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杭舊夢--兩宋都城的地理想向與歷史集體記憶：以《東京夢華錄》、《夢梁錄》、《武林舊事》等宋元筆記為主要考察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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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南論衡：2009 年全國研究生漢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2010 年 6 月 57-76 頁. 汴杭舊夢——兩宋都城的地理想像與歷史集體記憶：以《東京夢華錄》、《夢粱錄》、《武林舊事》等宋元筆記為主要考察對象. 黃淑祺 . 摘要在兩宋以遷都延續王朝生命的時空背景下，文化重心的轉移使對舊都的記憶再現與對新都的現時體驗產生極大的認同問題，這批政治移民掌握政治力量，將舊文化帶入新地方（Place），使新舊文化與價值體系產生某種意義上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本文擬從「民族想像」與「集體記憶」的觀點切入，以宋元時期幾部具有仿擬性質的文人筆記觀察此一現象，並討論這些具備「圖經」或「方志」特色的「筆記」開創了一種新的敘事體裁的可能。《東京夢華錄》作者孟元老是南渡的北宋遺民，在南宋初年記北宋汴京盛事，再現了對故國追思的主體意識。《夢粱錄》作者吳自牧在南宋年間，鑑於太平日久，北方外族進逼，杭人卻猶身在夢中，因此心生「悲未來」的感慨，彷彿已預期南宋的滅亡而言「對時行樂」，將生命價值濃縮在強烈的「現時感」中。周密《武林舊事》成書於南宋滅亡後，與「夢華」、「夢粱」依序建構了從南宋初年到至元朝初年的兩宋文化敘事與遺民書寫。各書依作者身份而有不同的敘事取向，展現在字裡行間，因之形成不同的都城氣氛與時令節奏。關鍵詞：遺民書寫、集體記憶、認同、空間、宋元筆記. . 作者為國立政治大學中文所博士生.

(2) 58 道南論衡：2009 年全國研究生漢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一、前言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立基於社會學與歷史學觀點，提出想像民族（nation）的概念。民族此一「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的記憶再現與建構，處處透露想像主體的認同痕跡，此一認同乃建立在宗教、語言、政治、文化等方面，並透過敘事（narrative）留下印痕。因此，探討文學作品如何重現（present）人類對民族共同體的想像乃成為人文社會學科可據以操作的理論。杜讚奇（Prasenjit Duara）批判安德森的民族概念時，認為中國早就有類似於「民族」的想像了；對中國而言，嶄新的事物不是「民族」這個概念，而是西方的民族國家體系。 1 以此觀點考察中國史上以遷都延續王朝生命的朝代，其地理或歷史文化的想像都可能出現微妙的變化與認同問題，此問題不盡然是受異族統治的認同危機，也包括在政治或其他遷都因素下，文化重心轉移、移民潮對舊都的記憶建構與對新都的現時體驗。這一批政治移民將舊文化帶入新地方（Place）2 ，使新舊文化與價值體系產生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3 歷史上的東周、東漢、東晉，南宋，都發生過地域性的文化融合與價值體系的範疇轉移。「偏安」新都，並追憶前代都城繁華，在同代兩朝的人們心中，必然產生諸多的認同問題，且常被視為「遺民」論述。 4 明代宋敏政《宋遺民錄》錄寫南宋王炎午、謝翱等事蹟，賦予遺民「忠義」的定義。 5 顧炎武〈廣宋遺民錄序〉亦以明遺民的身份，試圖召喚宋遺民志士的英靈，追慕同類友朋。 6 北宋靖康之難，有一群南渡文人作為政治移民／遺民，其文化與認同的失落被保存在宋代筆記裡，自成一種特殊的敘事，通過介於正史與雜記之間的體裁，以兼具瑣碎與完整結構的筆記形式再現記憶，並藉此召喚同一代人的集體感受。 7 南宋初年，孟元老以《東京夢華錄》追憶前朝舊事，文中多記宋徽宗崇寧至宣 1. 2. 3. 4. 5 6 7. 引自吳睿人〈認同的重量：《想像的共同體》導讀〉一文。原概念乃參酌芝加哥大學杜讚奇教授《護史退族—現代中國的問題敘事》第二章中，與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之對話。（見班納迪克‧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臺北：時報文化，1999 年，頁ⅩⅤⅡ）。「地方」（Place）的概念，據潘朝陽綜合段義孚、芮查（Edward Relph）等人說法：「一個地方，即是被主體我佔有居存的空間，在其中不斷生發存有意義，使此原本空洞、抽象的空間轉化成涵詠蘊具人文與生命意義的空間。」（見〈空間‧地方觀與「大地具現」暨「經典訴說」的宗教性詮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0 卷 3 期，2000 年 9 月，頁 169-188。頁 178。）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一詞源於拉丁文intertexto，意爲在編織時加以混合。在文學理論中，「互文性」意指通過歸因發現某一文本是從其他文本中析取或據以建構的。互文性並非單指文本之間的關係而言，歷史的、社會的條件同樣是改變與影響文學實踐的重要因素，讀者先前的閱讀經歷、知識儲備和在文化環境所處的地位也形成至關緊要的互文性。此術語乃後結構主義學者克里絲蒂娃（Julia Kristeva，1941—）於 1960 年代提出。《詩經‧黍離》、《世說新語》「新亭對泣」、庾信〈哀江南賦〉等，皆被學界視為「遺民書寫」的面向（見鄭毓瑜：《文本風景》，臺北：麥田出版社，2005 年，頁 224。）【明】宋敏政：《宋遺民錄》，臺北：廣文出版社，1968 年。【清】顧炎武：《亭林詩文集》〈廣宋遺民錄序〉，北京：中華書局，1983 年，頁 33。假使文學體裁的選擇是主體意識的展現，那麼選擇頗能體現自我生命情調的「筆記體」，正可看出以「筆記」再現記憶的自覺意義。.

(3) 黃淑祺：〈汴杭舊夢——兩宋都城的地理想像與歷史集體記憶： 59 以《東京夢華錄》、《夢粱錄》、《武林舊事》等宋元筆記為主要考察對象〉. 和年間事，緬懷昔日繁華如「華胥之夢」 8 。南宋吳自牧《夢粱錄》擬「黃粱夢」而作是書， 9 行文間帶有強烈的自覺意識。元初宋人周密《武林舊事》書寫都城臨安，史料來源多據「曩於故家遺老」及「退璫老監談先朝舊事」10。此三書皆偏重對歲時文化與都城地方的紀錄，從書前序言可知，作者希冀透過書寫「再現」並「召喚」某個時代的「記憶」，因此具有強烈的「現時性」。此三書在體裁與記事分類上頗為相似，具有承襲的關係。宋代筆記大興，展現士大夫退朝後的心靈內涵。11 本文擬自宋元筆記中，以體裁相似，且書寫目的頗具共性的三本筆記，藉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的概念出發，結合莫里斯‧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論述，探討在特定時代裡，某一代人的集體記憶，與其想像歷史、再現歷史，並在新文化中尋找認同的痕跡，其間涉及共時性的歷史記憶與歷時性的文化變遷，也許能藉由梳理上述書籍的共通與異質處，得出有意義的觀察。. 二、《東京夢華錄》作為一種新筆記形式的接受與認同（一）《東京夢華錄》、《夢粱錄》、《武林舊事》的創新與沿革１.召喚同時代人記憶的《東京夢華錄》《東京夢華錄》，孟元老著，孟氏生平無可考，據清人常茂徠推測，此人可能是為宋徽宗督造艮嶽的孟揆，理由是艮嶽乃宣和時代著名的汴京地景，「夢華」一書卻無一字提及。12 雖無法確定作者身分，但可自序中得知書成於南宋紹興十七年（1147），所記大抵是崇寧到宣和（1102-1125）年間北宋汴梁之事。書中對於宮廷儀仗、歲時文化所記之詳，雖與正史略有出入，但仍被視為史料而加以研究，近年來雖有學者從「都市文學」的角度，為這類筆記賦予新的詮釋， 13. 8. 但卻鮮少注意在筆記史的發展裡，《東京夢華錄》作為一種新筆記形式的可能與. 《東京夢華錄》序：「古人有夢遊華胥之國，其樂無涯者，僕今追念，回首悵然，豈非華胥之夢覺哉。《列子‧黃帝篇》記黃帝晝寢夢遊華胥氏之國，而得天下大治。推測孟元老提及「夢遊華胥」，而將書名定為「夢華錄」，可見其追念前朝「樂無涯」的情感。（見孟元老：《東京夢華錄外四種》臺北：大立出版社，1980 年，頁 1。） 9 吳自牧：〈夢粱錄序〉，收於《東京夢華錄外四種》，頁 129。 10 周密：〈武林舊事序〉，收於《東京夢華錄外四種》，頁 329。 11 宋代諸多筆記作者將其書置於「補正史不足」的脈絡。如《歸田錄》序：「歸田錄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不記，與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錄者，錄之以備閒居之覽也。」（歐陽修：《歸田錄》，北京：中華書局，1981 年，頁 3。）又《春明退朝錄》序：「熙寧三年，予以諫議大夫奉朝請，每退食，觀唐人洎本朝名輩撰著以補史遺者，因纂所聞見繼之。」（宋敏求：《春明退朝錄》，北京：中華書局，1980 年，頁 1。）足見宋代士人具備強烈的史學意識。 12 此推論見孟元老：《東京夢華錄外四種》書前編輯序，頁 3。 13 如悉如谷（Stephen H. West）：〈皇后、葬禮、油餅與豬——《東京夢華錄》和都市文學的興起〉，.

(4) 60 道南論衡：2009 年全國研究生漢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開展。根據《夢華錄》自序：僕從先人宦遊南北，崇寧癸未到京師，卜居於州西金梁橋西夾道之南。漸次長立，正當輦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班白之老，不識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易，會寰區之異味，悉在庖廚……瞻天表則元夕教池，拜郊孟享。頻觀公主下降，皇子納妃……僕數十年爛賞疊遊，莫知厭足。一旦兵火，靖康丙午之明年，出京南來，避地江左，情緒牢落，漸入桑榆。暗想當年，節物風流，人情和美，但成悵恨。近與親戚會面，談及曩昔，後生往往妄生不然。僕恐浸久，論其風俗者，失於事實，誠為可惜，僅省記編次成集，庶幾開卷得覩當時之盛。古人有夢遊華胥之國，其樂無涯者，僕今追念，回首悵然，豈非華胥之夢覺哉。目之曰《夢華錄》。然以京師之浩穰，及有未嘗經從處，得之於人，不無遺闕。倘遇鄉黨宿德，補綴周備，不勝幸甚。此錄語言鄙俚，不以文飾者，蓋欲上下通曉爾，觀者幸詳焉。 14 崇寧至宣和年間，北宋經濟文化各方面皆因「太平日久」而達顛峰。凡舉朝廷儀制，民間新聲、四方珍奇都匯聚汴京。「頻觀公主下降，皇子納妃」顯見當時王室禮制成為民間百姓生活的內容。如此盛景在作者避地江左後，成為如夢般的記憶，「近與親戚會面，談及曩昔，後生往往妄生不然。」道盡新舊世代、習染不同地域文化的身分，造成過去記憶的斷裂。為保存或喚起過去那種可與親戚談論，並希冀能有「鄉黨宿德，補綴周備」的「集體記憶」 15 ，乃作《夢華錄》。以鄙俚語言書寫，則有「欲上下通曉，觀者幸詳」的預設期待，反映出孟元老寫作《夢華錄》的自覺意識。書中大量採寫歲時民俗的材料也非偶然。北宋崇寧至宣和年間，「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常民生活依照歲時節令作息，在此穩定的時序下，鋪衍都城匯聚四方文化精髓的繁勝，並以大量宮廷、市井、宗教勝地等空間的開展，容納近代商業、文化的瑣碎細節。以歲時節令的穩定時間為經，以宮廷到民間的空間展現為緯，以精緻的生活細節為骨肉，有別於過去其他零散、條列的風土記載或歲時雜記書籍，. 14 15. 收錄於《文學、文化與世變》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論文集，臺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2002 年，頁 197-218。孟元老：〈東京夢華錄序〉，《東京夢華錄外四種》，頁 1。法國學者莫里斯‧哈布瓦赫在社會學與心理學的基礎背景上，提出了「集體記憶」的可能性。他認為：「人們通常正是在社會之中才獲得了他們的記憶的。正是在社會中，他們才能進行回憶、識別與對記憶加以定位。……在此意義之上，存在著一個所謂的『集體記憶』和記憶的『社會框架』；從而，我們的個體思想將自身置身於這些框架內，並匯入到能夠進行回憶的記憶中去。」哈布瓦赫以美國林肯總統遇刺事件為例，試圖透過同一世代的人對事件的共同記憶，建立其不同於涂爾幹社會心理學過於重視個人記憶，而忽略社會「集體記憶」的理論。（莫里斯‧哈布瓦赫（Halbwachs，M.）著，畢然、郭金華譯：《論集體記憶》（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emoire），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年，頁 69。）.

(5) 黃淑祺：〈汴杭舊夢——兩宋都城的地理想像與歷史集體記憶： 61 以《東京夢華錄》、《夢粱錄》、《武林舊事》等宋元筆記為主要考察對象〉. 16. 顯見孟元老的《東京夢華錄》出於召喚過去集體記憶的自覺，開創筆記體的新形. 式，並被《夢粱錄》與《武林舊事》所繼承，儼然成為一種敘事典範。 2.召喚記憶與文化再現：《夢粱錄》及其他《夢粱錄》序曰：昔人臥一炊頃，而平生事業敭歷皆徧，及覺則依然故吾，始知其為夢也，因謂之「黃粱夢」。矧時異事殊，城池苑囿之富，風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疇昔哉！緬懷往事，殆猶夢也，名曰夢粱錄云。 17 本文對《夢粱錄》的成書年代取折衷說法，定於度宗之後，臨安失守以前。18 吳自牧以「黃粱夢」為喻，對臨安「城池之富，風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疇昔哉！」對南宋偏安江左的百年文化積累頗有「蕪城」的預見感。同樣描寫臨安都城，尚有耐得翁寫於理宗端平二年的《都城紀勝》與西湖老人的《西湖老人繁勝錄》。今所見《繁勝錄》全書已佚，遺文輯自《永樂大典》，由於未得見全書，因此無法納入本文脈絡加以討論。而《都城記勝》序曰：聖朝祖宗開國，就都於汴，而風俗典禮，四方仰之為師。自高宗皇帝駐蹕於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視京師其過十倍矣。雖市肆與京師相侔，然中興已百餘年，列聖相承，太平日久，前後經營至矣，幅輳集矣，其與中興時又過十數倍也……僕遭遇明時，寓遊京國，目覩耳聞，殆非一日，不得不為之集錄。其已於圖經志書所載者，便不重舉。此雖不足以形容太平氣象之萬一，亦髣髴名園記之遺意焉…… 19. 16. 北宋周煇《清波雜志》條記各地歲時民俗。南朝梁宗懍《荊楚歲時記》、北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則較有系統地以「歲時」為主體，根據歲時變化，羅列風俗的雜家之作，後二者在四庫全書中被歸入「史部‧地理類」，顯見歲時（一種時間觀）與地方（一種空間觀）息息相關。然而《荊楚歲時記》與《歲時廣記》的寫作動機並未將自身定位為地理志，《歲時廣記》更自我定位為「雜家」之作。（見陳元靚自序。） 17 吳自牧〈夢粱錄序〉，收於《東京夢華錄外四種》，頁 129。 18 《四庫總目》以序言「緬懷往事，殆猶夢也」，認為是宋亡以後所著。但序末署「甲戌中秋」，甲戌為宋度宗咸淳十年（1274），其時宋尚未亡，而有「甲戌」字乃訛錯之說。清代盧文弨〈夢粱錄跋〉認為「甲戌」是元朝元統二年（1334）。孫楷第說：「自牧此書，實成於度宗之後。」（見孫楷第〈傀儡戲考〉，原頁 43。）總之，成書年代仍應論在臨安失守之前較妥。（見《東京夢華錄外四種》編輯序之考證，頁五。）悉如谷以其對作品自身的分析，認為其書作於 1320 年之後，且部分抄自《武林舊事》（成書於 1280-1290 年），不知何據？（見悉如谷：〈皇后、葬禮、油餅與豬——《東京夢華錄》和都市文學的興起〉，註文 1。頁 197。）若以對文本本身的閱讀來判斷，本文採取的年代為咸淳十年（1274）的說法，理由在於文中處處瀰漫作者「悲未來」的「蕪城之感」，應屬王朝末世的悲歌。 19 耐得翁〈都城紀勝序〉，收於《東京夢華錄外四種》，頁 89。.

(6) 62 道南論衡：2009 年全國研究生漢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可見耐得翁有意記寫與官方圖經志書不同的臨安面貌，彷彿是圖經方志的「補遺」。同樣描寫文化民俗，但此二書著眼於南宋都城「臨安」的心態，已無初渡江時，文人偏安江左的歷史傷痕。儘管耐得翁希望藉由狀寫都城的繁勝來達到如《洛陽名園記》所寄託公卿大夫「放乎一己之私意，而忘天下之治」20 的深意，但也顯出由於偏安日久，兩宋都城汴、杭的政治與文化地位已產生改變。這兩本筆記都是當代人記當代事，不似孟元老「情緒牢落」，也沒有吳自牧的末世感。宋高宗駐蹕臨安之初，一切禮儀因戰亂俱從簡，政權不穩固與金人侵逼，使北方移民／遺民對北宋舊都產生緬懷與嚮往。這種過渡時期的心理，使南渡的北客心中產生政治與文化上的認同危機，孟元老即是一例。21 在孟元老心中，繁華的汴京有如「樂無涯」的華胥之國，心嚮往而不能復及，感慨繫之。到了宋理宗端平年間，距偏安江左又過了百餘年，「太平日久」，這代人似有意識地割裂新城臨安與「舊都汴京」的聯繫。「都城」與「西湖」二書俱有意撇除北方文化對南方的影響，彰顯臨安的文化與政治首都地位，可視為一種文化認同的再建構。《夢粱錄》成書稍晚於「都城」、「西湖」二書，有「蕪城」之感。22 書成未久，臨安即失守，使此書具有強烈的現實感。 3.追憶故宋的《武林舊事》周密《武林舊事》成書於宋亡以後， 23 整體的敘事語調偏向追憶。其序曰：乾道、淳熙間，三朝授受，兩宮奉親，古昔所無。一時聲名文物之盛，號「小元祐」。豐享豫大，至寶祐、景定，則幾於政、宣矣。予曩於故家遺老得其梗概，及客脩門閒，聞退璫老監談先朝舊事，輒耳諦聽，如小兒觀優，終日不少倦。既而曳裾貴邸，耳目益廣，朝歌暮嬉，酣玩歲月，意謂人生正復若此，初不省承平樂事為難遇也。及時移物換，憂患飄零，追想昔遊，殆如夢寐，而感慨係之矣。歲時檀欒，酒酣耳熟，時為小兒女戲道一二，未必不反以為誇言欺我也。每欲萃為一編，如呂滎陽《雜記》而加詳，孟元老《夢華》 20. 【宋】李格非：《洛陽名園記》，《欽定四庫全書‧史部三四五‧地理類》，臺北：商務書局，1983 年，據國立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頁 241。 21 「認同」，乃據美國著名的精神分析學家愛力克森（Erik H. Erikson）所發展出來的心理史學之概念。可見埃里克.H.埃里克森著，孫名之譯：《同一性：青少年與危機》（Identity：Youth and Crisis）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年。 22 鮑照《蕪城賦》描寫七國之亂，梁城戰後蕭條。這座荒蕪之城成為後世書寫亡國景象的典範。 23 夏承燾考證《武林舊事》一書約撰成於 1280 至 1290 十年間。理由是「至元二十八年（1291），周密六十歲，齊東野語成。戴表元野語序作於此年孟春，書中卷四潘庭堅、王實之條云：『庚子、辛丑，先君子左潤漕幕……轉眼今五十年矣。』庚子為嘉熙四年（1240），距此五十年，知成書在此時。」（夏承燾：《唐宋詞人年譜》，頁 358-359）轉引自孟元老：《東京夢華錄外四種》編輯序，頁五-六。）.

(7) 黃淑祺：〈汴杭舊夢——兩宋都城的地理想像與歷史集體記憶： 63 以《東京夢華錄》、《夢粱錄》、《武林舊事》等宋元筆記為主要考察對象〉. 而近雅，病忘慵懶，未能成書。世故紛來，懼終於不暇紀載，因摭大概，雜然書之。青燈永夜，時一展卷，恍然類昨日事，而一時朋遊淪落，如晨星霜葉，而余亦老矣。噫，盛衰無常，年運既往，後之覽者，能不興愾我寤嘆之悲乎！ 24 周密先世為濟南人，後徙吳興，他身不逢元祐、政、宣時期，《武林舊事》亦成書於元代，序中充滿對故宋的追思，與《夢華錄》對北宋盛世的追憶情感相當接近，且懷有一份生不逢盛世的感慨。這種對於故國文化的認同，也許在異地（如孟元老之於臨安）或異代（如周密之於元朝）的背景下襯托下，更顯清晰。以成書先後來看，《東京夢華錄》展現了北客南渡的心理狀態與對故都曩昔文化的憧憬；《都城記勝》與《西湖老人繁勝錄》於書中屢稱臨安為「都城」，稱杭人為「都民」，是南宋當代之人寫當代之事；再次，《夢粱錄》字裡行間以「追過去而悲未來」的語調預告南宋即將滅亡；《武林舊事》在宋亡之後，更以宋遺民的身分，展現對故國文化的追思。這五部書籍可說充滿了時代感，在兩宋興亡間，體現了當時代人對於都城（汴京與杭城）文化的情感與記憶。（二）官方地志、圖經與個人地理類筆記的記事意義宋初朝廷廣蒐地方圖經， 25 方志纂修較前代尤為重視。 26 以臨安為例，今尚存官修「臨安志」三種，分別為南宋孝宗時，周淙《乾道臨安志》、南宋理宗時，施諤《淳祐臨安志》、南宋度宗時，潛說友《咸淳臨安志》。但汴京卻無志。27 明代李濂《汴京遺蹟志》序曰：天子建都之地曰關中、曰洛陽、曰建業、曰汴梁、曰臨安……獨吾汴自五代以迄於宋，久為帝都，而紀載之書無聞焉。幸微有孟元老東京夢華錄一帙，蕪葳猥瑣無足觀者，余總角時聞先生長者亟稱宋敏求東京記、王權夷門記頗. 24 25. 26. 27. 周密〈武林舊事序〉，收於《東京夢華錄外四種》，頁 329。宋初討平五代，即搜索其圖籍（包括地圖或地志），用以考知州縣戶口多寡。除了廣搜圖籍，並有專司全國繪圖工作之官員。《宋史‧職官志》：「職方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圖籍，以周知方域之廣袤，及郡邑鎮砦道里之遠近。凡土地所產，風俗所尚，具古今興廢之內，州為之籍，遇閏歲造圖以進。」（頁 3856）張津《乾道四明圖經》序：「山海有經，輿地有圖，郡邑有圖經，此古今所共由，而一日所不可闕也……爰自大觀元年，朝廷創置九域圖志局，命所在州郡編纂圖經…….」（［宋］張津《乾道四明圖經》，收於《宋元地方志三十七種》，臺北：國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81 年，頁 4599。）據崇文總目、中興館書目、通志藝文略、郡齋讀書志、直齋書錄解題、宋史藝文志及輿地紀勝所載或引述之全國方志，凡二百八十九種。宋代時，汴京無專志。雖有《太平寰宇志》、《輿地廣紀》、《輿地勝紀》等全國性的地志，但卻無東京志，與南宋以後「臨安志」屢出的情況相距甚大。.

(8) 64 道南論衡：2009 年全國研究生漢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為明悉，而未之見間…… 28 明代以前，汴京無志，宋敏求《東京記》亦已不傳。孟元老是宋徽宗時人，徽宗大觀年間創置「九域圖志局」，命所在州郡編纂圖經，宋朝廷對地方圖籍的重視，可能影響了孟元老對於《夢華錄》的撰寫，使該書有別於其他宋代筆記，而近於方志。「夢華」共分十卷，卷首以新舊京城的空間描述，展現出北宋建都汴京的盛世氣象，全書體例頗類北宋史館大量蒐集的圖經方志。除了都城具體空間的展現外，作者亦透過歲時節令展現時間軌跡。以空間為經，以時間為緯，貫串宮廷與庶民的生活圖景，交織成《夢華錄》的都城景觀。以南宋度宗時官修《咸淳臨安志》為例，內容共一百卷，分為：宮城圖、宮闕、郊廟、朝省、六部、諸寺、秘書省、國史院、敕令所、諸監、大宗正司、省所、院轄、監當諸局、三衙、內諸司、學校、貢院、宮觀、祠廟、苑囿、禁衛兵、省院兵、欑宮、館驛、賦詠、圖、疆域、山川、詔另、御製、秩官、官寺、文事、武備、風土、貢賦、人物、祠祀、寺觀、園亭、冢墓、恤民、祥異、紀遺等。「乾道」、「淳祐」兩志，也將宮闕、郊社 29 等位於禁中的建築置於首卷，足見這是南宋官修方志的基本體例。從篇目與內容的安排來看，《夢華錄》與《武林舊事》都有套用方志體例的痕跡，其寫作動機與目的乃出於對「歷史（夢華／舊事）」的紀錄。而《夢粱錄》雖先寫歲時節令，但書後有大量篇幅與體例很接近《咸淳臨安志》，就成書時間而言，「咸淳志」在度宗時完成，稍早於《夢粱錄》。《夢粱錄》全書二十卷，前六卷記歲時，從正月元旦大朝會到十二月除歲，次第記載。第七卷起至第十卷記杭州都城的空間配置，記載都城四方，重要河道、宮殿、諸司、府治、王宮等。十一、十二卷記特杭州景點及西湖。杭人喜出遊，各地山嶺井泉名勝是杭人生活中的重要一環。十三卷記學校，十四卷記宗教祭祀。十五卷至二十卷，彷彿臨安地理志，詳列民俗、物產等。是書徵引資料豐富，顯見吳自牧並非僅是根據個人的記憶加以撰寫，而是有意蒐羅史料，加以編排，以完成其記憶臨安的目的。「夢粱」近於「咸淳志」，證據在《夢粱錄》卷十七中，錄有：歷代人物、狀元表、武舉狀元、后妃列女、歷代方士、歷代方外僧、行孝等。卷十八又錄有：民俗、戶口、物產、免稅、恩霈軍民、恤貧濟老。其內容幾乎與《咸淳臨安志》編排的內容相同，且《夢粱錄》屢次徵引「咸淳」、「淳祐」、「乾道」等志， 30 這是《夢. 28. 【明】李濂《汴京遺蹟志》，《欽定四庫全書‧史部三四五‧地理類》，臺北：商務書局，1983 年，據國立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頁 516-517。 29 《淳祐臨安志》開頭記「城府」、「城社」。即「乾道志」的「宮闕」、「郊社」。「政」與「祀」，正是一國首都維護正統的兩件最要大事。 30 《夢粱錄》卷十一記「井泉」條：「……俱按咸淳志所載而述之也。」（頁 225）；卷十八「戶口」一條，徵引宋太平寰宇記、九域志、中興兩朝國史、乾道志、淳祐志、咸淳志等史料。（頁 281-282）.

(9) 黃淑祺：〈汴杭舊夢——兩宋都城的地理想像與歷史集體記憶： 65 以《東京夢華錄》、《夢粱錄》、《武林舊事》等宋元筆記為主要考察對象〉. 華錄》所未見的。當然，這或許是因為汴京沒有方志的緣故，是以孟元老無從徵引， 31. 因此特別以官方地志的敘事體例再現汴京盛事，這與宋代朝廷重視圖經、地志的. 編撰應有密切關連。《武林舊事》分十卷，以宮廷儀仗活動作為開端，次記杭州都人遊幸，對於一位南宋遺民而言，這種接近官方地志書寫的敘事方式也許有其國族認同的考量。其卷七專記「乾淳奉親」一事，可補正史。 32 大體而言，這部筆記的形式比「夢粱」更為接近「夢華」。書中所記，亦時指出某種習俗乃「東都遺風」，如「元夕」一條，指出「掃街」拾遺之事，「亦東都遺風也。」 33 ，顯然不僅是追憶南宋，而是對整個宋代的追思，據其自序所言，以「夢華錄」作為敘事典範而語言近雅，非屬虛言。官修地志往往帶有高度的政治意識，並非作者主體意識的獨立創作。宋代雜記式的「筆記」大量出現。這種掙脫形式束縛的自由文體，在私人著述風氣甚盛的宋代勃然興起。然而本文著意討論的三書，卻是在作者自覺意識下所編撰的具有高度政治意識的筆記作品。孟元老以展現個人主體意識為主的筆記體裁，結合朝廷的方志體例，字裡行間寄託作者與特定「同一代人」的集體記憶，與《夢粱錄》、《武林舊事》等書存在著敘事典範的接受現象。當然，這三本筆記所試圖召喚的「同一代人」，仍有明顯不同。孟元老召喚南渡北客對於汴京的繁華記憶，書中頻頻描述宮廷儀節，字裡行間充滿政治與文化上的認同。吳自牧《夢粱錄》的資料來源以官方地志及當時可見的眾多文獻而來，結合個人記憶，對時感慨。周密先世為官，所記史料可信度極高，他以補充國史的方式，建構個人的家族國史，使《武林舊事》充滿周密的家國想像與童年記憶的追思。固然此三書之於「代」的概念有異，但無論是召喚同一代人，或同時代人，乃至召喚個人的記憶，皆是記憶召喚之作，配合書籍的形式與卷次內容安排，可以窺見作者如何將各自的記憶安置於敘事之中。. 三、宮廷與儀式的政治敘事（一）《東京夢華錄》的政治空間 1.以三重城牆分配都城空間 . 31. 32. 33. 悉如谷從《東京夢華錄》前三、四段文字夾注，推測正文可能抄錄自宋敏求（1019-1079）《東京記》。（見氏著：〈皇后、葬禮、油餅與豬——《東京夢華錄》和都市文學的興起〉，頁 204。）因《東京記》已佚，不能視為有效推論。此卷前有作者小序。所記南宋孝宗乾道、純熙年間奉親之事，頗有「起居注」遺意。（《武林舊事》，頁 467。）《武林舊事》，頁 371。.

(10) 66 道南論衡：2009 年全國研究生漢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後周世宗時擴建外城（羅城），是汴京作為近代手工業城市的開端。連接南北運河，以汴河作為經濟命脈的河道，是汴京重要的地理座標。卷首於舊京城後，介紹了穿城四河道。其次是大內、內外諸司位置。汴京有三重城牆，最內部為皇城，又稱大內；其外為舊城、又名裏城、內城；最外部為新城，亦名外城。皇城即唐時汴州之羅城，新城則為後周世宗時所築之新羅城。《夢華錄》卷一依次記「東都外城」、「舊京城」、「河道」、「大內」，以穿城「河道」對內連結城中各地，對外可運輸四方物產。所有大內禁中的事務皆由「內諸司」統理，諸司依重要性與需求，由近而遠分佈。「外諸司」則在禁中之外，界於裏城與外城之間，有各種作坊、庫房、養馬院、藥局、四方糧倉、軍營等，提供都城所需與軍備守衛。且不論書中史料的正確性，這種在卷首羅列城牆位置與都城核心所在的方式，類似宋代地志將「皇城圖」列於卷首的作法。大內之外是「御街」，以輻輳放射方式呈現城中各地街坊，顯現汴京作為首都的氣象與政治空間的體現。 2.官定節日的政治意涵中國以農立國，歲時節令在民間形成穩定的生活節奏。宋代官定節日立基於歲時，「活動」使節令時間產生意義。如卷六描述「正月」：正月一日年節，開封府放關撲三日。士庶自早互相慶賀……向晚，貴家婦女觀看，入市店飲食，慣習成風，不相笑訝。至寒食冬至三日亦如此。 34 年節由來已久，但是不同朝代，官方慶祝的方式有所不同。這種不同在王都最易體現。又如「元旦朝會」條：正旦大朝會，車駕坐大慶殿，有介冑長大人四人立於殿角，謂之「鎮殿將軍」。諸國使人入賀。殿庭列法駕儀仗，百官皆冠冕朝服，諸路舉人解首，亦士服立班……翌日詣大相國寺燒香，次日詣南御苑射弓，朝廷旋選能射武臣伴射，就彼賜宴，三節人皆與焉……伴射得捷，京師市井兒遮路爭獻口號，觀者如堵。 35 元旦朝會，百官、外國使臣前來祝賀，且有「伴射」等活動。御中伴射不僅是帝王與官員的活動，在都城中已成為「京師市井兒爭獻口號，觀者如堵」的同樂景觀。其他如「立春」鞭春牛、府前左右百姓亦賣小春牛。 36 元宵時，開封府絞縛山棚，立木正對宣德樓，游人集於御街兩廊下。至正月七日，坊市橫列三門，門上有大牌曰「宣和與民同樂」，宣德樓上有御座，宮嬪嬉笑之聲，下聞於外，萬姓皆在露臺 34. 《東京夢華錄》，頁 33。同上註，頁 34。 36 同上註，頁 34。 35.

(11) 黃淑祺：〈汴杭舊夢——兩宋都城的地理想像與歷史集體記憶： 67 以《東京夢華錄》、《夢粱錄》、《武林舊事》等宋元筆記為主要考察對象〉. 下觀看，樂人時引萬姓山呼。37 正月十四日，帝王車駕幸五嶽觀迎祥池，有對御（謂賜群臣宴）。駕入燈山賞燈時，御輦人員輦前喝「隨竿媚來」，御輦轉一遭，倒行觀燈山，謂之「鵓鴿旋」，又謂之「踏五花兒」，則輦官有喝賜矣。駕登宣德樓，遊人奔赴露臺下。38 透過這些描述可知，孟元老往往將帝王出駕、宮廷儀仗與民間百姓的活動並置書寫，形成一種「與民同樂」、「萬姓山呼」的情景，使汴京的年節空間格外具政治意義。至於帝王駕幸出遊的其他記載，如「駕幸臨水殿觀爭標錫宴」看水傀儡、「駕幸瓊林苑」賞花、「駕幸寶津樓宴殿」許士庶觀賞，呈引百戲。每遇大龍船出及御馬上池，則遊人倍增，諸如此類，說明汴京城中有許多空間往往是帝王與平民共賞，且互為景觀的。這種因「駕幸」降臨而改變原有空間性質的描寫，在《夢華錄》中不勝枚舉。《宋史》：「政和（徽宗年號）三年正月，詔放燈五日。五年十二月二十九日，詔景龍門預為元夕之具，實欲觀民風、察時態、黼飾太平、增光樂國，非徒以遊豫為事。」 39 可見官方以節令「觀民風、察時態」等增光樂國的心態。除了一般節慶外，宋代特別慶祝的一種節日，即是名為「聖節」的帝后壽誕。宋徽宗訂其生辰日為「天寧節」40。南宋以後，皇太后之生辰亦訂為聖節，如《夢粱錄》所載「皇太后聖節」以及四月初九，度宗生日，有「皇帝初九日聖節」一條。 41. 「聖節」在正史中最早的記載，見《舊唐書‧本紀‧武宗‧會昌元年以前》：「敕. 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降生日宜為降聖節，休假一日。」42 其後《舊五代史》之《梁書》、《唐書》、《晉書》等，皆有帝誕日明定為官方節慶的例證。《宋史‧志第六十五‧禮十五‧嘉禮三‧聖節》載：「……徽宗以十月十日為天寧節，定上壽儀…… 靖康元年四月十三日，太宰徐處仁等表請為乾龍節。建炎元年五月，宰臣等上言，請以五月二十一日為天申節，詔曰：『朕承祖宗遺澤，獲託士民之上，求所以扶危持顛之道，未知攸濟。念二聖鑾輿在遠，萬民失業，將士暴露，夙夜痛悼，寢食幾廢，況以眇躬之故，聞樂飲酒，以自為樂乎？非惟深拂朕志，實增感于朕心。所有將來天申節百官上壽常禮，可令寢罷。』……孝宗以十月二十二日為會慶節……理宗以正月五日為天基節，度宗以四月九日為乾會節，瀛國公以九月二十八日為天瑞節。其上壽稱賀之禮，大略皆如天申節儀。」43 爾後朝代雖有制定聖節，但規模遠 37. 同上註，頁 34-35。《東京夢華錄》，頁 35-36。 39 【元】脫脫：《宋史》，臺北：鼎文書局，1987 年，頁 2698-2699。 40 《宋史》：「徽宗以十月十日為天寧節，定上壽儀。」（頁 2674。） 41 《夢粱錄》，頁 155。 42 【後晉】劉昫：《新校本舊唐書》，臺北：鼎文書局，1987 年，頁 584。 43 《宋史》，頁 2671-2680。 38.

(12) 68 道南論衡：2009 年全國研究生漢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不及兩宋。《宋史》將「聖節」列入「吉禮」，顯示朝廷的重視，對聖節的「上壽」儀式亦有詳盡規定。渡江之初，因時局紛亂，上壽常禮暫時取消，孝宗以後才又常態施行。聖節除了「祀祖」以外，也是各地官員與外國使臣上壽的時機，官府明訂休假，使汴、杭百姓生活在一種極有政治秩序的時序裡，遇有聖節時，帝王權威的展現就格外濃厚。不同時代的帝王，雅好風尚略有差異，正是在這種「代」與「代」的差異中，體現某一代人的共同記憶而得以頻頻召喚。「與民同樂」的節慶文化在宋徽宗「政和」年間達到極致。 44 民風習奢日久，《夢華錄》以記錄徽宗「崇寧至宣和」年間事為主，正是整個北宋文化達到高峰的時代，一種大時間中的小時間觀——「代」的概念因而產生。孟元老試圖召喚「同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因為這是特殊的一個世代。特別是在南渡初期，宋高宗紹興年間，百廢待舉，一切儀制從簡，對比徽宗崇寧至宣和年間的繁華盛景，孟元老記憶都城、喚起過往繁華，夢遊華胥的寓意昭然若揭。 3.帝王祭祀活動的意義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夢華」、「夢粱」、「武林」三書中，雖然見不到「戰爭」描寫，卻皆以大量篇幅記錄帝王郊祀與特定節日的祭祀活動。在「太平日久」的偏安情況下，北方的威脅未曾一日稍減。而朝廷對於北方政策，三書裡全無記載，或可視為一種集體「失憶」，與繁華都城景觀的細緻描寫形成強烈對比。《禮記》述祭祖與祀神乃天子之禮，施行「祭祀」在禮法上，等同取得政治的合法與正統地位。宋代在太宗時首次進行泰山封禪。真宗偽造「大中祥符」天書，企圖以祀禮取得正統，對抗北方遼國。45 宋初開國，禮制仍在草創增補。真宗以後，歷代宋帝皆有增修禮書，如仁宗景祐四年，賈昌朝撰《太常新禮》及《祀儀》，皇祐中，文彥博又撰《大享明堂記》。「至嘉祐中，歐陽脩纂集散失，命官設局，主通禮而記其變，及新禮以類相從，為一百卷，賜名《太常因革禮》，異於舊者蓋十三四焉。」46 熙寧以後，祀儀別有改制，至元豐年間，太常博士楊完等人乃議宋代禮制的正確性，神宗命龍圖直學士宋敏求同御史臺、閤門、禮院詳定朝會儀注，大致 44. 宋徽宗除了為「天寧節」定「上壽儀」外，根據《宋史》：「皇太子冠儀，嘗行於大中祥符之八年。徽宗親製冠禮沿革十一卷，命儀禮局倣以編次。」可見徽宗重視禮制，且有另訂新制的傾向，如《宋史‧志九六》記徽宗「政和年間儀衛制」亦是一例。 45 《涑水紀聞》載，澶淵之盟後，宋真宗為洗刷恥辱，接受杜鎬建議，以「戎狄之性，畏天而信鬼神」，企圖引天命以自重，決策作天書。在祥符元年（1008）正月初三，真宗向大臣告知去冬十一月十七日夜曾獲天書「大中祥符」三篇，當年即改號為「大中祥符」，各地請封禪，六月六日，又有天書從泰山降下，至十月初四，封禪於泰山，往返凡四十七日，耗八百三十萬緡，其目的僅為欺契丹。」（見方豪：《宋史》，臺北：文化大學出版部，1979 年初版，2000 年再版，頁 109。）有關宋真宗作「大中祥符」天書一室的相關議題，亦可參見藍克立著，顧良譯：〈禮儀、空間與財政——11 世紀中國的主權重組〉，《法國漢學》第 3 輯，1998 年，頁 129-162 46 脫脫：《宋史》，頁 2422。.

(13) 黃淑祺：〈汴杭舊夢——兩宋都城的地理想像與歷史集體記憶： 69 以《東京夢華錄》、《夢粱錄》、《武林舊事》等宋元筆記為主要考察對象〉. 穩定了禮制規模。宋徽宗大觀初年，「置議禮局於尚書省，命詳議、檢討官具禮制本末，議定請旨，三年書成，為吉禮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度十六卷，頒焉。…… 其不奉行者論罪。宣和初，有言其煩擾者，遂罷之。」 47 由宋徽宗時設「議禮局」與廣頒新禮可知，徽宗頗有改制新禮的決心。南宋高宗年間，禮制未備，至孝宗朝，典章文物方有可稱述。此即《宋史》載：「理宗四十年間，屢有意乎禮文之事，雖曰崇尚理學，所謂『禮云禮云，玉帛云乎哉』，蓋可三歎。咸淳以降，無足言者。」 48. 綜言之，北宋禮制規模最為完備，大抵在徽宗朝；而南宋禮制大備，大抵在孝宗以後至理宗之時。特別是五禮之首的吉禮，主邦國神祇祭祀之事，在宋徽宗設置議禮局後，其禮制規模前所未有。《夢華錄》詳載徽宗郊祀禮儀，每遇三年一郊的「大禮年」，則首先從「宿太廟奉神主出室」、至「青城齋宮」，再至「郊壇行禮」，最後「交畢駕回」、「大赦」等過程，記述詳盡。郊祀時，「御路數十里之間，起居幕次，貴家看棚，華綵鱗砌，略無空閑去處。」49 可見郊祀大禮是體現一國繁勝氣象的最佳表述。除了「南郊」以外，《宋史》中亦載有「北郊」之禮。「南郊」祭天，「北郊」祭地，亦即祭祀后土。「明堂」祭祀祖先，是太廟宗法之禮。一年之中，大祀三十， 50. 小祀九，各依照時序，節次安排，與歲時緊密結合，透過朝廷制訂的禮制，頒令. 全國通行，民間習俗與祭祀活動充滿政治意涵，祭祀活動與都城空間形成某種「相互定義」（mutually defining）。 51 （二）《夢粱錄》的汴梁文化繼承與杭州新主體的展現沈士龍〈秘冊彙函本東京夢華錄跋文〉曰：「余嘗過汴，見士庶家門屏及坊肆闔扇，一如武林，心竊怪之，比讀東京夢華錄所載貴家士女小轎不垂簾幙，端陽賣葵蒲艾葉，七夕食油麵糖蜜煎果，重九插糕上以剪綵小旗，季冬二十四日祀竈，及貧人粧鬼神逐祟，悉與今武林同俗，乃悟皆南渡風尚所漸也。」52 可見北人南渡後將風俗帶到杭州的情況。《夢粱錄》的記載亦往往混雜汴、杭習俗，然而書中所記汴梁舊事，多會特別提點今昔之異同。如卷一「元宵」： 47. 脫脫：《宋史》，頁 2423。同上註，頁 2424。 49 《東京夢華錄》，頁 60。 50 《宋史‧吉禮》：「歲之大祀三十……」（頁 2425）。 51 此處使用鄭毓瑜在〈名士與都城〉一文中所參照的概念，其來源為：Elizabeth Grose,“Bodies-Cities”, in Beatriz Colomina ed.,Sexuality and Space（New York：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1992）,pp.241-243。 52 收錄於《東京夢華錄外四種》，頁 65。 48.

(14) 70 道南論衡：2009 年全國研究生漢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昨汴京大內前縛山棚，對宣德樓，悉以綵結，……上御宣德樓觀燈，有牌曰：「宣和與民同樂」。萬姓觀瞻，皆稱萬歲。今杭城元宵之際，州府設上元醮，諸獄修淨獄道場，官放公私僦屋錢三日，以寬民力…… 53 元宵節固然南北宋皆有，但臨安的元宵節慶有其地方特色，特別強調「昨汴京」、「今杭城」的差異，除了表現今昔之感外，亦突顯杭州作為南宋都城的文化主體地位，呼應吳自牧所說：「城池苑囿之富，風俗人物之盛，焉保其常如疇昔哉！」的感慨。描寫汴京風俗目的不在記憶汴京繁勝，而在對照杭城的風俗有別汴京，頗有憂慮杭州亦將如汴京繁華如夢的傷逝之感。又如「三月佑聖真君誕辰」條：三月三日上巳之辰，曲水流觴故事，起于晉時。……兼之此日正遇北極佑聖真君聖誕之日。……杭城事聖之虔，他郡所無。 54 「五月重午」：五日重午節，又曰「浴蘭令節」。……杭都風俗，自初一至端午日，家家買桃、柳、葵、榴、蒲葉、伏道、又併市茭、粽、五色水糰、時果、五色瘟紙、當門供養。……雖貧乏之人，亦且對時行樂也。 55 「茶肆」：汴京熟食店，張挂名畫，所以勾引觀者，留連食客。今杭城茶肆亦如之，插四時花，挂名人畫，裝點店面。 56 「酒肆」：曩者東京楊樓、白樊、八仙樓等處酒樓，盛于今日，其富貴又可知矣。且杭都如康、沈、施廚等酒樓店，及薦橋豐禾坊王家酒店、闇門外鄭廚分茶酒肆，俱用全桌銀器皿沽賣，更有碗頭店一二處，亦有銀臺碗沽賣，于他郡卻無之。 57 有以東京最為著名的酒樓與杭城最著者較量的意味。這種比較，正如《都城紀勝》序：「自高宗皇帝駐蹕於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視京師其過十倍矣。」 58 有南宋杭人對於自地文化風俗的崇尚之意。 53. 《夢粱錄》，頁 140。同上註，頁 146。 55 同上註，頁 156-157。 56 同上註，頁 262。 57 同上註，頁 264。 58 耐得翁〈都城紀勝序〉，收於《東京夢華錄外四種》，頁 89 54.

(15) 黃淑祺：〈汴杭舊夢——兩宋都城的地理想像與歷史集體記憶： 71 以《東京夢華錄》、《夢粱錄》、《武林舊事》等宋元筆記為主要考察對象〉. 除了強調汴、杭差異外，《夢粱錄》中亦記載許多僅在浙江的風俗，如「二月望」一條：仲春十五日為花朝節，浙間風俗，以為春序正中，百花爭放之時，最堪遊賞，都人皆往錢塘門外玉壺、古柳林、楊府、雲洞……等園，玩賞奇花異木。…… 59 又如「觀潮」：臨安風俗，四時奢侈，賞翫殆無虛日。西有湖光可愛，東有江潮堪觀，皆絕景也。每歲八月內，潮怒盛於常時，都人自十一日起，便有觀者，至十六、十八日傾城而出，車馬紛紛，十八日最為繁盛，二十日則稍稀矣。 60 遇有風俗與汴梁相同者，則往往改稱自古已有此制，或不特別提起。汴、杭風俗大抵相仿者，諸如「鋪席」、「夜市」、「團行」、「天曉諸人出市」、「諸色雜賣」等條，皆採類似的處理。《夢粱錄》素來被視為《夢華錄》擬作，有「合璧」或「雙璧」之說。61 張鳳池認為「夢華」與「夢粱」二書「一傷過去，一悲未來，具有深心。」62 精準拈出吳自牧「悲未來」的敘事基調，對於「現時」繁勝大多寓以「對時行樂」的寄託。這種「對時行樂」的想法在卷一至卷六，以時令體現朝廷與常民生活節奏的描述中十分明顯。如「暮春」：「當此之時，雕梁燕語……對景行樂，未易以一言盡也。」 63. 「五月重午」：「不特富家巨室為然，雖貧乏之人，亦且對時行樂也。」64 又如「六. 月崔真君誕辰」：「蓋此時爍石流金，無可為翫，姑借此以行樂耳。」65 又如「觀潮」：「是時正當金風薦爽，丹桂飄香，尚復身安體健，如之何不對景行樂乎？」66 無論是「對景行樂」與「對時行樂」，都暗喻眼前情景僅是一年荏苒時序中的短暫片刻，因此特別強調時令中的「對時性」，表現出「悲未來」的強烈感受，彷彿是對南宋政權即將消逝的預言。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夢粱錄》，頁 145。同上註，頁 163。「吳郡南濠居士都穆跋文」：「錢塘自宋南宋建都，其山川宮闕，衣冠禮樂，遂甲天下。而其時序土俗，坊宇遊戲之事，多以細瑣，不登史冊。自牧生長於宋，目擊其事，特為之紀述，則南宋雖偏安一隅，而承平氣象，猶可因此想見，亦一快也。先自牧有孟元老者，著夢華錄，載汴京故事，此續元老而作，殆合璧也。」（收於《東京夢華錄外四種》，頁 314。）又有張鳳池跋曰：「照曠從祖刻夢華錄告峻，謂池曰：『是錄也，方言俚語雜出，古藻不逮夢華，然一傷過去，一悲未來，具有深心，雙璧正合。』」（頁 315。）同上註。《夢粱錄》，頁 151。同上註，頁 157。同上註，頁 159。同上註，頁 163。.

(16) 72 道南論衡：2009 年全國研究生漢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夢華錄》在描述歲節時，往往彷彿回到汴京某時某地，追想往日上行下效的歲時文化，但時令間存有斷層，列舉出來的歲節往往只取足以誇耀的部分來記載。其歲時描寫則集中在第一卷到第六卷，作者以一種整體的時間流變來書寫歲時，頗近《禮記‧月令》與《荊楚歲時記》。比如記「正月」：「正月朔日，謂之元旦，俗呼為新年。一歲節序，此為之首。」67 記「四月」：「四月謂之初夏，氣序清和，晝長人倦」68，記「六月」：「六月季夏，正當三伏炎暑之時，內殿朝參之際，命翰林司供給冰雪，賜禁衛殿直觀從，以解暑氣。69 」記「九月重九」：「日月梭飛，轉盼重九。」70 記「十月」：「十月孟冬，正小春之時，蓋因天氣融合，百花間有開一二朵者，似乎初春之意思，故曰『小春』。月中雨，謂之『液雨』，百蟲飲此水而藏蟄，至來春驚蟄，雷始發生之時，百蟲方出蟄。」71 記「十二月」：「季冬之月，正居小寒、大寒時候。若此月雨雪連綿，以細民不易，朝廷賜關會，給散軍民賃錢，公私放免不徵。」 72 記「除夜」：「十二月盡，俗云『月窮歲盡之日』，謂之『除夜』。」 73. 歲時節令無法脫離人的活動而自成意義，吳自牧以時令更迭，營造出一歲之中，. 官方與常民生活的具體聯繫，如「七月立秋」一條：立秋日，太史局委官吏於禁廷內，以梧桐樹植於殿下，俟交立秋時，太史官穿秉奏曰：『秋來。』其時梧葉應聲飛落一二片，以寓報秋意。都城內外，侵晨滿街叫賣楸葉，婦人女子及兒童輩爭買之，剪如花樣，插于鬢邊，以應時序。 74 春夏秋冬本四時之序，但仍須先在禁廷中，由太史官奏曰：「秋來。」節氣方能成立，且迅速地影響到民間百姓剪戴楸葉「以應時序」，顯現《夢粱錄》狀寫習俗，多採取「官定之、民從之」的角度，並將國家祭祀活動依四時安置在時序裡，如正月時，車駕詣景靈宮孟饗。 75 四月初夏，駕詣景靈宮，行孟夏禮。 76 七月秋孟，車駕景靈宮行孟享之禮。77 九月，駕詣景靈宮，宿明堂齋殿行禋祀禮、放赦、郊祀年駕宿青城端誠殿行郊祀禮。78 十月，孟冬行朝饗禮遇明禋歲行恭謝禮。79 皆是如此。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夢粱錄》，頁 139。同上註，頁 152。同上註，頁 159。同上註，頁 164。同上註，頁 178。同上註，頁 180。同上註，頁 181。同上註，頁 159。《夢粱錄》：「十六夜收燈畢……駕出和寧門，詣景靈宮行春孟朝饗禮」（頁 141。）《夢粱錄》，頁 152。同上註，頁 159。《夢粱錄》：「向於咸淳年間，度宗親饗南郊祀，用正月朔正，係上辛行事。」（頁 175。）北宋帝王曾祭南郊與北郊，至南宋高宗時則再無行北郊之禮，可見南宋朝廷對於北郊望祭權宜改制，是以《夢粱錄》多只記明堂、孟饗及南郊而已。.

(17) 黃淑祺：〈汴杭舊夢——兩宋都城的地理想像與歷史集體記憶： 73 以《東京夢華錄》、《夢粱錄》、《武林舊事》等宋元筆記為主要考察對象〉. 時令有序，南宋都城在中興以後，太平日久的景象呼之欲出，即便常民歲時，，以杭城為「行宮」，到度仍有強烈的政治意義。從宋高宗將臨安視為駐蹕「行在」宗、理宗時，耐得翁、吳自牧等人，已視臨安超越汴京，正是一種文化主體的展現。（三）《武林舊事》的記憶再現與都城想像《武林舊事》雖然敘寫臨安，但所採取的角度偏向歷史回顧與記錄。周密在南宋滅亡後，根據「故家遺老」與「退璫老監談先朝遺事」而作此書。周密先世為濟南人，遷居吳興 80 ，其《齊東野語》自敘：曾大父扈蹕南來，受高皇帝特知，遍例三院，經躋中司。泰、禧間，大父從屬車，外大父掌帝制，朝野之故，耳聞目接，歲編日紀，可信不誣。我先君博極群書，習聞臺閣舊事，每對客語，音吐洪暢，纚纚不得休，坐人傾聳敬嘆，知為故家文獻也。 81 可見其家學淵源及史學素養。他並未生逢其時，南宋覆滅之際，其寫作透過再現南宋都城，試圖召喚自身對於故國文化的認同。在卷次安排上，把展現盛世氣象的帝王「慶壽冊寶」置於篇首：「壽皇聖孝，冠絕古今，承顏兩宮，以天下養，一時盛事，莫大於慶壽之典。」82 行文之間帶有誇耀故國文化以自我安慰的傾向，不僅崇尚汴京盛景，亦極寫臨安繁華。從宮廷儀式、祀禮到聖節、民間遊藝、雜賣、社會等，皆極盡描述能事。書中所記諸事，距離周密的生平活動年代稍早，記寫杭州舊事，於周密而言，不僅是出於其家族歷史的追思，也是對故國都城的想像及再現。其書卷四羅列「故都宮殿」重要建築如都門、宮觀等名稱，以及「乾淳教坊樂部」，卷五記「湖山勝概」，卷六記民間「諸市」、「瓦子勾欄」、「市食」、「小經紀」、「諸色伎藝人」等，多僅列名目，偶加夾注，不如其他卷次中對於宮廷禮儀的紀錄詳細，可見資料來源並非周密親身所見所聞，而是根據舊有史料編排而來，如卷一「聖節」一條記「上壽儀」，正文間有雙行夾注，如「東京分為二日，今只併為一日」、「聖節名逐朝換」 83 等，應即是周密對於舊有文獻的註解。其文又曰：「此上壽儀大略也。若錫宴節次，大率如夢華所載，茲不贅書。今偶得理宗朝禁中壽筵樂. 79. 《夢粱錄》：「每歲孟冬，例于上旬行孟冬禮。欲明禋，行恭謝禮。係先一日朝饗，次日方行恭謝。」（頁 178。）（「明禋」即三歲一祀的南郊禮，祀昊天上帝。） 80 《新元史‧文苑傳上》：「周密字公謹，其先濟南人，後徙吳興….累官豐儲倉所檢察。宋亡，寓杭州，居癸辛街楊沂中之瞰碧園……」（見《齊東野語》附錄，頁 259。） 81 周密：《齊東野語》，濟南：齊魯書社，2007 年，頁 3。 82 《武林舊事》，頁 333。（此即南宋孝宗「乾淳奉親」一事。） 83 《武林舊事》，頁 348。.

(18) 74 道南論衡：2009 年全國研究生漢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次，因列於此，庶可想見承平之盛觀也。」84 其後則抄錄「天基聖節排當樂次」等史料，以補正史。這種直接抄錄史料的方式，在卷二記「御教」、「公主下降」、「元夕」，卷八記「宮中誕育儀例略」、卷九記「高宗幸張府節次略」，卷十抄錄「官本雜劇段數」、「張約齋賞心樂事」、「約齋桂隱百課」等，都可見到。明人刊刻此書，多僅刻前六卷，後四卷體例不一，然而其字裡行間，仍可見周密對於故宋的追思不僅止於文化上的認同，更是一種家國認同。. 四、結論孟元老是北宋遺民，《東京夢華錄》帶有南渡北客在文化上的認同問題，而《夢粱錄》作者吳自牧在南宋年間，鑑於太平日久，外族進逼，杭人卻猶身在夢中，因此心生「悲未來」的感慨，具有強烈的現實感，彷彿已預期南宋的滅亡而言「對時行樂」，感慨深繫。周密《武林舊事》成書於南宋滅亡後，與「夢華」、「夢粱」二書共同建構了從北宋末年至元朝初年，兩宋的歷史記憶與遺民書寫。三書依作者背景差異而有不同的敘事取向，展現在字裡行間，也形成不同的都城想像與再現。大量記載宮廷帝王出駕、帝室活動與儀仗的宋代筆記，首推《東京夢華錄》，晚出的《夢粱錄》與《武林舊事》則延續《夢華錄》所建立的敘事典範，透過接近官方地志的書寫方式來表達各自的政治與文化認同。此三書各自採取高度的政治意識，以建立其文化與政治上的正統意義，《東京夢華錄》與《武林舊事》以接近官方地志的形式，召喚其所認同的故宋文化，而《夢粱錄》的書寫，則是為了確定臨安作為南宋都城的政治正統與文化正統。儘管所欲召喚或再現的歷史有所差異，但這種以兼具瑣碎記憶與類方志的完整結構，再現作者對於都城汴京與都城臨安的地理想像，顯見這些瑣碎的都城記憶，不僅能是一種可被召喚的共時記憶，也可以是一種透過舊都與新都的文化襲染，被召喚而出的歷時記憶。. 五、徵引書目一、傳統文獻 1.. 【梁】劉勰著，王更生注譯：《文心雕龍讀本》下篇，臺北：文史哲出版社， 1983 年。. 2.. 【後晉】劉昫：《舊唐書》，臺北：鼎文書局，1987 年。. 3.. 【宋】李格非《洛陽名園記》，《欽定四庫全書‧史部三四五‧地理類》，臺北：商務書局，1983 年，據國立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4. 84. 【宋】歐陽脩：《歸田錄》，北京：中華書局，1981 年。同上註。.

(19) 黃淑祺：〈汴杭舊夢——兩宋都城的地理想像與歷史集體記憶： 75 以《東京夢華錄》、《夢粱錄》、《武林舊事》等宋元筆記為主要考察對象〉. 5.. 【宋】宋敏求：《春明退朝錄》，北京：中華書局，1980 年。. 6.. 【宋】孟元老等著：《東京夢華錄外四種》，臺北：大立出版社，1980 年，含《東京夢華錄》、《都城紀勝》、《西湖老人繁勝錄》《夢粱錄》、《武林舊事》等五種。. 7.. 【宋】張津《乾道四明圖經》，《宋元地方志三十七種》，（臺北：國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1 年。. 8..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臺北：新文豐出版社，1984 年。. 9.. 【元】周密：《齊東野語》，濟南：齊魯書社，2007 年。. 10. 【元】脫脫：《宋史》，臺北：鼎文書局，1987 年。 11. 【明】李濂《汴京遺蹟志》，《欽定四庫全書‧史部三四五‧地理類》，臺北：商務書局，1983 年，據國立故宮博物院藏本影印。 12. 【明】宋敏政：《宋遺民錄》，臺北：廣文出版社，1968 年。 13. 【清】顧炎武：《亭林詩文集》，北京：中華書局，1983 年。 14. 【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題要》，石家莊：河北人民出版社，據中華書局 1965 年影印本，2000 年。二、近人論著（含期刊論文） 1.. 方豪：《宋史》，臺北：文化大學出版部，1979 年初版，2000 年再版。. 2.. 周光培編：《歷代筆記小說集成》，石家莊：河北教育出版社，1995 年。. 3.. 埃里克.H.埃里克森（Erik H. Erikson）著，孫名之譯：《同一性：青少年與危機》（Identity：Youth and Crisis），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年。. 4.. 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 Gorman Anderson）著，吳睿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臺北：時報文化，1999 年。. 5.. 悉如谷（Stephen H. West）：〈皇后、葬禮、油餅與豬——《東京夢華錄》和都市文學的興起〉，收錄於《文學、文化與世變》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論文集，臺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年，頁 197-218. 6.. 莫里斯‧哈布瓦赫（Halbwachs，M.）著，畢然、郭金華譯：《論集體記憶》（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emoire），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年。. 7.. 潘朝陽：〈空間‧地方觀與「大地具現」暨「經典訴說」的宗教性詮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0 卷 3 期，2000 年 9 月，頁 169-188。. 8.. 鄭毓瑜：《文本風景——自我與空間的相互定義》，臺北：麥田出版社，2005 年。.

(20) 76 道南論衡：2009 年全國研究生漢學學術研討會論文集. 9.. 藍克立著，顧良譯：〈禮儀、空間與財政——11 世紀中國的主權重組〉，《法國漢學》第 3 輯，1998 年，頁 129-162。. 10. 羅炳良：《南宋史學史》，北京：人民出版社，2008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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