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自利或感性認同？影響台灣民眾兩岸經貿立場因素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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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自利或感性認同？

影響台灣民眾兩岸經貿立場因素的分析

*

陳陸輝

∗∗

_耿曙

∗∗∗

_涂萍蘭

∗∗∗∗

_黃冠博

∗∗∗∗∗ 一、前言二、兩岸關係的民意結構：「理性」與「感性」的對話三、與對手貿易：台灣民眾有關兩岸經貿開放立場分析四、當理性與感性相遇：兩岸經貿交往之順序勝算對數分析五、結論兩岸自 1999 年「兩國論」後，官方接觸幾陷停頓，民間交流卻持續熱絡，呈現「政治疏離、經貿統合」的格局。由於一般學界認為，兩岸經貿若持續擴張，終將波及兩岸關係，而台灣對兩岸經貿能否予以，最終繫於台灣的民意走勢。因此，台灣民眾對於兩岸經貿看法為何？受何種因素所支配影響？勢將成為前 ∗ 本論文分析資料係運用陳陸輝、耿曙、鄭夙芬與游清鑫共同主持、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行的《台灣認同的起源與政治效果之研究》國科會兩年期計畫（計畫編號 NSC95-2414-H-004-051- SSS）。作者感謝計畫助理陳正偉先生與選研中心助理群的團隊協助。作者也感謝審查人提供的諸多建設性建議與指正。本文所有疏失與對於資料的詮釋，當由作者群共同承擔。 ∗∗ 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研究員。 E-mail： chenluhu@nccu.edu.tw ∗∗∗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 E-mail： skeng@nccu.edu.tw ∗∗∗∗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E-mail： 96261504@nccu.edu.tw ∗∗∗∗∗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 E-mail： 96261504@nccu.edu.tw 投稿日期：二○ ○九年一月六日；接受刊登日期：二○ ○九年五月十九日。東吳政治學報 /2009/第二十七卷第二期 /頁 8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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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兩岸未來至關重要之議題。有鑒於此，本文運用 2006 年 10 月的電話訪問資料，從民眾的「理性自利」及「感性認同」層面切入，探討台灣民眾兩岸經貿立場之原由。根據上述架構，作者對於「理性」層面的檢測，主要考量「個人競爭優勢」、「所處區域」及「自評利益」（自我評估的預期利益衝擊）。有關「感性」層面則過濾民眾的「省籍背景」、「政治認同」、「政黨認同」、「台灣意識」等多項因素。資料檢測的結果發現，理性層面及感性層面因素均具有一定的影響，但針對上述資料展開的次一輪分析卻顯示，看似左右民眾理性抉擇的「自評利益」，實際上卻為根深蒂固的政治認同所型塑。換言之，由於認同的制約，對部份台灣民眾而言，兩岸經貿實際上是「與對手貿易」，而對其贊成與否的關鍵，便不在獲利大小，而在於敵意多少。關鍵詞：兩岸關係、經貿交流、整合理論、象徵政治、理性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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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整體鳥瞰今日的兩岸關係，雖存在密切的經貿往來，但卻受限於雙方的政治對立，以致整體格局上呈現「政經悖離」的結構（吳玉山，1997: 119-169；Keng, 2007）。於此背景之下，兩岸經貿究屬「共存共榮」還是「經濟掏空」？台商西進又屬「佈局全球」抑或「出賣台灣」？面對台灣經濟積弱不振、政治競爭持續白熱格局，對台灣民眾而言，兩岸經貿的意義益顯錯綜複雜，既涉及國家認同、軍事安全，又牽涉經濟發展、生涯機會，難怪有關兩岸經貿開放與否，成為台灣社會爭議話題之一（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2002；耿曙、林琮盛，2005；高希均等，2006；群策會，2006；林祖嘉，2008）。由於兩岸的未來，決定於「統合」與「疏離」間的競賽，前者既由兩岸經貿所主導，因此，兩岸經貿開放與否、彼此相互依賴程度，均隱隱然決定兩岸的前景，其重要性不言可喻（吳玉山，1997: 119-169；耿曙， 2003； Keng, 2007）。但由於台灣歷經民主轉型，政策制定視民意動向而定，兩岸經貿既然動見觀瞻，經常成為選戰訴求，台灣民眾也對此多有看法，因此，台灣兩岸經貿政策的決策，勢將深受民意走向所左右（吳玉山，1999；Keng et al., 2006），但台灣民眾涉及兩岸經貿議題的態度，究竟為哪些因素所影響？此即本文所探討的焦點。而本研究所醞釀的政治背景，正是本土意識持續上揚，但經濟景氣低迷的政經轉型階段。觀察的當時兩岸問題的民意趨勢（請參考圖一），吾人不難發現，台灣民眾在 1995 至 2006 年間，「放棄統一」的比例（包括不贊成「立刻統一」及「維持現狀逐步走向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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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者），呈現逐年攀升的趨勢，但另方面認同自己為「中國人」的比例，則呈現逐年下降的趨勢。整體而言，從當時的民調資料中，本土意識顯現出不斷上揚的趨勢。圖一台灣「統獨民意」與「中國認同」的趨勢資料來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2009。此外，在經濟環境方面，由於斯時國際經濟景氣低迷、國內產業持續西進、失業情況也屢攀新高。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於 2007 年公佈的失業率調查（請見表一），斯時台灣失業率持續擴大，並於 2002 年達到當時的顛峰。在亞洲其他國家中，失業率直追香港和中國大陸，而在亞洲四小龍中，台灣的失業率則高過南韓和新加坡。因此，台灣民眾面對產業外移、失業加劇等情況，對於經貿議題將如何進行評估判準？台灣民眾是否因為考慮經濟需要，而支持擴大兩岸經貿交流？因此，本文將在上述政經背景下，嘗試探索台灣民眾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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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經貿立場的態度。表一 1997~2007 年主要國家失業率趨勢年度中華民國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南韓新加坡香港中國大陸 1997 2.7 4.9 3.4 12.5 12.1 7.2 2.6 1.4 2.2 3.1 1998 2.7 4.5 4.1 11.4 11.5 6.3 6.8 2.5 4.7 3.1 1999 2.9 4.2 4.7 11.2 10.8 6.1 6.3 2.8 6.2 3.1 2000 3.0 4.0 4.7 10.0 9.5 5.6 4.4 2.7 4.9 3.1 2001 4.6 4.7 5.0 10.0 8.7 5.1 4.0 2.7 5.1 3.6 2002 5.2 5.8 5.4 10.9 9.0 5.2 3.3 3.6 7.3 4.0 2003 5.0 6.0 5.3 11.6 9.7 5.0 3.6 4.0 7.9 4.3 2004 4.4 5.5 4.7 11.7 10.0 4.8 3.7 3.4 6.8 4.2 2005 4.1 5.1 4.4 13.0 9.8 4.7 3.7 3.1 5.6 4.2 2006 3.9 4.6 4.1 12.0 9.1 5.4 3.5 2.7 4.8 4.1 2007 (9 月前 ) 3.9 4.5 3.9 9.3 8.3 5.4 3.3 2.3 4.2 4.1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2007。觀察目前國內外的相關研究，可大致區別出民意結構中「理性/ 自利」（rational/interest-based）與「感性 /認同」（ symbolic/ identity- based）兩類相互頡抗的型塑力量。目前有關台灣民意的研究顯示，涉及兩岸經貿的民調研究，似乎均強調「理性」與「感性」因素兼具，兩種力量同時牽扯拉動台灣民眾的政策立場（吳乃德，1992；吳乃德，1993；Hsieh, 1995; 吳玉山，1999: 153-173；Dittmer, 2005; 吳乃德，2005；Keng et al., 2006），但對於兩者如何相互影響？究竟何者為本、何者為末？卻缺乏進一步的探討。兩岸問題交織「理性」與「感性」因素，一方面兩岸經貿屬於客觀的「在商言商」，似乎應視過程中的利害權衡而決定，但另方面，對許多台灣民眾而言，兩岸經貿實質上也是「與對手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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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ng with the enemy）（Liberman, 1996; Higham, 1984），隱藏在疑慮與敵意背後的認同因素，勢必將扮演吾人不可輕忽的角色，因此，決定民眾政策態度的關鍵究竟為何？值得吾人深入探究。有鑒於此，本文不僅停留在「理性」與「感性」的交纏，更希望進一步釐清決定兩岸未來的理性、感性因素，兩者間究竟孰輕孰重，其間錯綜複雜關係究竟為何？換言之，本研究希望釐清：台灣民眾有關兩岸經貿議題的態度，究竟受到上述何種因素所主導支配？基於上述架構，本文探討的出發點為台灣民眾對兩岸經貿交流所持的立場，並進一步從「理性自利」與「感性認同」兩個面向，分析影響民眾相關政策立場之決定因素。根據本文研究發現，影響民眾兩岸經貿立場的因素，看似同時受到「理性」與「感性」因素的影響，然進一步探究「理性自利」層面最關鍵的「自我評估的預期利害」時，卻發現其實際深受「台灣意識」、「族群認同」等感性因素所左右。換言之，若當事人在「感性認同」層面上以對岸為敵、抗拒兩岸統合時，將傾向突顯開放兩岸經貿的不利影響；反之，若當事人在「感性/認同」層面上以對岸為友、力促兩岸統合時，將傾向強調開放兩岸經貿的有利因素。也就是說，先於「理性抉擇」的「利益認知」，其實往往為更根深蒂固的政治認同與台灣意識所形塑，決定民眾兩岸交流所採立場的關鍵，說到頭來，還是在於認同層面的因素。為系統分析前述議題，本文將分為以下幾個部份。次節主要探討「理性自利」及「感性認同」的相關文獻，藉此汲取理論啟發。其後第三節，將陳述本文的研究方法、研究資料及研究假設，並說明兩岸架構下，「理性」與「感性」因素如何呈現。第四節則針對上述的「理性」與「感性」兩層面之各項變數進行檢證，以發掘「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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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與「感性」的影響，以及兩者如何相互影響。最後於結論中，就理論與實證層面，討論本分析架構應用於兩岸經貿議題之研究啟發。

二、兩岸關係的民意結構：「理性」

與「感性」的對話

「理性自利」與「感性認同」為近年民意研究中兩個主要的理論取向。根據相關文獻顯示，人們無論在私領域的「個人行為」或公領域中的「集體行動」，往往同時受到「價值情感」和「物質利益」所驅動，但這兩種行為動機卻經常混雜難辨，造成吾人解釋上的困擾。本節首先就「理性自利」與「感性認同」兩類因素進行整理爬梳，之後再就涉及兩岸經貿的民意結構理性與感性的層面，進行相關文獻的檢討。

（一）民意結構中的理性與感性

誠如前述，在分析民眾對各項政策議題所採取立場的研究中，「理性選擇」（rational self-interest）與「象徵政治」（symbolic politics）是兩個最重要的解釋面向。Sears（2001）將基於理性抉擇解釋政治行為者視為「理性自利」觀點，而由情緒與認同等情感面向的政治行為則稱為「象徵政治」角度。「理性選擇」觀點主要基於「自利」與「理性」的預設（assumption），循著演繹邏輯研究政治現象。理性選擇學派假定：人是理性個體，將有意識地以最小成本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self-interest maximization），強調人在政治活動中是理性的，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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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行動方案中選擇有利於己的方案。例如不少學者們運用「空間模型」（spatial model）將民眾或政黨在不同議題上所持的立場納入分析，考量選民自身與各政黨或候選人在重要議題上相對位置的遠近，藉以解析選民為何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相同模型亦曾用以解析不同的民意分佈與選舉制度下，各政黨採取趨同或分殊議題立場之因（Downs, 1957）。此外，Sears and Funk（1991）也對自利行為做出定義，認為自利行為係目標導向，自利必須滿足幾個要件，即利益是中短期的、是關於物質性的、且與個人自身相關，而理性計算是一種極大化個人利益的手段，而此手段即為理性行動的誘因。其中， Hardin（ 1995）對理性抉擇與政治認同的討論，影響清晰可見。他認為群體認同亦來自於個體自我利益的判準。個人對某特定團體認同或提供服務的前提在於，個人奉獻時，對於自我利益造成的損失判斷可從認同的團體獲得彌補或得到更多好處，而所有對國家族群等團體關係的認同及奉獻，皆可歸因於自我利益為主的誘因。個人對群體的認同並非原生的，也不是因為對群體利益的關心超乎個人自身利益考量而認同該群體，而是因為感到認同是有利的。1 換言之，任何認同的選擇都是深思熟慮後的行動，或說是有目的的行動，同時個人因為在群體生活中認知利益，進而創造出對該群體的認同感，因此，認同實乃利益彙集，而非在特定歷史境況下，透過共同的社會化過程所產生。相對「理性選擇」途徑將認同視為個別行為者的利害計算，「象徵政治」的看法與上述觀點對立，其乃Edelman（1964; 1971）於 60 1. Hardin 認為個人之所以產生認同或做出奉獻，肇因於人們發現強力認同的人總能獲得好地位，抑或因為所認同的群體可提供相對安全舒適的環境，詳參 Hardin（ 199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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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首先提出。 Edelman 為一般大眾憂慮所處環境複雜且充滿威脅，自身卻無力改變，因此，須依附一些政治菁英提出的政治象徵，藉以簡化複雜的政治世界，並減緩內在焦慮與不安；政治菁英則藉著提供團體認同或對領袖的依附，減輕民眾壓力，並將民眾精力轉而投注到群眾暴力或政治順從。前述象徵政治的解釋途徑後來由 Sears et al.（1979; 1980）發揚光大，Sears et al.（1979）定義「象徵政治」為社會化過程所形成的態度，此態度同時兼具暗示及情感成分。當民眾在成年後遇到重要事務或需採取政治行動時，一些政治象徵如美國的「族群融合」或「有色人種」，均可啟動族群態度或偏見等「既有的政治定向」（ predisposition）而產生習慣性反應。民眾對於議題的立場態度，主要決定於成長過程中已然成形的既有政治定向，認 2 外來資訊內含的類似象徵將「喚起」（evoke）並「觸動」（activate）個人記憶中相同的象徵節點，此為情感反射且無意識的過程（Sears, 1993; Sears and Funk, 1991; Sears and Kinder, 1985）。從上述有關「理性自利」與「象徵政治」理論基礎的討論中發現，就「理性自利」而言，其主要內涵在於物質需求層面，透過理性計算自身條件，且為短程或中程因素，相對於「象徵政治」所側重的政治認同因素，「理性自利」的考量較易變動。就「象徵政治」而言，主要內涵在於長期社會化後所獲得的情感認同或態度等「政治傾向」，Sears et al.的研究發現：民眾考量是否支持特定政策時，有關「象徵政治」的情感認同等因素，往往壓過理性計算的自利考量。晚進的研究也開始探索「理性」和「感性」之間的連結，如 Conover et al.（ 1987）認為，在前瞻政府經濟表現的形成過程中，儘管選民 2. 就美國而言，既有的「政治定向」（ predispositions）包含政黨認同、政治意識型態（自由主義或保守主義）、種族偏見等，詳參 Sears（ 1993: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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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評估通貨膨脹與失業比例，但若受到個人特質與政黨傾向影響，則對於經濟事務之評估將可能出現偏誤，並影響其投票抉擇。此類研究發現是否可應用於兩岸經貿交流的相關議題，即為本文思考的起點。以下將針對理性與感性因素如何影響民眾經貿立場，進行相關文獻回顧，以助後文分析。

（二）兩岸關係變與常：理性與感性的對抗

台灣的大陸政策 — 或者說與對岸的關係 — 由於既涉及台灣主權、又將界定個人身份，因此與認同的關係甚深（吳乃德， 1992: 36-40；張茂桂，1993: 260-270； Hsieh, 2005），甚而進一步推敲發現，大陸政策的後果又將左右個人生涯與台灣前景：一方面，全面戰爭的疑慮隨時迫在眉睫，另方面，「中國崛起」的機會又不免讓人心動。因此，台灣的大陸政策，其實攙和著錯綜的「認同」與「利益」考量（吳玉山，1999: 173-193；Dittmer, 2005; 吳乃德：2005； Keng et al., 2006）。因此，在相關討論中，Hsieh（ 1995）與吳玉山（1999）將台灣的大陸政策，分為「統一－獨立」的認同選項和「經濟－安全」利益考量等兩個空間的面向。3 吳乃德（ 2005）以「麵包」與「愛情」比喻「理性」與「感性」的兩難，描繪左右兩岸關 3. 不同於謝復生（ Hsieh, 1995）與吳玉山（ 1999：175）的架構，本文作者認為在「經濟利益 -安全利益」這條軸線上，「安全利益」並不純然作為獨立選擇的判斷而存在，因為其中內含相當的「感性認同」因素。換言之，「安全利益」是否能視為「利益層面」而與「經濟利得」形成二分對立的關係，似乎仍存在討論空間。根據作者的看法，「安全利益」源自於「彼我（或敵我）意識」，源起於兩岸分隔五十年間在國家主權與國際空間上的「零合關係」（如對岸對於「一個中國」的高姿態訴求、台灣外交關係的打壓、以及武力嚇阻戰略）所形成敵對、負面印象，將其視為「感性」因素似乎更為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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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的兩種力量。Keng et al.（2006）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具體實證了兩種力量彼此交錯抗衡，型塑出兩岸關係的動態。進一步的研究指出，上述的「認同」與「利益」考量，其實也會相互影響。例如吳乃德發現，「雖然對某一個國家的認同經常導致對它的選擇，可是也有可能受到現實條件的限制，而對這個國家的選擇有所保留。認同台灣國家的人，可能會因現實條件（如中共的武力威脅）而暫不選擇同意台灣獨立。」（吳乃德，1992: 40）。另一方面，陳義彥與陳陸輝（ 2003）則認為：面對充滿不確定性的「統一」或「獨立」選項，民眾經常會保守的選擇改變現狀最小的模式。因此，吳乃德（1992；1993）透過條件式問句，將「現實條件」析離，藉此區辨「理性」與「感性」的影響，並將台灣民眾的兩岸政策立場，區分為「中國認同－台灣認同－現實主義－保守主義」（吳乃德， 1992）與「台灣民族主義－實用主義－中國民族主義」（吳乃德，2005）等不同立場。Hsieh and Niou（2005）也融合「理性」與「感性」因素，將台灣民眾對中立場，分為「強烈支持獨立者－稍微支持獨立者－維持現狀者－稍微支持統一者－強烈支持統一者」五類，朱雲漢（Chu, 2004）則更細緻的將「理性」與「感性」交叉，並區分出九類不同立場。基於上述文獻可知，「理性」與「感性」因素是探討台灣民眾大陸政策立場的重要面向。目前台灣面臨國際產業競爭壓力而採取外移策略，許多產業外移至中國大陸，而中國大陸不僅是台灣的經濟競爭對手，對於台灣的國家安全可謂甚具威脅。在前述背景下，當台灣民眾面對利益與情感交織的兩岸經貿議題時，「理性」與「感性」因素將如何左右其思維？在兩岸經貿互動頻仍的情況下，民眾理性評估經貿交往結果為何（帶來機會或造成損害）？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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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會化過程所形塑的政治傾向，亦將在兩岸經貿問題討論的過程中，影響台灣民眾所持的政策立場。因此，本文乃根據此「理性」對抗「感性」的架構，探討台灣民眾所持之兩岸經貿交往立場，並進一步掌握「理性」與「感性」間錯綜複雜的相互關聯，以試圖釐清台灣民眾對於兩岸議題看法的真正根源。

三、與對手貿易：台灣民眾有關兩岸經

貿開放立場分析

根據前面發展的架構觀察，民眾對政經議題所持的態度立場，主要來源應為「理性自利」與「感性認同」。因此，本研究將以「理性自利」及「感性認同」兩層面為分析架構，檢視民眾對兩岸經貿政策究竟持「開放」或「管制」立場。關於「理性自利」層面，本文以「自評利益」、「經濟區域」、與「教育年齡」（競爭能力）等變數為主要討論重點，而「感性認同」層面則分由「省籍認同」、「身份認同」、「政黨認同」及「台灣意識」等變數進行檢測。本節主要闡述研究設計及資料度量，並就各項變數之概念意涵及如何檢測說明如下。

（一）研究設計

由相關文獻發現，民眾針對特定政策所持立場與其自我利益密切相關，因此，民眾展望政府完全開放兩岸經貿後，個人經濟情況會獲利或受害的「自評利益」，是否影響其對於兩岸經貿交流的態度，值得關注。此外，民眾居住的「經濟區域」也是另一重點，經濟區域為反應貿易往來之主要載體，兩國間貿易利得或衝擊，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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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程度影響不同經濟區域的民眾在政策立場上的差異。耿曙、陳陸輝（ 2003）分析兩岸經貿互動的政治效果中，發現兩岸交流獲利的區域（北台灣）傾向主張「擴大交流」的泛藍勢力，而因貿易與投資轉移備受衝擊之區域（南台灣）則投身保護主義的泛綠懷抱，兼容獲利與衝擊的中台灣以及孤處一隅的東台灣對於「兩岸交流」則表現複雜矛盾與事不關己之態度，並呈現較分裂的政黨支持。台灣四大經濟區域在大陸經貿政策立場各有所屬，因此，本研究將檢證不同經濟區域民眾對於兩岸經貿交往立場的差異。在「競爭能力」方面，教育背景代表競爭能力的強弱，可為個人經濟收益的基礎指標，因為時值知識經濟時代，學歷高低已為生存競爭的基本要件，學歷亦可相當程度表徵個人掌握「學習」的能力，因此，相對於低教育程度者，教育程度愈高則競爭能力愈高。綜前所述，在「理性自利」層面上，作者將「自評利益」、「經濟區域」、及「教育程度」等列為檢測「理性」層面的主要因素。在「感性認同」層面上，歐美相關研究多探討對意識形態、政黨人物的特定情感，所因此呈現的政治態度差異。除此之外，因「族群認同」所衍生的政治評價或偏見亦屬政治情感的主要內涵（徐火炎，2004: 5）。而觀察現今台灣民眾政治情感的指涉對象，則與兩岸關係有密切關聯。其中，台灣民眾的「族群背景」經常用以解釋台灣選舉政治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族群認同所討論的「原生說」（ primordialism）強調血緣、語言或行之有年的文化習慣形成「原初牽繫」（primordial ties），產生強烈且無法抹滅的「情感連結」（affective bonds），前述觀點說明了省籍因素在台灣政治場域的重要影響。過去研究成果表示，相對於本省閩南人，大陸省籍的民眾在兩岸議題與政黨支持上有相當顯著的差異，或者因為有較強的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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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意識，對於政治事務存有特定看法，政治參與程度亦較高（王甫昌，1998；陳陸輝，2000）。此乃肇因於 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當時大部分政府及國民黨高層職位皆由外省人士擔任，而本省人則擁有經濟活動的主控權，此種「財富與權力的不一致」使得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緊張氣氛升高，如今前述問題雖不復存在，但「省籍問題」一詞仍活躍於選舉與傳媒（張茂桂編，1993）。因此，不同省籍背景所產生的情感牽繫，對兩岸經貿往來看法的影響亦難以排除。此外，相對於省籍背景，另一解釋台灣民眾政治傾向的重要變數為「身份認同」，也就是「台灣人－中國人」的自我認定。族群認同所討論的「工具說」（instrumentalism）強調，一群人在特定歷史境況下共同的社會過程，將有助於建構社會性網絡與群體意識，並且促使社會中族群偏見的消除甚至族群同化；反之，則負面的社會過程將導致社會衝突沿著原初特質的界線而發生。當兩岸的爭執從制度與意識型態的對抗逐漸轉變成兩個國家、甚至兩個民族的對立，此一族群認同的形成與轉變，成為台灣政治學領域具研究意涵的課題，因此族群認同將會對兩岸交往立場有所影響。此外，「政黨認同」是另一種心理上的認同，起源於政治社會化的結果，無須訴諸文字法律的認定與紀錄，依據過去研究指出，選民一旦形成政黨認同，將隨著生命週期而增加其強度（陳陸輝， 2000），是一種相對穩定的感性認同概念。在「象徵政治」的範疇中，「政黨認同」一向被視為主要的基本變項討論；而在兩岸關係研究中，由於泛藍陣營與泛綠陣營在兩岸統獨立場上的強烈反差，因此「政黨認同」亦多受研究者青睞。最後就「台灣意識」而言，兩岸關係在 1990 年代經歷了巨大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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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爭執，從制度與意識型態的對抗逐漸轉變成兩個國家、甚至兩個民族之間的對立。吳玉山（2001）認為此中關鍵在於「台灣意識」的興起 ——和「中國意識」對立、排除中國意識的認同/意識。根據吳玉山的看法，認為台灣意識與中國意識在本質上不必然互斥，而現今的台灣意識，卻和中國意識（或是中國民族主義）無法相容，本研究將「台灣意識」視為兩岸關係中的情感認同因素，為前述理論中有關「象徵政治」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感性層面的運用上，本研究將省籍背景、族群認同、政黨認同及台灣意識等變項，列為「感性認同」的主要檢測因素。茲針對變數測量及資料來源略述如下。

（二）資料與測量

在本文的變數測量方面，理性因素的探討主要有三：「自評利益」、「經濟區域」及「教育年齡」。其中「自評利益」為本研究重點，一般民眾經過理性計算後，認為兩岸交往對其有利者將選擇開放、認為有害者則選擇管制；「自評利益」之問卷題目為「如果政府完全開放兩岸經貿（台灣的老闆可以自由的且受保障的去大陸投資，開放大陸貨物、農產品進口、大陸人民來台打工、觀光），請問您認為您個人的經濟情況（未來的就業機會、收入多少等）會變得更好、更差，還是差不多？」就受訪者之答案分為「變得更差」、「差不多」、「變得更好」三類，並以「變得更差」為對照組。其次，由於不同「經濟區域」的民眾，所受經貿衝擊的程度各異，對於投資開放等貿易往來議題，將有不同的政策立場；「經濟區域」的問卷，則就台灣北中南東四大經濟集聚區分為「北台灣縣份」、「中台灣縣份」、「南台灣縣份」以及「東台灣縣份」，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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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台灣縣份」為對照組。而教育程度亦為理性評斷兩岸交往立場的考量因素之一，教育程度的問卷將受訪者分為：國中小教育、高中職教育以及大專教育程度等三組，並以國中小教育程度為對照組。另方面，在感性層面的因素方面，本文考量的變數為：「省籍背景」、「族群認同」、「政黨認同」、「台灣意識」，其概念意涵及操作方式依序說明如下。其一、「省籍背景」，相對於「台灣籍」民眾而言，籍貫為「大陸各省市」的民眾是否因「原鄉」情感而在兩岸經貿交往立場上有所差距；因此，在操作上本研究將「省籍背景」分為「本省籍」與「大陸各省市」兩類，並以「本省籍」為對照組。再者，主觀的「族群認同」（中國人/台灣人自我認定）對於政經議題的差別，一直都是學界矚目的熱點，而自幼養成的身份認知亦可將其對比為「象徵政治」之要素；「族群認同」的測量依受訪者的答案分為認同自己是「台灣人」、「都是」以及「中國人」三類，以「台灣人」為對照組。其三，「政黨認同」也是決定議題態度的重要因素，學者視政黨認同為一種高度穩定的心理認同（Campbell et al., 1960: 121），以現今台灣藍綠兩大陣營對於兩岸問題的高度歧異，政黨認同的歸屬無疑是觀察民眾兩岸經貿立場的重要指標；而「政黨認同」的檢測則合併國內主要政黨分為「泛藍」、「無政黨認同」以及「泛綠」三類，以「泛綠政黨」認同者為對照組。最後，「台灣意識」為一種排除「中國意識」、凡事以「愛台灣這塊土地」為先導的情感，而當兩岸在心理上漸行漸遠，但物質面相互需求、吸引的作用卻漸增的情況下，此變數將對兩岸經貿立場有所影響；4 本研究運用「愛 4. 有關變數處理的操作化測量題目詳見附錄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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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這塊土地」、「以台灣人為榮」以及「支持本土政權」三個題目建構的台灣意識指標，經過一定處理程序後，該指標為 0 到 1 分佈的連續變數，數值愈高表示台灣意識愈強。本文的經驗檢證，乃運用『「台灣認同的起源與政治效果」之研究』的電話訪問調查資料，該研究為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陳陸輝主持的國科會研究計畫（計畫編號：NSC 95-2414-H-004-051-SSS），共同主持人為耿曙、鄭夙芬與游清鑫。該研究於 2006 年 10 月底，以台灣地區（不含金門、馬祖）年滿二十歲以上的成年人為電話訪問對象。抽樣方式係以「中華電信住宅部 95 年版電話號碼簿」為母體清冊，以等距抽樣法抽出電話樣本後，再以電腦選取亂數的方法，隨機修正最後二碼或四碼以求接觸到所有可能未登錄電話的住宅用戶。而在進行電話訪問時，當電話接通後再由訪員按照戶中抽樣的原則，抽出應受訪對象。該研究共成功訪問 1,082 位受訪者，以百分之九十五信心水準估計，最大隨機抽樣誤差為正負 2.98%之內。以下資料分析，本文將先描述民眾對兩岸經貿交流所持的立場，在影響民眾兩岸經貿立場因素的綜合分析中，納入上述解釋變數，而由於本研究的依變項屬於「有序多分」的類別變數，因此，將運用「順序勝算對數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進行分析。本文的基本假設為：影響民眾對兩岸經貿交流的立場，以理性自利的考量為首要，尤其「自評利益」是不可忽視的重點。然而，當選舉政治訴諸台灣認同與黨派意識作為選戰策略時，民眾的政治認同是否也將發揮影響？基於前述分析角度，本文將於下節同時檢測理性因素與感性兩類因素，分析何者對民眾的兩岸經貿立場具有更為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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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當理性與感性相遇：兩岸經貿交往

之順序勝算對數分析

當前台灣民眾對兩岸經貿交流的立場為何？從表二中可發現：民眾主張管制的比例約超過三分之一，其中，認為應「嚴格管制」接近兩成（19.5%），而應「稍加管制」的超過七分之一（15.3%）。相對而言，認為應開放的比例接近五成，其中，主張「大幅開放」者超過兩成（ 21.0% ），而認為應「稍加開放」者超過四分之一（26.3%）。整體而言，民眾持「開放」立場者超過「管制」立場者約一成三，此外，還有超過六分之一（17.9%）的民眾，並沒有具體表示意見。表二民眾對兩岸經貿交流應該管制或是開放的態度分佈嚴格管制稍加管制稍加開放大幅開放無反應 * （樣本數） 19.5% 15.3% 26.3% 21.0% 17.9% （ 1,082）資料來源：陳陸輝等（ 2007-2008）。說明： 1. 表中數字為橫列百分比（括號內為樣本數）。 2. 無反應包括受訪者回答：拒答、看情形、無意見與不知道等意見。基於上述分配，作者將民眾對兩岸經貿主張的立場區分為「主張開放」、「主張管制」以及「無具體意見」三類。在具體統計模型分析時，將其重新編碼為「主張管制」、「無具體立場」以及「主張開放」三類，數值愈高代表愈傾向開放的立場，以進行統計分析，表三為統計分析結果。表三共有三個模型，模型一包含「理性」與「感性」兩大類共計八種解釋變數，不過，考量本研究欲分別檢視「階級劃分」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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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利害」兩個變數各自對模型的影響力，本文分別以模型二以及模型三，分別討論該兩種變數對於民眾在兩岸經貿交流立場的影響。5 當我們分別比較模型一與模型二以及模型一與模型三後可以發現：相較於模型一，模型二與模型三各有其不同特點。模型一的解釋力雖然較佳，6 不過，考量其中「階級劃分」與「部門利害」同樣利用「職業」變數編碼而成，恐有「多重共線性」問題（ multicollinearity），因此，本文只就模型二與模型三的意義進行討論，而模型一則作為參考對照之用。首先，我們可以由模型二發現：理性層面的「自評利益」為影響民眾兩岸經貿交流立場的顯著因素。控制其他變數後，相較於認為兩岸經貿交流後其經濟情況會「變得更差」的民眾，認為會「變得更好」甚至「沒有差異」的民眾，都較傾向採取贊成開放的立場。換言之，「理性自利」顯然是影響民眾對於兩岸經貿政策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軍公教人員相較於職業為「其他」的類別，對兩岸經貿持較為開放的立場，農林漁牧從業人員則較反對開放。就感性層面的因素而言，雙重認同者相對於台灣人認同者、泛藍政黨認同與無政黨認同者相較於泛綠政黨認同者，較傾向支持兩岸經貿開 5. 本分析的表三與表四檢視各解釋變數間是否具有「多重共線性」的問題，結果各變數之間並無嚴重的共線性問題存在。有關共線性診斷的幾種方式與指標，可參考 Gujarati（ 1995: 335-9）。本調查問卷並未詢問受訪者的統獨立場，故未將該變數放入模型中。 6. 模型一的χ２值為 476，模型二與模型三分別為 464 和 460，而自由度則分別相差 2 （ 18-16=2）與 5（ 18-13=5）。因此，模型二與模型一的比較為： 476-464=12，查表在自由度為 2 時，χ２ .050（ 2）=5.99，又由於觀察 χ２ =12，使得觀察 χ２ >查表 χ２，所以得出模型二與模型一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差異。同樣地，模型三與模型一亦有統計上的顯著差異（其χ２值差為 476-460=16, χ２ .05（ 5）=11.1）。有關概似比檢定的相關程序，請參考 J. Scott Long（ 1997: 9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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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此外，民眾的台灣意識愈高，愈傾向採取加強管制兩岸經貿交流的立場。至於表三的模型三的其他變數結果，大致與模型二類似，不過，北部縣市相對於南部縣市，更傾向支持兩岸經貿開放。而部門利害的優勢部門與無關部門，均較劣勢部門更傾向支持兩岸經貿開放，只是相較之下，無關部門與「劣勢部門」的差異，達到統計上的顯著程度。上述分析顯示：民眾的兩岸經貿交流立場，受到本文提出的「自評利益」、競爭優勢（教育程度）以及經濟區域（居住地區）等三類因素的顯著影響。其中，模型二與模型三當的「自評利益」為「變得更好」者的估計係數超過 3.6。換言之，當控制其他變數不變的情況下，認為會變得更好者，在兩岸經貿採取開放立場相對於其他立場的成敗比（odds），為認為「自評利益」認為「更差」者的 36.6 倍（取 exp（3.6））。顯示此因素對民眾兩岸經貿交流立場的重要性。另外，「台灣意識」亦為重要因素。當民眾的台灣意識最高時（數值為 1），其相對於最低者（數值為 0），在兩岸經貿採取開放立場相對於其他立場的成敗比為後者的 0.61 倍（取 exp（-0.5）），顯示「台灣意識」在民眾的兩岸經貿交流立場，扮演「踩煞車」的重要角色。此外。模型三也可看出，居住在北部民眾相對於居住在南部的民眾，在兩岸經貿採取開放立場相對於其他立場的成敗比為後者的 1.5 倍（取 exp（0.40）），顯示控制其他變數後，南北區域之間仍存在顯著差異。表三影響民眾兩岸經貿交流立場的順序對數勝算模型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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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截點 0.86 (0.53) 0.64 (0.46) 0.96 (0.44) * 第二截點 1.69 (0.53) ** 1.47 (0.47) ** 1.78 (0.45) *** 理性因素自評利益（以「更差」為對照組) 差不多 1.97 (0.20) *** 1.88 (0.20) *** 2.00 (0.20) *** 更好 3.71 (0.32) *** 3.66 (0.32) *** 3.67 (0.32) *** 階級劃分（以「其他」為對照組) 軍公教人員 0.65 (0.31) * 0.65 (0.30) * 私部門管理專業 -0.29 (0.41) -0.14 (0.27) 私部門職員 0.21 (0.33) 0.02 (0.23) 私部門勞工 -0.27 (0.38) -0.48 (0.28) 農林漁牧 -0.85 (0.51) -1.05 (0.43) * 經濟區域（以「南部縣市」為對照組) 北部縣市 0.34 (0.20) 0.33 (0.20) 0.40 (0.20) * 中部縣市 0.35 (0.24) 0.28 (0.24) 0.25 (0.24) 東部縣市 0.26 (0.43) 0.21 (0.42) 0.20 (0.41) 部門利害（以「劣勢部門」為對照組) 無關部門 0.17 (0.31) 0.39 (0.19) * 優勢部門 0.47 (0.43) 0.36 (0.26) 感性層面族群身份（以「本省籍」為對照組）大陸各省 0.12 (0.29) 0.11 (0.29) 0.16 (0.28) 身份認同（以「台灣人認同」為對照組) 雙重認同 0.36 (0.19) 0.38 (0.19) * 0.43 (0.19) * 中國人認同 0.59 (0.41) 0.59 (0.40) 0.51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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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認同（以「認同泛綠」為對照組）無政黨認同 0.63 (0.24) ** 0.58 (0.23) * 0.65 (0.23) ** 泛藍認同 0.91 (0.27) *** 0.86 (0.27) ** 0.90 (0.27) *** 台灣意識 -0.59 (0.12) *** -0.54 (0.12) *** -0.59 (0.12) *** 模型資訊樣本數 813 813 813 G2 (LR χ2) 476 464 460 自由度 18 16 13 (Nagelkerke) Pseudo R2 0.52 0.50 0.51 資料來源：陳陸輝等（ 2007-2008）。說明： 1. 本模型依變數為民眾認為兩岸經貿交往應該管制還是開放。其中， 1 表示民眾認為應該加強管制， 2 表示民眾持中立的態度， 3 表示民眾認為應該更加開放。 2. *: p <0.05; **: p < 0.01; ***: p < 0.001。從上述分析發現，民眾「自評利益」為民眾兩岸經貿交流的重要影響因素，然而，究竟什麼因素會影響民眾的「自評利益」？其背後因素完全出自於部門利害？抑或「理性評估」受到「感性認同」所左右？本文將民眾「利益自評」編碼為「變得更差」、「沒有差異」以及「變得更好」三分類，數值愈高表示「自評利益」愈佳。在解釋模型中，除了上述的「理性層面」與「感性層面」等因素外，本文在「理性層面」加入「階級劃分」的解釋變數。在「階級劃分」方面，由於兩岸經貿交往將對台灣不同部門造成不同程度的影響，經貿往來同時帶來利潤與損失，由於「得利」與「受損」的對象通常不同，造就「贏家」的同時，另一方面也出現「輸家」（Shafer, 1994: 22-48），因此，解釋民眾預期獲利或受害的評估時，「階級」因素絕對不可輕忽。對於「自評利益」的解釋模型，請參考表四的結果。從表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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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發現：影響民眾自評利益的因素中，「理性層面」的階級、教育與年齡，具顯著影響力。特別在階級中，私部門勞工較傾向認為經貿開放後自己會受害。大專以上教育程度較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者，較傾向認為會在兩岸經貿開放中獲利。此外，20 多歲與 40 多歲者，相較於 60 歲以上者，會更深刻感受兩岸經貿開放可能給自己帶來經濟利益損失。在「感性層面」中，「台灣意識」顯然是影響民眾在兩岸經貿開放是否獲利或受害的重要變數，當民眾的台灣意識愈強，愈傾向認為自己將身受其害。同樣地，在身份認同因素方面，本文也發現具有中國人認同與雙重認同者，相較於台灣人認同者，更傾向認為會在兩岸經貿開放中獲利。除此之外，理論上的重要發現為，在感性層面的變數中，不僅民眾的省籍背景無顯著影響，政黨立場亦不影響其認知與評價，顯示台灣意識與身份認同是主宰民眾在兩岸經貿開放過程中，判斷自己獲利或受害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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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影響民眾「自評利益」的順序對數勝算模型 B （S.E.）第一截點 -2.43 （ 0.42） *** 第二截點 0.12 （ 0.41）理性因素年齡（以「60 歲及以上」為對照組） 20 多歲 -0.77 （ 0.30） ** 30 多歲 -0.51 （ 0.28） 40 多歲 -0.62 （ 0.27） * 50 多歲 -0.37 （ 0.28） 教育程度（以「小學及以下」為對照組） 中學教育 0.39 （ 0.21）大專教育 0.56 （ 0.22） * 階級劃分（以「其他」為對照組） 軍公教人員 0.00 （ 0.25）私部門管理專業 0.08 （ 0.22）私部門職員 -0.12 （ 0.20）私部門勞工 -0.59 （ 0.24） * 農林漁牧 0.01 （ 0.35） 經濟區域（以「南部縣市」為對照組） 北部縣市 0.11 （ 0.17）中部縣市 -0.39 （ 0.20）東部縣市 -0.34 （ 0.36）感性因素 族群身份（以「本省籍」為對照組） 大陸各省 0.24 （ 0.22）身份認同（以「台灣人認同」為對照組）雙重認同 0.85 （ 0.17） *** 中國人認同 0.67 （ 0.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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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認同（以「認同泛綠」為對照組） 無政黨認同 -0.03 （ 0.17）泛藍認同 -0.39 （ 0.23）台灣意識 -0.65 （ 0.10） *** 模型資訊樣本數 811 G2（ LR χ2 ） 198 自由度 20 （ Nagelkerke） Pseudo R2 0.25 資料來源：陳陸輝等（ 2007-2008）。說明： 1. 本模型依變數為民眾認為開放兩岸經貿對其個人經濟利益影響的自我評估。其中， 1 表示民眾認為會更差， 2 表示民眾覺得差不多， 3 表示民眾認為會變得更好。 2. *: p <0.05; **: p < 0.01; ***: p < 0.001。表四的分析主要檢視影響民眾自利評估的因素，所得結果值得注意。從表二發現：影響民眾兩岸經貿交流立場的最重要因素，為理性的「自評利益」。惟進一步檢視理性自評卻發現：「台灣意識」與「台灣人認同」等感性因素，是左右民眾理性思維的重要力量，此力量甚至超越民眾原生的省籍背景以及解釋台灣選舉政治最重要的政黨認同因素。換言之，表面上看似藍綠對抗的政黨因素，實際上真正主宰的力量，可能是民眾訴諸感性的「台灣意識」或是「台灣人認同」。根據這個理論傳統，「象徵政治」對於個人的政治態度與政治行為，將可以產生也許沒有那麼直接卻更根本的影響，遠遠壓倒看似主導的理性算計。而所謂「理性選民」不外乎一群以「理性抉擇」為由，包裝或合理化個人基於「象徵政治」而做出投票抉擇的選民（徐火炎，2004）。呼應之前美國學者 Sears 等人的研究發現，本研究的初步結論得知：長期政治社會化的影響力量，對於民眾政治判斷與政治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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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隱藏得很好但不可輕忽的影響。不過，美國政治中的政黨認同因素，在台灣卻化身為「台灣意識」或「台灣人認同」，不僅直接影響民眾對兩岸經貿交流的立場，甚至在民眾進行理性計算過程中，也扮演了極為關鍵的「中介轉換」的角色，影響台灣民眾的「理性抉擇」。對於「理性」、「感性」的頡抗，現有研究雖指出，就兩岸相關議題而言，「感性認同」的吸力似乎大於「物質利益」的拉力（吳乃德，2005: 6）。不過，本文研究結果卻發現：「理性自利」同為左右民眾兩岸交流立場的重要因素，但本文也同時發現：隱藏在「理性自利」的背後，每個人「感性認同」因素，正自覺或不自覺地默默發揮左右全局的力量。這恐怕才是兩岸問題的關鍵所在。這部份的發現，似乎能補充而又超越而吳乃德（ 2005）之前相關研究—他將兩岸問題視為「理性」與「感性」的拉鋸抗衡 —然而根據我們的研究，看似「理性層面」的兩岸經貿問題，其實深受「感性層面」的認同因素所左右。

五、結論

兩岸關係獨特的「政經悖離」結構，特別適合觀察「政治」與「經濟」如何相互影響。而進一步觀察政經勢力背後，其實是「認同」與「利益」的頡抗消長。有鑒於此，本研究自台灣民眾兩岸經貿交流態度著手，分析「理性層面」與「感性層面」兩層面的影響，盼能藉此釐清兩岸交流的決定因素。由於兩岸的未來，決定於「統合」與「疏離」的競賽，因此，兩岸經貿開放與否、兩岸相互依賴程度等，隱然決定兩岸的未來，其重要性不言可喻。不同於以往的兩岸關係著作，本研究聚焦於台灣民意。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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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轉型之後，政治權力源自於定期選舉，政策制定也取決於民意動向，兩岸經貿既然動見觀瞻，經常成為選戰訴求，台灣民眾也對此多有看法。因此，台灣兩岸經貿政策的決策，勢將深受民意走向所左右，但台灣民眾涉及兩岸經貿議題的態度，究竟為哪些因素所影響？是來自兩岸經貿互動過程中的利益分配？抑或根源於既有的族群意識和身份認同？此即本文所探討的焦點。根據作者初步研究發現，「理性自利」層面的因素 —諸如「競爭能力」與「自評利益」 —確有其影響，亦即預期開放交流將獲利者、以及年輕高教育程度者，會比較支持兩岸經貿的開放。不過，另方面，台灣民眾的「感性認同」層面因素—諸如「台灣意識」與「政黨認同」等—也有不容小覷的影響，換言之，台灣意識較強者、以及政黨認同較偏綠者，會比較反對兩岸經貿的開放。由於在上述諸變數中，左右民眾經貿立場最巨者，當屬民眾的「自評利益」。換言之，當民眾預期可自兩岸經貿開放獲利者，將傾向支持經貿開放的政策，反之亦然。有鑒於此，作者乃就「自評利益」展開進一步的分析，結果有些出人意表，看似「理性自利」的「自評利益」因素，其實深受「台灣意識」與「台灣認同」之類感性因素所決定。換言之，當經濟自由主義者呼籲兩岸開放，促成雙方的互惠互利之際，隱身「開放」、「保護」辯論背後的，卻是「親中－愛台」、「統一－獨立」之類「象徵政治」的影響因素。也就是說，雖然因為兩岸互動頻仍、近年經濟停滯，針對兩岸經貿開放與否問題，台灣民眾越來越趨向於開放立場。不過，也由於政治競爭越發激烈、選舉操作越發明顯，「台灣認同」與「台灣意識」也進一步迅速深化之中，兩岸交流的開放與否，同時出現正面的「機會」與負面的「局限」。但就本文的研究結果看來，「理性自利」的吸引力，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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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面上似與「感性認同」相頡抗，但在政治態度的深層結構中，卻無法規避「感性認同」因素的影響，並最終臣服於後者，讓完全脫離國家認同的公共政策討論，成為非常困難的工作（吳乃德，1997: 25-7）。此研究發現充份說明了，受政治認同影響所及，對部份台灣民眾而言，兩岸經貿實質上是「與對手貿易」，無怪乎環繞兩岸經貿的辯論，為何經常牽扯國家認同議題。這也可幫助說明，兩岸間密切的經貿互賴，為何始終未能外溢為政治整合（吳玉山， 1997: 163-169）。對岸若能留心於此，將不難發現，一旦面對「台灣意識」的對抗，持續不斷的「惠台政策」 —試圖透過讓利、補貼來促進兩岸的統合（耿曙， 2005） —其成效恐將有時而窮（耿曙，2009）。真正能夠破解民眾疑慮、創造共榮條件的關鍵，恐怕不在「利益」而在於「尊嚴」。如何拋卻僵化的主權思維，透過主動宣佈放棄用武、開放台灣國際空間等做法，直接化解「感性認同」層面的內發抗拒，可能更能有效促成兩岸邁向和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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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研究各模型變項之處理方式變項測量題目與處理方式模型一依變項：交流立場 Q3. 請問您認為政府對兩岸經貿交流的政策，應該比現在更加開放還是應該加強管制？分為如下三類（拒答、不知道，視情形合併或設遺漏值）： 1. 加強管制（合併嚴格管制與稍加管制）、 2. 中立及無反應（合併無意見、看情形）、 3. 更加開放（合併稍加開放與大幅開放）模型二依變項：自評利益 Q4. 如果政府完全開放兩岸經貿，請問您認為您個人的經濟情況會變更好、更差，還是差不多？分為如下三類（拒答、不知道、無意見，視情形設為遺漏值）： 1. 更好、 2. 差不多、 3. 更差年齡世代 Q25.請問您是民國那一年出生的？分為五類（拒答設為遺漏值，「 60 歲及以上」為對照組）： 1. 20 歲 -29 歲、 2. 30 歲 -39 歲、 3. 40 歲 -49 歲、 4. 50 歲 -59 歲、5. 60 歲及以上學歷階段 Q26. 請問您的最高學歷是什麼？分為如下三類（拒答設為遺漏值，以「中學」為對照組）： 1. 國教程度（合併不識字及未入學、小學、國、初中）、 2. 中學程度（合併高中、職）、 3. 大學及以上（合併專科、大學、研究所及以上）競爭能力 Q26.請問您的最高學歷是什麼？教育程度區分為小學及以下、國初中與高中職以及大專及以上三類。階級劃分合併 Q28、Q29、Q30 處理 Q28. 請問您的職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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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9. 請問您先生（或太太）的職業是什麼？ Q30. 請問您以前（或退休前）的職業是什麼？分為如下六類（拒答設為遺漏值，以「其他」為對照組）： 1. 軍公教人員（合併民代、政府行政主管、公營事業主管、政府部門研究人員、公營事業工程師（機師）、政府單位與公營事業部門職員、政府單位與公營事業部門勞工、公立醫療單位醫事技術人員、教育機構教師、法官、書記官、檢察官、司法官、軍警調查局人員）、 2. 私部門管理階層及專業人員（合併民營事業公司負責人（自營商人）、民營事業主管、私人部門研究人員、非公立醫療單位醫事技術人員、會計師、律師、藝術工作者、文字工作者、職業運動專業人士）、 3. 私部門職員（合併民營事業工程師 /機師、民營事業職員、買賣業務人員服務、服務、餐旅人員）、 4. 私部門勞工（合併民營事業勞工）、 5. 農林漁牧（合併農林漁牧）、 6. 其他（合併宗教工作者、學生、家管、其他）經濟區域 Q27.請問您居住的地區是______縣市_______鄉鎮市區分為如下四類（拒答設為遺漏值，以「東台灣縣份」為對照組）： 1. 北台灣縣份（合併北縣、北市、基市、桃縣、竹縣、竹市、苗縣等）、 2. 中台灣縣份（合併中縣、中市、南縣、彰縣等）、 3. 南台灣縣份（合併雲縣、嘉縣、嘉市、南縣、南市、高縣、高市、屏縣、澎縣等）、 4. 東台灣縣份（合併宜縣、東縣、花縣等）部門利害合併 Q28、Q29、Q30 處理 Q28. 請問您的職業是？ Q29. 請問您先生（或太太）的職業是什麼？ Q30. 請問您以前（或退休前）的職業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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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如下三類（拒答設為遺漏值，以「無關部門」為對照組）： 1. 劣勢部門（包括民營事業公司負責人（自營商人），沒有雇用人、民營事業職員、買賣業務人員、服務、餐旅人員（含攤販、個人服務、計程車司機）、農林漁牧、民營事業勞工、失業者、家管並有做家庭代工、家管並幫忙家裡事業但未領薪水）、 2. 無關部門（包括民代、政府行政主管、公營事業主管、政府部門研究人員（科學家）、公立醫療單位醫事技術人員（醫師、藥師、護士、醫療人員）、公立教育機構教師、法官、書記官、檢察官、司法官、宗教工作者、公營事業工程師（機師）、政府單位與公營事業部門職員、政府單位與公營事業部門勞工、學生、軍警調查局人員、已退休、家管並無做家庭代工、其他）、 3. 優勢部門（包括民營事業主管、民營事業公司負責人（自營商人），有雇用人、私人部門研究人員（科學家）、非公立醫療單位醫事技術人員（醫師、藥師、護士、醫療人員）、會計師、私立教育機構教師、律師、藝術工作者（演員、表演工作者、攝影師）、文字工作者（作家、記者、劇作家）、民營事業工程師（機師）、職業運動專業人士、家管並幫忙家裡事業且領薪水）族群認同 Q12.請問您的父親是本省客家人、本省閩南 /河洛人、大陸各省市人，還是原住民？分為如下二類（原住民、拒答、不知道設為遺漏值，以「本省籍」為對照組）： 1. 本省籍（合併本省客家人、本省閩南人）、 2. 大陸各省市身分認同 Q23.在我們社會上，有人說自己是台灣人，也有人說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說都是。請問您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中國人，或都是？分為如下三類（很難說、無意見、拒答、不知道設為遺漏值，以「都是」為對照組）：1. 台灣人、2. 都是、3.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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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認同 Q24.在國民黨、民進黨、新黨、親民黨跟台聯黨這五個政黨中，請問您認為您比較支持哪一個政黨？分為如下三類（無意見、拒答、不知道設為遺漏值，以「無政黨認同」為對照組）： 1. 泛藍（合併國民黨、新黨、親民黨）、 2. 無政黨認同（合併都不偏、看情形）、 3. 泛綠（合併民進黨、台聯）台灣意識台灣意識的測量是以下列四個題目進行測量： 1. 最近社會上經常有人說：「我們一定要愛台灣這塊土地」，請問您認為有沒有必要強調這種說法？（選項以及編碼方式為：「根本沒必要 =1」、「不太有必要 =2」、「有點必要=3」以及「非常有必要=4」，數值愈大，表示台灣意識愈強） 2. 最近社會上經常有人說：「我們一定要以身為台灣人為榮」，請問您認為有沒有必要強調這種說法？（選項以及編碼方式為：「根本沒必要 =1」、「不太有必要 =2」、「有點必要=3」以及「非常有必要=4」，數值愈大，表示台灣意識愈強） 3. 有人說：「愛台灣就要說台灣自己的語言」，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選項以及編碼方式為：「非常不同意=1」、「不太同意=2」、「有點同意=3」以及「非常同意=4」，數值愈大，表示台灣意識愈強） 4. 有人說：「愛台灣就要支持本土政權」，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選項以及編碼方式為：「非常不同意=1」、「不太同意=2」、「有點同意 =3」以及「非常同意 =4」，數值愈大，表示台灣意識愈強）「台灣意識」指標係由上述四個題目加總後平均而得，分數分佈介於 1 到 4 之間，信度檢定結果 Cronbach’s Alpha 超過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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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Driven or Identity-Based?

An Analysis of Taiwanese People’s Positions on

Cross-Strait Economic Exchanges

Lu-huei Chen

*

_{Shu Keng}

∗∗

_{Ping-lan Tu}

∗∗∗

Kuan-bo Huang

∗∗∗∗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two competing hypotheses in explaining Taiwan citizens’ positions on its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orists of rational choice maintain that individuals’ stands on various issues are primarily governed by the perceived costs and benefits of possible policy outcomes. As individuals tend to minimize the associated costs and maximize related benefits, “self-interest” is thought to be a major determinant of citizens’ attitudes on various policies. On the other hand, “symbolic politics” analysis contends that as individuals develop various personal attachments in the form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ideological orientations, and ethnic or national identity, they respond to issues according to these attachments on the basis of cognitive consistency. Utilizing survey data collected in Taiwan, the analysis of the island citizens’ preferences on cross-Strait

* Research Fellow, Election Study Center, NCCU.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CCU. ∗∗∗ Ph. 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NCCU. ∗∗∗∗ Maste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NC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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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exchanges shows that both hypotheses provide valid explanations. However, a second look at the survey data suggests that the apparently “rational decisions” are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symbolic factors” which clearly plays a dominant role in shaping individuals’ preferences over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above findings also hav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both governments of Taipei and Beijing.

Key words: cross-Strait relations, economic exchanges, integration

理性自利或感性認同？影響台灣民眾兩岸經貿立場因素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