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時期山西地區墓葬中呈現的中外文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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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第 1-27 頁 2007 年 5 月 19、20 日逢甲大學唐代研究中心、中國文學系. 中古時期山西地區墓葬中呈現的中外文化融合. 胡志佳*. 壹、前言東漢末年天下動亂，各方割據勢力迭興，山西地區，從董卓到呂布，西晉末年匈奴人劉淵，十六國時期的拓跋鮮卑，北魏末年的爾朱榮、高歡等，相繼在這裡擴張勢力或建立政權。由於匈奴、鮮卑等北方少數民族湧入，這裡的民族組成從以漢民族為主，轉而成為以少數民族為主。而中原地區自東漢末年戰火延緜，許多人四處逃離，伴隨這些人的移動，中原地區流行的墓葬方式也進行傳播。1更有許多大族和有文化的士人遷居河西以避戰戰亂，而促使河西走廊一帶的文化與經濟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從西方而來的使者、商團絡繹不絕。山西地區正位於這一波民族移動的接觸地帶，使得中外文化交流蓬勃，當時民族流向大約有由東北而來的鮮卑族，三世紀中葉鮮卑族中的拓跋氏，由當時中國東北部向西南遷移到河套東部一帶。四世紀初，他們的活動範圍北至今內蒙古和林格爾、涼城和山西大同一帶。發展至拓跋珪時代（386）遷都平城（今大同）。從盛樂到平城一百餘年間，農業生產在拓跋氏經濟發展中的比重日益增加。2 另一從中亞外來的波斯、粟特文化。波斯文化進入中國的時間較早，至魏晉時期，另一波進入中國的中亞民族，是以粟特人為主。粟特民族一方面由於受到厭噠、突厥、大食等勢力的侵襲及其商業發展的結果，使得大批粟特人像東遷徙。在今天甘肅自敦煌至武威都有波斯與粟特文化的遺存。在往東行進的過程，至武威一帶，一批人繼續東南行，行至長安、洛陽；另一些粟特商人往北經寧夏入內 * 逢甲大學歷史與文物管理研究所教授。 1. 2. 盛餘韵（Angela Sheng）著、張小貴譯，〈從石到絲：公元 475—650 年前後粟特、鮮卑、漢朝鮮與日本等各民族間葬具的文化轉換〉，收入《粟特人在中國—歷史、考古、語言的新探索》（《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法國漢學》第十輯，北京：中華書局），頁 339。宿白，〈盛樂、平城一帶的拓跋鮮卑—北魏遺跡：鮮卑遺跡輯錄之二〉，《文物》1977 年第 11 期，頁 38-41。.

(2) 2. 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蒙至呼和浩特，再分支往南進入山西大同、太原；另一支往東南進入河北。波斯與粟特文化自北魏至隋唐在這些沿線都留下文化遺跡。3 山西大同一帶正好是由東而來的鮮卑文化（及其以後之游牧民族文化）、及由西而來的粟特或薩珊文化與中原文化混融的區域。也由於其文化的複雜，更值得吾人去觀察。過去由於山西地域偏僻，中古墓葬出土不多，吾人不容易窺見中古時期當地文化發展實際情況；近十餘年來山西地區墓葬發掘收穫頗豐，提供吾人瞭解山西地區文化發展更清楚的面貌。中古時期山西地區最能做為比較文化融合與演變的墓葬文物為隨葬俑及壁畫。在隨葬俑的發展方面，西晉時期墓葬隨葬俑群的形貌與內容，已與漢代顯著不同。由於西晉高官出門乘坐牛車為貴，所以俑群的中心是墓內死者出行的牛車和具備鞍轡馬具的乘車，還有男僕女侍，以及為鎮墓除邪的鎮墓甲冑武士俑和鎮墓獸附有家畜家禽和庖廚器物模型。到北朝，隨葬俑群有更大的發展，代表死者地位官階的以牛車和鞍馬為中心的出行儀衛的數量大增，明顯成為顯示死者身份地位的主要象徵物之一。其規模和數量隨死者身份而增加，有的人數膨脹到超過千件。隋代墓葬俑，分別承襲北周和北齊不同藝術風格的痕跡。後經隋至唐初的發展，終於塑造出具有新的時代特徵的新組合的唐代隨葬俑群。4 在墓室壁畫方面，從西漢到北魏葬俗變化改變著墓中繪畫作品的位置及內容。起初，繪畫位置在棺材和屏風表面，東漢時期，除樂舞表演外，墓壁上出現描繪宴飲場景，形成「坐帳」類型。魏晉時期是一衰微期。至 493 年北魏從大同遷至洛陽後，當地居民又開始在墓壁繪畫，而且規模日漸擴大。這說明少數民族進入中國後受到中國上階層生活的影響，而反映在其墓葬中。以目前出土墓葬報告來分析，整體而言，山西出土墓葬有其時代及地區的集中性，這當然與考古工作重點投入某幾個特定區域有關。從本文所收錄出土報告來看，整個山西地區中古墓葬出土集中兩大塊，一為北方的大同一帶，這是拓跋氏遷都大同後的重要都城，也是中亞民族文化進入中國的通道；另一部分為中部太原以及週邊一帶，這是東魏北齊的重要據地，也是拓跋氏南進入洛陽，漢文化北上到大同的中繼站。若以時代縱線來看，北魏墓葬集中在大同一帶，而太原一帶則以北齊、隋墓葬較為集中，唐代則兩區都有。從這兩地及時代的墓葬作比對分析，即可讓我們窺見中古時期山西地區中外文化交流的一貌。中古時期山西地區文化的交融並非一成不變，隨著不同時代，在不同民族間相互揉合的情況也不同。本文欲透過整理中古時期山西地區出土具時代特色的墓葬，從墓葬出土物中壁畫、陶俑及其他相關文物來看中外文化融合的面貌。撰寫的重點不在完整分析山西地區中古墓葬出土物，只希冀藉由這些墓葬隨葬物勾勒出胡漢文化交融的軌跡。. 3 4. 榮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薩保府和粟特聚落〉，《文物》2001 年第 4 期，頁 84-89。楊泓，〈談中國漢唐之間葬俗的演變〉，《文物》1999 年第 10 期，頁 60-68。.

(3) 中古時期山西地區墓葬中呈現的中外文化融合 3. 貳、中古時期大同地區墓葬反映的文化交揉四世紀初拓跋氏從內蒙古和林格爾、涼城一帶遷至平城（今大同），5從拓跋珪定都於此（天興元年，398），至孝文帝遷都洛陽（太和十八年，494），大同是北魏政權政治、經濟的中心，隨著拓跋氏不斷向外征伐開疆拓土，中亞、南方中原地區文化不斷注入拓跋文化中。當時代的墓葬是最好觀察這種文化的融合的場域。由附表一〈中古時期大同地區墓葬特色表〉6來看，中古時期山西大同地區目前墓葬出土以北魏時期居多，如前所言，這應與考古者集中發掘有關。附表中所附墓葬，由於隨葬品出土多，能讓吾人觀察這段時期大同地區文化面貌。司馬金龍夫婦合葬墓目前出土北魏時期最具特色的墓葬為司馬金龍夫婦合葬墓。墓葬時間為延興四年至太和八年（474-484），為孝文帝改制前的墓葬。隨葬物以陶俑為主，總數超過三百六十件，其中披鎧步兵、不披鎧的輕騎兵及甲騎具裝的各類俑數目達二百一十件以上。7北魏司馬金龍墓後室和過道部分的布置及墓俑數目、內容與同時其南方地區以及魏晉時期中原地區較高統治階級墓葬相當類似。與魏晉中原墓葬不同之處，司馬金龍墓中不見南方明器中與庖廚有關的陶器，但有成群的牲畜俑。以上幾個特色可能與平城時期北魏上層統治階級還保留一部份畜牧經濟的反應。而大部分陶俑的面貌既不像漢族，也不像中原地區常見的胡俑，這也可能是拓跋民族的形象。8 司馬金龍出身東晉皇族，父親司馬楚之為司馬馗八世孫。東晉末年當劉裕大力誅殺司馬宗族時，司馬楚之輾轉北奔入魏，在北魏籠絡政策之下得到重用，並娶拓跋河內公主，生下司馬金龍，司馬金龍前後娶兩位妻子，皆為外族之女。9司馬金龍雖是東晉皇族，但出生於北魏，母親亦非漢人，生長的環境亦非漢文化，娶的亦是外族之女，整體而言，應可說是胡化的漢人，這在其墓葬中各式俑鮮卑色彩濃厚即可看出。司馬金龍墓為孝文帝漢化前的墓葬，但除了部分鮮卑色彩的胡俑外，仍有相當部分與中原文化類似，由此可看出，在北魏初期，平城一帶的拓跋氏與漢文化接觸已相當頻繁，在文化與習俗方面深受漢文化的影響，埋葬制度已由以鮮卑習 5. 6 7. 8. 9. 平城今名大同，為符合中古時期時空環境與行文流暢，在本文中「平城」、「大同」混合使用。以下「太原」、「晉陽」亦類同。實際出土墓葬較附表為多，本文僅羅列有特色且資料足夠以說明的墓葬。山西省大同市博物館、山西省文物工作委員會，〈山西大同市石家寨北魏司馬金龍墓〉，《文物》1972 年第 3 期，頁 20-33。宿白，〈盛樂、平城一帶的拓跋鮮卑—北魏遺跡：鮮卑遺跡輯錄之二〉，《文物》1977 年第 11 期，頁 38-46。參見胡志佳《門閥士族時代下的司馬氏家族》（台北：文史哲出版社，2005 年）第五章〈皇室宗族的延續與挫敗〉，頁 227-229。.

(4) 4. 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俗為主，逐漸融合許多中原文化因子，隨葬俑群的多樣姓，就是最好的證明。司馬金龍墓另外還出土了一座木屏風漆畫，（附圖一）其所繪的題材以及人物的形象和服飾，與北魏早期造型藝術風格不同，過去學者大都認為其與顧愷之〈女史箴〉、〈列女仁智〉等圖摹本的內容和風格相近似，整體來看受東晉文化影響極大。有學者指出，這座木屏風漆畫透露了司馬楚之家族對東晉文化仍有深厚的情感的。10對此說法筆者有一點不同的看法，司馬楚之自南方北投，或許對東晉文化仍有許多的懷想，所以其在北方生活中，不斷輸入南方文化。以拓跋文化對比當時的南方漢文化，後者具有絕對優越，在南方物質文化被引入後，當引起拓跋政權中的顯貴們爭相模仿。司馬金龍土生土長於北魏，母親是拓跋族，後又娶兩位外族妻子，要說司馬金龍對南方有何依戀，似乎不太容易，在《魏書》有關司馬金龍的記載中也未見他有這樣的傾向。11所以在司馬金龍. 附圖一：司馬金龍出土屏版漆畫. 墓出土與南方文化相關的影響，應說是當時北資料來源：楊鴻，〈北朝文化源流探討魏對漢文化的羨慕與渴求，而司馬金龍及其他之一—司馬金龍出土遺物的再研究〉，北奔家族較其他人懂得，也有管道能將這些南頁 121。方物質文化引入，今天吾人透過墓葬即可看到這樣的面貌，在當時北魏生活中南方物質文化應是不斷湧入，而且是越上階層接受南方物質文化的層面越明顯及多樣。湖東北魏墓湖東北魏墓，最大的特色為棺板漆畫，在木棺和棺床外，均繪有漆畫，內容包括纏枝忍冬紋、聯珠圈紋和屋宇及人物圖案。漆畫內容及蓮花化生銅飾件富於佛教色彩，在一定程度上顯然受到佛教文化影響。12北魏諸帝大都信奉佛法，《魏書釋老志》：「涼州自張軌後，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太延中，涼州平，徙其國人於京邑，沙門佛事皆俱東，象教彌. 10. 楊鴻以為司馬金龍墓出土木屏風漆畫，透露出吳晉文化在北魏都城平城的影響，也透露出東晉到劉宋初，自將南北逃的司馬楚之家族，一直對東晉文化藝術懷有深厚的情感。參見氏著〈北朝文化源流探討之一—司馬金龍出土遺物的再研究〉(收入氏著《漢唐美術考古和佛教藝》，北京：科學出版社，2000 年)，頁 122。 11 《魏書》卷三十七〈司馬楚之傳〉，頁 854-855。 12 山西省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湖東北魏一號墓〉，《文物》2004 年第 12 期，頁 29-30。.

(5) 中古時期山西地區墓葬中呈現的中外文化融合 5. 生。」13隨著西域文化的進入，平城一帶也受此影響，聯珠紋內童子髮式具有明顯的鮮卑民族風格，而棺後檔所畫「半啟門」內容，則是漢以來中國傳統的題材。此外，出土銅飾器包括了鎏金雙龍人形銅飾牌、蓮花化生銅飾件、鎏金銅鋪首等隨葬物，（附圖二）這些墓葬文物顯現了當時平城地區拓跋、佛教和漢文化交揉的情形。. 附圖二：鎏金銅舖首. 蓮花化生銅飾件. 鎏金雙龍人形銅飾牌. 資料來源：山西省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湖東北魏ㄧ號墓〉，《文物》，第 12 期，2004 年，頁 33。. 沙嶺北魏壁畫墓沙嶺北魏壁畫墓，共發現十二座墓，其中第七號墓出土器物二十七件，大部分為陶製明器、銅飾品；此外重要的有大量已破壞的漆皮，漆皮上尚留有夫妻並坐、庖廚炊作、打場等圖案。第十二件漆皮有隸書題記，為北魏太武帝時期的作品。根據研究，此墓主應是破多羅太夫人，死於太武帝太延元年（435）農曆四月二十一日。破多羅部是鮮卑族的別種，是道武帝拓跋珪天興四年（401）抑或太武帝拓跋燾始光四年（427）遷到北魏首都平城。破多羅之子官職至侍中（二品上階）、主客尚書、太子少保、平西大將軍。14 本墓的壁畫內容相當豐富，從車馬出行、執韁導騎、軍樂俑、男女侍俑、百戲俑、男女墓主坐像、宴飲圖等。魏晉以來，男主人持麈尾，夫婦並坐在榻上的畫面常出現墓室壁畫上，15在本墓的漆畫和壁畫中，男性多著上衣下褲，女性上衣下裙。男女多冠以垂裙皂帽。這顯示北魏早期，拓跋鮮卑是以本民族服飾為主，同時也吸收漢文化因子。出行圖中的甲騎裝具、騎兵和馬上軍樂，反映的是拓跋鮮卑的民族風俗；而伏羲女媧、神獸、庖廚、釀酒等日常生活畫面，則又明顯受到漢文化的影響。16沙嶺北魏壁畫墓為拓跋族剛遷平城的墓葬，在壁畫及出土隨葬品上已有明顯的漢文化因子，這也可能說明，拓跋氏進入平城的發展階段，漢 13. 《魏書》卷一百一十四，〈釋老志〉，頁 3032。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嶺北魏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 年第 10 期，頁 4-24。 15 從最南的雲南昭通東晉霍承嗣墓，到東北遼陽王家村的晉墓、固原北魏漆棺畫墓，以及本文所述太原、大同一帶的墓葬，都有許多相同的畫面。同上註，頁 23。 16 同上註。 14.

(6) 6. 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文化已不斷影響這個部族。下深井北魏墓葬下深井北魏墓葬，沒有相關墓主資料，此墓陶俑數量不多，但姿態各異，分侍者俑和動物俑。侍者俑又分立俑和跽坐俑，眉目清秀，頭戴鮮卑帽，身著紅色交領袍衫、黑裙，皆為鮮卑裝，具有鮮明的北朝藝術特徵，為拓跋文化的典型。陶俑火候低，胎質疏鬆，可能是專為隨葬用而燒制。從陶俑的簡單、粗糙可將此視為北魏平城早期的墓葬。受漢文化影響不大。17此墓還出土一件銅鎏金鏤空人龍紋飾，這類銅製品常出現於北方游牧民族墓葬中。（附圖三）. 附圖三：銅瑬金縷空人龍紋飾件. 資料來源：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下深井北魏墓發掘報告〉，《文物》，第 6 期，2001 年，頁 31。. 智家堡北魏墓智家堡北魏墓葬，也沒有墓主相關資料，其中出土最重要的是三塊棺板繪畫。（附圖四）內容包括車馬出行、狩獵活動、宴飲侍衛、裝飾紋樣等內容，是研究當時拓跋鮮卑人社會生活的形象資料。華美的牛車出行、成群的武士儀衛、男女僕婢、舞樂藝技，皆為當時北魏上層階級墓葬慣用題材，具有鮮明的時代和地域特徵。所畫人物服裝主要有兩種，男性上衣下褲（袴褶服），女性上衣下裙（襦裙服），男女均戴鮮卑垂裙皂帽，說明在北魏遷都洛陽前，當地仍保持相當程度的本民族原來的裝飾。18. 17 18.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下深井北魏墓發掘報告〉，《文物》2004 年第 6 期，頁 29-34。劉俊喜、高峰，〈大同智家堡北魏墓棺板畫〉，《文物》2004 年第 12 期，頁 35-47。.

(7) 中古時期山西地區墓葬中呈現的中外文化融合 7. 附圖四：棺版畫摹本資料來源：劉俊喜、高峰，〈大同智家堡北魏墓棺板畫〉，《文物》，第 12 期，2004 年，頁 44。. 從製作及題材來看，本墓為西元五世紀北魏定都平城時期的文化遺存。這三塊棺板繪畫，與司馬金龍墓最大的不同在題材與技法，不是著漢裝的忠節孝子和聖賢列女，而是北方少數民族世俗生活的真實場景。大同市南郊北魏墓大同市南郊北魏墓，共出土豎穴土壙墓十七座、豎井式墓道土洞墓五十四座，各類器物一千零八十八件，其中陶器七百四十八、銅器一百八十八、金首飾十四、銀器及首飾十六、玉類珠飾等六十九、鐵器及飾物二十七件，棺板彩畫三幅，以及一些漆器及其殘片。從器物演變規律以及文化特徵對比史料，這應是五世紀北魏建都平城期間的文化遺存。19出土的陶器形式，一方面繼承鮮卑文化，同時又吸收大量中原文化。在考古報告中指出，其中的一款灰褐色夾砂戳刺文陶罐（附圖五），其造型變化不多，但延續時間長。它的口沿近盤形，口沿下施鋸齒狀按壓紋，腹部施三角形、篦點形或其他不規則戳刺文的特徵，與鮮卑早期文化特徵一脈相承。20從考古報告也中可以看出，隨葬品中農具少，而各類小件器物、裝飾品，具有濃厚的北方草原民族風格。陶器以泥質類型較多，由粗糙到精緻，由簡單到複雜，器型由瘦 19. 山西省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館，〈大同南郊北魏墓群發掘簡報〉，《文物》1992 年第 8 期，頁 10-11。 20 同上註。.

(8) 8. 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長、大底到豐滿、適中的發展，這顯示出與漢文化交融的過程。. 附圖五：戳刺陶紋罐資料來源：山西省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館，〈大同南郊北魏墓群發覺簡報〉，《文物》，第 8 期，1992 年，頁 7。. 天興元年（398）拓跋珪將都城由盛樂遷至平城，並徙山東六州民夷十餘萬人至平城一帶，平城成為北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文化融合快速。在本墓中所出土的玻璃碗和鎏金刻花銀碗，根據考古研究，應是波斯產品。這也說明在拓跋珪定都平城時，大同地區與西域及更遠的中亞已有往來。21 附圖六：波斯鎏金銀盤拓片. 資料來源：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北魏墓清理簡報〉，《文物》，第 8 期， 1983 年，頁 2。. 小站村花圪塔台北魏墓小站村花圪塔台北魏墓，墓葬已遭破壞，僅出土鎏金波斯銀盤、高足銀杯、銀耳杯、鐵棺環、鐵棺釘、等。墓主為封和突。未見史載，僅記錄其官爵。22 應為原稱賁氏的恒州代郡平城人。23此墓是北魏遷都洛陽後的小型墓葬，形制較為簡單，室內四壁不加粉飾彩繪。24 墓中出土的鎏金波斯銀盤、高足銀杯、銀耳杯，為波斯薩珊時代作品，尤其是銀盤，整個銀盤在錘打成形後再修整，狩獵圖 21. 同上註，頁 11。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北魏墓清理報告〉，《文物》1983 年第 8 期，頁 1-4。 23 北魏封氏有兩族，一為漢族河北渤海郡蓨縣封氏；另一為原稱賁氏的恒州代郡平城人。封和突主要活動時間在孝文帝時期（471-499）。參見馬雍，〈北魏封和突墓及其出土的波斯銀盤〉，《文物》1983 年第 8 期，頁 8-12、39。 24 這可能與他死於景明二年（501），又在正始元年（504）進行二次葬有關。 22.

(9) 中古時期山西地區墓葬中呈現的中外文化融合 9. 的一部份表面鎏金，由於用了錘成凸紋法，主題突出於畫面，類似浮雕，有立體感。從圖案上獵者頭上沒有薩珊王朝各時期國王所具特徵的王冠，身上也沒有花紋華麗的錦袍，所以可能僅是一個貴族。（附圖六）從其製作技術與藝術風格而言，應是四世紀後半至五世紀末的作品。25 此外在大同地區還發現唐代的墓葬群，但都破壞相當嚴重。大同地區，唐代在此設置雲州，是漢族與少數民族接觸最多的地區之一，安史之亂之後，雲州陷入長期的戰亂中。這四座墓，以出土器物來看，皆分佈於墓室西部，以一組塔形陶壺和塔形陶罐，成為共同的喪葬形式。這種隨葬塔形陶器的喪葬形式，在其他地區如內蒙、河北、遼寧、陝西等地的唐墓中也有發現。26 塔形陶器是一種具有佛教特徵的陪葬品，以三彩陶器為最常見，從唐中宗到唐晚期的墓葬中常出現。塔形陶器反映了唐代的社會風尚和審美觀念，還提供了中外文化交流和外來文化影響的證據。27工匠吸收了波斯工藝品的造型和裝飾特點，把他們與中國陶瓷藝術結合，創造了塔形陶器，也是唐代獨具特色的一種器形。出土的塔形陶器為座身分離式，（附圖七）這是唐晚期至遼早期流行的做法，造型趨於複雜，彩繪大量使用，採用堆塑貼、浮雕等手法裝飾。. 附圖七：分離式塔形陶器資料來源：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新發現的四座唐墓〉，《文物》，第 4 期，2006 年，頁 39。. 大同地處雁門關外、內外長城之間，北魏道武帝拓跋珪天興元年（398）遷都於此，歷時九十六年，在這近百年間，大同成為當時中國北方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六世紀以後隨著孝文帝遷都洛陽，拓跋文化快速融入漢文化中，平城一帶（今大同）雖仍有拓跋族人活動，但其力量漸漸消融。這時期平城附近文化 25. 夏鼐，〈北魏封和突墓出土薩珊銀盤考〉，《文物》1983 年第 8 期，頁 5-7。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新發現的四座唐墓〉，《文物》2006 年第 4 期，頁 35-46。在大同市附近南關一帶所發掘的唐代墓葬，也同樣出土這樣的塔形陶器。參見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南關唐墓〉，《文物》2001 年第 7 期，頁 52-57、85。 27 也有學者指出塔形陶器可能與突厥或其他部族喪葬習俗有關。參見石紅，〈大同出土的兩件塔式陶器〉，《文物世界》2004 年 3 期，頁 8。 26.

(10) 10 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除原存之拓跋氏及漢文化外，從墓葬中可觀察到，中亞其他民族及佛教文化也進入這個地區。從這些墓葬排比可以看出，拓跋氏進入平城後，接受漢文化速度在北奔漢人的援引下，非常快速。此後不論是拓跋氏部族抑或漢人墓葬中漢文化因子越來越濃。鮮卑拓跋是由於部族人數少及文化層次低於漢文化，在孝文帝南遷後，更快速地消融於漢文化中，至唐代拓跋文化已不見於墓葬。目前墓葬資料有所斷層，北魏遷都洛陽前的情況已逐漸清楚，但遷都後大同地區文化面貌，今天尚未能從墓葬瞭解。近幾年大同地區的唐墓出土漸多，讓吾人能慢慢將大同地區中古的民族文化交流面貌拼湊起來。未來隨著考古發掘的進行，整個中古時期民族交流圖像會更清晰。. 參、中古時期太原地區文化交揉圖像分析太原（晉陽），位處居今山西中部，是中古時期拓跋氏由平城至洛陽的中繼點。北魏末，高歡以晉陽為鄴都以外的重要基地，東魏、北齊晉陽為軍事政治中心，也使得晉陽地區，形成除鄴都之外另一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的中心。北齊政權中的貴族與高官，多活動與居住，甚至死後也葬在這個地區。這些埋葬在晉陽的高官，絕大多數族屬為來自漠北草原和六鎮地區的鮮卑或敕勒等游牧民族。這些人在北魏末期後基本上已融入和文化中，並視晉陽為家鄉，其子孫即以此為籍。28這也是太原地區出土少數民族墓葬多的原因之一。由附表二〈中古時期太原地區墓葬特色表〉來看，太原地區目前出土較具特色的中古墓葬多集中在北齊與隋兩個時代，唐代也有少部分的出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北齊墓葬為婁叡與徐顯秀墓的發掘；隋代墓葬則以虞弘與斛律徹墓為主。由於這些墓葬隨葬品從陪葬物至壁畫相當豐富，提供瞭解北朝後期太原地區文化發展及融合的面貌。婁叡墓墓主婁叡，鮮卑人，本姓匹婁，後簡改姓婁。《北齊書》有傳。婁叡，字佛仁，武明皇后兄子也。父壯，魏南部尚書。叡少好弓馬，有武幹，為高祖帳內都督。從破尒朱於韓陵，累遷開府儀同、驃騎大將軍。叡無器幹，唯以外戚貴幸，而縱情財色，為時論所鄙。皇建初，封東安王。…… 進大司馬，出總偏師，赴懸瓠。叡在豫境，留停百餘日，侵削官私，專行非法，坐免官。尋授太尉。薨。29 婁叡以鮮卑望族成為高歡外戚，受高歡器重，在東魏、北齊政治上是一位有份量的人物。從婁叡墓出土隨葬品可看出當時北齊政權高官的生活方式。婁叡雖為鮮卑人士，但長期浸淫於漢文化之中，在墓葬中的鮮卑部族文化因子少，反而 28 29. 渠傳福，〈徐顯秀墓與北齊晉陽〉，《文物》2003 年第 10 期，頁 51。《北齊書》卷四十八〈外戚．婁叡傳〉，頁 666。.

(11) 中古時期山西地區墓葬中呈現的中外文化融合 11. 呈現出強烈的漢文化面貌。如厚葬之風，無論是繪滿的壁畫、加長的墓道、六百餘件的隨葬俑，較之於同時期的漢人貴族墓，仍是有過之。30 從出土報告可知，婁叡墓曾多次遭盜掘，但仍出土了八百七十餘件隨葬品。其中陶俑共六百一十件、陶牲畜四十二件、陶模型十六件、瓷器七十六件、陶器十三件、裝飾品八十五件，其他如瓦當、鐵鏃、絲織品等計十五件。31 此外婁叡墓出土更有價值的大量墓室壁畫。整個墓壁皆有繪圖，今清晰可見者七十一幅，題材包括生前宦途生涯（鞍馬游騎、軍樂儀仗、門衛儀仗、祿爵顯赫）五十八幅、祥瑞與天象共十三幅。婁叡墓室壁畫以炫耀生前顯赫地位入手，又繼承漢文化中古代神話傳說與儒釋道思想，描繪出死者死後升天的圖像。這些繪畫題材明顯地反映了南北朝時期社會思想的一個面貌。32婁叡墓室繪畫內容與風格、筆法，受到南方文化影響大，但在其中也養成自我的繪畫風格。33這與南北對峙局面穩定後，南北經濟、文化又開始交流有關。北齊名畫家不論是師承或是自我學習、臨摹，受南方重要畫師如顧愷之、陸探微、袁倩、張僧繇等的影響很大。而隨著中西交通的繁榮與佛教的興盛，這些北方畫家在其繪製墓室壁畫時，也多少將佛教的思想呈現出來。另外在畫工上，也在西域強調凹凸明暗的暈染法基礎上，出現強調單線勾勒、重彩填色的畫法。34（附圖，墓主人）（再加一張壁畫）. 30. 山西省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理委員會，〈太原市北齊婁叡墓發掘簡報〉，《文物》1983 年第 10 期，頁 1-23。 31 由於婁叡墓葬出土物實在太豐富，加上過去以來北齊晉陽地區出土墓葬並未有太多完整資料呈現，因此引起很大迴響，參與研究者頗多，對墓葬的分析也相當詳盡，文物出版社更將所有相關研究收入合集，參見山西省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北齊東安王婁睿墓》，北京：文物出版社，2006 年。 32 山西省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理委員會，〈太原市北齊婁叡墓發掘簡報〉，《文物》1983 年第 10 期，頁 1-23。宿白先生指出，婁叡墓室壁畫中的外出與歸來的題材，在北齊以後並不見於隋唐墓葬，但在以後的遼代墓葬中又出現，是否為北方民族對墓葬的某些共同看法，值得更進一步研究。參見宿白，〈太原北齊婁叡墓參觀記〉，《文物》1983 年第 10 期，頁 26。 33 謝稚柳在其〈北齊婁睿墓壁畫與莫高窟隋唐之際畫風〉（《文物》1985 年第 7 期，頁 1-2）一文中指出：「在莫高窟所呈現的北魏、西魏壁畫有其傳承。但婁睿墓壁畫顯示了魏與北齊之間畫派很大的不同。北魏與西魏所呈現的是率野放蕩，誇張過當，且色調較為豔冷，而在婁睿墓中的『出行圖』，率野放蕩的情調已不在，人物的面部都比較長而豐滿。眼小、眉眼口鼻或鬍鬚而外沒有多的一筆。衣紋有時用連續曲筆的線條一筆而下，是描繪寬袖縐折的筆法。是一種前所未見高度的寫實表現。」 34 同上註，頁 22-23。.

(12) 12 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附圖八：西壁總剖面圖局部. 資料來源：山西省考古研究所，〈太原市北齊婁叡發掘簡報〉，《文物》，第 12 期， 1983 年，頁 3。. 婁叡墓中除一般陶器外，還出土了相當份量的低溫黃釉陶器，35目前相關學者研究推測，這批低溫黃釉陶器有北方文化的特點，但仍受南方文化影響深；不是墓主生前生活用品，而是專為陪葬而燒制的明器。徐顯秀墓墓主人為徐顯秀，忠義郡人，被封為武安王。北齊後主高緯時，歷任徐州刺史、大行臺尚書右僕射，拜司空公，再遷太尉。武平二年（571）死於太原家中。墓由墓道、過洞、天井、甬道、墓室五部分組成。墓室為穹隆頂磚券單室。此墓出土隨葬品以陶俑、瓷器為主。特別的是此墓隨葬品中不見牛車、倉儲、雞犬等明器，而代之以數量龐大的瓷器。瓷器器形主要以雞首壺、尊、燈、大盤、碗和圓扣盒等共 200 件。36 除了陶俑、瓷器等隨葬器外，徐顯秀墓中最重要的是出土多達三百餘平方米彩繪壁畫。北壁以墓主夫婦「宴飲圖」為主畫面，由演奏的樂隊銜接到東西兩壁的「出行圖」；西壁以墓主人坐騎為中心；東壁以墓主夫人牛車為中心，奴婢簇擁，侍衛林立；南壁門洞上方是凌空俯衝的二神獸（方向氏），門洞兩邊分別有七、八個執旗配劍的儀衛，也是出行畫面向甬道兩壁「儀衛隊」的過渡。出石門，甬道外兩側執鞭門吏肅立；再外是天井、過洞和墓道兩側九十六人、六馬、四神獸組成龐大儀仗。37畫面物象與現實相同大小，而且栩栩如生。徐顯秀墓室壁畫展示了一種新的佈局結構，畫者將整座墓葬當作一塊畫布，每一組繪畫都是整體畫面的一部份。壁畫中如門額上雕刻的獸麵、神鳥形象；門扇下部原雕為青龍白虎，後又改繪成類似於門額上神鳥的形象；西壁畫面上馬鞍上的人像聯珠文圈圖案、東壁胡人圖案，以及三個貼身侍女裙邊的人像對獸聯珠文裝飾，38鑲嵌寶石的金戒指39等 35. 在發掘簡報中稱這批低溫黃釉陶器為「瓷器」，其他學者對此並不表認同，因為從質地與燒成溫度來看，與瓷器仍有差距，認為仍應以「低溫黃釉陶器」稱之較為恰當。參見馮先銘，〈從婁叡出土文物談北齊陶瓷特徵〉，《文物》1983 年第 10 期，頁 30-32。 36 山西省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北齊徐顯秀墓發掘簡報〉，《文物》2003 年第 10 期，頁 4-40。 37 渠傳福，〈徐顯秀墓與北齊晉陽〉，《文物》2003 年第 10 期，頁 50-52。 38 這種外來聯珠紋中卻畫著道地中國畫法的菩薩，人物形象也是東亞人樣子。聯珠紋上出現東.

(13) 中古時期山西地區墓葬中呈現的中外文化融合 13. 圖像，都顯示北朝時期太原地區是西域胡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40 除婁叡與徐顯秀兩座陪葬豐富的墓葬外，其他相對小型墓葬，從其陪葬品內容，也讓我們填補當時太原地區文化面貌。在太原地區目前發現北齊墓中，以賀昌拔墓為最早（天保四年，553）。賀昌拔父親是北齊時顯赫一時的并州刺史、安定王賀拔仁。它與其他墓不同的地方，在 1.隨葬陶俑為灰陶，（其後隨葬陶俑多以紅陶為主）；2.隨葬陶俑類別較多，但各類數量較少；3.墓中不見黃釉陶瓷器； 4.墓葬內壁為裸磚，沒有白灰皮。另外賀昌拔墓，還出土一件辮髮鼓吹俑、小口直腹罐、小銅環等，特別是辮髮鼓吹俑（附圖九），造型獨特，仍具有明顯的烏丸、鮮卑等民族色彩。41. 附圖九：辮髮鼓吹俑. 資料來源：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北齊賀拔昌墓〉，《文物》，第 3 期，2003 年，頁 16。. 另一外族墓墓主為天統三年（567）過世的庫狄業。庫狄業，史書無傳，根據墓志記載，其為陰山人，世居漠北，代為酋長，至其祖庫狄去臣，乃釋褐從戎官至北齊涇州刺史、北尉少卿。墓有墓道、過洞、天井、甬道和帶有生土二層台的長方形窯洞式墓。這是太原墓葬發掘以來的第一例。此墓出土一銅釜，是一件經修補的實用器，使用痕跡明顯。銅釜結實耐用，攜帶方便，是游牧民族馬背生活的必需品，它在此墓中的出現，說明鮮卑人游牧習慣，在北齊末期仍然存在。. 亞式的佛像，代表西亞文化與印度佛教文化在此區的交融。（67-68）其實應可說是外來文化到北齊時在并州地區透過當地人的吸收，反映在生活中，而今天從墓葬所保留下來的文物呈現。參見榮新江，〈略談徐顯秀墓壁畫的菩薩聯珠紋〉，《文物》2003 年第 10 期，頁 66-68。 39 在張慶捷、常一民，〈北齊徐顯秀墓出土的嵌藍寶石金戒指〉（《文物》2003 年第 10 期，頁 53-57）一文中提到：「這枚戒指應是一件外來的豪華首飾，象徵社會地位及財富，另外也可能表現了護身符的作用。這枚戒指與中原出土的戒指大不同，中原戒指多以黃金和金屬製成，少用寶石。北朝墓葬出土的寶石戒指如寧夏北周李賢墓、河北東魏李希宗墓……，這些戒指的相似處在都有戒面和戒托，人物像均非中原人物。研究者認為，應與其他金銀器一樣，是產於中亞、西亞或地中海地區。本墓出土戒指上的雙獸首環形首飾在西亞、中亞一帶很流行。當時素特商人常帶有許多貴重首飾東來，徐顯秀為北齊高官，位至太尉，有可能成為粟特商人注意結交的對象。」 40 北朝以後著籍在太原的粟特人日漸增多。參見榮新江，〈北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落〉，收入氏著《中古中國與外來文明》，北京：三聯書店，2001 年，頁 37-110。 41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北齊賀拔昌墓〉，《文物》2003 年第 3 期，頁 11-25。.

(14) 14 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42. 此外，還有一無紀年依據之壁畫墓。墓室壁畫分三層繪製，上層為星辰天象，中層為乘龍騎虎的神仙、羽人；下層為墓主人世俗生活圖景，也是壁畫最主要的內容。根據以往北齊墓，墓室正壁的人物坐像一般為墓主人像。此墓屍床僅見一具朽骨，而壁畫中卻端坐三位貴婦，據推斷，居中者應為墓主。43墓中出土的雞首壺、籠冠俑、甲士俑、持盾俑和陶馬，其造型甚至尺寸與天統三年（567）韓裔墓幾乎完全相同，可能是同一窯口同時期的產品，壁畫手法則與婁叡墓接近。所以此墓因將時代設定在北齊後期。隋代太原出土墓葬最具代表性的為虞弘與斛律徹墓。虞弘墓根據墓誌，墓主虞弘為魚國人，祖父曾擔任北魏領民酋長，父親為茹茹莫賀去汾，自十三歲起任茹茹國莫賀弗，出使波斯、吐谷渾等國。後在北齊、北周和隋三個朝代任過官職。在北周還擔任「檢校薩寶府」，專職來華外國人事務。虞弘究竟是何許人？根據盛餘韵的研究，虞弘為胡人，出身「魚族」，大月氏的一支。534 年虞弘出生時，其父已是北魏的大使，虞弘不是粟特人，卻在晚年成為檢校薩保府官員管理粟特聚落。他祖先在故土與粟特人聯繫密切，他本人在中國負責管理粟特人，成為粟特圖像內容與中國建築風格相結合的基礎。44 虞弘墓室中央放置一仿木結構白玉石椁，椁頂以三塊縱向漢白玉雕成、椁壁由石塊外刻浮雕畫而成、椁座四周則雕繪有壺門和壁龕。內皆有人物圖像。此外，虞弘墓還出土石俑、石燈、陶俑、銅幣和墓誌等八十餘件隨葬品。45 虞弘墓最有意義的發現是漢白玉石椁上的浮雕彩繪圖像。參看該墓墓葬報告所做的描述，以及由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編的《隋代虞弘墓》46之彩色圖像，可以看出虞弘墓石雕圖案與其他墓葬壁畫最大的不同，在於其所雕人物皆深目高鼻，甚至有濃密鬍鬚，加上墓主人坐於帳幕之中及騎馬射獵的畫面比例高，這種種應是墓主人生前生活、信仰及其文化環境的反映，很明顯地傳述了墓主本身的外族文化色彩。（附圖十）. 42.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北齊庫狄業墓〉，《文物》2003 年第 3 期，頁 26-36。山西省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理委員會，〈太原南郊北齊壁畫墓〉，《文物》1990 年第 12 期，頁 1-10。 44 盛餘韵，前引書，頁 324-361。 45 山西省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晉源區文物旅遊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理簡報〉，《文物》2001 年第 1 期，頁 27-50。 46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隋代虞弘墓》，北京：文物出版社，2005 年。 43.

(15) 中古時期山西地區墓葬中呈現的中外文化融合 15. 附圖十：隋虞弘墓椁壁浮雕摹本. 資料來源：山西省考古研究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理簡報〉，《文物》，第 1 期，2001 年，頁 37。. 從虞弘墓石椁上的圖像來分析，有學者認為其中帶翼魚尾神馬、繫綬鳥、獅子噬牛、山羊、飲酒等場面，帶有希臘、斯基泰、突厥、粟特遺風；或認為圖像中至少包括波斯、突厥、印度和魚國四國的文化因素，而其中粟特文化是最被強調的。虞弘石椁上的圖案並非簡單地模仿異域，應該說就是波斯文化的內容。有學者指出，石刻圖像是在華波斯或粟特人現實生活的寫照，齊東方在其〈虞弘墓人獸搏鬥圖像及其文化屬性〉一文中，認為這樣的說法並不見得妥當，因為騎駱駝、騎象與獅子搏鬥不可能出現在中國北方，即使在中亞也未必是寫實場景。虞弘為新移民，其死後石椁上的圖像，應該是穿越時空移植異國文話與信仰，試圖通過理想畫場景的展現，以求對自身文化的認同和堅持。47 斛律徹墓另一太原隋代墓葬為斛律徹墓，隨葬物內容雖不及虞弘墓豐富，但也充分反映胡漢文化融合的文化面貌。斛律徹，為朔州狄那人，開皇十七年（597）卒。隨葬器物共計三百二十八件。其中大部分為模製陶俑及動物俑；另有生活用器與模型明器及石墓誌。這些陶俑代表著隋早期造形藝術特徵。駱駝俑形象生動，造型誇張。雙峰間馱有絲絹、皮囊等物，囊端飾虎頭圖案。皮囊上坐一人，濃眉、深目、高鼻，頭帶圓毡帽，身著圓領窄袖衫。鎮墓獸中人面者頭帶尖頂胡帽，濃眉、深目、高鼻，閉嘴外露獠牙，下頷長滿濃鬚，外族色彩濃厚。48（附圖十一）. 47. 齊東方，〈虞弘墓人獸搏鬥圖像及其文化屬性〉，《文物》2006 年第 8 期，頁 78-84。. 48. 山西省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理委員會，〈太原斛律徹墓清理簡報〉，《文物》1992 年第 10 期，頁 1-14。.

(16) 16 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附圖十一：1、2 陶騎駱駝俑 3、4 陶鎮墓獸 5、6 陶按盾武士俑. 資料來源：山西省考古研究所，〈太原隋斛律徹清理簡報〉，《文物》，第 10 期， 1992 年，頁 7。. 雖然晉陽在北齊時作為陪都所在，文化技藝的發展也達到高峰，較之於同時的大同地區有明顯的超越，但與都城所在鄴城附近的墓葬隨葬物的類型和製作特徵仍有明顯的不同。以本節所述的北齊山西墓葬與河北高潤及范粹墓相比較，在陶俑群方面，兩者都是以牛車為中心的出行儀衛和包括樂伎的僕侍，但前者的塑工遠低於鄴都，陶俑顯得較為稚拙，俑的下巴過於豐滿，造型較為臃腫；另外晉陽地區隨葬物中也未出現瓷器，僅出現釉陶。從此可見山西地區，在更北的大同一帶，受到中原文化的習染較晉陽地區緩慢，但受到中亞來的文化影響大。至北齊，北魏拓拔是文化的影響日薄，代之而起的是來自高歡政權雜揉胡和文化的因子，與持續不斷進入本區的其他少數民族文化的融合軌跡。太原地區出土唐代的墓葬完整的並不多，在南郊金勝村出土幾座唐代墓葬，由墓中隨葬品，也可看出，進入唐代後，文化融合與前朝不同的情形。金勝村三號唐墓，為一初唐墓。隨葬物共九十一件，皆為陶器。以各式俑為主，另有魎頭、獨角獸、爬獸以及人面魚身俑。（頭有角，全身飾白粉，長十七公分）還有生活用具類物。49金勝村 337 號唐代壁畫墓，斷代不晚於開元。墓室四壁以紅色粗線勾描房屋的立柱、斗拱、欄額和枋，既象徵房屋宮室，又兼作壁畫界欄，將畫面分成一個個相對獨立單元。壁畫內容以門衛、仕女女童、樹下老翁圖為主。50 太原地區出土的唐代墓葬，其特色雖不如北齊與隋代清楚，但從出土的隨葬品來看，初期延續北朝以來胡漢文化交揉的情況仍很明顯，這可由初唐墓中陶俑所呈現的外族文化特質看出。但進入盛唐後，中原墓葬文化的典型壁畫重新成為 49 50. 山西省文物管理委員會，〈太原南郊金勝村三號唐墓〉，《考古》1960 年第 1 期，頁 37-40。山西省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理委員會，〈太原金勝村 337 號唐代壁畫墓〉，《文物》1990 年第 12 期，頁 11-15。.

(17) 中古時期山西地區墓葬中呈現的中外文化融合 17. 墓室壁畫的主要題材，如房屋宮室、門衛、仕女女童、樹下老翁圖等。尤其是樹下老翁圖，在魏晉時期曾大量出現在中原以及山西的墓葬中，但在太原地區所出土的北齊、隋的墓葬中並未出現。樹下老翁圖的再次出現在太原墓葬中，51或許說明了太原地區經過兩百多年外族統治之後，中原文化在唐帝國建立後，中原文化再次成為主要的文化型態。. 肆、中古時期山西地區文化發展軌跡中古時期以大同、太原為中心的出土墓葬，反映了這個時期山西地區文化發展與交流的面貌。整體來看，自北魏到隋代，目前在大同與太原地區都出土較大型的墓葬，從這些隨葬品豐富的墓葬，讓我們進一步了解這段時間主導山西地區的民族中上階層的生活面貌。從大同到太原墓葬中所呈現的共同的特色，一為大量的陶俑；二為大量的壁畫。在出土的陶俑方面，可看出陶瓷在山西地區中古時期發展的一條軌跡。北魏時期，承接魏晉陶器的發展，從粗樸走到精緻及數量明顯增加。進入北齊，由於晉陽為高歡政權的陪都，使得山西文化工藝高速發展起來，如在婁睿墓所發現的一百零七件陶瓷器，說明了此時期瓷器與低溫陶釉在貴族生活中的使用較前朝明顯增加。而西晉時期用以作為主要明器的粗陶，則比例大量減少，這種趨勢到唐代更為明顯。52 從陶器種類來分析，北魏初期墓葬中的陶器，一方面接受漢文化，但其鮮卑文化色彩仍相當濃郁，這在大同地區墓葬中表現很明顯。但隨時間推移，墓葬中鮮卑文化的色彩越見削弱，漢文化製陶的技藝很快地為拓跋民族學習。至北齊太原地區墓葬中的陶俑與陶器，明顯地受到西域文化的影響，從此可見山西地區，在更北的大同一帶，受到中原文化的習染較晉陽地區緩慢，但受到中亞來的文化影響大。至北齊，北魏拓拔是文化的影響日薄，代之而起的是來自高歡政權雜揉胡和文化的因子，與持續不斷進入本區的其他少數民族文化的融合軌跡。隋代墓葬俑，分別承襲北周和北齊不同藝術風格的痕跡。後經隋至唐初的發展，終於塑造出具有新的時代特徵的新組合的唐代隨葬俑群，如與漢俑相比，從內容到造型都呈現著完全不同的面貌。從中古時期墓葬隨葬釉陶器可看出瓷器發展的軌跡，漢代的釉陶，主要特徵是在粗陶上施鉛釉。至北齊時（庫狄迴洛墓）出現用瓷土做胎的鉛釉陶器，這是陶瓷製作技藝上的一大改變。用瓷土做胎，胎色較白，施釉的效果更好。至婁叡墓出土的陶釉製作技術又向前邁進一步，在釉中掛上七道綠彩、七道黃彩，此後不斷發展，到唐代，色彩絢麗的三彩就大量出現。53. 51. 在金勝村還有其他的唐墓也出現樹下老人圖。參見山西省文物管理管理委員會，〈太原南郊金勝村唐墓〉，《考古》1959 年第 9 期，頁 473-476。 52 李知宴，〈北朝陶瓷研究新資料〉，《文物》1983 年第 10 期，頁 37-38。 53 同上註。.

(18) 18 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另外在墓室壁畫的表現上，中古時期山西地區的墓是壁畫是有相當精采的呈現。從大同到太原墓室壁畫呈現的共同內容有：夜飲圖、出行圖、墓主人圖、天象圖與升天成仙圖等。從西漢到北魏葬俗變化改變著墓中繪畫作品的位置。起初，繪畫位置在棺材和屏風表面，東漢時期，除樂舞表演外，墓壁上出現描繪宴飲場景，形成「坐帳」類型。魏晉時期是一衰微期。至 493 年北魏從大同遷至洛陽後，當地居民又開始在墓壁繪畫。以墓主人圖來說，其來已久，但之前的墓壁畫，墓主正面像或有或無，在墓中的位置也不固定。到北齊時徐顯秀墓所透露的是墓室正壁繪有墓主人正面像，表現人物最標準的姿態與角度，襯托以帷帳、屏風和侍從等輔助性圖像，加上墓室正壁這一特殊位置，突出人物尊貴的身份和地位。東晉以後的人物畫脫離了漢代粗樸放達的作風，日益精妙，追求「傳神」，「氣韻生動」，「形似」。東晉南朝士族講究儀容氣度之美，并州士大夫也不例外。南風北漸，北齊的審美觀也要受到一定程度的影響。徐顯秀的壁畫也用了貂裘之類的道具來表現人物特殊的身份與地位，反映了時代風尚的變化。54 北齊并州墓畫像圖式的流傳是跨越不同文化的。徐顯秀為恒州忠義郡漢人，虞弘墓壁畫被公認為入華祆教美術的代表，這兩墓壁畫的共通點在於，中心均為夫婦像，人物坐在帷帳下的榻上對飲，前面放置食品，帷帳兩側或前方有侍者和樂人。不同的是，虞弘墓畫像更多地保留外來文化的色彩，如墓主不是標準的正面，坐姿也不相同，前面還有跳胡舞者。以北齊時期山西出土墓室壁畫來比較，南部太原一帶，由於是北齊貴族集中區域之一，在上層貴族墓室中的壁畫應多出於名畫家之手，55所以較北部大同一帶墓葬出土的壁畫多且好。從以上各節分析，在墓室壁畫方面，北齊無論是漢人或外族墓葬中大量出現的壁畫，雖有部分受中亞文化影響，但大部分仍受中原繪畫技術之影響，從畫面佈局分上下上下分層，表示不同主題內容之畫法，可以說是自東漢魏晉以來的傳統作法，而至南北朝後期定制化。不同的是繪畫技法日臻成熟，到北齊後期，色彩的暈染、明暗的映襯、遠近對比的手法等，較前朝都有明顯地進步。56 整體而言，拓跋氏進入大同地區，雖把其民族生活習俗帶入此區，但實際上更明顯的是大量吸收當地的漢文化及其他文化。這或可解釋北魏墓葬受漢化的影響，另外，在北齊以後的山西地區墓葬所顯現的多是漢與西域文化，拓跋文化的因子較少存現或已被融入漢文化中。西域文化能保留在中國的原因，可能與文化帶引者為以商人為主的波斯或粟特人，商人的生活水準較高，在經意與不經意之間，將西域文化傳入。. 54. 鄭岩，〈北齊徐顯秀墓墓主畫像有關問題〉，《文物》2003 年第 10 期，頁 58-62。王去非，〈從婁叡墓談婁氏家族及北齊繪畫〉，《文物》1983 年第 10 期，頁 35-36。 56 陶正剛，〈北齊藝術寶庫〉，《文物》1983 年第 10 期，頁 38-39。 55.

(19) 中古時期山西地區墓葬中呈現的中外文化融合 19. 伍、結論過去對於拓跋氏的歷史研究，多著重在從平城到洛陽，拓跋氏的漢化過程以及其所遭遇的困境。未來在本文的基礎上，可以延伸進一步對比大同、太原與長治，這三個拓跋氏由北南下進入洛陽的中繼站，看可否找到這一文化發展的軌跡。中古時期雖然漢人政權在西晉以後被迫離開中原舞台，但因文化內涵深厚，即使在兩百餘年以外族為主的統治之後，中原文化仍在每一個時期影響著這些佔據北方的各個外來政權，一旦政權回到漢人手中，很快地又回到以漢文化為主的文化主體中，但因為加上外族文化的刺激與相互學習，隋唐文化展現的是另一種超越漢代的生命力。但另觀主宰北方達百餘年的鮮卑拓跋政權，因其本身文化內涵較薄弱，所以當部族與漢文化接觸越深時，不但無法擴大鮮卑文化的影響，反而迅速同化在漢文化中，所以當拓跋政權為高歡、宇文泰取代後，拓跋文化註定退出歷史舞台。而墓葬隨葬物正呈現了這樣的軌跡。拓跋文化在墓葬中出現的時間極短，隨即在鮮卑貴族墓葬中漢文化及中亞文化很快取代其本身文化因子。而中亞文化因子能歷經南北朝仍存在隋唐文化中，最重要的是其本身文化蘊涵夠厚，加之其文化的傳播者，以商團為主，這些人的知識、智慧以及經濟實力，都較之於鮮卑拓跋等北方游牧部族強很多。他們透過商業，不僅帶動絲路貿易，並且將其文化、宗教、生活習俗也帶入中國，並在其所駐足生活的地區產生相當的影響，這在中古的墓葬也清楚的呈現。從對山西地區墓葬出土物的研究，不僅讓吾人瞭解中古時期中國北方民族交融的情形，而由於太原是東魏北齊的陪都，又將山西與河北之文化交通串連起來，若進一步研究河北地區墓葬，可進一步掌握外來文化東傳的痕跡。由於出土隨葬品量相當大，不同地區在不同時空中，文化的發展與融合也各有特色，若能透過各種出土文物以時間及地區細細比較，或者能讓吾人更清楚地掌握中古時期少數民族南下與漢文化交融的軌跡。.

(20) 20 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附表一：大同地區墓葬特色表時代. 紀年. 墓主. 墓葬地. 墓葬特色. 資料來源. 北魏. 太延元年. 沙嶺. 435. 破多羅太夫人. 發現十二座墓，其中 M7 出土器物 27 件，大部分為陶製明器，銅飾品；此外重要的有大量破壞的漆皮，尚有夫妻並坐、庖廚炊作、打場等圖案。第十二件漆皮有隸書題記，為北魏太武帝時期的作品。壁畫內容相當豐富，從車馬出行、執韁導騎、軍樂俑、男女侍俑、百戲俑、男女墓主坐像、宴飲圖等。. 《文物》 2006 年第 10 期，頁 4-24。. 太和八年. 司馬金龍. 大同. 後室和過到部分的布置與同時其南方地區以及魏晉時期中原地區較高統治階級墓葬一致。墓俑數目與內容也與中原墓葬相類。而不同處，在於牲畜成群存在，而且未見南方明器中與庖廚有關者。而大部分陶俑的面貌既不類漢族，也不像中原地區常見的胡俑。. 《文物》 1972 年第 3 期，頁 20-33。. 下深井. 此墓陶俑數量不多，但姿態各異，分侍者俑和動物俑。侍者俑又分立俑和跽坐俑，眉目清秀，頭戴鮮卑帽，身著紅色交領袍衫、黑裙，皆為鮮卑裝，具有鮮明的北朝藝術特徵。（為拓跋文化的典型，有用石窟及其他墓葬來說明，頁 33-34）屬於平城期，陶俑火候低，胎質疏鬆，可能是專為隨葬用而燒制。出土的銅鎏金鏤空人龍紋飾，常出現於北方游牧民族墓葬中。. 《文物》 2004 年第 6 期，頁 29-34。. 《文物》 2004 年第 12 期，頁 35-47。. 北魏. 484. 北魏. 北魏. 五世紀. 智家堡. 棺板繪畫包括車馬出行、狩獵活動、宴飲侍衛、裝飾紋樣等內容。棺板彩畫中所畫人物服裝主要有兩種，男性上衣下褲（袴褶服），女性上衣下裙（襦裙服），男女均戴鮮卑垂裙皂帽。. 北. 五世. 大同. 共出土豎穴土壙墓 17 座、豎井式墓《文物》.

(21) 中古時期山西地區墓葬中呈現的中外文化融合 21. 時代. 紀年. 魏. 紀. 北魏. 景明二年. 墓葬地. 墓葬特色. 南郊. 道土洞墓 54 座，各類器物 1088 件， 1992 年第 8 其中陶器 748、銅器 188、金首飾期，頁 14、銀器及首飾 16、玉類珠飾等 1-11。 69、鐵器及飾物 27 件，棺板彩畫 3 幅，以及一些漆器及其殘片。隨葬品中農具少，而各類小件器物、裝飾品，具有濃厚的北方草原民族風格。. 小站村花圪塔台. 遭大破壞，僅出土鎏金波斯銀盤、高足銀杯、銀耳杯、鐵棺環、鐵棺釘等。此墓是北魏遷都洛陽後的小型墓葬，形制較為簡單，室內四壁不加粉飾彩繪。. 《文物》 1983 年第 8 期，頁 1-4。. 北魏. 湖東. 在木棺和棺床外，均繪有漆畫，內容包括纏枝忍冬紋、聯珠圈紋和屋宇及人物圖案。漆畫內容及蓮花化生銅飾件富於佛教色彩. 《文物》 2004 年第 12 期，頁 26-34。. 唐代. 大同. 這四座墓，以出土器物來看，皆分佈於墓室西部，以一組塔形陶壺和塔形陶罐，成為共同的喪葬形式。. 《文物》 2006 年第 4 期，頁 35-46。. 唐代. 南關. 共出土 15 座墓，也出土塔形陶罐. 《文物》 2001 年第 7 期，頁 52-57、85。. 501. 墓主. 封和突. 資料來源.

(22) 22 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附表二：太原地區墓葬特色表時代. 紀年. 墓主. 墓葬地. 墓葬特色. 北齊. 天保四年. 賀拔昌. 太原. 1.隨葬陶俑為灰陶。2.隨葬陶俑類《文物》2003 別較多，但各類數量較少。3.墓年第 3 期，頁中不見黃釉陶瓷器。4.出土一件 11-25。辮髮鼓吹俑、小口直腹罐、小銅環等，特別是辮髮鼓吹俑，造型獨特。. 狄湛. 太原. 出土陶俑三十八件，皆為紅陶模製，造型與太原地區婁叡墓、庫狄業墓相類似。. 《文物》2003 年第 3 期，頁 37-42。. 庫狄業. 太原. 墓有墓道、過洞、天井、甬道和帶有生土二層台的長方形窯洞式墓。此墓出土一銅釜，是一件經修補的實用器，使用痕跡明顯。. 《文物》2003 年第 3 期，頁 26-36。. 韓裔. 祁縣白圭. 出土物中的陶俑，有漢人形象，也有深目高鼻的少數民族形象。. 《文物》1975 年第 4 期，頁 64-73。. 婁叡. 太原. 出土了八百七十餘件隨葬品。其中陶俑共六百一十件、陶牲畜四十二件、陶模型十六件、瓷器七十六件、陶器十三件、裝飾品八十五件，其他如瓦當、鐵鏃、絲織品等計十五件。此外出土更有價值的是大量的墓室壁畫。. 《文物》1983 年第 10 期，頁 1-23。. 徐顯秀. 太原. 此墓出土隨葬品以陶俑、瓷器為主。特別的是此墓隨葬品中不見牛車、倉儲、雞犬等明器，而代之以數量龐大的瓷器。壁畫和出土器物明顯可看出文化交流的面貌。. 《文物》2003 年第 10 期，頁. 太原. 隨葬品包括陶俑四十二件，多為泥質紅陶、陶牲畜四件、瓷器五件、陶器二件。. 《文物》2003 年第 10 期，頁 41-49。. 太原. 壁畫分三層繪製，上層為星辰天象，中層為乘龍騎虎的神仙、羽. 《文物》1990 年第 12 期，頁. 553. 北齊. 河清三年. 北齊. 565 天統三年 567. 北齊. 天統三年. 北齊. 567 武平元年 570. 北齊. 武平二年 571. 北齊北齊. 張海翼. 資料來源. 4-40.

(23) 中古時期山西地區墓葬中呈現的中外文化融合 23. 時代. 墓葬特色. 資料來源. 人；下層為墓主人世俗生活圖景，也是壁畫最主要的內容。. 1-10。. 太原. 隨葬器物共計三百二十八件。其中大部分為模製陶俑及動物俑；另有生活用器與模型明器及石墓誌。出土瓷器較少，均屬小型器皿。. 《文物》1992 年第 10 期，頁 1-14。. 唐初. 太原金勝村. 隨葬物共九十一件，皆為陶器。《考古》1960 以各式俑為主，另有魎頭、獨角年第 1 期，頁獸、爬獸以及人面魚身俑。（頭有 37-40。角，全身飾白粉，長十七公分）還有生活用具類物。. 唐. 太原金勝村. 墓室壁畫有特色，共有門衛、仕女女童、樹下老翁圖等。. 《文物》1990 年第 12 期，頁 11-15。. 唐. 太原金勝村. 墓室壁畫有樹下老翁圖。. 《考古》1959 年第 9 期，頁 473-476。《文物》2003 年第 8 期，頁 42-43。. 隋. 隋. 紀年. 開皇十七年. 墓主. 斛律徹. 墓葬地. 開皇四年. 韓貴和. 沁源. 隨葬物五十七件，包括陶俑三十二件、動物及器物模型明器九件、陶器十三件、五銖錢二枚。. 開皇十五. 梅淵夫婦. 汾陽. 隨葬品多為瓷器，共十七件。器《文物》1992 物種類有壺、罐、盤、唾壺、燈、年第 10 期，頁碗等。 23-27。.

(24) 24 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參考文獻一、專書山西省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北齊東安王婁睿墓》，北京：文物出版社，2006 年。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北齊徐顯秀墓》，北京：文物出版社，2005 年。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隋代虞弘墓》，北京：文物出版社，2005 年。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隋代虞弘墓》，北京：文物出版社，2005 年。呂一飛，《胡族習俗與隋唐風韵—魏晉北朝北方少數民族社會風俗及其對隋唐的影響》，書目文獻書版社，1994 年。李憑，《北魏平城時代》，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年。姜伯勤，《中國祆教藝術史研究》，北京：三聯書店，2004 年。楊鴻，《漢唐美術考古和佛教藝術》，北京：科學出版社，2000 年。鄭岩，《魏晉南北朝壁畫墓研究》，北京：文物出版社，2002 年羅豐，《胡漢之間—「絲綢之路」與西北歷史考古》，北京：文物出版社，2004 年。二、期刊論文王去非，〈從婁叡墓談婁氏家族及北齊繪畫〉，《文物》1983 年第 10 期，頁 35-36。王銀田、劉俊喜〈大同智家堡北魏墓石椁壁畫〉，《文物》2001 年第 7 期，頁 29-34。石紅，〈大同出土的兩件塔式陶器〉，《文物世界》2004 年第 3 期，頁 6-8。志工，〈略談北魏的屏風漆畫〉，《文物》1972 年第 8 期，頁 55-59。李知宴，〈北朝陶瓷研究新資料〉，《文物》1983 年第 10 期，頁 37-38。邢義田，〈赫拉克利斯在東方〉，收入榮新江主編，《中外關係史：新史料與新研究》，北京：科學出版社，2003 年。姜伯勤，〈隋檢校薩保虞弘墓石椁畫像石圖像程序試探〉，收入巫鴻主編，《漢唐之間文化藝術的互動與交融》，北京：文物出版社，2001 年。夏鼐，〈北魏封和突墓出土薩珊銀盤考〉，《文物》1983 年第 8 期，頁 5-7。夏鼐，〈綜述中國出土的波斯薩珊朝銀幣〉，《考古學報》1974 年第 1 期，頁 91-110。馬雍，〈北魏封和突墓及其出土的波斯銀盤〉，《文物》1983 年第 8 期，頁 8-12、 39。宿白，〈太原北齊婁叡墓參觀記〉，《文物》1983 年第 10 期，頁 24-28。宿白，〈盛樂、平城一帶的拓跋鮮卑—北魏遺跡：鮮卑遺跡輯錄之二〉，《文物》 1977 年第 11 期，頁 38-46。張慶捷，〈「虞弘墓志」中的幾個問題〉，《文物》2001 年第 1 期，頁 102-108。張慶捷、常一民，〈北齊徐顯秀墓出土的嵌藍寶石金戒指〉，《文物》2003 年第.

(25) 中古時期山西地區墓葬中呈現的中外文化融合 25. 10 期，頁 53-57。盛餘韵（Angela SHENG）著、張小貴譯，〈從石到絲：公元 475-650 年前後粟特、鮮卑、漢朝鮮與日本等各民族間葬具的文化轉換〉，收入《粟特人在中國—歷史、考古、語言的新探索》（《法國漢學》叢書編輯委員會，《法國漢學》第十輯，北京：中華書局），頁 324-361。陶正剛，〈北齊藝術寶庫〉，《文物》1983 年第 10 期，頁 38-39。渠傳福，〈徐顯秀墓與北齊晉陽〉，《文物》2003 年第 10 期，頁 50-52、65。湯池，〈北齊畫跡的重大發現〉，《文物》1983 年第 10 期，頁 33-34。馮先銘，〈從婁叡出土文物談北齊陶瓷特徵〉，《文物》1983 年第 10 期，頁 30-32。楊泓，〈南北朝墓的壁畫和拼鑲磚畫〉，收入《漢唐美術考古和佛教藝術》，北京：科學出版社，2000 年。楊泓，〈從婁叡墓談北齊物質文化的幾個問題〉，《文物》1983 年第 10 期，頁 36-37。楊泓，〈談中國漢唐之間葬俗的演變〉，《文物》1999 年第 10 期，頁 60-68。楊曉春，〈隋《虞弘墓誌》所見史事繫年考證〉，《文物》2004 年第 9 期，頁 74-80、 84。榮新江，〈北朝隋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落〉，收入氏著《中古中國與外來文明》，北京：三聯書店，2001 年，頁 37-110。榮新江，〈略談徐顯秀墓壁畫的菩薩聯珠紋〉，《文物》2003 年第 10 期，頁 66-68。榮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薩保府和粟特聚落〉，《文物》2001 年第 4 期，頁 84-89。趙豐，〈魏晉織錦中的異域神祇〉，《考古》1995 年第 2 期，頁 179-183。齊東方，〈虞弘墓人獸搏鬥圖像及其文化屬性〉，《文物》2006 年第 8 期，頁 78-84。劉俊喜、高峰，〈大同智家堡北魏墓棺板畫〉，《文物》2004 年第 12 期，頁 35-47。鄭岩，〈北齊徐顯秀墓墓主畫像有關問題〉，《文物》2003 年第 10 期，頁 58-62。謝稚柳，〈北齊婁睿墓壁畫與莫高窟隋唐之際畫風〉，《文物》1985 年第 7 期，頁 1-2。韓偉，〈北周安伽墓圍屏石榻之相關問題淺見〉，《文物》2001 年第 1 期，頁 90-101。羅世平，〈北齊新畫風—參觀太原徐顯秀墓壁畫隨感〉，《文物》2003 年第 10 期，頁 63-65。羅豐，〈一件關於柔然民族的重要史料—隋「虞弘墓志」考〉，《文物》2002 年第 6 期，頁 78-95。三、考古墓葬資料 (一)大同地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南關唐墓〉，《文物》2001 年第 7 期，頁 52-57、.

(26) 26 唐代文化、文學研究及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85。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下深井北魏墓發掘報告〉，《文物》2004 年第 6 期，頁 29-34。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嶺北魏壁畫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 年第 10 期，頁 4-24。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新發現的四座唐墓〉，《文物》2006 年第 4 期，頁 35-46。山西省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湖東北魏一號墓〉，《文物》2004 年第 12 期，頁 26-34。山西省大同市博物館、山西省文物工作委員會，《大同市北魏宋紹祖墓發掘報告》，2001 年第 7 期，頁。山西省大同市博物館、山西省文物工作委員會，〈山西大同市石家寨北魏司馬金龍墓〉，《文物》1972 年第 3 期，頁 20-33。山西省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館，〈大同南郊北魏墓群發掘簡報〉，《文物》 1992 年第 8 期，頁 1-11。白艷芳，〈山西大同振華南街唐墓〉，《文物》1998 年第 11 期，頁 65-66。馬玉基，〈大同市小站村花圪塔台北魏墓清理報告〉，《文物》1983 年第 8 期，頁 1-4。 (二)太原地區山西省文物管理委員會，〈太原西南郊清理的漢至元代墓葬〉，《考古》1963 年第 5 期，頁 264-269。山西省文物管理管理委員會，〈太原南郊金勝村唐墓〉，《考古》1959 年第 9 期，頁 473-476。山西省考古研究所，〈山西太原西南郊北齊洞室墓〉，《文物》2004 年第 6 期，頁 35-46。山西省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北齊徐顯秀墓發掘簡報〉，《文物》2003 年第 10 期，頁 4-40。山西省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晉源區文物旅遊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理簡報〉，《文物》2001 年第 1 期，頁 27-52。山西省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理委員會，〈太原市北齊婁叡墓發掘簡報〉，《文物》1983 年第 10 期，頁 1-23。山西省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理委員會，〈太原金勝村 337 號唐代壁畫墓〉，《文物》1990 年第 12 期，頁 11-15。山西省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理委員會，〈太原南郊北齊壁畫墓〉，《文物》 1990 年第 12 期，頁 1-10。山西省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理委員會，〈太原斛律徹墓清理簡報〉《文物》 1992 年第 10 期，頁 1-14。.

(27) 中古時期山西地區墓葬中呈現的中外文化融合 27. 山西省博物館、汾陽縣博物館，〈山西省汾陽北關隋梅淵墓清理簡報〉，《文物》 1992 年第 10 期，頁 23-27。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北齊狄湛墓〉，《文物》2003 年第 3 期，頁 37-42。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北齊庫狄業墓〉，《文物》2003 年第 3 期，頁 12-36。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北齊賀拔昌墓〉，《文物》2003 年第 3 期，頁 11-25。王玉山，〈太原市南郊清理北齊墓葬一座〉，《文物》1963 年第 6 期，頁-。李愛國，〈太原北齊張海翼墓〉，《文物》2003 年第 10 期，頁 41-49。郎保利、楊林中，山西沁源隋代韓貴和墓，《文物》2003 年第 8 期，頁 37-43。陶正剛，〈山西祁縣白圭北齊韓裔墓〉，《文物》1975 年第 4 期，頁 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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