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學報 新42 卷第 1 期（民國 101 年 3 月）第 45~77 頁
經典的重構：
論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在《詩經》學史上的
承衍與新變
黃忠慎*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 摘 要 南宋呂祖謙（1137-1181）的《呂氏家塾讀詩記》是「尊《序》派」之名作，它採集 解體式，以《詩序》的詮釋為理解詩義的核心，並掌握其時代精神，著重《詩經》學探 求義理的意旨闡發，對於《詩經》經典的重塑有其建樹。近代對此書出現兩極化的評 價：一方評論其解《詩》態度過於保守，無法突破《詩序》窠臼；另一方卻認為該書不 僅反對《詩序》，突破過去對《毛傳》與鄭《箋》的解釋，依此呂氏絕非篤守《詩經》 漢學傳統者。筆者根據呂書內容，重新詮釋其於《詩經》學史上的承衍與創新，並以統 計數據結合經學動態發展史的觀念，推翻上述兩極化的評價，指出《呂氏家塾讀詩記》 不但掌握時代脈絡與思潮，將《詩經》三百篇賦予時代意義，還總結《詩經》漢學與宋 學的義涵，完成此一「尊《序》派」的《詩經》學著作。 關鍵詞：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朱熹，《詩經》漢學，《詩經》宋學*
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email protected]一、前言
兩漢時代，曾經官方認可的《詩經》共有四家，其中，《毛詩》為唯一的古文 經典，此一文本針對三百篇之詩旨，以《詩序》作出一一的說明，乃是當時讀者理 解篇義的選擇之一。（註1）隨著三家《詩》陸續亡逸，《毛詩》漸漸獨大，逮及孔 穎達（574-648）《五經正義》書出，《毛詩》的聲勢已達頂點，《毛詩序》的解 題成為多數士子理解詩篇的唯一依據。到了宋代，解《詩》觀點出現突破性的進 展，以《詩序》為代言人的傳統詩旨究竟應該解放或依然堅持，成為當代學者探究 《詩經》學的聚焦之所在。 假若說，公開質疑《詩序》所代表的歷史性與傳統性的解釋，包括其來歷、作 者身分以及詮釋方式與內涵，或者在其《詩》學著作中解釋詩旨常有突破《詩序》 窠臼的現象者，可以稱之為宋代說《詩》中的新派人物，反之即為舊派陣營中的說 《詩》者，那麼，呂祖謙（1137-1181）在多數人的印象中，無疑屬於後者。 由於疑古創新正是宋學精神的最大特色，基本上，舊派《詩經》學著作在當代 難以具備引人矚目的特質，然而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此即凡是 舊派著作能在宋朝佔有一席之地，且能在後代受到重視、引發討論者，皆為《詩 經》學史上的重要著作。呂祖謙的《呂氏家塾讀詩記》正是這樣的一部名著。此書 孕育於宋代疑經改經的學術氛圍中，作者一方面站在肯定與維護傳統的立場，恪遵 《詩序》，另一方面又能掌握時代精神，將理學思維灌注在書中，特重《詩經》學1. 關於三家《詩》有無《詩序》以解釋詩旨的問題，古今學者說法不一。宋儒鄭樵（1103-1162）以 為「漢興，四家之《詩》，《毛詩》未有《序》，惟《韓詩》以《序》傳於世，《齊詩》無 《序》，《魯詩》之《序》有無未可知。……《毛詩》至衛宏為之序」；程大昌（1123-1195）以 為，三家未見古傳正說，亦未見〈古序〉（按：指篇題與其下解題一語），《毛詩》有〈古序〉 以總測篇意，故能勝三家；近人蔣善國（1898-1986）謂三家《詩》皆有《序》；李家樹亦以為三 家《詩》原有《序》，已佚。程元敏則從史志著錄與三家《詩》殘文斷定漢四家《詩》唯《毛 詩》有《序》，兩漢傳本之三家《詩》皆無《序》，魏源所舉〈常棣〉（作〈夫栘〉）、〈漢 廣〉、〈蝃蝀〉、〈伐木〉、〈雨無正〉五篇，真為《韓詩序》，然皆為南北朝末至唐初之間， 由《韓詩》學先師著成。以上分見鄭樵，《六經奧論》，收入納蘭成德等輯，《通志堂經解》 （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第 16 冊，卷 3，〈詩序辨〉，頁 545；程大昌，《詩 論》，收入《學海類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67），頁 20b-21a；蔣善國，《三百篇演論》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0），頁 77-79；李家樹，《詩經的歷史公案》（臺北：大安出版 社，1990），頁 24-26。程元敏，《詩序新考》（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5），頁 35-50、 137-226、237-242。案，《六經奧論》內容真偽參半，本文不涉及此一問題。
探求義理的意旨闡發。因此，對於《詩經》經典的重塑，堪稱具有一定的建樹。不 過，《呂氏家塾讀詩記》在近代竟然獲得兩極化的評價，論者或謂此書無法突破傳 統《詩》說窠臼，無甚價值；或謂呂氏並非《詩序》與毛、鄭信徒，在《呂氏家塾 讀詩記》經常批判《詩經》漢學。究竟兩種議論，何者為是？本文從《呂氏家塾讀 詩記》的體例設計、解經立場與態度、對於《詩經》漢學與宋學的整合與取捨等， 重新理解其特質及其在《詩經》學史上的重要意義，同時也要推翻上述兩種失之偏 頗的評論。
二、《呂氏家塾讀詩記》的著書體例與解經態度
南宋朱熹（1130-1200）與陸九淵（1139-1193）的學術思想表現，堪稱南宋理 學史中最耀眼的一頁，而全謝山（1705-1755）在〈同谷三先生書院記〉中說： 「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為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 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 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註2）這一段評論，將呂祖謙的 學術高度提升到極點。呂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根據文獻記載，「自其祖始 居婺州（今浙江金華）。其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 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在宦途方面，「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 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博學鴻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後「遷著作郎。以 疾請祠，歸。旋除直閣，主管武夷沖佑觀。病間，除著作郎，不就；添差浙東帥 議，亦不就；主管明道宮。淳熙八年七月卒，年四十五，謚曰成。」在學術表現方 面，「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考定古《周易》、《書 說》、《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註3） 呂祖謙學問淵博，著作宏富，除上述諸書，另有《呂氏家塾讀詩記》、《東萊左氏 博議》、《春秋左氏傳說》、《春秋左氏傳續說》、《歷代制度詳說》、《大事 記》、《文海》、《呂東萊文集》等十餘種，並與朱熹合撰《近思錄》。在哲學思 想上，呂祖謙繼承程顥「心便是天」之說，強調「明心」在認識上的作用，認為2. 黃宗羲著，全祖望補修，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 3 冊，卷51，〈東萊學案〉，頁 1653。 3. 以上關於呂祖謙的文獻記載，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第 37 冊，卷 434， 頁12872、12874；黃宗羲，《宋元學案》，第 3 冊，卷 51，〈東萊學案〉，頁 1652、1653。
「心即天也，未嘗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未嘗有心外之神，烏可捨此而他求哉。 心由氣而蕩，氣由心而出」，與陸九淵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相類。 然而，他也講「理之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也」，與朱熹「天下只是一個理」相 似。在政治思想方面，呂祖謙主張均田恤勞，發展生產，寬厚民力，恢復國土。在 學術行動上，他力圖調和朱熹和陸九淵之間的矛盾，並吸收永嘉學派、永康學派的 經世致用之說，以此而被朱熹視為「雜博」。（註4） 上述有關呂氏的傳略，對於我們認識《呂氏家塾讀詩記》的整體特質提供了一 些作用。質實以言，呂祖謙的家學、師承造就了其宏博的學術視野，（註5）加以其 人有復古的心態，又有與人為善、調和爭執的性格，（註6）表現在《呂氏家塾讀詩
4. 詳陶文鵬，〈呂祖謙〉，（http://libsw.lib.pu.edu.tw:3794/Content.asp?ID=64250&Query=1）；張立 文，〈呂祖謙〉，（http://libsw.lib.pu.edu.tw:3794/Content.asp?ID=56959&Query=1），2010 年 2 月 19 日下載。 5. 全祖望以為，呂氏一門被選登於學案之中者，共計十七人，但王梓材以為共有七世十八人之多， 詳黃宗羲，《宋元學案》，第 1 冊，卷 19，〈范呂諸儒學案〉，頁 789。愚案：王說是，十八人 為：公著、希哲、希純、好問、切問、和問、廣問、稽中、堅中、弸中、本中、大器、大倫、大 猷、大同、祖謙、祖儉、祖泰，分別登於〈范呂諸儒學案〉、〈紫微學案〉、〈和靖學案〉、 〈東萊學案〉等學案中。呂祖謙自幼承趨庭訓，治學有成，其世族家門之士多飽讀詩書，家學淵 源，造就其不凡的學養與識見。又據黃宗羲，《宋元學案‧紫微學案》，第 2 冊，卷 36，頁 1234，全祖望謂呂本中（1084-1145）：「先生歷從楊、游、尹之門，而在尹氏為最久，故梨洲先 生歸之尹氏〈學案〉。愚以為先生之家學，在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蓋自正獻以來所傳如此。原 明再傳而為先生，雖歷登楊、游、尹之門，而所守者世傳也。先生再傳而為伯恭，其所守者亦世 傳也。故中原文獻之傳獨歸呂氏，其餘大儒弗及也。故愚別為先生立一〈學案〉，以上紹原明， 下啟伯恭焉。」亦有研究者指出，呂氏一族是宋代最具文學色彩的理學世家，整個家族中文學成 就最高的呂本中，既是理學家，又是詩人、文學家，這種特點對呂祖謙有所影響。呂祖謙少時， 隨父去福州任所，從學於三山的林之奇，後來又問學於臨安的汪應辰等。林之奇是呂本中的得意 門生，特別講究文學，而汪應辰於學，博綜百家，粹然為淳儒。呂祖謙在學術上「博雜」的特點 與汪應辰也有一定的師承關係。此外，呂祖謙亦從胡憲學，胡憲是忠厚篤實的君子，其處世態度 也塑造了呂氏謙謙君子的人格。詳黃靈庚，〈呂祖謙與鵝湖之會〉，《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 科學版）》，139（金華：2005），頁 3。朱黎輝、王金生，〈呂祖謙家學傳承及文學貢獻分 析〉，《牡丹江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45（牡丹江：2008），頁 25-26。 6. 宋代《易》學界存在著一股復古思潮，呂祖謙所編的《古周易》一書是「復古《易》運動」中極 為重要的一本著作。詳許維萍，〈呂祖謙與「復古《易》運動」──兼談《古周易》版本衍生之 相關問題〉，收入林慶彰主編，《經學研究論叢》（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第 8 輯，頁 69-107。此外，呂祖謙性格和易，故能周旋於朱熹與其敵派陸九淵、陳亮之間。最為人所稱道的例 子是，呂氏為了調解朱熹與陸九淵「道問學」、「尊德性」相持不下的學術觀點爭議，企圖使二 人的哲學觀點「會歸於一」，促成了學術史上頗負盛名的鵝湖之會。最終雖未能平弭針鋒相對與 相互批駁的學術爭議與論辯，但就某種程度而言，也已達成了學問與觀念上的彼此切磋，故黃震 （1213-1280）稱「先生忠厚之至，一時調娛其間，有功於斯道何如邪！」由此得見呂氏兼採各家 優長的包容性學術性格。詳黃宗羲，《宋元學案》，第3 冊，卷 51，〈東萊學案〉，頁 1679；朱
記》上，使之成為一部尊重古說（不表示毫不批評），力求兼容（不表示全無己 見）的解經之作。 呂祖謙於南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開始編著《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年 （1176）書成，六年（1179）開始進行修訂，淳熙八年（1181）修訂到〈大雅‧公 劉〉首章後即去世，〈公劉〉二章之下條例與前不同，其故在此。（註7）呂氏不僅 欽敬古之解經者，對於當代大儒亦極為尊重，所以僅就《呂氏家塾讀詩記》引述的 家數來看，其所引者以宋儒居多。此外，呂氏讀《詩》當然也有自己的心得，所以 是書吸納了《詩序》、《毛傳》、鄭《箋》、孔《疏》、蘇《傳》、朱《傳》等數 十家的解說，兼採諸家詮解之優長，又攙入一己研《詩》之意見，形成一部能夠匯 集各家之要點，卻又不失個人獨特見解的《詩經》學著作。 呂祖謙採用集解體的方式書寫《呂氏家塾讀詩記》，這是一種薈萃眾說的傳注 體例，呂氏選擇此種體式解《詩》，動機即已清楚揭示：讓子弟可以多方接觸前賢 的解經內容，透過諸說的取捨，顯露出自己的意見。（註8） 理論上，集解體著作的用意是要包納各家的解釋，不過，假若毫無主見地將舊 說悉數放入書中，則將成為一部極其龐大博雜之作，所以作者在從前說中揀選之 時，即已透露出自己的解經意見。也就是說，當我們批評呂祖謙以陳詞濫調崇拜 《詩序》的時候，（註 9）須知《呂氏家塾讀詩記》一方面以兼總眾說、諸解並蓄為 其特色，一方面也透過別擇去取、重新剪裁來呈顯一家之學，見以下說明。 《呂氏家塾讀詩記》全書共三十二卷。卷首由〈綱領〉、〈詩樂〉、〈刪
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 174；潘富恩、徐餘 慶，《呂祖謙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 31-38。 7. 呂祖謙於《呂氏家塾讀詩記》〈公劉〉首章下注云：「先兄己亥之秋復脩是書，至此而終，自 〈公劉〉之次章，訖於終篇，則往歲所纂輯者，皆未及刊定，如〈小序〉之有所去取，諸家之未 次先後，與今編條例多未合。今不敢復有所損益，姑從其舊，以補是書之闕云。」呂祖謙，《呂 氏家塾讀詩記》，收入中國詩經學會編，《詩經要籍集成》（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第 7 冊，卷26，頁 28a。案：此本為 1935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續編》影宋本，本文以此本為 主，《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 73 冊為輔。又，《呂氏家 塾讀詩記》卷1-4，收入《詩經要籍集成》第 6 冊；卷 5-32，收入第 7 冊，本文在其後註解中凡引 自此本者，僅標出卷、頁數。 8. 呂祖謙自己倒是說得較為客氣：「《詩說》（案：即《呂氏家塾讀詩記》）止為諸弟輩看，編得 詁訓甚詳，其他多以《集傳》為據，只是寫出諸家姓名，令後生知出處。」呂祖謙，《東萊別 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0 冊，卷 8，頁 29b。 9. 「與朱熹同時代的宋代漢學家，以呂祖謙為領袖，是堅持漢學體系的保守力量。……問他們這種 尊《序》理論有什麼依據，他們只能重複說過千百遍的陳詞濫調……。」夏傳才，《詩經研究史 概要》（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頁 170。
次〉、〈大小序〉、〈六義〉、〈風雅頌〉、〈章句音韻〉、〈卷帙〉、〈訓詁傳 授〉、〈條例〉各文組成。除了〈條例〉是在表明全書寫作方式之外，其餘各篇簡 要討論了《詩經》學的一些基本問題。呂氏在〈條例〉中說： 諸家解定從一說，辨析名物，敷繹文義，可以足成前說者，注其下。說 雖不同，當兼存者，亦附注焉。諸家解文句，小未安者，用啖、趙《集 傳》例，頗為刪削。陸淳曰：「啖、趙所取三《傳》之文，皆委曲翦 裁，去其妨礙，故行有刊句，句有刊字，實懼曾學三《傳》之人，不達 斯意，以為文句脫漏，隨即注之，此則《集傳》之蠹也。」閱此《記》 者亦然。諸家先後，以經文為序，或一章首用甲說，次用乙說，末復用 甲說，則再出甲姓氏。經子史傳引詩，文句與毛氏不同者，各見章末。 諸家或未備，頗以己說足之，錄於每條之後，比諸家解低一字寫。（註10） 由此可見呂氏的編選方式是，篩選一家最適切的解釋置於諸說的最前方，應當並存 的觀點，則附錄於下，（註11）經、子、史、傳引《詩》與毛氏不同者，則在章末予 以說明。若諸家說解皆無法賅備，則以己意裁斷，錄於每條之後，形式上則採低一 字羅列。由此可見，呂氏著書，是有選擇性地尊重舊說，最被其認可的解釋排在最 前面，（註12）有輔助定說功能者次之，說解不同但仍有兼存必要的又次之。依其體 例，尋常大小的字體（以下簡稱大字）部分屬於「正文」，小字者可稱作「注 文」。正文中的諸說，排愈前面者愈重要，注文各說也是如此處理。再者，呂氏強
10. 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 1，頁 26b-27a。案：所引陸淳原文係出於陸氏所撰《春秋集傳 纂例》，且「句有刊字」下，陸氏原文有「以至精深」之句，呂氏所引缺此四字。詳陸淳，《春 秋集傳纂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6 冊，卷 1，〈重修集傳義第七〉，頁 21b。 11. 甚至，偶爾連前說不合經旨者亦列出，例如〈小雅‧常棣〉「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 不如友生」之章，正文依序引陳氏、歐陽氏、程氏之說，注文先引蘇氏，再引王氏「友生約我以 禮義者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有禮義，然後無失其愛兄弟之常心。友生約其外，妻子調其 內，則兄弟加親矣。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之說，而云：「王氏 之說雖非經旨，亦學者所當知也。」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17，頁 18b-19a。 12. 由於呂氏的行文方式是，每章之下羅列各家的解釋，故所謂「最被其認可的解釋排在最前面」， 是指諸家對同一個字詞的解釋之順序，所以乍讀之下，會以為《呂氏家塾讀詩記》並無章法可 言，但其實呂氏自有其行文規範。例如解〈行露〉末章云：「楊氏曰：『牙，牡齒也。鼠無牡 齒』（《說文》曰：『牙，牡齒也。』山陰陸氏曰：『雀有咮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毛氏 曰：『墉，墻也。』朱氏曰：『使貞女之志得以自伸者，召伯聽訟之明也。』」呂祖謙，《呂氏 家塾讀詩記》，卷3，頁 10a。
調，對於諸家的解釋文句，做過了一些刪削的工夫。這樣處理的好處是，顧到了全 書文字的統整性，缺點則是其所引諸說若已亡逸，後世讀者通過《讀詩記》加以引 述，將有文字出入的疑慮。另外我們還得注意到呂氏所說「諸家或未備，頗以己說 足之」之言，「以己說足之」的部份，其質量也是此書價值高低的判準之一，評論 《呂氏家塾讀詩記》者不容忽視這一部分。 第二至第三十二卷是全書的主體，呈現出篇旨的闡明與各章字詞的解釋。解詩 的程序是，先將《詩序》原文謄寫在前，下依情況需要，以小字列出東漢末年鄭玄 到南宋時人的解題意見，若有自己的想法，則置於篇末。接著以各章為一單元，抄 寫經文，引錄諸家之說，或入大字正文，或歸為小字注解。凡經文中的生難字詞皆 標出音讀，有時也會總結每一章的詩文大意，最末則以某詩幾章幾句為結。例如解 〈鄭風‧東門之墠〉一章云： 〈東門之墠（音善）〉，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東門之 墠，茹（音如）藘（力於反）在阪（音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毛 氏曰：「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吐鼎反）者。茹藘，茅蒐 （所留反）也（孔氏曰：「除地去草，故云町町。茅蒐，一名茜，可以 染絳。」）。《爾雅》曰：『陂（彼宜反）者曰阪（孔氏曰：「陂陀不 平而可種者名陂。」）。朱氏曰：「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 有草，誌其所欲奔之處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者，思之切，欲奔而未 得間之辭。」《釋文》墠作壇，曰：依字當作墠。（註13）
13. 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 8，頁 23b-24a。《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文字與此同。見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3 冊，卷 8，頁 24b-25a。案：所引朱氏曰者，今本朱《傳》作 「……識其所與奔之居也。室邇人遠者，思之而未得見之詞也。」朱熹，《詩集傳》（臺北：中 華書局，1971），卷 4，頁 54。根據束景南之說，由於朱熹早年本之《毛詩序》而作《詩集 解》，淳熙四年（1177）之後始黜《詩序》而作《詩集傳》，而朱熹為《呂氏家塾讀詩記》作 〈序〉云：「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參見呂祖謙，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前，頁2a。故《呂氏家塾讀詩記》所引「朱氏曰」者，即為朱子早期所 作之《詩集解》。詳束景南，《詩集解》，收入朱傑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 26 冊，〈輯錄說明〉，頁 99。不過，束景南之說有待驗 證，據糜文開表示，朱子於孝宗淳熙四年（1177）完成尊《序》的《詩集傳》，淳熙 11 年 （1184）重寫廢《序》的《詩集傳》，淳熙十四年（1187）書早已完成，但到光宗紹熙五年 （1194）又有修改。詳糜文開、裴普賢，《詩經欣賞與研究》（臺北：三民書局，1987），第 4 冊，頁 417-418。束景南所言，或係依王懋竑《朱子年譜》而來，蓋依《年譜》，《詩集傳》完
此章除了隨文標示音讀之外，依行文次序，引述了毛氏、孔氏、《爾雅》、朱氏、 《釋文》各家各書之說，其中，音讀、孔氏以小字處理，《毛傳》、《爾雅》、朱 《傳》、《釋文》以大字處理。基本上，如前所言，大字的部分屬於正文，以小字 處理者即為注釋，亦即字體之大小與其可靠性、重要性無關。例如上引文字之「孔 氏曰」以其為註解《毛傳》之言，故入小字注文。若如孔氏之言解釋的經文本身， 則依體例，當然得入正文，例如解〈關雎〉「參差」一詞引孔氏曰：「參差然不 齊。」解〈樛木〉「葛藟纍之」句引孔氏曰：「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解〈漢 廣〉三章「蔞」字云：「孔氏曰：蔞，蔞蒿也。江東用羹魚也。其葉似艾，白色， 長數寸。」解〈出其東門〉「聊樂我員」之「員」字云：「孔氏曰：云、員古今 字，助語辭也。」解〈車攻〉「田車既好，四牡孔阜」二句云：「孔氏曰：田車， 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註14）以上解釋皆以大字正文呈現。若不細 審大字與小字的內容差異性，乍讀之下，會發現毛氏、鄭氏、孔氏、朱氏之說散見 正文與注文之中，似乎挺為凌亂，其實編著的體例還是有其規則。（註15）有待一提 者，由於呂氏的行文方式是，每章之下羅列各家的解釋，前云「最被其認可的解釋 排在最前面」，是指諸家對同一個字詞的解釋之順序，所以初次接觸呂書，會以為 《呂氏家塾讀詩記》並無章法可言，例如其解〈召南‧行露〉末章先引楊氏曰，再
成於孝宗淳熙四年（1177），此據《詩集傳‧序》所題年代而繫，所指者當是尊《序》之舊本 《詩集傳》，詳王懋竑著，周茶仙點校，《朱子年譜》，收入吳長庚主編，《朱陸學術考辨五 種》（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頁 895-896。又據朱傑人的考證，朱熹最遲在淳熙丁酉 （1178）開始對尊《序》的《詩集傳》進行修訂，至遲到淳熙己亥（1179），新《詩集傳》已具 初稿；淳熙丙午（1186），新《詩集傳》成書但尚未發表；淳熙丁未（1187），新《詩集傳》開 始刊刻，並可能在當年至遲在次年（紹熙元年，1190）刊成。朱傑人，〈朱子詩傳綱領研究〉， 收入鍾彩鈞主編，《朱子學的開展──學術篇》（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2），頁 36-40。 14. 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 2，頁 8a、15a、22b；卷 8，頁 28b；卷 19，頁 21b。 15. 當然，〈公劉〉二章之下會有體例與此不合的情事，例如〈大雅‧卷阿〉二章首二句「伴奐爾游 矣，優游爾休矣」，《毛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鄭《箋》：「伴奐，自縱弛之意也。 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女則得伴奐而優游自休息也。」《呂氏家塾讀詩記》越過 「毛氏曰」，僅云：「鄭氏曰：『伴奐，優游自休息也。』」又如〈大雅‧蕩〉，《詩序》：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呂氏家 塾讀詩記》開頭引《詩序》僅存〈首序〉一句，引蘇氏曰：「〈蕩〉之所以為〈蕩〉，由詩有 『蕩蕩上帝』也，《詩序》以為『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非詩之意矣。」顯然同意蘇轍之 意見，直接割棄「後序」。再如〈周頌‧清廟〉開頭引《詩序》大字，其下小字注文先引「李氏 （北宋李覯）曰」，後才引「鄭氏曰」、「孔氏曰」。〈維天之命〉與〈維清〉兩篇《序》說之 下本有鄭《箋》的注解，《呂氏家塾讀詩記》都未引，而改以「孔氏曰」放在最前面等等。呂祖 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26，頁 36a；卷 27，頁 1a；卷 28，頁 1a-b、3a、4b-5a。
引毛氏曰，（註16）理由不是楊氏訓解比毛氏更為可信，而是楊氏解釋的是「牙」 字，毛氏解釋的是「墉」字，詩文前兩句為「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牙」 在「墉」前，故呂氏將「楊氏曰」置於「毛氏曰」之前。又如解〈召南‧羔羊〉首 章，其大字正文為： 毛氏曰：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 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范氏曰：退食者，退而食於私家也。朱氏曰： 自，從也。公，朝也。毛氏曰：委蛇，行可從 也。廣漢張氏曰：重言 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釋文》紽作它，曰：本或作紽。蛇作， 曰：本又作蛇。（註17） 諸家的排序是毛氏、范氏、朱氏、毛氏、張氏、《釋文》。這樣的設計方式是否合 理，仁智互見，但不難適應則是可以肯定的。 由於是集解之作，所以《呂氏家塾讀詩記》究竟引用了多少家之說，也引起後 世讀者的關切。《四庫全書》本的《呂氏家塾讀詩記》在卷前有〈呂氏家塾讀詩記 姓氏〉，明確列出呂氏所引各家名單，前面九位漢唐經師還特別標出其名：毛氏 （萇）、鄭氏（康成）、孔氏（安國）、陸氏（璣）、何氏（休）、杜氏（預）、 郭氏（璞）、韋氏（昭）、韓氏（愈），其下排列自明道程氏、伊川程氏至南軒張 氏、晦庵朱氏等宋儒 35 位。（註18）這份名單並不精確，《呂氏家塾讀詩記》所引 諸家總數其實不僅這些，（註19）且誤毛亨為毛萇，孔穎達為孔安國，此外，位序亦
16. 詳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 3，頁 10a。 17. 同前引，頁 10b-11a。 18. 同前引，第 73 冊，卷前，頁 1a-3b。 19. 關於《呂氏家塾讀詩記》共引述多少家的意見，很難算得精準，例如〈呂氏家塾讀詩記姓氏〉列 出兩「眉山蘇氏」，然呂氏所引東坡之語僅一處，以其〈和陶淵明三良詩〉為〈秦風‧黃鳥‧詩 序〉四個註解中的最後一個，以此而謂蘇軾也是諸家中的一位，似有不妥。又如書中有引《周 禮‧賈公彥疏》、《爾雅‧邢昺疏》之語，然〈呂氏家塾讀詩記姓氏〉不見賈氏、邢氏。此外， 有些「某氏」究竟是誰已經無法確知，若寫某書曰，是否也算一家，難以取得共識。所以學者的 算法頗不一致，例如陸侃如表示，「呂氏此書是集注體裁，共引古今人四十四家，古今書四十一 種，取其長而棄其短，很可供初學的參考。」詳陸侃如，《陸侃如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7），〈詩經參考書提要〉，頁 220-221。賴炎元則云：「呂祖謙在書中曾引 用而卷首沒有著錄的，有廣漢張氏（見〈周南‧桃夭〉）、鄒氏（見〈大雅‧靈臺〉）、晁氏 （見〈大雅‧靈臺〉、〈周頌‧桓〉）、譙郡張氏（見〈周頌‧臣工〉、〈有客〉）等。」見賴 炎元，〈呂祖謙的詩經學〉，《中國學術年刊》，6（臺北：1984），頁 25。依此則呂氏共引述 四十八家之說。「據我統計，當在八十家上下。陸侃如說是『共引古今人四十四家，古今書四十
有錯亂情事，例如何氏（何休）宜改置於陸氏（陸璣）之前，韋氏（韋昭）應挪至 何氏之後、陸氏之前，（註20）但此表仍讓讀者迅即看到《呂氏家塾讀詩記》所引的 重要學者，依然有其存在價值。（註21）至於《呂氏家塾讀詩記》所引諸家論述，已 有研究者整理出其內容面向，大致有幾個方面，「第一、總論某〈風〉，總論某 詩，此類特別多，或闡述詩旨，或評說詩義，或因詩論史，或以詩證史，或討論篇 名。第二、專論一章，此類或概述意義，或就一章內容進行評論。第三、評述句 義，有評述一句的，有評述兩句或三句的。或疏釋句意，或引申發揮，或印證史 實。第四、述釋詞語，或釋詞義，或釋地名，或辨析近義詞，或指明詞源。第五、 分析篇章，釋賦、比、興，釋風俗制度。這些論述以義理為主，兼及語言、修辭和 其他」，（註22）簡而言之，不論是面對《詩經》學的基本問題，或是詩旨的研判、 字詞句義的訓釋、詩歌的創作手法等，呂氏都以廣引諸家之說的方式進行操作，當 然，集解體式只要有意求詳，必然有這樣的結果，稱不上是《呂氏家塾讀詩記》獨
一種』」，庶幾近之。」杜海軍，〈讀詩記及其權屬與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 報》，6（北京：2003），頁 84。顯見杜氏所謂八十家是將人與書合在一起統計。吳冰妮則又以 為呂書「徵引諸儒之說達五十四家，徵引前代書籍也有六十二種。」吳冰妮，〈呂氏家塾讀詩記 前後文本比較分析──以公劉首章為界線〉，《文獻》，2（北京：2009），頁 106。 20. 筆者將此表重新羅列，且盡可能在某氏之後標出姓名：自漢至唐：毛氏（毛亨）、鄭氏（鄭 玄）、何氏（何休）、韋氏（韋昭）、陸氏（陸璣）、杜氏（杜預）、郭氏（郭璞）、孔氏（孔 穎達）、韓氏（韓愈）。宋儒：明道程氏（程顥）、伊川程氏（程頤）、橫渠張氏（張載）、成 都范氏（范祖禹）、滎陽呂氏（呂希哲）、藍田呂氏（呂大臨）、上蔡謝氏（謝良佐）、龜山楊 氏（楊時）、廬陵歐陽氏（歐陽修）、眉山蘇氏（蘇軾）、眉山蘇氏（蘇轍）、後山陳氏（陳師 道）、臨川王氏（王安石）、永嘉陳氏（陳亮）、延平羅氏、武夷胡氏（胡安國）、建安游氏 （游酢）、河東侯氏（侯仲良）、河南尹氏（尹焞）、南豐曾氏（曾鞏）、元城劉氏（劉安 世）、三山李氏（李覯）、長樂劉氏（此劉氏究為何人，不易確認。案，黃宗羲，《宋元學 案》，卷 39，〈豫章學案〉：「劉嘉譽，字德稱，長樂人。受學於延平。子世南，從林之奇 遊。」又，劉彝，字執中，福州人。幼從胡瑗學，《宋史》有傳，朱傳引一條，見〈信南 山〉）、莆田鄭氏（鄭樵）、永嘉鄭氏（鄭伯熊）、長樂王氏、山陰陸氏（陸佃）、渤海胡氏 （胡安定）、什方張氏、導江鮮于氏（或為鮮于侁）、董氏（董逌）、徐氏、邱氏、南軒張氏 （張栻）、晦庵朱氏（朱熹）。 21. 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的《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前有姓氏表，但最早的宋刊本則無，目 前學界公認最可靠且容易取得的《呂氏家塾讀詩記》版本是《四部叢刊續編》本，此書乃上海涵 芬樓據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影印，原為宋孝宗時本，為淳熙九年（1182）邱宗卿於江西漕臺 所刻，卷前有朱熹〈序〉，書後有尤袤「後序」，但無「姓氏」與「引用書目」，比較普及的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所收係陸釴重刊本，此本有朱熹〈序〉，但不載尤袤「後序」，行款 與宋本不同，且多訛誤，此外，清本如嘉慶十四年張海鵬刻《墨海金壺》本、錢儀吉《經苑》本 等也都有附此一姓氏表，甚至有附上引用書目者，其詳可參郭麗娟，《呂祖謙詩經學研究》（臺 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所碩士論文，1994），頁 106-116。 22. 程穎穎，《論呂氏家塾讀詩記》（濟南：山東大學碩士論文，2007），頁 23-24。
有的特色。 整體而言，《呂氏家塾讀詩記》刻意承接傳統漢學家的解《詩》統緒，對於當 代儒生的解釋也廣蒐博採，故「兼容並蓄」成為全書最顯而易見的一大特點，若不 細細尋繹，甚至會以為這是唯一的特點，且此一特點亦極為尋常，無足稱述，實際 《呂氏家塾讀詩記》的獨到特質並不如此單純，本文將在後面作進一步的申論。
三、《呂氏家塾讀詩記》對《詩經》漢學的維護與批評
(一)《呂氏家塾讀詩記》對《詩序》的維護與批評
東漢末年，《詩經》在漢儒長期的苦心經營之下，完成了一個神聖的脈絡，此 即以孔門弟子所傳授之三百篇為基點，通過具有權威性質的《毛詩序》，輔以《毛 傳》、鄭《箋》，以探究經由聖人刪削、存有褒貶微言的《詩經》。這種神聖性脈 絡的積極建構，被日後許多守《序》派的研《詩》之士普遍運用於三百篇的詮釋之 中，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必須信守的神聖譜系，也是研究上的先設條件。呂祖謙 被歸為守《序》派的一位大員，依照上面這個說法，《呂氏家塾讀詩記》應該全面 接受《序》說，不僅要予以闡述，必要時，對於諸家之反《序》言論也會提出適度 的回擊。檢視《呂氏家塾讀詩記》，筆者發現呂祖謙解詩確實多依《序》說，偶一 批評《詩序》，措辭也很溫和，且其評論集中在「後序」（詳後），可見若以《呂 氏家塾讀詩記》為絕對篤守《詩序》之作，則與事實不合，畢竟其守舊程度比起范 處義（紹興二十四年〔1154〕進士，年代與朱熹、呂祖謙相當）仍有一段不小的距 離。（註23）若謂其為尊重《詩序》之作，那就全然合乎事實，近人或以為呂氏著書 反對《詩序》（詳後），實不足憑信。 後世研《詩》學者通常將《詩序》分為〈大序〉與〈小序〉，其區分標準不 一，但多數以〈關雎‧序〉中不含首尾解題部分者為〈大序〉，〈關雎‧序〉中直23. 《四庫全書總目‧詩補傳三十卷提要》：「蓋南宋之初，最攻《序》者鄭樵，最尊《序》者則處 義矣。」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第 1 冊，卷 15，頁 337： 16b-338：17a。范處義深信《詩序》保留聖人對三百篇的理解，在意義上具有不可動搖的神聖 性，為了對抗疑經思潮的新觀點，他推出《詩補傳》，全書刻意採取擁護傳統的立場進行論述， 詳拙著《范處義詩補傳與王質詩總聞比較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9），頁 2-41。呂祖謙 的性格與思維與范氏不同，《呂氏家塾讀詩記》對於《詩序》尚未有如范氏那般強烈的忠誠度。
解〈關雎〉題義與其餘各篇〈序〉說為〈小序〉。為了敘述上的方便，〈小序〉開 頭「發端之語」可稱為「首序」（或「古序」、「前序」），其下申說之語則為 「後序」（或「續序」）。（註 24）呂祖謙在〈大小序〉一文中一開始即藉程氏之 語，表達他對《詩序》的基本看法： 程氏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或問 ： 『《詩》如何學？』曰：『只於〈大序〉中求。』」又曰：「國史得 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 詞也。」又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 （註25） 以上這段文字以大字處理，是為正文。小字注釋部分，呂祖謙共引張氏、蘇氏、 《釋文》、《隋書‧經籍志》、董氏五家之說，以此透露出他願意讓子弟知道前人 對於《詩序》的一些意見，包括：1.《詩序》有後人添入者，其內容淺近可辨。2. 《詩序》非出於孔子之手，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顯非一家之辭。3.〈大序〉是子夏 作，〈小序〉則為子夏、毛公合作。4.《詩序》出自子夏，毛公、衛宏「更加潤 色」……等。這些意見有的小有衝突，但呂氏並存之，不作優劣之評判，不過，正 文又引王氏語，以為《詩序》所言，雖孔子亦不可得知，何況子夏？似又等於承認 《詩序》早於孔子，子夏僅有整理之功。又引歐陽氏語，謂讀《詩》宜依賴《詩 序》。（註26）根據〈大小序〉一文所言，呂氏對於《詩序》的尊重可以確認，假若 他在《呂氏家塾讀詩記》中不時質疑、批駁《序》說，那麼其理念與實際操作即已 完全脫節，如此則《呂氏家塾讀詩記》也不可能成為尊《序》派中的名著了，陸侃 如僅抓住《呂氏家塾讀詩記》中的一兩句話，就直指「呂祖謙卻是一個力攻毛氏的
24. 相關名詞的討論可參張西堂，《詩經六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關於毛詩序的一些 問題〉，頁116-120；蔣善國，《三百篇演論》，頁 79-83。 25. 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 1，頁 16a。 26. 「歐陽氏曰：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同，故後儒 異說，為《詩》害者，當賴《序》文為證。」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 3，頁 17a。 案：歐陽修之言出自《詩本義》，不過，歐陽氏續云：「然至於二〈南〉，其〈序〉多失，而 〈麟趾〉〈騶虞〉所失尤甚，特不可以為信。疑此二篇之〈序〉為講師以己說汨之，不然安得繆 論之如此也！」歐陽修，《詩本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 冊，頁 11a-b。呂氏僅節 引其肯定《詩序》作用的部份。
人」，在呂氏筆下，「《詩序》的尊嚴完全失掉了」，（註27）由本文後面的統計， 可知此係背離事實之言。 雖然尊重《詩序》，但在呂氏心中，可以充分信賴的是「首序」，相較之下， 「後序」可靠性就沒那般高，主要原因是兩著的完成時間不同，他在解〈召南‧鵲 巢〉篇旨時指出： 三百篇之義，首句當時所作，或國史得詩之時，載其事以示後人，其下 則說詩者之辭也。說詩者非一人，其時先後亦不同。以《毛傳》考之， 有毛氏已見其說者，時在先也；有毛氏不見其說者，時在後也。…… 〈鵲巢〉之義有毛公所不見者也。意者後之為毛學者如衛宏之徒附益之 耳。《毛傳》尚簡，義之已明者，固不重出；義之未明者，亦必申言； 如鳲鳩之義雖刺不壹，而其旨未明，故《傳》必言鳲鳩之養其子，平均 如一，以訓釋之，今〈鵲巢〉之義止云德如鳲鳩，而未知鳩之德若何。 使毛公果見此語，《傳》豈應略不及之乎？……是說出於毛公之後，決 無可疑也。（註28） 儘管呂氏在〈大小序〉一文保留了前儒數種說法，但上述議論，可以代表他個人的 最終意見。呂氏既然認定「首序」「當時所作，或國史得詩之時，載其事以示後 人」，那麼，依其個性，若非萬不得已，無需刻意直指其說之非；出自「為毛學者 如衛宏之徒」之手的「後序」則不同，既是晚出之作，又與孔門無關，那就已無神 聖性可言，若真不能認同其說，不妨直言。只是，在呂氏心目中，《詩序》是一個 整體，故他雖然說「後序」「間有反復煩重，時失經旨，如〈葛覃〉、〈卷耳〉之 類，蘇氏以為非一人之辭，蓋近之」，但他又反對蘇轍《詩集傳》拋棄「後序」的 作法，以為蘇轍「止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易矣」，（註29）顯然對於「後 序」，呂氏還是保持相當程度的尊重，起碼，他希望《呂氏家塾讀詩記》的讀者可 以接觸到完整的《詩序》。 呂祖謙說詩，每詩都先引《詩序》之言，以示尊重，但確實偶而會忍不住批評 《序》說，這種批評《序》說出現的次數，以及用詞的平和或激烈，可以幫助我們
27. 陸侃如，《陸侃如古典文學論文集》，〈詩經參考書提要〉，頁 219-220。案：陸侃如所謂呂氏 力攻毛氏，包括呂氏批評《毛詩序》與《毛傳》。 28. 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 3，頁 1b-2b。 29. 同前引，卷 2，頁 6a-b。
理解《呂氏家塾讀詩記》的解經傾向，假若要推翻呂祖謙為尊《序》學者之說，則 《呂氏家塾讀詩記》必須有相當比例的反《序》言論才行。陸侃如曾表示呂氏為一 反《序》的說《詩》者，但其所舉之例僅〈衛風‧氓〉、〈衛風‧伯兮〉、〈王 風‧君子于役〉、〈鄭風‧野有蔓草〉四篇。另據趙制陽統計，《呂氏家塾讀詩 記》不信《詩序》之例有〈鄘風‧柏舟〉、〈王風‧君子于役〉、〈齊風‧著〉、 〈小雅‧祈父〉、〈小雅‧白駒〉、〈小雅‧黃鳥〉、〈小雅‧我行其野〉、〈大 雅‧文王有聲〉等八篇，其中，僅有〈君子于役〉與陸氏所舉重複。杜海軍的觀察 則又與此完全不同，他舉出《呂氏家塾讀詩記》批評《詩序》者五篇：〈周南‧葛 覃〉、〈召南‧采蘋〉、〈召南‧摽有梅〉、〈衛風‧氓〉、〈大雅‧旱麓〉。以 上十六篇中，筆者重新翻檢《呂氏家塾讀詩記》的結果，確定僅有〈葛覃〉、〈柏 舟〉、〈氓〉、〈伯兮〉、〈君子于役〉、〈野有蔓草〉、〈旱麓〉七篇可以見出 呂氏對《序》說稍有微辭。若謂上述學者僅是信手舉例，那麼本文可以用最嚴苛的 標準，將幾篇呂氏有質疑《序》說之意，而前人未曾言及的詩篇，全部列舉出來： 〈召南‧鵲巢〉、〈麟之趾〉、〈江有汜〉、〈邶風‧北風〉、〈鄭風‧緇衣〉、 〈齊風‧東方未明〉、〈唐風‧葛生〉、〈豳風‧破斧〉、〈小雅‧我行其野〉、 〈楚茨〉、〈白華〉、〈緜蠻〉、〈大雅〉的〈靈臺〉、〈行葦〉、〈既醉〉、 〈民勞〉、〈蕩〉、〈召旻〉、〈周頌〉的〈絲衣〉、〈酌〉、〈桓〉，以上共計 二十一篇，加上前舉七篇則是二十八篇，佔三百五篇的 9.18％。上面的〈鄘風‧柏 舟〉，呂氏引《史記》、《國語》質疑〈序〉說，但並未提供新解。既然如此，筆 者不妨也將呂氏持闕疑態度的〈小雅‧雨無正〉、〈周頌‧般〉、〈魯頌‧泮水〉 等三篇納入計算，這樣《呂氏家塾讀詩記》未能盡依《詩序》之說的共計三十一 篇，占了全《詩》的 10.16％。假如，這個數字代表呂祖謙另立新解的詩篇有一成 的比例，那麼學者來質疑其對於《詩序》的忠誠度，或許還有理可說，但情形絕非 如此，上述三十一篇中，與《詩序》大同小異的有二十一篇（含不錄〈續序〉之四 篇）、大異小同的四篇、完全相異的二篇，以及闕疑的四篇（含質疑〈序〉說，未 立新解的一篇），（註30）其中以大同小異者最多。僅統計呂氏說詩全與《詩序》同 義的就有二百七十四篇，比率高達 89.83％。若加上二十一篇大同小異的部份，則 更有 96.72％的超高比率，可見呂氏《呂氏家塾讀詩記》被劃入尊《序》一派陣營
30. 案：三十一篇中，說與《詩序》大異小同的是，〈東方未明〉、〈葛生〉、〈破斧〉、〈我行其 野〉，完全相異的是，〈楚茨〉、〈民勞〉，闕疑的是，〈柏舟〉、〈雨無正〉、〈般〉、〈泮 水〉，其餘二十一篇與〈序〉說大同小異。
完全合乎事實。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所說的呂氏未能完全接受《詩序》的三十一篇 中，主要是針對〈續序〉而發，且〈蕩〉、〈召旻〉、〈絲衣〉、〈酌〉四篇， 《呂氏家塾讀詩記》僅引「首序」，不引「後序」，前兩篇有引蘇轍語以表達異 議，後兩篇則無一字的批評文字。這四篇都在〈公劉〉之後，屬於呂氏來不及修訂 的範圍，設使當年呂氏可以修畢全書，補進四篇「後序」的機會很大，因為這關聯 到全書體例的問題。
(二) 《呂氏家塾讀詩記》對《毛傳》、鄭《箋》的維護與批評
宋儒對於漢儒的章句之學往往不能接受，以為破碎害道，故多有撥棄傳注、務 求標新的作風，呂祖謙對於徒誦詁訓、迂緩拘泥的前儒也頗反感，他曾上疏宋孝 宗，指斥那些不知內省的儒生，不過，呂氏對於王肅、鄭玄這些古代大儒的注經成 績依然極為肯定，（註31）他曾如此說道： 學者多舉伊川語，云：「漢儒泥傳注。」伊川亦未嘗令學者廢傳注。近 時多忽傳注，而求新說，此極害事，後生於傳注中，須是字字考始得。 （註32） 顯然呂祖謙肯定傳注之學對於讀經者的必要性，所反對的是極端繁瑣的章句義疏之 學，從《呂氏家塾讀詩記》之行文有力求簡約的傾向，可知此一想法的確落實在其 解《詩》的成果中，而此一概念正是呂祖謙「讀《詩》應先看其大義」的一貫主 張，（註33）在他看來，窮研訓詁，不僅無益，反而有礙對詩之大義的探求。訓詁的 講究，用在其他經典中，或許有其必要性，但三百篇不過是詩人性情的表現，做為31. 呂氏上疏宋孝宗：「……今陛下不待箴諫，此累自除，恢明聖道，無若此時之易。章句陋生乃徒 誦詁訓，迂緩拘攣，自取厭薄，不知內省。……陛下所當留意者，夫豈鈆槧傳注之間哉？」呂祖 謙，《東萊集》，卷3，〈乾道六年輪對劄子二首〉，頁 8a-9a。又云：「傳註之學，漢之諸儒專 門名家，以至於魏晉梁隋唐，全經固失，然而王肅、鄭玄之徒說存，而猶有可見之美。自唐太宗 命孔穎達集諸家之說為《正義》，纔經一番總集。後之觀經者，便只知有《正義》，而諸儒之說 無復存。」呂祖謙，《左氏傳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52 冊，卷 2，〈莊公〉，頁 2a。 32. 呂祖謙，《東萊外集》，卷 6，〈己亥秋所記〉，頁 39b。 33. 「學者多不要看先儒議論，如至大至剛，以直必有事焉而勿正。此本是趙岐說，後生卻謂伊川創 出此說。今所編詩，不去人姓名，正欲令人見元初說著詩先要看大義，又要研窮，如不以文害 辭，不以辭害意，是看大義。研究時，卻須子細看。」呂祖謙，《東萊外集》，卷6，頁 33a。
讀者，最重要的是要能知曉詩人之心，而非一味從事章解句釋的工作。本著此一理 念，呂祖謙強調詩的平易性，也跟許多宋儒一樣，鼓勵讀者善用涵泳諷誦、優游玩 味的讀《詩》法以貼近詩人之心，進而理解詩義。（註34）清代漢學家常以為透過文 字訓詁是通經的最佳方法，甚至表示聖人義理就在典章制度之中，（註35）不過，宋 儒不論是尊《序》派或反《序》派，幾乎都不特別考究聲音訓詁，而認為諷詠玩味 才是最好的讀《詩》法，譏評呂祖謙為毛、鄭佞臣的朱熹，也有這樣的特質與表 現。（註36）基本上，判斷後儒對於傳統《詩經》學究竟抱持什麼樣的態度，考察其 對《詩序》的依違程度，是一個最快捷可靠的方法，其次則是《毛傳》與鄭 《箋》，不過，當解《詩》者幾乎認同《詩序》的解釋時，其對毛、鄭的接受度即 便不高，但也無妨於其為傳統《詩經》學的擁護者。這是因為《詩序》的任務乃在 理解全詩所要傳達的言外之意或內層意義，亦即其從事的是一種探索、詮釋聖人深 意的工作，《毛傳》雖然也有統釋全篇的意圖，但主要還是在解釋字義，其次是標 出興體，讓讀者注意到詩的創作用心；至於鄭《箋》的寫作用意在「表識《毛
34. 呂祖謙引述謝氏之說：「《詩》須諷味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 學《詩》卻無感動興起處，只為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 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呂氏家塾讀詩記》，卷1，頁 6a。他服膺張載「置心平易始知 《詩》」之語，也如此強調：「詩者人之性情而已，必先得詩人之心，然後玩之易入。」、 「《詩》三百篇，大要近人情而已。」、「看詩且須諷詠，此最治心之法，看詩者欲懲穿鑿之 弊，欲只以平易觀之，惟平易則易看，若有意要平易，便不平易。」、「今之言《詩》者，字為 之訓，句為之釋，少有全傳一篇之意者。」呂喬年編，《麗澤論說集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第703 冊，卷 3，〈門人所記詩說拾遺〉，頁 1a-2a。 35. 錢大昕：「有文字而後有訓詁，有訓詁而後有義理。訓詁者，義理之所由出，非別有義理出乎訓 詁之外者也。」錢大昕著，《潛研堂文集》，卷24，〈經籍纂詁序〉，收入陳文和主編，《嘉定 錢大昕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第 9 冊，頁 377。戴震：「訓故明則古經 明，……賢人聖人之理義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收入 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4），第 6 冊，頁 505。 36. 朱子：「人言何休為《公羊》忠臣，某嘗戲伯恭為毛、鄭之佞臣。」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 《朱子語類》（臺北：華世出版社，1987），第 8 冊，卷 122，頁 2950。朱子又云：「且置〈小 序〉及舊說，只將元詩虛心熟讀，徐徐玩味。」、「須先去了〈小序〉，只將本文熟讀玩味。仍 不可先看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認得此詩是說箇甚事。」、「讀《詩》正在於吟咏諷誦，觀 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然足以感發善心。」、「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 味，……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 法。」、「讀熟了，文義都曉得了，涵泳讀取百來遍，方見得那好處。」、「某注得訓詁字字分 明，卻便玩索涵泳，方有所得。」以上見《朱子語類》，第6 冊，卷 80，〈論讀詩〉，頁 2085-2088。另，朱熹《詩集傳》的訓詁過分簡略，也有研究者以為是一大缺陷，詳李家樹，《詩經的 歷史公案》，頁114-118。
傳》」，（註37）有時也以今文說修正毛意，（註38）此外就是針對部分《序》說進行 箋釋。所以，宋代不論是尊《序》派或反《序》派都可以批評毛、鄭的訓釋，最擁 護《詩序》的范處義都可以「補」毛公在文義上所不足的「傳」，且目中無鄭 《箋》了，（註39）呂祖謙當然也可以批評毛、鄭之說。問題是，引述毛、鄭的數量 如果多，而批評的比例卻很少，那麼就更加可以顯現其對於傳統《詩經》漢學的支 持心態了。 在最容易發現的體例部分是，《呂氏家塾讀詩記》在〈小雅〉的分什方面與傳 統《毛詩》不同，傳統《毛詩》將〈小雅〉區分為〈鹿鳴之什〉、〈南有嘉魚之 什〉、〈鴻鴈之什〉、〈節南山之什〉、〈谷風之什〉、〈甫田之什〉與〈魚藻之 什〉八個單元，其中〈鹿鳴之什〉與〈南有嘉魚之什〉連同有目無辭的詩作分別都 有十三篇之多，最後一個單元〈魚藻之什〉則是十四篇；《呂氏家塾讀詩記》則將 〈小雅〉分為〈鹿鳴之什〉、〈南陔之什〉、〈彤弓之什〉、〈祈父之什〉、〈小 旻之什〉、〈北山之什〉、〈桑扈之什〉與〈都人士之什〉，共八個單元。呂氏的 作法是沿襲蘇轍的《詩集傳》而來，主要是因他也認為如此改什才能恢復孔子之 舊。（註40） 當然，〈小雅〉的重新分什，僅是形式上的出入，與經旨的解釋無關。不過， 據杜海軍的觀察，「呂祖謙並非本《序》說詩，也未堅守毛、鄭舊說。許多地方呂 祖謙糾正了漢人說《詩》的穿鑿。」（註41）假若此說為是，那就顛覆了傳統的認 知，所以本文有必要檢視杜說的真實性。 以《四部叢刊續編》本《呂氏家塾讀詩記》來說，全書引《毛傳》大字正文多 達一千五百四十七條，小字注文九十八條；引鄭《箋》大字正文一千零八十七條， 小字注文三百一十五條。（註42）只要統計出呂氏反對毛、鄭之說者佔所引條數的比
37. 鄭玄《六藝論》：「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 別也。」引自陸德明，《經典釋文》（臺北：學海出版社，1988 年），上冊，卷 5，頁 1a。 38. 「鄭《箋》宗毛，然亦間有從《韓》、《魯》說者……。」見惠棟，《九經古義》（北京：中華 書局，1985），卷 6，頁 77。「鄭君箋《詩》，自云：『宗毛為主，其間有與毛不同者，多本三 家《詩》。』以今考之，其本於《韓詩》者尤夥。」見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 書局，1992），上冊，卷 1，〈雜考各說〉，頁 20-23。 39. 詳拙著《范處義詩補傳與王質詩總聞比較研究》，頁 23-24。 40.「蘇氏曰：毛公推改什首，予以為非古，於是復為〈南陔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 舊。」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18，頁 2a。 41. 杜海軍，〈呂祖謙的《詩》學觀〉，《浙江社會科學》，5（杭州：2005），頁 136。 42. 若據《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則《呂氏家塾讀詩記》引《毛傳》大字正文計一千五百三十六 條，小字注文九十七條；引鄭《箋》大字正文一千零八十二條，小字注文三百一十一條。
例，即可知其對於《毛傳》、鄭《箋》的接受程度。 杜海軍為了證成其說，具體地表示，呂氏指出《毛傳》和鄭《箋》不得詩人之 意的有〈鶴鳴〉、〈東山〉、〈緜〉、〈甫田〉四篇，批評《毛傳》和鄭《箋》訓 詁內容的也有四篇：〈卷耳〉、〈鴟鴞〉、〈伐木〉、〈六月〉，指出鄭《箋》對 《毛傳》的誤解有〈采葛〉一例。（註43）即便杜氏所舉之例全部屬實，則《呂氏家 塾讀詩記》批評毛、鄭舊說的也僅佔其所引條數的 0.295％，不到千分之三，比例 可謂極低，何況細讀上述諸篇之《呂氏家塾讀詩記》文字，筆者發現，呂氏措辭不 僅極為溫和，且往往並無杜氏所云有反對毛、鄭之意，例如解〈鶴鳴〉云：「此詩 既不見所指，諸家雖互有所長，然未必得詩人之意也。今存其訓故，以待知者。毛 氏最在眾說之先，恐其傳有自，亦附注焉。」（註44）這樣的說解，豈能以之為呂氏 批評毛、鄭之例？又如解〈東山〉云：「蘇氏曰：東征之士皆西人也，方其在東， 未嘗不曰歸耳。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又以小字標出毛說：「『我心西 悲』，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註 45）杜氏謂：「據 《讀詩記‧條例》……，知呂祖謙此處主蘇而棄毛。呂祖謙又闡述己見說：『勿士 行枚，亦歸士之情也。自幸全身而歸，願勿從事於行陣也。所謂序其情而閔其勞 也。』呂祖謙此說最得詩意。」（註46）可是根據《讀詩記‧條例》，此處毛說若非 「可以足成前說」，即是「說雖不同，當兼存者」，非如杜氏所言呂氏「主蘇而棄 毛」。再如呂氏解〈伐木〉「諸父」、「諸舅」之詞，以大字正文引朱氏曰：「諸 父，親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下以小字注釋引毛氏 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父友其賢臣， 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者。」（註47）杜氏謂「知呂祖謙此處主朱而棄毛說。」（註48） 所犯之錯誤如前所言。筆者檢視杜氏所舉詩篇，發現杜氏所舉之例，可以確定呂祖 謙批評毛、鄭之說者僅有〈卷耳〉（批評毛說）、〈緜〉、〈甫田〉（以上兩篇批 評鄭說），以及〈鴟鴞〉（毛、鄭一併批評）。不過，呂氏在〈檜風‧素冠〉末章 後云：「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為大祥之冠，蓋引〈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 也，朝服縞冠』之文，其說誤矣。」於〈小雅‧楚茨〉三章下則云：「為爼孔碩，
43. 杜海軍，〈呂祖謙的《詩》學觀〉，頁 137-138。 44. 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 19，頁 38a。 45. 同前引，卷 16，頁 23b。 46. 杜海軍，〈呂祖謙的《詩》學觀〉，頁 137。 47. 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 17，頁 23a-b。 48. 杜海軍，〈呂祖謙的《詩》學觀〉，頁 138。
謂薦孰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氏以為一事，誤矣。燔肉與肝炙，豈得謂之孔 碩乎？」（註49）這兩篇批評了鄭《箋》，而為杜氏所忽略，加上呂氏批評鄭《箋》 解〈小雅‧鴛鴦〉「鴛鴦在梁」句較為僵化，此篇杜氏在他書中曾予指出（詳 後），如此，則呂氏反對毛、鄭之說的，分別僅佔所引條數的0.12％與 0.42％，正 可見呂氏不僅極度尊重《詩序》，也相當重視毛、鄭之解釋。
四、《呂氏家塾讀詩記》的特質及其在《詩經》學史上的意義
宋代是經學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時代。在《詩經》的研究部分，宋儒在嚴格的方 法論上並無明顯的創新之處，但是在解《詩》的觀點上卻有突破性的進展。質疑 《詩序》的學者強烈懷疑《毛詩》所代表的歷史性與傳統性的解釋，認為這些解釋 只能算是延伸性甚至是迂曲的說法，對於《詩經》本義的探索反而是一種障礙。呂 祖謙不屬於這一陣營中的學者，他的《呂氏家塾讀詩記》擁護《詩序》，尊重毛、 鄭的解釋，對於孔《疏》的引述條數也極多，全書所引「孔氏曰」大字四百六十八 條，小字一千一百三十七條，〈公劉〉二章以下引「（孔）疏曰」大字四條，小字 兩條，全部合計多達一千六百一十一條，若不論大字與小字的質性差異，這樣的引 述次數已經超過鄭《箋》的一千四百零二條，接近《毛傳》的一千六百四十五條 了。整體來看，《呂氏家塾讀詩記》對於傳統《詩經》漢學的支持程度，無庸置 疑。另一方面，呂祖謙對於宋代對立面的研《詩》之士的解經成果也給予相當程度 的尊重，當然，對於鄭樵那樣的極端反《序》人物，他持保留態度，所以《呂氏家 塾讀詩記》引述鄭樵之說，大字正文僅十條，小字注釋更僅有四條。相對之下，他 對於幾位「新中帶舊」的學者的引述次數則顯得頗為大方，例如引歐陽修大字正文 一百七十條，小字注釋三十七條；引蘇轍大字正文三百四十二條，小字注釋一百一 十條；引朱熹大字七百零七條，小字三百六十三條。上述三家就有兩家超過其所引 程氏的大字正文兩百一十五條，小字注釋七十九條，由此可見呂氏對於新派說 《詩》者確實能夠給予足夠的肯定。（註50）49. 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 14，頁 3b-4a；卷 22，頁 16b。 50. 雖然朱熹不忘強調，「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但新說不同於 舊說，其差異是在對於《詩序》的態度上，以及朱熹自言「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的部 分，章旨、作意、訓釋方面，不會有太大的不同。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前，朱熹 〈呂氏家塾讀詩記序〉，頁2a。
表面看來，即使是引述最多的宋儒朱熹，其被引述的條數依然不及孔《疏》之 多，但若僅從大字正文觀之，朱熹的七百零七條仍遠多於孔氏的四百六十八條，在 全書中，僅次於《毛傳》的一千五百四十七條，與鄭《箋》的一千零八十七條，何 況，《呂氏家塾讀詩記》全書引述的宋儒家數在三、四十家以上，如此，若謂呂氏 著書有融貫群言、兼採漢宋之意，當是合理的推論。 漢宋兼採是《呂氏家塾讀詩記》的一大特色，但呂祖謙自有其一貫立場，事實 上幾乎全引《詩序》之文，且負面評論之處極少，此一解經立場即不言而喻。 就研習經典的目標而言，《詩經》詮釋的重點在詩義的解說。在孔穎達之前， 《毛詩》學者想要對於〈序〉文有進一步的理解，僅能依靠鄭《箋》，不過，鄭玄 箋《序》並不全面，三百一十一篇《序》文，無箋注的有七十六篇，占總數的 24%。（註51）孔穎達《毛詩正義》對於《詩序》一一作疏解，此書以隋劉焯《毛詩 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為稿本，可謂集六朝《詩》說之全。（註52）《毛詩》的 愛好者有了孔《疏》，漢唐經師對於詩旨的闡明，幾乎盡在目前。《呂氏家塾讀詩 記》大量引述鄭、孔之見，有其含意。 此外，《呂氏家塾讀詩記》雖廣引宋儒之說，但對於南宋早期批判《詩序》最 為激烈的三家──鄭樵、王質（1135-1189）、朱熹之引述狀況，（註53）更透露出其 解《詩》態度。黃震（1213-1280）《黃氏日抄‧讀毛詩》云： 雪山王公質、夾漈鄭公樵，始皆去《序》而言《詩》，與諸家之說不 同。晦庵先生因鄭公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雖東萊 不能無疑焉。（註54）
51. 李世萍，〈《鄭箋》對《毛詩序》的箋注〉，《蘭州學刊》，173（蘭州：2008），頁 176。 52. 黃焯，《毛詩鄭箋平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序〉，頁 6。 53. 《四庫全書總目‧詩序二卷提要》：「《詩序》之說，紛如聚訟。……以為村野妄人所作，昌言 排擊而不顧者，則倡之者鄭樵、王質，和之者朱子也。」〈詩補傳三十卷提要〉：「蓋南宋之 初，最攻《序》者鄭樵，最尊《序》者則處義矣。」〈詩總聞二十卷提要〉：「南宋之初，廢 《詩序》者三家，鄭樵、朱子及質也。鄭、朱之說最著，亦最與當代相辨難。質說不字字詆〈小 序〉，故攻之者亦稀；然其毅然自用，別出新裁，堅銳之氣，乃視二家為加倍。」以上分見紀昀 等，《四庫全書總目》，第1 冊，卷 15，頁 330：2a-2b；頁 337：16b-338、17a；頁 338：18a。 54. 黃震，《黃氏日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07 冊，卷 4，頁 1b。黃震於章叔平《讀詩 私記‧序》下又云：「《詩》自衛宏作〈小序〉，諸儒往往憑之以說《詩》，隨其所發，理趣雖 精，而《詩》之所以作，則世遠未必知其果然否也。王雪山、鄭夾漈始各捨《序》而言《詩》。 朱晦庵因夾漈而酌以人情天理之自然而折衷之，所以開示後學者已明且要。」朱彝尊，《經義
黃氏所述王、鄭、朱三家中，王質的年代與呂祖謙相當，其《詩總聞》內容未見於 《呂氏家塾讀詩記》，當是其書原先罕見，（註55）呂氏手中無此書之故，不能解釋 為其對王氏另有偏見。最需注意的是鄭樵，鄭氏廢《序》，其批評矛頭同時指向 《毛傳》、鄭《箋》，朱子原本對於《詩序》採取接受的態度，其後因受鄭樵《詩 辨妄》的影響，改寫《詩集傳》，（註56）不過，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雖廣引 宋儒之說，書中的「莆田鄭氏曰」卻極少，且多屬於無關宏旨的文字訓釋，例如解 〈小雅‧苕之華〉「牂羊墳首」句云：「牝羊首小，今也羸瘰，反首大而身小。」 解〈大雅‧大明〉「會朝清明」句云：「會朝者，會戰之朝。」解〈大雅‧緜〉 「聿來胥宇」之「聿」字云：「聿，遂也。」（註57）再者，《呂氏家塾讀詩記》引 朱《傳》文字雖總數超過一千條，數目驚人，但朱熹在為《呂氏家塾讀詩記》作 〈序〉時不忘強調：「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 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 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 恭父已下世矣！」（註58）晚期的朱熹大肆抨擊《詩序》，呂氏則一路走來始終如 一，（註59）朱呂二家對於「雅鄭邪正」的問題更是始終爭論不下，（註60）在呂氏過 世後，朱熹仍然不忘利用機會表達其對呂氏執意用其舊說的遺憾之意，也由此可
考》（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卷 110，第 4 冊，頁 107。 55. 據黃震所言，其時論《詩》的學者，王質與鄭樵二人都「去《序》言《詩》」，與一般諸家不 同，由此可見王、鄭二人的特出之處已引起學者注意，不過，王質的《詩總聞》要在其過世五十 年後才刊行，因此論及反《序》、廢《序》動作對時人的影響，王質仍不能跟鄭樵相比。詳拙著 《范處義詩補傳與王質詩總聞比較研究》，頁94-95。 56.「舊曾有一老儒鄭漁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與疊在後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虛心看正 文，久之其義自見。」、「《詩序》實不足信。向見鄭漁仲有《詩辨妄》，力詆《詩序》，其間 言語太甚，以為皆是村野妄人所作。始亦疑之，後來子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 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見朱熹，《朱子語類》，第 6 冊，卷 80，頁 2068、 2076。 57. 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卷 24，頁 24a；卷 25，頁 15b、17b。 58. 同前引，卷前，〈呂氏家塾讀詩記序〉，頁 2a。 59. 朱熹自謂其與呂氏的個性差異，造成了兩人立說上的不同；呂氏論學「平恕委曲之意多」，故能 兼涵容眾，以博見長；朱氏「所論皆有奮發直前之氣」，故能精益求精，見微知著。詳洪春音， 《朱熹與呂祖謙詩說異同考》（臺中：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5），頁 235。 60. 朱呂二家關於《詩經》的論辯包括《詩序》之辯、「思無邪」之辯、「雅鄭邪正」之辯與《詩 經》是否入「雅樂」及其功用之辯，詳姚永輝，《朱熹與呂祖謙關於詩經的四大論辯平議》（成 都：四川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5），頁 11-31。又據李家樹所言，朱呂二人爭論最激烈的焦 點，其實是「雅鄭邪正」的問題，也即所謂「淫詩」問題。李家樹，《詩經的歷史公案》，〈宋 代淫詩公案初探〉，頁83-112。
見，呂氏一方面承認其友敵朱熹為當代一大儒，必須尊重，但又堅持其一貫的解 《詩》立場，只肯在《呂氏家塾讀詩記》中引述朱熹舊說。此中透露出的訊息是， 呂氏說《詩》古今並蓄，但仍以傳統漢學為主要解釋取向，宋儒之說，家數雖極 多，但主要是拿來作為輔助說明與補充論述之用，並且，宋儒涉及到反傳統的鮮明 議論，很難被其引述。 目前研究《呂氏家塾讀詩記》的學者，對於呂祖謙《詩經》學特質與成績，呈 現兩種截然不同的研判。其一是以為《呂氏家塾讀詩記》對於《詩經》篇目的詮 釋，有關詩旨部分，大多採信《詩序》觀點論述，此一尊《序》立場，注定其對詩 旨的討論難以翻出新意，就經義的闡釋而言，即是一個限囿；縱有偶發之創見，亦 僅為細枝末葉的陳說。（註61）另一種說法以為，呂氏為一反《序》的說《詩》者， 對於毛、鄭的解釋也展現了突破的力度。（註62）後者應該是有為呂氏平反的用心， 但由本文在前面所提的一些數據，可知其為誇張之詞，不需深信。至於前者，幾乎 已成學術上的通識，實則這樣的評議有其盲點存在，筆者擬由反批其論點，以見 《呂氏家塾讀詩記》在《詩經》學史上的存在意義。 首先，我們可以直問：宋代以及之後的《詩經》讀本，無論其書如何開拓格 局，是否只要受到《詩序》的限囿，詩旨詮釋無由自出新意，就可以被宣判為陷入 傳統的窠臼，不能獲得較高的評價？其實，這關涉到經典詮釋的角度。有論者以為 呂氏解說詩義，雖間有議論，「亦多從儒家教義與《左傳》人事上談，從未領會 『風謠』的來歷與特性，故所論常難以跳出古文《詩》說的範圍」。（註63）這是以 三百篇為純歌謠的成見所作出的批評，無視兩三千年前的周代並無純文學總集這樣 的事實，（註64）假若論者可以從動態之經學發展史的觀點來看待古人的研《詩》成 果，就不會有此先入為主的時代錯置（anachronism）概念。（註65）回到經學史的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