定義，張維安、陳介玄指出，「社會」是指人與人互動 綿延的一組秩序或規律所形成的結構體，可以說是某種「生活結構」，它意味著 人在生活中所經歷的一些不斷重複瑣事而成的常數。而「關係」則意指在前述的 結構體當中所建立的特別感情和維繫情誼網絡，人們依此從事人際互動和活動。 而人際關係所建立的基礎是行動者兩兩之間因為認識和往來所形成的社會關係 網，對個別的行動者有社會控制的作用，這種作用社會學者稱之為「社會鑲嵌」 （social embeddedness）。所謂「鑲嵌」（embeddedness）就是指社會關係網絡， 鑲嵌的出現是源自以血緣為基礎的初級人際關係網的「初級連帶」以及傳統的同 學、同事、同鄉、同好、同業等「五同關係」所搭建起來的社會關係網，簡言之， 社會鑲嵌的代名詞就是「人脈」45。 3、國外關係網絡之相關研究 「關係網絡」（networks）成為社會科學研究探索的對象始自 1970 年代， 美國心理學家拉普波特及荷瓦士（Anatol Rapoport and W. Horvath）、米爾格蘭 （Stanley Milgram）及管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等發現，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可以找到模式來解釋。
美國心理學家拉普波特及荷瓦士（Anatol Rapoport and W. Horvath）於 1961 年以密西根州一所中學的一千位學生做實驗，來測試人際關係在訊息擴散上的效 果。他們從研究對象的「人際關係網絡圖」中，顯示「好朋友」使人際網絡圈圈 變小，「泛泛之交」使人際網絡的圈圈變大。因此，某個謠言若只在好朋友之間 傳播，只會在他們自己的圈子裡傳來傳去影響不大。反之，若謠言經由「泛泛之 交」傳播就會傳得寬廣。所以，「泛泛之交」多的人可以在建立情報網、經營知 識創新、就業徵才、口碑行銷、建立客戶關係、尋找商業夥伴上占優勢46。 美國心理學家米爾格蘭（Stanley Milgram,1933-1984）於 1967 年在美國中部 的內布斯加州及堪薩斯州以隨機抽樣選出一批實驗者，寄信給他們請他們把信轉 寄給設定在美國東北部的波士頓但卻沒有書明地址的實驗對象。受測試者接到此 封請託函後也將信件寄給他們認為「有可能」幫助他完成此任務的友人，如法炮 製的結果，出人意料的這些信被轉寄不到六次就寄達收信人處。也就是說轉寄的 44 黃毅志，《社會階層、社會網絡與主觀意識－台灣地區不公平的社會階層體系之延續》（台北： 巨流，1999 年），頁 111-113。張苙雲、譚康榮，同註 43，頁 22。羅家德，《企業關係管理》 （台北：聯經，2003 年），頁 76-82。 45 張維安、陳介玄，〈把生活結構放進來－三個台灣企業研究個案的分析〉，東海大學東亞社會 經濟研究中心主編，《地方社會》（台北：聯經，1997 年），頁 188。 46
Mark Buchanan 著、胡守仁譯，《連結－混沌複雜之後，最具開創性的「小世界」理論》（NEXUS：
中介者不超過六人，因此他提出了「六度分隔」（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概念
47。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教授管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在 1973 年 發表了「弱連帶優勢」（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理論。他把家人或好朋友、 同事之間的情誼稱為「強連帶」（strong ties），而點頭之交之間的連結稱為「弱 連帶」（weak ties）。管諾維特指出「強連帶」指的是一種經常互動，具有高度 情感涉入，甚至多重連帶的關係，舉例來說，某個人和他妹夫一起工作，兩人也 是好朋友。他們之間就包含了三種連帶：工作連帶、親屬連帶和朋友連帶。「弱 連帶」也在我們社會中隨處可見，它指的是一種低度情感涉入的「點頭之交」。 但是，弱連帶它可以發揮橋樑作用，讓人際關係網絡得以開展，並有助於資訊的 流通和獲得，它扮演著維繫整個人際網絡的關鍵角色，因此，他認為弱連帶要比 強連帶來的重要48。 管諾維特雖然提出了「弱連帶優勢」概念，認為弱連帶提供了人們取得自身 所屬的社會團體之外的訊息與資源的管道。但是，他也指出「強連帶」可以傳遞 影響力和信任、情感支持，對人際互動有較大的助益，尤其對處在「不安全位置」 (insecure position)的個人更有幫助。所以也不能忽視強連帶的重要49。但是，強 連帶之所以強，就是因為互動較多，必須投入較多的資源和時間來加以維繫，除 對社交時間會產生排擠效果外，也將使一個人的關係網絡變小，所以一群好朋友 之間自然會成為一個小圈圈50。 至於要如何判斷什麼樣的關係是強連帶或弱連帶？管諾維特認為可藉由連 帶的「強度」，包括認識時間的長短，情感的緊密程度，可以相互傾訴的親密性 以及互惠的服務內容來予以判定51。前揭社會心理學者對於人際關係網絡的實證 探索成果，帶給社會學研究新的視野，發現關係網絡有了客觀之規律，得以將科 學方法浸潤入社會學的新途徑。 4、國內人情關係與關係網絡的研究 國內有關人情關係與關係網絡的研究大都被採用於社會心理學方面。社會學 者張苙雲、譚康榮與張維安、陳介玄以及高承恕等以關係網絡理論來研究台灣中 小企業中，企業主所呈現的社會關係網絡頗有建樹。張苙雲、譚康榮的研究指出， 台灣中小企業的創業與供需產銷是循著中國文化特色之企業主個人的「強連帶」 和「弱連帶」向外伸張網絡而進行。台灣經濟個體的成功和發長奠基於台灣社會 47 胡守仁譯，同註 46，頁 18-20。 48 胡守仁譯，同註 46，頁 65。 49 羅家德，同註 44，頁 55。 50 胡守仁譯，同註 46，頁 61。 51 羅家德，同註 44，頁 57-58。
特有的社會關係網絡，而這些關係網絡包含著能提供訊息與資源管道優勢的「弱 連帶」以及對企業主有較大助益之「強連帶」52。 至於運用關係網絡理論於政治學領域上的研究則較少見，陳介玄曾用來解析 地方派系的現象，他指出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人情與關係所構成的社會網 絡與人際互動場域。同時關係網絡也解釋了派系本身就是人情與關係的再製者， 派系借用了「人情」與「關係」的結構發展，使它得以透過選舉成熟化到具有政 治支配力的基礎。因此，政治學者白魯侚 Lucian W. Pye 也認為「人際關係網」 與「人際關係網」結合起來就構成了派系的基礎53。
二、關係發展階段之研究
國內現有學術領域中有關關係網絡的發展理論建構或研究大都傾向於企業 界現象。社會心理學者鄭伯壎指出關係網絡的發展事實上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但 是「為了方便學術分析與提供學習者瞭解相關模型」，鄭伯壎將關係發展階段區 分有「進入」（認識）、「試誤」（變遷）、「穩定」（維持）與「離開」（終 止）四個階段54。居延安也認為關係有「建立」、「發展」、「衰退」及「終止」 的「關係生命過程」四個階段55。至於國外 John Egan 研究顧客關係的發展演進 時則引用 Dwyer 等人在 1987 年所提論點，將顧客關係的發展區分成「認識」（awareness）、「探索」（exploration）、「擴展」（expansion）、「承諾」（commitment）
到「解散」（dissolution）五個階段56。試簡述如下：
（一）居延安的「關係發展生命過程四階段論」
居延安將關係發展的過程分為四個階段：即第一階段的「關係的建立」，第 二個階段的「關係的發展」，第三個階段「關係的衰退」以及第四個階段的「關 係的終止」。 52 張苙雲、譚康榮，同註 43，頁 19。 53 陳介玄，〈派系網絡、樁腳網絡及俗民網絡－論台灣地方派系形成之社會意義〉，東海大學東 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主編，《地方社會》（台北：聯經，1997 年），頁 50。 54鄭伯壎，《組織網絡的形成及其相關因素的探討》（台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 劃成果報告，1996 年），頁 12-18。 55 居延安，《關係管理－企業的虛擬發展與人本再造》（Relationship Management）（台北：楊 智文化，2003 年），頁 292-311。 56John Egan、方世榮譯，《關係行銷》（Relationship Marketing）（台北：五南圖書，2002 年）， 頁 194-196。
1、第一階段：關係的建立 居延安以美國學者 L. Altman 與 D. Taylor 在 1973 年提出之「社會滲入理論」 （Social Penetration）來說明關係的建立。該理論認為「潛在關係夥伴」剛開始 建立關係時係靠著直接的接觸或者是間接的透過朋友、同事的介紹，但是無論是 用直接或間接方法總是免不了潛在關係夥伴的親自交流和溝通。關係建立初期還 要考量其必要性、雙向選擇問題、初期互動問題、遊戲規則，因此往往需藉助社 會禮儀與遊戲規範來指引相互之間的互動。例如「自我介紹」、「以禮相待」、 「投石問路」等都是陌生人之間開始交往所必須遵循的遊戲規則。 2、第二階段：關係的發展 潛在關係夥伴一旦建立起關係後就進入關係的發展階段。新建立的關係中， 關係夥伴彼此間對對方的經驗和角色、能力瞭解不多，雙方一般都會進行試驗、 整合和遵循互動遊戲規則，使得「關係文化」逐步形成。所謂關係文化是指關係 夥伴在建立關係過程中所形成的行為模式、價值規範、象徵系統的總和。關係夥 伴角色的相對確立是關係走向發展階段的重要標誌，因此，關係發展的過程也可 以說是關係文化逐步建立的過程。 3、第三階段：關係的衰退 關係發展到什麼時候會開始衰退並無定論。但是關係衰退呈現的就是關係夥 伴之間逐漸的停止了對關係「生命之樹」進行「澆水施肥」所外顯的關係冷淡、 激情喪失，或是衝突。 4、第四階段：關係的終止 在經歷了關係衰退階段之後，大概都已有關係終止的心理準備。居延安認為 關係終止似乎是一場悲劇的錯誤觀念需要予以糾正。他說事實並非如此，有許多 關係是「自然中斷」或者是「好聚好散」。
（二）Dwyer 等人的關係發展演進五階段論
John Egan 引用 F. R. Dwyer 和 P. H. Schurr 以及 S. Oh 等三人於 1987 年所提 的「顧客關係發展五階段論」，認為關係的發展從「認識」（awareness）、「探 索」（exploration）、「擴展」（expansion）、「承諾」（commitment）到「解 散」（dissolution）有五個階段，通常都需要經歷一段很長的時間演進：
1、認識（awareness） 「認識」意指一方認知另一方是「一個可行的溝通對象」，互動雖已就此展 開，仍有許多「立場」與「態度」待調整來提高彼此之間的吸引力。 2、探索（exploration） 「探索」指的是彼此在關係互動中「搜尋與嘗試」的過程，潛在的關係夥伴 會考慮建立關係所應承擔的「義務、利益及負擔」。在此探索階段有五個互相「找 尋與嘗試」的步驟，分別是吸引、溝通與協商、權力的發展與運用、關係的規範 化以及期望的發展。 3、擴展（expansion） 「擴展」意指關係夥伴所獲得的利益持續增加，彼此間的相互依賴亦提高。 它與前述探索階段之最主要區別在於雙方不但已有初步的信任與相互的滿意，更 願意增加「風險的承擔」，彼此之間互相傳遞資訊、提供協助以及對方困難時伸 出援手等使關係發展得更為穩固。 4、承諾（commitment） 「承諾」指的是關係夥伴願意以隱性或顯性誓約讓關係持續下去。在此階段 中，雙方發展出相互預期之角色與確定性，建立了「信任」的效率性（efficiency） 與效能性（effectiveness）。 5、解散（dissolution） 「解散」是最後不得已的選擇與可能性，雖然關係的發展未必會走到這個地 步，但是關係中止或脫離亦是完整模型的一部份，還是有可能發生的。
（三）鄭伯壎的關係網絡發展四階段
鄭伯壎在研究組織網絡發展的形成是採取「歷史研究途徑」（historical approach），他認為關係的建立、演變與消長有「進入（認識）」、「試誤（變 遷）」、「穩定（維持）」與「離開（終止）」四個階段。 1、第一階段：進入（認識） 鄭伯壎引用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教授 Andrea Larson 之研究，認為人際關係發 展初期，潛在關係夥伴建立關係會考量「之前的關係」（prior relations）和良好 的「信譽」（reputations）之「雙元」（dyads）因素。這兩個因素可減低雙方互 動過程中的不確定因素，也可以增加預期及加強早期合作的機會。Larson 指出建立信任的前提是「誠實」，有了誠實才可談信任，信任與誠實是人們建立人際關 係的基礎57。印地安那大學商學所教授 Dollinger 則指出，關係發展的第一個階段 會由雙方先建立互動關係，彼此經過互動，看雙方交往是否有利，找出交易或互 動的最大效益及最小成本，並設法提高自己在互動網絡中的地位，進行「損益矩 陣」(payoff matrix)58。因此，在建立新的關係過程中，關係夥伴互相之間一般都 會進行試驗或探索。 2、第二階段：試誤（變遷） 由於關係夥伴雙方因瞭解不夠，會進行試驗來看對方是否稱職。鄭伯壎引用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商學研究所教授 Hans B. Thorelli 於 1986 年發表的「網絡動力 四階段論」（Nework Dynamics）理論指出，在潛在關係網絡參與者在建立關係 的第二階段的「定位」（positioning）與第三階段的「再定位」（repositioning） 過程中，常會以「經濟基礎」、「科技」、「專業」、「信任」、「合法性」五 個因素互動來相互評估克服關係進入之障礙，並在網絡關係中「定位」（position） 自己的位置59。 3、第三階段：穩定（維持） 關係建立（Conditions to Build）時，關係夥伴雙方在經濟利益上的「互惠」 （reciprocity）以及心理感情上的「互信」（trust）則是建立彼此關係網絡所不可 或缺的兩個要素。此外 Thorelli 強調在關係網絡上「個人特有的」（person-specific） 人格特質、權力、專業、可信賴的感覺與社會連結要比組織所賦予他的關係網絡 來得重要。 4、第四階段：離開（終止） 關係從「衰退」（decline）到「脫離」（Exit）之前的整個過程可說是定位 與再定位「循環持久不斷的歷程」(perpetual process)，關係中斷或脫離的可能性 是「關係發展」階段完整模型的一部份。 綜上所述，居延安的「關係生命過程四階段」以及 Dwyer 等人的「關係發 展五階段」的概念和鄭伯壎的「關係發展四階段」、都有共通性以及可以相互印 證的，作者試做簡表如下： 關係發展階段的比較： 57
Larson, Andrea “Network Dyads in entrepreneurial settings：A study of the governance of exchange relationship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37,（1992），pp.85-97.
58
Dollinger, Marc J. “The evolution of collective strategies in fragmented industri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15. No.2（1990），pp.272-279.
59
Thorelli, Hans B. “Network：Betwee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 7, （1986），pp.42-44.
關係發展 理論 發展階段 居延安（2003） 關係生命四階段 Dwyer et al（1987） 關係發展五階段 鄭伯壎（1996） 關係發展四階段論 第一階段 1、關係建立時期：潛在 關係夥伴開始接觸時， 常需藉助社會禮儀與規 範來引導彼此的互動行 為。 1、認識階段：若一方認 知另一方是「一個可行 的交易對象」，互動就 此展開。 1、進入（認識）階段： 在此階段有賴於「之 前的關係」與個人「聲 譽」。 第二階段 2、關係發展時期：互動 雙方的角色經過試驗和 確立，彼此遵守遊戲規 則，「關係文化」自此 逐步形成。 2、探索階段：在找尋與 嘗試的過程中，彼此吸 引、溝通、運用權力、 關係的規範及相互期望 對方角色為何來進行相 互探索。 2、試誤（變遷）階段： 雙方因瞭解不夠，會 進行測試對方是否稱 職，「角色」的確立 是關係再持續發展的 重要因素。 第三階段 3、關係衰退時期：關係 夥伴間若停止對關係的 生命之樹進行澆水施肥 可 能 呈 現 關 係 冷 漠 現 象。 3、擴展階段：雙方已有 了初步的信任與相互的 滿意，彼此相對應之互 賴性提高。 3、穩定（維持）階段： 個人的人格特質、權 力、專業、可信賴的 感覺比組織所賦予他 的關係網絡更重要。 第四階段 4、關係的終止：彼此關 係會因感情冷淡或是衝 突 而 中 斷 或 是 好 聚 好 散。 4、承諾階段：雙方發展 出相互預期之角色、信 任或承諾使關係得以延 續下去。 4、脫離（終止）過程： 關係中斷或脫離的可 能性是完整模型的一 部份。 第五階段 5、解散階段：關係發展 未必會至此地步，但關 係中斷或脫離也是模型 的一部份。
肆、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在方法論上，「質的研究法」（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可使研究者分 享和了解研究對象的主觀想法，了解研究目標之過程、事件、關係、社會環境的
背景脈絡60。本文有關國民黨基層黨工關係發展的研究，主要係描述性與探索性
（exploratory）的研究，因此針對苗栗縣現任、退休黨工的關係建構和發展以「個
60
Chava Frankfort-Nachmias ＆David Nachmias 著、潘明宏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上、下》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s）（台北：韋伯，1999 年），頁 195-221。
別深度訪談」（individual face-to-face interview）與「焦點團體座談」（focus group interview）予以研究。
（一）個別深度訪談法（individual face-to-face interview）
個別深度訪談法是「質化訪談」（qualitative interview）的一種，它是研究 者針對研究旨題與受訪者之間的概略互動，並不使用一定用詞與順序的問卷來詢 問特定的問題。換言之，個別深度訪談的本質是使受訪者願意敘述其過去的生活 史，或說明發生在過去的事（something happened in the past）。它突破傳統上取 自於文字來源的歷史限制，尤其適合用於較少使用文字的弱勢者，它的重要性就 在於其能戳破時空、重新建構歷史的積極意義。而訪員也有其能力，使個別角色 在訪談中得以發揮，因此最理想的情況是由受訪者負責大部份的談話。雖然個別 深度訪談法是以個人經驗為主的研究方法，並非社會學的主流，但是越來越多的
社會學者已體認到其在歷史學領域上的重要性61。
本文採取「標準化開放式訪談」（standardized open-end interview）方式，將 歷史的取材、資料來源與詮釋權回歸於國民黨基層黨工，讓他們暢談在歷史脈絡 中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建立人際關係網絡與社會群體間的關係，並藉由探討影響 關係網絡建立的結構因素及其效果，來分析國民黨黨工關係發展的形成、維繫及 其變遷歷程（訪談大綱如附件一）。
（二）焦點團體法（focus group interview）
「焦點團體法」（focus group）又稱「焦點訪談法」（focused interview）， 屬於團體訪問的質性研究方法。它藉由一群參與者在相互激盪中所發表之言論， 提 供 大 量 的 對 話 內 容 而 獲 得 相 關 資 料 。 它 可 提 高 團 體 成 員 的 自 我 表 露 （self-disclosure）程度，所蒐集的資料是以團體成員之間互動討論的言詞內容為 核心。特點是可在短時間內針對研究議題，觀察蒐集到大量的語言互動和對話， 由於焦點訪談法允許被研究者陳述其個人之反應資料、特殊情感；同時屢屢激發 出超乎研究者意料的焦點，非以個人訪談所可能得到的資料，因此，它具備了經 濟便捷性、互動動態性、廣角探索性、意料之外的發現可能性等特質62。 61
Earl Babbie 著、李美華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The Practicf of Social Research,8th. Ed.）（台 北：時英，1998 年），頁 455。游清鑫、鄭夙芬、陳陸輝合著，《面訪實務》（台北：五南， 2001 年），頁 65-68。Floyd J. Fowler, Jr. ＆ Thomas W. Mangione 著、黃朗文譯，《標準化的 調查訪問》（Standardized Survey Interviewing）（台北：弘智文化，1999 年），頁 75。 62李美華譯，同註 61，頁 385。胡幼慧主編，《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
北：巨流，1996 年），頁 223-237。Richard A. Krueger ＆ Mary Anne Casey 著、洪志成、廖 梅花合譯，《焦點團體訪談》（A Practical Guide for Applied Research）（嘉義市：濤石文化， 2003 年），頁 8-12。黃朗文譯，同註 61，頁 25。
二、研究對象
本文受訪個案的選取係採取「非隨機抽樣」（nonprobablity sampling）中的 「滾雪球抽樣」法，此法又稱「偶遇抽樣」（accidental sample）。它是透過研 究對象的人情連帶，由他建議找出另外其他研究對象的累積過程。而選擇「資料 提供者」（informants）係指背景資訊組合相似的人士或團體，亦即研究者可以 和他們直接談論該團體所有事務的成員63。 位於台灣中北部的苗栗縣，同時集合了客家、閩南、「泰雅」和「賽夏」原 住民等多族群的生活型態。本文作者在苗栗縣基層服務二十餘年，並在該縣中港 溪、山線客家、海線閩南以及住有原住民、眷村鄉鎮等不同形態的七個鄉鎮以及 縣級單位的服務經驗，選擇苗栗縣作為研究對象，既是地利之便，亦有進行深度 訪談的人脈奧援實務之利，這是一般學者或研究者所缺乏的條件與視野。 當然僅以苗栗縣的鄉鎮民眾服務站及其所屬黨工為研究對象，有可能會面臨 資料蒐集的疏漏及研究面向不足的情形，則有待後續之研究補充。本文採取「立 意抽樣」與「滾雪球抽樣」方法，首先以立意抽樣的方式透過關係，聯繫拜訪退 休與現職黨工取得其協助後，接著再由這些初始受訪者推薦其他受訪者再逐一聯 繫拜訪（訪談名冊如附件二）。在實際執行訪談時確有困難出現，例如有些黨工 顧慮職業倫理、業務保密，或存有防衛的心理而出現拒訪或避重就輕情形，均需 作者逐一克服。三、研究範圍
本文研究的範圍在時間上，溯自 1945 年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在台建立組織至 2004 年 4 月總統大選之後，大約六十年之久。但是在分析旨揭關係網絡發展時， 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在時間長軸上（locus）歷史背景及社會發展之殊異，也就是說 時空的差異性。 在有關台灣政治變遷的歷史分期上，學者陳明通將台灣政治變遷的時段分 為：一、從台灣光復（1945）到國民黨撤退來台（1949）的「戰後初期」；二、 從國民黨撤退來台到國民黨改造、完成土地改革後（1953）的「威權統治重建時 期」；三、從威權統治重建期完成到反對黨成立（1989）止的「威權政體鞏固時 期」；四、從解除戒嚴（1989）到政黨輪替為止（2000）的「民主轉型時期」； 五、從政黨輪替（2000）到目前為止的「政黨競爭期」五個階段64。 63 李美華譯，同註 61，頁 304-306。 64 陳明通，《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台北：月旦，1995 年），頁 11-12。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前黨工謝順欽以其多年主持台灣省黨政關係業務經驗，將 國民黨的黨政關係歷程隨國內政治環境的不同區分為：一、民國 39 年（1950） 至民國 58 年（1969）的「以黨領政」時期；二、民國 59 年（1970）至民國 66 年（1977）為「以黨輔政」時期；三、民國 67 年（1978）至民國 80 年（1991） 為「黨政分工」時期；四、民國 80 年以後至民國 89 年（2000）為「黨政分際」 時期等四個時期65。 本文作者綜合他們的政治歷程佐以本文之觀察予以區分為：一、自台灣光復 （1945）到國民黨改造前（1949）的「台灣光復初期」；二、國民黨改造後 （1950-1960）之「國民黨改造後時期」；三、從國民黨改造後（1961）到民進 黨成立前（1986）的「一黨獨大時期」；四、從民進黨成立（1986）、解除戒嚴 到政黨輪替前（2000）之「民主轉型期」；五、政黨輪替（2000）後的「政黨競 爭時期」等五個階段。本文以這樣的五個階段做為黨工關係發展的研究歷史分 期，配合前述的關係理論概念進行訪談，來探析國民黨基層黨工在不同階段、不 同時代背景的關係網絡變遷過程。
伍、黨工關係網絡的研究
社會學者對於社會關係網絡的建立、維持、變遷的研究論點容有相異之處， 但基本上均可能會經歷如鄭伯壎的「進入（認識）」、「試誤（變遷）」、「穩 定（維持）」、「離開（終止）」四個階段。或如居延安所指的關係的「建立」、 「發展」、「衰退」及「終止」的階段。本文認為居延安的關係的生命四個階段 論述簡單明白，因此，藉由該理論與國民黨基層黨工的訪談，來瞭解他們建立關 係網絡的經驗。一、台灣光復初期（1945-1949）
台灣光復初期，地方行政機關大抵延續日據時期之建制，鄉鎮公所人員大都 由政府任命日據時期的街庄役場「助役」來接管並暫代職務。直到台灣行政長官 公署於民國 34 年（1945）12 月 26 日公佈「台灣省各級民意代表機關成立方案」 作為各級議會、鄉鎮民代表及縣、鄉鎮、村里長設置之依據，並進行辦理公民宣 誓登記以及公職候選人檢覈，當時辦理公職候選人檢覈多得讓學者有「有知識者 不約而同的想走進政治的窄門」之嘆66。 而早在民國 31 年（1942）9 月始，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即開辦「台灣黨 務工作人員訓練班」，由翁俊明兼班主任，招考首批台籍或閩、粵籍青年學員六 65 謝順欽，〈黨政關係六十年回顧〉，謝鴻儀主編，同註 3，頁 92-98。 66 李筱峰，《台灣戰後初期的民意代表》（台北：自立晚報社，1993 年），頁 16-18。十人，受訓三個月，派往到台灣地方從事黨務工作67。因此，台灣光復初期的黨 工可說並非台籍人士擔任，他們是以開疆擴土的精神到各鄉鎮發展黨務。
（一）關係建立階段
「信任」是關係建立時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關鍵因素，個人長期經營關係網 絡的目的，其實就是要取得他人的信任，進而因受到他人的信任而獲得友誼68。 受訪之退休黨工表示，他在民國 35 年從中國大陸到台灣地方從事黨務工作時， 台灣地方上就已經成立有區黨部委員會的組織和黨員，那個時候鄉鎮長擔任常 委，委員有代表會主席、學校校長等。而他到地方的第一個關係建立對象就是當 地的鄉鎮長，獲得他的信任進而得以發展組織。他們在關係的建立上則是先從拜 訪認識黨員開始，再由黨員以關係連帶來介紹認識其親朋好友，再循線串聯起全 面的關係網絡。 ……在（民國）35 年的時候……被派到「大台中縣」的埔里做區黨部 的工作……（R2－2）。……35 年就有區黨部委員，委員是推薦的， 鄉鎮長當常委……（R3－2）。到區黨部第一個我是找鄉長，要跟鄉 鎮長關係搞的很好……然後拜訪黨員……我是先認識黨員，由黨員介 紹認識其他人（R4－1）。（二）關係發展階段
關係發展的過程會有如 Dwyer 等人所指的「擴展」和「承諾」階段。「擴 展」意指關係夥伴經歷過探索階段後，雙方已有了初步的信任與相互的滿意，而 彼此間的相互依賴也相對的提高。黨工在地方以拜訪來和黨員博感情及廣結善 緣，他們的關係發展途徑卻是關係取向的。 區書記要跟鄉鎮長關係搞的很好，黨政關係搞好，工作順利推展。區書記和 幹事要吸收黨員，編小組，召開小組會，所以一部份也要靠自己去建立關 係……（R4－5）。 67 陳三井，同註 3，頁 120-124。 68Tom Richardson, Augusto Vidaurreta, with Tom Gorman 著、劉慧清、江郁清譯，《關係是一種 策略性資產》（Business is a contact sport）（台北：臉譜，2003 年），頁 163；羅家德，同註 44，頁 117。
（三）關係衰退階段
民國 36 年的「二二八事件」及後續整肅行動所引發的省籍、族群爭議成為 國民黨與台灣民眾關係疏離的最大原因。至於在微觀之個人方面，黨工與地方幹 部關係的變化或中斷來自於選舉「提名制度」，受訪黨工表示： 我到 36 年成立區黨部以後，正好 36 年 2 月 28 號發生 228 事件，當 時……暴民……，把我抓起來……。戴村長從外面跑回來，跟暴民說 這個人不能殺，他是我好朋友，因此暴民就沒殺我，……。（R2－2）…… 影響關係變化的原因就是選舉，你提名這個，他很高興，別人不高興， 就不理你。……（R4－3）（四）關係終止階段
黨工與黨員、政治人物關係終止的原因源自於當時選舉提名作業、利害關 係、政經利益或缺少互惠。退休黨工說道： ……影響關係變化的原因就是選舉，你提名這個，他很高興，別人不 高興，就不理你。（R4－3）二、國民黨改造後時期（1950-1960）
國民政府於民國 38 年撤守台灣之後，國民黨認知必須依賴本地的菁英才能 掌握社會。在黨的改造時參考美國政黨機器的架構，在各地成立民眾服務站，開 始招聘本省籍青年從事地方黨務工作。民國 41 年之後，國民黨地區黨部以「民 眾服務站」為名，以提供獎助學金、法令解答、技藝訓練、民眾補習教育、圖書 閱覽、協助救災、急難慰問扶助、替民眾代寫書信訴狀、調解糾紛、義診的服務 方式，試圖以此方式讓民眾獲得好感。（一）關係的建立階段
民眾服務站在全省各地成立之後，所招募的黨工的條件除了要具備高學歷、 熱誠、在地人以及與當地民眾沒有語言隔閡的鄉土優勢外，也要求他們勤跑基 層，召開小組會議，透過服務工作建立起人脈關係並藉此贏取民眾的好感。民國 35 年到 45 年之間，那個時候是 18 鄉鎮各顯神通，有借寺廟辦 公的、有租的、有向鄉鎮公所借一張桌子辦公的……（L3－1）。黨 工的條件，我想應該是要地方人，那時後的學歷要求是要高中畢業以 上，還要到省黨部考試……（L2－2）。當時黨務基層的工作要求從 基層小組做起，所以每天早晚都要去各里各里的去召開小組會…… （C3－2）。……我們跟基層的鎮公所、農會、衛生所人員有感情外， 跟一般民眾也都會認識。所以，你在基層跑，大家都會認識你（C4 －1）。
（二）關係的發展階段
國民黨地區黨部對外以「民眾服務站」為名，提供文康服務、圖書閱覽、急 難慰問、替民眾代寫書信訴狀、調解糾紛的服務方式讓民眾好感，藉以穩固關係。 ……在 43、44 年的時候，……我們就成立「民眾夜校」，自己編教 材，……對於掃除文盲的工作做起來很有意義（H3－1）。 ……那個時候比較多土地、房子糾紛，……部隊演習的時候破壞老百 姓農田，都要靠民眾服務站出面來協調，……（C4－2）。（三）關係衰退階段
影響黨工關係衰退的原因，源自於輔選成敗定英雄是黨工必然的宿命。選舉 後的論功行賞的升遷他調，或者是輔選失利的人地不宜。職務調動到新的環境開 展工作，都可能中斷了黨工原有服務鄉鎮所辛苦建立的關係。受訪黨工表示： 當然利益衝突，比如沒提名他，或是提名他的對手，也是關係變化的 原因（T4－3）。影響關係變化的主要原因，還是在調職，一方面是 時間不允許，一方面是調到一個新環境，要重新開始認識一批人（H4 －2）……。黨務工作從來就沒有所謂的好做過！所謂好做，只是人 家選舉的時候回報你溫情，讓你覺得心血沒有白費……（H6－1）。（四）關係終止階段
對國民黨地方區黨部來說，贏得輔選與執政是它的根本任務。因此，選舉提 名作業所引發未被提名者的反彈衝突、疏離或來自得不到政治資源者「利益」衝 突因素使然，都是黨工與當地黨員或民眾關係終止的原因。 ……國民黨對於違紀參選的派系領導人開除黨籍，派系人物-要嘛， 怕！接受國民黨勸退，不選了。要嘛，違紀參選到底……或者乾脆變 成反對黨。（L6－2）三、國民黨一黨獨大時期（1961-1986）
國民黨地方黨部的存在是因為它能夠實現地方政治人物的利益，因此政治人 物會考量經濟理性，例如權力資源的交換、爭取選舉的提名及考量未來的政治發 展前途，以政治上的忠誠交換國民黨對他們未來的發展前程。所以黨部賦予了基 層黨工在當地社會中扮演社會協調、溝通、領導之的關鍵角色和地位。 但是黨工在地方要建立關係與獲得關係網絡的擴展與穩固，他們仍須付出心 力才能獲得。所以，黨工仍需主動拜訪、與黨員互動、召開會議、舉辦活動、參 加婚喪喜慶融入當地社會，以密切的互動來穩定關係。隨著彼此認識時間的增 長，可以和黨員相互傾訴及互惠性的內容擴展、情感漸趨緊密，而他們的表現若 被當地人士接納，與地方領袖建立情誼，他們才能掌握地方公共事務的脈動。（一）關係的建立階段
黨工在政黨組織系統建立穩固之後，他們在關係網絡的建立和方式即循著 「關係文化」模式主動拜訪模式進行，方法並沒有太大的差異。也就是說，他們 是由現職黨工引領新人介紹拜訪，有關係拉關係的方式建立起網絡關係。而他們 表示真誠、人格值得信賴是他們和黨員民眾建立良好關係的方式。 ……強調清廉第一，不貪不取，重視品德操守，……不要給人做文章， 幹部相信我言行一致，可以信任，這就是我獲得他們信任的地方…（C4 －4）關係的建立，第一就是職務上關係。另外就是親友跟同學的私 人關係，建立在公、私誼……還有老同事帶著去認識地方人士（S1－ 1）。那時前輩、同仁會帶我們一一去介紹認識、打點關係……（F1 －1）。我們新人通常是由主任、前輩帶領這樣去認識地方人士……（D1－1）。「真誠、信賴與接納」是我和黨員民眾保持良好關係的 方式……，能夠完成長官交付的政治任務，自然有我的一套工作方 式，而這種方式就要靠一顆好的「心」來支持（P4－4）。
（二）關係的發展階段
國民黨實施義務幹部制度讓更多黨員參與黨的活動，由於義務幹部大都具備 熱心服務的人格特質，且背景愈相同愈有利於信任之建立的特點，他們與黨工之 間自然形成「強連帶」的關係網絡，而不同的義務幹部類型也可以讓黨工透過他 們將人際關係網絡拓展得更寬廣。黨工與當地黨員民眾建立關係的模式既定，因 此拜訪互動、會議活動、服務與參加婚喪喜慶仍是他們建立關係的主要工作方式。 ……八卦村沒有電，點那個石油燈，……經過我們溝通陳情，全村將 近 100 戶人才開始有電，這是我印象最深也是那時黨部服務的效果 （W3－3）。 ……用真誠的聯繫、關懷和問候，由幹部、黨員、鄰居、民眾同心圓 向外擴散逐漸熟悉，同時也以活動的推展，作為服務的橋樑，廣結善 緣……（P4－1）。黨務工作就是人際關係工作，黨工在地方事務中 必須……想到你是可以提供「服務」的，而且是熱心的、可以託付的 人，這樣你被人家信任，黨員民眾有問題第一個找你（T5－1）。（三）關係衰退階段
隨著黨員人數的增加，國民黨組織內部存在著上對下的僵化體系，缺少了下 對上充分表達意見的機會，長期下來使得黨員感覺其意見無法受到尊重，大多數 黨員也沒有機會參與決策。加上當時「黨外」運動的風起雲湧，政治意識型態、 選舉立場與提名與否的對立，或者是利害關係的取捨，都可能產生政黨疏離感。 此外，台灣自 1970 年代起兩岸關係與台灣的主權地位成為反對運動衝撞國 民黨執政當局的政治訴求。因此，統獨議題勢必都有言論市場與投票支持者。統 獨的認同分歧也愈來愈與政黨認同有密切的關係，甚至成為政黨投票的主要決定 因素之一。所以，國家認同與省籍情結在這段時間影響了台灣政黨競爭的基礎69。自 1984 年以來的實證資料分析中顯示，省籍、國家認同與政治價值等三種 分歧是台灣政黨競爭與動員選民的基礎，也是主導台灣選舉的關鍵議題70。 民國六、七十年代國民黨面對當時「黨外」的挑戰與國際地位的不利，已感 受到不得不朝本土化轉型的壓力，台灣省黨部主委宋時選當時引進救國團「親 切、自然、實在」作風帶入國民黨組織體系中，要求黨工在工作方式上予以轉型 來與黨員民眾建立互動關係。 到七十年代後，美麗島事件是一個分水嶺，解嚴的同時國民黨的權力 慢慢削弱……（J3－1）。……還有宋時選要求的「親切、自然、實在」 也是黨工建立與黨員或民眾關係最重要的因素（L4－4）。至於國家 認同，國民黨自詡為中華民國的捍衛者，但當台灣本土意識高漲的時 後，……就勢必會造成國民黨的兩難……（G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