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1)

第五章

討論

根據研究結果可以發現青少年的心理健康狀況在國家、性別與年齡之間有差異存在，以下就青少年心理健康在國家差異、性別差異與年齡差異等三方面進行討論。

壹、青少年心理健康在國家之間的差異

研究結果顯示台灣與美國的青少年心理健康狀況並不同，這樣的結果與其他研究結果相似(Achenbach et al., 2003; Collishaw et al., 2004; Goodman et al., 2005)，也就是說青少年的心理健康狀況國家之間有差異存在。

整體而言，台灣青少年的心理健康狀況比美國好，尤其是過動/注意力與同儕關係問題方面，這和 Achenbach et al. (2003)針對美國跨世代研究中發現白人有較低的心理問題，較高的適應能力的結果不盡相同。這樣的結果點出了在地文化重要性與少數族群的適應問題。Achenbach et al. (2003)是針對生活在美國的不同國籍之青少年其心理健康做比較，因為這些人都生活在美國，同時受到美國主流文化的薰陶，在大環境條件一樣的前提下，影響青少年心理健康的因素可能就是少數族群的適應問題，例如種族歧視、社會地位不平等、資源分配不均等。舉例說明之，由 Burke 於 1986 年的研究指出種族主義與歧視是美國黑人引發憂鬱症的主要因素，而相關因素還包含貧窮、居住環境不良與工作機會缺乏(練明枋譯，2006)。

而本研究是針對台灣本地青少年與美國本地青少年的心理健康進行比較，可以從台灣與美國不同的在地文化影響加以討

(2)

論。就台灣與美國而言，台灣傾向集體主義，而美國傾向個人主義，而且台灣在權利距離、迴避不確定性、長期導向與女性化傾向比美國高(Hofstede, 2001)，所以台灣的孩子比美國的孩子對自己的情緒與行為更傾向符合外在社會的期待而自我控制。

在台灣強調群體(collective)而美國強調自我(self)，美國主流文化重視自由意志，強調個人主義，認為人追求個人目標不受限於社會義務(Rogoff, 2003)，而台灣的文化重視群體利益與社會規範，強調羞恥心，認為個人榮辱攸關家族榮辱(Fung & Chen, 2001;

Li, 2004)，個人應該自制並且發展自我潛能對社會有所貢獻。因此，在這樣文化薰陶下的台灣孩子或許會比美國的孩子更能夠依照社會規範克制自己的行為並且維持同儕之間良好的關係，而如此的情緒與行為的自制導致了台灣孩子的情緒症狀比美國孩子嚴重的結果。事實上，相較於其他文化，華人有更多悲的特殊負面情緒，包括悲戀與羞恥

¹¹

，這也可以解釋台灣孩子情緒症狀較嚴重的原因。

如果以文化性格對行為的影響，台灣青少年的行為問題理論上應該會比美國青少年不嚴重，但是，研究結果卻顯示兩國之間青少年的問題行為沒有顯著差異，這是否意味著文化轉移與西風東漸的影響改變了國內青少年的行為模式，還是有更深層的影響因素存在都是值得再進一步探討的。

11

Shaver et al. (1992)針對美國、義大利與中國以階層群聚分析(hierarchical cluster analysis)方式將情緒詞彙分類，研究發現這三個文化都有快樂(joy/happiness)、氣憤(anger/hate)、害怕(fear)與悲傷/沮喪(sadness/depression)等四類情緒。而中國卻出現悲戀(sad love)與羞恥(shame)兩類獨特的情緒。悲戀的基礎情緒包含癡情(infatuation)、單相思(unrequited love)、懷念(nostalgia)與心疼 (sorrow/lore)等概念；羞恥則包含羞憤(shame/resentment)、惱羞成怒(rage from shame)，還有羞愧、

羞恥、慚愧，英文沒有相對應的字可以區分開來。

(3)

朱瑞玲、劉蓉果(2002)曾針對台灣大學生、美國大學生與日本大學生探討文化與情緒的關係，發現美國大學生的情緒愉悅感與個人自尊、目標達成、行為因應、公平感、自我掌控等自我關注的認知評估有較高的相關；相對的，日本大學生的情緒愉悅感受到較大社會規範的影響，支持美國文化強調自主性而日本文化重視人際相依性。而台灣大學生的情緒愉悅感則與自我關注和社會規範兩者都有很高的相關，這表示台灣文化既重視自主又強調人際相依。這與 1980 年代 Hofstede(1981)的研究發現台灣、日本與美國在集體主義傾向的強度台灣最高、日本次之、美國最低的結果有點不同。這是否意味著台灣文化在涵化過程有新文化的產生。同樣的研究針對台灣樣本以個人價值取向探討文化對情緒的影響，發現除了自我關注與獲得尊重受到情境影響，當情境涉及他人時，個人集體取向越高，正向情緒感受越高，與他人的關係品質直接影響情緒，而情緒也受到價值取向的影響。而此研究也發現在日常情緒反應美國學生最高，台灣學生最低。

由此可見，台灣文化既重視關係(傳統文化)又強調自主(新文化)，個人所以必須依照情境有自律表現，也必須依照情境有自主的表現。個人依情境取得和諧之際，個人內在世界是否真正和諧決定了其心理健康狀況。而本研究發現國內青少年情緒症狀得分顯著比美國高，而問題行為的得分卻沒有顯著比美國低，這透露了某些隱憂。當美國反省個人主義與青少年問題之際，台灣是否也應該好好思考台灣文化對青少年心理健康的影響。

貳、青少年心理健康在性別之間的差異

研究結果顯示青少年的心理健康狀況存在性別差異，這樣的結果與其他研究結果相似(Goodman, Slobodskaya, & Knyazev,

(4)

2005; Shek, 1987; Koskelainen, Sourander, & Kaljonen, 2000)。國內青少年的情緒症狀女生比男生嚴重，行為問題則是男生比女生嚴重，這樣的發現與其他研究結果相仿(Achenbach et al., 2003;

Collishaw et al., 2004; Shek, 1987; 李思賢等，2006；張如杏、胡幼慧，1993)。

比較有趣的發現是女生的同儕關係問題比男生嚴重，這與一般的觀念相左，也與國內有研究針對高中職與國中生的同儕關係研究顯示女生的同儕關係比男生好(林世欣，2000；胡秀娟，2006) 的研究結果不一樣。這乍看之下或許是矛盾的現象，其實可以從男女生對關係的態度與需求之差異以及處理衝突方式的不同看出端倪。

女生在友誼中傾向有更多情感性的親密，而這樣的情感親密有助於青少女的適應與安適感(Crothers et al., 2005)，而且女生有較好的朋友就比較不會主動認識新的朋友(Berndt, 1982)。所以相較於男生，女孩在同儕關係傾向於少數親密的朋友(黃牧仁譯，

1999)。

而在處理衝突的方式上，雖然大部份的女生在面對衝突並不會採取任何攻擊方式，但是有研究指出有 25%的女生會採取間接攻擊(Coney et al., 2004)。除了間接攻擊以外，關係攻擊與社會攻擊都是女孩在面對衝突比較常採取的回擊方式，包括社會隔離 /排斥、忽視、抽離或是威脅中斷友誼以及講閒話等（Archer &

Coyne, 2005; Bright, 2005; Coney et al., 2004; Crothers, Field, &

Kolbert, 2005; Remillard & Lamb, 2005; Xie et al., 2002），這些方式剝奪了女生的友誼的需求與情緒的親密，而使其感到難受、不適與自尊受傷(Archer & Coyne, 2005; Bright, 2005; Underwood,

(5)

2003)。

除了面對衝突，女生也可能因為害怕被社會遺棄，所以製造謠言以表達對某人的不滿、動搖某人的地位或孤立某人，也可能是在三人之間的衝突中，為了獲得盟友、降低情緒緊張或是解決問題而在同儕的友誼中使用關係攻擊(Crothers et al., 2005)。

Remillard 與 Lamb(2005)研究發現中學(6-12 年級)女生攻擊的形式最多的是講八卦與散佈謠言(44%)，其次為排斥或是忽視 (29%)。大約 60%的女生在受到攻擊受感覺不再那麼親近朋友。

「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對關係傾向更多情感親密的女生，可能因為友誼親密的滿足而感覺同儕關係的良好，也容易受到關係攻擊的傷害而感覺同儕關係問題的嚴重。因此，在男生與女生的同儕關係議題上應該從多元的向度思考，而且要包含質與量的評量。

青少年心理健康狀況的性別差異，除了生物性因素，社會化的形塑也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Bem(1981)認為兒童迅速學習與瞭解性別的社會期待，並且納入這些觀點到他們的行為。擁有傳統女性特質的女孩，她們的喜好、態度、行為與個人特質本身符合傳統女性特質的基模。因為直接與明顯的衝突並不符合女性特質，女孩為了迎合這樣的標準被迫使用更多操控與隱藏的方式經驗生氣、解決衝突與建立優勢，而 Hatch & Forgays 於 2001 年提到性別角色的建構包括生氣情緒經驗的約束(引自 Crothers et al., 2005)。性別角色的期待也讓很多女孩認為間接處理或避免衝突受到大人支持，女孩不被允許抗爭，而是要坐好並閉嘴，因為她們被期望像個淑女，那代表著成熟與沉著(Crothers et al., 2005)。

因此，女孩被期待與他人維持和諧關係，而且如果對他人有負面

(6)

的情緒也盡可能以和緩的方式回應。性別角色期待與社會化的形塑或許這也能夠解釋女生在情緒症狀比男生嚴重，而男生在行為問題比女生嚴重的原因。

參、青少年心理健康在年齡之間的差異

研究結果顯示青少年的心理健康狀況存在年齡差異，這樣的結果與其他研究結果類似(Achenbach et al., 2003; Shek, 1987;

Koskelainen et al., 2000)。國內青少年的心理健康狀況年長者比年輕者嚴重，此結果與國內(張玨，1987)、香港的研究結果相似(Shek, 1987)，但是與國外研究相反(Koskelainen et al., 2000)。

理論上，隨著年齡的增長，成熟度的提升，個人的情緒調節能力、行為控制能力與人際互動能力應該更好，相對的情緒症狀、問題行為、過動/注意力與同儕關係問題應該隨之降低，心理健康狀況應該更好。但是國內研究結果卻不是如此。

事實上，除了年齡以外，青少年心理健康狀況的預測因子結果與國外相反的尚有社經地位。國外研究指出高社經地位者有較低的心理問題，較高的適應能力(Achenbach et al., 2003)；低家庭社經地位與社會支持者較可能心理不適、有憂鬱症狀(Klineberg et al., 2006)；然而台灣研究顯示社經地位越高心理健康問題越多，因為在台灣社經地位越高的家庭，學業成就要求越高，導致青少年心理健康狀況越差(楊孟麗，2005)。這或許是台灣「萬般皆下品，惟有讀書高」傳統觀念所導致的特有現象，因為學業壓力似乎主宰著青少年的心理健康狀況。

國內有研究指出學生的學業壓力與心理健康有關(張明永、

文光華，1987)。張玨(1987)針對 580 名高中與專科學生探討大學

(7)

聯考壓力對青少年健康的影響，發現聯考生相對於非聯考生的自我陳述身心症狀次數增加、人際互動減少、情緒宣洩的哭之次數增加，這可看出青少年的心理健康狀況與升學壓力的關係。而本研究 16、17 歲的青少年(相當於高二學生)的課業壓力理論上比 12、13 歲的青少年(相當於國一學生)來得大，所以年長的青少年在心理健康問題上比年輕者嚴重，可以由課業壓力來解釋。

張玨(1987)的研究也發現無論是聯考生與非聯考生隨年級 (年齡)的增加，身心症狀與焦慮失眠的越嚴重，這與本研究發現國內青少年的心理健康問題年長者比年輕者嚴重相呼應。但是也點出了除了課業壓力以外，仍然有其他重要的因素導致青少年的心理健康隨年齡而變差的現象。

或許教養態度會是一個線索，在台灣「望子成龍，望女成鳳」

的教養態度下，形成父母親對子女的生活過度照顧與介入的教養方式，直升機父母(helicopter parents)與完美小孩(perfect child)期待的組合造成了兩個極端現象，一種是孩子為父母親的期望而活，假我超越真我主宰生活(Clair, 2004)，過度壓抑自我造成內隱性的心理問題；另一種則是孩子活在父母的保護下，延緩了孩子的心智成熟度，孩子缺乏學習生活適應能力的動機(Clair, 2004)，衍生外顯性的心理問題。

綜合以上的討論，青少年心理健康在國家、性別與年齡間的差異可以由文化背景與社會化過程的差異來加以解釋。台灣青少年心理健康狀況隨年齡而每況愈下的現象是值得注意與關切的，因為青少年時期是精神病發病的關鍵期。如果台灣無法營造一個良好的環境讓孩子在青少年時期穩定成長，心理健康狀況越來越安適，而是給孩子一個不好的生活環境，使孩子的心理健康越來越惡化，導致精神病發或是

(8)

衍生出精神官能症，不但毀了孩子，也造成家庭、學校、社會與國家更嚴重的負擔。這是值得我們省思與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