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國族「她」者：台韓殖民時期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創造與寓意 - 政大學術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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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三期 2016 年 10 月，頁147-174 國立台灣文學館. 翻譯國族「她」者：台韓殖民時期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創造與寓意＊. 陳佩甄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摘要本文聚焦討論台韓殖民語言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因應翻譯的需求而出現的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為東亞語言現代性的產物；除了翻譯上的需要，「她」的出現更揭示了現代國家的性別建構過程。本文將分析報章媒體論述與文學作品如何創造、實驗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以及此一新興詞語如何參與新語言與性別建構。本文認為，透過語言結構的中介，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促成女性成為被召喚、被言說、被建構的性別主體；且透過第三人稱代名詞創造出的新主體空間，更讓不同階層的人們進入參與前述建構過程，進而使得性別與國族相互指涉，製造出整體化的女性主體，同時也創造整體化的國族象徵。而殖民台灣與朝鮮共處東西／中日帝國雙重邊緣位置，比較兩地的現代化轉型與殖民性，則有助於進一步挑戰東西方二元架構、釐清帝國周邊的地緣政治結構，以利檢視上述文化現象中的現代性與翻譯問題。. 關鍵詞：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殖民現代性、文化翻譯、新女性、新小說.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詳細審閱、斧正，提供寶貴修改意見，受益良多，特此致上最高謝意。論文修訂後若有其他疏漏之處，當由我自負文責。.

(2) 148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三期. 一般論文. Translating “Her” into the Nation: The Invention of the Female Third-person Pronoun in Colonial Taiwan and Korea Chen Pei-Jean Post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is paper seeks to examine the emergence of female third-person pronoun in the linguistic and literary landscapes of colonial Taiwan and Korea. At the turn of twentieth century, the advocacies of vernacular languages and free love and marriage in colonial societies intersected with the desire for civiliz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Throughout the period, the discourses on new literature, new novels, as well as modern love and sexuality were differently characterized on the basis of the ideological tendency towards cultivating women. Built upon these conditions, the advocacy of the liberation of women legitimated and facilitated the leading intellectuals’ investment in the national and modernization project.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er examines one of the neologisms invented in this period, which is the female third-person pronoun, and proposes to trace the emergence and the usages of the female third-person pronoun ta（她） and kŭnyŏ（그녀）in vernacular Chinese and Korean to see how the linguistic practice was intertwined with gender politics and nation-building. The researcher also argues that the translation and invention of the female third-person pronouns in East Asian societies, to a great extent, embodies the gendering process in these countries’ modernization project, with which the researcher defines the process as translating “her/woman” into the historical project of nation-building.. Keywords: Female Third-Person Pronoun, Colonial Modernity, Cultural Translation, New Women, New Novel.

(3) 翻譯國族「她」者：台韓殖民時期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創造與寓意. 149. 翻譯國族「她」者：台韓殖民時期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創造與寓意一、緒論：問題化「翻譯」與「現代性」在開展「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翻譯的討論之前，我欲先問題化（problematizing）本文隱含的兩大歷史理論框架：翻譯與現代性，以提出檢視第三人稱代名詞的翻譯與出現時不可或缺三個先行論點：（一）現代化論述與翻譯皆具有「劃界」（bordering）內涵，在其運作之下，殖民台朝在社會轉型之際同時產生新的自我及各種他者；（二）此「他者化」機制經常同時作用於建構性別、種族、階級等社會階序，這些階序卻各自被分化並指涉不同主體；（三）「女性」在現代化及國族建構的過程中經常成為「他者化」的標的，因而以「女性」為閱讀方法將能展現上述階序之間的扣連關係。關於第一個論點：現代化論述與翻譯運作潛在具有的「劃界」（ bordering ）內涵，乃歸納自後殖民研究積累。如史都華•霍爾（ Stuart. Hall，1932-2014）在討論現代化論述的形成過程時、即曾追溯「西方」的建構痕跡，並論證現代化論述如何促成了「西方，以及其餘」（ the west and. the rest）這組二元架構的形成。1 酒井直樹（Sakai Naoki）亦曾提出理解近代世界體系形成的兩組模式：「共構圖式」（schema of configuration）及「翻譯的政體」（regime of translation）。2 酒井認為，在翻譯活動裡，兩個語言 1. 2. 霍爾指出：關於西方或現代性論述的生產與分類，為「所屬」或「排除」（sense of belonging or exclusion）建構了象徵疆界；這樣的疆界來自於西方軍隊、探索家及其他相關人士所發現的「差異」，而這差異僅是奠基於歐洲自身所缺少的文化基礎而誤解他人的文化為「落後」。東西二元架構暗示的是落後與進步、野蠻與文明的優劣對立。詳細討論請見：Hall, Stuart. “The West and the Rest: Discourse and Power,”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Stuart Hall and Bram Gieben, ed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pp.275-320. 酒井曾解釋這兩組架構的運作方式為：在現代世界裡—即透過國際世界給定其視野—翻譯的再現被一組織、製圖願景、評價方法和共構模式的圖式（the schema of configuration）給規範。因此，國際世界通常被再現為一個國家或民族語言的組態，各自都被認為外在於彼此。我所稱的「翻譯政體」是一紀律和規範的組合，將世界表現為「國際的」（an international one）。而「均質性發話」的合法性即來自現代國際世界（international world）的構圖，其中國家主權和領土並置、民族國家之間相互承認、國際世界與民族國家相互加強，形成一個共謀系統。詳細討論請見：Sakai, Naoki. Translation and Subjectivity: On “Japan”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p.40-71..

(4) 150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三期. 一般論文. 中特定的兩個詞被視為對等或相近的，就如同「西方，以及其餘」這組共構模式中，西方總是代表其自身，並透過將其他事物定位為「其餘」來建構自身，這樣的概念性差異使得某一個語言被評價為優於其他語言。基於上述思考，我在進入本文研究主題之前，欲先釐清殖民現代性如何透過「跨國性」與「翻譯性」形塑其運作系統。我的論點是：「跨國性」與「翻譯性」確實構成東亞現代性的歷史特殊性，但在殖民帝國論述中被挪用為塑造「自身」與「他者」的工具。意即：自十九世紀中期以後建立的國際世界及其中的「跨國性」，建構了國家主權與國際法等系統，亦使得後殖民國家的去殖民運動陷入民族國家自決的困境之中；而向來被理解為「從一個語言轉換到另一個語言」的翻譯觀，亦將翻譯限制在「國家. 族群. 語言」的結盟、以. 及「原初版本與複製改寫」這組二元關係中。這兩個現代性特質在分析殖民台灣與朝鮮的社會文化時深具重要性。換句話說，東西方、或任何兩種語言間的差異並非既有的存在，而是因為翻譯活動以及現代化論述的運作而出現。若以酒井的術語來說，這就是「翻譯政體」的圖像；在此構圖裡，翻譯在單一語言內外建構出「均質性發話」（homolingual address），3 成為當下世界理解民族、種族、文化等「身分認同」的前提。在此歷史架構下，當現代中、日文與西方語言相遇時，一個完整的西歐語言、中文或漢語、日本語文之整體（entity）立即被假定，其他相應的認同亦即刻產生。這即是本文研究主題出現的特殊時空背景。而我欲進一步以此架構解釋台韓比較研究的重要性。不管在西方、抑或是韓國（南韓）、台灣本土學界，台韓比較研究皆屬於未發展的研究領域；即使台韓有其共享的歷史文化經驗，4 甚至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被迫朝向「成為日本人、或死為皇民」之路，. 3. 4. 「均質性發話」相對於酒井所欲凸顯的「異質性發話」（heterolingual address），乃立基於單一民族國家語言的世界構圖，此一構圖強調「差異」，即不同語言、民族、國家間的分層對立。酒井對此概念的相關討論請見註2。台灣在經歷荷蘭殖民政權（1624-1662）以及國姓爺鄭成功的統治（1662-1683）之後，劃入福建省（1684）進入近兩個世紀的清領時期，台灣島住民在此時期經歷長時期漢化。十九世紀中期起，清廷經過鴉片戰爭（1841-42；1856-60）將台灣對外開港、引入傳教士，清法戰爭（1883-85）後台灣建省等外力逼使，終至1894年於甲午戰爭中敗給日本，在1895年4月簽訂《馬關條約》，台灣割讓給日本並進入長達半世紀的日本統治時期。朝鮮則在長達五世紀的李氏朝鮮王朝（1392-1910）建立前期即為明朝藩屬國，中期後與後金（女真族）、倭寇（日本）戰事不斷，1637年的「丁丑下城」事件標.

(5) 翻譯國族「她」者：台韓殖民時期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創造與寓意. 151. 兩地從未被設想為一「共同體」，亦少有較具規模的比較研究。這與上述的西方（帝國）的自我指涉傾向有關，更是現代化與翻譯架構的劃界機制運作的結果。舉東亞研究為例來說，日本對台、朝各自的殖民研究已有所積累，東亞與西方（主要是北美、歐洲）、日台、日韓、中日、中台或中韓（朝）之間的比較研究、甚或是實質的文化交流在戰後不同的歷史階段皆有其進展。唯獨台韓（朝鮮）之比較研究，無論在北美的亞洲研究領域或台韓兩地之相關學門中，仍屬尚待發展的研究範疇。我之所以選定殖民台朝為比較研究對象，並不局限於兩造之間相似的歷史進程和文化背景，而是台朝兩地反映、描繪出跨國權力在兩地的運作與消長；特別是十九世紀末期東西方之間、與東亞內部帝國權力的轉移過程，標誌的是台朝兩地雙重邊緣的位置，而此一雙重邊緣位置正是台韓比較研究重要的起始點。在文學研究領域中，目前較具規模的台韓殖民文學比較研究著作當屬崔末順的專書《海島與半島：日據臺韓文學比較》（2013）；或有唐麗園（Karen. Laura Thornber）的《流動中的文本帝國》（Empire of Texts in Motion : Chinese, Korean, and Taiwanese Transculturations of Japanese Literature, 2009）探討了中國、朝鮮、台灣等（半）殖民地作家是如何討論、改寫、翻譯日本文學作品，且同時接收並挑戰了日本文化權威性。其中，唐麗園大量並置台韓兩地文本，比較其中的語言政治和殖民回應，甚而刻畫了兩地文人作家的競爭關係。5 崔末順的專著則闡明了：殖民地書寫中的自我反思（self-reflectivity）和多重語言實踐（multi-lingual practices）展現了現代化進程中的特殊性，並且觸及日本統治下浮現的現代性複雜議題；同時，殖民地書寫亦突顯了文化生產中的政治問題、語言建構和文化反思。本文企圖在上述研究基礎上，進一步細緻討論作家和知識分子在殖民. 5. 記朝鮮成為清朝的藩屬國。李氏王朝末期則經歷法國、美國、日本等國於江華島上的武力壓迫，終于 1876年與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簽訂《江華島條約》被迫開港。外侮與內憂使得人民於1894年初爆發東學黨起義，清廷派兵朝鮮鎮壓卻引發日本亦強派武力進駐，最終導致甲午戰爭；《馬關條約》中台灣割讓給日本時，朝鮮亦脫離清廷藩屬並於1905年成為日本的保護國。最終於1910年簽訂《日韓合併條約》，朝鮮成為日本殖民地。 Thornber, Karen Laura. Empire of Texts in Motion: Chinese, Korean, and Taiwanese Transculturations of Japanese Liter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re, 2009), p.93..

(6) 152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三期. 一般論文. 朝鮮與台灣、如何透過語言和文學改革所採用新的書寫形式回應現代化慾望與知識生產。本文欲分析在這樣的文學知識生產中浮現的「女性」（作為第三人稱）主體，如何體現在彭小妍（ 2012 ）所闡述的「跨文化場域」（ the. transcultural site）中，並同時在跨越語際及國界之時，亦挑戰了各種二元對立疆界。6 基於其中強烈的跨文化特質，本文提出「以台灣與朝鮮互為參照」的比較方法；此研究並非將兩地狀況獨立於其他社會進行思考，而是在跨文化網絡中補畫上其中一條連接線。因此，「以台灣與朝鮮互為參照」之研究方法企圖正視鏡面中的身影，連結各自經歷過的歷史物質基礎，將虛像實像化，將相連的虛線實體化。台灣與朝鮮自十九世紀末起面臨殖民場域中的語言角力，就像殖民主義內部浮現的諸多問題，表現在不對稱的權力關係之中。殖民知識分子和作家生活在這樣的時刻裡，他們的文學反映了這些語言經驗的矛盾心理。在此時期的帝國同化系統中，出現了新一代的台灣和朝鮮作家，他們特別具有複雜的語言主體性。這些傑出的殖民知識分子，大多取得獎學金得以前往日本學習，但同時也（透過日本或日語翻譯）學習來自西方的文學和知識，甚而進一步思索自我的文化傳統。再者，由日本起頭、在1910年代到1930年代台灣和朝鮮倡議進行的「言文一致」運動，更促成兩地知識分子致力於本土語言與文學傳統的建構。7 遲至二十世紀初才提倡白話文與韓文書寫系統，是因為一直以來具有文化階級象徵性的語言、在舊有的社會關係遭到挑戰並崩解之後獲取了新的意義：促進大眾文明化的武器。透過語言改革，白話文與韓文取代了在東亞各地長期具有文化優越地位的文言文與漢文，並與文學生產、菁英教育的普及化同時並進；與此同時，其他更顯著的社會改革目標，如解放婦女、婚姻改革亦被送上文明化、現代化的舞台。 6 7. 彭小妍，《浪蕩子美學與跨文化現代性：一九三○年代上海、東京及巴黎的浪蕩子、漫遊者與譯者》（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02）。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譯，《「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10），以及陳培豐，《想像和界限：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台北：群學出版社，2013.08）。King, Ross. “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Korea: The Questione della Lingua in Precolonial Korea,” National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Korean Identity. Hyung-Il Pai and Timothy R. Tangherlini, eds.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8), pp.33-72..

(7) 翻譯國族「她」者：台韓殖民時期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創造與寓意. 153. 在這樣的背景下，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中文的「她」，韓文的「그 녀」—首度出現在中韓文書寫系統裡。在此之前，中文裡的第三人稱代名詞僅有人字旁的「他」，有泛指一般人類的指涉意義；亦尚有其他字詞，如：伊、渠、佢、彼等，一般具有「那」、「那個」、「那裡」的意思，有時亦與「他」同用。韓文中亦有類似的「그」和「厥」，但也都用來指涉男性第三人。在與其他外語（大多是英文與歐洲語言）相遇後出現了翻譯的需要，女性第三人稱由此出現。而我將進一步討論，在台韓語境中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發明與其意義如何反映了兩個殖民社會「動員女性」進入公共空間的需求、與「性別化國族」的象徵意涵。因此本文標題中的「她者」，同時指涉了性別化的他者，也是國族的他者。. 二、翻譯「她」者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出現在中國與日本學界已有相關討論。劉禾在其著作《跨語際實踐》（Translingual Practice，1995）中曾經簡短討論了中文第三人稱代名詞的性別化與跨語際再現。8 劉禾在其著作中指出兩點：（一）與其說缺少不同的性別人稱代名詞是漢語的缺陷，不如說是表現了東西方語言間的不平等關係；（二）語言中性別差異的建構則反映了「一個新語言裡權力的社會關係」以及中國在二十世紀初追求現代性的計畫裡大規模的「性別化過程」。9 中國研究者黃興濤在其研究漢語女性新代詞的專著《「她」字的文化史》（2009）10 中則回應了劉禾對於現代性問題的看法。黃同意並強調對於現代性的追求確實影響了她字的出現，但來自西方文化的關鍵影響或主導力量不應被拉抬過高。他認為女性新代詞「她」的發明「根本上取決於其自身被時代激發出的現代化需要……並不取決於其所因緣的『西方性』，它在本質上不是西方文化霸權的壓迫之果，而是漢語在新時代被強化的『現代性』訴求之結晶。」11. 8 9 10 11. 該部分的討論請見：Liu, Lydia H.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China, 1900-193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36-39. 同註8。黃興濤，《「她」字的文化史》（中國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10）。同註10，頁154。.

(8) 154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三期. 一般論文. 在劉禾及黃興濤的研究之前，日本翻譯研究學者柳父章（ 1928-）12 亦曾就東西方語文相遇與翻譯的問題針對日語中的第三人稱代名詞「彼」、「彼女」進行討論。柳父認為，雖然「彼」、「彼女」在很大程度上主要用於西方文本的日文翻譯、或是受到翻譯文體影響的日語書寫中，但是「這並非因為原本就存在需要『填補』的空白。空白不在一個語言體系中。與西歐語文並列、且將之視為典範之時，日文這方才出現空白。」13 他舉田山花袋（18721930）的作品為例，討論了明治時期的作家開始使用第三人稱代名詞「並非因為日文缺少這些代詞，亦非花袋在思想上有此要求。花袋是受了翻譯詞『彼』『彼女』的誘惑。」14 上述三位學者在不同程度上皆肯認了西方語文在東亞在地語文現代化過程中扮演的關鍵角色；更重要的是「翻譯」與「現代性」攜手運作之時，立即在單一語言內外劃出疆界、並製造差異。然而我必須特別提出的是，上述學者主要將比較架構限縮在東（中、日）西二元架構中，並未特別處理東亞各地文化互動與交互的影響，而若以此東西二元構圖用來討論殖民台灣與朝鮮的狀況時，則明顯不足。畢竟二十世紀之交的台灣與朝鮮遭遇的不僅是強勢的西方文化輸入，還必須考量前中華帝國、日本殖民母國的直接影響，以及在地的語言發展脈絡。首先，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在殖民台灣和朝鮮的翻譯，直接挑戰了「將語言視為一個既定的存在或整體」這一假定。在殖民台灣和朝鮮流通的語言有相當程度的複雜性，這也反映在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翻譯與造字上。若僅就書寫語言來看，台灣作家使用的語文體包括文言文、白話字（以羅馬字或羅馬拼音寫法）、日文、白話中文、台灣話文；朝鮮作家亦有使用漢文、國漢文（韓文字母加上漢字）、純韓文以及日文等文體。在二十世紀初期語言改革運動、或語言現代化過程裡，文言文被視為是落後的傳統而同時在亞洲各地面臨改革轉化，台灣與朝鮮作家則分別逐漸以「白話中文」與「純韓文」取代文言文，並以之作為在地文化象徵，同時與殖民語言「日文」角力斡旋。下面我對. 12 13 14. 柳父章，〈彼、彼女— 從物到人、到恋人〉，《翻訳語成立事情》（日本東京：岩波書店， 1982.04），頁149-215。同註12，頁202。同註12，頁211。.

(9) 翻譯國族「她」者：台韓殖民時期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創造與寓意. 155. 於台朝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討論將展現這個語言複雜性，即使將用詞出現的場域鎖定在兩地流通最廣的、或較具主導性的語文體—除了日文之外，台灣是「白話中文」，朝鮮則是「純韓文」—還是存在數個不同的用詞。可以想見，在書寫文體駁雜共存的狀態下，翻譯詞語的固著在沒有單一文體的狀況下需要比單一語言文體的語境更長的時間。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殖民台朝的狀況是分別受漢語與日文的強勢影響而決定了初期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用詞，且未出現系統性的翻譯討論。在我初步的文獻調查中，15 殖民時期台灣報章雜誌中以白話中文書寫的文章或文學作品指涉女性第三人稱的代名詞用語主要有「她」、「伊」二字；而以日文書寫的作品則直接使用現代日語中的「彼女」，另外還有白話字（以羅馬字或羅馬拼音系統）與台灣話文中的「伊」。首先「伊」字存在較早於「她」字，並且在性別上是男女互通、語文上則台語文和白話中文皆有。在台灣發行的第一份報紙《臺灣府城教會報》（1885）以廈門音白話字印製，創刊起始即將「伊」字用於第三人稱與泛指各類事物，即具有現代中文中的他、她、它功能。日本語言學者小川尚義自1897年開始編纂的日台辭典中的「伊」字用法與《臺灣府城教會報》大致相同。另外《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51911）中亦有類似的「伊」字用法。直到1920年代白話中文開始通行，在《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中，「她」與「伊」同時用來指涉女性第三人稱；「她」字隨後在1930年代後逐漸取得主導地位。殖民時期台灣作家使用的白話中文與中國五四文人推動的文體改革關係密切。前面提到的黃興濤在專著中非常詳盡地處理這一時期中國文壇對於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翻譯、造字、爭論，與當下的社會文化背景，台灣1920年代出現的「她」字確實有很大程度受到中國文壇的影響。有趣的是，黃興濤認為「她」字得以勝出的一個原因是與既有的「他」字共享同一個讀音，符合當時提倡言文一致的語文改革目標。16 然而這一論點無法在殖民台灣的語境中獲得證實。畢竟台灣有七成以上人口的. 15. 16. 就兩地報章媒體的搜尋涵蓋部分，台灣有《臺灣府城教會報》、《臺灣日日新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灣》、《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朝鮮的部分則有《朝鮮日報》、《每日申報》、《東亞日報》、《開闢》、《三千里》、《第一線》等報紙雜誌。黃興濤，《「她」字的文化史》，頁149-150。.

(10) 156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三期. 一般論文. 日常用語為台灣語（或稱閩南語、河洛、台灣話），而以台羅白話字、或台灣話文書寫的文章或創作，確實是以「伊」作為第三人稱代名詞。因此，「她」字最後在台灣語境中的流行有文體範疇上的限定，真正所謂「言文一致」的實現要到戰後國民黨再次於台灣推行國語政策後，「她」在口語與書寫系統之間才得以扣連起來。殖民朝鮮則在國漢文（국한문）與純韓文（한글）書寫部分就有「厥女」、「그녀」、「그女」、「그여자」、「彼女」數個詞彙流通來指涉女性第三人稱。必須注意的是，韓文這一語音表記書寫系統雖然在十五世紀17 就創造出來，但是遲至十九世紀末語言改革施行之後才開始廣泛運用。然而，之前數個世紀皆使用漢字與文言文體作為書寫工具的結果，深刻影響了韓文的社會文化內涵；而韓文在語言結構上與日語的親近性，亦很大程度影響了殖民時期朝鮮的語文實踐。因此在上列五個詞彙中可以清楚看到漢字、日文的在場；其中「厥」、「그」、「彼」的指示意義相近，有「那個、那兒」、「其他的」、「第三人稱」等意；「녀」則等同漢字「女」字。例如：著名的自然主義作家玄鎮健（1900-1943）以「厥者」「厥女」翻譯外國小說，他在自己的成名作〈鋼琴〉（피아노，1922）中亦使用「厥女」，到了1925年則開始使用「그녀자」18 ；同時期幾位重要作家及其作品亦有直接使用「彼女」：如廉想涉（1897-1964）創作初期的重要作品〈標本室裡的青蛙〉（標本室의 靑 개고리，1921）與〈除夜〉（1922）雖主要是以韓文創作，但皆使用了漢字的「彼女」來作為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這裡需要進一步釐清的是，韓文的「그 녀」與日文的「彼女」皆以兩個音節. 組字的方式造詞，因此「彼女」雖常出. 現在純韓文的文章中，並不易判斷這兩個字是韓文「그녀」的漢字寫法、還是直接挪用日語詞；而這一語言文體交雜的情境，則造就了殖民時期朝鮮與東亞. 17. 18. 一般認為十五世紀以前的朝鮮沒有正式的書寫系統，主要使用漢字作為書寫工具，如「吏讀—鄉札」。李氏朝鮮世宗大王於1442-1443年間制定並頒布《訓民正音》，為一套忠於口語的表音系統。但因為文人與兩班貴族的抵制、將之斥為「諺文」（俗語、亦有低俗貶義），僅用於民間野史與女性書寫，一直到十九世紀末才開始廣泛流通。現在通稱的「한글」（韓文）則於1912年首次出現在文獻中。憑虛（玄鎮建），〈피아노〉，《開闢》29號（1922.11），頁22-24；以及：憑虛（玄鎮建），〈새빩안 웃음（一）〉，《開闢》63號（1925.11），頁40。.

(11) 翻譯國族「她」者：台韓殖民時期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創造與寓意. 157. 各地的語言特定性。另外需注意的是，在與英文比較時，殖民時期朝鮮文化界通行的雜誌期刊中有幾則提及英文詞「 she 」的翻譯討論或實驗，但並未使用上列幾個女性第三人稱帶名詞作為對照討論或翻譯。文學評論家與創作者金東仁（19001951 ）在討論韓國現代文學之父李光洙（ 1892 - 1950 ）以及《創造》 19 同仁如何確立韓文書寫裡的口語體時特別提及： 20 「韓文裡沒有的第三人稱代名詞，以『그』來作為英文的He 和 She 代名詞使用，為之後的創作者樹立了依歸。」21 金東仁於1940年代末回顧二十世紀初三十年間韓國文壇的發展時，亦再次提及第三人稱的問題：「再者，韓文中沒有He和She也是一大挑戰。寫小說時，小說出現的人物每次都得以金某某、崔某某等人物名表示，著實麻煩惱人，雖然想以某個適當的詞彙代替書寫，不幸的是韓文中沒有洽如He和She這樣適當的詞彙可用。將He、She（消除性的區分）合一後替用的詞彙「그」，其普遍化且常識化後的今日來看，雖非什麼奇思妙想，這個詞彙首次被使用時也經歷過了沉重的猶豫、決斷和掙扎。」22 文學家金基鎮（1903-1985）在翻譯外國詩文時則以「그」同時指涉「He」和「She」。23 而上列五個代名詞出現與演變方面，「그녀」如中文的「她」是最後的通行用詞。根據韓國文化研究者고길섶（1995）的研究，24 大約是1910年代以後，韓文中出現許多詞彙用來表現女性第三人稱。「그녀」這組詞於1920年代出現，但韓戰之後「그녀」才快速地一般化。甚至在1965年三月出版的《現代文學》. 19 20 21 22 23 24. 殖民時期朝鮮重要的現代文學雜誌，為朝鮮最初的文藝同人誌。1919年2月於東京創刊，三一運動後移至朝鮮本地續刊，至第九號（1921年5月30日）終刊。金東仁，〈春園研究五〉，《三千里》7卷3號（1935.03），頁170-181。同註20，頁172。引文請見金東仁，〈文壇30年의 자취〉，《新天地》（신천지）3卷24號（1948.03），頁18-26。金基鎮，〈眼淚的巡禮〉（눈물의 巡禮），《開闢》43號（1924.01），頁224-238。 고길섶，〈怪物「她」的誕生故事〉（괴짜 ‘그녀’의 탄생설화），《我們時代的語言遊戲》（우리시 대의 언어게임）（韓國首爾：토담出版社，1995.11），頁169-177。另可參考韓中瑄，〈韓國語女性三人稱代名詞「그녀」成立考察〉，《韓國日本語學會學術發表會文集》（한국일본어학회 학술 발표회）24期（2011.09），頁174-178。鄭丞惠的研究則指出「그녀」一詞最早曾出現於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間的古典小說，但數量不多、亦未通行。參見鄭丞惠，〈近代韓國語教材『酉年工夫』中出現之「她」的相關考察〉（近代韓國語教材『酉年工夫』에 나타나는 ‘그녀’에 대한 고찰），《語文研究》通卷143號（2009.09），頁 45。.

(12) 158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三期. 一般論文. 雜誌中還有過專題論壇討論應該使用哪組詞作為韓文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25 專題中由七名文藝評論家創作者各抒己意，後在54名作家的表決中，「그녀」獲得33票勝出。後續又經過30年以上的實現過程，最終「그녀」成為韓文中女性第三人稱的通行用語。然而，第三人稱代名詞在韓文中的實際功能則如안소 진 （2008）的研究所點出的：韓文中的第三人稱「그」和「그녀」在一般情況下僅用於書寫（口語上習慣重複指涉對象的名字或稱謂）。안소진亦針對韓國現、當代文學作品中的第三人稱用法進行分析，並特別指出在小說作品中，第三人稱指代的角色通常具有特定意義、需要讀者特別留意。我在上述討論中看到的是中日韓台（語文）同時存在於台朝兩地女性第三人稱的代名詞中，而這複雜性在戰後隨即受到國族主義收編，隱身在被自然化的「她」與「그녀」裡。無論如何，殖民時期多組詞彙同時流通的現象反映的是（外來）新詞語的在地化，以及在地語言內部協商的過程。但更重要的是，台朝兩地的多重語言情境攪亂了前述翻譯政體中的「均質性發話」結構；因為不僅簡化的東西二元對立無法成立，單一語言整體（所謂的「台文」或「韓文」）亦不可想像。誠然，語言複雜性與對單一國族語言結構的挑戰並非僅限於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翻譯，而是普遍存在於兩地各種新詞語的翻譯實踐裡，值得更多的研究。然而，除了挑戰了單一語言與外部他者的建構之外，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出現反映的並非僅是翻譯對等詞的需要，而是國族內部的性別化工程。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與其他同時間大量出現的新詞語不同之處在於，它並非新知識或意義的創造，而是特定的指示性性別建構。因此，殖民台朝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翻譯更進一步揭露了翻譯的他者化傾向，特別是其雙重結構：他者化單一性別（othering a gender）—女性，且建構出一個性別化的他者（a gendered other）。總地來說，我認為翻譯與發明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即是在創造一個現代「她者」，這個現代「她者」有別於傳統社會性別部署中的蟄居於私領域的女性，將被納入公領域、甚至上綱至國族象徵。綜上所述，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翻譯與發明，不單單只為原有的語言加. 25. 該專題討論請見：現代文學編輯部，〈韓語女性第三人稱名詞是非〉（우리말 여성3인칭병사 시 비），《現代文學》（현대문학）123號（1965.03），頁4-18。.

(13) 翻譯國族「她」者：台韓殖民時期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創造與寓意. 159. 入新的元素，更反映了殖民台灣與朝鮮的語言複雜性，以及與之相關的性別化主體、他者的形成。在「翻譯」與「現代性」的系統中產生的東西二元對立結構，更受到殖民台灣與朝鮮當下社會歷史特定性的挑戰。翻譯的需求與慾望雖然是因為認知到語言之間的差異而尋求解決方案，但透過翻譯引入的新詞彙若無在地土壤的接納將無法生根繁衍。因此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翻譯或發明之所以成立，更重要的是社會內部動員女性成為新興主體的需要；新的女性代名詞與各種新的女性主體的出現，反映的是這些主體必須脫離舊有的社會關係，且需要被「翻譯」進入現代帝國. 國家建構中。我將在下節繼續追問的是：. 「她」與國族建構之間的關係，以及女性「她者」如何被譯入國族建構敘事。. 三、「國族化的她者」與「性別化的國族」前文曾提及，劉禾認為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議題展現了中國在二十世紀初追求現代性的計畫裡大規模的「性別化過程」，並舉沈從文與魯迅作品為例，簡述「她」（隱去姓名的女性角色）在這些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如何代表了性別、慾望、階級的指示性結構。26 黃興濤則以豐富的文獻討論「她」如何建構一個嶄新的女性性別符號，並促成魯迅等人得以成功塑造女性文學形象（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傷逝》中的子君等）。27 兩位學者的觀察分析各自代表了我前面提及的雙重結構—「性別化的他者」與「他者化的性別」。讀起來十分拗口的兩組結構在我的討論裡可以直接以「女性」取代「性別」讓分析主軸更為清晰。因而上述劉禾注意到是「被女性化的他者」，黃興濤則點出「被他者化的女性」；前者代表的是一個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各種異質性、如何透過女性主體再現出來，後者則是將女性符號化、象徵化的結果。上述現象的發生與女性社會地位在現代化過程中的轉變有關。殖民台灣與朝鮮在二十世紀初始致力於提倡婦女權益、婚姻改革、自由戀愛，乃因應文明化與國族建構的慾望需求。女性在二十世紀之後得以進入公共. 26 27. Liu, Lydia H.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China, 1900-1937., pp.38-39. 黃興濤，《「她」字的文化史》，頁160-178。.

(14) 160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三期. 一般論文. 領域：受教育、進入職場、參與物質消費等，這使得女性自身即成為一種新的社會現象、反映各種現代化慾望，社會論述生產也因此圍繞著這一新興主體而借題發揮。現代社會透過不同的制度論述（家庭、醫療、教育、法治、文學、語言等）生產出不同的「（女）性」主體，因而與女性有關的新造詞不可勝數，新女性、摩登女、女學生、婦女報紙、婦女問題等皆是在公共領域與新興制度中出現的新詞語。在各地新文學、新小說運動生產的作品中，女性更具有前所未見的能見度。然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女性雖進入公共領域，但總是處於「受召喚」、「被言說」的位置，未能真正成為發聲主體。由此觀察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出現脈絡，可以得出翻譯需要之外、與在地社會文化轉型有關的動因。而這個因應社會內部需要而出現的「她」，因為具有匿名性與透明性而得以用來召喚、並總體化女性群體。這類用法特別在與解放女性有關的報紙文章、或描繪戀愛議題的小說中可以看到。舉例來說，《臺灣民報》在1920年代（1923-1930）發表、使用了「她」字的文章有63篇，其中有約40篇文章、小說的主題符合上述的觀察。其中，如下面將進一步分析的小說作品〈臺娘悲史〉、〈誰害了她〉，或雜文〈回憶小時的她〉、〈她的婚後〉中的「她」字有將婦女視為單一整體的效果。殖民朝鮮的狀況類似，女性第三人稱詞彙的出現恰與解放婦女或戀愛論述並行，前述고길섶研究中所舉的1910-1920年代的例子正有以翻譯（或說翻案）日本戀愛通俗小說《金色夜叉》的趙一齋的《長恨夢》（1913），以及梁柱東（1903-1977）在1926年8月發表的〈新婚記〉中使用了「그녀」一詞。28 而發表於1920年一篇標題為〈諸名士的朝鮮女子解放觀〉的社論，其中一位作者、時任勞動共濟會會長的朴重華在其評論小節「先提倡教育問題」說道：「在思考勞動問題與富人問題為最迫切的問題的同時，（我）極力贊成婦女解放。但是……朝鮮婦女知識程度不高，解放她們（그녀들）不僅會傷害家庭與社會，還會侵害重要的人性情操。」29 這裡作者使用了女性第三人稱複數代名詞取代前面的「朝鮮婦女」，用來統稱所有的女性，使得女性成為被他者化的. 28 29. 고길섶，《我們時代的語言遊戲》，頁169。朴重華，〈諸名士的朝鮮女子解放觀：先提倡教育問題〉，《開闢》4號（1920.09），頁 42。.

(15) 翻譯國族「她」者：台韓殖民時期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創造與寓意. 161. 性別。再者，《臺灣民報》上出現的「她」亦用來指涉第三人稱以外的事物。如〈家庭怨〉30 這篇小說中以「她」來指稱月亮。另外還有「在臺灣要讀御用新聞，須拿另一種的眼光，才不致被她們打騙過去。」31 以及形容「大詐欺的大正無盡會社，她是大正九年好景氣的時代所設立的」32 這樣將他者性別化的用法。即使這些例子中使用的「她」可能是誤植，但把具體具有性別指涉意義的詞語和批判的事物連接在一起即有可能產生性別化的聯想效果。將國族或現代事物性別化（女性化）的機制亦反向操作回女性主體身上，使得女性被視為單一整體，進而被物化或國族化。在中文裡， women一直有著互換的兩組指涉詞彙：婦女與女性。白露33 與周蕾34 對於中國現代「婦女女性」概念的討論皆觸及了國族、語文現代化進程中兩個重要且複雜的歷史面向：二元對立的權力系統（東. 西、男. 女、傳統. 進步、以及「好. 壞」女. 人）的形成，以及國族建構敘事中「性別的國族化」（nationalizing gender） 30 31 32 33. 34. 鷺江TS，〈家庭怨〉，《臺灣民報》，1924.08.11，15 版。引文出自臺灣民報評論，〈御用新聞的讀法〉，《臺灣民報》，1925.12.06，3版。引文出自臺灣民報評論，〈白日行大詐欺的大正無盡會社〉，《臺灣民報》，1926.04.25，4 版。白露在《中國女性主義思想史中的婦女問題》（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一書中分析了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共產黨組織婦女運動的過程中設想出的一個國族化的「婦女」。這個「婦女」與其他新興主體，如青年、工人、無產階級等一同參與了社會革命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國家進程，並因為她作為國族主體的成就、而回頭促使家庭現代化。而與「婦女」對比的「女性」更貼近一般理解的「新女性」形象，與顛覆傳統、消費文化、資產階級等形象扣連在一起，因而成為西方化、情慾化的「她者」。在另一方面，五四運動（1919-1937）後，中國文人用一種現代化、西方化、半白話文的語言寫作，「女性」在其中發揮著主體呈現和自主主體的作用，顛覆儒家學說和陳舊的社會理論。西方小說、批評、科學和社會理論的中譯本，將注意力明顯地放在了關於性對立和性吸引的理論上。特別是白話文的小說，把性確認為相對抗的個人身分的核心，確認女人為一個性科學範疇。「當『女性』進入到菁英知識分子的論述時，作為一種再現呈現了自己的生命力。她的影像出現在大眾電影、低級小說、照片和時尚雜誌上以及學校和公園中。這些女性的呈現形式，強化了出現在新消費者社會中普遍意義的婦女範疇。因此，女性不再是西方符號，很快地變成了資產階級新中國的現代性符號」。見Barlow, Tani E.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pp.53-54. 周蕾在《婦女與中國現代性》（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中則提出以「女性」為閱讀方法，進一步追問現代化與國族化歷程中的女性角色所代表的被掩藏的主流意識形態。她認為「自由平等愛情」的追求背後隱含鞏固的女性價值（道德、貞操、社會化），這將透過女性作為分析方法得以浮現。她在分析鴛鴦蝴蝶派文學一章中特別突顯小說中女性角色的自殺傾向：浪漫愛下的女性角色為何往往以悲劇收場？周並置鴛蝶派小說與傳統經典（列／烈女傳），提出其中隱含對女性的教育規範，以及女性在熟讀這些經典之後如何內化並在自身操作這一知識系統。現代教育或自由戀愛等這些帶有啟蒙、文明意義的新興機制，僅是進步的表象。這樣的「文明」體現在女性身上的結果則是：要不極度符合刻板的賢妻良母，要不就是「被」自殺消失；而男性角色也總是被迫出於道德規範在兩種女人之間做抉擇。總是身亡的新女性，點破了文明的虛妄與失效，更揭示了這個被他者化的性別、如何同時代表了壓迫系統，也對此系統提出批判。見Chow, Rey.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pp.56-83..

(16) 162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三期. 一般論文. 以及「國族的性別化」（gendering nation）傾向。在同一時期，殖民台灣和朝鮮兩地的「語文運動」和「（女）性主體生產」之間的相互扣連，亦反映了東亞特定的國族. 帝國建構歷史背景。這兩者之間的交集，可以透過檢視新興. 「性」主體的命名內涵（如新女性、摩登女等），或從同時參與文學運動、亦生產性論述的一批殖民地知識分子身上觀察得到。因而我認為同時以語言和性別作為檢視現代性經驗的依據，可以描繪殖民社會內部不同權力之間的共謀關係。此一複雜權力關係則被標誌在「女性身體的規訓」與「大眾規範」這兩組特殊的技術之中。35 前面也提及，兩地社會在建構「現代. 性」的過程中，動. 員了諸多制度權力在小規模方式—婚姻、戀愛、文學、大眾衛生知識、政治論述—中運作，進而與其他國家的文化在現代知識領域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各種張力。「婦女」與「女性」在諸多被建構、並逐步受到規範化的性主體之中，最能展現現代性矛盾的象徵。舉例來說，女性在新文學創造中的形象總是同時代表了新與舊（殖民朝鮮的新女性與妓生、台灣文學中的傳統母親與反叛的妻子），並經常在從舊家族過渡到新家庭的過程中遭遇失敗（被再現為無知的、脆弱的形象，或以自殺終了）。在現代性啟蒙論述中，女性也被形象化為國族落後象徵，用來指認在地社會的現代化需求。如上節提到的勞動共濟會長朴重華，在宣稱「朝鮮婦女知識程度不高」之前，先鋪陳了「以朝鮮女性與日本女性相比較，日本女性不用說更富足且容易自立。」36 他先將朝鮮女性（與日本女性）整體化、並將此女性整體視為兩地社會優劣的代表，並接續提出朝鮮女性教育的必要性。台灣亦有〈美國西班牙取締挑發的衣服•可為臺灣女學生鑑〉37 這類社論，報導歐美社會批評已婚婦女及青少年未婚女子穿著短裙有害「風化」之新聞，以為自身文化之「借鑑」並暗示日常生活西化之餘，須改善西方文明之害。或如〈女. 35 36 37. 此處關於台韓的討論請參閱拙著：陳佩甄，〈現代「性」與帝國「愛」：台韓殖民時期同性愛再現〉，《臺灣文學學報》23期（2013.12），頁 101-135。特別是第一節的討論。同註29。臺灣日日新報評論，〈美國西班牙取締挑發的衣服‧可為臺灣女學生鑑〉，《臺灣日日新報》， 1928.01.03，4版。.

(17) 翻譯國族「她」者：台韓殖民時期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創造與寓意. 163. 文學家末路•為多角戀愛被人銃殺•此可為當今新女之龜鑑〉38 以日本新女性（文學家、記者中平文子）的「淫亂」事跡所帶來的悲劇警惕台灣新女性。這兩則報導看似皆以「台灣新女性」為對話對象，但實際上這類論述召喚出的除了是新女性主體之外，還有背後的「社會大眾」；前者在文脈中以國族代表之名被動員進入國際社會的現代化競賽，後者則被動員參與國族化前者的性別建構。我將接續討論 1920至1930年代台灣與朝鮮的文學作品如何扣合本文主題「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以及如何再現女性主體與國族建構。在1920年代初期發表的新小說作品中，追風（本名謝春木，1902-1969）以日文寫就的〈她要往何處去〉，39 與廉想涉的韓文作品〈除夜〉40 皆嘗試使用了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彼女」。〈她要往何處去〉與〈除夜〉皆發表於 1922年，如同上面提及的，1920年代的台灣與朝鮮文壇已開始流通、使用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雖然台朝兩地在此時期的文學發展步調不同，41 但在社會文化發展上有著共同的現代化產物：自由戀愛與新女性，且構成兩篇小說的主題與主要角色。〈她要往何處去〉以第三人稱敘述，小說中的女性角色作為被動接受傳統婚姻的受害者，對比於男性角色主動追求自由戀愛拒絕婚約，成為被啟蒙的主體，最終決定前往日本留學以拯救其他台灣女性。〈除夜〉則以第一人稱敘述，小說中的女主角則是已在日本留學、將成為一名老師的新女性，雖有媒妁之言，但因信仰自由戀愛而與另一名男性E交往而懷孕。女主角因有愧於丈夫、心煩意亂只能反省等待丈夫的回應，卻在收到丈夫諒解的書信之後自殺。這部小說中的女主角被塑造為現代性的象徵，更是現代化思想與傳統禮教相衝突後的犧牲品。這兩部小說的女主角皆有實名（桂花與貞義），但因敘事. 38 39 40. 41. 臺灣日日新報評論，〈女文學家末路‧為多角戀愛被人銃殺‧此可為當今新女之龜鑑〉，《臺灣日日新報》，1926.05.19，4版。追風（謝春木），〈她要往何處去〉（彼女は何處へ？），《台灣》3年4號至7號（1922.07-10），頁 41-47；66-73；64-66；56-61。廉想涉，〈除夜〉，《開闢》20號至24號（1922.02-06），頁35-36；47-64；38-47；21-31；4147。我在文中的討論皆以原文為主，以下中文引文皆出自我的翻譯。另外需註明的是，雖然追風的作品並非以我主要討論的台灣在地語言文體（台灣話文或白話中文）寫成，而是以日文發表，但這不影響我在此部分討論的核心議題。目前較通行的界定方式為：朝鮮的新小說運動始於1906年李人稙發表第一篇純韓文小說〈血之淚〉，台灣則至1920年代（1922年）、署名鷗的作者發表白話文小說〈可怕的沉默〉與追風的日文小說〈她要往何處去〉後才標誌新文學的起始。.

(18) 164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三期. 一般論文. 位置的不同，以第三人稱敘述的〈她要往何處去〉多以「她」（日文的彼女）來推進與女主角相關的敘事；而以第一人稱敘述的〈除夜〉雖以韓文寫就，但有幾處借用日文的「彼女」（第三人稱她）與「貴君」（第二人稱你）作為人稱代詞，42 亦有使用「厥者」做第三人稱全稱，43 全文則以女主角的告白文體進行敘事。特別的是，在〈除夜〉原文中，「彼女」與「貴君」乃以漢字表示，無法確認廉想涉書寫時是以日文或韓文發音、發想使用這兩組漢字詞；而這個「文」「言」不一定合一、多種語言共存的特徵更反映了此一時期的文學作品具有的「不可譯性」（untranslatability）。亦即，翻譯進另一種語言時，這之中的多語交雜、並存的現象將遭到抹除，除非逐一加註說明。另外，若進一步討論上述〈除夜〉中「彼女」出現的文句脈絡：貞義在自白中，對著丈夫解釋「彼女」（以此第三人稱自稱）從未想過背叛他，但有媒妁之約在先、還與「情夫」相好，在義理上確實有愧於他。44 此處第三人稱的用法使得〈除夜〉中的新女性角色頗有個人化、「自作自受」之感。另一方面，〈她要往何處去〉則在標題與內容上將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用於打開一個「公共空間」，使得「她」得以用來帶入任何「同病相憐」的「台灣婦女」。更明顯的例子有同一時期以白話中文寫就的寓言小說〈臺娘悲史〉，45 嫻熟地使用第三人稱「她」來進行敘事。首先，這篇小說在角色上的命名上明喻了中日台之間的權力關係，以及台灣的雙重邊緣位置：橫暴的「日猛」欲將「臺娘」納妾，奸計威逼並施要求臺娘的父親「華大」就範。外強侵入者日本、前中華帝國與淪為殖民地的台灣，三者之間的權力關係以寓言式的設計代入性別與親屬關係。而「台灣＝柔弱女性」與其他兩個男性形象化的前帝國的關係亦偷渡到「她」字的用法中。全文中「她」字出現時都是用來代稱臺娘，但僅出現於兩種狀況「她的父親」與「（日猛）教她……」。「她」出現時都與另外兩個男性角色連結在一起，提醒著讀者「她」與「父親」的相. 42 43 44 45. 例如此句：「그러하면서도 彼女는 貴君을 베반하지 안핫습니까.」，見廉想涉，〈除夜〉，《開闢》20號（1922.02），頁42。同註42，頁38。同註42。施文杞，〈臺娘悲史〉，《臺灣民報》，1924.02.11，15-16版。.

(19) 翻譯國族「她」者：台韓殖民時期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創造與寓意. 165. 依相存的關係，也讓讀者意識到「她」的「教導者」已換人。上述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從語言結構中代替女性主體、進而指涉國族並將女性國族化、國族女性化的用法，呼應了黃興濤在專著中的觀察，他總結了「她」字「作為女性象徵符號，同時被用於指代那些抽象的、在人們心目中具有美好價值、值得珍愛的事物，像祖國、自由、科學、文學等等」（《「她」字的文化史》，頁 160），但這點在日韓文中較少見到。46 無論如何，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在1920 年代的用法主要是與小說的敘事方式相關，且並未系統性使用。然而上面討論的作品中的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用法已預告了此一新興詞語的潛力，特別是在進入1930 年代後，有更多作者挪用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來命名作品。《臺灣新民報》甚至有單用一個字「她」為標題的數篇詩文，47 也有如〈安慰她〉、〈想起了她〉、〈給她〉這樣命名的作品。48 朝鮮報章雜誌也出現了如〈圍繞著她的男性們〉、49 〈她為何自殺？〉50 這樣為標題的雜文與戲曲作品。其中，女性第三人稱的用法也逐漸與「慾望投射對象」疊合。例如，署名「夢華」的白話中文小說〈她！〉開頭時描述了在醫院工作的K對同事C君的愛人的慾望投射：「啊！是一位『モーダンーガール』（摩登女）。頭上戴一頂笠子、容貌被遮去了大半、看不清含有魔人的曲線美……。這時候在廊下間立著的一個看護婦、突向在收拾殘務的的看護婦S子問：『喂！S子、那位女子是誰？』『她？她是C先生的愛 ……』」51 讀者旋即知道「她」的本名是「美子」，日本人，是一名女醫的妹妹、且確實與C有交往關係。然而「她」的出現引發了K的慾望：「雖然職務上常和異性周旋、但是在這席上卻自侷促起來、聞到她們喘息、肉香、竟有些. 46 47 48 49 50 51. 在此提出認為可能的原因之一為：日韓文因語法結構的特定性經常將人稱省略、且人稱代名詞的使用更忠於語句脈絡，因此較難見到將人稱代名詞用於指代其他事物的用法。夢華，〈她！〉，《臺灣新民報》，1931.07.04-08.01；以及兩則新詩作品：中英，〈她〉，《臺灣新民報》，1931.08.01，11版；未署名作者，〈她〉，《臺灣新民報》，1933.05.28，8版。以下各篇作品出處：夢烟，〈安慰她〉，《臺灣新民報》，1931.05.30，11版；跡萍，〈想起了她〉，《臺灣新民報》，1931.10.10，11版；革兒，〈給她〉，《臺灣新民報》，1932.01.09，10版。實步生，〈圍繞著她的男性們（全四回）〉（厥女를 싸고도는 男性群），《第一線》2卷7-10號（1932.08-11），頁68-71；90-92；66-69；82-85。李錫熏，〈她為何自殺？（全六回）〉（厥女는 웨自殺햇는가），《東亞日報》，1930.03.04-09，6 版。見夢華，〈她！（上）〉，《臺灣新民報》，1931.07.04，10版。.

(20) 166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三期. 一般論文. 興奮、陶醉……」52 後與C一同到女醫家作客時，美子「一切少女特具的肉之美、都在誘惑地表現著。」53 敘述者K在與他人談及或敘事中提及「美子」時幾乎都以「她」代稱，唯有小說最末一段頻繁以「美子」稱之。原因在於小說結束前K與C撞見「美子」與另一名男學生幽會，C「反悔似的對我說：『真是一個黑貓。』『黑貓？她不是一個無邪的、純潔的少女麼？為甚竟會是一個玩弄男性、兒戲愛情的蕩婦呢？』」54 自此K到小說結束前一直思忖著為何此女會有這樣與天真外表不符的「卑賤」行為，並皆以「美子」指稱之，而非前文的「她」，這之間的切換值得玩味。回頭看小說標題只有單一個「她」字加上驚嘆號，而非主角名字，即點明了第三人稱代詞所具有的暗示性、並賦予了讀者想像空間。同一時期以韓文寫成的〈圍繞著她的男性們〉則展示了類似的「第三人稱」與「主角名」替換方式。共全四回連載刊登於雜誌《第一線》，每回分別以一名女性（受過高等教育的三名新女性與一名妓生）為題，55 描述該名女性周邊各種花邊逸事與相關人士。特別的是，這系列雜文內容皆為具爭議的八卦巷聞，因此每期女性主角與對應的男性人物都是以代號（如：英文字母或職業稱謂）為名；除了每回開頭即以「她」（厥女）來指稱該期的女主角，內文提及女主角時則多重複稱其代號（K孃、妓生、蛸孃、織女）。與上篇小說〈她！〉的題旨相仿，〈圍繞著她的男性們〉各篇開頭皆先描述了該篇女主角的身分及迷人之處（有著女王般的魅力與美腿的K孃；多情多才的妓生；學識家世皆屬中上的蛸孃），隨後即敘述女主角如何輾轉於數名男性之間，並告「天下的傻瓜們」以此為戒。標題中的「她」指涉的即是各式各樣的（新）女性，並賦予此新興的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一種充性的（sexually. charged）慾望符號。時至 1930 年代，上述各類以「她」為標題主要內容的文章、論述舉日益增，反映了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在殖民台朝兩地的流通結果，同時也在文學創作、論述場域開啟了新的主體空間。換句話說，在各類以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 52 53 54 55. 同註51。夢華，〈她！（四）〉，《臺灣新民報》，1931.07.25，10版。同註53。四回主題分別是：K孃篇、妓生篇、蛸孃篇、以及織女篇。.

(21) 翻譯國族「她」者：台韓殖民時期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創造與寓意. 167. 為標題的新聞報導、小說詩文、消費廣告、乃至政令公告裡，一個中性的、可隨意填補意義、開放想像的女性主體因為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普遍化而成為可能。一個「她」字，除了性別之外不帶有任何社會性的訊息，因此這個字指涉的唯一性別被賦予高度延納性；一方面可將不同階級、年齡、甚至種族的女性召喚進入此主體空間，另一方面則再次整體化女性。下文我將就標題的「暗示性」分析另外幾篇1930年代發表的小說作品中投射的「普遍性」傾向。在殖民時期的台灣方面，楊守愚（1905-1959）的〈誰害了她〉56 與賴和（1894-1943）的〈可憐她死了〉57 在標題與內容上極度相似。兩篇小說皆以白話文寫成，分別發表於1930和1931年。在這兩篇作品之前，兩位作者已開始實驗第三人稱於作品中。如賴和在第一篇白話中文小說〈鬥鬧熱〉（1926）曾以「牠」指代月亮、以「他」代稱壞人；而到了〈一桿「稱仔」〉已開始使用「她」字。而兩篇作品的主題即如標題所預告的與女性角色的悲劇有關，且標題上中性的「她」有具體的角色設計。〈誰害了她〉的女主角「阿妍」的身分是農家女工，〈可憐她死了〉裡的「阿金」則是童養媳，兩者同樣受到男性角色的性壓迫，最後的結局都是落水死亡。兩部小說的內文僅有少量幾處以第三人稱指代女主角，因此第三人稱「她」僅在標題上產生作用。「她」在標題上的出場暗示讀者這是一個具有普遍性的文本，邀請讀者進入敘事後一起填補「她」的內涵，同時作者也能將作品中的議題（階級、性別的不平等）普遍化。但這裡的普遍性在性別建構的部分對女性來說有如雙面刃，因其再次強化（reinforce）了既有的男女二元對立、以及女性的「性弱勢」位置。同一時期在朝鮮以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為題的小說則有著更強烈規訓女性的內涵。與上述楊守愚、賴和作品之間的同質性類似，作家閔峰皓的〈她的半生：什麼使她自殺了？〉58 與韓國現代文學之父李光洙的〈她的一生〉59 在標題與 56 57 58 59. 守愚，〈誰害了她〉，《臺灣民報》，1930.03.15-22，9版。安都生，〈可憐她死了〉，《臺灣新民報》，1931.05.09-30，10版。閔峰皓，〈她的半生：什麼使她自殺了？〉（厥女의半生，무엇이 그를 自殺케 하엿는가），《別乾坤》29號（1930.06.），頁96-100。李光洙，〈她的一生〉（그 女子의一生），連載於《朝鮮日報》，1934.02.18-1935.09.26，7版。必須特別註明的是，原文標題中文譯名應該是「那女子的一生」，但고길섶認為，李光洙在這篇小說使用的「그 여자／그 녀자」與「그」相通，有第三人稱代名詞之用。（見고길섶，《我們時代的語言遊戲》，頁170。）因此我以中文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她」翻譯標題上的「그 女子」。.

(22) 168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三期. 一般論文. 內容也相互呼應。〈她的半生：什麼使她自殺了？〉如標題所示探討一個女性自殺的緣由。小說以兩人如街談巷議般的對話開頭，相互詢問與確認「為什麼賢淑突然死了」；在對話之後即轉入第三人稱敘述，以「那麼，話題的主人公賢淑究竟是什麼樣的女性呢？」並開始以第三人稱「厥女」指代「賢淑」，引導讀者了解事件始末。60 這篇小說中的「厥女」在標題與內文皆發揮了語言結構上的作用，且在原文內文中以漢字（厥女）、韓文（궐녀）穿插出現，顯示語言尚未標準化、固著化的特徵。在女性主體的塑造上，敘事者以夾敘夾議的方式揭露一個原本屬於理想女性的角色（人如其名）、如何因為個人選擇（愛情）上的失誤最終導致「懊惱、後悔與絕望」的結果。李光洙的長篇小說〈她的一生〉在女性主體塑造上與前一篇小說基調一致，且因為篇幅規模較大— 共有處女篇、戀愛篇、婚姻篇、放浪篇、懺悔篇、回光篇等六段—而得以建構許多背景細節、人物特徵，與他前期數篇知名小說在風格、主旨上皆多有呼應。61 然而這篇小說在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使用上與上述兩篇台灣小說較接近，以第三人稱敘述的內文中並未特別以第三人稱指代小說女主人公（李金鳳，內文多以金鳳稱之），因此我認為標題的選擇反映的是一個普遍女性主體的需要。特別是李光洙一再回頭塑造同樣的女性主體：在「性」與「物質」上墮落的新女性，有其普遍化新女性特定內涵的企圖。上述四篇小說在再現女性主體方面，台灣與朝鮮明顯的不同之處在於：女性在台灣代表的是社會整體，在朝鮮則是個人主義。誠然，上述的分析結果並不能代表殖民台灣與朝鮮的整體狀況，四位作家亦有其相異的文學風格與政治位置。我在此僅以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使用寓意為依據進行文本的選擇與分析，欲再次強調的是：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出現、流通，與在地的性別建構、現代化慾望、以及社會發展有密切的關係。女性透過語言結構的中介，成. 60 61. 李錫熏，〈她為何自殺？（全六回）〉，《東亞日報》，頁49-50。李光洙最知名的作品《無情》1917年開始連載於《每日申報》，因為以純熟的新小說風格與純韓文使用能力寫成，被喻為是韓國現代小說之始。他接續幾篇創作，如〈愛〉、〈有情〉、〈愛慾的彼岸〉、《再生》等皆維持一定的主題：戀愛與婚姻、男性知識分子的道德選擇、女性啟蒙、新舊女子間的對比、新女性的墮落。上述討論請參閱박혜경，〈啟蒙的困境：以李光洙的《再生》與〈她的一生〉為中心〉（계몽의 딜레마-이광수의 『재생』과『그 여자의 일생』을 중심으로），《우리말글》46 期（2009.08），頁291-321。.

(23) 翻譯國族「她」者：台韓殖民時期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創造與寓意. 169. 為被召喚、被言說、被建構的性別主體；且透過第三人稱代名詞創造出的新主體空間，更讓不同階層的人們進入參與建構過程。在本節的主題「國族化的她者」與「性別化的國族」上，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亦發揮中介作用，使得性別與國族相互指涉，製造出整體化的女性主體、同時也創造整體化的國族象徵。. 四、結論美國方言協會（American Dialect Society）在千禧年初始特別舉行了「千年之字」（Word of the Past Millennium）選拔，最終結果是：「She」以35 票對27票打敗了「Science」，成為1000至1999年英語世界中最具代表性的字詞。 62 這個十分有趣的事跡為我提供了兩點思考：一是我們清楚看到任何一種語言都有其歷史過程，沒有一種語言應該被想像或認知為一個既有的（pre-. given）整體；二是英語從十九世紀末以來成為進入東亞的強勢語言之一，其所對應的帝國霸權內部亦與東亞各地一樣不斷經歷更迭轉化，而性別即是其中一個重要領域。在二十一世紀的此刻重新回溯二十世紀之交東亞各地開始翻譯、發明的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並非只是為了檢驗過去一世紀女性地位是否提升，而是要對女性性別建構進行茱蒂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稱的「系譜學式的批判」（genealogical critique），63 爬梳並釐清新詞語、新概念的翻譯與在地社會脈絡中的性別再現與建構之間的密切關聯。如巴特勒所闡述的：系譜學式的批判並非為了研究出性別的起源、女性慾望的內在真實、或真實的性身分；相反地，這個研究方法要探究的是建構這些身分類別的政治意圖，因為這些身分類別其實都受到各種制度、實踐、論述所影響。而如本文試圖展現的，殖民時期的台灣和朝鮮有著十分複雜多重的社會歷史結構，因此研究單一主題總是有許多前提必須處理。我在本文一開始處理的「翻譯」與「現代性」即是為了先從問題的核心. 62. 63. 請見該學會American Dialect Society網站（source: http://www.americandialect.org/1999_words_of_ the_year_word_of_the_1990s_word_of_the_20th_century, 2000.01.13)。資訊轉引自上述黃興濤的著作（《「她」字的文化史》，頁1。）但黃興濤在書中將Word of the Past Millennium誤認為「世紀之字」，該年選出的「世紀之字」（word of the 20th century）是「Jazz」。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0), p.xi..

(24) 170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三期. 一般論文. 著手，因為我認為台灣與朝鮮（韓國）在回應現代性、以及進行翻譯活動時，並非僅承接了現代化慾望、或是新的知識概念，更是兩造內涵中的劃界傾向。這個「劃界」觸角所及的並非僅是地理空間（東西方；東西語言）、更是時間維度（過去傳統、當下現代；先有原文、後有翻譯）。因此在觀察世紀之交東亞女性社會身分轉化時，我們總能看到「東方. 舊. 傳統女性、西方. 新. 現. 代女性」這樣的分類方式，但在男性身上並未出現類似的分類或命名。再者，處於各帝國之間（東西方帝國，以及東亞前後帝國）的台灣與朝鮮，不僅清楚接收了上述的現代化與翻譯系統，更反映且複雜化這些系統內部的問題，而形成台韓（朝）兩地的殖民現代性與特定性。因此，透過現代化論述與殖民政策形成的各種制度皆亟待更細緻的檢驗，本文即希冀藉由討論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翻譯與發明觸及上述現代性的核心命題，特別是語言與性別這兩個現代制度相互運作的結果，以及各自被掩蓋的問題。如鄭明河（Trinh T. Minh-ha）引述史畢娃克所闡述的：說明語言如何陷於文化與性（sexual）的主導性意識形態，是為了承認語言生成的異質歷史；換句話說，是為了看見「語言生成中的種族、階級與性別規範」。64 本文透過對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分析，提出在分析東亞社會中的「性別」或「語言」轉化之歷時性與共時性時，應分別思考問題：（一）「性別」或「語言」概念在二十世紀東亞社會的歷史與文化轉型；（二）一個社會透過各種機制對於「性別」或「語言」概念所施行的不同的挪用和建構，以及與其他社會的比較觀察。我認為這樣的研究觀點對於東亞殖民現代性研究來說格外重要，也是本文針對殖民台灣與朝鮮進行比較研究的出發點。在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開始流通之際，台朝兩地的語言改革、新文學. 新. 小說實驗也正如火如荼地展開。同時在語文體與文學實驗的過程中，以女性為主題的論述作品也紛紛出現。這些文化現象皆是因應社會轉型而浮現，卻也在各種新的社會文化制度的建構過程中製造新的問題。例如，無條件地鼓吹「自由戀愛」、「婚姻改革」、「婦女解放」，其實是為了將性別（特別是女性）. 64. Trinh, T. Minh-ha. Woman, Native, Other: Writing, Postcoloniality and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p.44..

(25) 翻譯國族「她」者：台韓殖民時期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創造與寓意. 171. 引入國族現代化論述；而在建構新的性別概念時，同時將女性重新「性化」（sexualized）為慾望對象，並「去性化」（de-sexualized）為道德主體。因為規範、控制女性的並非僅是知識分子所宣稱的「傳統」，更是挪用了各種現代概念與制度。女性成為知識分子填補現代化慾望的場域. 主體，而「不合. 格」的新女性其實代表了該社會無法現代（unabled modern）的困境。而這些隱藏的主流意識形態透過各種語言文學實踐不斷普遍化自身，並在國族層次上展現效果。本文列舉討論的例子雖不能代表當時所有的文學作品與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用法，但這些作品確實反映了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如何突顯語言內部的異質性，並賦予文學敘事「新的主體空間」；這個新的主體空間一方面為原有固著僵化的社會階層關係打開縫隙，卻也讓新的權力關係進駐運作。如何讓這些新空間中原有的異質性不因時間經過而被自然化且同質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這亟需投注更多細緻的歷史化、理論化研究。.

(26) 172 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二十三期. 一般論文. 參考資料一、專書柳父章，《翻訳語成立事情》（日本東京：岩波書店，1982.04）。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譯，《「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台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10）。 ─，《想像和界限：台灣語言文體的混生》（台北：群學出版社，2013.08）。彭小妍，《浪蕩子美學與跨文化現代性：一九三○年代上海、東京及巴黎的浪蕩子、漫遊者與譯者》（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2.02）。黃興濤，《「她」字的文化史》（中國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10）。 고길섶，《我們時代的語言遊戲》（우리시대의 언어게임）（韓國首爾：토담出版社，1995.11）。. Barlow, Tani E. 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Butler, Judith.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0). Chow, Rey.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Hyung-Il Pai and Timothy R. Tangherlini ,eds., National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Korean Identity.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8）. Liu, Lydia H.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China, 1900-1937.（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Sakai, Naoki. Translation and Subjectivity: On “Japan”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Stuart Hall and Bram Gieben ,eds., Formation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Thornber, Karen Laura. Empire of Texts in Motion: Chinese, Korean, and Taiwanese Transculturations of Japanese Literatur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re, 2009）.. Trinh, T. Minh-ha. Woman, Native, Other: Writing, Postcoloniality and Feminis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

(27) 翻譯國族「她」者：台韓殖民時期女性第三人稱代名詞的創造與寓意. 173. 二、論文（一）期刊論文陳佩甄，〈現代「性」與帝國「愛」：台韓殖民時期同性愛再現〉，《臺灣文學學報》23期（2013.12），頁 101-135。鄭丞惠，〈近代韓國語教材『酉年工夫』中出現之「她」的相關考察〉（近代韓國語教材『酉年工夫』에 나타나는 ‘그녀’에 대한 고찰），《語文研究》通卷143 號（2009.09），頁 31-56。韓中瑄，〈韓國語女性三人稱代名詞「그녀」成立考察〉，《韓國日本語學會學術發表會文集》（한국일본어학회 학술발표회）24期（2011.09），頁174-178。 박혜경，〈啟蒙的困境：以李光洙的《再生》與〈她的一生〉為中心〉（계몽의 딜 레마-이광수의 『재생』과『그 여자의 일생』을 중심으로），《我們的語言》（우리말글）46期（2009.08），頁291-321。. （二）期刊作品／文章朴重華，〈諸名士的朝鮮女子解放觀：先提倡教育問題〉，《開闢》4號（1920.09），頁 42。金東仁，〈春園研究（五）〉，《三千里》7卷3號（1935.03），頁170-181。 ─，〈文壇30年의 자취〉，《新天地》（신천지）3卷24號（1948.03），頁1826。金基鎮，〈眼淚的巡禮〉（눈물의 巡禮），《開闢》43號（1924.01），頁224-238。追風（謝春木），〈她要往何處去〉（彼女は何處へ？），《台灣》 3 年 4 號至 7 號（1922.07.01-10.01），頁41-47；66-73；64-66；56-61。現代文學編輯部，〈韓語女性第三人稱名詞是非〉（우리말 여성3인칭병사 시비），《現代文學》（현대문학）123號，（1965.03），頁4-18。閔峰皓，〈她的半生：什麼使她自殺了？〉（厥女의 半生，무엇이 그를 自殺케 하엿 는가），《別乾坤》29號（1930.06），頁96-100。廉想涉，〈除夜〉，《開闢》20號至24號（1922.02.-06），頁35-36；47-64；38-47； 21-31；41-47。實步生，〈圍繞著她的男性們（全四回）〉（厥女를 싸고도는 男性群），《第一線》2卷7號至10號（1932.08.01-11.01），頁68-71；90-92；66-69；8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