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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期的政治生活與青年精神構造──論王安憶《啟蒙時代》與畢飛宇《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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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期的政治生活與青年精神構造

──論王安憶《啟蒙時代》與畢飛宇《平原》

蘇敏逸

 (收稿日期:107 年 1 月 18 日;接受刊登日期:107 年 5 月 4 日)

提要

王安憶(1954-)和畢飛宇(1964-)分別在文革結束三十年前後出版了以文革為背景 的長篇小說《啟蒙時代》(2007)和《平原》(2005),這兩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青少年, 小說涉及文革時期青少年的青春狀態與生命困境;同時,由於兩部小說的背景都是政治力 相對強大的文革時期,小說都涉及政治規訓與日常生活,革命思想及其落實為現實層面的 政治生活與傳統民間生活之間相互碰撞與理解、滲透與交融、隔膜與斷裂的複雜關係。本 論文將透過兩部作品的對照比較,觀察兩位作家如何呈現文革生活與文革時期的青年精神 構造。 關鍵詞:王安憶、畢飛宇、《啟蒙時代》、《平原》、文革小說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I S S N : 1 0 1 9 - 6 7 0 6 DOI:10.6239/BOC.201806_(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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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許子東的《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革命》以文革結束後二十年內(最早的是 1978 年盧新華的短篇小說〈傷痕〉,最晚的是 1996 年韓少功的長篇小說《馬橋辭典》)出 版的五十部重要的文革小說為對象,以普洛普(Vladimir Propp,1895-1970)分析俄國民 間故事的歸納方法,概括文革小說的基本敘述模式,並藉由分析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形象、 情節發展及其所形成的敘事功能,歸納出文革小說四種敘事模式:「契合大眾審美趣味與 宣洩需求的『災難故事』」、「體現『知識份子-幹部』憂國情懷的『歷史反省』」、「先鋒派 小說中有關文革的『荒誕敘述』」、「『紅衛兵/知青』視角的『文革記憶』」。1 2000 年之後, 王安憶(1954-)和畢飛宇(1964-)分別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三十年前後出版了以文革為背 景的長篇小說《啟蒙時代》(2007)和《平原》(2005),這兩部小說都無法被上述四種文 革小說敘事模式所歸類,可以說開拓了文革敘述的新視角和新模式。 將王安憶與畢飛宇的這兩部小說並置討論,似乎有點怪異。從作家來說,除了性別差 異,在年齡上,兩位作家相差十歲,王安憶屬於「知青」一代的「50 後」,畢飛宇則是在 文革中度過童年的「60 後」;從作品來說,王安憶《啟蒙時代》的時空背景是文革初期 1967-1968 年的上海,主人公是革命幹部子弟;畢飛宇的《平原》則是文革末期 1976 年夏 天到冬天的蘇北農村「王家莊」,主人公是農村出身、在鎮上高中畢業的「文化青年」。儘 管兩部小說在時空背景和主人公身份的設定上有所差異,但這兩部小說也有相近之處。首 先,兩部小說的主人公都是青(少)年,小說涉及文革時期青少年的青春狀態與生命困境; 其次,由於兩部小說的背景都是政治力相對強大的文革時期,小說都涉及政治規訓與日常 生活,革命思想及其落實為現實層面的政治生活與傳統民間生活的複雜關係,兩者之間的 相互碰撞與理解、滲透與交融、隔膜與斷裂,正是小說特別精彩的部分。 而就作家的寫作位置來說,兩人也有相近之處,兩人都更接近「旁觀者」,而非「參 與者」。所謂的「旁觀者」包含兩層意涵,一方面指在小說所描寫的時空背景與人物青春 狀態中,兩位作家在當時都是「旁觀者」,而非和歷史現實直接碰撞的人。《啟蒙時代》的 主人公南昌出生於 1951 年,其他如陳卓然、小老大、阿明等人都比南昌年長,而王安憶 出生 1954 年,她曾說《啟蒙時代》中的「那個時代是我已經有認知能力的時代」,「又和 1 許子東:《當代小說與集體記憶──敘述文革》(臺北:麥田出版,2000 年),頁 207-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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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點距離,因為小說中人物的經驗是我不曾有過的」,「他們好像是那個時代的主流,而 我是旁觀者。」2 相較於《啟蒙時代》中南昌等人的經歷,王安憶文革之前及文革初期的 個人生活與學校經驗,更完整表現在散文集《兒女英雄傳》3 中。而《平原》中的時空背 景是 1976 年,當時的畢飛宇才十二歲,他的生命經驗是他在散文集《造日子》4 中所描述 的,在廣闊的蘇北大地體驗生活。 另一方面,兩位作家都在文革結束近三十年,重新回來書寫文革背景的小說。王安憶 的諸多小說都涉及文革背景,除了創作初期的「雯雯」系列短篇小說到《六九屆初中生》, 圍繞著作家個人作為知青的文革經驗,此外,從八○年代的〈流逝〉、〈命運交響曲〉、〈閣 樓〉、〈荒山之戀〉、〈崗上的世紀〉等到九○年代的〈叔叔的故事〉、〈「文革」軼事〉、〈文 工團〉、〈隱居的時代〉等中、短篇小說,也都涉及文革背景。但從《長恨歌》起,王安憶 更被文壇注意的是一系列有關上海世俗生活的小說,包括《妹頭》、《富萍》、《上種紅菱下 種藕》、《桃之夭夭》、《遍地梟雄》等,直到《啟蒙時代》又重新回顧年少時期經歷的文革 歷史。而畢飛宇九○年代創作初期的作品帶有先鋒色彩,九○年代中期經歷了從先鋒轉向 現實書寫的過程,以「寫人物」作為創作訓練的新起點,更為具體地描寫當代中國社會的 現實問題與精神困境。而從新世紀開始,畢飛宇接連發表中篇小說〈玉米〉、〈玉秀〉、〈玉 秧〉與長篇小說《平原》,開啟了對七○年代的歷史書寫,其中的《平原》更完整地體現 文革時期的農村生活。中年之後對年少時期文革生活經驗的回顧,使得作家對其所描述的 歷史狀態保持一段距離,而有更鮮明的「宏觀」視角。 整體來說,兩部作品都帶有作家少年時期的記憶與印象(王安憶在文革初期與畢飛宇 在文革末期,正巧都是十二、三歲的年紀),同時包含著中年之後對文革歷史的某個面向 的整體把握與反省。本論文想在這兩部作品種種相異又相同的參差對照中,觀察兩位作家 如何呈現文革生活與文革時期的青年精神構造。

二、王安憶《啟蒙時代》:「革命第二代」的青春課題與精神突圍

2 王安憶、張旭東:〈成長‧啟蒙・革命──關於《啟蒙時代》的對話〉,《對話啟蒙時代》(北京:生 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年),頁 3。 3 王安憶:《兒女英雄傳》(臺北:麥田出版,2004 年)。在王安憶對小學生活的描寫中,隱隱可見文 革發生前後社會氛圍的變化,但因小學生沒有參加革命的資格,因此當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他們都 是紅衛兵運動外圍的觀望者。 4 畢飛宇:《造日子》(臺北:九歌出版社,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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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堯在〈「思想事件」的修辭──關於王安憶《啟蒙時代》的閱讀筆記〉5 一文中提到 朱學勤的〈思想史上的失蹤者〉,朱學勤的這篇文章幫助讀者進入《啟蒙時代》的「南昌 們」的時空背景與精神狀態: 一九六八年前後,在上海,我曾與一些重點中學的高中生有過交往。他們與現在電 視、電影、小說中描述的紅衛兵很不一樣,至少不是打砸搶一類,而是較早發生對 文化革命的懷疑,由此懷疑又開始啟動思考,發展為青年學生中一種半公開半地下 的民間思潮。我把這群人稱為「思想型紅衛兵」,或者更中性一點,稱為「六八年 人」。6 朱學勤出生 1952 年,當年他才小學畢業,與王安憶一樣,屬於「紅衛兵運動」的旁觀者。 文中敘述他年少時期深受「六八年人」的吸引,在弄堂口等候這些兄長般的大伙伴回家, 聽他們講述在校園內發生的思想辯論。後來在中學畢業決定分配插隊的地點時,朱學勤選 擇了河南省蘭考縣,原因在於那裡有九個上海重點中學的高中生組成了一個邊勞動邊讀書 邊論辯的集體戶。1972 年進工廠,這群人又和另一個更有思想氣息的集體戶聚攏,朱學 勤將之稱為「民間思想村落」。7 朱學勤所描述的文革生活與我們透過各種文革文本所得到 的普遍印象頗不相同。王安憶也曾提到在各種文革敘述中,文革被描繪成比較簡單的東西, 似乎就是政治、性與暴力,然而生活卻是更為複雜的狀態,生活的局部仍有許多豐富的內 容。8 王安憶的《啟蒙時代》頗可與朱學勤的〈思想史上的失蹤者〉相互參照,然而,不 同於朱所懷念和惦記的,那段被隱沒的思想時代,《啟蒙時代》更多呈現「革命第二代」 的青春困頓和迷茫,以及他們尋找精神出路的過程。 《啟蒙時代》有具體的時間與年齡標的,小說描述的主要時間是 1967 年底至 1968 年間,正是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原本由革命幹部子弟領導的紅衛兵運動被造反派及 更廣泛的群眾運動取代之後,到 1968 年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開始,兩個政治運動之 間,對青年學生來說較為「平靜」的年代。小說指明南昌生於 1951 年,從其他敘述可以 推得小說中的幾個重要人物的出生年份:小老大韋海鷗 1944 年生、陳卓然 1946 年生、何 5 王堯:〈「思想事件」的修辭──關於王安憶《啟蒙時代》的閱讀筆記〉,《當代作家評論》2007 年第 3 期(2007 年 5 月),頁 16-24。 6 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讀書》1995 年第 10 期(1995 年 10 月),頁 55。 7 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頁 55-56。印紅標在《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年)一書中,對「上山下鄉運動」時期各地形成的「民間思想 村落」有較為完整具體的討論,頁 233-266。 8 王安憶、張新穎:《談話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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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明 1950 年生。與時間同樣具體的,還有對每個人物的家庭背景、過往經歷和性格、生 命狀態的描述,這些訊息有助於理解這群從邊緣進入中心,又從中心被推擠到邊緣的「革 命第二代」的青年精神構造。

(一)「革命第二代」的青春困境──革命身份的喪失與革命教條的空洞性

《啟蒙時代》出版以來的學界討論,最多圍繞著書名「啟蒙」一詞,從康德的「啟蒙」 概念出發,討論「啟蒙」概念的挪用或反諷、在「非理性」的文革時代如何講「啟蒙」、「啟 蒙」的內涵、誰「啟」誰的「蒙」、「啟蒙」是否完成或成功等問題。9 這些討論無疑是重 要的。但在我看來,小說最獨特的卻是呈現與「啟蒙」一詞相反,或者可以說與「啟蒙」 一體兩面的,革命第二代青春生命的「蒙昧」狀態:在主人公看似滔滔不絕實則虛張聲勢 的革命言談中,處處呈現他們生命經驗的單薄、社會經驗的匱乏、對革命的簡單理解、對 理想的簡單想像等等,而小說也從每個人物的生命歷程與生存狀態反襯政治教條的簡單與 粗暴,整體呈現共和國政治教育下的青春問題。主人公南昌和他的伙伴們在此過程中逐漸 發現或重新認識自我,包括我是誰、我的生命狀態、我從哪裡來、我該往哪裡去、我與他 人的關係、我與社會的關係、革命與個人生命的關係等等,這些問題可以說是青春的自我 主體逐漸形成的複雜過程,而此過程到小說結束也並未完成。 小說主人公「南昌」革命幹部子弟的身份,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王朔的〈動物凶猛〉10 , 但相對於〈動物凶猛〉中敘述者「我」及其伙伴抽煙、遊蕩、打架、泡妞的肉體欲望和莽 撞躁動,南昌們無疑更為「內向性」和「精神性」。小說描述南昌既中心又邊緣、看似革 9 其中較重要的論文有張旭東:〈「啟蒙」的精神現象學──談談《啟蒙時代》裡的虛無與實在〉,王安 憶、張旭東:《對話啟蒙時代》,頁 61-100,本文將小說中的人物劃分為「革命第二代的主角系列」、 「父母系列」、「女孩子系列」、「對話者系列」,分析四個系列人物之間的影響關係,並以「教育小說」 的概念論述小說題旨。陳思和:〈讀《啟蒙時代》〉,《當代作家評論》2007 年第 3 期(2007 年 5 月), 頁 25-32,本文偏重在對主人公南昌精神摸索的分析,並依每個階段關鍵的影響人物共分為「陳卓然」、 「小老大」、「舒拉」、「嘉寶」與「高醫生」等五個階段。薛毅:〈革命與啟蒙──讀王安憶《啟蒙時 代》〉,《棗莊學院學報》第 28 卷第 6 期(2011 年 12 月),頁 1-9,本文藉由對南昌進入上海市民生 活的討論,認為《啟蒙時代》中的革命不是為了超越市民社會,而是回歸市民社會,由此批評《啟 蒙時代》所迴避的問題。黃錦樹:〈文革作為啟蒙,或啟蒙的反諷──論王安憶的《啟蒙時代》〉,《華 文文學》2014 年第 4 期(2014 年 8 月),頁 9-17,本文透過對王安憶《啟蒙時代》內容的討論,論 述本書與之前的作品《隱居的時代》的承接關係,並將之與李銳、史鐵生、王小波等人的文革小說 相互比較,批判《啟蒙時代》所呈現的官方意識形態立場,與康德、福柯對「啟蒙」論題的精神相 去甚遠。張志忠:〈誤讀的快樂與改寫的遮蔽──論《啟蒙時代》〉,《文學評論》2008 年第 1 期(2008 年 1 月),頁 173-180,王安憶在《啟蒙時代》中大量引用馬克思的經典〈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 日〉,本文論述王安憶的小說如何誤讀、曲解馬克思的原意,由此產生「啟蒙」的侷限。 10 王朔:〈動物凶猛〉,《動物凶猛》(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2 年),頁 6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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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驕子實則孤獨空洞的生命狀態。南昌們「外來者」的形象既是現實的,也是象徵的。作 為上海這座城市的「外來者」,南昌這些革命幹部子弟在上海郊區的寄宿中學原本並不出 色,他們的成績不特別優秀,生活比較簡樸,說話可能還帶有鄉土口音,與上海市民在語 言和氣質方面都不相同,但他們的被服來自軍需配給,又帶有特權的意味。文化大革命開 始,他們戴上了紅衛兵的紅袖章,從邊緣擠入中心,成了學校的主角,然而不到幾個月, 作為文革中「保皇派」的他們就被「造反派」打倒,有些人甚至被拘捕,「戰友」們一哄 而散,他們又回到邊緣的狀態。11 小說描述南昌在學校教室的「星星之火戰鬥隊」司令部, 只剩他一個人,在夜晚獨自抄寫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以驅遣被遺棄的 感覺,而他堅持留校也並非有什麼理想,只是不想面對因政治問題而被隔離審查的父母, 他因父母政治上的「不正確」、「不進步」而產生想與父母劃清界線、對立而隔膜的心理。 同時,南昌和父母的關係原本也是疏離的,父母早年熱心於革命,一心向外,並不管家, 南昌的父親是華東局一位高級領導的秘書,因領導在中共建國初期涉入分裂事件而被清除 出黨,12 南昌的父親也被牽連,在盛年失去政治前途,領個虛職賦閒在家,心情消沉抑鬱, 而母親在父親被隔離審查不久即畏罪自殺,再加上與上下兄弟姊妹的年齡差距,使南昌的 青春狀態格外孤獨自閉。 家庭與革命的雙重邊緣感和孤獨感,開啟了南昌認識自我與世界的契機。小說由此展 開縱向與橫向兩個部分的發展。縱向方面,南昌在重新認識父親的過程中確認自我的來歷, 從而確認自我在革命浪潮中的位置,另一方面,他也透過因革命而停學之後的遊蕩生活, 逐漸拓展他的生命經歷,這些經歷又反過來重塑他的自我認識;橫向方面,小說設置陳卓 然、小老大、何向明及一群上海出身的女孩,他們既帶引南昌認識世界,又與南昌相互襯 照、對比,展現文革初期上海「外來者」與「本地人」(被南昌稱為「小市民」)的氣質差 異與青春狀態。小說的縱向與橫向結構由此綰合起來。 南昌最先遇到的困境是革命身份的喪失。小說一開始即提到紅衛兵鼓吹的「血統論」, 這個最早為紅衛兵建立特權,甄別革命資格的篩選辦法,卻成為他們失去革命資格的原因: 11 文化大革命最早興起的一批紅衛兵是官員或軍官子弟,但在 1966 年 10 月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陳伯達 點名劉少奇和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反動路線的當權派,是文化大革命主要批判的對象後,原本 強調「血統論」、「自來紅」的紅衛兵父母多半被批為走劉鄧路線的資產階級反動份子,這些原本激 進的青年也因父母政治地位的改變而成為「保皇派紅衛兵」,原本因出身不好而無權參與文化大革命 的大批學生則加入毛澤東用以對抗黨機構的「造反派紅衛兵」。參見荷‧馮客:《文化大革命:人民 的歷史 1962 至 1976》(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 年),頁 141-153。小說中的南昌及他的伙伴 們都屬於「保皇派紅衛兵」。 12 陳思和和張旭東都指出南昌父親的經歷影射新中國建立後,中共黨內第一起嚴重的政治鬥爭──發 生於 1953 年至 1955 年的「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事件。參見陳思和:〈讀《啟蒙時代》〉,頁 31。 王安憶、張旭東:〈成長‧啟蒙‧革命──關於《啟蒙時代》的對話〉,《對話啟蒙時代》,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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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創造的血統論,正好用來反對他們自己。」13 瞬息萬變的革命情勢讓他們在劉少奇、 鄧小平成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批判對象後,一夕之間由「紅」轉「黑」,從原本的官員、 軍人子弟成為「資產階級反動份子」的兒女。14 革命身份的喪失迫使南昌重新檢視「我是 誰」的問題,而南昌對自我與父輩的重新認識也暗暗影射他們所提出的「血統論」的簡單 粗暴,現實遠比革命理論教條複雜得多,王安憶幾乎詳述小說中每一個人物的出身經歷, 用意即在此。這一問題組成小說最重要的結構,但因南昌對父親疏離、憎恨的態度,使這 個問題在第一章提出之後就被暫時擱置,直到南昌經歷種種遊蕩,到小說最後的第六章與 父親爭論的過程才逐漸理解父親的精神歷程,雖然理解並不意味著認同。 南昌的父親為他的長子取名「南昌」,原因在於那是南昌父親的出生地。作為被共產 黨革命教育養大,又是革命幹部的孩子,南昌很滿意自己的名字,因為「南昌」之名與「南 昌起義」相互連結,富有共產黨革命歷史的意涵與想像。但事實上父親的曾祖一輩曾經發 達,在鄉下有田產,在城市裡還有工廠和商舖,是標準的地主階級,這個階級被共產黨視 為剝削階級,是最主要的階級敵人之一。只是到了父親一代,戰亂、瘟疫和災禍使家族敗 落,來不及趕上輝煌時代的父親對故鄉南昌的印象盡是死亡陰暗,因此形成南昌父親青春 生命的抑鬱性格。南昌父親自陳自己年輕時走上革命的原因,是因為南昌「亞熱帶濕潤季 風氣候使人抑鬱」(頁 313),而革命成功地轉移、拯救了青春時期因抑鬱而產生的虛無主 義心理,使生命有所安頓,因此他走上激進的革命道路,從此與故鄉南昌告別。南昌父親 將自己定位為「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為兒子取名南昌,強調的是具有遺傳性的「階級 烙印」。兒子與父輩對命名「南昌」的理解誤差,某種程度說明革命思想資源的匱缺,或 者說革命理論缺乏與在地性的連結,因此無法有效地傳承:父親走上革命之路不是因為理 想,因為「人民」,而是為了解決自身的精神困境,為了告別憂鬱;南昌原本認為自己擁 有驕傲的革命嫡系血統,但父親對自己的認知卻是有著地主血統並帶著抑鬱病的小資產階 級知識份子。小說裡父親用一段形象化的文字說明這種革命思想內涵匱缺的狀態: 在我們做青年的時候,一切都是模糊的,像漫流的水,然後,漸漸有輪廓。是啊, 是啊,我們把輪廓交給了你們,卻沒有光,沒有給你們光,因為我們也沒有。(頁 317) 父子之間的斷裂,也可以看做是革命理論/理想/概念與現實的斷裂。父輩沒有指引出路, 13 王安憶:《啟蒙時代》(臺北:麥田出版,2007 年),頁 14。以下小說引文採隨文註。 14 有關紅衛兵運動時期「老紅衛兵」、「保守派」和「造反派」身份與各派別思潮上的差異,可參見印 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頁 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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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留下太多可供參考的革命遺產,南昌的困境也只能由南昌自己去摸索。但在父子的 長談中,父親的抑鬱消沉、頹喪無語,使南昌對父親產生同情,「他很想幫幫這個人,這 個他稱為父親的人。」(頁 317)南昌對父親產生溫和的心情,終於融解自小說起始便存 在的父子之間的僵局,也打開了兩代相互傾聽、理解和對話的可能性。同時這也是第一次, 南昌對「自己」之外的「他者」,產生了想要「幫助」的念頭。為「他人」的心,不才應 該是「革命」真正的源頭嗎?對照小說最初的南昌只擁有空洞的革命教條,此時他的生命 終於有了「為他人」的溫暖的念頭。

(二)「革命第二代」的學習之旅——關於生活與生命

在小說首尾環合、南昌自我認識的結構中,南昌展開了生命與精神的遊歷。這個遊歷 過程最重要的媒介是陳卓然。陳卓然既是南昌的引領者,帶引他從「戶內」到「戶外」, 也是南昌生命經驗的對照者。在南昌與父親關係緊張,以及南昌父親被隔離審查的期間, 南昌「無父」的狀態因陳卓然「兄長」身份的出現而稍有彌補。南昌母親自殺之後,南昌 回家住在「父親不在場」的父親書房裡,形成南昌作為革命第二代的空洞象徵:雖然在革 命隊伍裡,但革命思想與資源的傳承主體(父親)卻不在場。小說第一章第六節「戶內」, 陳卓然到南昌家,在南昌父親的書房中與南昌大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取代了南昌父 親作為革命前輩的位置。但陳卓然的出現也未能解決革命思想的傳承問題,因為陳卓然對 革命思想的論辯仍是理論、修辭的,而非落實在具體的實踐上,與真正的社會改革、人民 福祉相去甚遠。因此小說寫到陳卓然作為文化大革命中的「保皇派」用馬克思的名作〈路 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來批評「造反派」時,小說敘述者是這樣描述的: 這場運動,無論它真正的起因是如何具體,落到遠離政治中心的地方,再落到這些 尚未走進社會生活的學生中間,已經抽象成一場思想的革命。你可以說它是空洞和 盲目的,可無庸置疑,它相當純粹,它幾乎是一場感情的悸動,甚至,帶著審美的 傾向。每一場大辯論,由一個政治觀點發起,然後迅速過渡到詞藻的交鋒,變成美 文的競賽。(頁 29,引文黑線為筆者所加)。 從「感情的悸動」、「審美的傾向」到「詞藻的交鋒」、「美文的競賽」,說明陳卓然所展現 的,不過是革命貴族知識青年青春生命的自我表現,不無逞能炫耀的意味。但是作為南昌 的對照者,陳卓然的性格比南昌更為開放自在,因此南昌的人際關係處處顯得緊張隔膜, 而陳卓然則更容易打破人際之間的界線,理解人我的差異。陳卓然到南昌家聊天,南昌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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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在書房和陳卓然單獨談話,而不願意讓大姊二姊加入,相較之下,陳卓然能與南昌的 姊姊們閒聊各種不同的話題,因此他的生命視野比南昌更寬大。也是在這個意義上,陳卓 然成為南昌重要的引領者。在第一章第七節中,陳卓然帶著南昌「走向戶外」,認識了小 老大。而從「戶內」到「戶外」,也意味著從革命教條中走出來,看到外面的世界。 如果說陳卓然是南昌革命方面的兄長,那麼小老大就是南昌生活(生命)方面的兄長。 小說不斷以「戶內」、「戶外」的意象來呈現南昌生命經驗的逐步擴大。第二章第九節的標 題「又一種戶內」,是小老大家的「沙龍」,這一種「戶內」卻也是另一種「戶外」。小老 大的出身成分更為複雜,他的生父是國民黨桂系將領白崇禧部下的副官,母親是上海市民 階層出身的話劇演員,抗戰末期桂林戰事吃緊時父母分別。母親後來在國共內戰中加入了 新四軍,中共建國後再嫁軍區政治部的副主任,小老大也因為繼父的關係而「晉升」為革 命幹部子弟,如果不是因為「繼父」,小老大完全是個出身成分不好的人。小老大因幼年 罹患肺炎而長期由生活在上海的外婆帶大,因此小老大不論在血統上或生活上,都可說是 外來的革命幹部子弟和上海市民的混合者和中介者。小老大的病體使他長居家中,遠離政 治與革命,像是一種與現實隔離的「戶內」,但同時又是革命之外的「戶外」,他讓南昌看 到革命之外的世界,包括自然(植物)的世界、中國古典世界(聽小老大朗誦《離騷》、《九 歌》)。而正是在革命教條、理論之外的廣大世界,南昌看到自己的局促不安,捉襟見肘: 不論是青春時期最主要的人際關係與異性、愛情問題的處理,或對生命、世界的認識,都 顯得那麼無知無能。 小老大的病體使他的「沙龍」散發著腐朽的死亡氣息,但他對植物的熱愛使他從植物 的自然進化與生死榮枯的循環獲得生命的感悟與智慧,又顯現生機。在一次南昌對同儕「小 兔子」提出輕率的批評時,小老大向南昌介紹熱帶植物「龜背」,這種植物為了避免熱帶 急遽的暴雨傷害闊大的葉面,因此在葉子上形成漏孔以抵銷大雨的沖擊力,小老大以「龜 背」形容「小兔子」:「小兔子就是龜背進化以後的葉子。」(頁 87)「龜背」漏孔的形成 是個體與現實磨合之後尋求和諧共存的自然發展,也符合「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小老 大由此對照小兔子的柔軟親和與南昌的尖銳嚴肅,點破南昌緊張僵硬、格格不入的人際問 題。也是在小老大和「小兔子」柔軟的潛移默化下,南昌得以融入群體,並在第二章第十 節「又一次走向戶外」,與伙伴們一起窺探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 透過一群上海女孩,南昌們這群外來的「革命第二代」深入上海這座大城市的街坊弄 堂,它們為南昌打開了廣闊的城市市民生活面貌。南昌在這裡受到的最大教育是「階級問 題」和「異性」,仍然圍繞著共和國政治教育下的青春問題。「階級問題」的「師長」是作 為「資產階級敵人」的嘉寶爺爺「顧老先生」,南昌們操弄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和革命語 言,裝腔作勢地「夜審」「階級敵人」顧老先生,卻被顧老先生刻苦艱辛的成長與發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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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深深吸引,也在與顧老先生的辯論中感到精神亢奮的快樂,甚至連顧老先生也陶醉在自 己驕傲的往事中。顧老先生的故事同樣質疑強調純正,過於簡單的血統論與階級論:許多 資產階級早年都有難以想像的困苦過往,他們是靠著聰明才智、天生秉賦與勤勉節儉,學 習技術和經營管理,才得以發家致富。在王安憶對上海市民的認識中,她發現由於中國現 代化的發展時間較短,中國的資產階級「腿上還帶著兩腳泥,還在草創階段。」15 而幾乎 所有的上海市民都與農村鄉土有著緊密的聯繫。16 小說中嘉寶反擊「革命第二代」對資產 階級的批評時,提到祖父的生活勤儉近乎「小氣」,他們用錢的方式還不如「革命幹部家 派頭大」(頁 184)。 如果說在「階級問題」方面,南昌等革命小將顯得刻板教條、不知歷史、世事之複雜, 那麼在「異性」問題方面,南昌就是蒙昧混沌了。青春萌動,南昌先是喜歡葉穎珠,但兩 人約會的方式就是站在葉穎珠家樓下的門口,看著人進人出閒聊,而他們的閒聊卻又是「面 對面,各說各的」(頁 142),扯些無關緊要的事。而後他被嘉寶的身體吸引,在兩人獨處 時性欲勃發將嘉寶壓在身下,「他繼續將嘉寶壓了一會兒,終究也不知道再要做什麼,於 是,讓開身子。」(頁 182)後來他讓嘉寶懷孕了,整個人都「蒙」了,只能尋求小老大 的幫助。他與葉穎珠、與嘉寶的「愛情」完全是不知所以的朦朧狀態,這段情感教育最重 大的「收穫」就是他陪伴嘉寶去找高醫生進行手術。在這場手術中,他真實地感受到嘉寶 的疼痛,並為嘉寶的疼痛感到痛苦、慘烈和恐懼。雖然南昌關注的仍是自己的痛苦,但他 終於能感受到「他人」的痛苦,這是人我相互理解溝通的重要關鍵,也是生命的重要啟迪。 另一方面,當南昌在手術室外感到痛苦而無助時,高醫生這個曾經被紅衛兵批鬥過的「牛 鬼蛇神」,在手術後像母親一般坐在南昌的身邊和他聊天,用「沒父沒母的孩子」連結兩 人共同的命運,讓南昌感到親切和放鬆,然後她跟南昌說了她的學校校訓:「光和真理」。 高醫生的經歷再次反襯血統論的粗暴與紅衛兵運動的蠻橫,而這個「牛鬼蛇神」反過來成 為「革命第二代」的溫暖安慰與精神啟蒙,又凸顯革命小將的魯莽無知。同時,高醫生提 出了校訓「光和真理」,雖然小說中並未明言這「光和真理」有著怎樣的內容,或者應該 有怎樣的內容,也或許每個人、每個社會、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答案,但它意味著生命應 該要有超越性的、精神性的、能夠指引生命的,如光一般溫暖希望的存在。 如前所述,陳卓然既是南昌的引領者,也是南昌的對照者。小說自第一章以詳筆開展 南昌的生命經歷,而陳卓然將南昌介紹給小老大之後,功成身退,離開小說舞台,直到第 五章,王安憶才以略筆簡述陳卓然摸索生命出路的方法。南昌和陳卓然的生命變化在小說 15 王安憶、張旭東:〈成長‧啟蒙‧革命──關於《啟蒙時代》的對話〉,《對話啟蒙時代》,頁 56。 16 王安憶:〈市井社會時間的性質與精神狀態──《生逢一九六六》講稿〉,《當代作家評論》2008 年第 1 期(2008 年 1 月),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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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一顯一隱的對照。陳卓然功成身退之後,閉關開啟他的自我修練和自我啟蒙。陳卓然 的方法有二:一是讀書,二是嘗試理解他人的生命。在他閉關讀書的過程中,他不再僅限 於閱讀馬克思經典,而是什麼都讀。知識系統的雜亂和不求甚解,雖然無助於建立新的思 想體系,但卻打碎了原本思想的完整性,無意中為封閉教條的思維模式找到突破的可能性。 與此同時,他嘗試了解家中的老革命者「繼父」和操持家務的「大姑」的生命歷程,又透 過談話體察上海「小市民」「阿明」的生命特質,藉由這些更為素樸也更接地氣的人,讓 他的生命更具有社會實感。也因此小說到了第五章最末,陳卓然再次與南昌長談,這次的 談話圍繞著他對上海市民精神的重新理解,可以與第一章他在南昌父親書房大談無產階級 革命相互對照,展現陳卓然的思想轉變與成長,同時形成小說在革命「父子」之外,關於 革命「兄弟」思想溝通的第二個層次的首尾環合。 南昌和陳卓然這些外來的革命幹部向來將上海市井街巷的老百姓視為「小市民」,這 個稱呼不乏輕蔑的的意味。但在第五章第二十二節陳卓然與何向明(阿明)的相處過程中, 小說中鮮明地對比陳卓然的「話」與何向明的「畫」的意象和特質:陳卓然是理性的邏輯 思維,何向明是感性的直觀把握,他們各自擁有理解世界的不同才能。陳卓然雄辯滔滔, 他的言談邏輯嚴謹,充滿概念和秩序感,引經據典常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著作;何向明的敘 述則猶疑不定,生澀羞怯,他更多的時候是沉默。但他卻用素描畫出城市的芸芸眾生,在 文革亂世中依然有它的秩序和生命力。更多時候,他連畫也不畫,帶陳卓然走進城市幽密 的角落,感受市民的生機,以及包容、吸納外來資源的強大能力。17 這是兩個階層的相互 理解和交融。陳卓然透過對阿明的認識,發現上海市民最大的特點是「思想和生計在他們 合而為一,是自給自足。」(頁 289)由於「思想」和「生計」合一,因此他們沒有空想, 勇於實踐。善於思辨的陳卓然最後在長談中向南昌提出「新市民」的概念,作為對「革命 第二代」的自我期許。「新市民」的概念也許融合著「社會主義新人」的革命理想與「上 海市民階層」經過長期積澱而形成的務實精神,也意味著「外來」的「革命第二代」的革 命思想資源,尋求落實於現實社會,並與現實社會相互交融,產生新的提升力量的可能性。 在《啟蒙時代》中,王安憶藉由陳卓然和南昌作為「外來者」(不論是作為「革命第 二代」,來到上海生活的人或是他們所帶來的革命理論,都是外來的)進入上海市民生活 所得到的經驗、衝擊或體悟,描繪革命理論/理想與現實日常生活的差異與斷裂,並表達 碰撞、磨合之後,能夠相互補足與融合的期待。相較於陳卓然和南昌從「高高在上」的革 命理論「下降」,理解平凡的日常生活,何向明則是從務實的市民精神中「上升」。小說描 17 小說特別透過許多細節,描寫上海市民女孩如何將「革命第二代」衣裝服飾的特徵巧妙地融入本地 的衣著中,形成一種新的流行,並提到「這個城市就是有這樣的功能,那就是將階級的權力屬性演 變成街頭時尚。」(頁 140)這也是政治力進入日常生活,因此產生質變的一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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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何向明喜歡「大」的事物,他最早的畫作,是在弄堂的水泥方磚上畫「三國」人物與故 事,這個意象既有傳統的、民俗的意味,也含有對英雄人物和歷史敘述的激情。後來在文 化大革命中,他為各派紅衛兵畫宣傳畫,他並不鑑別各派立場的差異,只著迷於畫「大」 的事物時的激情,這個描寫固然表現阿明在政治上的蒙昧,卻也呈現他擁有超越世俗的精 神性需求。因此小說接著設置阿明與王校長的對話(關於數學和唯心主義)、與陳卓然的 邂逅(關於知識和理論),都強調阿明從抽象性思維中獲取精神性拔升的契機。 雖然王安憶最後並沒有具體地指出「新市民」應該有怎樣的思想與內涵,有怎樣的精 神性與實踐性,但透過陳卓然、南昌從革命教條出走,從革命貴族姿態下降與阿明從瑣碎 庸常的日常生活提升,都表達王安憶對人的理想狀態的思考,是精神追求與踏實生活的雙 重擁有。 這些「革命青年」接下來的命運,是面對歷史中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陳卓然和阿明 先後在上山下鄉的分配中走向工廠和皖南。阿明在皖南發現城市之外的農村鄉野和大自 然,同時也開始學習陳卓然最熟稔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這些都是阿明未曾 見識的世界。而走向工廠的陳卓然,儘管滿腹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卻為工廠的巨大轟鳴與 車床粗獷凶悍的力量震懾而感到意志消沉抑鬱,這個「革命第二代」最後發現自己其實是 個「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與南昌父親的自我認識一模一樣,再一次呈現生命的複雜性 與血統論的荒謬。而陳卓然的體認,也意味著自我認識永遠在持續進行與深化中,同時, 自我認識也必須在生活實踐中才能達成。

三、畢飛宇《平原》

:國家政治規訓與農村鄉俗文化控制下的青春

形貌

王安憶的《啟蒙時代》以文革初期的上海為背景,描述革命幹部子弟如何在上海市民 生活中獲取生命經驗,從而豐富原本只具備粗淺的革命理論知識的生命狀態;畢飛宇的《平 原》則以文革末期的蘇北農村王家莊為背景,描述中國農村在國家政治體制與農村鄉俗文 化兩套並存的制約力量下,農民的生活狀態。而其中又以幾位青年,包括農村文化青年端 方、「知青」吳蔓玲和混世魔王以及年輕時即來到王家莊勞改的老右派「顧後」,特別能展 現個體與兩套制約力量之間的拉扯與妥協。

(一)農村的雙重制約力量──國家政治規訓與農村鄉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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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第二章開始,畢飛宇透過一大段文字,生動地描述國家政治體制與農村鄉俗 文化如何同時制約著農村百姓的生活方式,以及農民對兩套生活規範的對應方式: 忙假結束的時候金色的大地不再是金色的了,它換了一副面孔,變成了平整嶄新的 綠。麥子一棵也沒有了,它們被莊稼人一把一把地割下來,一顆一顆地脫粒下來, 曬乾了,交給了國家。莊稼人不知道「國家」在哪裡,「國家」是什麼。但是他們 知道,「國家」是一個存在,一個指定的、很大的、無所不在的、卻又是與生俱來 的存在。這個存在是什麼樣子呢?莊稼人就想像不出來了。它帶有傳說與口頭傳播 的神秘色彩,也就是說,它是在嘴裡,至少,是在部分人的嘴裡。但是有一點莊稼 人是可以肯定的,「國家」是一個終點,是麥子、稻穀、黃豆、菜籽、棉花和玉米 的終點。糧食運到哪裡,那個地方就是國家。 相對於王家莊來說,公社就是國家,而相對於公社來說,縣委又成了國家。總之, 「國家」既是絕對的,又是相對的。它是由距離構成的,同時又包含了一種遞進的 關係,也就是「上面」和「下面」的關係。「國家」在上面,在期待。它不僅期待 麥子,他同樣期待著大米。所以,麥收以後,莊稼人把原本的金燦燦變成了現在的 綠油油。就在同一塊土地上,莊稼人又用自己的雙手把秧苗一棵一棵地插下去,到 了夏至前後,中稻差不多插完了,而梅雨季節也就來臨了。十分準時。從表面上看, 這是一種巧合,其實不是。是莊稼人在千百年的勞作當中總結出來的,是莊稼人的 選擇,暗含著一代又一代莊稼人的大智慧。在莊稼人一代又一代的勞作中,他們懂 得了天,同樣懂得了地。就在天與地的關係中間,莊稼人求得了生存。通過他們的 智慧,天與地變得像左臂和右膀一般協調,磨豆腐一樣,硬是把日子給磨出來了。 當然,是給「國家」磨豆腐。18 這段文字概括性地傳達了畢飛宇所描寫的七○年代中國農村的幾個特質。首先,它呈現新 中國建立後農村集體化的國家體制(公社,以及「國家」作為糧食去向的終點)與管理層 級(公社、縣委等),這是從上到下的國家政治體制。其次,它說明農民與國家的關係, 農民的日常勞動直接與國家有關(而非個人或地主),國家在農村部分人的「嘴裡」(例如 村支書傳達國家政治命令),但同時農民又無法說清楚「國家」是什麼,因此對農民來說, 國家近在眼前又遠在天邊,看似不在又無所不在。而農民對國家的態度也同時融混著新中 國的政治思維和生活規範,以及傳統農民對「天子」、「皇帝」、「朝廷」的態度(天高皇帝 18 畢飛宇:《平原》(臺北:九歌出版社,2007 年),頁 30-31。以下小說引文採隨文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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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第三、在由「國家」所制訂的一套溝通上下的政治體系之外,農民更受制於另一套 傳統的農村規範,而這套規範背後的宰制者,是關乎天地的自然法則,天地自然決定了農 村的顏色,也決定了農民的行動時間和行為模式。這套規範甚至比國家政治規訓更為堅固 穩定,因為它直接關乎農民的生計。第四,這段敘述呈現農民認份、耐勞、堅韌、務實的 特質,善於根據現實狀況改變、調整生活模式,以適應各種外在現實的壓力或限制。由於 自然是「大」的,國家是「大」的,他們自知「個人」是渺小的,因此沒有太多太強大的 個人意見,只要不危及個人的生存,他們基本上是溫馴隨和的。 《平原》透過生動細膩的農村日常描寫,將上述幾點特質完整地鋪展看來,如同書名 「平原」一樣,一望無際,滲透在文本的每個細節。小說開頭即描述農村最堅固穩定的力 量──天地自然法則: 莊稼人的日子其實早就被老天爺控制住了,這個老天爺就是「天時」。聖人孟老夫 子都知道這個。他在幾千年前就坐著一輛破牛車,四處宣講「不誤農時」,說的就 是這個意思。「農時」是什麼?簡單地說就是太陽和土地的關係,它們有時候離得 遠,有時候靠得近。到了近的時候,你就不能耽擱。你耽擱不起,太陽可不等你。 麥收的季節你要是耽擱下來了,你就耽誤了插秧。耽擱了插秧,你的日子就只剩下 一半了,過不下去的。所以,莊稼人偷懶了可不叫偷懶,而叫「不識時務」。(頁 14-15) 天地自然法則決定了農民的「日子」,因此小說除了少數例外,通篇採用自然描寫與傳統 農村時間來描述季節的遞進,例如「麥子黃了」、「平整嶄新的綠」、「夏至」、「梅雨季節」、 「歇夏」、「三伏天」、「立秋」、「秋收」、「新米上桌」、「臘月」等等,而季節遞嬗不但決定 農民的勞動時間,也構成農民完整的鄉俗習慣,例如小說描寫三伏天時,小孩和年輕人喜 歡躺在橋上乘涼,因為「風行水上」,橋上最涼(頁 46);而「銀河是莊稼人的時鐘」,用 銀河的方位決定日常工作內容,如同小孩子們唱的歌謠:「銀河南北,收拾倉屋。銀河掛 角,雞頭菱角。銀河東西,收拾棉衣。」(頁 47)從夏至插秧結束到立秋期間的「歇夏」, 是春忙和秋忙之間的空檔期,也是村上媒婆走動的時節,他們要在這個時間幫農村青年男 女說親牽線,到了冬閒時節才好相親或下聘禮。而臘月是結婚的最佳時機,一方面是農閒 時節,一方面若在臘月新婚趕上了「坐床喜」,孩子出生正是隔年新米上桌的時節,滋補 的新米粥不但幫產婦做好月子,米脂更灌進母親的乳房餵養寶寶。而對家境不好的農家來 說,臘月婚嫁還有一大好處,利用年貨辦喜酒,可以節省一筆開銷。這也是小說中端方異 父異母的姊姊紅粉因為懷孕必須提早在十月結婚,父母會感到為難的原因。從這些具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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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節,可以看到自然法則如何限制並形塑鄉村的生活習慣與文化風俗,在以「勞動-收穫」 作為首要考量的前提下,將生命(生活)中必須完成的責任與義務按照重要性的先後次序 依序排入一年的時節裡,從而形成規律、循環的生活秩序,如同趙園論析中國文學中「土 地」所蘊含的豐富內涵時提到:「處天地之間,『地』規定著人類的生存形態,制約著他們 的自我意識與『世界』概念。」19 同時,也可以看到農民面對生活的務實態度。 另一方面,小說描述的是 1976 年文革結束前後,由國家政治力形成新的規範秩序也 進入農村傳統的風俗文化中,進而產生不同的面貌。王家莊絕大多數人都姓王,但在小說 的描述中,農民的勞動關係和倫理秩序不再強調傳統宗族概念,當然也沒有「地主-佃戶」 的生產關係,而是個人以社員身份加入生產隊,再由數個生產隊組成一個生產大隊,隊長 和社員們一起勞動。20 大隊部的所在地是農村裡的政治權力中心,小說裡的村支書吳蔓玲 就住在大隊部裡。大隊部裡有兩個象徵國家政治力進入農村最小的行政單位「村」的設置, 一個是舞台,一個是擴音設備。傳統農村的舞台用以表演民間戲曲,現在被配合政治宣傳 的文娛表演所取代。而擴音設備就在吳蔓玲家,透過村子裡的高音喇叭,將中央指示、命 令、宣導傳送到村莊的每個家庭裡。21 同時,作為村支書的吳蔓玲本身就是一個政治符號, 她雖然不屬於任何一個生產隊,但她總是隨機地到某塊地裡與農民一起勞動,對她來說, 這樣做「主要是做一個榜樣,起一個鼓舞和促進的作用」(頁 225)。而由於吳蔓玲勞動非 常認真苦幹,大夥兒便不好像平日一樣七嘴八舌聊閒天,因此「勞動一下子就打上了莊嚴 和肅穆的烙印,分外的光榮。」(頁 226)村支書透過勞動拉近和群眾的關係,也成為一 種無形的規範力量,更是國家政治力進入農民日常生活的一層重要環節。 此外,小說透過兩個動員全村的政治活動來展示文革時期的政治力與農村日常生活的 關係。一是 1976 年九月毛澤東過世之後村民的反應:毛澤東過世的消息讓王家莊的農民 凝聚起來,大夥兒不約而同往象徵政治權力中心的大隊部聚集:「這是真心的悲痛,雖說 19 趙園:《地之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4。 20 小說第一章描寫麥收時節勞動壓力大,中午吃飯時間已婚的男將女將們喜歡開黃腔調劑,女將們戲 弄的對象就是隊長,由此可見在某些農村,隊長與社員並沒有鮮明的或嚴格的階級差異。畢飛宇:《平 原》,頁 26-29。 21 孫曉忠在對土地改革小說與農業合作化運動小說的討論中,分析共產黨四、五○年代進行土地革命 的過程中,農民小知識份子(經常也是農村工作幹部)透過「聲音」將國家文書下達村裡的每個家 庭,從而改變中國傳統國家命令僅到達「縣」或「鄉」,鄉村由地方鄉紳或地方文化菁英管理的狀態, 逐步將「自然村」納入主權國家的管理中,國家政治力也由此到達鄉村的家庭與個人。孫曉忠:〈村 莊中的行政文書──以土改和合作化小說為中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 年第 6 期(2017 年 6 月),頁 41-57。而這樣的文書下達形式也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期間。但是另一方面,在政治 較為緊張的文革年代,「高音喇叭」又類似福柯提到「全景敞視建築」裡的「瞭望塔」,「瞭望塔」的 功能在於監視監獄裡的囚犯,「高音喇叭」則用於布達政治命令,都代表從上而下的規訓力量。法・ 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局,2007 年),頁 22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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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他老人家一直生活在天安門,可他天天在王家莊,他的畫像掛在每一個人的家裡, 釘在每一個人的心裡。」(頁 231)這段描述既呈現單純的農民對毛澤東的崇拜,也以戲 謔的語調嘲諷造神運動與國家權力規訓。在支書吳蔓玲透過高音喇叭的號召之下,農民根 據生產隊的分組成立了「特別行動隊」,又依照上級的指示在大隊部設置靈堂,在九月十 五日與全國同步舉行毛澤東的追悼會。一是 1976 年冬閒時節,此時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 但中堡公社的革委會主任兼民兵營長洪大炮突然「進攻」「佔領」王家莊,模擬「解放王 家莊」,如同他在每年四月二十三日都要模擬國共內戰末期共軍佔領南京的「渡江戰役」 一般。而整個王家莊在歡慶解放的過程中,讓過新年的熱鬧氣氛提前到來,富有政治意涵 的「歡慶解放」與傳統農村的過年節慶由此形成巧妙的連結,成為農民冬閒時節的娛樂活 動。這兩個政治活動可以看到共產黨自四○年代在解放區逐漸形成的「動員」模式在農村 產生新的政治行為,以及「農民-士兵」的農村組織與功能。22 在傳統農村鄉俗文化與國家政治力的介入對農村產生的雙重規訓之外,小說也細緻地 深入日常生活,描寫兩者相互碰撞、滲透、磨合和影響的情況。例如小說中敘述「歇夏」 時節負責為青春男女牽紅線的職業媒婆在 1949 年後被視為寄生階級而消亡,但不意味著 媒婆的工作不再被需要,而是由幹部的妻子或鄉村女教師來勝任。而小說中最大的愛情悲 劇是三丫的死亡,導致端方和三丫無法結婚的最大阻礙是他們的母親沈翠珍和孔素貞。由 於孔素貞出身地主階級,成分不好,孔素貞出於自尊不願意讓三丫高攀端方,而沈翠珍則 把三丫視為碰不得的瘟神,碰了要倒八輩子的楣。傳統門當戶對的內涵如今被階級成分所 取代。然而也有些農民習性和鄉俗觀念是強大的政治力都難以撼動或改變的,例如農民「公 心」的建立:小說描述吳蔓玲為了農地用水的便利,為王家莊爭取了柴油機等機械化的灌 溉設備,讓全村人都受惠,但由於總幹渠是王家莊的,不屬於任何一個生產隊,因此沒有 任何人願意承擔管理抽水站的責任。吳蔓玲由此深刻體悟到推行農村集體化的艱難之處: 「莊稼人的心目中其實是沒有集體的,不要說公社,就是連大隊、生產隊都沒有。莊稼人 的心中只有他們自己。」(頁 169)。即使農民的生活形態已經完全集體化,但他們的思維 與行為卻仍是「各人自掃門前雪」。又例如孔素貞篤信佛教,即使她曾因「搞封建迷信活 動」而被批鬥,但她仍堅持拜佛誦經,在她家的神龕裡,外層是毛澤東的石膏像,內層是 佛像。毛澤東去世時,她因思想不純正而被排除在參加追悼會的行列之外,但她卻用傳統 22 蔡翔在《革命/敘述: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像(1949-196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二章中即從土改小說與農業合作化運動小說中總結出「動員-改造」的小說敘述結構,而這 兩類作品又與共產黨在農村的土地工作實踐有密切的對應關係,因此「動員-改造」也可以看做是 共產黨進行土地革命的路徑與目的。而「農民-士兵」的農村組織形態則形成於抗日戰爭時期的解 放區,農民平時耕種,戰事吃緊時參軍,或在物資上支援軍隊。可參見美‧弗里曼、畢克偉、賽爾 登:《中國鄉村,社會主義國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年),頁 5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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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陸道場誦經超度的方式完成對毛澤東的追思。再如農民老魚叉年輕時曾因積極參加土改 運動而成為王家莊最大的受益者,分得地主王二虎的家宅和女人,但他在晚年卻頻頻「看 見」已死的王二虎來要求他歸還房屋和腦袋,他在「還」與「不還」之間猶疑反覆,最後 他在毛澤東過世之後回顧自己的一生,爬上屋頂向著正北方(北京)下跪磕頭後墜屋而亡。 老魚叉「身殉毛主席」的舉動可以理解成傳統貧農對毛澤東「感恩戴德」的心情,因為毛 主席讓他「翻身」過上好日子,但他在墜屋前大聲喊著:「乾淨了!」又帶有以死「償還」 當年批鬥地主王二虎的虧欠之意。在老魚叉的自我回顧裡,他一輩子的夢想不過就是像所 有傳統單純的農民一樣,希望發家致富過上地主般的好日子,這意味著國家的政治力從來 不曾真正「改造」過農民的內在思維,民間百姓自有一套生命法則。

(二)農村青年的青春形貌──生命價值感的渴求與困境

由於農民務實耐勞的特質,他們多半安於依照季節時令與國家政策而勞動、生活的循 環狀態。小說中特別能呈現個體與農村兩種制約力量的接受、妥協或拉扯、衝突的複雜關 係,是主人公端方,「知青」吳蔓玲和混世魔王以及「右派」顧先生,他們的共通特點是 「外來者」與「青年知識份子」。 小說主人公端方是半個「外來者」,他雖然是農村出身的青年,但卻是王家莊的「外 來者」:他原本被寄養在外婆家,十四歲才到王家莊跟著再嫁的母親生活,後來又到中堡 鎮上高中,直到高中畢業才回王家莊長住。端方回家後首先面對的問題便是作為一個「家 庭」與「村莊」雙重的外來者,如何透過家人村民的認同來確立自己的社會位置。而要獲 得家人村民的認同,首先必須承認、接受並進入傳統的鄉俗文化系統。小說前五節集中描 寫端方的兩個事件,一是在勞動方面,從好強逞能到認識大自然的嚴酷,掌握勞動的節奏, 成為合格的勞動力;二是在大棒子淹死的事件上,利用自己的膽識和武力保護家人。通過 這兩個事件,端方奠定了他在家中的地位,也讓村民,包括農村的小流氓佩全等人見識到 他的能耐。由此可以看出,勞動力和家庭是傳統農民最強調的價值,只有在這兩方面獲得 認可,才算是真正在農村立足。 然而,端方畢竟是見過農村之外的世界、高中畢業的知識青年,因此他具有更為複雜 的生命感覺與更強大的實現自我生命價值的精神需求。他經歷麥收的辛苦勞動,忽然明瞭 農民的生命狀態:「莊稼人就這樣,一輩子就做兩件事,第一,種莊稼,第二,收莊稼。」 (頁 29)因此他對自我生命價值產生懷疑: 小學五年有什麼念頭?初中兩年有什麼念頭?高中兩年又有什麼念頭?還不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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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就趴在這塊泥土上。端方躺著,嘴裡頭吹著小調調,心底裡卻對背脊底下的泥 土突然產生了一絲的恐懼。還有恨。泥土,它不是別的,說到底它就是泥土,沒心 沒肺,把你的一生一世都摁在上頭,直到你最後也變成一塊泥土。(頁 29) 農村出身的端方是在真正進入農村循環式的勞動生活,並對生命價值感到懷疑之後,才產 生背離農村的念頭,但這念頭也不非常穩固。直到他在第十六章帶著小母豬到鎮上配種, 重返久違的母校中堡中學,又與中學時期心儀的女孩趙潔意外重逢,他忽然醒悟回到農村 的自己已經是城鎮的「局外人」,而自己「一寸一寸地矮下去了」(頁 258),才下定決心 離開農村去當兵,「到更大的地方去」(頁 259)。背離農村的念頭不僅包含著對未來生命 可能性的想像,也混雜著知識份子對自我生命價值的實現,以及對精神性的追求。 因此小說中對於端方諸多行為的描寫,都與端方作為農村文化青年的精神構造有關。 金理注意到端方「在逃離的路上也每每身不由己地做出些偏離正途的『晃蕩』」,金理偏重 在從端方的「晃蕩」察覺作家「在逃離與囚禁之間,有一段『混沌』的地帶。」23 個人認 為若以「混沌」來解釋端方的精神構造,也是非常恰當的。端方有一種不甘於平凡、渴望 超越(超越平凡、超越世俗、超越封閉循環的生活等等)的精神追求,但具體的目標為何? 他並不清楚,只是被種種「超越」的、「充實」的精神感受所吸引,這使得他在農村裡顯 得特立獨行。例如對普通農民來說,他們享受農閒時節的輕鬆生活,但對精力旺盛又不滿 於現狀的端方來說,農閒時節的無聊便格外難熬,於是小說描寫他在盛夏的午後,在村中 的巷子折返跑,巷子裡揚起的塵土讓他感受到千軍萬馬的壯闊感,他為這種壯闊感到滿意。 而他在對養豬工作感到無趣之時,他開始舉石擔子鍛鍊自己的肌肉和協調性,這種鍛鍊方 式是他在中堡中學讀書時做過的。這種農村從未見過的鍛鍊方法吸引很多村民圍觀,讓端 方有了炫耀的快感。這些描述一方面呈現端方青春男性的充沛精力和表現自我的欲望,另 一方面也呈現端方對「成就感」、「價值感」和「超越感」的渴求。 端方的工作狀態與人際往來,也展現他對生命價值感與精神性的渴求,他所感興趣的 人、事,往往來自封閉循環的王家莊之外的世界。端方為了獲取當兵的機會,決定跟隨「老 駱駝」養豬,透過最髒最苦的工作,換取申請當兵時「政審」的優勢。老駱駝開始向端方 傳授「豬經」時,他對老駱駝非常佩服,因為老駱駝開啟了他所未知的、豐富的養豬知識, 而這養豬學問是從縣城裡學來的。但這種佩服沒有持續太久,當他發現老駱駝只講「豬經」, 「只是豬,永遠是豬,沒有別的」(頁 252)他便感覺自己只是個「豬學生」而意興闌珊。 23 金理:《歷史中誕生——1980 年代以來中國當代小說中的青年構形》(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年)第八章「『文化網絡』的知識考古,文學的『虛』與『實』——端方和《平原》的意義」,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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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他意外撞見老駱駝對母豬發洩欲望,他覺得老駱駝是「拿自己當了豬」,害怕自己繼 續待在這裡,「遲早有一天也不是人」,便完全失去養豬的動力。後來在黑母豬產下十六隻 小豬時,老駱駝告訴他最後一隻小豬多半是死,如果能把這隻小豬養活,才算是會養豬, 端方便激起了高昂的工作興致,認真地照顧「小十六子」,他在照顧的過程中感到充實的 快樂,便也轉移了無法去當兵的失望。對端方這樣的農村文化青年來說,「要做什麼」未 必是非常確定的,但生活中若缺乏充實感、成就感等生命價值與精神追求,便百無聊賴。 此外,端方在閒暇時節經常往來的是赤腳醫生王興隆和混世魔王,王興隆曾在部隊上做過 衛生員,還學會了自製汽水;混世魔王是來自南京的知青,經常靠空想和閒聊來回顧過去 和展望未來,他們都為端方開啟了不同於「現在」、「此地」的「超越性」想像。旺盛的生 命活力與混沌的生命目標的結合,可以說是端方青春形貌與困境的寫照。 同時,畢飛宇也在端方的生命經歷中,涵納了個體與文革末期的政治文化、社會氛圍 的交互作用。端方與他的同黨佩全等人在鄉里撒野的行徑,可謂王朔〈動物凶猛〉的農村 版,同樣展現壓抑年代狂熱躁動又無處宣洩的青春精力。畢飛宇描述端方確立自己在小團 體裡的「首領」位置,並藉機「教訓」老二佩全時,端方以樣板戲《智取威虎山》、《奇襲 白虎團》中的「智」和「奇」強調「動腦子」的重要。這段描寫再次展現端方作為農村文 化青年超越於他人的眼光、見識與膽量,也頗讓人聯想到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進行政治 鬥爭,包括批判劉少奇、鄧小平、林彪等人的手腕。 而端方與「右派」顧先生的談話,從另一個側面象徵政治意識形態和理論與生命問題 的關係。來到王家莊十八年的「右派」顧先生是熟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知識份子,又 是生命經驗較為豐富的年長者,因此端方每一次遭遇生命較大的苦惱,他都不自覺地去尋 求顧先生的意見。第一次是三丫死後。在愛情方面頗為懵懂的端方對三丫死亡的反應頗為 奇特:他為想不起三丫的長相而感到苦惱,竟興起想刨墳開棺看清楚三丫長相的瘋狂念頭, 此時他遇到了顧先生。專注於宣揚馬克思主義的顧先生以「徹底的唯物主義」回應端方的 苦惱,讓端方在談話中感到「開闊和馳騁的性質,特別地大,是天馬行空的。」(頁 208) 這種理論性、精神性的談話從某方面滿足了端方的心靈,並轉移了端方想看清楚三丫長相 的執念。這種精神狀態頗類似《啟蒙時代》中南昌們對「理論」、對「談話」的著迷。端 方與顧先生的第二次談話是因當兵的資格掌握在吳蔓玲的手裡,而感到了「命運」的殘酷: 「命運不是別的,命運就是別人」,「『他』或者『她』,永遠是『我』的主人。」(頁 303) 但如同《啟蒙時代》中的革命理論教條解決不了南昌的青春課題,顧先生的經濟理論和哲 學也解決不了端方有關「權力結構」、「命運困境」的生命大哉問。革命理論有時充實、豐 富了青春成長中的生命,有時轉移了青春的苦惱,但有時又在生命的根本問題前顯得無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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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之外,吳蔓玲從「知青」到「村支書」的發展歷程也使她成為小說中承載豐富意 涵的人物。畢飛宇曾在與張莉的訪談中強調他在大學階段一直關心、思考人類的「異化」 問題,這個關懷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畢飛宇在 1983 年進入揚州師範學院中文系讀書, 此時正是「異化理論」成為文化界主流思潮的時期。自文革結束之後到八○年代中期,黑 格爾與馬克思兩種不同傾向的「異化」觀與人道主義相互結合,成為中國文化界思考中國 革命何以出錯(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反省文革傷害的重要理論資源,並因符合文革之 後亟待宣洩的社會情緒而受到歡迎。24 在談到《平原》的創作時,畢飛宇提出異化問題「來 自權力」:「在任何時候,集權都是奴役之路,也是異化之路。」25 「異化問題」的確是《平 原》思考的核心問題之一,畢飛宇對「右派」顧先生、「知青」混世魔王與吳蔓玲等因政 治運動而來到農村的「外來者」的塑造與描寫,都圍繞著政治運動對人的「異化」展開, 許多評論也關注於此。 其中,「右派」顧先生與「知青」混世魔王的人物形象相對單純,都偏重國家權力對 個人命運的宰制。如同《啟蒙時代》中的陳卓然熟讀〈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顧 先生則將馬克思的《經濟學──哲學手稿》(原名為〈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倒背如 流,是個異常執著於將政治規訓內化為自我檢查、自我改造的標準,並致力於在農村宣揚 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份子。但如同汪政所言: 《平原》中,最典範意義上的意識形態的傳播者是由右派顧先生來充當的,從大量 的政治原典到普通常識,雖然顧先生耳提面命,苦口婆心,但始終未能找到知音與 響應者,顧先生連同他的語言一直未能融入王家莊,這從兩方面說明了「文字」的 悲哀。26 顧先生的形象既說明政治運動如何從內在與外在同時改變了知識份子的命運與精神構造, 也說明了純理論化的革命經典與鄉俗文化、農民思維的隔膜,如同《啟蒙時代》中南昌們 的革命教條與上海市民生活之間的斷裂。相較於顧先生因「反右運動」而來到王家莊進行 勞改,混世魔王則是因另一場大型政治運動──「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來到王家莊的「知 24 有關八○年代「異化」理論與人道主義思潮的關係、異化理論在中國五○年代到八○年代討論方式 的歷史演變,以及異化理論的內部論爭與八○年代社會氛圍的關係等問題,可參見賀桂梅:《「新啟 蒙」知識檔案──80 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第二章「二、青年馬 克思或黑格爾:『異化』論與歷史敘事」,頁 61-74。 25 畢飛宇、張莉:《小說生活》(臺北:九歌出版社,2015 年),頁 295-296。 26 汪政:〈王家莊日常生活研究──畢飛宇《平原》札記〉,《南方文壇》2005 年第 6 期(2005 年 11 月), 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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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小說藉由混世魔王來到農村之後,從「假積極」到自暴自棄虛度生命,再到使用暴 力獲取離鄉當兵的機會,既呈現過於嚴酷的體力勞動與行為檢查標準,27 也呈現知青在上 山下鄉後一心回城的普遍心理狀態。 相較於顧先生與混世魔王,吳蔓玲的塑造更為複雜飽滿。畢飛宇塑造吳蔓玲的初衷也 許同樣強調政治規訓下的「異化」問題,但文本所呈現出來的訊息卻遠比「異化」概念更 為豐富。 小說描述吳蔓玲得以從「下鄉知青」晉升為「村支書」的重要原因,在於她將「毛主 席」的「訓示」內化為思想行為的準則。初到王家莊上山下鄉的吳蔓玲為求表現,提出了 著名的「兩要兩不要」:「要做鄉下人,不要做城裡人,要做男人,不要做女人。」(頁 66) 並身體力行、勤奮苦幹,夾在男人堆裡從事農村裡最苦最重(如挑大糞)的勞動,努力將 自己改造成一個「鐵姑娘」。吳蔓玲的積極拼命,幾乎媲美五○年代以來共產黨所推崇、 表揚的「勞動模範」形象。同時為了融入農村生活,消弭與農民之間的界線,她像農民一 樣赤腳行走,學習王家莊的土話,偶爾跟著農民講粗話,從說話口音、方式和動作上打破 與農民的差異和隔膜。等她當上了村支書,她依然認真勞動、工作,對待鄉民親切熱呼, 從不擺架子,更為了不使自己與群眾隔離開來,她在吃午飯時捧著大碗公,與農民一起蹲 在樹下吃。這一切讓吳蔓玲獲得政治權力和王家莊農民真心的讚賞與疼愛,當然她也為此 付出代價,她因強於沉重的勞動而變成外型壯碩邋遢、動作粗魯隨便的男人婆,失去了女 性的嬌柔嫵媚,在她當上了村支書後,更失去了結婚的機會。從「異化」的角度來看,吳 蔓玲的行為模式與發展經歷很類似韓少功在分析文革時期獨特的競爭模式與心理狀態時 提到的「全民聖徒化」。在《革命後記》一書中,韓少功特別提到文革時期民間的心理狀 態大致可分為「奉獻型競爭」和「攻擊型競爭」兩種型態,前者靠表現自己的無私,釋放 自己的勇敢,從而獲取從少先隊員、共青團員到共產黨員、先進楷模等等向上攀登的機會; 後者靠樹立敵人類型、偵察敵人、發現敵人到揭發敵人、鬥倒敵人來消滅競爭對手,確保 自我利益。前者是「自我造神」;後者是「外在造魔」。在「自我造神」和「外在造魔」的 兩種情境下,逐漸演化成「全民聖徒化」和「全民警察化」交互作用、互相推高的社會氛 圍。韓少功精彩的演繹和精準的總結完整地開展了文化大革命的「規訓與懲罰」,「全民聖 27 小說描寫混世魔王剛到農村時也曾努力幹活,但他很快發現那不叫幹活,而是「拼性命」。當時有句 流行的口號:「要問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輩;要問苦不苦,想想紅軍兩萬五。」因此對於「表現」 的審查標準是,「看誰更不要命,看誰拿自己的身子更不當東西。誰敢作賤它,敢把它往死裡整,誰 才算有了『表現』。」這過於艱難的「表現」標準,讓混世魔王很快地放棄了努力勞動。畢飛宇:《平 原》,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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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化」可謂自我規訓與自我改造的結果,「全民警察化」則是規訓、懲罰他人的方法。28 從 這個角度來看,吳蔓玲雖然是權力的掌握者,但同時也是政治規訓的受害者和異化者。 然而吳蔓玲的形象卻比韓少功「聖徒化」的「奉獻型競爭」來得更為複雜。「奉獻型 競爭」是政治規訓下為求生存與自保不得不然的虛假的「自我改造」,當事人心不甘情不 願,只求達到目的,小說中的混世魔王便屬於這一類。但吳蔓玲卻充分表現人在特殊環境 中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她初下鄉時的力求表現也許包含著由奉獻競爭而晉升的企圖心,但 在長時間積極勞動與融入群眾的實踐過程中,卻不能說她沒有真心與熱情。吳蔓玲進入農 村的過程與精神狀態更接近佛洛姆在討論人與外在環境的交互作用時提到的「動態適應」 29 ,「動態適應」的精神狀態使她在工作中獲得自我價值的實現與成就感的滿足,也因此 除了婚姻愛情的失落讓她感到落寞和遺憾之外,她並沒有後悔她為農村所做的一切,在文 化大革命結束之後,她也沒有離開農村的念頭。 此外,小說也在吳蔓玲融入農村的過程中,再次呈現國家政治規訓與農村鄉俗文化之 間的複雜結合。從表面上看,吳蔓玲著名的「兩要兩不要」似乎是為符合當時的政治思維 和政策而提出的,但細究之下卻可以發現更為豐富和複雜的內涵。「要做鄉下人,不要做 城裡人」也許可視為中共建國後政治意識形態對「城鄉」地位的翻轉,畢竟自「進化論」、 「現代化」成為歷史進程和社會發展的思想主潮後,「城」與「鄉」儼然成為「進步」與 「落後」的對照。但「要做男人,不要做女人」卻明顯帶著「男尊女卑」的傳統思想印記, 也由於「男尊女卑」的傳統思想,影響了婚姻中的男女關係,似乎在婚姻關係中,只能男 強於女。正因為這個原因,導致吳蔓玲成為支書後,無法讓自己「下嫁」給任何一個男人, 即使是端方。而村莊裡的任何男人也不敢「高攀」她。因此吳蔓玲的命運所展現出來的, 不僅是政治規訓的異化問題,也包含著傳統觀念與鄉俗婚配文化中的各種考慮。 而作為「外來者」的吳蔓玲進入農村的方式,也是依循農民的鄉俗文化與情感認同, 就如同端方透過表現勞動力和保護家人而獲得家人與村民的認可一般,吳蔓玲也是透過積 極勞動與融入群眾這些真實的「自我改造」,讓王家莊的農民認可並真心喜歡她。小說中 描寫吳蔓玲與農民的互動,充分表現吳蔓玲認真於農村群眾事務的真心,以及農民認可吳 28 參見韓少功《革命後記》中的「地位競升的兩種通道」、「全民聖徒化(上)」、「全民聖徒化(下)」、 「全民警察化(上)」、「全民警察化(下)」、「聖徒化×警察化」等節。韓少功:《革命後記》(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73-125。 29 佛洛姆的心理學強調個人與外在世界的獨特連結與交互作用,具體的社會現實刺激、造就了人格差 異與內在趨力的形成,而人在面對世界時也擁有能動性和創造力。同時,他將人對外在的適應分為 「靜態適應」與「動態適應」,前者指「個人在整體性格結構未變動的情況下去適應某些模式,也就 是採用某種新習慣」,後者指「個人順從了某些外在環境,但這樣的適應行為卻在他身上創造出新的 東西,引發新的趨力和新的焦慮。」參見德‧埃里希‧佛洛姆:《逃避自由》(臺北:木馬文化有限 公司,2015 年)第一章,頁 23-4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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