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身份∕文化身份：
在當代世界中當一個中國人
*
Literary Identity/Cultural Identity: Being Chines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著
** 美國俄勒岡大學榮譽退休教授 [email protected]吳錦華、陳萃譯
∗∗∗ 近年來探索中國文學樣貌與邊界的相關研究，可說是變動世局中其人口與權力的重 構、概念與政治的挑戰及民族與族群自我身分認同衝擊的明證。我腦中浮現的此類研究 包括：石靜遠（Jing Tsu）和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合編的《全球華語系文學： 批 評 論 文 》（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al Essays, 2010 ）； 胡 其 瑜 （ EvelynHu-DeHart）、梁志英（Russell Leong）和王寧（Ning Wang）合編的亞美研究期刊《亞美
雜誌》（Amerasia）之特刊《邁向第三文學：美洲華人寫作》（Towards a Third Literature:
Chinese Writing in the Americas, 2012）；史書美（Shu-mei Shih）的《視覺與認同：跨太平
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Visuality and Identity: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2007）；帶有明顯經典化抱負的、由史書美、蔡建鑫（Chien-hsin Tsai）及貝納德（Brian
Bernards）合編的《華語語系研究：批判讀本》（Sinophone Studies: A Critical Reader,
2013）；最後，《亞際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期刊之特刊《亞美研究在亞
洲》（Asian American Studies in Asia, 2012）。這些研究未必是要拒絕以國家和文學相互建 構為先決條件的現代常規，而是受漢那茲（Ulf Hannerz）於 1992 年提出的「文化複雜性」 概念的影響，主張對跨國及國家內部的文化空間進行再認識，這種再認識將顛覆國家文
∗ 原文發表於 http://u.osu.edu/mclc/book-reviews/literary-identity。我非常感謝莊雅仲（Ya-chung Chuang）、洪
如蕊（Ruth Hung）、柯德席（Nick Kaldis）、魯曉鵬（Sheldon Lu）、梅維恒（Victor Mair）及石靜遠（Jing Tsu） 對本文的閱讀和建議。他們對我的觀點不負任何責任。同時我也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10 周年 慶祝研討會、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以及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研討會上報告過這篇論文的其他版 本。非常感謝這些研討會參與者的熱烈回應。 ∗∗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出生於土耳其，俄勒岡大學榮譽退休教授。 ∗∗∗ 吳錦華，萊頓大學區域研究所博士候選人。陳萃，萊頓大學藝術研究中心博士候選人。譯者感謝劉聆哲、 譚宇靜對譯文的閱讀和建議。
化身份（包括文學身份在內）的完整性，他們在這些問題上的分歧與他們的共同目標一 樣，都具有相當的啟迪作用。 我的興趣在於，這些研究的文化維度及其對文學與其他研究領域的啟示。這些研究 所展現的文學身份是一種國家及種族文化的身份──即什麼構成了中國文學。IACS 特刊 對文學身份問題的討論也擴及了其他亞洲人，且問題最終導向作者及讀者的身份（得到 的關注非常少）、他們的來處與文化傾向，更重要的是語言等議題。特別是，這些關於文 學的探勘究竟是如何論述空間（spaces）與地方（places）的問題？而其如何揭示出在建 構與理解文化身份時有關歷史及結構的設想？ 這些研究與探勘，是一種關於華人人群以及文化實踐跨國化新觀念的產物。一些命 名，如全球、華語語系（Sinophone）、「第三空間」（「third space」）及「國際及洲際」， 展現了融合跨國性的「中國」空間的另一種概念建構。雖與其他人群一樣深受全球化的 影響，然而，跟隨著這種中國跨國性而來的是一種強烈差異感的覺醒──最重要是地方 與文化實踐（包括語言）的差異，以及各種各樣的社會差異。其結果，對「中國」空間 的重新建構似乎同時也是對它的解構，讓事情更複雜的是，對差異的處置方式受限於全 球權力關係的重置所引起的對霸權的抵抗。最終區分這些相互競爭的文學探勘的，並非 其術語中所暗指的空間範圍，也非其大多所同意的「中國性」（Chineseness）的文化動態 差異，而是他們在霸權問題上的立場。說到底，最被視為問題的是被挪用作為衝突的意 識形態與文化取向的「中國性」這個概念。1
石靜遠和王德威（Tsu & Wang, 2010: 1）在《全球華語系文學》的前言中簡要地概 括了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探勘的各種議題： 1 由術語「中國」和「中國人」呈現出的問題有很多；這兩個術語具有多種意義，不但用來指涉國家（country）、 民族—國家（nation-state）及其公民，也用來指涉文化實體以及漢族這個人口最多的民族，其意義常常靈活 地相互變換。這些問題在《華語語系研究》的理論論文及史書美《全球華語系文學》中的文章中均被詳細討 論過。我已經討論了術語「中國∕中國人」以及中國的相似詞，如中國、華、夏、華夏等問題，見 Dirlik（2011: 157-196, esp. 173-196）。英語（及各種歐洲語言的）術語極其簡化，但其他語言的術語也沒有擺脫精簡論和 偏見。這可能是「華語語系」這個術語被很多人熱情接受的原因之一，儘管這個詞也受限於許多相同的條件， 因為它更像是「奇諾語系」（Chino-phone）拉丁化的對等物，無論是在其語言基礎及其方法論傳統上都具有 限定性。中國這個術語，雖然是一個可以追溯到周朝的古老詞彙，但也是個可以作為民族—國家名字的現代 名詞。最近的一個研究表明，宋朝伊始就開始使用中國用來指國家，見葛兆光（2011）。對華和夏的研究， 見任繼昉（1998：35-40）（非常感激梅維恒向我推薦這篇文章）。上文引用的我書中的一篇論文提到開創性 的思想家梁啟超在 1900 年寫道，中國並不真是一個國家的名字，但是它很可能成國家的名字，因為每個人 都在使用它。我對「中國人」（「Chinese」）這個術語也有類似的感覺。
我們選「全球華語系文學」作為本書的題目，就是充分意識到它的各種場景、時 間性、被忽視之處和矛盾。我們的目標是將伴隨華語語系文學而出現的各種觀念 的、歷史的、語言的及地理的張力明確化。在我們看來，最好的出發點（討論的 切入點）在於集合多種學科角度的共識和分歧，每一個角度都是從一個迥異的學 術語境及所產生的受眾中發展而來。
與之相似的，胡其瑜、梁志英（Hu-DeHart & Leong, 2012: iv）在論證「美洲文學」 提議的有效性時寫道：「從二十世紀晚期至二十一世紀早期，中國境外的華人在不同的層 面上已變得具有世界性和全球性，與此同時他們的文學及文化身份也具有多種形式，包 括自由民主制度中的『多文化』及『多元』形式，以及中美洲及拉丁美洲國家中的後殖 民形式。」通過把「各種寫作，無論是英文的，西班牙文的，或者是中文的」編入論文 集，編輯希望能夠「為中國─美國、以及中國─拉丁美洲關係的發展開一扇窗，或許最 重要的是，記錄中國境外的華人在全球的競技場上已持有的及繼續持有的獨立的思考立 場和政治立場」（xiv）。在金雯（Wen Jin）和劉大先（Liu Daxian）（Jin & Liu, 2012: 45） 為此書的撰稿中，他們用機敏的反語寫道：「在為中文離散寫作及跨國際寫作尋找一個適 當術語的持續過程中，『美洲華人寫作』這個術語貌似是一個好的解決方法，一個不依循 解決問題邏輯的解決方法」。兩位作者繼續寫道，「美洲華人寫作，暫時將一些寫作分組， 同時避免對它們強加一種『本質』」。 在多篇論文中，史書美突出地且持續地論述了地方差異，這是她所說的「華語語系」 的一個基本的、界定性的特徵。在給《全球華語語系文學》的撰稿中，她寫道：「華語語 系是一個以地方為基礎的每日實踐和經歷，因此它是一個不斷經歷各種變更以反映在地 需求和條件的歷史形成過程」（Shih, 2010a: 39）。在最近的一篇關於華語語系研究的論文 中，史書美作出了進一步的解釋： 華語語系研究允許我們將根（roots）的概念視為基於地方而不是祖傳的，將路 徑（routes）視為是一種更為動態的「在家感」（home-ness）而不是流浪的和無 家可歸的概念，從而重新思考根與路徑之間的關係。將「在家感」和起源分離， 就是認識到做一個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理政治空間中有著濃厚本土承諾的政 治主體的重要性。（Shih, 2013: 38） 確實，《華語語系研究：批判讀本》中的論文以它們對「中國性」這個類同化概念 的質問而出名。2同樣地，編輯們在選擇案例時吸納跨越太平洋的多個地方的文學作品， 2 史書美承認，這些有影響力的文章作者，作為「華語語系研究的旅伴」聚集在這裡，「表達了與現在被認
主題從民族的、區域的綿延至女性的、種族的，還吸納了本土文學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 境內「被殖民的」的少數民族文學。說到理論上的建樹，大部分的個案研究展示了後殖 民批評的相關問題對他們的影響。的確，華語語系在這裡似乎僅僅是將後殖民批評應用 到華語文學中，而且並不一定非得是用中文寫就的文學作品。 然而，必須記住，這些作品更多是關注空間而不是地方。強調地方的差異，對抵抗 霸權式的文化同化來說非常關鍵。但空間則對理解地方差異及塑造地方的社會、文化差 異不可或缺；後者的生態、政治、社會及文化佈局不僅在其自身內部，而且要在更大的 空間裡它們所處的位置中展現出來。這一位置以其組織上和文化上的自我概念及（社會） 責任為條件，可根據現代常規從組成國家的關係網絡中辨認出來。瞭解到近期全球化激 發的人口變遷和文化跨國主義，這些作品提供了在新構型中努力超越國家界限的新的空 間結構化方式。 正如石靜遠和王德威在引文中所指出的，「學術語境及所產生的受眾」在空間的建 構中發揮著不可小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這些空間化過程中，地方不再僅僅或主要 從國家獲得意義，而是從跨國化的過程和視角中，這種轉變很重要。這裡的問題是，統 一性或共性是空間概念的前提，而這些新的空間化過程中強加了新的統一性或共性，那 麼這過程是否取消了或者邊緣化了它們所試圖推崇的地方差異呢？奇怪地，這個問題在 大部分討論中都被忽略掉了。 從最廣義上來講，正如石靜遠和王德威合編的書的題目所預示的，中國性的新空間 是全球性的。在這個用法中，需要將「全球」理解成一種隱喻，其重要性不在於將全球 視為一個整體，而是移除限制分析空間的預想邊界。他們理解的空間，並不局限於其包 含性。當他們談及對於「華語語系寫作」的理解時，（作家的）國籍並不是華語語系寫作 的地理參數的決定因素。 地理位置與根源地一樣，不再是固定的。引用索雅（Edward Soja）談論城市地 理的空間時曾說的，離散空間應該更加建設性地視為一個由新的社會關係創建的 可塑空間，而不是幾何學上慣性的、不受社會關係影響的「容器」。因此，既然 將華語語系寫作看成了一種文學生產與移動的能動者之間的互動，或許可以類似 地轉變對習慣上的學科劃分及民族文學歷史的敘述的看法。與創造新詞相比，更 為重要的是在區域研究、亞美研究及種族研究領域間建立新的對話。（Tsu & Wang, 2010: 3）
《華語語系研究：批判讀本》所收錄的論文，在取向方面屬於概念化的，多半從多 空間和多學科的視角探討華語語系這個概念所引發的問題。很明顯，除了史書美，這一 冊的編輯及撰稿人均使用華語語系的外延意義，意指華語言語及寫作（Chinese language speech and writing）。雖說處所（locatedness）的問題出現在大部分的論文中，只有史書 美和黃秀玲（Sau-ling Wong）的論文直接討論「地方」的問題。黃秀玲的論文尤其重要， 因為她長期強調地方對亞美文學的重要性：以防止其消失在離散及跨民族的取向之中。 作為為數不多的、在華美文學研究中使用中文文獻的學者，她在這篇論文中提出一個對 於地方概念來說十分重要的問題，但此問題在這些論文集討論地方及語言時卻極少受到 關注，即：地方意識格外強調了全球以及華語語系，那麼這種地方意識的寓意是什麼。 她寫道： 本文在中國之格外關注全球（quanqiu）的語境下研究中國境外的華語語系文學。 作為一名從 20 世紀 80 年代就開始講授並研究英語語系華美文學（Anglophone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和華語語系華美文學（Sinophone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的亞裔美國人，我對於華裔美國文學研究命名──尤其是 從世界華文文學（我英譯為 world literature in Chinese）向世界華人文學（我 英譯為 world literature by Chinese）──的轉變所蘊含的意義很好奇。我注 意到一種「全球的」這個標題下的不安共存：來自中國的細微的、關於異質性的 批評和以一個必勝的「中國性」的名義來縮小差異的本質主義話語。（Wong, 2010: 49-50） 我將在隨後的文字中對黃秀玲所提出的差異性以及對地方及霸權問題的含意作進 一步的討論。 雖然關於「第三文學」（或更廣泛意義上，「第三空間」）的觀點確實受到「學術語 境及所產生的受眾」的限制，但是胡其瑜與梁志英提出了一個類似的不受控制的、可塑 的空間。「第三空間」意圖跨越在亞美寫作中本土（出生在美國）與移民（或離散社群） 之間的對立。3他們相信，「美洲華語文學形成的第三空間將針對……一些看法進行關注， 這些看法認為體驗及體驗的敘述只存在於本土出生作者的作品，而排除了其他作家例如 新移民作家（在這方面的可能性），或盲目地認為美洲移民寫作就是『離散的』、只能從 原本祖先所在的亞洲故鄉獲取意義。」（Hu-DeHart & Leong, 2012: ix）
3 顯然，差不多十年前，亞美研究的台灣學者單德興（Shan Te-hsing）在他用中文出版的書中就已經使用了
此論文集試圖通過兩種途徑達到這個目標。其中一系列論文談論用英語寫作的傑出 移民作家哈金的作品，「他顯然捕捉到了一名華裔美國移民作家正面臨的身份、文學、語
言及政治的複雜性」（Hu-DeHart & Leong, 2012: xi）。4另一系列論文試圖通過探討西班
牙美國小說來打破美國對「美洲」的壟斷，包括──有意思地──將蕭錦榮（Siu Kam Wen）的一部用西班牙語寫成的短篇武俠小說翻譯成英語和漢語。其他論文則跨越太平 洋以拓展討論，作者是來自台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亞美研究專家們。值得注意的是來 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彝族學者、詩人阿庫烏霧（Aku Wuwu）及其與美洲本土作家之間 的互動。有意思的是，是華盛頓大學著名人類學家郝瑞（Stevan Harrell）使這種互動成 為可能。 金雯和劉大先談論的「一個不依循解決問題邏輯的解決方法」（「美洲華人寫作」術 語的使用）剛好捕捉了這部論文集所受啟發的角度：試圖在不影響履行對地方事業的承 諾（至少不是故意地逃避）的情況下確認一個跨國的空間。 幾位編輯作為亞裔美國人運動的資深人士，一直以來堅守著為亞裔美國人及其他族 群建設當地社區的承諾，他們敏銳地意識到地方與跨國性之間的衝突。身為《亞美雜誌》 超過三十年的創刊編輯，梁志英始終留意著這種張力，盡力把對社區事業的承諾放在首 位，同時增強期刊的跨國聯繫。直到最近，胡其瑜仍幾乎是唯一一位實際研究亞裔西班 牙拉丁美洲人的華美學者。他們預想的第三空間，是一種意識空間。這種意識空間旨在 保有對中國人其他社區的開放性，同時又不減弱本土的差異和責任。 但是，《邁向第三文學：美洲華人寫作》傳遞著「不安共存」的強烈印象。這種「不 安共存」存在於黃秀玲對「來自中國的細微的、關於異質性的批評和以一個必勝的『中 國性』的名義來縮小差異的本質主義話語」這一診斷中。這並不僅僅源於各種無形的因 素，如論者的語調及大部分論文中明顯的「中國人」及移民特權。此論文集匯聚了來自 美國、台灣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的論文。主要原因或許在於，撰寫緒論的權力落到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王寧手中。在他的分析中，他堅持引入「中國性」的概念，且並不 否認華裔美國人的「美國性」，並試圖讓他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更加密切。這種密 切關係不僅與血脈相關，也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球願望服務。王寧的討論避開了可 以使「第三文學」成立的本土居民與移民∕離散者之間的差異，將這兩者都歸為華裔美 國人。這種討論暗示著：如果移民可能被本土居民吸納，那麼這種過程也允許相反方向 的吸納，即本土居民被移民所吸納。很難判斷他具體指的是哪個群體，他寫道：「在這種 4 與任何特定的民族或國家社區相比，哈金本人似乎比其他有流亡經歷的作家（從康拉德到米蘭昆德拉）具 有更強的認同感（Cheung, 2012: 2-3）。哈金也被納入華語語系研究中，至於為什麼一個用英語寫作的作家被 歸入看起來是關於華語語系寫作的卷冊之中，編輯並沒有給出任何解釋。參見哈金（Ha, 2013: 121）。
全球化的年代，海外的華人作家正在苦苦掙扎，他們的身份經歷了一種分裂：一方面， 這些作家流著中國人的血，長著中國人的面孔；另一方面，他們大多不會說漢語，無法 說或閱讀漢語，或用漢語寫作」（Wang, 2012: xv-xvi）。這種表述的後半部分用來指涉 「本土的」亞裔美國人更加合適，但不適用於如哈金一樣的作家。這些作家自願用英文 寫作，或許是因為他們的作品不能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王寧並不只是探討了全球化 時代的身份建構問題，他還探討了「在全球化時代（重）構中國身份」的必要性。這恰 好捕捉到了這些可能正在發生的過程。黃秀玲（Wong, 2010: 56）將「中國血統和中國面 孔」作為例子，用來描述「基因中心主義」。這種「基因中心主義」的提法，在提及全球 化進程中，中國及其他人群的種族化時更具科技色彩。因此，儘管華裔美國作家與他們 的根源（地）有著文化上距離，王寧（Wang, 2012: xvii）認為，他們代表了「中國文學 和美國文學的次流」。就如對著想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聽眾那樣對著講英語的聽眾，王寧 寫道： 正如國際英文文學研究那樣，國際中國文學研究將成為在比較文學和世界文學的 語境下的一個學科分支。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將感謝華裔美國作家為中國文化及 文學走向世界做出的所有巨大努力，這些努力會使中國文化及文學越來越接近世 界文學的主流。（Wang, 2012: xxi） 雖說霸權的議題貫穿《全球華語系文學》一書，但這一議題在石靜遠、史書美和黃 秀玲的前言和論文中最為突出。這也是韓瑞（Eric Hayot）編輯卷冊裡的總結性評論的主 題。這個總結性評論擴展了對於「中國性」的討論，談到一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傾 向認為「真正的」中國性只存在於大陸人（mainlanders），否認共和國境外的中國人的中 國性。他對這個問題頗具趣聞性的介紹是這樣的：「就在今年早些時候的一個美好晚餐 時……我聽到一位研究中國文學的資深學者告訴一起用餐的人，史書美近年對於華語語 系評論應該可以這樣理解，她主要在韓國和台灣長大，因此她並不是『真正的』中國人」 （Hayot, 2010: 219）。這位資深學者的看法並不僅僅限於學者，而是在大陸（Mainland） 人群中普遍存在；這種看法不僅僅是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外的少數人群，而且針對其他 「中國人」較多的社會的中國人，比如台灣、香港及新加坡的中國人。毫無疑問，我們 可以說，日常語言和官方話語將中國和中國人與漢族大陸（Han mainland）聯繫起來的 全球化傾向，促使這種觀點符合情理。5 5 我們也許還記得，直到 20 世紀 70 年代，在外國人（包括許多學者）眼裡，國民黨代表「真正的」中國， 而不是紅色篡奪者（Red usurpers）。
除了真實性的問題，除非我們打算聲稱作者的理念、意識形態、地理位置及經驗之 間沒有任何關係，這位學者對於史書美的評價並不被認為是隨便之談。如果史書美對於 華語語系的看法不被模糊地簡化並歸結為她韓國及台灣的出身，那麼很難想像她對於華 語語系的構想會出自一個大陸人（mainlander）、學者或者其他人。在她對華語語系的看 法中，中國海外人士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是被提及的中心議題。她設定的兩者關係 並不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恭維，而且她提出的霸權問題更可能直接為海外中國人所領 會，從而導致這裡討論的所有作品中的地域差異受到了廣泛關注，她的工作也因此得到 了熱情的接受。她的工作受益於「強烈反對中國大陸民族主義（mainland nationalism） 控制」中產生的「一種新的離散政治」（Tsu, 2010: 110）。
在為《全球華語系文學》的撰稿中，張錦忠（Tee Kim Tong）對 20 世紀 80 年代以 來華語語系這個術語在文學研究中的不同意義進行了批判性研究。在過去的十年，不僅 僅在文學學者、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少數民族的歷史學家那裡，而且在那些致力於尋找 一個更具包容性的、不局限於「中國」視野、不將「中國」僅僅等同於國家而將之視為 以漢民族為主體的詞彙的人那兒，（華語語系）這個術語日益流行。6白傑明（Geremie Barmé）在 2005 年發表了一篇論文，呼籲對「新漢學」進行調解。從論文的題目就可以 看出，他旨在提倡積極參與到當代中國中去，實際上不管是本土的、地區的還是全球的 漢學研究之中。他這樣論述： 它肯定了一種對話和融合。這種對話和融合強調古典漢語語言研究和現代漢語語 言研究中的鞏固的學術基礎，同時它也鼓勵一種與多種方法和學科相關聯的普世 態度，無論這些方法和學科主要偏向經驗還是理論。我用了「新」這個字來強調 漢學研究中的創新，很明顯我也是要繼續肯定漢學作為一種知識探求的模式是非 常獨特的。 他在論文中強調：「探究『新漢學』（New Sinology），暗含了幾個世紀進化過程中對 漢語書寫體和口語體持久的尊重。」（Barmé, 2005）7
6 關於中國少數民族的討論，見 Crossley, Siu & Sutton（2006）。
7 「新漢學」已被翻譯成中文裡的「後漢學」，等同於英語裡的 post-Sinology。而將「華語語系」與漢學連 接起來可能會有問題，白傑明的調解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提示，提示我們語言作為術語的定義性特徵這點的重 要性。畢竟，在這兩個術語中，「中國」(「Sino」)只不過是一個拉丁化的「奇諾」(「Chino」)，「中國」(「Sina」) 和「中國」(「China」)之間很少有語義上的差異。「華語語系」成為一個區別於「漢語」的有用術語，是因 為其將「華語圈」與國家實體名稱的脫節，尤其是近來，「中國」和「中國人」通常被等同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按照慣例，如果不是在語義上，術語需要解釋其他「中國的」社區，並不是通過排除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是呼籲關注其他華語語言（或更廣泛意義上的「中國文化」）的文學及文化生產。
白傑明對「漢學」的強調也許不會被所有人接受，但是在大多數情境下（包括被《全 球華語系文學》的編輯使用時），該術語在使用中具有相同的「指示」意義和包含意義。 一些解構性的目標激發了在全球的、跨國的及更重要的跨地域的空間中對中國的重構： 如「去民族化」以及漢語語言文學的「去中國化」（Tsu, 2010: 110）。在語言學研究中， 出現了對「漢語」或華語語系的解構，解構為個人習語或梅維恒（Victor Mair, 1991）所 說的「區域語言」（「topolects」）。比起「漢語」（「Chinese」），「華語語系」被大部分宣導 者認為是更能同時表達共同性及差異性的術語。「漢語」這個術語則與中國及海外的漢族 人密切相關，而所謂的漢民族特色與漢族人的關係如此緊密，以至於很難將他們（中國 及海外的漢人）區別開來，至少從種族特點上無法辨別。 在這一話語領域，史書美使用「華語語系」的特點是，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學作 品排除在華語語系之外。她使用這個術語的靈感最初來自她的同事、合作者李歐旎 （Francoise Lionnet）。李歐旎在 2009 年談到了法語及法語語系（Francophone）的辯論， 這個辯論涉及到民族主義、殖民主義及文學身份的多樣性。自出版了《視覺與認同：跨 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一書以來，史一直滿腔熱情地推廣她對於華語語系的看法。 在這本書中，她首次發起討論。在過去的五年裡，為容納上文提及的其他使用方法，她 為「華語語系」的研究視野添加了新的維度。但是，儘管她因為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 作品排除在華語語系之外而受到了諸多批評，她依然堅持她的立場。8正如在最新的出版 物中，她說道：「我創造華語語系這個術語，以指中國以外的漢語語言文化及社區，和那 些中國之內的少數民族社區。在這些社區中，漢語或是被強加，或是被甘願接納。如其 他講宗主國語言和∕或殖民者語言的非宗主國的民族史一樣，華語語系也有一段殖民 史。」（Shih, 2013: 30） 史的另一個也許正確的主張是，她對殖民∕後殖民研究的理論問題的關注。她本人 聲稱，僅是為現存的理論領域添加了「批判力量和歷史特徵」，在該理論領域中「許多學 者、思想家及作家表達了他們的觀點與情感，類似於現在更加批判地或歷史地構想為華 語語系研究（的東西）」（Shih, Tsai & Bernards, 2013: ix）。當然，這裡引發的問題是，這 些先驅理論（主要產生於 20 世紀 90 年代）對於「華語語系」這一術語或史對它的理論 主張幾乎毫無貢獻。而且正如「華語語系」本身，先驅理論也是國際形勢不斷變化的產 物。回顧我之前的分析，很重要的一點是這裡所討論的書籍，從《全球華語系文學》、《邁 向第三文學：美洲華人寫作》到《華語語系研究：批判讀本》，在內容上或多或少都是可 互換的，但是依據編輯的傾向在不同的卷冊中標榜上不同的術語。這些傾向或許指向不 同的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及文化的導向，但是它們預示的主題（比如女性文學、種族、
本土性、離散等）並不是由談及它們時所使用的術語所致。確切地說，不同的稱呼指向
對幾乎相似的系列問題的不同「遏制策略」。9也許這是石靜遠與王德威（Tsu & Wang,
2010: 3）在陳述「創建新對話」或許比「創造新術語」更重要（的觀點）時心中所想的。 然而，如何有效地展開這些理論問題確實很重要。在結論部分我將再討論離散問 題，因為它是重構中國人身份和中國社會的中心問題。我也剛好想到，雖然在中國人自 我形象這個問題上頗有爭議，但是把殖民主義範例應用到中國民族主義中將大有裨益 ──無論對將漢民族作為中國境內外的殖民者來說，還是對中國境內被殖民的少數民族 來說都會有所啟發。 這裡需要探討的，是關於「地方」的問題，這點在史書美關於華語語系的討論中尤 為明顯，而且與重構中國文化身份的新霸權問題直接相關。10藉由對地方問題的強調， 史書美留給我的深刻印象是，她大大忽略了對於地方問題來說華語語系的意涵。這裡的 問題涉及到在本土文學生產中語言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在上面探討的作品中已被提 出，在黃秀玲的論文、梁志英和胡其瑜編輯的論文集以及張錦忠的論文中最為顯著。史 觀察到華語寫作在亞裔美國文學中的邊緣化趨勢，毋庸置疑她是正確的。但當談及地方 問題時，忽視語言多樣性來強調華語語系，這同樣是成問題的。11 如果「地方」作為概念僅僅是陳詞濫調，對地方的建構（或使之成為地方）則需要 更加密切的理論關注：注意到同一個種族之內的不同語言社區之間的互動，以及每個種 族的語言與其他族群的語言之間的關係（比如，總體上說「亞裔美國人」時，並不談及 他們居住的大環境）。過去對英語語系華語文學（Anglophone Chinese literature）的專門 強調，已將華語語系文學（華語語系）邊緣化，這的確屬實。理解並將以地方為基礎的 華語語系文學理論化，需要根據在不同地方對其語言環境多樣性的表達，而不只是一個 抽象的「華語—場域」。12與作者陳述的目的相反，後一種情況的結果是，將「中國性」 於語言的範疇內具體化的過程中，將中國的各個地點離散化。若要討論「情感親和力」， 單德興（Shan Te-hsing）等學者談及了關於「中國性」的跨空間的、以語言或其他文化 共同點作為媒介的親和力，這種親和力在聚在同一地點的不同種族之間也會產生。退一 9 在這裡回顧這一開創性的術語似乎很重要，該術語由詹明信（Jameson, 1981: 52-53）在《政治無意識》一 書中討論文學文本的意識形態時提出。 10 從 20 世紀 80 年代起，與全球化進程相結合，地點和空間問題也日漸明朗。與這裡討論相關的例子參見
Prazniak & Dirlik（2001）及 Dissanayake & Wilson（1996）。
11 在某個場合，這個問題被提出。史書美為華語語系的語言和文化的「美國性」爭辯，但沒有進一步關注
對於地點問題來說的跨國華語語系的蘊義。參見 Shih（2013: 714-715）。
12 考慮到它的殖民語境，一個有說服力的例子可參見陳淑容（2011）。我非常感謝陳博士跟我分享她的這篇
步說，由於地點的碎片化，這種親和力受到了跨國化的挑戰：作為跨國種族（transnational ethnicity）的構成成分的那種「情感親和力」，與對使之為地點尤為重要的各種族相互之 間的「情感親和力」，是大不一樣的；（這兩種親和力）可能有著完全不同的後果。13 同樣，正如石靜遠和張錦忠在上面討論中提到的那樣，中國與海外華人的關係不是 一個國家與其海外公民之間的關係，而是不同地方間的跨地域關係。這種關係不僅體現 在社會文化交際上，還體現在語言中。這些關係的解構意涵十分重要：地方不僅在海外 華人中很重要，而且在中國自身的建構中也很重要。相似地，語言學家談及的個人習語 和方言，是華語語系的基本特徵。將「中國」分離並將其從華語語系文學的範圍中排除， 不僅削弱了離散中國人的特徵，還留下了未完成的解構和重新建構的雙重任務。14從這 個角度看，將地方這個隱喻運用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學創作之中或許會獲益良多，就如 弗朗哥・莫雷蒂（Franco Moretti）研究歐洲小說的方法（Moretti, 1998）那樣，這個問 題非常值得深思。 霸權問題，作為美—亞關係中更廣泛的問題，也是我至今較少提到的 IACS 特刊的 主題。此特刊並不完全是關於中國文學，從其覆蓋的範圍來說，它進一步強調了文學研 究領域內對學術主導權的爭奪，乃至更廣闊意義上強調了關於亞洲研究的學科組織，這 就把中國文學放到了一個更加廣泛的空間和地緣政治的視角下來研究。 另一個重要的方面是，此特刊針對方法論的選擇意涵的霸權意義提出了問題。不僅 有王寧和其他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提出對亞美研究主導權的主張，王寧所說的中國人身 份的重新建構，充滿了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進行全球化的理念。因此這並不僅僅是一 個民族主義者的幻想；更是新一輪全球化所帶來的變化現實，因為它指定一個想像的「第 三空間」來容納離散的社會和文化壓力。而且，「第三空間」不僅僅是隱喻的，它最終從 以物質為基礎的經濟與學術的交換中獲取可靠性及力量。特刊所收集的論文，從台灣和 中華人民共和國召開的關於亞美研究的會議籌集而來。亞裔美國作家用中文書寫，在台 灣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他們的作品，並從中獲益。而且，或許對一個社區導向的學科 而言最吊詭的是，由於《亞美研究在亞洲》的學術建樹，亞美研究正經歷著「解轄域化」 13 參見 Dirlik（1996）。關於「情感親和力」，見 Wang（2007）。 14 因此，例如張錦忠（Tee, 2010: 81）就堅持對華語語系進行的進一步限定：「因為漢語（作為其本土化的 個人習語和方言）是母語，而不是前殖民者的語言，流散的中國作家應該被具體地稱為漢語美籍華人，漢語 馬來西亞華人等。」當然，這仍然沒有包括英語語系、西班牙語語系及法語語系中的中國作家，其中包括兩 位華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的其中一位，華人獲獎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帶來了關於身份的主要問題。見 2010 年藍詩玲（Lovell, 2010）（在莫言獲獎之前）的討論。奧爾汗・帕穆克（Orhan Pamuk）因其在 20 世紀早期 關於亞美尼亞人的種族滅絕的觀點被授予諾貝爾獎，由此給土耳其政府製造了一個類似的但並不那麼嚴重的 危機。
（deterritorialization）和「亞洲化」的過程。亞裔美國人運動用「根」來宣揚其故里、強 化（當地人）對他們公民身份的認同（因為「亞洲人」的差異，他們的公民身份曾被拒 絕承認），也許並不出奇地，這個「根」在這些變革的壓力下已變為回到「亞洲」的「路 徑」15。 亞美研究的重覓方向確實是 IACS 特刊的目的，《亞美研究在亞洲》旨在「通過將亞 洲設為一個地理歷史的交接點和一個互動的多元集合來重新定向亞美研究」（Wang, 2012: 165）。雖然沒有明確地關注空間和地點的問題，但從編輯的緒論題目「國家之間及大洋 兩岸」中仍可看到一個隱含的空間，指示出論文的創新點。被討論的國家主要包括日本、 韓國、台灣與美國的泛太平洋關係，或多或少也談論了並不包括加拿大和菲律賓在內的、 在 20 世紀 70、80 年代形成的早期「環太平洋區域」。 這本論文集對於跨越太平洋的知識及學術關係的變遷的論述，相比文集中對這裡或 那裡的亞美研究（不管我們對那些地點的觀感如何），更有意思。令人遺憾地，論文大多 借發源地的亞美研究作為批評美國帝國主義、霸權及東方主義的藉口，而不像該論文集 的題目所承諾的那樣，去探究「亞洲」不同地點塑造亞美研究的政治及文化力量。16的 確，其中的一篇論文以（抵制）美國冷戰帝國主義和霸權作為藉口，在「亞裔美國研究」 名義下分析一本談論在台灣的亞洲間移民的書。這超出了通常對亞美研究的認識。編輯 似乎也承認有點偏題，這「與亞美研究的標準主題不同」，但因此也挑戰並質疑「一些標 準類別，如『亞裔美國人』和『現代性』」（Wang, 2012: 168）。17對此讀者不禁困惑，是 不是因「亞美研究」的概念化的需要而合理地收錄了這篇論文；還是不管何種原因，既 然文章編入了特刊，這就成為了概念化「亞美研究」的推動力。18不管是哪一種情景， 文章的編選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說明瞭在「亞洲」（此處指的是，台灣）塑造亞美研究的力 量。
15《根：一個亞裔美國讀者》（Tachiki, Wong, Ode & Wong, 1971）是新領域裡相關課程的第一個讀本的標題。
我們將「根」和「路」的並置，歸功於傑姆斯・柯利弗德（James Clifford, 1997）。
16 論文集裡的三篇論文（Hihara, 2012; Lee, 2012; Tee, 2012）分別調查了亞美研究在日本、韓國和台灣的發
展。作為概述，這些討論並未進行深度解析。李健鐘（Kun Jong Lee）的論文提出，韓國學者一直認為用任 何語言寫成的韓裔美國文學都是韓國文學的擴展。最有趣的是張錦忠的視角，他研究台灣的亞美研究所受到 的特殊對待，與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或英語語系文學所受到的對待之間的差別，及其相互間主導關係的複 雜性。 17 王對亞美研究範圍的擴展很好奇，因為他認識了到塑造那個領域時地點的重要性。他寫道，參照台灣的 文學、電影和音樂的「華人市場」，「從當地歷史中脫離出來，『亞裔美國人』成為一個在亞洲的理想的和可 獲得的身份」（Wang, 2007: 141）。這句話可能適用於知識生產，正如其適用於大眾文化商品的生產一樣。
該卷冊的一些撰稿人是美國亞美研究計畫的「產物」。毫無疑問，他們十分清楚亞 美研究是一門日益演變的學科，它對「亞洲」的定位已經成為眾多批評理論及辯論的主 題。「亞洲」的內涵和外延是什麼？在亞洲人彙集在一起的環境中，如何調和在亞裔美國 人運動或學術事業中形成的亞洲人之間的差異？這些是過去亞裔美國人必須要努力解決 的問題，如今在美國與「亞洲」社區關係不斷變化的語境下依然如此。東方主義早就是 個問題，尤其是對於第一代亞裔美國學者來說。他們既不是研究亞洲的學者，也沒有與 這個地區打過任何交道，雖然根據祖先起源他們的身份裡有「亞裔」這一標識。黃秀玲 和張敬玨（King-kok Cheung）等亞裔美國學者以「亞洲人」的海外視角討論種族和族群 的問題。她們的討論給人留下「專橫的」印象。或許這的確因為，就如其中一位學者指 出的那樣，她們沒有意識到台灣或日本對這些問題的抗爭（Nakamura, 2012)。又或許因 為，不論是好還是壞，這些問題在美國政治和文化中無比顯著。然而，若要援引佳亞特 裡・史碧娃克（Gayatri Spivak）來為以下斷言開脫，那是不合理的：亞裔美國人沒有意 識到或忽視了「亞洲」的「廣大」、「複雜性」、「異質性」或「互動式多元」；史碧娃克的 主張則是關於在美國多文化主義及典型的少數民族神話之下亞洲人受到的剝削，毫無疑 問地部分亞洲人也參與了這種剝削。或許值得注意的是佳亞特裡・史碧娃克與米山麗莎 （Lisa Yoneyama）這兩人都在結語的提示中不僅反對美國霸權，而且同時反對新自由主 義下的亞裔美國人的共謀參與。她們是具有「亞洲」根源的美國學者，雖然我並不確定 她們是否持有美國護照或綠卡（Yoneyama, 2012）。無論如何，即使粗略讀一下如《亞美 雜誌》這樣的期刊，就很容易發現，這種批評大多建立在偏頗的證據及簡化主義的概括 之上。 直白地說，在這些論文針對亞美研究及其學者的批評可以歸結成一個基本的問題： 即他們的美國性。亞裔美國人研究「亞洲化」（「重新定位」）是該論文集表述的目標，暗 示著通過「亞洲作為方法」的「透鏡」來重新審視它。「亞洲作為方法」這個觀點由日本 學者竹內好（Takeuchi Yoshimi）於 1960 年提出，近來得到了陳光興（Chen Kuan-hsing） 的熱情擁護。陳（Chen, 2012）為特刊撰寫了結語式論文，「亞洲作為方法」被撰稿者反 覆引用，作為戰勝美國方法論上的霸權的一種方式。19然而，從分析中並不清楚「亞洲」 是否提供了一種方法，或僅是一個視角。無可否認來自亞洲的視角很重要，但對我來說， 「亞洲作為方法」要如何肩負起對霸權或東方主義的批評的責任，這仍是一個謎。的確， 考慮到特刊中對「亞裔美國人成為亞洲的具體化（reification）」的反對，以及其他反對 聲音，「亞洲作為方法」該術語的本身就帶有反語色彩。張錦忠的論文是個顯著的例外， 他頗有深度地鑽研了從馬來西亞人和台灣人的視角進行解讀將會帶來什麼樣的分析結果 這一問題。
要領會這些文學概覽在文獻中的重要性，很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待他們提出的 問題。在這個討論中，我持有的是華裔美國人的視角。選擇該視角的原因之一，源於我 在該領域主要出版物《亞美雜誌》編委會有著近二十年的任職，我對亞美研究進展有些 許瞭解。但是在我看來，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亞美研究明顯地傾向了亞洲，是 20 世紀 60 年代美國的種族自我宣言運動的產物，也是政治上及大學裡對完整市民身份的需 求的產物。這種傾向顯示出對華人及其他亞洲人的人口概貌變化和他們的理智及情感取 向的變化的深刻見解。IACS 特刊《亞美研究在亞洲》提供了有說服力的證據：亞美研究 不僅僅關注美國人，還關注亞洲人。正如期刊的編輯所說，特刊的目標就是「通過將亞 洲設為一個地理歷史的交接點和一個互動的多元集合來重新定向亞美研究」（Wang, 2012: 165）。 雖不明顯但仍同樣重要的是，本文中我所關注的文獻的作者和編輯都是美國居民。 有時我不確定這些學者會如何確認自己的身份。近年來在美國的變化產生了另外一個身 份術語：「基於美國的中國人」（America-based Chinese）。20「亞裔美國人」或「華裔美 國人」這樣術語的邊界一直都很模糊。當後殖民研究術語「混雜」為其注入積極的力量， 歸屬感本身所體現的模稜兩可性並沒有被取消，該術語長期以來預示了一個沒有預料到 的、不如其本源的結果。從「既不完全是中國人又不完全是美國人」到「既是美國人又 是中國人」的轉變十分重要，然而也令人憂心忡忡。更直接地說，「從哪裡來」的問題更 加不確定。無論他們如何確認自己的身份，具有亞洲根源的美國學者在建構另外的中國 人空間時預示著自我及歷史的重新建構，這種重建是一個身份構建巨大變化的明確符號。 雖然這些文獻所提供的文學概覽可能比較新穎，但是他們要解決的問題已經存在了 好一段時間。如上文所言，華語語系研究中，理論上「為其開脫」的前期文獻在 20 世紀 90年代已經全部出版。這些前期文獻反映出在全球化語境下處理「中國性」問題時做出 的理論努力，雖然 90 年代時全球化本身也還是一個問題。而且，「中國性」問題的理論 化越來越多地注入了後殖民批評的語言，因為當時這種批評也很流行。而在東亞社會， 全球化是出於一種政治及意識形態的考慮而採用的新策略，因為從 20 世紀 70 年代末起 亞洲太平洋地區的理念（Asia Pacific idea）獲得支配地位，其支持者認為這一理念為全 球化世界提供了區域（地理）上的基礎。這些發展的最終產物是，1989 年天安門危機消 20 事實上，一個新術語的出現再次將亞裔美國人變成旅居者，這是亞裔美國人爭取公民身份的目標之一。 IACS 特刊的兩名作者提議使用術語「基於美國的亞洲學者」（Lee, 2012: 282）和「基於美國的亞裔美國學者」 （Nakamura, 2012: 251）。最近我在俄勒岡大學亞太研究中心於 2013 年 8 月 20 號發佈的一個通告中看到了 「基於美國的」這個術語，「在八十周年紀念日之時，喬丹・辛尼澤（Jordan Schnitzer）藝術博物館為購置
當代中國藝術品籌集資金。」這裡我們可以與日裔美國研究者的奠基者之一市岡裕次（Yuji Ichioka）（Ichioka,
2000: 43-45）進行對比，他也創造了「亞裔美國人」這個術語，並堅決抵制用日裔美國研究來指涉日本歷史，
退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自 20 世紀 90 年代末的崛起，以及在鄧小平朝向全球化資本主義 世界經濟體中相互合作的領導（思維）下產生的決定性的轉折。中國的崛起，隨之而來 的新話語「亞洲的崛起」，已經成為東部「亞洲」人的尤其是中國人的、湧動變化的文化 身份的直接來源。正如石靜遠和王德威（Tsu & Wang, 2010: 5-6）所說，「隨著中國在 21 世紀繼續重塑其世界強國的地位，它經濟的向心力將創造一個重生的文化引力」。 中國大陸（Mainland China）不僅僅是在長達約五個世紀海外移民歷程中定居在全球 其他地點的接近五千萬華人的物質起源和來源，也是他們重要的文化中心。但是，尤其 是對那些不同意其政治的人來說，自 1949 年始便大致切斷與外界的聯繫長達 30 年之久 的革命中國，僅僅是一個遙遠而抽象的文化存在，而很難對其產生文化歸屬感。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並沒有參與到華裔定居社群的文化建構之中。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歷了後革命時代的開放政策，及其隨後作為一個全球經濟和政治 強國的崛起，引起了全世界中國人的文化身份認同的巨大變化。這點在華裔美國人中尤 為明顯。20 世紀 60 年代出現了自覺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華裔美國文學，其目標就是在美 國文學中主張中國人的存在。作為 20 世紀 60 年代種族解放運動所引起的更加廣泛的亞 裔美國人運動的一部分，這種文學試圖通過重新確認中國的「根」是帶來驕傲而不是尷 尬的來源這點，來克服種族邊緣化或種族排斥。但是它的重覓方向，仍是在抵達的彼岸 開拓出一個社會和文化的空間。與之相關的文學作品都是用英語寫成的。這一代的作家 之中很少人能接觸到漢語。除了一小部分學者和文化活動家注意到了華裔美國人用漢語 寫成的作品，大部分人都是將之忽略的。 過去的半個世紀見證了華裔美國人的文學抱負的一個重覓方向重要的過程，我認 為，這種轉變有兩個主要原因。其中一個原因是人口組成的變化。大部分 20 世紀 60 年 代的文化活動家均是幾代人都在美國居住的移民後代。這些移民最初受嚴格的移民法律 限制，而後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自我孤立，從而與他們的祖先隔絕（1960 年 60%的在美 華裔都來自於廣東一個叫臺山的小村）（Hsu, 2000）。1965 年美國移民法的一個重要改變 為華裔移民的重新彙集開闢了道路，這些華裔移民迅速地改變了海外出生人口與本土出 生人口的比率。在 20 世紀 60 年代的十年間，主要因為新的移民法，美國華裔人口數量 翻倍，這將成為接下來幾十年的模式。越來越密集的跨太平洋經濟活動對此起著額外的 推動作用，結果，海外出生的（華裔）移民到 1980 年已經超過在美出生的華裔人口數量， 部分推動了亞裔美國人口的整體激增。起初，新移民大多來自台灣，少數是來自香港及 東南亞的華人。隨著 1978 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新開放，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包 括香港）的移民如今已占華裔移民數量的最大份額。在過去的五十年，華裔美國人數量 從 1960 年的大約 240,000 增長到 2010 年的 3,350,000 左右。在過去的十年，來自中華人
民共和國（包括香港）的 700,000 移民獲得了綠卡。人口結構的變化不僅僅改變了華裔 美國人的構成，而且也改變了其文化及語言輪廓。這也重新把在美出生的華裔與其他中 國人（尤其是與中國大陸人）聯繫在一起。 其次，中華人民共和國財富及實力的增長給「它是任何地方的中國人的物質與文化 根源」的主張提供了史無前例的信心。也正是在 20 世紀 60 年代，新一代的中國人因那 宣揚將對中華民國的忠誠轉移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忠誠的長達十年的運動而變得激 進。雖然 1978 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資本主義合作的轉向讓一些激進分子很失望，但是 這種失望遠遠地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日益增長的可見度、「祖國母親」發展中為中國人提供 的新機遇以及在海外推崇「中國」文化的積極努力所彌補。如果人口組成中的變化促進 了（華裔美國人）與中國大陸（Chinese Mainland）聯繫的更新，相應地，中國大陸 （Mainland）當然樂意改善這些聯繫，試圖將華裔人口劃入一個新的全球中國民族主義 的離散擴張之中。21 所謂的「中國的崛起」已經強化了要求將中國性進行全球化的主張，也引發了對帶 有中國性的事物的興趣。不管貼上何種標識，研究中國的學術領域都是很有市場的，例 如一般意義上的中國文化生產研究等等。這並不是要去質疑有關作者的學術品德，而是 應對中國和亞洲正在經歷的各種變化，要求提出新的品牌（提法），來重組教學和科研等 學術工作，以及推廣這些領域內數量快速增長的學術著作。至少，當「跨學科」及「跨 國」 等術語已變成了教育工作及教育機構中為變革而打出的口號時，如果一個理論討論 能夠令人信服地標上這些標籤，將會比一個基於單一國家的理論討論更有市場。相應地， 或許也有這樣的情況：比較及跨學科的工作也給中國研究及對其他中國人社區的研究帶 來新的學術問題。22 東亞及跨太平洋區域的經濟及文化實力的重新配置，為全球範圍的中國人身份及自 我 認 同 帶 來 了 新 的 壓 力 。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擴 張 的 引 力 場 同 時 增 大 了 再 中 國 化 （re-sinicization）的壓力及對差異的渴望。跨太平洋的權力變化也增強了對「亞洲化」 的呼籲──僅限於亞洲的人群，還拓展到其他具有亞洲根源的人群。以上討論的大部分 21 例子見 Louie（2004）。這些變化促成了 1992 年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國際協會（ISSCO）的成立，其中王賡
武（Wang Gungwu）和王靈智（Ling-chi Wang）發揮了主角作用。該協會包括了來自世界各地的華裔學者及 非華裔學者。另一個例子是 1993 年不同的社區（中國大陸、台灣、香港）的「華人」（「Chinese」）一起參 加的在台北召開的會議。會議論文由齊邦媛（Pang-yuan Chi）和王德威編輯成冊，書名為《二十世紀下半葉 的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0）。該論文集的前言部分介紹了當時的熱潮。雖然編輯們清楚地認識到華人文學的異質性，但是
他們並沒有懷疑華語文學或文化作為整體的特性（Chi, 2000: 14）。有趣的是，在 1978 年中國改革開放不久 「華人之間」的社會科學家就召開了這種會議。
作品的作者都是中村（Nakamura）所描述的「基於美國的亞洲」或「基於美國的亞裔美 國」學者──換句話說，是那些在後殖民研究中被描述為「離散人群」的人──這點很 重要。在 20 世紀 90 年代，即使伴隨著全球多文化主義的引力，地方變得更加脆弱，但 地方問題與越來越多的離散人群跨國主義的跡象同時出現，同時也變得愈發重要。23 不管他們如何看待離散的價值（valorization of diasporas），史書美、梁志英和胡其瑜 在爭論中都將離散作為國家利益及原文化的延伸。據此，有人試著批判這個術語，也有 人試圖通過連接地方與離散來接納它。在我對這個術語的後殖民使用的理解中，「離散」 ──無論這個簡化主義的術語有何優點──屬於流動和不確定的領域。霍爾（Stuart Hall），一個使用該術語的前輩，歸結為「離散經歷……擾亂的過程、重組、雜糅及『切 割和組合』──簡而言之，它暗含的文化離散－化（造一個醜陋的術語）」（Hall, 1996: 447）。「第三空間」作為離散空間的隱喻已經在後殖民批評中流行開來（參考 Rutherford, 1990）。它是人與空間（包括地點）之間對話交鋒、對立及雜糅的空間。它是克服自我及 他者本質化概念的空間。在《邁向第三文學：美洲華文寫作》的作者頭腦裡，最重要的 是地方的「雜糅」，而這點正是史書美所忽視的。她寫道：「華語語系是一個以地方為基 礎的每日實踐和經歷，因此它是一個不斷經歷各種變更以反映在地需求和條件的歷史形 成過程」（Tsu & Wang, 2010: 39）。「在地需求和條件」固然重要，但是跨地方及離散壓
力同樣重要。過去三十年的美國可以作為這點的強有力見證。24 身份的流動性讓離散成為人們鬥爭的場所，起源地的人們之間、抵達地的人們之間 以及離散人群之間都有鬥爭。25若將我們的「現在」歷史化，這裡探討的文獻正是準確 地表達了這樣的鬥爭。正是要從目前新的身份及身份認同的流動性中創造出符合處於鬥 爭中的各方利益及願景的東西。 23 收錄在華語語系研究中的大多數理論性作品都是由著名學者在 20 世紀 90 年代寫成，他們致力於對「中 國性」進行具體化的反駁。作品標題豐富多彩，如「可以對中國性說不嗎」（洪美恩）。最豐富多彩的、但並
沒有被華語語系研究收錄的標題，是陳奕麟（Allen Chun）的「他媽的中國性：民族文化身份的模糊性」（Chun,
1996: 111-138）。 24 這在 20 世紀 90 年代已經很明顯。關於那個時期的延展性討論，見 Dirlik（2010）。我在那篇文章中認為， 靠判别是當地人還是新人，並不容易預測（其是否）對抵達地有所擔當，因為新人有時會比「本地人」更有 擔當。另一方面，複雜性應該很明顯。最近的一個案例是劉醇逸競選紐約市市長。劉是所謂的祖籍台灣的第 「1.5」代。顯然他已經對抵達地有很強的擔當。另一方面，他在競選中遇到了麻煩，他的管理者存在非法 集資的問題。其中一位管理者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人，她借父親之力參與了北京的協會。另外一位管 理者也是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人，被指控參與福建協會的非法活動。他們作為「亞裔美國人」，已經從 美國各地的「亞裔美國人」的社區獲得了極高的期許和支持。在維基百科關於他的文章中可以找到針對他職 業生涯和醜聞的簡要討論。
另外一個重要方面是對歷史的爭奪。史書美將地方作為歷史的場所是正確的（參見 Dirlik, 2002）。另一方面，雖然她提出了基於地方的歷史和身份，但誤導性地把它們理解 為民族實體，而不是跨地方的社會關係和語言關係：如大陸文學、台灣文學、香港文學、 馬來西亞華裔文學、華裔美國文學等。如果將華語語系文學（或上面探討的其他任何一 種選擇）作為文學概覽和文化的標準是有意義的，那麼就需要提倡一種空間性，在創造 一個新的「中國性」的都市空間時，使不同的、以地點為基礎的歷史之間產生對話。無 論史還是上面談及的其他作者均堅持識別以地方為基礎的不同之處，然而他們均未針對 以語言親和力或更廣泛的文化親和力為結構的、以地方為基礎的歷史含義及他們提出的 跨地方關係的身份進行深入探討。 地方與空間之間的對立關係，看起來曾經也同時是歷史與結構之間的對立：（1）對 歷史的本土化需求與（2）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上的跨國（互動）中產生的「解轄域 的」多個張力之間的對立。以亞裔美國人為例，亞裔美國人運動和亞美研究誕生於在抵 達地建立歷史的爭奪中，歷史作為身份來源被跨民族化和跨地方化所挑戰，並且在建構 新身份時，這段歷史關注跨空間的關係力度。在他們提出的華語語系文學對話中，這些 作品本身就是他們試圖理解的轉型的一部分。他們一方面質疑通過民族—國家 （nation-state）來確定文化身份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他們打開了一種新的全球性跨民族 主義，這點對維持當代全球現代性中的文化傾向具有重要意義。一種新歷史是否能從「全 球關係」中產生，這依舊讓人拭目以待。著名的民族主義歷史學家安東尼・史密斯 （Anthony Smith）因強調民族主義的種族歷史性根基而出名。他曾在一個場合俏皮地說 全球化沒有歷史。在華語語系文學的跨國界（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界）相互作用過程 中，是否即將產生一個新的歷史？現在下定論還為時尚早。 考慮到「華裔」人群文化差異的現實，需要提防的是文化共同點滑入「中國血統和 面孔」之中而成為出發點──也就是黃秀玲描述的「基因中心主義」。 那將會創造糟糕 的也是非常危險的歷史，那是我們任何人都無法不受其影響的時代危機。為避免這種不 測事件，比起尋找一個單一的歷史，或許歷史的「多聲部」將會發揮更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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