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的文學思想─考察「選本批
評」的再批評意識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96-2411-H-004-026- 執 行 期 間 ： 96 年 08 月 01 日至 97 年 07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 計 畫 主 持 人 ： 曾守正 計畫參與人員：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黃惠萍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楊雅筑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郭章裕 報 告 附 件 ： 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處 理 方 式 ：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中 華 民 國 97 年 10 月 25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四庫全書總目》
「總集類」的文學思想
－－考察「選本批評」的再批評意識
計畫類別：
ˇ個別型計畫
□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
96-2411-H-004-026-執行期間：
2007 年 08 月 01 日至 2008 年 07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曾守正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黃惠萍、楊雅筑、郭章裕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
ˇ精簡報告
□完整
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ˇ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
計畫、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
中
華
民
國
97
年
10
月
25
日
中文摘要 自清朝《四庫全書》編纂完成以後，許多學者便展開版本、目錄、校讎上 的研究工作，並取得豐碩的成果。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文淵閣《四庫全書》的 影印出版、90 年代末期《四庫全書》數位化完成，更帶動四庫學的研究熱潮。 現今既有方便取得圖書與檢索工具的有利條件，應更能加速四庫學的研究。 本計畫為前（九十五）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 的文學思想──『公論』下的文學批評史圖像」的延續性研究。「總集」今已被 視為文學批評（方式）之一，當代學者稱之「選本批評」。本計畫則欲考察館臣 對於「選本批評」的再批評狀況（即其對總集的詮釋與評價），故題謂「『選本 批評』的再批評」。在《總目》「總集類」〈提要〉中，館臣屢屢從時代性角度， 探述總集著作的內容與價值；並勾勒出一套文學史圖像，做為討論總集時的參 照系。換言之，館臣的論述充滿歷史意識，故本計畫則擬自館臣的「歷史敘解」 中，探討館臣的「公論」型文學思想，並評估其文學思想之意義與價值。 本計畫應可豐富《四庫》學在研究上的深度與廣度，並反饋文學思想史、 選本批評等學門，在研究方法、研究題材上的操作經驗。最後，在中國文學思 想史研究上，官方意識通常被視為具有霸權性、保守性的思想，可是霸權與保 守的形成，應有一定的對治問題，甚至是起於某種集體的焦慮感。可是當它一 旦成為論述，在相對單元的社會結構中，自會產生一定積極支配或濡化浸染的 效果，而逐漸掩蓋某種思想在萌動之初的情狀。因此，面對中國文學思想(史) 中的官方意識，並且重新董理釐清，應可豐富文學思想（史）的樣貌，甚而掌 握其特質。 關鍵詞：四庫全書總目、總集、文學思想、考據
Key words：Si Ku Quan Shu Zong Mu、collections、thoughts of literature、 textual research
報告內容
一、
前言：研究背景
（一）《四庫全書總目》研究應有擴大方向之必要 1.擴大補正訂誤、目錄版本以外的研究路向 湖北大學的學者周積明先生曾指出：《四庫全書總目》1 自十八世紀下半 葉完成以來，即得王昶、周中孚、繆荃蓀、余嘉錫、張之洞等人的推崇，但 這些讚語卻也存在著值得反省之處2 ：「如上所論，雖然無不高度評價《總目》 的價值，但皆局限於從目錄學立論，即僅僅把《總目》看作一部體制完善、 編制出色的大目錄書。...研究者也從刊誤、補正、考核、糾謬上下功 夫。……但是，僅僅從目錄學的角度看待、研究《總目》，畢竟視野太狹窄。 包容廣闊意蘊豐富的《總目》，決非『簿錄之書』或『目錄學著作』之名可 以加以範圍。」在周氏的構想中，主張從整體學術文化的角度，加以掌握該 書的內涵。至於在文學領域上，周氏直指《總目》的詩學思想、（文學）批 評方法，都是值得重新研究的主題。周氏曾藉用法國文化史家丹納（Hippolyto Adolphe Taine ）的說法，認 為《總目》「本質上是一種文化產品、一種客觀化的精神，因而必蘊含著鮮 明的價值取向和特定的學術文化觀念」3 換言之，在既有目錄學、文獻學的 研究基礎上，進一步研究《總目》特定的學術文化觀念及其價值取向，應能 開拓《四庫》學，乃至乾嘉學術的深度與廣度。 據陳曉華先生的觀察，大陸自 1980 年以降，《總目》研究站在傳統補正 訂誤、目錄版本的基礎上，已展開《總目》經世價值取向、文化價值重估、 經學觀、文風觀，乃至研究方法的重新探討，其中如黃愛平、張新民、葉文 青、季野、吳承學、王記錄等學者，分別學術思想、學術方法、小說觀、詩 文批評史、史學批評等範圍，從事《總目》文學、史學、經學等方面內在邏 1《四庫全書總目》常或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提要》等名，據大陸學者崔章富考證，自 乾隆時期以降的二十四種版本，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名者，僅出現於二十世紀前期的二十 餘年間；至於《提要》與《四庫全書總目》內容或有出入，故仍應稱作《四庫全書總目》。＜提 要＞乃《總目》修改定稿之前形成的，而「獨立在《總目》之外存在的許多＜提要＞傳本，相互 之間差異甚大。如《四庫全書薈要》所載＜提要＞四百六十三篇，跟文淵閣所載比較，不同者二 百八十篇，微有不同者四十六篇，合計三百二十六篇，達十分之七以上。」＜提要＞傳本已各自 不同，其又與「《四庫全書總目》確實不是一回事。」見氏著：〈二十世紀四庫學研究之誤區－ －以《四庫全書總目》為例〉，《書目季刊》，第三十六卷第一期，2002.6。本文採崔氏說法， 並於後文一律省稱為《總目》。 2 周積明：＜《四庫全書總目》文化價值重估＞，《書目季刊》，第三十一卷第一期，1997.6。 3 周積明：〈《四庫全書總目》與十八世紀中國文化的流向〉，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兩 岸四庫學－－第一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9），頁 56。
輯發展與變化規律的研究，並且掌握思想理路與時代互動性，斐然有成。4 於 是，《總目》可被視為一種反映學術思想之文本，研究者有重建其特定的價 值取向、文化觀念之可能性與必要性。 2.應擴大研究路向的理論基礎 《總目》應擴大研究路向的呼籲與實踐，約已持續二十年了。至於其應 擴大的理由，約可從「『歷史理解』的性質」與「『提要』的引導性質」兩方 面，加以掌握。 首先，我們若運用西方詮釋學的觀念來看，「歷史理解」乃作為過去和 現在的中介，5 文本在歷史學家看來，是一種材料，一種做為可掌握意義的 泉源；而歷史學家通過具體情況去理解文本的內容，並以整體的自我知識決 定事件的歷史意義。文本在時間屬性上，是「過去」的；歷史理解在時間屬 性裏，卻是從「現在」通往「過去」，並由「過去」返回「現在」的。首出 的「現在」與再出的「現在」，最大的差異，是後者產生並賦予新的歷史意 義。就此，周積明先生所謂《總目》是「文化產品」，應是就《總目》的成 書而言；「客觀化的精神」，應指涵藏時代的情緒、思想、精神等，如其以樸 學的實證態度，嘗試消解理學霸權，並有限吸納西學。6 換言之，《四庫》館 臣面對歷史文本（即四部諸圖書），通過具體文字表述其「歷史理解」（即《總 目》對諸圖書之述評），而「歷史理解」的「現在」性，即帶入「客觀化的 精神」。所以我們應可就其「歷史理解」的內容、過程，做一重新反省，以 掌握其賦予新歷史意義的所在。舉例來說，大多學者同意《總目》的學術傾 向，基本上是支持漢學而貶抑宋學的。但夏長樸先生從《總目》〈提要〉與 《纂修四庫全書檔案》進行研究，發現纂修四庫的原始目的在於關注宋學， 但最後卻成為批判宋學而標榜漢學7 ，這種發現與觀察，無疑將《總目》的 學術傾向予以「歷程化」。此「歷程化」乃相對於「固定化」而言，即我們 通常從《總目》的文本論述，歸納整理其學術傾向，但其傾向是經過怎樣的 4 陳曉華：〈四庫總目學研究述略〉，《西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32 卷第 4 期，2006.7，頁 138-144。這類總結觀察的論文，約略見解相同，可另參周積明：〈四庫學通論〉， 收入氏著：《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10），頁 265-293； 李杰：〈90 年代《四庫總目》研就論文綜述〉，《圖書館研究與工作》，2001 年第 3 期；司馬 朝軍：〈《四庫全書總目》研究述略〉，《圖書館雜誌》2002 年第 6 期。關於文學的研究成果， 請另見本計畫下節，此暫不贅說。 5 貝蒂：＜作為精神科學一般方法論的詮釋學＞，收入阿斯特、施萊爾馬赫、狄泰爾、海德格等 著，洪漢鼎等譯：《詮釋學經典文選（上）》，（臺北： 桂冠圖書有限公司，2002.6），頁 159-161。 6同註 3 所揭書，頁 57-79。另可參見同書所錄，黃愛平：〈《四庫全書總目》的經學觀與清中葉 的學術思想走向〉，頁 81-103。 7夏長樸，〈《四庫全書總目》與漢宋之學的關係〉，《故宮學術季刊》23 卷 2 期，2005 年冬季號， 頁 83~128。
變化而形成？又變化的理由何在？由某傾向轉成某傾向的內在邏輯、外在條 件為何？都是值得我們去思想的問題。換言之，館臣「歷史理解」的「現在」 性，是值得我們重新去思考、研究的課題。 其次，因為《總目》具有目錄的性質，再加上館臣強調以考據態度撰作 〈提要〉，所以我們容易忽略論述底層的主觀性。《總目》＜凡例＞第九條8 云： 今於所列諸書，各撰爲提要，分之則散弁諸編，合之則共爲《總目》。 每書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衆說之異同， 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詳爲訂辨，巨細不遺。而人品學術之醇 疵，國紀朝章之法戒，亦未嘗不各昭彰癉，用著勸懲。其體例悉承聖 斷，亦古來之所未有也。 提要的體例來自「聖斷」，帶有強烈官方權威的意味，其下貫於書寫當中， 包含了作者的「論世知人」，書籍的「訂辨」，以及個人表現（「人品學術」）、 群體表現（「國紀朝章））的詮釋與評價。換言之，在《四庫》館臣的觀念裏， 歷史理解可以通過考究（「考本書之得失」）、權說（「權眾說之異同」）等工 夫，獲得歷史圖像，使得圖像具有客觀性、正確性。可是，「人品學術之醇 疵，國紀朝章之法戒，亦未嘗不各昭彰癉，用著勸懲。」的說法，又何嘗不 意指：我們對歷史圖像的思辨與解釋，終是一種價值指向的解釋。「各昭彰 癉」的彰善癉惡、勸善懲惡，就在通過具體歷史人物與著作的理解與建構中， 逐步落實、完成。而理解與思辨的文本材料是個別的人物與著作，但個體生 命終要還入群體生命之中，重新受到考量，乃至評價，故「論世知人」 說 明了館臣將文本材料往兩個向度延伸－－個體的與群體的。所以，在建構歷 史圖像的同時，「人品學術之醇疵」可受評價，「國紀朝章之法戒」亦需重視。 上述種種努力，乃「悉承聖斷」，即政治權力瀰漫於思辨、解釋、評價歷史 圖像中，以期完成當代「庶幾公道大彰，俾尚論者知所勸戒」的嚮往。總之， 一旦涉及「善、惡」的區判與批評，價值標準勢必成立，其主觀性終不可掩 飾。《總目》卷首〈凡例〉9 第十五條云： 漢唐諸儒，謹守師說而已。自南宋至明，凡說經、講學、論文，皆各立 門戶，大抵數名人為之主，而依草附木者囂然助之。朋黨一分，千秋吳 越，漸流漸遠，并其本師之宗旨亦失其傳。而讎隙相尋，操戈不已。名 為爭是非，而實則爭勝負也。人心世道之害，莫甚於斯。伏讀御題朱弁 8 【清】永瑢、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2)，卷首三「凡 例」，頁 1（冊）－36-37。本文四庫全書版本全據文淵閣本，後不贅述。 9同上註所揭書，頁 1（冊）－38。
《曲洧舊聞》致遺憾於洛黨10 ，又御題顧憲成《涇皋藏槁》示炯戒於東 林11，誠洞鑒情偽之至論也。我國家文教昌明，崇真黜偽，翔陽赫耀， 陰翳潛消，已盡滌前朝之敝俗。然防微杜漸，不能不慮遠思深，故甄別 遺編，皆一本至公，剷除畛域，以預消芽蘗之萌。至詩社之標榜聲名， 地志之矜誇人物，浮辭塗飾，不可盡憑，亦併詳為考訂，務核其真，庶 幾公道大彰，俾尚論者知所勸戒。 這段凡例指出一個歷史現象：漢、唐諸儒生雖謹守師說，但不致互相群聚成 黨，操戈爭勝。可是從南宋到明朝，由於好為議論，無論是闡述經學、講揚 學術、議論文學都各成門戶，甚至脫離學術文章的討論，彼此「仇隙相尋」 12 。《四庫》館臣為避免朋黨相爭，蠹害人心世道，所以在編收前人著作之時， 更藉「一本至公」的標準，以期消除國家災難。其中以「考訂」為起點，去 除門戶之見，致力「核真」，成就一套「公論」，便成為整理圖書的基本態度。 然不可輕忽的是，館臣最終仍盼望「論者知所勸戒」。此正如劉墨先生所指 出《總目》的兩大批評標準：「一、用比較客觀的方法來求得中國學術發展 的基石：實證；二、講求歷史經驗與現實問題的結合」13故《總目》並非僅 以實證方式重建過去文獻的內容與客觀意義，亦講求歷史經驗與現實問題的 互相結合。 近年致力於目錄學理論化的周彥文先生，也曾以明代文學為例，指出《總 目》將萬曆以後的文學，進行了負面的評價，並且「很明顯的貶抑明末的文 學，並大力提高清初文學的振興局面，給後人一種聖朝臨治，文教大興的印 象」並據此稱《總目》為一種「引導性」的提要14 。「引導性」即表現出一分 主觀的態度與企圖。當然，館臣是否是單純地抑明末文學以烘托清初文學之 振興，而毫無文學藝術之內部考量？尚待我們進一步檢討，但是〈提要〉可 能的主觀性，終是值得正視的現象。 總之，近二十年來的《四庫》學研究，雖有數位學者別出考證路數，自 文學角度研究《總目》，也頗有佳績，然專就集部各類做相對封閉性的探討 10 《欽定四庫全書》中《曲洧舊聞》〈提要〉前錄有〈御題《曲洧舊聞》四首〉，第一首「留 金弗紀金間事，曲洧依然紀舊聞。二帝播遷雖自取，禍緣新法變更紛。」第四首「清濁渭涇本自 殊，操戈同室若為乎。因翻汝瑮藏獨本，畧恨爾時程與蘇」《曲洧舊聞》乃追述北宋遺事的著作， 對於「新法」及黨爭多有著墨，故有御題絕句中的慨歎。 11 《涇皐（〈凡例〉作皋）藏稿》未見御題詩文，《總目》云：「姑錄其集並論末流之失，以 示炯戒」倒直言收錄此集的訓示意義。4（冊）－564-565。 12 《總目》卷一百四十八〈集部總敘〉云：「大抵門戸搆爭之見，莫甚於講學，而論文次之。」 亦屬此類看法。頁 4（冊）－2。 13劉墨：〈《四庫全書》及其評價標準〉，見氏著：《乾嘉學術十論》，（北京：生活、讀書、 新知三聯書店，2006.11），頁 212。 14 請參見氏著：〈論提要的客觀性、主觀性與引導性〉，《書目季刊》，第三十九第三期，2005.12， 頁 34-37。
尚少，更未曾重建《四庫》館臣所構築的批評史圖像，並探討圖像形成的底 蘊。所以，本人承蒙國科會九十五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展開「《四庫全 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考察『公論』下的文學批評史圖像」 的研究。在研究中，將「詩文評類」的〈提要〉視為「文學批評」的文本； 而《總目》對前代批評著作的述評，又視為「歷史理解」的內容。因此，《四 庫》館臣通過怎樣的歷史觀點與美學標準來表述文學批評的概念、建構文學 批評史的圖像等，就成為該計畫所欲探討的學術議題。但在研究「詩文評類」 的過程中，發現館臣在考證以外的評價與詮釋之語詞，往往簡短而片斷，若 要勾合《總目》整體的文學思想，勢必然得擴及他類〈提要〉。本年度乃欲 擴及集部其他類〈提要〉，進行更為深入而廣泛的研究，故擬以「總集類」 為研究對象，展開討論。 （二）「文學思想史」15 研究應有填補隙縫之必要 朱東潤先生曾說：「曉嵐論析詩文源流正偽，語極精，今見於《四庫全書 提要》，自古論者對於批評用力之勤，蓋無過於紀氏者」16 朱自清先生亦指出：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集部各條，從一方面看，也不失為系統的文學批評」 17 ，兩者都已從文學批評（史）的角度來肯定《總目》價值，只是這些聲音 尚為微弱，且尚未立體展現「歷史理解」的內容與過程。在現存文學思想（或 批評）史中，少有專節討論《總目》的內容。事實上，《總目》除了有批評 方法、批評內容、亦有批評史的論述。這方面最集中的實踐，應表現在「詩 文評類」上。可是，〈提要〉原是目錄版本學的產品，所以館臣的許多見解， 往往通過「注解」型態簡潔地詮釋；其中或有「判斷」型態的批評，卻因〈提 要〉書寫的成規，顯得僅具「聲明性」，缺乏深刻地舉證、詮釋與推論。18 況 且，在乾嘉的學術氣氛中，「注解」與「判斷」經常落於語言或史事的考據 上，對於文學見解的表述就顯得相對薄弱、間接。因此，若要研究《總目》 的文學思想，可以「詩文評類」〈提要〉為出發，但集部的其他類目提要， 亦值得關注。可貴的是，近年來已多學者將心力轉於此處，其中論著最為集 中而有成就者，可推日本學者筧文生、野村鮎子。這兩位學者接連出版《四 15 「文學思想史」的研究內涵，因涉及文學創作層次所反映的思想，故較「文學理論史」「文 學批評史」廣泛。而《總目》所牽涉的範圍，不限於「理論史」或「批評史」，實亦涉及館臣對 文學創作活動、作品之掌握，故此處以「思想史」稱之。關於「文學思想史」的研究範圍，參見 羅宗強：〈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引言〉，《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1），頁 1-12；羅宗強：〈我與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史〉，《因緣集──羅宗強自選集》，（天 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10），頁 1-11。 16 朱東潤：《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開明書店，1979），頁 354。 17 朱自清：＜詩文評的發展＞，收入氏著：《朱自清全集》第三冊，（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9.3），頁 27。 18 請參見孫紀文：〈《四庫全書總目》對歷代詩歌的批評〉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 2005 年 05 期， 頁 81~86。
庫提要北宋五十家研究 》與《四庫提要南宋五十家研究》19 兩部著作，該著 雖為語譯、注釋形式，但野村先生在注解之餘，也加入詮釋工作。20 唯他們 所注解與詮釋之文本，尚限於兩宋別集類部分。因別集類〈提要〉資料繁多， 故本計畫擬往「總集類」發展，待累積研究經驗以後，再逐一統合集部各類。 當然，選擇「總集類」為現階段的研究對象，並非單純以數量多寡為考 量原則。事實上，「總集」本身即為另一形式之批評著作，實可視為「詩文 評」著作的一種表現21 。楊松年先生從一九八一發表〈詩選之詩論價值：文 學評論研究之另一方向〉22 開始，即致力於選集中所反映的文學批評思想之 研究，直至一九九六年出版的《中國文學批評問題研究論集》23 仍不斷從理 論層次與實踐層次反省與建構中國文學批評史。楊氏曾引王瑤的說法：「中 國人一向不太注重詩文評，他們對詩的意見常寓於總集的選彙中。因此，一 部《文選》之影響中國詩人文人，是遠遠超過任何一部詩文評之作」24 換言 之，總集被視為一種具有文學批評意義的表述形式，其中充盪著選編者的文 學意識。近十年來，學者們將這種文學批評的形式，稱為「選本批評」，並 逐漸視為中國古典文學批評的重要現象之一25。張伯偉在《中國古代文學批 評方法研究》26一書中，即將「選本」視為一種批評方法，並討論其方法的 形成、發展與影響。鄒雲湖更有《中國選本批評》27一書，論述中國選本批 評的變遷，及其原理。直至近日出版查清華《明代唐詩接受史》28亦以明代 唐詩選編做為接受史討論的核心現象。「選本批評」乃指選編者藉由選擇編 19 筧文生、野村鮎子：《四庫提要北宋五十家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0.2）；筧文生、野 村鮎子《四庫提要南宋五十家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6.2 ） 20 野村鮎子：〈論《四庫提要》如何評論南宋文學〉，收入沈松勤主編《第四屆宋代文學國際 研討會論文集》，（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6.10），頁 319-333。 21 當然，也有學者持不同的觀念，如王慶梅就認為「總集」不等於「選集」，其不全然為一種文 學批評的表現。見氏著：〈文章之衡鑒 著作之淵藪——總集探析〉，《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 會科學版)， 1995 年 04 期，頁 115~120。唯在〈總集類序〉中，仍可見出批評之義，請詳見下文 討論。 22 楊松年：〈詩選之詩論價值：文學評論研究之另一方向〉，《中外文學》第 10 卷第 5 期， 1981.10。 23 楊松年：《中國文學批評問題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5），至於理論層次 之討論者有〈選集的文學評論價值：兼評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寫作〉；實踐層次的討論者有〈王夫 之評選唐代詩人與詩作：《唐詩評選》研究〉、〈王夫之評選唐代詩人與詩作：《明詩評選》研 究〉、〈王夫之《明詩評選》與錢謙益《列朝詩集》的比較研究〉等。 24 同上註，頁 56。 25 樊寶英特別指出楊松年、張伯偉、鄒雲湖為近年來給與予此論題較多研究者。當然，在這幾 位的著作中，亦提及鄭振鐸、魯迅、方孝岳、朱自清、朱東潤等人乃為先行者，本計畫暫不做一 一考索。樊氏：〈選本批評與古人的文學史觀念〉，《文學評論》，2005 年 2 期。另黃念然： 〈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研究的現狀與反思〉（中國大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九五』重點課題『20 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史』，收入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網址 http://www.xxjbcom.cn /LibraryView.asp?LibraryID=262）一文，則對方孝岳、王瑤與朱自清的看法，有了更進一部的闡 述。） 26 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批評方法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6.1），頁 227-325。 27 鄒雲湖：《中國選本批評》，（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7） 28查清華：《明代唐詩接受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7）
纂的活動，展現一種汰刪或保存的主動批評意識與行為。在中國目錄學的分 類上，從《隋書‧經籍志》到《四庫全書》，「選本」大都被歸於「集部」的 「總集類」中。因此，若能通過《四庫全書總目》的〈提要〉，釐清館臣如 何面對這些選本及其選編意識？館臣對於選本的詮釋與評價，又展現怎現的 文學思想？這些都應能豐富選本批評與《四庫全書總目》兩方面的研究內容。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論題的展開，是建立在《總目》「總集類」〈提要〉的研究上。 首先，我接受近年來學界的基本看法：總集為文學批評的一種論述形式， 名之為「選本批評」；編纂彙集他人作品的活動，乃具體顯現刪汰與保存 的意識躍動，故總集編纂本身，即為一種文學批評的方法。於是，〈提要〉 對總集的描述、詮釋與評價，就屬「文學批評的再批評」了。 館臣的「再批評」有何特色呢？當我們在面對〈提要〉文本時，不難 發現其具有作者鮮明的歷史意識。其意識之發動，至少受到兩項因素刺激： 首先，館臣所面對的著作即是歷史成品，所以歷史意識便自然運作發用。 其次，館臣企圖經由歷史經驗結合現實問題，以指導未來趨向。當歷史意 識萌動之後，它們對偶然的歷史事件進行理解，甚而產生解釋與描述。一 切歷史敘解必然帶有主觀性，可是館臣卻一再強調追求的是「一本至公」 的「公論」。《總目》＜凡例＞第十六條云： 文章德行，自孔門旣已分科，兩擅厥長，代不一二。今所錄者，如 龔詡、楊繼盛之文集，周宗建、黃道周之經解，則論人而不論其書； 耿南仲之說《易》、吳幵之評詩，則論書而不論其人。凡兹之類，畧 示變通，一則表章之公，一則節取之義也。至於姚廣孝之《逃虛子 集》、嚴嵩之《鈐山堂詩》，雖詞華之美，足以方軌文壇，而廣孝則 助逆興兵，嵩則怙權蠧國，繩以名義，非止微瑕。凡兹之流，並著 其見斥之由，附存其目，用見聖朝彰善癉惡，悉凖千秋之公論焉。 館臣將姚廣孝《逃虛子集》與嚴嵩《鈐山堂集》置於存目書中，並於〈提 要〉內書寫被排斥的理由29 ，而其理由背後充滿「公論」的諦造與實踐。館 臣一方面服膺千秋以降的公理，一方面欲成就「彰善癉惡」的目的，這些 都 29《總目》卷一百七十五，「集部二八‧別集類存目二」，＜逃虛子集提要＞：「（姚廣孝）初 爲僧，名道衍，字斯道，洪武中以僧宗泐薦選侍燕邸。燕王謀逆，資其策力居多。……其詩淸新 婉約，頗存古調，然與嚴嵩《鈐山堂集》同爲儒者所羞稱。是非之公，終古不可掩也。」頁 4（冊） －653 《總目》卷一百七十六，「集部二九‧別集類存目三」，＜鈐山堂集提要＞：「王世貞《樂 府變》云：『孔雀雖有毒，不能掩文章』亦公論也。然迹其所爲，究非他文士有才無行可以節取 者比。故吟咏雖工，僅存其目，以昭彰癉之義焉。」頁 4（冊）－690。顯露知識型態「知論」的最後趨向。於是，「公論」30 的概念兼含「時間性」 與「道德性」。其「時間性」來自堅信古今存有恆長不變的真理，而「道德 性」乃為真理的主要內涵。兩者又相互作用，即道德支撐時間之永恆；時 間之永恆鑄造道德之高顯。「道德性」是官方論斷與運作之「道德性」，當 然，其「時間性」則為保障論斷與運作為合理者之重要基礎。對於歷史的 掌握，館臣通過考據型態展開論述，但終而不免以主觀態度涉入，其至少 包括官方權力下的一切關懷。就此看來，《總目》雖力求思辨、解釋在操作 層次上的客觀性（或許，這將「公論」的概念帶入了方法學的意義），但終 究取代不了館臣們的前理解與目的嚮往等主觀性（此處的「公論」即為目 標、理想之意）。因此，本計畫的具體焦點，亦在探究館臣來自我期待之「公 論」，具有哪些客觀意義與主觀意義？順此意義的彰顯，回應當代對《總目》 研究上的呼籲。 綜言之，本研究乃有意重建《總目》「總集類」的批評史圖像；次而考 索其圖像表層與內在結構的關係，如內在的社會意識、藝術意識彌漫於圖 像表層之狀況；進而顯豁其圖像特色，以便重新詮釋、評估官方文學思想 （「公論」）的意義與價值，甚而點出官方思想在「知識與權力」的關係。 故本研究企圖回應上述學術背景，以達成下列目的： （一）擴大《四庫》學的研究主題： 若就林慶彰先生主編的《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1900-1993）》＜參、 四庫學＞31 、侯美珍先生＜「四庫學」相關書目續編＞32 考察，不難發現關 於文學研究的部分，遠不及察考古籍版本的源考、校對補正文獻字句的異 同、勾勒編纂過程與纂者生平等等屬於考據性的研究；而在少數的文學研 究部分，《總目》「總集類」的研究更為鮮少。此實符合上述周積明先生所 指出的現象。所以，本計畫應可擴大《四庫》學（《總目》）的研究主題。 （二）填補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空隙： 本計畫欲透過歷史的稜鏡，以《總目》「總集類」為基礎，掌握其對於 前朝學批評著作的理解內涵，以填補官方文學思想在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內 容。此外，在「選本批評」的視域下，期待豐富中國文學批評的方法與形 式。 （三）甦活文學思想史中固化的印象： 在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上，官方意識通常被視為具有霸權性、保守性 30 關於「公論」的細部討論，可參見龔詩堯：〈《四庫全書總目》之文學批評研究〉，國立暨 南大學中國語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6，頁 76-106。 31林慶彰：《乾嘉學術研究論著目錄（1900-1993）》，（臺北：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5.1）。 32侯美珍：＜「四庫學」相關書目續編＞，《書目季刊》第 33 卷 3 期，1999.9。
的思想，可是霸權與保守的形成，應有一定的對治問題，甚至是起於某種 集體的焦慮感。而當它一旦成為論述，在相對單元的社會結構中，自會產 生一定積極支配或濡化浸染的效果，而逐漸掩蓋某種思想在萌動之初的情 狀。因此，面對中國文學思想(史)中的官方意識，並且重新爬梳釐清，應 可豐富文學思想（史）的樣貌，甚而掌握其特質。
三、文獻探討
（一）＜總集序＞所建構的選本批評史圖像 《總目》「總集類」收錄著錄書共一百六十四部，九千七百二十二卷，存 目書共有四百一部，七千二百一十六卷33 。在〈總集類序〉云： 文集日興，散無統紀，於是總集作焉。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 所歸；一則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作 之淵藪矣。《三百篇》旣列爲經，王逸所裒又僅《楚詞》一家，故體例 所成，以摯虞《流別》爲始。其書雖佚，其論尚散見《藝文類聚》中， 葢分體編錄者也。《文選》而下，互有得失。至宋眞德秀《文章正宗》， 始別出談理一派，而總集遂判兩途。然文質相扶，理無偏廢，各明一義， 未害同歸。惟末學循聲，主持過當，使方言俚語俱入詞章，麗製鴻篇横 遭嗤點，是則併德秀本旨失之耳。今一一别裁，務歸中道。至明萬歷以 後，儈魁漁利。坊刻彌增，剽竊陳因，動成巨帙，併無門徑之可言。姑 存其目，爲冗濫之戒而巳。 形成《總集》的原因有二，一是為使得零章殘什有一歸附之所，另一則為 通過刪汰而保全菁華之作。就整個文學傳統來看，《詩經》本應是最早的《總 集》，可是其已列於經部。至於東漢王逸裒集《楚辭》以降，「他集不與楚 辭類，楚辭類亦不與他集」34 體類自成一例，又結集甚早，所以置於集部之 首。而在後來的總集發展史中，約有《文選》與《文章正宗》二類，前者 以分體編錄為主，後者則以「談理」為主35 ，《文選》乃重詞章之「文」，《文 章正宗》乃重「質」，頗為兩途。若是之言，總集在保存文獻的意義外，因 刪汰為總集編纂的重要行為，而其行為底層具有衡鑒的積極意義，故當衡 鑒意義展出之時，同時成就菁華作品之示範性功能，其自然可為「著作之 33 分見《總目》卷一八六「集部三十九．總集類五」、卷一九六「集部四十四．總集類存目四」， 頁 5（冊）－112、5－214。 34 《總目》卷一四十八「集部一 楚辭類」〈序〉，頁 4－2。至於王逸裒《楚辭》為總集之開 端，或乃就現存文獻而言，因為在〈楚辭類序〉開端明言：「裒屈宋諸賦，定名《楚辭》，自劉 向始也。」 35 〈文章正宗綱目〉：「夫士之於學，所以窮理而致用也。文雖學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 今所輯以明義理、切世用為主，其體本乎古，其指近乎經者，然後取焉；否則，辭雖工亦不録其 目。凡四：曰辭命，曰議論，曰叙事，曰詩賦」《文章正宗》（四庫全書本）卷一。此四類中， 除詩賦可以形式體類做出識別外，其於辭命、議論、敘事乃從作品的涉外性、功能性來區分，故 某類之中又非僅有一形式體類，故與側重分體為優先考量者不同。淵藪」，而供後世取則之用。反之，只做漁利之私，剽竊陳因的總集，則無 門徑可言。當然，以「文」「質」並重做為選編意識的準則，自然成為館臣 評價、期許選集的最高標準了，這在〈古文雅正提要〉36 亦可見之： 考總集之傳，惟《文選》盛行於厯代，殘膏賸馥，沾漑無窮。然潘勗 九錫之文，阮籍勸進之箋，名敎有乖，而簡牘並列，君子恒譏焉，是 雅而不正也。至眞德秀《文章正宗》、金履祥《濂洛風雅》，其持論一 準於理，而藏弆之家，但充插架，固無人起而攻之，亦無人嗜而習之， 豈非正而未雅歟？夫樂本於至和，然五音六律之不具，不能嘔呀吟唱 以爲和；禮本於至敬，然九章五采之不備，不能袒裼跪拜以爲敬也。 文質相輔，何以異兹？ 「和」「敬」是樂、禮之質，而「五音六律」「九章五采」是樂、禮之文，唯 有文質相輔，始能起法則之功。 從〈總集序〉看來，館臣僅簡要地透過《文選》、《文章正宗》勾勒選集 的選編方法，並分析其中隱含的批評向度，其向度的發掘與評價，自需仰賴 一套批評標準，至於這套標準之所在，即為本計畫所關注之處。 總之，若說總集乃通過選編的動作，貫徹選編者的批評意識，應是符合 《四庫》的館臣的基本見解。故本計畫關心於：館臣如何面對選編者的批評 意識？館臣對選編者的選編批評有何詮釋與評價？又其詮評所依持的思想 內蘊為何？37 （二）考察舉隅（一）：館臣充滿歷史意識的批評現象 館臣不斷將其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展現在《總目》中，在 上述凡例第九條「論世知人」、第十六條「盡滌前朝之敝俗」中，明顯可見。 簡單地說，「論世知人」代表「現在」對「過去」的世代與人物之理解；「盡 滌前朝之敝俗」則代表「現在」欲尋求「過去」的成敗經驗，以提供「未來」 36 同註 8 所揭書，頁 5（冊）-110。 37 〈總集類序〉既著重總集類型上的發至展，故館臣的「總集類型觀」應為值得考察的問題。 如清徐乾學奉敕所編《御選古文淵鑒》的〈提要〉，館臣則謂：「所錄上起《春秋左傳》，下迨於 宋，用眞德秀《文章正宗》例；而睿鑒精深，别裁至當，不同德秀之拘迂。名物訓詁，各有箋釋， 用李善注《文選》例，而考證明確詳畧得宜，不同善之煩碎。每篇各有評點用樓昉《古文標註》 例，而批導窾要，闡發精微，不同昉之簡畧。備載前人評語，用王霆震《古文集成》例，而蒐羅 賅備，去取謹嚴，不同霆震之蕪雜。諸臣附論，各列其名，用五臣註《文選》例，而夙承聖訓， 語見根源，不同五臣之疎陋。……雖帝堯之煥乎文章，何以加哉！」綜合各種類型而成的總集《御 選古文淵鑒》，既受到高度讚揚，可見館臣心中應有理想的總集類型。又，總集可以時間（如《西 漢文紀》、《唐詩品彙》）、文體（如《四六法海》）、氏族（如《柴氏四隱集》）、地域（《吳都文粹》）、 特定團體（如《蘇門六君子文粹》）、特殊目的（如《經義模範》）等等為選編標準，故總集類型 的分類、類與類間的共法與不共法等等問題，皆值得細考。唯本計畫暫不討論此類論題，盼日後 有餘力之時，再予考察、討論。
發展之參考。而在「總集類」〈提要〉中，更豐富地展現館臣的歷史意識。 在「總集類」〈提要〉中，除了有一般性的書寫原則「論世知人」、「考權 訂辨」，及「昭善癉惡」外，館臣更將「總集」放在時間脈絡中，以「歷史解 釋」（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與「歷史敘述」（Historical Narrative）的方法，進 行文學現象的詮釋與評價。所謂「歷史解釋」，大致是闡明歷史法發展的軌跡 及其意義所在；所謂「歷史敘述」，乃指將以往曾經發生的事件，不憚繁瑣的 敘述出來。38 為了解說《總目》具有上述特性，故不避繁冗，摘錄相關文獻 為證。 關於「歷史解釋」者，可以下列〈提要〉為證： A1.〈才調集提要〉： 縠生於五代文敝之際，故所選取法晩唐，以穠麗宏敞爲宗，救粗踈淺弱之 習，未爲無見。至馮舒、馮班，意欲排斥宋詩，遂引其書於崑體，推爲正 宗。 B1.〈唐文粹提要〉： 詩文儷偶，皆莫盛於唐，盛極而衰，流爲俗體，亦莫襍於唐。鉉欲力挽其 末流，故其體例如是。於歐、梅未出以前，毅然矯五代之弊，與穆修、柳 開相應者實自始。 C1.〈三體唐詩提要〉： 乃知弼撰是書，葢以救江湖末派油腔滑調之弊。 D1.〈唐宋八大家文抄提要〉： 自李夢陽《空同集》出，以字句摹秦、漢，而秦、漢爲窠臼。自坤《白華 樓稿》出，以機調摹唐、宋，而唐、宋又爲窠臼。故坤嘗以書與唐順之論 文，順之復書有「尙以眉髪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之語。又謂：「繩 墨布置，竒正轉摺，雖有專門師法，至於中間一叚精神命脉，則非具今古 雙眼者，不足與此」云云，葢頗不以能爲古文許之。今觀是集，大抵亦爲 舉業而設。其所評論，疏舛尤不可枚舉。 E1.〈石倉歷代詩選提要〉 然自萬厯以後，繁音側調，愈變愈遠於古，論者等諸自鄶無譏。是本止於 嘉隆，正明詩之極盛。 F1.〈梁文紀提要〉： 38 請參見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北：三民書局，1989.3），第十三章＜歷史敘事與歷史 解釋＞，頁 211-213。
簡文帝〈與湘東王書〉曰：「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賔，用之則有 所。未聞吟咏性情，反擬〈内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 遲遲春日，反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又曰：「時有效謝康 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 其糠粕。裴氏乃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謝故巧不可階，裴亦拙不宜慕。」 一代帝王，持論如是，宜其風靡波蕩，文體日趨華縟也。然古文至梁而絶， 駢體乃以梁爲極盛。殘膏賸馥，沾漑無窮。唐代沿流，取材不盡。譬之晩 唐、五代，其詩無非側調，而其詞乃爲正聲。寸有所長，四六旣不能廢， 則梁代諸家亦未可屏斥矣。 G1.〈古詩鏡、唐詩鏡提要〉 蓋其時王、李餘波，相沿末息，學者方以吞剥爲工，故於蹊逕易尋者，徃 徃加之排斥。欲以此針砭流俗故不免於懲羹而吹齏。然其採摭精審，評釋 詳核，凡運會升降，一一皆可考見其源流。在明末諸選之中，固不可不謂 之善本矣。書中評語，間渉纎仄，似乎漸染楚風。然總論中所指晉人華言 是務，巧言是標，實以隱刺鍾、譚。其字句尖新，特文人綺語之習，與竟 陵一派，實貌同而心異也。 H1.〈唐賢三昧集提要〉 編皆錄盛唐之作，名曰三昧，取佛經自在義也。詩自太倉、厯下，以雄渾 博麗爲主，其失也膚；公安、竟陵，以淸新幽渺爲宗，其失也詭。學者兩 途並窮，不得不折而入宋，其弊也滯而不靈，直而好盡，語錄、史論，皆 可成篇。於是士禎等重申嚴羽之說，獨主神韻以矯之，葢亦救弊補偏各明 一義。其後風流相尙，光景流連，趙執信等遂復操二馮舊法，起而相爭， 所作《談龍錄》排詆，是書不遺餘力。其論雖非無見，然兩說相濟，其理 乃全。殊途同歸，未容偏廢。今仍並錄存，之以除門戸之見。 I1.〈宋詩抄提要〉 葢明季詩派，最爲蕪雜。其初厭太倉、厯下之剽襲，一變而趨淸新。其繼 又厭公安、竟陵之佻巧，一變而趨眞樸。故國初諸家，頗以出入宋詩，矯 鈎棘塗飾之弊。之振是選，即成於是時。 綜合上陳九條史料所指，韋穀《才調集》、姚鉉《古文粹》乃為矯五代「救粗 踈淺弱」之弊而作；周弼《三體唐詩》欲救「江湖末派油腔滑調之弊」；陸時 雍《古詩鏡》、《唐詩鏡》乃出於「隱刺鍾、譚」，王士禎《唐賢三昧集》為救 明末清初學宋詩者，而宋詩「直而好盡」之弊。這四個例子都是對治時代弊端 而出的。而茅坤《唐宋八大家文抄》乃「為舉業而設」、吳之振《宋詩抄》在 清初欲以宋詩救明詩之弊的氣氛下產生，則是配合時運使然。至於帝王足以吹
動文學風波，彙為文學衍流，裁成四六之體，成為館臣詮評梅鼎祚《梁文紀》 的價值基礎。故〈提要〉認為總集之產生，出於編纂者對現實文學環境（包括 文學內部的藝術考量，或文學外部的政治、社會考量）的對治調適或呼應簇擁。 此種「歷史解釋」的結論，如今看似平淺，但其帶有強烈「文染乎世變」的歷 史意識。館臣對各文學事件的「解釋」標準，是否具有一致性？其「解釋」的 基礎思想是什麼？ 而基礎思想又如何形成呢？都是值得考慮的問題。 至於「歷史敘述」，乃是館臣在詮評一書時，所帶引出來的一套文學史圖像。 這分歷史圖像的出現，往往做為詮評總集時的背景說明、參照體系。以下臚列 數例： A2.〈唐詩品彙提要〉： 宋之末年，江西一派與四靈一派併合而為江湖派，猥雜細碎，如出一轍， 詩以大弊。元人欲以新艷奇麗矯之，迨其末流，飛卿、長吉一派，與盧仝、 馬異、劉義一派併合而為鐵體，妖冶俶詭，如出一轍，詩又大弊。百餘年 中，能自拔於風氣外者，落落數十人耳。……《明史‧文苑傳》謂終明之 世，館閣以此書為宗，厥後李夢陽、何景明等摹擬盛唐，名為崛起，其胚 胎實兆於此。平心而論，唐音之流為膚廓者，此書實唘其弊；唐音之不絶 於後世者，亦此書實衍其傳。功過並存，不能互掩。後來過毁過譽，皆門 户之見，非公論也。 B2.〈古今詩刪提要〉： 葢自李夢陽倡不讀唐以後書之說，前後七子率以此論相尙。攀龍是選，猶 是志也。……然則文章派别，不主一途，但可以工拙爲程，未容以時代爲 限。宋詩導黄、陳之派，多生硬椏；元詩沿温、李之波，多綺靡婉弱。論 其流弊，誠亦多端。然鉅製鴻篇，亦不勝數。何容刪除兩代，等之自鄶無 譏。……且以此選所錄而論，唐末之韋莊、李建勲，距宋初閲歲無多，明 初之劉基、梁寅，在元末吟篇不少。何以數年之内，今古頓殊，一人之身， 薰蕕互異。此直門戸之見，入主出奴，不緣真有限斷。厥後摹擬剽竊，流 弊萬端，遂與公安、竟陵同受後人之詬厲，豈非高談盛氣有以激之，遂至 出爾反爾乎？然明季論詩之黨，判於七子，七子論詩之旨，不外此編，錄 而存之，亦足以見風會變遷之故。 C2. 〈四六法海提要〉： 秦、漢以來，自李斯〈諫逐客書〉始，點綴華詞。自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始，叠陳故事，是駢體之漸萌也。符命之作則〈封禪書〉、〈典引〉，問對 之文則〈答賔戯〉、〈客難〉，駸駸乎偶句漸多。沿及晉、宋，格律遂成； 流迨齊、梁，體裁大判。由質實而趨麗藻，莫知其然而然。然實皆源出古
文，承流遞變。猶四言之詩，至漢而爲五言，至六朝而有對句，至唐而遂 爲近體。面目各别，神理不殊，其原本風雅則一也。厥後輾轉相沿，逐其 末而忘其本。故周武帝病其浮靡，隋李諤論其佻巧，唐韓愈亦齗齗有古文、 時文之辨。降而愈壞，一濫於宋人之啟劄，再濫於明人之表判，剿襲皮毛， 轉相販鬻。或塗餙而掩情，或堆砌而傷氣，或雕鏤纎巧而傷雅，四六遂爲 作者所詬厲。宋姚鉉撰《唐文粹》，至盡黜儷偶；宋祁修《新唐書》，至全 刪詔令。而明之季年，豫章之攻雲間者，亦以沿溯六朝相詆。豈非作四六 者不知與古體同源，愈趨愈下，有以啟議者之口乎？ D2. 〈陳文紀提要〉 南朝六代，至陳而終，文章亦至陳而極敝。其時能自成家者，詩惟陰鏗、 張正見，文則徐陵、沈炯以外，惟江總所傳稍多。……况永明、天監，相 去未遥，江左餘風，徃徃而在。韓、柳未出以前，王、楊之麗製，燕、許 之鴻篇，多有取材於是者，亦不能以其少而廢之矣。 E2.〈後周文紀提要〉 使非借材異國，其寂寥更甚於高齊。然宇文泰爲丞相時，干戈擾攘之中， 實獨能尊崇儒術，釐正文體。……今觀其一代詔勅，大抵温醇雅，令有漢 魏之遺風。卽間有稍雜俳偶者，亦摛詞典重，無齊、梁綺艷之習。他如《庾 信集》中〈春賦〉〈鐙賦〉之類，大抵在梁舊作，其入北以後諸篇，亦皆 華實相扶，風骨不乏，故杜甫有「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横」語。 豈非黜雕尙樸，導之者有漸歟？無平不陂，無徃不復。六朝靡麗之風極而 將返，實至周而一小振，未可以流傳之寡而忽也。 F2.〈御定四朝詩提要〉： 唐詩至五代而衰，至宋初而未振。王禹偁初學白居易，如古文之有柳、穆， 明而未融。楊億等倡西崑體，流布一時。歐陽修、梅堯臣始變舊格，蘇軾、 黃庭堅，益出新意，宋詩於時爲極盛。南渡以後，《擊壤集》一派，參錯 並行。遷流至於四靈、江湖二派，遂弊極而不復焉。金人奄有中原，故詩 格多沿元祐。迨其末造國運與宋同衰，詩道乃較宋爲獨盛。……有元一代， 作者雲興。虞、楊、范、揭以下，指不勝屈。而末葉爭趨綺麗，乃類小詞。 楊維禎負其才氣，破崖岸而爲之，風氣一新，然訖不能返諸古也。明詩總 雜，門戸多岐。約而論之，高啓諸人爲極盛。洪熙、宣德以後，體參臺閣， 風雅漸微。李東陽稍稍振之，而北地、信陽已崛起與爭，詩體遂變。後再 變而公安，三變而竟陵，淫哇競作，明祚遂終。大抵四朝各有其盛衰，其 作者亦互有長短。而七百餘年之中，著作浩繁，雖博識通儒，亦無從遍觀 遺集。
G2.〈御選唐宋文醇提要〉 唐之文體，變於韓愈，而柳宗元以下和之；宋之文體，變於歐陽修，而蘇 洵以下和之。……八家之所論著，其不爲程試計可知也。茅坤所錄，大抵 以八比法說之。……夫能爲八比者，其源必出於古文。自明以來，厯厯可 數。坤與欣卽古文以講八比，未始非探本之論。然論八比而沿溯古文，爲 八比之正脉。論古文而專爲八比設，則非古文之正脉。此如場屋策論以能 根柢經史者爲上，操文柄者亦必以能根柢經史與否，定其甲乙。至於講經 評史，而專備策論之用，則其經不足爲經學，其史不足爲史學。……我皇 上表章古學，示所折衷，乙覽之餘，親爲甄擇。其上者足以明理載道，經 世致用；其次者亦有關法戒，不爲空言。其上者矩矱六籍，其次者波瀾意 度，亦出入於周、秦、兩漢諸家。至於品題考辨，疏通證明，無不抉摘精 微，研窮窔奧。 H2.〈御選唐宋詩醇提要〉： 唐而極其盛，至宋而極其變。盛極或伏其衰，變極或失其正。亦惟兩代之 詩最爲總雜，於其中通評甲乙，要當以此六家爲大宗。葢李白源岀〈離騷〉， 而才華超妙爲唐人第一；杜甫源出於國風、二雅，而性情眞摰，亦爲唐人 第一。自是以外，平易而最近乎情者，無過白居易奇；剏而不詭於理者， 無過韓愈錄。此四集巳足包括衆長。至於北宋之詩，蘇、黃並騖，南宋之 詩，范、陸齊名。然江西宗派實變化於杜、韓之間，旣錄杜、韓，可無庸 複見。《石湖集》篇什無多，才力識解亦均不能岀《劔南集》上，旣舉白 以槪元，自當存陸而刪范。權衡至當，洵千古之定評矣。……登葢明詩摹 擬之弊，極於太倉、厯城；纎佻之弊，極於公安、竟陵。物窮則變，故國 初多以宋詩爲宗。宋詩又弊，士禎乃持嚴羽餘論，倡神韻之說以救之。故 其推爲極軌者，惟王、孟、韋、柳諸家。然《詩》三百篇，尼山所定，其 論詩一則謂歸於温柔敦厚，一則謂可以興觀羣怨，原非以品題泉石、摹繪 烟霞。洎乎畸士逸人，各標幽賞，乃别爲山水淸音。實詩之一體，不足以 盡詩之全也。宋人惟不解温柔敦厚之義，故意言並盡流，而爲鈍根。士禎 又不究興觀羣怨之原，故光景流連，變而爲虛響。各明一義，遂各倚一偏。 論甘忌辛，是丹非素，其斯之謂歟？兹逢我皇上聖學高深，精研六義，以 孔門刪定之旨，品評作者。定此六家，乃共識風雅之正軌。 I2.〈欽定四書文提要〉 明二百餘年，自洪永以迄化、治，風氣初開，文多簡樸。逮於正、嘉，號 爲極盛。隆、萬以機法爲貴，漸趨佻巧。至於啓、禎，警闢奇傑之氣日勝， 而駁雜不醇、猖狂自恣者，亦遂錯出於其間。於是啓橫議之風，長傾詖之 習。文體盭而士習彌壞，士習壞而國運亦隨之矣。……承學之士，於前明 諸集，可以考風格之得失；於國朝之文，可以定趨嚮之指歸。
J2.〈明詩綜提要〉： 明之詩派，始終三變。洪武開國之初人心渾朴，一洗元季之綺靡，作者各 抒所長，無門戸異同之見。永樂以迄宏治，沿三楊臺閣之體，務以舂容和 雅，歌詠太平，其弊也冗沓膚廓，萬喙一音，形模徒具，興象不存。是以 正德、嘉靖、隆慶之間，李夢陽、何景明等崛起於前，李攀龍、王世貞等 奮發於後，以復古之說，遞相唱和，導天下無讀唐以後書。天下響應，文 體一新。七子之名，遂竟奪長沙之壇坫。漸久而摹擬剽竊，百弊俱生，厭 故趨新，别開蹊徑。萬厯以後，公安倡纎詭之音，竟陵標幽冷之趣，么弦 側調，嘈囋爭鳴。佻巧蕩乎人心，哀思關乎國運，而明社亦於是乎屋矣。 大抵二百七十年中，主盟者遞相盛衰，偏袒者互相左右。諸家選本，亦遂 皆堅持畛域，各尊所聞。至錢謙益《列朝詩》集出以記醜言僞之才，濟以 黨同伐異之見，逞其恩怨，顚倒是非黑白，混淆無復公論。。彞尊因衆情 之弗協，乃編纂此書，以糾其謬。 上述十條史料，全部關乎文學史圖像之表述。其中在梅鼎祚《後周文紀》的 〈提要〉云：「無平不陂，無徃不復」（E2 條）表現出一種循環史觀。但是大 體說來，四六文自齊、梁「體裁大判」以後，「愈趨愈下」（C2、D2 條）；散 文歷韓、歐之變，尚有柳、蘇和之（G2 條），入明以後，初期（洪武、成化、 宏治）尚多「簡樸」，正德、嘉靖以尚則能善推簡樸之功，然隆慶、萬歷則「漸 趨佻巧」，明末天啟、崇禎更為「駁雜」（I2 條）；詩則至五代而衰，宋代歐、 梅、蘇、黃則變五代之衰，頗出新意（F2 條），南渡以後，四靈、江湖兩派 大盛，且可謂敝極（A2.B2.F2.H2.條），時入元、明，或有文士如「虞、楊、 范、揭」「李夢陽」稍能振興（F2 條），但大體而言，可謂衰敗，明末尤是（J2 條）。是故，大振興的時代便寄望於當朝，其企圖心之旺盛，可見一斑。但大 振興的時代並非完全別出新逕，而是帶有復古色彩，這在〈御選唐宋詩醇提 要〉談論李、杜與風騷的關係，並推為「唐人第一」，以及詩教盛論中「溫柔 敦厚」「興觀群怨」，都是出於復古之思。 館臣之所以如此表述，或許與「總集」的刪存活動本身，即具有強烈時 間意義有關。以館臣所認定的兩大總集代表：《文選》、《文章正宗》為例，不 難發現刪存活動的文學批評形式，深具有時間性。如《文選‧序》云：「凡次 文之體，各以彚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文章正宗‧綱目》：「『正宗』云者，以後世文辭之多變，欲學者識其源流之 正也。」換言之，選編者所展現的時間感受，具體表現在確立著作體例與標 舉典範作品兩項工作上。當館臣面對充滿時間感受的文本，似乎更強化了他 們的歷史意識。是故，本研究擬更縝密地考察《總目》「總集類」〈提要〉中， 館臣歷史意識的發用內容，及其形成的原因與意義。
（三）考察舉隅（二）：關切當代文學發展的批評現象 從時間延續的立場來看，《總目》中所有收錄的著作，都是歷史的產物。可 是，關於當代的作者，《總目》律以「國朝」稱之，所以，對「國朝」著作的歷 史感，應該帶有「我類」的認同性質。換言之，哪怕古今時間是接續不斷的，但 當代時間序列所含藏的意義，與前代歷朝的時間意義，應有所不同。上文曾多次 述及《總目》〈提要〉具有以歷史經驗結合現實問題的特質，故館臣對清朝總集 內容與發展的敘解，應有其他的表現。關於此點，已完成之〈複述與新塑：《四 庫全書總目》「總集類」清帝御定書〈提要〉的文學思想〉（《書目季刊》第四十 一卷第二期，2007.09），有所闡釋。
肆、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的理論基礎 1.「歷史解釋」存在於「歷史敘述」之中 在前述五項基本立場上，我們將從《總目》「總集類」〈提要〉的歷史敘述（圖 像）做為探察的核心，然後詮釋、評估館臣的文學思想。換言之，站在文學研究 的立場，我們要通過《總目》「總集類」〈提要〉所建構的文學批評史圖像，去詮 釋、反省館臣的文學思想。因此，本文的前端問題為——歷史表層與文學思想 有何關係？ 在二十世紀八 0 年代歐美史學界、文學界，出現一種新的史學主張與文學批 評方法——新歷史主義（New Historicism）。新歷史主義論者認為：文本成為有 意義的形式，是經過語言具體化、客觀化的結果；而凝聚成形的力量，端賴整個 歷史的力量。所以，語言文本只是被壓縮的歷史，為整個真實歷史的一部分而已； 在語言文本之外，還有一個未經語言形塑的文本（即真實歷史）。換言之，我們 所看見的語言文本——各種歷史敘述，都只是某種語言化的成品。從後代人的角 度來看，真實歷史就是語言文本的延伸。因此，語言文本永遠是歷史的文本，它 隱含敘述者在現實世界的經驗或期待。真實歷史具有不可逆轉性，所以語言文本 所重複的歷史，都是一個經過「解釋」的歷史，正因如此，語言文本也就成為可 再「被解釋」的對象，並成為一個「螺旋體」。語言文本既為「螺旋體」，真實歷 史又具不可逆轉性，因此，語言文本所再現的歷史，不會是真實歷史，它只是一 個含帶歷史隱祕的載體。循此，我們可這樣說：《總目》是館臣面對歷史而予以 語言化的文本，而當它一旦成為語言文本的時候，也即刻成為被解釋者。接著， 我們可以問：館臣的歷史敘述究竟「隱喻」何種現實世界的經驗與期待呢？「隱喻」的概念，在研究十九世紀歐洲歷史的海登．懷特（Hayden White ） 《史元》中有許多論述，其認為：歷史著作與歷史哲學有著內在相同性， 即「建 構元素」同樣存在兩種敘述書寫之中。只是在論述的表層，歷史著作將建構元素 散置於敘事內部，其表層為史料所構成的故事脈絡；歷史哲學則將建構元素直接 置於表層，至於史料及其所構成的故事，便是做為闡明或徵驗而已。所謂的建構 元素，其實就是歷史解釋。 當代史學家丹圖（A.Danto）和利科（Paul Ricoeur）曾指出「歷史敘述」與 「歷史解釋」是不可分開的，即「歷史解釋的邏輯，就是通過對對象是如何的敘 述，而達到對其為何如此的解釋」「敘述在歷史中具有其它解釋方法所不能取代 的優先地位。換言之，一切歷史解釋首先和必然是敘述的」39因此，「歷史敘述」
就是一種歷史的「敘解模式」（Historical Narrative Model），在敘事的底層仍具有 強烈的解釋意義。若此，德學史學家宙恩‧呂森所認為的：「通過敘述的方法， 人的大腦掌握了偶然性。它賦予了發生在人類社會變化中的事件的時間序列某種 意義。這樣，人類就可以在文化方面受到人類世界和人類自身的時間連續性觀念 指導。」40據此可以說明：「歷史敘述」與「歷史解釋」，並非出於單純外物（過 往的歷史事件）與自我（敘解歷史事件者）的斷裂關係，而是一種相攝互函的關 係，因為在敘述與解釋的過程中，個別事件在時間中的偶然性，得到序列化，並 紛紛被賦予某種意義。甚而，人將受到人類世界與人類自身的「時間連續性觀念 指導」，從而產生面對未來的動力。這些當代的史學理論，實能解釋《總目》深 深隱含館臣的歷史意識、歷史解釋與歷史敘述。 總之，第一、歷史敘述的文本是虛構的文學，那文本就具備了文學質素；歷 史敘述文本是史家主觀經驗的投射，那史家思想將融於文本之中。因此，從歷史 敘述中尋繹作家文學思想，是一個合理的研究方法。第二、我們先嘗試將詩文評 〈提要〉當作文學批評史的著作，然後，去掌握館臣所建構的批評史圖像（即歷 史敘述），最後，在圖像中尋繹歷史解釋。當然，我們只側重帶有文學討論成份 的歷史解釋。 2.「權力」滲入「歷史敘述」之中 人類的歷史意識經過自覺化、系統化以後，上昇為以理性為中心的歷史知 識。歷史知識發用為歷史解釋，成就歷史敘述。前一小節已針對歷史敘述的主觀 性質，予以討論。至於構成個別史家主觀性質的因素，尚有許多不同而複雜的內 容，而本計畫則以通過「權力」的角度，予以梳理。 39參見周建漳：〈當代西方哲學關於『歷史解釋』的方法論思考〉，《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 1994 年第 2 期，頁 10-11。 40宙恩‧呂森撰，張永華譯、姜凡譯：〈賦與時間意義——以歷史意識為概念基礎的普遍分類學〉， 《史學理論研究》，2002 年 01 期，頁 12。
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科（Michel Foucault）對於權力構築知識的情形，有 很深入的解析。朱立元先生指出：「在福科看來，權力是檔案的負面的社會政治 現實，是一種無所不在，無以擺脫的社會罪惡。權力總是與知識擕手並進，利用 知識來擴張社會控制，故而知識不是客觀的、中立的，他是拉起『真理』來做虎 皮、包裹起統治階級意識型態的東西：『即便在今日所呈現的極大地擴張了的形 式中，知識的追求也沒有達成一種普遍真理，賦予人類以正確、寧靜把握自然的 能力。相反，它無止境地倍增風險，在每一個領域中製造險象。 ……它的發展 不是旨在建立一個自由的主體，而是製造一個與日俱增的奴性，屈從它的狂暴本 能』……福科以知識和權力為一對共生體。這個共生體的表象是知識，實質是權 力。」41權力是一切意義生成的起點，但是做為終點的真理，卻遙不可及。我們 在福科的著作《規律與懲罰》、《性意識史》中，都能看見他所揭示的實例：權力 和知識合併之後，顯現在處置肢體、改變性意識的力量。42當然，權力在福柯看 來，未必為國家機器所產生，它無邊無際地產生在各類機制網絡之中。 明清史著名學者孟森先生曾指出43： 四庫定以抄本著錄，世尚無抉其隱者。河間獻王之寫書留真，其時本無刻 本，故必以寫本著錄。宋以前藏書皆然。至雕版既行，收書自應收刻本。 翻刻之書，尚為世所輕視，為其迻寫必多舛誤耳，豈有反將刻本改寫，糜 費鉅貲，自造舛誤之理？乃當時刻本寫本，歧而二之：刻本貯於昭仁殿， 名曰：「《天祿琳琅》」，不與天下共之；其與天下共者，悉付重抄，而有抽 燬，始許天下覆印。蓋除全毀者外，凡有存書，皆經審定，以剗除忌諱語 為本旨也。……故《四庫全書》乃高宗愚天下之書，不得云學者求知識之 書也。 四庫館未開以前，自康熙以來，君主之意旨，臣民之揣摩，為女真諱，為 建州諱，其風已熾。無設定之禁燬機關，所及者少，如乾隆四十二年諭旨， 不滿於康熙間所刻《宗澤集》、《楊繼盛集》，改夷為彛，改狄為敵，又忽 將此二字挖空存圈，未能一律。……至四庫館開，而根本刪改，禁毀原書。 四庫全書之所以採寫本行世，孟森先生認為與控制思想有關。所以，在鈔錄刻本 時的刪改動作，和禁毀原書的舉動，都是透過行使權力，以遂行統治目的。大陸 學者楊念群先生也認為，乾隆藉著纂修《四庫全書》，推行廣搜天下秘笈與嚴查 違礙禁書的雙向策略，是為了實踐大一統的構想。所謂的大一統，是指乾隆將「江 41朱立元主編：《當代西方文藝理論》，頁 337。 42米歇爾．傅柯著、王德威翻譯．導讀：《知識的考掘》，（臺北：麥田出版社，2001.1），頁 57-63。 43孟森：〈選刻四庫全書評議〉，見氏著：《明清史論著集刊（下）》，頁 682-685。
南」視為亟須重整、新編的文化區域。44這在在說明由乾隆經由權力，推動纂修 《四庫全書》，並藉此建構一套國朝知識。當然，這一套國朝知識便是歷史圖像 的喻義所在。此外，《總目》〈凡例〉第十六條已見館臣渴望追求「公論」，可是 弔詭的是，當權力滲入《四庫全書》纂修活動時，「公論」就不是純然理性思辨 下的真理，而是帶有國家意志的主觀意識。總之，從建構國朝知識到實踐大一統 的構想，都有明顯權力滲透的影子。 因此，我們若通過權力與知識的視野，應能進一步理解《總目》的主觀性質 與〈提要〉的引導性質了。 伍、討論與結果 在本計畫期間，發表兩篇論文，簡述結果如下： 一、〈複述與新塑：《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清帝御定書〈提要〉的文學思想〉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敘〉曾指出總集具有衡鑒的意義，此意亦謂總集 具有文學批評的意義。《四庫全書》館臣如何面對總集中的文學批評意識？而館 臣藉以評述總集批評意識的文學思想為何？都是本文關心的問題。本文嘗試將觀 察範圍縮小，以清朝康熙到乾隆約一百年間的御定書為材料，將館臣對於〈御序〉 中帝王意志的複述與新塑，做為本文考察、勾勒館臣文學思想的主要進路。重要 的結果有： （一）《總目》清朝御定總集〈提要〉表現出對帝王意見「循環雒誦」的順 服態度，大抵複述帝王心影，但又添增若干細節，以積極回應當世的 文學現象。 （二）在文學史敘述上，館臣較〈御序〉更著墨借古鑒今之意，這尤其反映 在論述明朝文學的內容中。 （三）館臣最主要的複述內容為詩教主張，他們並以「興觀群怨」、「溫柔敦 厚」做為具體內容。 （四）在詩教的大纛下，「詩言志」為文學本質的觀念，因此，康熙對於詩 歌之「物」，停留在「引譬連類」的意義上；但館臣則採取較為開放 的態度，容納「山水清音」之類待「物」的作品與主張。只是，此種 作品與主張並非詩學極致，因為極致仍在詩教一系。 （五）乾隆對於唐詩與宋詩的評價，有著尊唐抑宋的傾向；但館臣則以折衷 的態度面對兩者差異45。 （六）館臣在複述帝王詩教主張時，亦時時關注現實詩學狀態。他們調和士 禛與趙執信詩學主張，即是回歸、實踐詩教傳統的具體表現。 44楊念群：〈文字何以成獄？——清初士人逃隱風格與「江南」話題〉，收入氏編：《新史學（第 一卷）——感覺．圖像．敘事》，（北京：中華書局，2007.4），頁 3-55。 45 張傳峰先生曾對《總目》唐宋詩批評進行研究，值得參考，見氏著：〈《四庫全書總目》與 唐宋詩學批評〉，收入氏著：《「四庫全書總目」學術思想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7.6）。
（七）館臣認為古文是時文的源始、正脈，且古文為載道之器。時文與舉業 有關，且明代時文日益衰敗。所以，館臣在複述帝王意志外，減低了 對古文駢偶形式的論述，並強調明衰清盛的文學圖像。 （八）館臣對於賦體的論述，大都複述帝王意見。此外，對於賦體的諷諭功 能，未能置辭，卻出現期待以賦頌美太平盛世的願望。 總之，我們從複述與新塑的角度，觀察官方文學論述的內容，應有助於釐清 官方文學標準，並且掌握館臣用以述評歷史著作的基本思想。當然，館臣與 乾隆意見的依違關係，也有益於考察《總目》的作者身份。 二、〈在「抒情傳統」之外：官方文學論述研究的省思〉 在中國先秦、兩漢時期，「詩教」及其相屬的術語（諸如「詩言志」、「興觀 群怨」、「以意逆志」、「知人論世」「溫柔敦厚」、「變風」、「變雅」、「比興」等等）， 已逐漸發展出一個以現實功利、政治教化為核心的概念群。但這些概念，有的可 從「抒情傳統」予以解釋，有的卻被視為非文學的、非藝術的、非抒情的，而遭 到貶抑，甚至排斥。如此一來，我們則難以掌握「以詩為教」的歷史樣貌與文化 意義，當然，由此所建構的文學思想史圖像，亦有闕陋與遮蔽。 在中國文學思想史中，官方論述往往是「詩教」的護衛者。不同朝代的「詩 教」論述，表層或許相似，但內在卻有不同的肌理脈絡，而其肌理脈絡又可謂為 當代關懷的刻畫痕跡，實不宜小覷。此外，官方意識通常被視為具有霸權的、保 守的意識，可是霸權與保守的形成，應起於對治某些問題，甚至起於某種集體焦 慮。當官方意識成為語言論述，在相對單元的社會結構中，自然產生一定積極支 配或濡化浸染的力量，而逐漸掩蓋思想在萌動之初，對治問題的情緒感受、企圖 目標。因此，我們若能面對中國文學思想(史)中的官方論述，重新爬梳釐清，應 可豐富文學思想（史）的樣貌，並且可以補充「抒情傳統」內容的罅隙，進而掌 握整體文化特質。 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是中國十八世紀中後期最具代表性的官方論述著作， 其中蘊藏豐富「詩教」觀念，可是這部著作卻長期未受文學思想史研究者重視， 因此本文擬以《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總集類」研究為例，說明官方文 學論述的研究問題。 成果自評 在本計畫執行過程，結合前一年之研究經驗與成果，共發表兩篇期刊論文 且在專案執行期間，組織跨校研究生讀書會，共同閱讀、箋注《總目》「總集類」 文獻，目前已完成初稿，準備進一步評估選錄發表或正式出版之可能性。 總之，成果發表部分已經達成預期目標。此外，已善用國家資源，且適度轉 移於教學領域。
參考文獻 1、曾守正：〈《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初稿）——考察「公論」 下的宋前、宋代文學批評史圖像〉，第二屆環中國海國際漢學研討會，（日本） 福岡大學，2006 年 12 月 9、10 日。已收入《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 《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 2、曾守正：〈《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考察「公論」下的宋 前、宋代文學批評史圖像〉，《輔仁國文學報》第二十三期，2007 年 2 月，頁 73-101。已收入《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 的文學思想》 3、曾守正： 〈《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以明代批評史圖像為 考察對象〉，第十屆文學與美學暨第二屆中國文藝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淡江 大學，2007 年 6 月 21、22 日。已收入《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 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學思想》 4、曾守正：《權力、知識與批評史圖像──《四庫全書總目》「詩文評類」的文 學思想》（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7.9）【獲國科會人文研究中心補助出版】 5、曾守正：〈複述與新塑：《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清帝御定書〈提要〉的文 學思想（初稿）〉，2007 年第九屆東亞漢學暨檀國大學 60 週年校慶學術會議、 （韓國）檀國大學，11 月 09、10 日。修改後刊登於《書目季刊》 6、曾守正：〈複述與新塑：《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清帝御定書〈提要〉的文 學思想〉，《書目季刊》第四十一卷第二期，2007.09。 8、曾守正：〈在「抒情傳統」之外：官方文學論述研究的省思〉，《淡江中文學報》 第十七期，2007.12 9、楊雅筑：〈《四庫全書總目》詩話界義與作品分類析論〉，第二屆環中國海國際 漢學研討會，（日本）福岡大學，2006 年 12 月 9、10 日。
【附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