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溝通的困境與教育中溝通理性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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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

當代溝通的困境與教育中溝通理性之

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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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輝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兼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院長

收稿日期：2012年3月20日，接受刊登日期：2012年8月1日。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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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教育即溝通」是一個時髦且深刻的命題，師生之間的溝通情形直接影響著學校教育的效果，由此師生溝通技巧成為現代教育研究一個頗受關注的領域。特別是當代社會的現代性特質，讓人們的溝通更加困難。本文通過哈伯馬斯（J. Habermas）對人際溝通的獨特視野，來深入理解當代社會的溝通困境，並嘗試以之反思教育現場中，我們所碰到的種種教育問題。關鍵詞：教育、溝通理論、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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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emm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cative Reason

in Education

Chen-Hui Wang

Profess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Abstract

"Education is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a fashional and profound propositions. Communic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directly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at schools, and it has become a modern educational research areas. And the communication is more difficult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with the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ity. This article tries to understand the difficulties of communicatio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by J. Habermas’ unique perspective on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to reflect the variety of issue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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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溝通可以說是最簡單的事情，可是它也是最困難的工作，說它簡單，是因為每個人都做得來，只要能講話，一般的行為能力，都能做得到；說它困難，是因為雖然我們每天都在跟人家溝通，可是常常詞不達意、誤解別人的意思、一廂情願的理解，或者受到某些我們不知道的價值觀與意識型態的影響而講出的話、做出的動作讓人不舒服、困擾與痛苦，所有這些更進一步會造成人際的衝突、社會的對立、國家之間的戰爭，一句話：不安與煩惱皆肇因於溝通不良，所以說它是最為困難的工作。底下我們就來看看一個溝通不良的實際案例：台北地檢署檢察官張安箴近來偵辦一起自殺案，發現一名公務員原本要和懷有雙胞胎的未婚妻共結連理，卻因婚事籌備問題嘔氣，女方傳簡訊「你去死…」，結果新郎竟真的自殺身亡，新娘在驗屍現場崩潰泣訴：「簡訊都是氣話，沒想到你真的去死。」偵辦檢座感慨吵架原來要練習…… 檢方認為去死簡訊是氣話，未追究新娘是否觸法，已將全案偵結。但令人鼻酸的是，事發時，新娘已懷孕4個月，事後已拿掉2個Baby，回娘家靜養，一句氣話3條命，讓檢察官感慨萬千！據檢方調查，新郎和新娘因為有了孩子決定結婚並迎接小生命，可是雙方意見分歧，新娘子為了爭取自己權益，挺著大肚子「奮戰」，從鑽戒幾克拉，到能住幾坪大房子都相當堅持，不僅用電話口頭提醒新郎「要有良心」，也用簡訊轟炸，其中不乏哀兵政策，再三講自己的苦處，為小孩著想的用心，但眼看新郎做不了主，新娘子乾脆什麼難聽的話都出籠，比如「沒用的廢物」、「嫁給你真倒楣」、「你們全家都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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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覺新郎沒回應後，更氣極敗壞傳「你去死，我去死，大家一起死一死！」擔任基層公務員的新郎對於新娘的要求無能為力，覺得怎麼做對方都不滿意，領固定薪水、名下沒有房子的他十分失落，今年1月間和新娘大吵一頓後，沒有留下遺書就結束生命。「原來吵架是需要練習的，常常在氣頭上被你摧毀的都是你最親愛的人啊！」這段故事被張安箴檢察官記錄在她的部落格內，引起網友回響。張安箴說，氣頭上最容易忘記爭吵的真正目的，變成都在用心攻擊對方或傷害對方，原本的吵架焦點都模糊了，傷害卻已造成。1 講話很簡單，但講對的話、講好的話、講令人愉悅地接受的話真的很困難。身為教育者，我們整天寫文章、口語講授、規勸學生、循循善誘同學，事實上都是一種溝通，對上級、對平輩和對下屬、學生，無時無刻不在進行溝通；其中，我們通過溝通要達到教育學生的目的，溝通更顯其重要性。最近看到一則令人動容的師生關係，它是這樣寫的： 68歲退休大學講師韓曦晨，5年來無怨無悔，守在高齡89歲的初中老師病榻旁，陪恩師羅敦健走完人生最後一程；老師臨終前拉著他的手，感激地說：「我們下輩子再做師生吧！」為近一甲子師生緣，譜下令人動容的休止符。韓曦晨一頭白髮，退休前是明新科技大學物理講師，羅敦健是他50多年前的恩師，2月8日辭世，享壽89歲。2月27日上午，數百名學生為羅敦健舉行告別式，與會者不乏大學校長、將領，當看見韓曦晨自費刊登的「我們敬愛的老師走了」訃文，無不熱淚盈眶。80多歲的退休講師葉詠絮感慨說，「世上再也找不到這樣的學生了！」韓曦晨1954年讀初中，受教於羅敦健，當時學生不多，生活清苦，師生

1 林俊宏，〈新娘氣說你去死新郎真的去自殺〉，《自由時報》2010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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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互動頻繁，就像個大家庭。韓曦晨說，孑然一身的羅老師，像極了詩仙李白，瀟灑狂放不羈，暗地資助貧苦孩子，薪水幾乎全花在學生身上。初中、高中6年與羅老師朝夕相處，培養出父子般情感，韓曦晨後來從技術學院助教，一路當到大學講師，成家立業後，依然每星期到老師住處噓寒問暖。 10年前，羅敦健身體狀況越來越差，韓曦晨為了照顧他，常在學校、醫院兩頭跑，後來索性退休，全力照顧恩師。老師在遲暮之年，常與韓曦晨在病榻旁吟詩作對，或笑談昔日趣聞。2006 年間，羅敦健中風摔倒，生活無法自理，說話也不清楚，韓曦晨幾乎每天幫他刷牙、刮鬍子、餵食，日常起居照料都由他一肩扛起。雖僅能以眼神、手勢交流，卻因心靈相通，溝通無礙。半年前，羅敦健因肺炎必須插管，再也無法言語，吃東西更是不易，韓曦晨還是買來老師最愛的過橋米線和豬肝湯，細心餵食。 8日上午，羅敦健突然醒轉，雙手緊握著曦晨，嘟噥地說：「這麼多年來真是謝謝你！我們下輩子再做師生吧！」不久含笑沉睡，當天稍晚離開人世。韓曦晨說，能和老師共處近60年，也是一種福報吧！2 我相信很多從事教育工作的人，大多嚮往這則新聞中的師生關係，希望自己與學生能達到其中的「心靈相通，溝通無礙」的境界。很多人都知道，師生關係乃為學校學習環境中最為重要的一環，師生彼此之間的互動影響學生極鉅，它會影響到學生的學習態度、價值觀念、人格發展，甚至是未來成就，而理想師生關係的建立，大部分有賴於為人師者具備良好的溝通素養與技巧。隨著人們對教育性質的認識不斷深入，「教育即溝通」成為一個時髦且深刻的命題，師生之間的溝通情形直接影響著學校教育的效果，由

2 蔡彰盛，〈師生一甲子淚盼「來生緣」〉，台北，《自由時報》2010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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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師生溝通成為現代教育研究一個頗受關注的領域。3 最近國內交通大學甚至開出一門教導學生如何約會的課程，普受學生的歡迎，據開課的陳膺宇老師表示，現在的學生只會上網，卻不懂得與人互動，希望藉由模擬約會計畫，讓學生面對真實世界的人際交往。4_{可見學生是多麼渴望無礙的溝通。} 在本文中，我們透過哈伯馬斯（J. Habermas）對人際溝通的獨特觀察，來深入理解當代社會特別複雜的溝通問題，並嘗試用以反思教育現場中，我們所碰到的種種切膚之痛的教育問題。

貳、現代人溝通的困境─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誠如前述，溝通本身就已是相當困難的事，亟需人們謙虛地學習；然而，當代的溝通更加困難，這是因為當代社會由於科技的高速發展、社會競爭愈趨激烈，特別是多媒體與電腦網路的快速崛起，各種影音分享社群普受喜愛，新人類習慣於畫面的演繹，對於傳統典籍閱讀的嚴肅性、深奧的文字越來越陌生，特別在講求速度的網路世界裡，新人類所使用的語言文字都變成無厘頭的火星文，其結果是，面對鋪天蓋地而來、人們無法檢別的資訊，事實的真相是什麼已經不是人們所關心的了，反而是悠遊於虛幻空間的當下直覺取代了現實的真實性，這種現代性的發展讓人們的社會生活的互動、認同皆喪失其確定性，它直接導致的結果是人們在現實社會裡頭的溝通更形困難、人際關係越是疏離。但是哈伯馬斯認為，這種現代溝通困境、人際疏離其實有其更深遠的因緣，這就是當代社會生活世界面臨相當嚴重的「殖民化」（colonization）現象，也就是說，他認為，人類的生活在現代化的催促下，每個人都陷入了一種沒有

3 （美）茱迪斯‧A‧迪爾奧，《師生溝通的技巧》，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初版社，2006年。 4 史倩玲報導，〈懂上網不懂交往交大教約會〉，引自《台灣立報》2010年4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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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沒有個體性且視勞動力為抽象普遍的商品的困境，5_{如此，人們的日常} 生活陷入了普遍的貨幣化、機械化、標準化，人也就喪失了其應有的自主性、獨立性和能動性，從而喪失其溝通的興趣與能力。原來在哈伯馬斯的理論與分析中，他把人類的社會生活看作是一個整體，對這樣的社會生活他則以「系統」（system）與「生活世界」（lifeworld）所共同組成的社會模型來加以解析；6 這是他用以觀照現代西方社會的合法性危機時所使用了一種「雙重的社會概念」，也就是「系統－生活世界」的雙重架構。按，系統和生活世界之間的區分是建立在馬克思關於社會勞動理論之上的，依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為，只有勞動而且是活勞動才能創造價值，無論剩餘價值還是其他形式的利潤、利息、地租等均來自於雇傭工人的剩餘勞動，其他物質性生產要素，如土地、房屋、機器設備等，雖在價值形成過程中發揮作用，但價值的源泉只有一個，即活勞動，也就是人的勞動。7_{在哈伯馬斯的理} 論中，勞動不僅為人類的再生產提供物質條件，而且是人類世界知識源源不絕之來源，哈伯馬斯更進一步將勞動視為帶目的性的行動，即帶目的的工具理性（purposiverational），它總是要通過計算來達到一定的目的，這種工具理性的勞動更在現代社會裡逐漸具體表現為技術統治，如此，「技術問題以合理性的、指向目標的組織手段和合理化的工具選擇的形式出現」。8 在當代社會，這種工具理性最後形成一種更具威力的科學意識形態，哈伯馬斯如此描繪這種意識形態的力量：一方面，與以前所有的意識形態比較起來，技術統治的意識是『更少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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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T. McCarthy (Trans.) Boston, Massachusetts: Beacon Press.Habermas,1987,

p.335. 6 顧忠華，〈溝通行動理論與系統理論〉，《中國社會學刊》，1990年14期，頁195。 7 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頁11-1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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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識形態性的』，因為它並不具有一種只顯現為掩蔽利益實現的不透明的力量；另一方面，它作為今日占統治地位的，更細緻的背景意識形態（Hintergrundideologie），使科學成了比舊的意識形態類型更難以抗拒的，更具深遠影響的偶像。9 技術統治正是緣於其非意識形態的透明性和細緻背景性力量讓當代人們無從抗拒，因此，「系統」領域主要就是由工具理性行為主導，哈伯馬斯將以權力和金錢為媒介的政治和經濟系統作為它的基礎，而將系統與工具理性行為連接成一個整體即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這種工具理性正不斷擴張甚至侵犯了生活世界領域。這裡，哈伯馬斯深刻揭示了科技理性對人進行控制的表現形式，這種科學主義與客觀主義甚至進一步演變為「科學的政治觀」；所謂的科學的政治觀指的是，科學知識能夠客觀地解決一切政治問題和道德問題。科學主義和科學的政治觀，實質上就是科技理性開始毫無限制地僭越到政治系統並進而侵入生活世界的具體表現。社會的「生活世界」原本是由溝通行為主導的，哈伯馬斯提出的溝通行為包括文化傳播及再生產，社會一體化及社會化。人們的共同目標是共同的社會整合，生活世界是人們進行日常溝通的基本結構。10 哈伯馬斯認為人類社會的環境可分為三個部分：外部自然（客觀世界）、社會系統（社會世界）、內部自然（主觀世界）。11 「社會系統」的出現是社會用符號把自己與其環境區分開來，而同時與客觀世界及主觀世界發生關係的過程：人們在生產過程中佔用客觀世界、榨取自然資源，並把所釋放的能量轉化為使用價值，在此，「系統」指的便是人類社會對其複雜環境的操控能力逐漸制度化的表現；而在社會化過程中「系統」佔用了主觀世界，把系統成員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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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Habermas,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1989 (1968). pp.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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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Vol.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Trans. T.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7, pp.332-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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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能發揮作用的主體。12_{顯然哈伯馬斯所說的「生活世界」便是主觀世界，是} 系統功能、溝通行動得以運作的視域（horizon），此視域是一種經由文化傳遞、被語言組織並且再現出來的各種詮釋模型。13 從視域的角度來說，在生活世界中有兩個最重要的元素，即文化與語言，文化是意義的來源，而語言則是意義得以實踐的規則；文化與語言是社會成員間用以相互瞭解的媒介；亦即，透過語言的言說活動，不同的主體對特定情境所擁有的共同認定，便是交織在生活世界之中。生活世界可理解為人類生活於其中的社會文化背景，一方面它是由溝通結構而形成的人際關係網絡，另一方面，它也是我們所共享的各種概念與價值觀。但這並不是說一個社會的生活世界是永恆不變的，相反的，生活世界時時在變化，當我們對生活世界作「理論性的反思」時，它便又被察覺為一個狀況（situation）而對其作討論與重建，如此循環往復，因此它是一個各種價值、觀念與人際關係的不斷再製（生產）的世界，社會的整合與溝通也因此得以繼續。14 我們大致可將哈伯馬斯所說的「系統」理解為市場上的經濟運作和行政機關，「系統」之所以會出現原本是每個社會為自己找出了一個提綱契領的方式來組織、處理內、外關係，最後用制度來支配社會各種功能的運作，對繁複的社會進行協調和供需。但在當代社會裡，隨著社會發展愈來愈高度分化，各個系統都必須有其運作的邏輯，最後制度中的子系統卻產生了自我操控的運作邏輯，即可以協調各個社會行動間溝通往來的中心化媒介（如政治系統中的權

12 J. Habermas，陳學明譯，《合法性危機》，台北，時報，1994年，頁16-17。 13

J.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Vol.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Trans. T.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7,p.124。哈伯馬斯使用「視域」 (horizon)一詞來自詮釋學，其原始字義為「地平線」，意即：每個人都是從其歷史的存在的角度，展開他的理解活動，因此，由歷史所形成的「地平線」，便決定了一個人的理解視野。詮釋學認為，每一個學者所提出的觀點背後都存在其固有視域，因此，當讀者在理解學者的觀點時就是一種詮釋過程，它就是一種視域的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是學者的文本（text）與讀者（reader）的詮釋間持續往返的視域交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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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經濟系統中的金錢）自行以自己為標準去進行普遍化的運作。15 這當然是一種系統的自我膨脹，把它自己變成普遍的邏輯；於是，在哈伯馬斯看來，現代社會中的「系統」，便成了以非語言的媒介，取代具有規範結構的語言溝通，進而引導成員的社會行動之制度化運作邏輯，16_{社會成員的關係逐漸地被那些} 媒介所介入並宰制。原本在系統領域內就並不重視主體的言語使用與互動，或達成意義的理解與共識，特別是在現代高度分化的社會中，現代社會的系統無不為體現技術性的活動，它側重以科學化手段、具效益且準確地達成目標。然而，生活世界卻不然，它依然遵循著溝通理性原則，強調主體之間的討論與反思過程，側重交往與實踐性的活動；可以這麼說，系統體現目的－工具理性行動，而生活世界當中則體現溝通理性行動，它們分別以自然科學知識以及反思性知識作為其認識範疇的代表。17 哈伯馬斯認為，現代社會的演化狀況一方面是系統這邊的複雜性不斷地升高，另一方面則是生活世界為因應這些複雜性也開始提升其理性化（rationalization）。18_{社會的複雜化導致系統必須不斷分化，以致成為自主性} 的組織（autonomous organizations），而後脫離了與生活世界之語言的連繫，而以其它非語言的媒介（如貨幣），作為系統自行運作的機制。這使得社會中的活動往來大量地與規範、價值脫離，而成為由工具理性所引導的經濟與行政活動。於是生活世界也被系統所入侵，開始不斷地朝向工具理性的方向發展，最後導致生活世界被系統化了。19

Functionalist Reason. Trans. T.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7,pp.1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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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Vol.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Trans. T.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7,pp.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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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妙如，〈系統或生活世界？從大眾傳播媒體的社會角色再論哈伯瑪斯的「系統與生活世界」〉，發表於1998年中華傳播學會，台北，深坑。引自ccs.nccu.edu.tw/UPLOAD_FILES/HISTORY

_PAPER_FILES/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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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Habermas, J.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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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Vol.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Trans. T.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7,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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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哈伯馬斯，系統與生活世界的分離原本是社會進步的標誌，這種分離有其合理性，是現代化的必要過程。因此，就哈伯馬斯來說，當代社會的危機並不必然表現為系統與生活世界的分離。當代社會的真正危機在於，系統無法遏止自身的膨脹，日趨分化和複雜化的系統肆意侵蝕、干擾和控制生活世界，以致讓社會陷入了困境，哈伯馬斯認為，理性化是在系統世界和生活世界兩個層面同時進行的，而不是韋伯認為的只在社會行為領域發生。生活世界事關文化、社會和人格的再生產，生活世界的失敗就導致意義的喪失和無所適從、社會失序、沒有社會共識、種種心理疾病。而系統世界就是韋伯所說的社會制度的理性化，它的運作有它自己的邏輯，非個人所能決定，他說：「當次系統（經濟和國家）通過媒介（金錢和權力）從被嵌入生活世界境域公共機構系統中徹底分化出來時，形式上組織起來的行為領域就產生出來，這些行為領域不再通過相互理解的機制得以整合，它們脫離生活世界的上下文關係，凝結成一個無規範的社會性」。20 這種困境，用哈伯馬斯的話說就是「生活世界的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Lifeworld），它意味著生活世界的社會整合功能，已轉變為系統性質的整合，實踐問題被誤認為技術問題。21 此時「私人經濟生活的自主性，被市場經濟消費欲求所左右，而公民政治生活的自主性也轉化為對政府權力的消極盲從」。22 當前許多社會組織事實上都存在著這個問題，例如學校運作，原本應以教學即師生關係為主體的教育社群，在現代化、資訊化、網路化及國際化……等發展趨勢下，學校組織不斷分化下，最後導致行政肥大症，也就是教育行政部門組織越分化越多、人員數額越來越龐大、權力與資源越來越集中，使得原本以教

Functionalist Reason. Trans. T.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7,pp.15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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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Vol.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Trans. T.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7,pp.15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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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Deflem, Introduction: Law in Habermas’s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In Mathieu Deflem(Ed.) Habermas, Modernity and Law. London: Sage, 1996, pp.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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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為主的教育織織到最後轉變為教育行政主導下的教育困境。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具體表現是，傳統價值和生活方式不斷遭到挑戰、批判甚至是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人們行為功利化；在系統世界的理性化表現則是，隨著時代的演進，系統愈來愈複雜、愈來愈組織化，而當科技愈是先進複雜、職業分工愈細，此時個人對系統的控制力及組織的影響愈來愈弱，組織運作成本也愈來愈高，最後，系統世界是只能依賴金錢和權力來調節。事實是，在現代社會，系統對生活世界的入侵和擠壓愈來愈形嚴重，當系統愈龐大、強大，生活世界就愈蒼白無力。現如今支配著系統的金錢和權力，同時也支配著生活世界，因此，生活世界的起心動念、言語造作就愈來愈喪失其意義了。其次，系統世界的格式化本質也使得系統的機制滲透到了文化、人文、教育等領域，也就是說，在這些領域裡也淪為權力與金錢的遊戲，金權機制取代了人類互為主體的機制，這就是物化。在此一意義下，我們可以說，當今世界的危機並不是經濟壓迫、政治專制和意識形態的束縛，而是系統的自我膨脹並侵奪生活世界、滲入社會的各種關係，生活世界的本質遭到侵蝕並由此失去其獨特的人性價值，原本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生活世界被僵化的系統壓迫、征服乃至奴役，這是哈伯馬斯所講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從人類的溝通行為來說，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意味著日益膨脹的系統優勢破壞了溝通結構，意味著市場機制和科層化的權力不斷侵蝕著那些原本屬於私人領域和公共空間的非市場和非商品化的活動，也意味著生活世界的金錢化和官僚化，乃至變成一種商品和行政管理的關係；於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所呈現出來的現象就是生活世界的媒介化，金錢和權力作為抽象的溝通媒介取代語言的相互理解，侵入到它不該進入的領域。這就是晚期資本主義新形態的異化。23 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由於工具理性的片面發展，理性被等同於目的—手段的關係。因工具理性而產生的社會支配性思想即是所謂「技術官僚意識」

23 汪行福，〈“新啟蒙辯證法”—哈貝馬斯的現代性理論〉，《馬克思主義與現實》( 雙月刊)，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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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cratic consciousness），依學者詮釋，「技術官僚意識」不同於以往自由資本主義時期自由市場的思想，自由市場掩蓋階級對立的實質，而技術官僚意識則是抑制生活世界中的道德意識。這種支配性社會意識的缺點是，一、問題本身的合理性成了解決問題在內容上是否正確的判斷，最後演變成了對一種解決方法是否正確的判斷；二、它將人的一切生活領域和人際關係都納入資本主義官僚機構的管理範圍，完全抹煞了人的自由和個體的差異；三、一個技術官僚的管理完全建構在「效率」的基礎上，金錢和權力成為決定性的關鍵。這種技術官僚意識的盛行導致了一連串的惡果：即善與惡、真與假、美與醜的意義的解體，判斷事物標準的模糊，以及人與人關係的破壞。如此，經濟、政治、司法、教育等行政管理領域形成了各自特有的規則，並且與固有宗旨發生異化，到頭來它們越來越深入、具體地干預家庭生活、人與人的關係、甚至個人生活領域，最後，舖天蓋地的工具化管理和制度更決定了人們的行為規範。如此一來，傳統那些人與人之間相互協調和理解的價值在全面的外部干預下逐步流失，生活世界的合理結構被嚴重腐蝕殆盡。24 哈伯馬斯通過生活世界殖民化的闡述，來揭示晚期資本主義文明危機根源。在此，他援引韋伯的看法，認同社會現代化就是社會合理化；但是，他進一步把社會合理化分為生活世界合理化與系統合理化兩個層面，前者是指溝通行為合理化，後者是指工具理性行為合理化。哈伯馬斯指出，現代文明的危機，關鍵並不在於現代化或合理化本身，而是在於現代化的破碎化、合理性的單向度化，也就是說，系統與生活世界脫節並因而造成的生活世界殖民化，才是晚期資本主義文明危機的真正原因。25

年第4期，頁57。 24_{楊立雄、楊月潔，}_{〈生活世界殖民化、話語商談與福利國家的未來〉}_，_{《人文雜誌》} ，西安，2007 年，頁179-180。 25 王鳳才，〈如何克服晚期資本主義文明危機？〉，《學習時報》，2004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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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重建生活世界

系統與生活世界脫節造成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因此，哈伯馬斯於是提出完整知識之重建來回應現代社會的危機。綜合前面所述，「工具理性」所高揚的科技萬能的意識型態則使現代社會陷入「合法性危機」之中；實證主義知識觀造成自然科學主義的意識型態，也使社會研究的自然科學化；系統的入侵生活世界造成人的物化（reified），強調客觀性造成客體宰制（object-dominate），也造成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如此的現代性帶來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那麼如何面對被工具理性宰制的人類思維？如何回應實證主義充塞的世界？如何看待一個被殖民化的生活世界呢？假如批判理論只是為了批判而批判，為了否定而否定，那麼到了最後不是淪為虛無主義嗎？當然不是，社會批判理論者乃是透過批判當代社會企圖重建一個完整的知識世界、完整的生活世界。哈伯馬斯指出，一切科學認識都是以興趣（Interests）為前提的，認識關係就是興趣關係。興趣與認識是不可分割的，興趣滲透在認識過程中，認識活動本身內含著價值取向和價值判斷。哈伯馬斯強調，主體的認識興趣決定了其科學活動，而每一種科學活動又反映著特定的認識興趣。在此，哈伯馬斯沿著笛卡兒－康德－黑格爾－馬克思－之批判傳統，進行「全面的人」（而非片段的人）知識完整之重建，彰顯人的社會實踐意義。26 哈伯馬斯依人類勞動、互動、權力分配三種生存最基本興趣，分別是「實證知識」、「詮釋知識」和「社會批判的知識」三種各自獨立而有不可或缺的知識系統；與之相對應的是，主體認識活動中也存在著三種興趣：技術興趣、歷史－詮釋興趣和解放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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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gen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 A General Perspective. Heinemann,. London ,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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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技術興趣」是就「勞動」的生活要素來說，由於在人類最原始的社會中，勞動具有工具性行動的意義（如捕魚、採集食物），因此工具性行動所關心的是如何以最少的勞動以獲致最大的收穫。所以如何控制和預測不部世界就變成人類共同的要求，而這種關心喜好即為「技術興趣」，其引發的就是「經驗－分析」的學科，目的也在建立最正確、最符合「規律性法則」的資訊或知識。所謂的「歷史－詮釋興趣」是由「語言」的生活要素所衍生而來的是在「溝通行動」中，透過互為主體的了解所形成的「實踐的興趣」。它是「歷史－詮釋性」學科成立的基礎，目的也就在於對人類典章文物制度的解釋或說明，其命題的效度即在於互為主體的理解，和其視否具理解的開放性而定。27 所謂的「解放的興趣」是從前面兩者興趣衍生而來的，它成為人們生活要件之一，也就是「權力」的面向；解放的興趣一方面批判進入人類社會行動中產生扭曲的溝通方式；另一方面，解放的興趣也是一種要求「自主」和「負責」的意志，它致力克服此扭曲的溝通形式，使個人或社會得以解放。此即「解放的興趣」，它可以克服錯誤的意識型態和僵化的權力支配，讓人朝向反省和批判，目的也在於自我或社會的解放。28 依哈伯馬斯，在這三種興趣底下人類發展出來並形成了三種科學形態：自然科學、文化科學和批判的社會科學。29_{在此，哈伯馬斯以人類的社會文化為} 根據，發展出一個浩瀚的知識論架構，用以徹底反省知識的問題，並批判實證論的思潮，他稱之為「認知興趣」（cognitive interest）或「知識構成的興趣」（knowledge-constitutive interest）。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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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gen Habermas ,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 A General Perspective. Heinemann,. London , 1972. 28 黃瑞祺，《批判社會學》，台北，三民，1996年，頁171。王佩君，〈淺談哈伯馬斯的溝通理論〉，《網路社會學通訊期刊》，2004年第41期。www.nhu.edu.tw/~society/e-j/41/41-21.htm 29 黃瑞祺，《批判社會學》，台北，三民，1996年，頁171。 30 吳坤銓，〈哈伯馬斯與學校教育〉，《教師之友》1997年第38期，頁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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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興趣是人們使用現代科技佔有或支配外部世界的傾向，其目的是人類擺脫自然界的控制，完全讓人類從自然界的盲目統治中解放出來，其精神在於控制自然並因此積累客觀知識。歷史－詮釋興趣則在詮釋和深入探討人類本質及發展過程，目的是將人從頑強的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而解放興趣是人類對自由、獨立和主體性的興趣，其精神是認識自由的條件，把人類的主體性從權力的束縛中釋放出來。哈伯馬斯認為，上述三類興趣都是在勞動、溝通和權力的三種人類存在的狀態中產生的。在勞動中，人對自然實行技術性控制，從而表現了技術興趣。在溝通中，人理解了社會規範、道德及相關問題的重要性，理解了歷史及工們自身，從而表現了歷史的詮釋興趣。在自由和權力的追求中，人類憧憬著公正，對種種不對稱的權力關係予以反思和揭露，從而表現了解放興趣。在技術興趣的趨動下，人類的自然科學研究有著大幅的進展，當代社會中，它表現為一種對自然和客觀知識的探索。它企圖在理論上讓研究外部現象客觀化，甚至進一步去預測行為。特別是在近代伊始，自然科學對人類社會的發展發揮了極大的促進作用，這種發展自然也被轉移到社會行為的研究。然而，任何社會行為都是在一定的歷史關係中發生的，它原本就隱含了主觀的造作和意義的創化，在這方面，自然科學是回法回應的，而這正是文化科學的特質；文化科學強調，要真正了解主義的造作和意義的創化，只有把放在它所發生的特定歷史脈絡中；在此，文化科學正是表現了歷史－詮釋興趣，歷史－詮釋興趣也為文化科學提供了源源不絕的動力；此外，相應於解放興趣並因此而發展起來的是批判的社會科學，批判的社會科學的理想是，企圖擺脫人際中內外限制的自由的交往關係並且達成一種普遍的、沒有壓制的共識。哈伯馬斯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裡，在技術興趣宰制下的自然科學，尤其是科學技術，已被統治階級所濫用，而那種根植於歷史-詮釋興趣的交往關係，也遭受極大的破壞，現實世界是，獲得社會共識的途徑是少數掌握著政治和經濟大權的人在操弄。面對這種形勢，只在提倡並發展解放興趣主導下的批判的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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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使人類擺脫物質短缺和人際關係的種種衝突與對立。31 因此，在哈伯馬斯看來，人類社會理想生活要同時分別培養「工具理性」、「溝通理性」、「批判理性」等三種不同的理性，人才可能是完整的人，人的知識才可能是全面的知識。在此，哈伯馬斯的知識論似乎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野，超越了我們過去對知識的瞭解，它的貢獻在於實證與反實證之外，提供第三種知識的可能，它可以處理社會中因權力引發的扭曲及問題，讓人在權力不均衡而產生的複雜社會問題表象中找到出口。人如果能兼具這三種知識，面對不同的問題以不同的知識來回應，才可能完成理想的社會生活，成為現代生活中全面性的人。32 那麼，如何成為一個現代生活中全面性的人？按哈伯馬斯，要成為一個全面性的人，就必須重建一個整全的生活世界，哈伯馬斯認為，而我們的生活世界又被系統所扭曲了，所以唯有透過人類「溝通理性的重建」與「理想言談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的確立，才能消解意識型態的問題，重建我們的生活世界。在此，哈伯馬斯把意識形態視為一套因不勻稱的權力關係（asymmetrical relations of power）所導致的「系統扭曲的溝通」（systematically distorted communication）、一套有關因系統而變形了的社會觀念。33 哈伯馬斯認為意識形態的社會宰制現象是透過語言而形成的，當語言淪為人們藉以「偏頗」地表達個人或某集團的意見（如透過政治宣傳、大眾傳播媒介、文化產業等），從而成為壓抑別人或其他集團意見的工具，這種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境況就是一種「系統扭曲的溝通」，它對個人的需求和欲望會造成壓抑、甚至形成精神病，表現在整個社會層面，就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社會宰制現象。34

31_李英明，_{《哈伯馬斯》}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6年，頁79-80。 32_李英明，_{《哈伯馬斯》}_{，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6年，頁80。} 33 李英明，《哈伯馬斯》，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6年，頁8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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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理想言談情境

哈伯馬斯以為，對於意識形態的批判與消解，並不是以一套新的意識形態來取代舊的、被視為虛偽的意識形態，而是要肯定人具有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eason）和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可以進行自我反省、並能與別人形成自主、和諧且毫無宰制的溝通情境，在這種「理想言談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s）下，對意識形態進行批判與消解。35

為了解決現代社會的「系統扭曲的溝通」，於是哈伯馬斯致力於溝通行動理論的建構。

據哈伯馬斯的理論，人類社會語言溝通的基本單位並不是語句，而是將語句應用於特定的溝通情境，亦即「言談行動」（speech act），這是語言（language）與行動（action）的統一。標準的、完整的言談行動包括： （1）意思要素（illocutionary component）： 此要素的功用在顯示說話者說某一句話的確定意涵，在言談行動中，意思要素有著「建立」並「反映」人際關係的功能，它是一種激發、促使聽者依說者的言語來行動的能力。36_{意思要素的能力在言談行動中通常是一些動詞，這} 些動詞並非在描述或報導現象，而是在「執行」某些動作或「下達」一個指令。意思力除了表示它具有「作」某種行動的性質，而且還代表言辭行動可以建構人際關係的能力。由此可知，如果聽聞者「瞭解」並「接受」說者所說的，說者與聽聞者之間的關係就建立起來了。 （2）命題要素（propositional component）：

34_李英明，_{《哈伯馬斯》} ，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6年，頁96。 35 李英明，《哈伯馬斯》，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6年，頁101-102。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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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說話者所說的或所傳達的內容。命題要素也可分為說話者所要傳達的內容即述詞與指涉詞等兩部分，指涉詞指出說者所要說的人或事物；述詞則述說在指涉詞之後所要表達的意思。當人們溝通進行時，意思要素最先出現藉以顯明相互間的人際關係，不同的角色關係在言談行動中有不同的意思力，而雙方也都認同彼此的溝通關係時，隨之而來的就仰賴命題要素傳達訊息。亦即一個成功的言談行動，溝通雙方都必須同時在「意思要素」和「命題要素」取得同意和理解，前者是溝通雙方「互為主體」的層次，後者則是「命題內容」的層次，此為言談行動的雙重結構。37 由此可知，有些話主題相同，但言談的力量不同，其意思也就大大不同了，這是因為，言談行動的意思力並不一定表現在言辭上面，它可能隱含在語調、表情或姿態中，如果聽者不能瞭解隱含在說者命題語句中的意思，那麼就不可能做出合宜的反應。除此之外，哈伯馬斯更指出，人際溝通行動之所以臻至理想，乃奠定在說話者的言談行動符合以下四個「有效宣稱」的前提之上： 1.可理解性宣稱（comprehensibility claim），即說話者所說的話語，必須符合文法規則，使聽者可以理解；語言世界的意義的詮釋，可以透過翻譯、解說以澄清語意。可理解性宣稱可說是其它三個有效宣稱的前提，也就是說，言談行動的雙方應該都可以理解對方的語言，不論他們所使用的語言有多麼的不同，如果任何一方的語言是別人所不能、無法理解的，那麼溝通就是無效的，而其它三個有效宣稱也不可能發生。然而，做為一個溝通者，在文化、經驗等因素的影響，往往並不一定能讓對方了解自己的話，此時則必須透過解釋和回饋等過程，來對自己的話加以澄清。

Press 1998. p.8. 37_{王佩君，〈淺談哈伯馬斯批判理論〉，《網路社會學期刊》第 41 期， 2004 年10 月 15日。} www.nhu.edu.tw /~society/e-j/41/41-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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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真理性宣稱（truth claim），即語言命題所指涉的對象確實存在。這是屬於一種認知的溝通模式，對應於客觀世界，具有認知事實的功能。哈伯瑪斯認為事實是客觀存在的，因此在溝通與對話的過程中，想讓對方相信自己的話，必須言之有物，不能虛擬造假。然而，我們也常常發現，事實有時具有多面向的性質。因此就必須透過論辯的過程，將事實逐漸釐清，而為雙方所共同接受。正如學者所指出的：因為當我們提出一個命題時，必然也在實踐行為的語用學部分中明確的、或隱含的說話，我們有理據的認為我們所說的內容是真的，而在必要的時候我能加以證成。中文的日常用語很能解釋這個觀點的道理所在，比如我們說話如果自己不「當真」（fűr-wahr-halten），那麼別人也不會把你的話當「真」，我或別人如果說話不能「當真」，那麼他所說的內容就像耳邊風一樣，不會被「當一回事」。這樣一來，想要透過言語溝通以完成人際之間的互動就不可能達成。38 3.正當性宣稱（rightness claim），這指的是說話者的語言態度、口氣與內涵，能符合雙方的社會倫理規範。這是屬於一種互動的溝通模式，對應於社會世界，它有調節行為、建立合法人際關係的功能。人是處在一個具有規範的社會中，相對地，人的言談行動也必須符合社群所共識的規範。唯有符合社群的共同規範，才能使自己的話被成員所接受。但是，有時也會發現，規範有時並不是公平或合理的。此時，就必須透過溝通和對話，對規範進行批判和修正，而使規範為所有成員所遵守，此也意味著一種新的關係的建立。 4.真誠性宣稱（truthfulness claim），即說話者真誠表露意向，以取得聆聽者的信任，並以長期的行動，達到溝通雙方之互信。39_{這是屬於一種表意的溝} 通模式，對應於主觀的內心世界，具有表意的功能。表意性言談行動所要表達的，就是個人內在的感覺、價值和情感。亦即，對於溝通和對談的結果，所有社群的成員必須將共識化為具體的行動，如此才能使成員真誠互信。「光說不

38 林遠澤，〈包容性的共識或排他性的團結？--站在哲學「語用學轉向」後的十字路口上〉，《當代》，台北，合志文化事業出版社，2002年第11期，頁87。 39 黃瑞祺，《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台北，巨流，1990年，頁13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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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的人，將失去其信用，而使別人對他的話大打折扣。由此可知，「身體力行」才是語言獲得他人信任的最佳保證。在溝通行動中，除了所使用的語言是彼此可共同理解的條件之外，行動者必須預設三種有效性條件，即真理性、真誠性及正當性。溝通行動是指「兩個或以上的主體通過語言協調的互動而達成相互理解和一致」這種行動；40 溝通行動是「主體間通過語言的交流，求得相互理解、共同合作」的行動。41 溝通行動是一種內在活動，它使參與者能毫無保留地在溝通後達成意見一致的基礎上，使個人行動計劃合作化。42 溝通行動也是通過相互理解、達成意見一致，從而是行動者社會化的過程，更是行動者在溝通過程中建構他們自己的同一性，確證並更新他們的同一性的過程。據學者研究，哈伯馬斯這四個「有效宣稱」各有其特質，即可理解性宣稱所指涉的是「語言性」，而它的特色就是「非意識性」（unconsciousness），意即語言都是在使用者沒有意識到任何支配我們的語言規則，而且也不用思考應依據何種規則就可自然流暢地運用；而所謂的真理性宣稱，它所指涉的是「互為主體性」，它的特色在於「非單獨主體性」，也就是所有語言都有所指涉，而其指涉的對象確實存在；至於適當性宣稱，它所指涉的是「程序性」，它的特色是非實質性，也就是說者的語言情境符合社會規範；最後，所謂真誠性宣稱，它所指涉的是「開放、暫時、可誤性」，它的特色是「非絕對性」，43_指的是言說者不偏執己見，願意聆聽、理解他人的觀點。哈伯馬斯在〈溝通行動理論〉中，就表示參與一個公共事務的討論情境中，只要溝通者擁有平等參與、議題開放、自由參加以及具批判性的場域中，又符

40 鄭召利，《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2002年，頁73。 41 同前註。 42 哈貝馬斯著，洪佩郁等譯，《交往行動理論》第1卷，1994年，重慶，重慶出版社，頁142、 386。 43 林子超，〈現代理性困境與救贖─ 哈伯馬斯對西方理性主義的重建〉，引自 bla.fhl.net/Philosophy/bookclub/society/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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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四項有效聲稱的條件下，公民的言談討論就不會遭到來自於其他權力機關的扭曲，過去存在於公共領域的理性批判和理想的言談情境仍然有回復的機會。44_{在哈伯馬斯看來，當人的言談行動一發動，企圖與別人進行成功的溝通} 時，他必須預設並且滿足這四種有效宣稱。而且這四種有效宣稱事實上是作為「溝通能力」而存在每一個人身上的，並且是可以在人們社會實踐中實際運作的。由此可見，哈伯馬斯嘗試將其理論奠定在溝通理性之上，期望它不要走上絕對主義或集權主義。因此，就哈伯馬斯言，理想言談情境並不是虛無縹緲的烏托邦，因為它具有高度的歷史意識，而且希望透過人們理性的社會批判和務實的實踐一步步地體現它，最重要的是，其理論假設仍是人類理性的反省能力。綜合哈伯馬斯所提出的溝通理性有二個特徵：其一，溝通理性是一種對話式的理性（dialogical rationality）；其二，溝通理性是一種反覆辯證的理性（discursive rationality），這對當前教育與行政人員的溝通有重要的啟示。45 然而，要讓這種反覆性辯論的言談行動能夠進行下去，必須在理想的情境之中才有可能實現，而所謂的理想情境是指以下幾種內涵： 1.在人們討論過程中，所有參與者都能夠有相等的機會來進行理性的言談行動。 2. 每個參與者皆有相同的機會使用「陳述性的言談行動」，以便互相進行解釋、說明、質疑、辯駁或辯解。易言之，討論過程中的每個概念與問題都必須經過彼此不斷的檢驗與批判。 3.所有的參與者皆有相等的機會使用「表意性的言談行動」，自由表達自己的態度、意向及情緒，讓參與者之間能夠相互了解。 4.所有的參與者都有一樣的機會使用「規約性的言談行動」，如提議、否

44

J.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Vol.2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Trans. T.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7.

45

黃宗顯，〈哈柏瑪斯的溝通行動理論及對我國國民小學行政溝通的啟示〉，《初等教育學報》 1988年第1期，頁16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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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同意、禁止等，以避免只有單方面的約束力與權力。46 因此，學者認為，由哈伯馬斯溝通理性所導引出來的結論是，哈伯馬斯認定： 1.傳統理性獨斷性及其造成的痛苦，並不意味著理性也跟著終結了：哈伯馬斯認為傳統理性並非理性的惟一形式，他所發展的溝通理性可為當代社會提供新的契機。 2.科技理性固有其內在矛盾，但這並不意味著要去否定科技：哈伯馬斯認為科技理性本身並沒有問題，真正問題的根源是工具理性的過分膨脹，為此，我們要盡力解決工具理性和溝通理性的失衡，而非全盤否定科技理性並拒絕現代性。 3.現代社會有其危機，然而這並不意味人類的理想就會因而蕩然無存：哈伯馬斯坦承現代理性社會有異化之危機，但他卻是個樂觀主義者，堅信解放人類的異化、人性的全面救贖是吾人永遠的使命和希望。他更認為，現代社會的特徵就是在災難威脅、產生異化的過程中，人類同時展現其反省、發展、進步的潛力，為此，工具理性宰制並不像韋伯所認為的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必然結果，而是能夠以溝通理性治癒的一種偶然影響。47 質言之，對哈伯馬斯來說，這樣的溝通行動是一個「理性」的溝通過程，這就是一種「溝通理性」，它通過關於事實、規範及經驗的言語溝通達到相互理解後，必能確立行動主體所共同遵循的行動或價值規範；48_{因此，這是一種}

關於真理的共識理論（consensus theory of truth）。事實上，必須在溝通行動中，特別在一個「理想言談情境」中才能達成共識；這裡「理想言談情境」指所有參與者都有相等的機會，參與陳述的、表意的和規約（regulative）的言談

46 陳議濃，〈從Habermas溝通行動理論談教育問題〉，見《網路社會學通訊》第31期，2003年5 月15日。引自www.nhu.edu.tw/~society/e-j/31/31-28.htm 47_林子超，_{〈現代理性困境與救贖}_{─哈伯馬斯對西方理性主義的重建〉，引自bla.fhl.net/Philosophy} /bookclub/society/06.htm 48_鄭召利，_{《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頁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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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在沒有任何不公平或強制的條件下，進行平等真誠的溝通與對話，並排除只對單方面具有約束力的規範和特權。49_{哈伯馬斯認為藉由透過「言談」的} 行動和溝通，才能激發批判、反省的能力。因此欲建立理想的社會，就必須使得社群的所有成員，皆有平等的發言機會，在一個無宰制的環境下暢所欲言。此種無宰制的言談情境，即為哈伯馬斯的理想言談情境。而此一理想言談情境即是一個未被破壞扭曲的溝通，也被哈伯馬斯用來當做批判的標準，並藉此來掃除一切阻塞溝通的障礙物。50 學者曹衛東認為，哈伯馬斯所建構的溝通理性理論，其最終目的在於重建理性。他說；「我們姑且把法蘭克福學派這個差異性大於同一性的鬆散團體看作一個整體。那麼，他們共同的興趣，與其說是所謂的大眾文化批判，毋寧說是社會批判和理性重建，再概括一點，就是現代性批判」。51 總之，在哈伯馬斯，現代性並未絕望，它還有希望，它的希望在於溝通理性，並以此建構一個理想的溝通情境。

伍、學校教育的溝通理性

綜合以上所述，哈伯馬斯期望以其「溝通理論」重新建構人類的溝通情境；其理論前提為「溝通理性」，「重建人類的溝通能力」則是它的基本原則，它用的方法是「啟蒙、反省、批判」，希望獲致「成熟、自主、解放」的目的，最終理想則是「經由理性溝通達成理想的社會」；哈伯馬斯期許每一個人都可以在不受任何壓力或意識型態束縛的情境下，對公共領域自由討論、協商與論

49_李英明，_{《哈伯馬斯》}_{，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6年，頁119。} 50

R. Kearney, Modern Movement in European Philosophy. Taipei, Taiwan: Simda Book Company. 1987.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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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52 那麼，人們要問：哈伯馬斯這樣的溝通理論在教育領域是否可行呢？在教育領域，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師生關係，學校作為一種公共領域，教育有其特殊的屬性，它既是一種知識的傳授，也是人格養成的地方，通過教育，最終也要將個人導入社會群體的公共領域之中，在教育的過程中有一些自由的討論卻又不是那麼充分自由自由的溝通情境，對學生來說，學校有許多情境無疑是先賦的、無法自主的，可是在這樣先賦的條件下，我們教育的目的卻是希望學生最後能成為一個自由的主體；那麼，學校是不是準用哈伯馬斯的理性溝通藉以達到「經由理性溝通達成理想的社會」？這是一個頗值得討論的議題。有學者就持反對立場，認為：就「教育本質」來談，Habermas溝通行動論用於一般的師生互動的話，確實給人相當多的省思空間，且與人本主義所宣稱的意涵相當接近，但是若要達到真正無宰制的理想情境，似乎又不易下手。因為教育本身的性質之一就是宰制，教育涉及教材選擇、價值認定、敘述詮釋等範疇，如要教育呈現「無」的狀態，勢必很難完成所謂的教育功能或水平，對「主流意識」無非是一種挑釁。當然，筆者無意持傳統的教育觀，但對於師生之間教與學的互動，仍主張有一程度的給予（宰制）。因為學生的大部分知識、經驗，相對於老師是屬於較不成熟與薄弱的，在這種認知的限制上，學生又如何能夠去真實、客觀與公正地批判與剖析一些事情？更遑論嘗試去挑戰老師的知識權威與整體的社會。誠如前文所提，所謂的批判是要構築在對事情的通盤了解之後所採取的一種行動，倘若僅是為了陳述情感上的不滿或個體的利益得失，那這並不稱為批判，也不值得推崇。另外我們究竟是要學生有批判習慣、技巧或知識？還有會批判

52 黃瑞祺，《批判社會學－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台北，三民書局，1996年，頁187-264、 283-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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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真的能解放嗎？這都是得去仔細檢視的問題。53 然而，就如前言所說，教育活動就是一種溝通，而且是一種極為複雜的溝通過程，它不是單向度的「宰制」過程；事實上，如果我們從教學的特質去探討就會發現，教學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資訊傳遞，它是「教」、「學」雙方同時進行著極為複雜的「詮釋性」轉換過程，其間，師、生隨時皆會因其特殊理解與感受，採取自認為有意義的方式與他人、環境進行互動，在此互動過程中，師、生雙方事實上是以一種合作的方式、反省的態度彰顯出教育所創造的價值。在此一詮釋性過程，施與受（即教師與學生）都同時交織在此特定的影響脈絡當中，並且不斷從中進行意義的創造與發展。54 易言之，教室內的所有知識與教育實踐，皆與師生的主動造作、其詮釋理解的互動機制密切關聯，而教室是師生從事各種生命交會、生活探索、知識論辯之場所，在此場域（field）中，師生不斷推翻舊觀念、建構新概念，賦予概念新意義，並加以檢證，尋求各自的真實理解。55 特別是像台灣這樣一個民主開放的社會，教育更肩負著培育未來公民的重責大任，在我們這種民主的教育體制下，學生乃學校教育中建構知識的核心主體，而教師正扮演著影響此種知識品質的關鍵角色。所以，唯有師生在此一知識生成的過程，以尋求視域交融的心態，增進對彼此的觀點與感受的擬情理解，由師生不斷合作反省，建立起開放性的溝通互動迴圈，學校教育才足以創造出符合民主社會需求的知識。56 在此一理解下，我們認為，正是透過開放性溝通的學習，學生才能夠去學習如何真實、客觀與公正地批判與剖析人類知識與社會現象，從而成為現代民

53_{陳議濃，〈從Habermas溝通行動理論談教育問題〉，見《網路社會學通訊》第31期，2003年5} 月15日。引自www.nhu.edu.tw/~society/e-j/31/31-28.htm 54 陳美玉，《教師專業實踐理論與應用》，台北，師大書苑，1996年，頁54-56。 55

R. S. Prawat, Learning community, Commitment and school reform.Curriculum Studies, 1996,28, 1, pp.9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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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社會的負責任的公民，而這也正是當代教育的目的。其次，就教育政策來說，哈伯馬斯的溝通理論也鼓勵成熟、自律、負責的相關人員參與，特別是傳統的教育政策，往往只由專家所擬定，而在民主的社會中，應當讓「專家」、「政策利害相關人」和「治理機關代表」共同參與政策決策。而哈伯馬斯的溝通理論告訴我們，讓成熟、自律、負責個體參與決策，其溝通之後得到的共識，所有成員皆必須遵守。因此教育政策溝通的過程中，應當鼓勵成熟、自律、負責的相關人員參與，如此教育政策才能真正落實。這特別值得台灣教育決策人員省思，因為在這個教育界裡，教育決策權完全掌握在資源分配者手中，其決策模式往往也是由上而下，有時縱然也舉辦了公聽會或決策會議，底下的人也噤若寒蟬，在權力不對等、資源握在別人手裡的情況下，也必然只能俯首「同意」上級的決定了。例如2011年台灣在物價上揚與軍公教調薪的情況下，各大學的辦學成本高漲，是以面臨要調漲學雜費問題，但是教育部長卻在立法院斬釘截鐵地說：「今年大學學雜費絕對不漲」，57_此種完全政治性的決定，甚至就直接跳過召集各大學協商、辦公聽的程序，不顧各大學辦學的品質，由教育部長一人決策，就是一個實例。此外，針對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問題，校園生活實際也是可以區分為「系統」與「生活世界」，系統指的是學校的行政系統，生活世界指的就是教育的主軸 ─教學活動；在當今學校教育中，經常發生的一種現象就是教育行政系統的肥大症，也就是說，原本應以教學為主的教育體系，在行政系統逐漸擴充之際侵奪了並主導了學校教育，就大環境來說，行政系統就是主管全國的教育部門，例如香港的教育署，據云，自一九七八年以來，香港普及教育迅速發展，集「行政、專業、監督」等大權於一身的教育主體結構 教育署，便快迅膨脹起來，其編制日益龐雜（共有66個組，section），其管轄範圍更是無微不至。結果，此龐然怪物運作遲鈍，對外在的刺激麻木不仁，加上以往殖民政府體制餘

57 郭美瑜，〈教長：大學學費凍漲〉，《蘋果日報》2011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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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此等衙門根本無需向人民負責，於是，人民便無力監督此龐然怪物。58 就小環境來說，行政系統指的是就一個學校裡的教育行政系統，例如在中國大陸就有這種現象產生，他們稱為之為學校裡的「官本位現象」，據指出，這種官本位風氣的典型表現：一是官大學問大；一些教師只要當了官，就能自然地成為教授、博（士生）導（師）、學術帶頭人、首席科學家等「學術名流」，從而引導了大學中的趨官時尚，這使教授「競爭處長」成為高校中的普遍現象。二是官大真理大；現實大學制度的科層化特徵，造成「大官」說了算的權力效應。無論什麼人，只要在大學中擔任了某項行政職務，似乎自然就具備了對大學中許多事務進行決斷的能力。在高等教育的許多重大決策中，看不到教師和學生參與的跡象，教師和學生在高教體系根本沒有發言權。三是出現了無法監督和制約的行政權力；在運行中往往表現出「順我者昌，逆我者去」的行政威懾氣勢，致使教師們基於個人的工作保障，必須順應這種趨勢。在這種教育制度和文化氛圍中，教師和學生的權利都被視為無關緊要，「長官意志」成為學校教育中不容違抗的潛規則。59 以上這些就是哈伯馬斯說的殖民化在教育領域的表象，我們以中國大陸和香港為例並不是說在台灣沒有這種現象，而是說，這種現象是相當普遍的，身為教育工作者，我們時時感受到這種教育場域被殖民化的痛苦卻又無力去回應它。但是，如果坐視這種系統殖民化的情況持續惡化，事實上對教育是有害無益的。教育體系中不可能沒有教育行政，但如何讓教育行政發揮它應有的功能而不侵害教育本身是哈伯馬斯溝通理論可幫助我們的地方。簡言之，由於現代的行政、經濟體系之運作邏輯不斷膨脹，因此，生活世界中的人們必須進行「理性溝通」與「公共論述」才能避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60 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哈伯馬斯的溝通理論毫無疑問地還是可以給教育者

58_{教育評議會，〈就教育統籌局 " 檢討教育行政機構 " 的回應與建議〉，引自 144.214.29.} 180:3080/critics/innovation_of_ed.htm 59 王長樂，〈教育行政化強化及教育精神碎片化〉，北京，《科學時報》，2009年5月18日。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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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師生互動、教育行政關係以及教育決策上許多的建議和啟示，畢竟營造一個良好友善的學習環境，追求師生互動的無障礙和心靈契合始終是我們追求的終極價值。進一步言，假如我們能建構這樣靈犀相通的理想溝通情境，那麼當代社會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陸、結論

教育是一個相當特殊的領域，就溝通而言，教育是一種溝通，但它是特別型態的溝通，因為在教育領域中的結構是特殊的，其一是老師與學生，作為老師的，其天職是要教導學生知識、規範、獨立判斷，其中有社會化部分，也有個性化部分，有專業知識的單向傳授，也有人格薰習的雙向互動；其二是教育領導部門形成決策與政策的落實，也就是決策者與執行者之間的關係，在學校裡頭，決策者大都是校長、教務長（主任）、學務長（主任）加上總務長（主任），執行者則是教師與職員工，這裡的溝通大多是命令式的、少部分是同情式的方式，而很少有所謂理性溝通；第三類則是行政與教學的分殊，學校設計的原則是行政要服務教學、支援教學，但實際的運作是教學從屬於行政、聽命於行政、受制於行政，教學逐漸喪失自主性。當然，最後，教育中的任何形式的溝通最終都會影響到學生，並且終其一生，可以說，參與校園生活中的任何人都在從事教育溝通的工作，不管他的身份、角色，不論他是否自覺。傳統上，我們大多把教育的成功歸結於教師與學生的互動，然而，當代教育的研究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教育成功的要素還需要一個良好的「教境」，61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2. Boston:Beacon Press.1987.

61

這方面的研究為當代認知心理學對學習認知的重大轉向，其主要的思路是把學習視為人在自然與社會情境中，通過與他人或共同體進行互動活動，重構人與環境的意義，同時獲得對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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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教育情境（educational context），也就是學生所生活其中的學校、班級以及學校制度、班級制度所依托、根植或鑲嵌的社會網絡，這就是伯恩斯坦（B. Bernstein）所謂的「不可見的教育學」（invisible pedagogy）。62_{良好教境的建} 構則有賴於優質可行的教育政策之引導、學校行政與教學合作無間的配合，而教育政策的形成、行政與教學的配合則都在在指向一個如哈伯瑪斯所期待的「理想言談情境」的建立。這是我們亟需努力且值得努力的方向。

和知識的理解的過程，其中行動認知、具身認知、分散式認知為其主要特徵。如 Eliot R. Smith， Gu¨n R. Semin, Socially Situated Cognition: Cognition in Its Social Context.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04. Vol. 36, 57. 以及 D. Hung, C.-K. Looi, ,& T.-S. Koh,

Situated Cognition and Communities of Practice:First-Person“Lived Experiences”vs.Third-Person Perspectives. Educational Technology&Society,2004.7(4),197。事實上，這也是潛在課程研究者所

關心的議題，請參考以下著作：John Taylor Gatto, Dumbing us down: The hidden curriculum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2nd ed. Gabriola Island, Canad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2005. Philip W. Jackson, Life in the classroom, 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1990. Philip W.Jackson, Untaught curriculu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1992. ,Eric Margolis,（ed.）The hidden curriculum in higher education. New York: Routledge..2001.姜得勝，《「符號」與「學校教育」關係之研究》，台北，群英，2004 年；張佳琳，〈教育改革的潛在課程分析─政治社會學觀點論述〉，《課程與教學季刊》，2003 年第 6 期，頁 19-35；陳伯璋，《潛在課程研究》，台北，五南，1992 年；王振輝、王玉珍，〈潛力無窮_{─班級經營中的潛在課程〉，《靜宜人文學報》2011 年第 5 卷第} 1 期，頁 119-134。

62

B. Bernstein, Class and pedagogy: visible and invisible, In J. Karabel & A. H. Halsay (Eds) Power and ideology in edu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51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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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