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黑格爾」關係的討論：一個思想史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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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黑格爾」關係的討論. 131. 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黑格爾」關係的討論 ——㆒個思想史的考察 *. 孫善豪. 摘要「馬克思－黑格爾」關係並不是自明的、理所當然的，反而是歷史的產物。若依循歷史進程，即可以看出它極為分歧而多樣的面貌：在馬克思那裡，黑格爾表現為「形式可取、而地位可議」的東西；在恩格斯那裡，則――因為問題被轉移成「究竟是唯心的或唯物的辯証？」――反過來，成為「形式可取、而內容可議」的東西。到了伯恩施坦與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問題進一步成了：「既然馬克思主義是唯物辯証，那麼這種辯証究竟是科學的或反科學的？」。然而當「科學」不再能保證西歐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科學」作為「人對自然」的旁觀或直觀態度，卻又被黑格爾導向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質疑了：辯証不能存在於這種「人對自然」的態度中，反而只能存在於「人對人的」、「歷史的」、「實踐的」或「社會的」態度中。這種立場，再一次被反黑格爾的馬克思主義者質疑；真正的區分不在「自. *. 政治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2) 132 《揭諦》第四期 2002 年 7 月然／社會」，而是要拉回到馬克思原本意義的「嚴格的理論／非理論 (意識型態)」的區別。如果這種混亂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狀況要得到一個解決，那麼解決的契機，或許在於爭論各方所共同接受的「普遍理論／特殊(應用)理論」的區分，以及，一個經常被忽略的線索：馬克思對黑格爾、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究竟是什麼意思？. 關鍵詞：馬克思、黑格爾、恩格斯、「西方馬克思主義」、科學與辯證.

(3) 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黑格爾」關係的討論. 133. Marx-Hegel-Relationship in the Discourse of Marxist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Max Sun Abstract The Marx-Hegel-relationship is not a self-evident one, but rather a historical product. Trace back to the history, this relationship would appear its multiple profiles. For Marx, Hegel’s philosophy was “correct in form but questionable in its position”. For Engels, since the question had been changed to “idealist or materialist dialectic”, Hegel’s philosophy was “correct in form but questionable only in content”. Bernstein and Lenin had further changed the question to: “Is materialist dialectic scientific or anti-scientific?” After science could no more guarantee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west Europe, so the Hegel-oriented Marxists was then opposed to science as an objective attitude of man to the nature, and took the position that dialectic was only historical, practical or social. But the other Anti-Hegelian Marxists noticed that the real problem was not “nature or social”, but “science or ideology”. If there should be any resolution of this chaos, two thing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basic distinguish, which all parties in these disputes accepted, between general theory and applied theory, and the real.

(4) 134 《揭諦》第四期 2002 年 7 月 meaning of Marx’ “critique” both of Hegel and political economics. Keywords: Marx, Hegel, Engels, “Western Marxists”, science and dialectic.

(5) 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黑格爾」關係的討論. 135. 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黑格爾」關係的討論 ——一個思想史的考察孫善豪「馬克思－黑格爾」之間的這個聯接鍵「－」，在當代對馬克思的理解――無論是學術著作裡或是口耳相傳間――中，幾乎都是被當作「理所當然的」(selbstverständlich, self-evident)來看待的。但是，只要稍微追溯歷史，至少有兩件事可以讓這個連接鍵顯得不那麼理所當然。一是：雖然「黑格爾」的大名在當代（尤其在台灣1）耳熟能詳，但是，這種「高知名度」卻並不是從他在世時（雖然他在世時的聲望確實是如日中天）一直延續下來的，反而，其間曾經中斷。不必回溯太久，僅僅七十年前(1931)，當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接受張東蓀（當時任燕大哲學系教授）建議，發電報給當時在德國耶拿(Jena)講學的張君勱，邀他到燕大教授黑格爾邏輯學時，張君勱為了教學所需，才剛好買到了因為紀念黑格爾百年誕辰而出版的黑格爾全集。書商說：. 1. 約十年前的台灣一般受過高中以上教育的人，拜三民主義和國父思想教育之賜，對黑格爾都相當熟悉。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蔣介石：為了和所謂「唯物辯証」相對抗，蔣介石有意地提倡黑格爾的「唯心辯証」，甚至身體力行，邀請諸如方東美之流的學者到總統府講授黑格爾哲學。趨炎附勢者如葉青(任卓宣)雖然學力不迨，卻也積極地以編輯《黑格爾論文集》邀功。除此以外，「新儒家」如唐君毅和牟宗三對黑格爾的闡述，應該也從另一個方向(無意間)起了一定的推波助瀾之功，例如牟宗三的《歷史哲學》，唐君毅的《生命存在之三向與心靈九境》等。此外，不見得被歸為新儒家的勞思光，也把他早年對中國文化的思考稱作「黑格爾模式的」。.

(6) 136 《揭諦》第四期 2002 年 7 月「倘君早一年來購，並此書亦不得矣。」2 把時間再往回推，那麼，再八年之前(1923)，黑格爾的重要著作《邏輯學》(Wissenschaft der Logik)才在絕版八十年後，首度由德國主要出版哲學經典的麥聶 (Felix Meiner) 出版社再版發行。3 換言之，如果黑格爾本人都不見得在這八十年間為人所注意，則他與馬克思之間的關係又焉得為人所注意、遑論被強調？二是：雖然馬克思在一八四三年（也就是黑格爾《邏輯學》正式絕版的第一年）寫作了‹黑格爾國家法批判›的手稿(MEW1, 201-333)；次年(1844)，又以廿六歲的青年氣盛，奮筆疾書寫下後來著名的《巴黎手稿》 (MEW, EB1) ― ― 它的最後一部分就是對黑格爾整個 (überhaupt)哲學的批判――，但是，諸如此類的在今天看來似乎充分證明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關係的著作，在馬克思生前，卻都沒有出版，反而要晚到1927(‹黑格爾國家法批判›)和1932年(《巴黎手稿》、《德意志意識型態》)，才第一次由蘇聯的馬列研究所出版。換言之，從一八四三到一九二三這八十年之間，馬克思究竟如何對待黑格爾，幾乎是沒有人知道的。或許當時的人們都知道馬克思在《資本論》的二版跋中說過：他「早在三十年前」（正好是一八四三年）就對黑格爾的辯証作出了批判、指出了黑格爾的辯証是「頭腳倒立的」；雖然黑格爾已經被他那時代的人當成「死狗」了，但是他仍然自承是「這位偉大思想家的學生」云云。(MEW23,27) 但是這段簡短的話，實不足以讓人對馬克思－黑格爾關係作出太多引伸――事實上，當時的社會主義者或馬克思主義者們，確實也幾乎從不談黑格爾。. 2. 張君勱，《辯証唯物主義駁論》，收入，中國民主社會黨印贈，《張君勱先生九秩誕辰紀念集》，台北，1976，頁六。 3 Cf. K. Korsch,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Frankfurt/M, Köln.1975 ,S.171..

(7) 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黑格爾」關係的討論. 137. 「馬克思－黑格爾關係」是在馬克思死後，才開始像個索命的幽靈般，在馬克思主義者之間盤桓不去、緊緊糾纏的。不過這個「黑格爾幽靈」的命運並不順遂，反而可謂多舛。馬克思死後五年(1888)，恩格斯發表了他的主要哲學著作《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Ludwig Feuerbach und der Ausgang der klassisch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MEW21, 259ff)，為黑格爾的地位作了相當程度的平反。再十一年後(1899)，伯恩施坦(Eduared Bernstein)發表了他的修正主義見解，卻毫不留情地把黑格爾哲學打上了「馬克思主義原罪」的印記。不久後(約1914－1916年間)，困居日內瓦、閉門讀黑格爾的列寧，默默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寫下了「沒有徹底研究和掌握黑格爾的整個大邏輯，就不能完全掌握馬克思的《資本論》，尤其是第一章」的警句(這個筆記直到1929－30年間才公開印行)。換言之，在這段期間裡，黑格爾經歷了表面的和暗地的責難與褒獎：他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還是曖昧不明的。一直要到馬克思死後四十年、黑格爾《邏輯學》絕版八十年後重新問世的年份――一九二三年，黑格爾哲學才在馬克思主義陣營中被顯題化(thematisiert)。這一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第四年、德國無產階級革命最後掙扎失敗之際。盧卡奇(György Lukács) 和柯希 (Karl Korsch)――這兩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祖師爺――不約而同地在這一年中出版了他們的代表作：《歷史與階級意識》(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 和《馬克思主義與哲學》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它們標誌了馬克思主義陣營裡的「黑格爾復興」。正如「文藝復興」是近代的開端，同樣地，「黑格爾復興」也範定了一個迄今仍主宰著理解馬克思思想的主要路線。只從這樣簡單的回顧裡就可以看到：「馬克思－黑格爾」關係中.

(8) 138 《揭諦》第四期 2002 年 7 月的聯接鍵「－」，其實是一個歷史的產物――甚至是一個很後來的產物――，而非理所當然地內在於馬克思主義之中的――至少，例如考茨基或盧笙葆這類的馬克思主義者（後面還會提到），就根本沒有處理過所謂「馬克思－黑格爾」關係：但是沒有人會因而認為他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為了更清楚地說明問題，或許應該溯源於馬克思本人。. 一、馬克思的欲拒還迎雖然許多馬克思主義者或學者區分了「青年／老年」馬克思，但是，對馬克思本人而言，這個區分似乎並不存在。因為，如前所引，當他在一八七三年以五十五歲高齡(再過僅僅十年後他就過世了)修改完了《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後，他回憶到了自己在三十年前就已經判定黑格爾的辯証是「頭腳倒立的」了。(MEW23, 27) 《資本論》第二版的修改，主要集中在第一章：除了把原來的第一章拆成三章外，就是在「價值形式」的部分多加了大量的闡釋――而這一部份，應該也就是二版跋中所謂他「甚至在價值理論那一章裡，到處賣弄 (kokettiert)他 [黑格爾] 所特有的表達方式」(Ebd.)的部分。或許是因為在修改這個價值理論的章節中大量運用了黑格爾語彙，以致在寫跋的時候，他特別注意到了：「《資本論》裡所使用的方法，很少被了解」(Ebd., 25)：因此既有人批評他的方法是(反科學的)形上學，卻也有人相反地認為他用的是(科學的)演繹法或分析法。馬克思接著引述俄國評論者考夫曼(I. I. Kaufmann)的話說：「乍看之下――如果從外在的表現(Darstellung)形式來判斷――，那麼馬克思是個大唯心論哲學家，而且是德國的、也就是壞的意義下的唯心論哲學家。但是其實，在經濟批判的事業上，比起任何他的前輩來，他卻是個再徹頭徹尾不.

(9) 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黑格爾」關係的討論. 139. 過的實在主義者(Realist) 4 了。......不管怎樣都不能把他叫作唯心論者。」(Ebd.) 在繼續引述了考夫曼一大段描述之後，馬克思說：考夫曼對他方法的描述是「中肯的」(treffend)，並且，這樣的方法也只能被稱作「辯証方法」(dialektische Methode)――只是，似乎針對了考夫曼對於「『表現形式是德國唯心論、而其實是實在主義者』的這種看似矛盾的結合」的批評，馬克思回應說：「無論如何，表現法 (Darstellungsweise)必須從形式上和研究法(Forschungsweise)有所區分。研究(Forschung)必須詳盡地掌握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並且追索這些發展形式的內在關聯。只有當這些事都做完了之後，現實的運動才能夠相應地被表現出來(dargestellt)。如果做到了這一點、如果材料的生命就此而觀念地(ideell)反映了出來，那麼，看起來，彷彿你(man)就是在和一個先驗建構(Konstruktion a priori)打交道似的了。」(Ebd., 27) 在一個先驗建構中把現實的運動給相應地表現出來，或是反過來說：「現實運動的觀念反映」彷彿構成了一個先驗建構，這種「觀念的運動」，無疑就是辯証。但是，馬克思提醒：這個觀念的辯証運動――或是先驗建構、或是「觀念的東西」(das Ideelle)――，「不過是在人腦中被轉換(umgesetzete)、被翻譯(übersetzte)的物質(das Materielle)而已。」(Ebd.) 而這一點，也正是馬克思的辯証異於黑格爾的之所在：對黑格爾來說，「思想過程――他甚至以觀念(Idee)之名而把這個思想過程給轉換成主體――是現實(das Wirklichen)的創造主，而現實，只不過是它的外在表現(Erscheinung)而已。」(Ebd.) 亦即：馬克思的和黑格爾的辯証的差異，不在於辯証的內容，而在於「辯証」本身的地位：它究竟是現實的「產物」抑或現實的「創造主」。. 4. 如果用馬克思自己的術語，則 Realist 毋寧應是 Materialist。.

(10) 140 《揭諦》第四期 2002 年 7 月儘管必須如此為辯証加上一個「外在的限制」5，但是這絲毫都不妨礙辯証作為一種「普遍的運動形式」――而這種普遍形式，首先是由黑格爾「以全面而有意識的方式表現出來(dargestellt hat)的」。(Ebd.) 正是鑒於黑格爾的這種貢獻，馬克思才「公開宣稱」：他是「這位偉大思想家的學生」。(Ebd.) 如此的解釋，或許對當前的哲學學者來說是清楚的，但是，對於一百三十年前的知識分子和工人來說，「既承認自己是黑格爾學生、卻又時時批判他、提醒他的幻覺」這件事，卻不見得是很好理解的― ―尤其這種師承關係的承認並不是亞里斯多德之於柏拉圖那種「情感上的」承認(所謂「吾愛吾師」)，而是理智上的承認。因此，當人們沒有能力辨別馬克思「表現法」和「研究法」的區分、沒有能力區別「辯証本身的(外在)限制」和「辯証的內在問題」、沒有能夠以兩個層次、反而只能以單一層次來看待黑格爾哲學時，馬克思的這種對黑格爾哲學既繼承又否定、既拒又迎的態度(Ambivalenz) 裡，就滋生了馬克思主義陣營中的一個基本的、謎一樣的困難：如何在馬克思主義裡為黑格爾找到一個定位。當代的馬克思主義者或馬克思學者總是陷溺在這種泥淖中，因此也總是擺蕩在同一向度的兩極之間：或是以馬克思與黑格爾的任何「相似」來肯定他們之間的「師徒關係」，或是以馬克思與黑格爾的. 5. 所謂「外在的限制」是說：辯証作為辯証，它本身的地位――就地位永遠只能外在地決定而言，這個限制是外在的――是永遠必須先被確立的：它永遠只能是研究的函數(Funktion)、是研究結束之後，用來鋪陳(darstellen)理論的「表現法」。在這個地位確定之後，辯証大可以恣意地開展――只要材料允許――，猶如孫悟空大可以一個觔斗十萬八千里――只要他能翻觔斗――，前提是：他始終只在如來佛的手掌裡翻。回到黑格爾的例子，則馬克思要指出的不外是：只要黑格爾首先承認「思想過程不過是實際過程的產物」，那麼他大可合法地說：「實際過程是思想過程的產物」。.

(11) 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黑格爾」關係的討論. 141. 任何「相異」來肯定他們之間的「斷裂關係」。但是，實質的問題始終沒有被觸及：質言之，即使馬克思再怎麼像黑格爾，但也不能忽略一個事實：馬克思總是在批判黑格爾；一如反過來：即使馬克思再怎麼嚴厲地抨擊黑格爾、再怎麼與黑格爾採取距離，這個距離也不能被過度誇張：因為他公開地宣稱他是黑格爾的學生。試圖擺脫黑格爾來詮釋馬克思，而不顧及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的關係，將是徒勞無益的；而反過來，企圖証明馬克思是個徹頭徹尾的黑格爾主義者，卻不處理馬克思對黑格爾的「倒轉」的真正意義、忽略馬克思對黑格爾的關係在於「賣弄」(MEW23,27)，那麼這種詮釋也顯然是不合法的。如果反黑格爾的馬克思主義者或馬克思學者總是忽略「馬克思－黑格爾關係」，那麼反過來，「黑格爾的」馬克思主義者或馬克思學者，就總是努力著以他們自己的各種不同方式試圖解開所謂黑格爾辯証的「合理內核」之謎――這些「試圖」，就其總是從一種脫離了馬克思的視野、卻自以為是的觀點出發來說，毋寧應該被看成是各種不切題的牽強附會――如果談不上是對馬克思的背叛的話。. 二、恩格斯的「兩個方面」雖然馬克思對黑格爾欲拒還迎的矛盾態度在他生前已是眾所周知了，但是他並沒有能夠說明清楚。在給恩格斯的一封信裡，馬克思曾表示：「如果有時間來做這樣的工作，那麼我很樂意用二到三全開紙的篇幅，來把方法――它被黑格爾發現，卻也同時神秘化了――讓.

(12) 142 《揭諦》第四期 2002 年 7 月一般人理解。」(MEW29,260)。6 但是在能夠有這個空閒之前，馬克思卻已去世了。於是「我們對黑格爾哲學的關係、我們從它的出走和脫離」(MEW21,264)，現在毋寧要在恩格斯一八八八年的小冊子《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裡，才能得到它系統的表述。據這本小冊子說，黑格爾哲學有「兩個方面」：保守的和革命的；而馬克思對黑格爾哲學的既拒又迎，就分別遵循著這兩個方面：他一方面拒絕了黑格爾哲學保守的方面，一方面則繼續了它革命的方面。這樣的解釋雖然簡易，但是不見得經得起詳細的追究。簡單說，恩格斯所謂「革命的方面」是：黑格爾指出了事物的不斷變遷；而「保守的方面」則是：出於體系的要求，這個變遷過程卻必須在一定的地方停止下來，而滿足於現狀。(Ebd., 268) 在如此的解釋下，所謂拒絕保守的方面，本來只能是「不造體系」，但是恩格斯卻毫無由來地以「用『物質』(das Materielle)取代『觀念』(das Ideelle)」7 來拒絕或取消這個「保守的方面」：「把我們腦袋裡的概念重新唯物地給理解成真實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真實的事物理解成絕對概念的這個或那個階段的反映。這樣，辯証就化約成了普遍運動法則的科學」，而黑格爾哲學也就「重新用腳站立了」(MEW21，293)。「辯証」作為一種中立的方法、一種「觀點」(Gesichtspunkt, Ebd.)，就是馬克思所謂的「合理內核」了；而由於它現在(經過了這一番「倒轉」Umstülpung 之後) 不再與黑格爾哲學同義(＝唯心辯証)，於是它領有了另一個名字：與「唯物辯証」同義的「科學」：普遍運動法則的科學。. 6. 此外，狄慈根(Dietzgen)和拉法格(Larfague)也說：馬克思曾打算有空時寫一本關於辯證或邏輯與哲學史的書，見 MEW32,547; K.Vorländer, Kant und Marx, Tübingen, 1911, S.65. 7 Predrag Vranicki, Geschichte des Marxismus, Bd1, Frankfurt/M, 1983, S.217..

(13) 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黑格爾」關係的討論. 143.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馬克思顯然把黑格爾哲學當作「整個」(als solche) 來反對，但是恩格斯卻站立在黑格爾哲學內部的一個方面，而來否定其中的另一個方面。換言之，如果馬克思的問題在於 „to be or not to be Hegelian”(黑格爾主義或非黑格爾主義)，那麼恩格斯的問題就在於：„to be this kind or that kind of Hegelian”(這種或那種黑格爾主義)。恩格斯似乎忘記了﹕在他自己四十多年前與馬克思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型態》裡，所批判的，正是青年黑格爾派的「這種或那種黑格爾主義」的立場，亦即「採用黑格爾體系的一個方面來反對整個體系，也反對其他人所採取的其他方面」(MEW3,19-20) 的立場。8 恩格斯的這種「返老還童」，其實是把馬克思原本對黑格爾辯証之「形式地位」的質疑，給倒退回或轉移成了「馬克思辯証和黑格爾辯証有怎樣不同的內容？」的問題。亦即：如果黑格爾的辯証是從「觀念」出發的，那麼馬克思的辯証是不是就從「物質」出發？是不是從「物質」出發的辯証就叫作唯物辯証、就是對黑格爾的「倒轉」？這樣的提問，其實並沒有撼動黑格爾辯証，反而只是在「完全承認黑格爾辯証的合法性」下，修改它的內容。馬克思原本為黑格爾辯証所加上的「外在的限制」，現在又被恩格斯取消了。「辯証」恢復了它不必再被質疑的「觀點」的至高地位，只是面目改了――從唯心轉成唯物― ―而已。. 三、修正主義的反叛. 8 Cf. Terrell Carver, Marx and Engels: The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 Bloominton, 1983, p.116, L. Colletti, „Introduction to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1975, p.13..

(14) 144 《揭諦》第四期 2002 年 7 月恩格斯的這種以唯物論改裝的黑格爾主義，主宰了第二國際―― 以及迄今――的馬克思主義理解。第二國際(主要是德國黨)的領袖們，基本上已經把注意的焦點放在經濟的必然法則上：認為馬克思已經超越了黑格爾式的玄想，而建立了「科學的」法則。這種法則之不必被質疑，猶如在黑格爾那裡，辯証本身是不必被質疑的一樣。正是在這種科學法則壓伏了一切雜音的情況下，社會黨人聽到了：無產階級大革命（或其必然結果的社會主義）已然在歷史的大門外叩門了。哲學已被宣判無用，科學才予人確定的未來。所要做的，只是團結起來，等候科學法則所保証的大革命的來到。誠如寇雅考夫斯基 (Kolakowski)對考茨基(Kautsky)立場的描述：「讓我們改善資本主義吧！反正歷史法則已向我們保証了社會主義。」9 但是「正義的遲決就是正義的斥絕」(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當大革命遲遲沒有發生的時候，務實的政治家們開始動搖了：一味等待即將來臨的革命，無異於忽視、延宕甚至放棄眼前的日常政治和工人現實生活的改善，也就是：無異以忍受現前的痛苦，來換取一個眼看不再可能實現的美好未來。這種由理論與實踐的脫離所產生的不耐情緒的持續升高，終將把情緒升高到理論的高度、得到它理論的表述。10 於是伯恩施坦 (Eduard Bernstein)――這位恩格斯的「欽定」接班人之一――在恩格斯死後一年 (1896) 首先發難，以「社會主義的問題」系列文章，11 根本地(亦即理論地)質疑了第二國際「等 9. L.Kolakowski, Die Hauptströmungen des Marxismus, Bd2, München, 1978, S.71. Cf. u. a. Bo Gustafson, Marxismus und Revisionismus, Frankfurt/M, 1976; Ernst-Ulrich Huster, „Theorie und Praxis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in Franz Neumann(Hrsg.), Handbuch Polutischer Theorien und Ideologien, Hamburg, 1977, SS.416ff. 11 „Problem des Sozialismus“, 原發表在社民黨機關報《新時代》(Die Neue Zeit), 後收入: E. Bernstein, Zur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Sozialismus, Gesammelte Abhandlung, Berlin/Bern, 1901. 10.

(15) 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黑格爾」關係的討論. 145. 待革命」的態度、並且反省了這種等待所依恃的條件――經濟必然法則――的有效性。在這一系列文章的基礎上，一八九九年(庚子拳亂和中國現代史開張的前一年)伯恩施坦出版了他的後來被譽為「修正主義聖經」的《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12 該書把「唯物史觀」非常「正統地」理解作整個馬克思學說的最主要構成部分，但也同時指出：它其實是馬克思未反省地套用黑格爾「是、否、否、是」形式的產物。「如果在這種歷史的自我矇騙裡，沒有看到黑格爾矛盾辯証的殘餘的產物，那麼是不能理解馬克思的」；13 「馬克思― ―和恩格斯一樣――看來終其一生從來沒有擺脫過黑格爾」14――而正是黑格爾，是馬克思學說中的第一條罪狀：要為他學說中一切錯誤負責。15 既然黑格爾的辯証為「歷史必然性」這個「推搪」(Cant) 提供了溫床、妨礙了日常改革，所以首要的任務，毋寧在於揭穿黑格爾辯證、質疑它的合法性。伯恩施坦因此――在當時以「回到康德」為口號的新康德主義馬堡學派的影響下――召喚「科尼斯堡偉大哲學家的精靈」：「以康德對抗推搪」(Kant wider Cant)。16 伯恩施坦的這個批評，是黑格爾久被遺忘後，第一次重新出現在. 12. E. Bernstein,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 der Sozialdemokratie, Hamburg, 1969. 13 Ebd.,S.49. 14 Ebd. 同時代的馬堡學派代表者缶蘭德 (K.Vorländer) 也有同樣的見解:「他們 [馬克思和恩格斯] 雖然為了他們的目的而把他 [黑格爾] 的哲學和辯証方法給『倒轉』了，但是他們其實從來沒有完全脫離過他...」, „Kant und Marx“,in H.J.Sandkühler u. R.de la Vega (Hrsg.) Marxismus und Ethik, Frankfurt/M, 1970, S.313. 伯恩施坦曾和恩格斯在英國有非常密切的往還，但是與馬克思則沒有任何交往。因此，即使他對恩格斯的「從來沒有擺脫過黑格爾」的論斷，有著私人接觸所得的印象作基礎，但是這個論斷是否能對馬克思一體適用，毋寧至少由於伯恩施坦與馬克思私人交往的闕如，而仍是有疑問的。 15 Die Voraussetzungen...,S.63. 16 Ebd., S.199; 217..

(16) 146 《揭諦》第四期 2002 年 7 月馬克思主義者之間，而且一出現，就是用來當作負面因素的。但是即使伯恩施坦把黑格爾說成是馬克思的原罪，這一點卻一點都引不起正統派的反擊。因為當時，一如馬克思生前，黑格爾已被學界、被社民黨人認為不值一提了。所以例如抨擊伯恩施坦修正主義最力的盧笙葆 (R. Luxemburg)，在她的《社會改革或革命》裡，就根本不理會「黑格爾因素」的指控，反而逕直宣告：馬克思體系――正如黑格爾體系一樣――是一個「雄偉、對稱和奇美的建築」。17 爭論毋寧是「經濟學的」、「科學的」，而不沾染一丁點「哲學的」色彩。甚至伯恩施坦自己，其實也是個務實的政治行動者，而沒有太多哲學洞見。他對唯物史觀的黑格爾因素的批評，拾馬堡學派牙慧者，其實多於他自己的思考。18 雖然表面看來（或從正統派的角度看來），他試圖完全從馬克思主義歧離而出、另闢蹊徑，但是究其實，他不過是試圖把黑格爾的「保守的一面」繼續清除掉、更徹底地貫徹「科學」的宣告、讓法則繼續地受不斷新出現的現實的檢驗、發揮「革命的一面」――在這個意義下，伯恩施坦的「修正」毋寧是恩格斯「馬克思主義科學化」的結果19――，而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科學，這是所有參與修正主義辯論的（包括考茨基和蘆笙葆）都同意的。而且也不僅止於此：即使馬堡學派的「新康德社會主義者」試圖以康德的倫理學補充馬克思主義，這個「補充」的前提，也是把馬克思主義理解為一種「科學」。20. 17. R. Luxemburg, 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 in Gesammelte Werke, Bd.1/1, Berlin, 1974, S.438. 18 Cf. B. Gustafsson, a.a.O. 19 Cf. L. Colletti, Bernstein und der Marxismus der Zweiten Internationale, Frankfurt/M,1968.英譯收入: From Rousseau to Lenin, London, 1972. 20 Cf. M. Lutz-Bachmann, Geschichte und Subjekt, Freiburg, 1988, S.191f; K. C. Köhnke, Entstehung und Aufstieg des Neukantianismus, Frankfurt/M, 1986; H. J. Sandkühler u.R. De.

(17) 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黑格爾」關係的討論. 147. 四、俄羅斯馬克思主義雖然在德國或第二國際陣營裡黑格爾已經被遺忘了，但是俄羅斯的情況卻正好相反。德國的馬克思追隨者們以科學為導向，把哲學看成「任何一位社民黨人的『私事』」，而允許用「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如康德主義、實証主義等等）」來聯接「社會民主的行動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觀點」；21 而俄羅斯的的馬克思主義者卻自普列漢諾夫 (Plekhanow)以來就對哲學具有著高度的興趣――尤其是黑格爾哲學。包括列寧，俄羅斯的馬克思主義者幾乎都是在畢凌斯基 (Bielinsky) 和賀爾岑 (Herzen) 這兩位民主派所開創的黑格爾主義的傳統下所浸淫陶成、而後才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所以，當他們接近馬克思時，很自然地會藉由他們已習慣的黑格爾方式來理解。22 因此，並不意外地，列寧會在他的哲學筆記裡發出這樣的警句：「沒有徹底研究和掌握黑格爾的整個大邏輯，就不能完全掌握馬克思的《資本論》，尤其是第一章。結果是：半世紀來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掌握過馬克思。」 23. 正如十七、十八世紀德國在政治經濟上的落後造就了它哲學上的繁榮，同樣，適應於俄羅斯世紀之交落後狀況的，不是多彩多姿的實際辯証發展的黑格爾，而是抽象的客觀法則的黑格爾，並且，後者也. la Vega (Hrsg.) Marxismus und Ethik. 21 M. T. Jowtschuk, „Engels, Plechanow und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äre Bewegung am Ende des 19. Jahrhundert“, in M. Klein u. H. Ley (Hrsg.), Friedrich Engels und moderne Probleme der Philosophie des Marxismus, Berlin, 1971, S.141. 22 Cf. L. Colletti, „Introduction to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1974; ders.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69, pp.40-51. 23 Lenin, Über Hegelsche Dialektik, Ausgewählte Texte, Leipzig, 1986, S.123. 亦見《列寧全集》，三十八卷, 北京, 1963, 191 頁。.

(18) 148 《揭諦》第四期 2002 年 7 月被當成理論地理解或實踐地發揚馬克思主義時的關鍵。不過，由於辯証法則已然在恩格斯手上予以「唯物化」、並因而有了「科學」的形式了，所以，並不需要不斷地回溯它的根源，反而，當黑格爾辯証一旦被進一步發展，它也就同時被揚棄了。它雖然仍然隱伏在後來蘇維埃「官定意識型態」(或所謂「辯証唯物論」)裡，但卻逐漸被推往幕後。不論俄羅斯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是很好地掌握了馬克思或黑格爾的辯証，有一件事實是清楚的：對他們來說，「辯証無所不在」。24 在他們手上，「辯証變成帶有嚴格規則和命令性質的全面性『世界觀』和方法」。25 這種「轉變」的癥侯，是史達林的「辯証唯物論」(Diamat) 和「歷史唯物論」的區分：前者是「世界觀」、是「方法」、是對所有現象之研究都普遍有效的，而後者則是把前者在「研究社會」上作特殊的應用。26 在這樣的區分下，很容易就可以接聯上恩格斯的把「歷史」視作「普遍的自然運動法則和發展法則的特殊運用」的理解了。 27. 在這個意義上，俄羅斯馬克思主義毋寧在另一條（異於修正主義的）道路上繼續了恩格斯主義：它不是把「科學」理解為對事實作經驗的掌握，而是將之理解為無所不在的、固定不變的普遍法則――一個黑格爾辯証的唯物式接收。. 五、「西方馬克思主義」. 24 K. S. Bakradse, „Über das Verhältnis von Logik und Dialektik“, 轉引自 H. Marcuse, Die Gesellschaftslehre des sowjetischen Marxismus, Darmstadt, 1964, S.138. 25 H. Marcuse, a.a.O., S.132. 26 Stalin, Über dialektischen und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M, 1959,SS.34-35. 27 A. Schmidt, Der Begriff der Natur in der Lehre von Marx, Frankfurt/M,1978, S.201..

(19) 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黑格爾」關係的討論. 149. 一九二三年起，隨著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和柯希的《馬克思主義與哲學》的出版，俄羅斯以外的歐洲開始經歷了馬克思主義陣營中的「黑格爾復興」。它不僅使馬克思主義擺脫了俄羅斯馬克思主義因革命「勝利」而取得的「正統」地位的宰制，並且也從恩格斯主義中解放了出來，而建立了「黑格爾的－哲學的」馬克思詮釋方式。馬克思和黑格爾的關係，自此進入了一個新紀元：黑格爾哲學不但不再像在馬克思生前或在伯恩施坦那裡是個理所當然的負面因素、不再像在盧笙葆那裡一個可以被忽略不顧的因素、或是像後來在史達林那裡一個被揚棄了的東西，反而，正由於它的「對立於科學」的性格，使得它被掌握成某種具有正面意義的東西：當「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法則」並沒有能在俄羅斯以外的歐洲保証革命、從而使它的有效性受到普遍質疑的時候，哲學成了科學上失敗者的避風港。一如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裡定義「正統」馬克思時開宗明義指出的：「就算新的研究把馬克思所有個別的陳述都毫無阻撓地否定了」，這也一點都不會撼動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堅持，因為「正統馬克思主義並不是無批判地接受所有馬克思的研究結論、不是『信仰』這個或那個命題、也不是對一本『聖』書的詮釋。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問題僅僅只涉及方法」。28 換言之，馬克思主義成其為馬克思主義，不在它的「科學」內容，而在方法――辯証方法，並且在它的所有細節上，都可以辨認出「黑格爾本籍」的蹤跡。而柯希雖然強調的是馬克思辯証和黑格爾辯証間的差異、而非它們之間的延續，但也特別著力於指出：「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論從一開始就是辯証的。」29 馬克思的. 28 29. G. Lukács,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 Neuwied/Berlin, 1968, SS.58-59. K. Korsch,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S.117..

(20) 150 《揭諦》第四期 2002 年 7 月成就，因此毋寧都奠基於黑格爾：馬克思主義不再是對黑格爾的全面否定，反而是它的――儘管是「唯物地倒轉」了的――繼承和發揚。黑格爾因素的從負面轉成正面，在經歷過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蘇聯的柏林鎮壓、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起義和一九六八的「布拉格之春」等等事件之後，逐漸取得了更大的合法性空間，因為它毋寧標誌了對蘇聯極權和教條的異議。這個發展，在一九六八年羅斯朵斯基 (R. Rosdolsky) 的《馬克思<資本論>的生成史》裡終於得到了結論：隨著《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 一九五三年在蘇聯的出版，一切關於馬克思－黑格爾關係的爭論概可休矣：「因為，如果在馬克思的《資本論》裡，黑格爾的影響乍看之下還只是表達在幾個註釋裡，那麼，這個《草稿》[即《大綱》] 就必須被指明為是一個巨大的標誌，指向了黑格爾、尤其是指向他的《邏輯學》」，羅斯朵斯基還語帶譏諷地附帶了一句：「不管黑格爾在這裡是如何地被『倒轉』了！」― ―意思似乎是：倒轉歸倒轉，但是黑格爾對馬克思的影響、馬克思和黑格爾之間的某種「關係」，卻是無可置疑的。因此，羅斯朵斯基復誦列寧的警語：「所有學院的馬克思批判者，如果沒有先研究馬克思的方法和他對黑格爾的關係，那麼就幾乎不可能對馬克思的經濟著作有所討論。」這裡的「關係」當然不是「批判的關係」、或是像熊彼得 (Schumpeter) 所認為的「馬克思只是使用了黑格爾的表達方法」那樣的關係，反而是某種「親屬性」的關係。30 「黑格爾復興」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興起，是密不可分的。後者除了盧卡奇和柯希兩位先驅者之外，一般還包括葛蘭西 (A.. 30. R. Rosdolsky,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Frankfurt/M,1968, SS.9-10.. des. Marxschen. >Kapital<,. Bd.I,.

(21) 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黑格爾」關係的討論. 151. Gramsci)(以及在他影響下的「歐共主義」和 [當年的]「第三條路」)、沙特 (J.-P. Sartre)、梅露-芃蒂 (M. Merleau-Ponty)、和法蘭克福學派。 31. 更廣義言，也包括了當年東歐的改革派共產主義如前南斯拉夫「實. 踐學派」和匈牙利「布達佩斯學派」等等。甚至也有把日本前社會黨和托洛斯基派的孟岱爾 (E.Mandel) 也計入的。32 這些成員只以非常鬆散的方式組成，因為他們之間缺乏明顯而積極的共通性，反而只有一個消極的共通性：它是一個反對「辯証唯物主義」的統一戰線。現在，由於辯証唯物主義立基「辯証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區分，而這個基礎又植根於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的辯証詮釋之上，因此，在這個範圍內，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課題就在於：一方面以一種擺脫恩格斯式的方式來重新面對馬克思的和黑格爾的辯証，並藉此而另一方面批判辯証唯物主義。但是，也正由於面對的直接就是「辯証」問題，所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總括而言）並沒有企圖撼動辯証的基本結構，而是在保存這個結構的前提下，為馬克思的人類中心主義或人文主義平反，以便在一個社會（作為「開放而尚未完成的系統」）裡，保存人的自由。33 但是既然辯証本身不被質疑，所以「黑格爾因素」也就總是以某種形式不時出現、纏擾。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因此總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和黑格爾打交道，努力在馬克思辯証和黑格爾辯証間找出各種不同的差別，然後把這種差別宣布為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或倒轉――儘管用這樣方式所詮釋出來的批判或倒轉，往往得不到馬克思原典的支撐。. 31. Cf. Perry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1976. Cf.Leonhard Wolfgang, Eurokommunismus: Herausforderung für Ost und West, München, 1978. 33 M. Merleau-Ponty, Humanismus und Terror, Frankfurt/M, 1966, S.237. 32.

(22) 152 《揭諦》第四期 2002 年 7 月在這樣的脈絡下，恩格斯首先被盧卡奇傳喚至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法庭、被判有罪：因為辯証方法的「重點」在於「主體和客體在歷史過程中的辯証關係」，但這個關係正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論》裡所缺乏的，因此他的「觀看」，其實和形上學一樣「仍是直觀的，而非實踐的；而對於辯証方法來說，現實的改變才是核心問題。」34 沙特在論及黑格爾關聯時重複了盧卡奇的主旋律：「恩格斯指責黑格爾把物質臣服於思想法則。但是他自己卻做著同樣的事，因為他強使自然科學去証實那個他在社會的世界裡才發現的辯証理性。」35 施密特又繼承了這個觀點：「恩格斯在把辯証的運動形式安裝上一個唯物的標誌後，把它『運用』到自然現象上，而完全沒有顧及它的玄想意涵；辯証運動形式的真正改造――像馬克思所做和所能做的那樣――被這個唯物標誌替代了」。36 辯証一定是「歷史中的」、「實踐的」、「社會的世界」裡的，而不是「直觀的」或「自然界的」。也就是說：雖然人對自然世界可以採取一種旁觀的或客觀的態度，但對人類世界、對社會、對歷史卻不能，反而必須採用一種實踐的、涉入的態度。而所謂辯証，也正僅只成立在以這樣的態度面對人類社會之中。在這個觀點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差異也就在於：馬克思把辯証的運用領域或對象限定在人類社會，而恩格斯卻把它擴張到自然世界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種差異，根據馬庫色的觀點，其實已在馬克思和黑格爾的差異裡有其根苗了：「馬克思的辯証和黑格爾辯証的根本差別」在於：黑格爾的辯証歷程是「一個普遍的存有學的辯証歷程，. 34 35 36. Lukács, a.a.O., SS.61-62. J.-P. Sartre, Kritik der dialektischen Vernunft, Hamburg,1967, S.33. A. Schmidt, a.a.O., S.195..

(23) 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黑格爾」關係的討論. 153. 歷史在這裡是模彷著存有的形上歷程的」；而在馬克思的辯証裡，「現實的否定性則成為歷史性的條件，它不可以被實體化、成為某種形上的狀態。...辯証的整體再度包括了自然，但是只有當後者進入並限定了社會再生產的時候。」37 作為一個「歷史的方法」，辯証不只被限定在人類世界，而且也只有在一個特定的、即資本主義的社會裡才是有效的。例如柯希說：馬克思（和恩格斯――「如果我們把這兩位朋友間的一致性在這一點上視作既定的」38）只把「嚴格意義下的唯物的歷史觀和社會觀應用在市民社會的經驗研究上，而只在適合的地方才擴充應用到別的歷史階段上。」39 馬庫色遵循同一方向而指出：「當資本主義被否定了之後，社會過程就不再受盲目的自然法則支配了」，因為「矛盾」――它造成了唯物辯証――毋寧只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內部的具體的矛盾。40 同樣的觀點，也由第二代法蘭克福學派的施密特和哈伯瑪斯所繼承了。41. 六、反黑格爾的馬克思主義但是西歐的「多元馬克思主義」42. 之間並無「共識」。如果「第. 一位馬克思主義者」恩格斯的問題是「唯心辯証或唯物辯証」、是「概念的辯証或實際的辯証」；伯恩施坦和俄羅斯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在於：「在唯物辯証的情況下，它的科學性」；而「西方馬克思主義」. 37 38 39 40 41 42. H.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1954, p.314. K. Korsch, a.a.O., S.159. K. Korsch, Karl Marx, Hamburg, 1981, S.145. H.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p.317. A. Schmidt, a.a.O., S.192; J. Habermas, Theorie und Praxis, S.435f. 這是一本書的標題﹕W. F. Haug, Pluraler Marxismus, Berlin, 1985..

(24) 154 《揭諦》第四期 2002 年 7 月的問題在於：「唯物辯証是自然的或社會的」，那麼法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阿圖色 (L. Althusser) 毋寧在這個問題脈絡中開啟了一個新的向度，質言之：在理論建構中「科學的或意識型態的」辯証。在巴謝拉 (G. Bachelard) 的影響下，阿圖色進行了一個知識論的反省：把「理論」的「對象」嚴格地界定為「普遍性Ｉ」，它是永遠在理論之先就已被把握的「具體－現實」：無論是被意識型態地把握或是以科學方式被把握的。由於它一定是以某種方式被把握的，所以絕不能和「純粹的、客觀的『對象』」、即「所謂純粹現象」相混淆。因此，對他來說，馬克思的辯証既非無處不在的「現實運動」的法則，也不是人與自然間的所謂相互涉入關係，因為「現實」和「自然」都不是「理論」所能夠達到的，反而，它們毋寧「始終在思想之外而獨立存在（馬克思）」。43 馬克思的辯証因而也不是黑格爾式的，因為「馬克思主義原則上拋棄了原初哲學的意識型態謎思和它的有機概念，而代之以對於具體『對象』的複雜結構的既予性的承認」。在此條件下，「一點都不意外：在馬克思(1857)的導論和毛澤東(1937)的文章裡一點都看不到這種黑格爾式有機範疇的蹤跡。」44 馬克思的辯証指的毋寧是「歷程」：一個「上層決定」 (Überdeterminierung) 決定 (bestimmt)「總是已經給定了的複雜全體」的發展之歷程。45 在否決了所有黑格爾因素後，阿圖色在這裡承認：正是「這個決定性的哲學範疇，歷程」，是馬克思借用自黑格爾的，並且它也是所謂黑格爾辯証的「合理內核」。46 而馬克思也正是把這個範疇當作「普. 43 44 45 46. L. Althusser, Für Marx, Frankfurt/M, 1968, S.125f. Ebd., S.143f. Ebd., S.166. L. Althusser, Montesquieu, Rousseau, Marx: Politics and History, London, 1982, p.181f..

(25) 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黑格爾」關係的討論. 155. 遍性Ⅱ」而施用於李嘉圖（作為「普遍性Ｉ」）上，於是做出了他自己的理論（「普遍性Ⅲ」）。這樣，馬克思就把李嘉圖動了起來﹕馬克思成了「動態的李嘉圖」或「黑格爾化了的李嘉圖」。47 接近阿圖色學派的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內格理 (A. Negri) 將馬克思主義溯源於斯賓諾莎主義，因而相對於「霍布斯－盧梭－黑格爾」這一系資產階級觀點而樹立一「馬基維利－斯賓諾莎－馬克思」的傳統。48 這樣，馬克思與黑格爾的親屬關係很顯然是被拒絕了。此外，在他一九七八年應阿圖色之邀而在法國高等師範學院所作的授課演講中也指出：「我從不認為馬克思是黑格爾主義者」。雖然馬克思在《大綱》中無數次指涉黑格爾著作、使用黑格爾語彙，但是內格理提醒﹕在這些使用後，馬克思幾乎無例外地都緊接著表示：必須糾正它。例如說：「稍後就必須糾正這種唯心的表現方式，它帶來一種幻象 (Schein)：彷彿問題只在於概念的規定和這些概念的辯証似的」 (MEW42,85f)――所謂「糾正這種唯心的表現方式」，內格理說：這裡顯見「對黑格爾主義的深奧形式毫不縱容！」49 如果阿圖色還承認馬克思在「歷程」這個概念上對黑格爾的繼承，那麼這位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毋寧徹底拒絕了馬克思主義裡所有的黑格爾因素。同樣嚴厲的拒絕――儘管從不同的方向――，也被另一位義大利人做出了：德拉 - 弗帕 (Della-Volpe) 學派的代表者寇累提 (L. Colletti)。他遵循德拉-弗帕的軌跡50，堅持邏輯的「（不）矛盾律」是所有科學的原則，因而根本拒絕了辯証的可能。這樣，他不僅一方. 47. L. Althusser/E.Balibar, Reading Capital, London, 1979, p.92. A. Negri, Die wilde Anomalie, Berlin, 1981. 阿圖色有類似意見。見 Reading Capital, p.102. 49 A. Negri,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New York, 1991, p.57f. 50 Cf. G. Della-Volpe, Logic as a Positive Science, London, 1970. 48.

(26) 156 《揭諦》第四期 2002 年 7 月面相反於列寧的警句、一方面也相反於所有以黑格爾為導向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而宣稱：「黑格爾和《資本論》毫不相干。」51 馬克思之所以把資本主義看作是矛盾的，並不是因為對他來說，「像對黑格爾來說那樣，所有事情都是矛盾的」、從而資本主義――就像辯証唯物主義所相信的那樣――也和所有任何東西一樣是矛盾的；反而，他之所以把資本主義看作是矛盾的，是「因為資本主義本身就是一個顛倒的、頭腳倒立的東西。」52 相反於所有黑格爾式馬克思主義，寇累提獨樹一幟地強調了馬克思與康德的關係。一方面就歷史關係而言，寇累提相信康德「透過費爾巴哈的中介」而影響了馬克思。53 另方面就理論關係說，「馬克思 ――無論他自己是否知道、也無論是否透過中介的過程――清楚地得到這個原則：實際的存在，相較於任何蘊涵於概念裡的東西來說，總是『多出』了些甚麼。」54 換言之，思想 (ratio cognoscendi) 和存在 (ratio essendi) 間有著一個本質的區別，而黑格爾的神秘化，也就在於取消了這個區別。這個區別，對寇累提而言――一如對阿圖色而言 ――是極為重要的：「正是這個立場，才為任何唯物的認識論 (gnoseology) 提供了一個基礎性的起點，並使得科學免於成為形上學。」55. 51. L. Colletti, Marxismus und Dialektik, Frankfurt/M, 1977, S.27. Ebd., S.35ff. 53 L.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p.113. 這個觀點受到例如提帕納羅的質疑。Cf. S.Timpanaro, On Materialism, London,1975, p.79. 54 L. Colletti, Marxism and Hegel, p.122. 55 L. Colletti, „A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Interview”, in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1978, p.325. 52.

(27) 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黑格爾」關係的討論. 157. 七、結論若依循歷史進程，則「馬克思－黑格爾」關係展現了極為分歧而多樣的面貌。在馬克思那裡，黑格爾表現為「形式可取、而地位可議」的東西；在恩格斯那裡，則――因為問題被轉移成「究竟是唯心的或唯物的辯証？」――反過來，成為「形式可取、而內容可議」的東西。到了伯恩施坦與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問題進一步成了：「既然馬克思主義是唯物辯証，那麼這種辯証究竟是科學的或反科學的？」出於「旨趣」(Interesse)的差異，伯恩施坦和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對此問題有著全然相反的答案――但是，雖然他們對「科學」的認定南轅北轍，他們「都肯定科學」則一。然而當「科學」不再能保證西歐會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科學」作為「人對自然」的旁觀或直觀態度，卻又被黑格爾導向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質疑了：辯証不能存在於這種「人對自然」的態度中，反而只能存在於「人對人的」、「歷史的」、「實踐的」或「社會的」態度中。這種立場，再一次被反黑格爾的馬克思主義者質疑；真正的區分不在「自然／社會」，而是要拉回到馬克思原本意義的「嚴格的理論／非理論(意識型態)」的區別。如果撇開歷史進程的束縛，則「馬克思－黑格爾」關係大可以展現不同面貌。費徹 (I. Fetscher) 就曾得出一個「律則」：「辯証唯物主義愈是僵化成世界觀、愈是體系化，就愈是會強調與黑格爾的差異、甚至與他的對立；反之，那些從馬克思早年著作和他的無產階級學說出發的思想家，如盧卡奇、柯希和馬庫色，則都毫不避諱地強調了他們與黑格爾間的親近關係。」56 換言之，馬克思主義是否成為某. 56. I. Fetscher, Karl Marx und Marxismus, München, 1967, S.137f..

(28) 158 《揭諦》第四期 2002 年 7 月種僵固的教條，與它和黑格爾之間的親屬性恰成反比。但是，這個似乎超越歷史限制的「律則」，也許在六、七○年代「西方馬克思主義」高漲的年代是適用的；一旦拉大歷史的視野、把它放回歷史之中，卻也就立刻顯出了它的侷限：伯恩施坦正是把馬克思主義的僵化歸咎於「黑格爾矛盾辯証的殘餘」，而為了把人的行動從這種僵化中解放出來――這也是盧卡奇、柯希和馬庫色等等所努力的標的――，他呼籲擺脫黑格爾。反之，當列寧出現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教條派」的時候，他同時強調了馬克思與黑格爾之間的親屬性。拉大了歷史的跨距後，「黑格爾的」和「反(或非)黑格爾的」馬克思主義之間，也許本身反倒表現出了一種鮮被普遍注意的親近性：它們很多都理所當然地、亦即未經深究和反省地，就把馬克思主義視作兩個部分的結合：一是「普遍理論」，一是「應用理論」或「特殊理論」。例如伯恩施坦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就是由「純粹學說」（包括歷史唯物論、階級鬥爭學說等等作為「理論中的固定組成部分」）和「應用學說」（例如對各別歷史事件的主張）57 組成的。這個區別，在史達林的「欽定版」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裡出現為「辯証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在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裡出現為「方法」和「馬克思的研究結論」、在阿圖色那裡則出現為「普遍性Ⅱ」和「普遍性Ⅲ」。而哈伯瑪斯雖然反對恩格斯式的把「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區分為一方面科學、另方面科學結果的『技術性』應用的關係」，58 但是這並沒有妨礙哈伯瑪斯自己把歷史唯物主義區分為普遍的「歷史演化理論」（它和革命理論、革命策略相聯）和補充它的「部分理論」：. 57 58. Die Voraussetzungen..., S.29. Habermas, Theorie und Praxis, S.395..

(29) 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黑格爾」關係的討論. 159. 「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59 在這樣的區分下，發生「黑格爾本籍」問題的地方，無疑地都在於前者，也就是在於「普遍理論」（純粹學說、辯証唯物論、方法... 等等）。例如伯恩施坦在「唯物史觀」裡看到了黑格爾的套用、盧卡奇在方法的每一個細節裡都辨認得出黑格爾的蹤跡、阿圖色也認為黑格爾的「歷程」是馬克思的「普遍性Ⅱ」等等。問題只在是否承認這個「本籍」、以及承認或否認之後，各自依據某種立場而對此贊成或反對而已。換言之，有四種可能：一是承認黑格爾本籍，並予之以正面評價。這是當前詮釋馬克思的主流，包括了列寧、（早年的）盧卡奇、柯希、馬庫色等――雖然他們各自的立場以及對黑格爾的理解都不盡相同，而且即使贊成黑格爾本籍，也必定都以某種方式「倒轉」了它﹑或把它「唯物化」。二是承認黑格爾本籍，但予之以負面評價。例如伯恩施坦。三是否認黑格爾本籍，但予之以正面評價。例如第二國際的領袖們、阿圖色、史達林主義、寇累提等（雖然他們否認和贊成的理由不一）。四是否認黑格爾本籍，但予之以負面評價。這其實是黑格爾主義者的立場，在此暫不討論。60 以圖示之；. 59. Habermas, Zur Rekonstra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M, 1982, S.144. 60 關於這一立場，cf. G.Göhler, Die Reduktion der Dialektik durch Marx, Stuttgart, 1980..

(30) 160 《揭諦》第四期 2002 年 7 月. 對於這個關係的評價. 正面評價. 負面評價. 馬克思－黑格爾之繼承關係. II). I) 列寧(正統派) 有繼承關係盧卡奇、馬庫色…. 伯恩施坦(修正主義). (西方馬克思主義) IV). III) 第二國際領袖 (考茨基、盧笙葆) 無繼承關係. 德拉-孚帕、寇列提. (黑格爾主義). (受康德影響) 阿圖色、內格理 (結構主義). 這四（或三種）種立場，毋寧都各自能找到一些馬克思的原典來支持――因為馬克思對黑格爾本來就是又批判又繼承的――，但也正因為「都」能找到支持，所以也都各對彼此缺乏說服力。也就是說：當它們必須指出對方的理解為誤的時候，都因為對方可以有原典的支持而束手無策。這個情況，尤其發生在第一種可能的情況，也就是目前主流的馬克思詮釋：一旦馬克思被理解成一個黑格爾主義者，隨之.

(31) 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黑格爾」關係的討論. 161. 而來的任務就是去解釋：馬克思究竟如何「倒轉」了黑格爾？正是在這個問題上，主流詮釋莫衷一是。這種莫衷一是不僅顯出了它們對「倒轉」的理解有著各自的（非馬克思本人的）立場，而且也不能不啟人疑竇：究竟能不能在馬克思主義裡承認「黑格爾本籍」。如果這種混亂的「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狀況要得到一個解決，那麼解決的契機或許在於它們所共同分享的那個「普遍理論／特殊(應用)理論」的區分，以及，一個經常被忽略的線索：馬克思對黑格爾、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簡單地說，這裡必須決定的是：第一，「普遍理論／特殊(應用)理論」的區分究竟是什麼性質的區分？它們之間究竟是如何聯繫起來的？更具體地說：如果馬克思要建立一個普遍理論，那麼為什麼他要從資本主義這個特定的歷史階段著手？這個著手是不是有它的必然性？或者反過來：研究資本主義這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在什麼意義上可以把它普遍化成為一個「普遍理論」﹖ 第二，馬克思究竟在什麼意義下「批判」了黑格爾？「批判」並不是一個任意的字眼、不是一個任由人們填充的空格，反而，至少對於像馬克思這樣銖錙必較的思考者來說，它顯然有著哲學上的精確意義。但是這個意義是什麼呢？這卻是歷來研究馬克思的人很少注意的。如果能對這兩個問題做出合適的解答，那麼也許馬克思對黑格爾欲拒還迎的曖昧態度就可以得到一個適切的理解了。.

(32) 162 《揭諦》第四期 2002 年 7 月. 參考書目列寧，《列寧全集》，北京，1963。張君勱，《辯証唯物主義駁論》，收入，中國民主社會黨印贈，《張君勱先生九秩誕辰紀念集》，台北，1976。 Althusser, Louis, Für Marx, Frankfurt/M, 1968. Althusser, Louis/E.Balibar, Reading Capital, London, 1979. Althusser, Louis, Montesquieu, Rousseau, Marx: Politics and History, London, 1982. Anderson, Perry,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1976. Bernstein, Eduard, Zur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Sozialismus, Gesammelte Abhandlung, Berlin/Bern, 1901. Bernstein, Eduard, Die Vo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 und die Aufgabe der Sozialdemokratie, Hamburg, 1969. Carver, Terrell, Marx and Engels: The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 Bloominton, 1983. Colletti, Lucio, Bernstein und der Marxismus der Zweiten Internationale, Frankfurt/M,1968. Colletti, Lucio, From Rousseau to Lenin, London, 1972. Colletti, Lucio, Marxism and Hegel, London, 1973. Colletti, Lucio, „Introduction to 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London, 1975. Colletti, Lucio, Marxismus und Dialektik, Frankfurt/M, 1977. Colletti, Lucio, „A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Interview”, in Western Marxism: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1978. Della-Volpe, Galvano, Logic as a Positive Science, London, 1970. Fetscher, Iring, Karl Marx und Marxismus, München, 1967. Göhler, Gerhard, Die Reduktion der Dialektik durch Marx, Stuttgart, 1980..

(33) 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黑格爾」關係的討論. 163. Gustafson, Bo, Marxismus und Revisionismus, Frankfurt/M, 1976. Habermas, Jürgen, Theorie und Praxis, Frankfurt/M, 1982. Habermas, Jürgen, Zur Rekonstraktion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M, 1982. Haug,W. F., Pluraler Marxismus, Berlin, 1985. Huster, Ernst-Ulrich, „Theorie und Praxis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 in Franz Neumann(Hrsg.), Handbuch Polutischer Theorien und Ideologien, Hamburg, 1977. Jowtschuk, M. T., „Engels, Plechanow und die russische revolutionäre Bewegung am Ende des 19. Jahrhundert“, in M. Klein u. H. Ley (Hrsg.), Friedrich Engels und moderne Probleme der Philosophie des Marxismus, Berlin, 1971. Klein, M, u. H. Ley (Hrsg.), Friedrich Engels und moderne Probleme der Philosophie des Marxismus, Berlin, 1971. Köhnke, K. C., Entstehung und Aufstieg des Neukantianismus, Frankfurt/M, 1986. Kolakowski, Lescek, Die Hauptströmungen des Marxismus, 3Bd., München, 1978. Korsch, Karl, Marxismus und Philosophie, Frankfurt/M, Köln.1975. Korsch, Karl, Karl Marx, Hamburg, 1981. Lenin, Über Hegelsche Dialektik, Ausgewählte Texte, Leipzig, 1986. Leonhard, Wolfgang, Eurokommunismus: Herausforderung für Ost und West, München, 1978. Lukács, György, Geschichte und Klassenbewußtsein, Neuwied/Berlin, 1968. Lutz-Bachmann, Matthias, Geschichte und Subjekt, Freiburg, 1988. Luxemburg, Rosa, 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 in Gesammelte Werke, Bd.1/1, Berlin, 1974. Marcuse, Herbert, Reason and Revolution, New York, 1954. Marcuse, Herbert, Die Gesellschaftslehre des sowjetischen Marxismus, Darmstadt, 1964..

(34) 164 《揭諦》第四期 2002 年 7 月 Marx, Karl u. F. Engels, Marx Engels Werke, Berlin, 1967ff, 簡寫為 MEW, 其後阿拉伯數字為卷數，逗號後為頁數。 Merleau-Ponty, Maurice, Humanismus und Terror, Frankfurt/M, 1966. Negri, Antonio, Die wilde Anomalie, Berlin, 1981. Negri, Antonio, 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New York, 1991. Neumann, Franz (Hrsg.), Handbuch Polutischer Theorien und Ideologien, Hamburg, 1977. Rosdolsky,Roman,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des Marxschen >Kapital<, Frankfurt/M,1968. Sandkühler, H.J. u. R.de la Vega (Hrsg.) Marxismus und Ethik, Frankfurt/M, 1970. Sartre, J.-P., Kritik der dialektischen Vernunft, Hamburg,1967. Schmidt, Alfred, Der Begriff der Natur in der Lehre von Marx, Frankfurt/M,1978. Stalin, Über dialektischen und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Frankfurt/M, 1959. Timpanaro, Sebastiano, On Materialism, London, 1975. Vorländer, Karl, Kant und Marx, Tübingen, 1911. Vranicki, Predrag, Geschichte des Marxismus, 2 Bd., Frankfurt/M,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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