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鄭觀應與清末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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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商戰實踐－鄭觀應的商務活動

鄭觀應以買辦出身，在累積一定的商務經驗和私人資本後開始投入私人企業的經營，透過這些商務往來的活動，孕育其商務思想並累積個人聲望。其後在參與官督商辦企業的過程中，更有機會逐步落實其商務理念，展現他企業經營長才。雖然他的理想與現實仍有相當差距，無法全力施展其商戰以救國的抱負，但從他具體活動的史料分析，仍可看出鄭觀應一生主張落實商戰以求富國裕民、強國禦悔的決心。

第一節私人企業的經營

鄭觀應和清末成功的企業家唐廷樞、徐潤等人一樣，早年都是買辦出身，在替洋行經營絲茶業務時，逐漸累積經驗和資本，也開始從事這方面的經營。唐廷樞是上海怡和洋行買辦，為怡和推銷鴉片、收購茶葉，後來自己賣茶，並開辦修華號棉花莊，成為上海茶葉、絲業公所董事。徐潤於 1852 年入寶順洋行為學徒，學習絲茶業，曾與人合夥開設紹祥號，包辦各洋行絲、茶、棉花生意， 1862 年與人合股辦寶源絲茶土號， 1868 年離開寶順洋行，自辦寶源祥茶棧，同時在外地設立分號，以便收茶。¹而在《易言》自序中，自許「日與異國人相接」²的鄭觀應，在積累了寶順洋行、太古洋行的買辦經驗後，也開始投資經營私人企業。

1 徐潤，《清徐雨之先生潤自敘年譜》，又名《愚齋自敘年譜》，台北：台灣商務書印書館， 1 9 8 1 年。

2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 上 ) 》上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 8 8 年 4 月一版一刷，頁 1 7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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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寶順洋行時期的鄭觀應，管理絲樓和攬載等事務，但同治 4 年 ( 18 6 5 年 ) 以後，受到洋行彼此競爭激烈、美國南北戰爭等因素影響，寶順洋行生意轉趨清淡。正感前茫茫之際，徐潤等人有意自開茶棧，給予鄭觀應新的出路。到了同治 6 年 ( 18 6 7 年 )，

英人創辦公正輪船公司時，鄭觀應亦參與投資。此時鄭氏二十六歲，在擔任買辦的同時，即已自籌資本兼營絲茶貿易，並從茶業開始，再擴及航運業、攬載業、民生商業及其他行業。鄭觀應曾在與友人的書信中回憶生平經歷，從二十七歲時，擔任寶順洋行輪船公司經理，兼管棧房等事。在寶順洋行停業後，即與同志開和生祥茶棧，兼任公正洋行輪船公司董事，並開榮泰駁船行。後來太古洋行創辦輪船公司，鄭觀應被聘為買辦，總理輪船攬載事務。並在長江各口開攬載行，有：太古正、太古昌、太古輝攬載行、天津源泰攬載行，福州寶泰過載行，來協助輪船公司業務的推廣；更與同志開有利於太古攬載業務的商號－川漢滬仁泰昌雜貨號及「代客辦貨」在營口採辦豆麥與豆餅等運往汕頭、香港等處的北永泰商號；又開有利於商號融通資金的恒吉錢莊；後來盛宣懷所開的錦州煤礦公司，煙台採礦公司，繅絲公司，三姓金礦公司；朱翼甫所開平泉金礦公司；唐景翁所開建平金礦公司；徐雨翁所開的上海牛乳公司；徐秋畦所開同文書局；唐茂翁所開玻璃公司，鄭觀應均入股相助。³徹底實踐其十大商戰的主張，且由上述洋洋灑灑的經歷，可見鄭觀應參與投資或經營的商務範圍極為廣泛。

此外鄭觀應也注意到開墾方面和農牧業經營方面的問題，他曾自述：「余自幼嗜讀農林書，頗有志於農林之業，曾著論述

3 ＜致許君奏云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 下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 9 8 8 年 4 月一版一刷，頁 9 3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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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致富及種樹之益等篇，尤羨歐美各國造林政盡美盡善，森林之大利幾為政府收入巨款之一大宗，而我中國則造林之風氣未開，余游歷十餘省，所見皆童山濯濯，廢森林之大業，棄山澤之大利，深為痛惜。」⁴清廷方面似乎也注意到農牧開墾的問題， 19 世紀末，清廷將大量未開發的荒地和部份已開發的官地低價出售鼓勵民間開墾，許多官員、地主及商人籌款購買這些土地，並雇工開墾，於是出現了一些農墾公司，其經營範圍包括：農、林、牧、漁等業，如種棉、植桑、造林、園藝、飼養牲畜等。但其中許多公司的成立是為了低價買入土地，再高價出售，而並未真正開墾。有些公司則是將土地租給農民賺取租金，只有少部分公司自己經營，種植棉花或畜牧⁵。此一風潮正好與鄭觀應發展農牧的想法不謀而合，光緒 7 年 (1 8 81 年 ) 遂與唐廷樞等人一起集資十三萬兩，合辦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⁶他認為要富強必先養民，民為邦本，而財產又為國民生命之所托，因此耕植技術採西化和機器進行才能使經營日見成效，更可進一步替國家累積富強的資本，這種以經營近代企業的理念投資農牧業在當時是非常罕見的。茲將鄭觀應投資或參與經營的商務活動表述如下：

4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致順直墾荒公司農科華業生叔蔭侄書＞附錄：沈君行知＜參觀江蘇省教育團公有林第一林場記＞，前引書，頁 5 1 5 - 5 1 6 。

5 凌耀倫、熊甫、裴倜編著，《中國近代經濟史》，重慶出版社， 1 9 9 8 年 8 月第一版第三次印刷，頁 2 8 2 。

6 鄭觀應與唐廷樞「合買沽塘荒地四千頃，為開墾種植、牧畜等用。」詳見於鄭觀應，＜致唐少村中丞請移民開墾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 下 ) 》，前引書，頁 5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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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鄭觀應投資或參與經營之商務範疇分類表 類別 公司行號 創辦/參與時間營業範圍 附註

公正輪船公司 1867 年創辦

/1868 年參與

長江航運有惇信號及羅納號

兩艘輪船

榮泰駁船公司 1868 年長江航運兼管性質

航運業

太古輪船公司 1873 年長江航運有輪船 13 艘;鄭觀應

在 1874 年受聘為總買辦

攬載業

太古正、太古昌、太古輝攬載行、天津源泰攬載行、福州寶泰過載行

1873 年〜1881 年間

客貨攬載 代客辦貨

在太古輪船公司服務時為招攬公司生意而開設

川漢滬仁泰昌雜貨號

1873 年〜1881 年間

代客辦貨採辦豆麥與豆餅等

運往汕頭、香港

和生祥茶棧 1868 年販茶

揚州寶記鹽務 1872 年販鹽

繅絲公司 1882 年紡織引進美國棉籽試種

上海牛乳公司不詳畜產與徐羽翁合資

玻璃公司不詳民生與唐茂翁合資

民生雜貨

天津沽塘耕植畜牧公司

1881 年墾荒、畜牧與徐潤、唐廷樞合資

金融業恒吉錢莊不詳存放款

錦州煤礦公司 1882 年採煤與盛宣懷合資

煙台採礦公司 1882 年採煤與盛宣懷合資

三姓金礦公司 1889 年採金與盛宣懷合資

開平泉金礦公司

不詳 五金礦產 與朱翼甫合資

採礦業

建平金礦公司不詳 五金礦產 與唐景翁合資

文教事業同文書局 1882 年

專印繕本古籍

徐潤、徐鴻復集股創立於上海；1898 年停辦

資料來源：夏東元，《鄭觀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年 4 月一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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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鄭觀應參與經營之各項商務活動，其得失利弊情形，茲分項評析如次：

一、航運業：

英法聯軍後，受到增開口岸及條約給與外商種種優待的影 響，外人在中國發展航業更順利，反觀中國的航運發展卻受到嚴重的打擊。外商對航業的經營，已經有良好的經驗，因此當時不論是英商或是美商輪船公司，都投注大量資金於發展中國沿江及沿海的航運。例如：英商怡和洋行 (Ja r di ne , Ma the s on & C o.) 自咸豐十年 (1 86 0 年 )起，一直有兩艘輪船來運輸自己的貨物；美商旗昌洋行 (Russe ll & Co.)也於同治元年 (1862 年 )創設「上海輪船公司」，專門經營中國沿海及長江沿岸的客貨載運。⁷中國沿江沿海的航業，逐漸為外國航運公司和洋行等所侵奪。因此，以學習西洋「船堅砲利」的自強運動推動時，發展中國航運就成為朝野一致努力的目標。鄭觀應在航運業上的傑出成就，堪稱識時務的俊傑。

１．公正輪船公司及榮泰駁船公司

同治 7 年 (1 86 8 年 )鄭觀應在兼管和生祥茶棧的同時，受洋商 士多達 (St rda r d)等人推舉就任公正輪船公司董事，同時亦兼管榮泰駁船公司。鄭觀應面對時局的反應和當時一般商人眼界、格局略有不同，在外有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內有太平天國起事的時局下，鄭氏參與投資英人創辦、華洋合營的公正輪船公司並且擔任公司董事。⁸公司主要業務是航行長江，並與旗昌輪船

7 呂實強，《中國早期的輪船經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 9 7 6 年 1 2 月再版，頁 1 3 9 - 1 4 0 。

8 鄭觀應在經營和生祥茶棧的同時，與怡和洋行買辦商人郭甘章及他的姻親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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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相抗衡，他人關心的或許是公司的盈利及如何鎮壓太平軍以利商務流通，鄭觀應所想的則是如何在國家危亡之秋，能盡一己之力，故在參與投資事業的同時亦用心吸收經營航務的經驗，以期日後能有替本國航運效力的機會，但由於資本僅有十七萬兩，實力不厚，對旗昌並不能構成威脅。⁹這種有志難伸的心態也促使鄭觀應開始從事著作，將救國抱負藉文字抒發，《救時揭要》一書即是在此背景下完成的著作。但這些參與經營航運業的歷練，累積了鄭觀應對航運業經營的知識，對於日後參與太古輪船公司及參與創辦輪船招商局都有很大的貢獻。

２．太古輪船公司（ B u t t e r f i e l d a n d S w i r e ）

同治 12 年 (1873 年 )，鄭觀應在寶順洋行的同事麥奎力邀之 下，參與了太古輪船公司的創辦並與太古輪船公司簽了三年合約，受聘為太古的總理兼管帳房、棧房（相當於總買辦之地位），

由此可知鄭氏在太古的權力很大。鄭觀應曾自述：「太古輪船公司所有輪船攬載用人事務都歸他和總理船務的美國人晏爾吉商辦」。¹⁰

鄭觀應早在同治 1 2 年 ( 18 7 3 年 ) 刊印的《救時揭要》＜論中國輪船進止大略＞中，即已分析西方國家是透過興辦航運來使國家富強，他說：「夫泰西輪船、機器、火炮之精，泄天地造化之奇，為軍國所利用，以此致強，以此致富」。¹¹並強調若中國學習西方則必雄跨四海。因此太古輪船公司在鄭觀應獨到的經營

廷樞等人一起，出資和外商共同經營，並被推選為董事之一。

9 後來在鄭觀應的主導下，同治 1 2 年 ( 1 8 7 3 年 )，太古輪船公司創辦時，以白銀二十六萬兩購買了公正輪船公司在長江的輪碼頭等全部設備。

10 詳見於，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上冊，前引書，頁 6 2 0 。

11 同上註，頁 5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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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下業務蒸蒸日上，輪船日增，又加開了漢口、四川、上海等地之太古攬載行，光緒 3 年 (1877 年 )2 月鄭氏與太古合同期滿，太古又與之續訂五年的合約，足證鄭氏之經營成效深獲公司肯定。鄭氏直到光緒 8 年 (1 8 82 年 ) 合同到期，始轉任輪船招商局幫辦。

在累積幾年航運公司的工作經驗中，鄭觀應對船務經營方面已漸顯露獨到之見解，光緒 1 8 年 ( 18 9 2 年 ) 出版的《盛世危言》

＜商務篇＞附錄＜論招商局及肇興公司事略＞中，對如何辦好輪船公司提出實證的經驗，就是鄭觀應累積了寶順洋行、公正輪船公司、太古輪船公司及多年經營各口攬載行的經驗總結，其具體措施包括：

j籌措經費方面：

官商財貨應互相流通，由政府投資恢復生產輪船，彼此互信則可互利，必要時可以開放募集民間資金，透過招商來解決經費不足之問題。¹²

k設備方面：

船要好要新（燃煤少、行駛速、裝貨多），勿貪便宜用舊式機器，維修經費要充足。¹³

l人才方面：

要用人惟才，知人善任，不要受人情之牽累，要任用熟悉船務之人才，才能對業務內容熟悉，不被租客所欺；駕駛訓練

12 ＜論招商局及肇興公司事略＞，《鄭觀應集》上冊，前引書，頁 6 1 8 。

13 同上註，頁 6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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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精良，管理要嚴謹得當。鄭觀應認為中國之落後不在於人才少，而在於缺乏經費訓練人才，導致有些船主因訓練不足，技術不精而導致船擱沙碰石、水鍋炸裂等狀況。¹⁴

m經營方面：

調整輪船週期，提高載貨率，卸貨、上貨要配合，相關設備要準備，儘量讓船不空停在碼頭以減低消耗；對富商大賈及大攬載行、輪船公司等都要格外招呼，以招徠生意，對固定的客源則應給予優惠。¹⁵

二、民生商業：

鄭觀應是具有新式經營理念的商人，在自行經營創業的初 期就將其經營觸角伸及中國傳統舊式的民生商業，包括：絲茶業、農牧業及雜貨等等。他以現代企業的目標「追求利潤」為經營概念，將中國舊式產業注入新式的經營方式，透過生產規劃來提高舊式商業的經營效率，透過品質控管來提高大眾對舊式商業產品的信心，但由於現存相關資料有限，故在此簡單介紹鄭觀應參與經營的茶業及鹽業為主。

１．和生祥茶棧

同治 7 年 (1868 年 )寶順洋行（ De nt& Co.）停業後，鄭觀應轉任和生祥茶棧的通事。和生祥茶棧主要的業務是代兩湖、江西及徽州的茶客沽茶，為時三年。初期營運狀況良好，但後來應收帳款積欠過多，拖累營業的週轉，鄭觀應等股東擔心有倒閉的危機，於同治 10 年 ( 18 7 1 年 ) 宣布停業。此停業屬明智之舉，

14 同上註，頁 6 1 9 - 6 2 0 。

15 同上註，頁 6 1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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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企業的經營就是要有合理的投資報酬率讓股東（投資者）滿意，支付合理的薪資及福利費用讓員工滿意，支付履行社會責任之費用讓社會大眾滿意。在股東、員工及社會大眾都滿意的條件下，企業才能自然長存。¹⁶而和生祥茶棧在無法達到營運順利及獲利的目標下，在尚未虧損情況下見好就收實為上策。

２．揚州寶記鹽務

鄭觀應在經營和生祥茶棧及投資公正輪船公司的過程中，由於經營得法累積了可觀的個人資本。同治 10 年 (1871 年 )和生祥茶棧停業後，鄭氏投身經營舊式商業，擔任揚州寶記鹽務總理。當時鹽務屬舊式商業，鄭觀應投資於此，除了追求西方國家富強之道外，亦顯示其不忘本的儒家傳統思想。因為就商業經營的觀點而言，企業的經營方式，雖然要跟上時代的腳步，要採用新式的生產規劃及管理辦法，但傳統舊式商業經營，專業單一的生產方式，亦有其可取。鄭觀應是希望能將舊式商業與新式企業經營理念相配合，除講求專業外，透過多角化的經營方式，更能創造其產品的附加價值，希望能替舊式商業創造更多利潤。

三、其他投資：

分析鄭觀應經商理念之脈絡，他的行事作風除了保有自小所受的儒家教育中的儒商風範外，更包含他離家經商後的西式經商實務經驗，這樣特殊的經歷突顯出鄭觀應與當時一般商人的不同，更難能可貴的是鄭觀應投身參與經營各行各業的最終目標都是要以實踐其商戰理念為目標。以下介紹的攬載行即是以協助拓展輪船航運業務為前提、投資開礦則是以振興本國實

16 陳定國，《企業概論》＜序言＞，台北：三民書局， 1 9 9 3 年 8 月修訂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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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為前提、開設錢莊則是希望資金流通能迅速，目的是在加速商業發展以達到振興國本的目的。

１．攬載行

鄭觀應在進太古後，為了擴大營利並保證太古輪船公司的客貨旺盛，特別在長江各口及沿海一些口岸開設許多為太古服務的攬載行。主要有：長江各口的太古昌、太古輝攬載行、天津源泰攬載行、福州寶泰過載行等。另在營口、牛莊、汕頭等處則開設「代客辦貨」的北永泰號（在東北營口採買豆麥與豆餅等運往汕頭、香港等處）。

２．投資開礦

鄭觀應是一位對商業敏感度很高的積極型商人，誠如前述，在鄭觀應的商戰主張－地盡其利論中，即已強調要致力發展礦業來奠定國家富強基礎，因此在其經營私人企業累積了相當程度的資金後，他開始將眼光放到近代工業上，對於潮流所時興的股票及開發新的經商舞台方面，鄭觀應都能做出準確的判斷。一八八 ○ 年代洋務派集資興辦新式工業、新式企業，鄭觀應看好這些企業的股價，他曾致書盛宣懷說：「近日欲開礦者甚多，因開平、平泉、長樂、鶴峰股票大漲」¹⁷，又說：「現在上海公司股份無一不漲，平泉股本不過數萬，其漲尤甚，現值二三五兩。」¹⁸因此鄭觀應加入此一投資潮流。

鄭觀應在這時把投資重點放在礦業方面，除了與盛宣懷等人集股開採山東登、萊、青、莒四府五金礦產外，亦「認招股

17 盛宣懷檔，＜鄭觀應致盛宣懷函＞，光緒 8 年 6 月初 5 。

18 盛宣懷檔，＜鄭觀應致盛宣懷函＞，光緒 8 年 6 月初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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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十萬兩」投資東北錦州採礦業。¹⁹

３．金融業：開設錢莊

錢莊是中國傳統的金融機構之一，在西方新式銀行組織尚未引進中國之前，錢莊在國內金融市場上扮演的角色即相當於今日的銀行，負責兌換貨幣、貸放資金、滙寄款項等，雖然規模與功能無法與新式銀行相比，但對中國經濟的穩定與發展確有相當的幫助。清末隨著新式商業的興起，身為商業金融樞鈕的錢莊，在買辦的資金運用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錢莊也因此與新式商業間建立了密切的關係。錢莊發行莊票，在國內外貿易中的信用極高，可以代替現金在市面流通，使用於各通商口岸。莊票有即期和遠期兩種，其中遠期莊票使用居多。 1850 年代以 10 〜 2 0 天為期， 1 86 0 年代以後縮短為 5 〜 2 0 天為期，期內還款利息較低，期外還款的利息則高達 8% 〜 1 0 %，²⁰雖然收取利息並不低，但仍有利於資金的流通。一般而言，洋行在資金的運用上是將一部份現金由買辦保管，買辦則將現金存入錢莊，洋商在交易時不須帶現金，只需開一張買辦支票即可支付，收款人可拿支票向買辦取款，錢莊莊票在買辦的保證下便能得到洋行的信任。在此資金通融的背景下，洋行在 1870 年代以後，改變了過去自己籌劃資金透過買辦到鄉村墊款給絲行訂貨的收購生絲的做法，而讓絲行自行收購和販運，這樣絲行的資金大多都要依靠錢莊的周轉。鄭觀應以精準的市場眼光，預測到將在清末工商業發展的情況下扮演重要的角色，投資錢莊經營除可賺取利息外，更有助於清末商戰的發展，在此考量下鄭觀應

19 ＜致盛杏蓀觀察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前引書，頁 9 5 5 。

20 盛慕杰，＜舊上海金融業綜述＞，《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 6 0 輯《舊上海的金融界》， 1 9 8 8 年 8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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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自行經營私人企業需要週轉資金，開設錢莊除可以替自己的事業籌備資金外，也有利於推動工商業的發展，於是決定將私人企業的經營範疇擴大至金融業，參與投資恆吉錢莊。

錢莊在業務經營上與一般銀行差異不大，包括：存放款、滙兌、買賣生金生銀等，錢莊的利潤來源主要是放款的利息、滙兌的手續費及買賣生金生銀的價差等，清末在新式銀行未推廣的情況下，鄭觀應投資經營錢莊在放款業務上有助於資金的流通，對新式工商業的發展助益甚大。然而，錢莊的資本額不及新式銀行雄厚，僅能供應少量週轉資金，無力從事長期鉅額貸款，難以適應大規模工業之需要，故隨著中國新式工商業愈加發展，錢莊所佔工業貸款之比重即愈形降低；另外，在存款的利息上，錢莊所提供的利息也比一般新式銀行低，以長遠的眼光來看，也無法吸引到大筆的資金，進行資金的流通促進工商業的發展，因此鄭觀應後來即進一步主張要設立新式的銀行來協助工商業的發展與西方國家進行商戰，錢莊的投資只是他商務經營早期基於商人的營利性格所參與的一項過渡性質的事業。

綜觀鄭氏私人企業經營範圍之廣，從他熟悉的航運業出發，擴及與航運業有關的攬載代客辦貨行業，最後到民生商業及金融業，這種多元經營的方式在今日商業界均屬罕見，更何況是百餘年前才正要起步的商業環境背景。雖然經營的過程中有得有失，如：民生商業方面的和生祥茶棧，應收帳款被積欠過多即是一例。但鄭氏為落實其物暢其流的商戰理想，仍熱情的開設攬載行、雜貨號、參與投資輪船公司及投資經營錢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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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地盡其力的商戰主張，則投資開發礦產以振興實業，這些作為都證明他是一位具有長遠眼光及具有愛國熱忱的經世商人，實為商界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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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官督商辦企業的參與

在中國近代化的幾個時期中，「官督商辦」時期是最為關鍵的時期。²¹「官督商辦」也是近代中國朝野在面臨西方經濟入侵下，推動近代化運動時的主要企業經營型態²²，在 1 87 0 年代開始的相關新式企業，諸如：航運業、棉紡織業和礦業 ...等，在官方的支持下紛紛興辦。雖然 1 89 0 年代末期與廿世紀初期，有許多企業相繼改為「商辦」，但事實上仍殘存著「官督商辦」的理念與相關制度，故「官督商辦」這個制度在中國近代化的相關企業轉型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根據王爾敏的《官督商辦觀念之形成及其意義》及呂實強的《中國早期輪船經營》二書中，可知「官督商辦」概念的出現是在籌設輪船招商局的過程中蘊釀出來的。²³由於清末的企業經營環境尚無具體的商業制度與法律來保障商人經商，對商人而言，經商會遭受官吏需索及土棍干擾的壓力。另一方面，清政府由於資金的窮困，無法籌集足夠的資金來興辦近代化企業，甚至在專業知識與經驗上政府還需依賴商人的協助。在這種情形下政府為了因應當時環境的變化需要商人的協助，商人在無法律保障商業活動之下，也需要政府的保護，在這種情況下，官商合作或官商互賴自然就成了一個趨勢。

21張維安，＜「官督商辦」體制與中國近代工業發展－以輪船招商局為例＞，《思與言》 2 6 卷 3 期 1 9 8 8 年 9 月，頁 2 2 3 。

22 關於十九世紀的官督商辦政策有許多論點，根據王爾敏先生的分析歸納有數種解釋，詳見於附錄之附表四。

23 呂實強在書中提及官督商辦制度的出現，是基於招商局創立之初，中央的恭親王等和在地方的曾國藩、李鴻章等，為珍惜時機，遷就事勢，而採取的不得已措施。此論點反駁了大部份學者所指「官督商辦」形成是曾國藩、李鴻章為擴張個人的權勢之誤解。呂實強，《中國早期的輪船經營》，前引書，頁 2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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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官督商辦」，由於政府欠缺資金，大多是由商人出資、政府規劃及經營，商人甚至不需要任何的企業經驗，而政府為保護這些新建的企業也會給予特權，但特權又不能盲目的無條件給予，因此會派員督導，故經營管理權在政府官員手中。

24後來官督商辦的經營方式有了改變，即政府出一部分資金，照傳統發商生息方式貸出，同時派員監督企業的經營，執行政府交待的任務，並負責對外和對政府的公共關係，使企業在保護之下得以成長。關於實際技術性的工作，則徵召商人擔任，名義上是民廠，股份也是民股。²⁵

此外，十九世紀後期許多知識分子在認知到工商業對國家的重要性後，也都認為應在國家監督範圍內鼓勵和發展民族資本的工商業，並且強調：國家有權經營或至少應插手干預一切主要工商企業的事務，國家對企業利潤享有優先的特權。雖然這些主張和西方盛行的自由放任經濟思想明顯不同，但也突顯出近代中國在西力經濟入侵下急欲振作的努力。他們透過對外商務競爭以振興國家的策略，其著眼點是在政治，因此認為執行商戰的負責機構，最好是官商合作，以兼取所長。故清末的

「官督商辦」制度是在政府資金與人才不足，加上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下，官方無力獨自經營；商人方面，則是在無商法、商律的環境之下，仍需政府的協助的情況下，在官、商均無獨力興辦此等企業下的一種權宜策略。²⁶

24 張維安，＜「官督商辦」體制與中國近代工業發展－以輪船招商局為例＞，

《思與言》 2 6 卷 3 期 1 9 8 8 年 9 月，頁 2 3 0 。

25 李恩涵、張朋園等著，《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與自強運動》，台北：食貨出版社有限公司， 1 9 8 2 年 5 月再版，頁 6 9 。

26 詳見於，張維安，前引文，頁 2 3 1 - 2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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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末自強運動推動近代化企業的同時，由於「官督商辦」的經營體制需要商人的資金，故許多商人紛紛將私人資本投資於此類企業的經營。鄭觀應基於商人對時勢的敏銳度，觀察出 18 80 年代近代化企業的股價將有亮麗的前景，加上光緒 8 年 ( 1 88 2 年 )上海《滬報》對這些近代化企業股價的統計均呈現上漲趨勢，鄭氏因此積極的將其私人資本投入協辦自強運動中的近代化企業。鄭氏參與官督商辦事業除了表現商人追求更高利潤的營利性格外，其目的也是企圖藉此挽回民族利權，實踐其商戰的抱負。例如： 18 8 0 年代前後數年間，鄭觀應將投資重點放在礦業方面，注重經營礦業的經濟效益，目的就是要抵制外人獨佔中國礦業利益，他認為外人佔利豐富的原因是由於「礦產佳、工藝巧」這兩個強項，因此他主張中國也必須朝這兩個方向去改進，要「用機器金鋼鑽開井深至百數十丈驗看」等先進技術設備和勘購「佳礦」²⁷來與外人進行商戰，奪回原屬於中國的利益。

光緒 4 年（ 18 7 8 年），鄭觀應因鹽運使彭汝琮之邀，會辦上海機器織布局事務，此後即成為贊助李鴻章興辦近代企業之重要商人，並參與創辦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李鴻章所倡辦的三大官督商辦企業：同治 1 1 年 ( 18 7 2 年 ) 的輪船招商局，光緒 3 年 (1 8 77 年 )的開平礦務局，光緒 4 年 ( 18 7 8 年 )的上海機器織布局。鄭觀應和同時期的另一著名買辦徐潤不同，他沒有獨資開辦近代工業事業，而是在 18 80 年代前後幾年間將大量資本投資於洋務運動中的近代企業經營，這種以挽回國家民族權利出發的愛國心更突顯出鄭氏與時人之不同。現將鄭觀應所投資參與的近代新式企業分述如下：

27 ＜致盛杏蓀觀察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前引書，頁 9 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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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辦上海機器織布局

上海機器織布局是中國近代第一家棉紡織廠。由於鴉片戰 後，中國對外貿易幾乎呈入超狀態，其中由新式機器製造出來的洋紗、洋布比本土紗、本土布更物美價廉的優勢是對外貿易呈入超的原因之一。李鴻章即曾上奏說：開辦上海機器織布局，可以擴利源，敵洋產，他認為自各國通商以來，進口洋貨日增，但出口土貨卻年年減少，無法與洋貨相抗衡，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於各國製造均用機器，較中國以人工生產而言，既省時又價廉，故主張要設法仿造，生產與洋布同一品質、品一規格的棉布，自行運銷，實現洋布的「進口替代」，進而分洋商之利。²⁸故上海機器織布局的成立是以與洋商進行商務競爭為目標，欲挽回中國利權而設。

上海織布局的籌建是由前四川侯補道彭汝琮 (器之 )於光緒 4 年 (1 87 8 年 )向南北洋通商大臣沈葆楨、李鴻章兩次上帖，請求在上海設立機器織布局，他當時所提出的理由就是要替代進口的洋布²⁹，彭汝琮在獲得准許後隨即稟准李鴻章，札委鄭觀應會同辦理。李以久聞鄭「實心好善，公正篤誠」故札委鄭觀應襄助彭汝琮籌辦機器織布局。鄭觀應被肯定要負責協助機器織布局的籌辦任務，主要是基於他的洋行買辦經驗表現出色，加上鄭觀應主張「商戰」並親身實踐，有助於中國民族經濟的發展，上海機器織布局，在鄭觀應的參與創辦下，即有明顯的示範的作用。另外，從鄭觀應在《盛世危言》＜論紡織＞中對中國土

28 吳汝綸編，＜試辦織布局摺＞ ( 光緒八年三月初六日 ) ，《李文忠公 ( 鴻章 ) 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 1 9 8 4 年。。

29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北京： 1 9 5 8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頁 9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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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及洋布比較的分析來看，上海織布局的成立可以說是鄭觀應實踐其商戰抱負的一個重要進程，他說：「進口之貨，除煙土外，以紗、布為大宗。每年中國進口洋紗、洋布約銀一、二千萬，光緒十八年增至五千二百七十三萬七千四百餘兩，導致中國銀錢外流，華民失業。此洋貨銷流日廣，土產運銷日艱，有心人能不惄然憂哉？³⁰」

但是鄭觀應在參與織布局的籌辦過程卻不甚順利，後來也未有好結果。剛開始，鄭觀應請辭不獲准，於是接受札委，並向彭汝琮提出三個經營方針：第一、用人宜謹，第二、將有限的資本做充分的運用，第三、規模要由小而大，腳踏實地的經營。但彭汝琮根本不按規矩辦事，或「獨斷而不相謀，或會商而不見納」，最後鄭觀應籌墊了萬餘金還不能挽回頹局，光緒 5 年 ( 1 8 7 9 年 ) 鄭觀應向李鴻章辭去此一職務。³¹而織布局在彭汝琮籌辦不善的情況下，幾至半途而廢。但李鴻章並未放棄機器局，光緒 6 年 ( 1 8 8 0 年 ) 9 月，李再度準備在上海招商試辦，並委鄭觀應與戴子撝、龔壽圖及經元善等人重新籌辦。光緒 7 年 ( 1 8 8 1 年 )，鄭觀應即因此再次進入織布局擔任總會辦，並在招股、用人、訂立規章制度等工作方面，向李鴻章提出經營織布局的三大方針：第一、求聲譽卓著之人，以聯眾志。主要是想避免內部的人事糾紛， 1 8 7 9 年彭汝琮與鄭觀應的經營權之爭，雖然鄭觀應在李鴻章的支持下取得了經營主導權，³²但為避免舊事重演，故有此主張。第二、明示籌集之款，以堅眾信。

30 《盛世危言》＜紡織＞，詳見於夏東元，《鄭觀應集》上冊，前引書，頁 7 1 5 。

31 < 稟辭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札委會辦上海機器布局事宜＞，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前引書，頁 5 2 6 - 5 2 8 。

32 陳慈玉，＜上海機器織布局＞，《清季自強運動研討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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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專用西法，以濟眾力。他估計辦廠成本須銀四十萬兩 ³³，且為了扶持民族工業幼苗，加強與外國資本競爭能力，降低成本確保盈利，除要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消耗之外，鄭觀應另向李鴻章提出兩個建議：第一、專利權的概念，希望在織布局開工後，給與十到十五年之專利權，以防外人仿造爭利，但織布局後來卻利用此「專利權」反對新式紗廠的設立³⁴。第二、只准華人入股，並給予免除釐捐及酌減稅項等優惠，以示與洋商平等待遇，鼓舞本國商民士氣，期能挽回利權。前後籌備了約一年半，但鄭氏所提之意見及規劃，在當時傳統知識分子保守的態度下，認為如此作為會衝擊到本國土布的發展，造成大量勞工的失業問題，因此鄭觀應的建議僅得到李鴻章的部分認可，光緒 8 年 ( 1 8 8 2 年 ) 3 月上海試辦織布局，鄭氏之所有規劃僅有免除釐捐一項獲准。³⁵

鄭觀應為機器織布局所帶來的豐厚利潤，已促使華商紛紛投資設廠，先後開辦了華盛、裕原、大生、通久源等紗廠，紗綻亦增產至三十萬枚左右，對外商漸漸起了抗衡的作用，並落實了商戰的目標。但光緒 9 年 ( 18 8 3 年 )，經濟下滑，上海受波及的結果，錢莊、商號紛紛倒閉，股價下跌，織布局亦受影響。關於上海金融風潮的起因，全漢昇指出是中法戰爭和華北連年災荒的影響，但劉廣京則基於中國近代企業經營的角度另外指出三個原因，第一、受世界銀價下跌的影響，中國海關兩與英鎊的兌率受影響造成入超嚴重，第二、華商商業和金融機構本身的弱點，過度依賴底本不厚的錢莊放款周轉，第三、開平礦

33 ＜稟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訂立織布機器合同＞，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前引書，頁 5 3 7 ~ 5 3 8 。

34 陳慈玉，＜上海機器織布局＞，前引文。

35 ＜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批示＞，同上註，頁 5 3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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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股票下跌，導致股市崩盤。³⁶而鄭觀應在籌辦織布局的過程中也有失誤³⁷，原來預計要招募的股份五十萬兩中，僅實收三十八點五萬兩，其餘十四點七二萬兩全為股票存局作為押款，而已收之股銀三十五萬餘兩除付機器等項成本銀二十點九萬兩外，其餘十四點三萬餘兩或已放出，或押股票，均無銀存局。³⁸故織布局在未正式開辦前即有虧損，這是鄭觀應失誤所導致的結果。光緒 10 年 (1884 年 )3 月鄭觀應離滬赴粵協助彭玉麟幫辦軍務時，虧欠並未清理。盛宣懷為了替鄭觀應解危而接手，但不久盛即北上署天津海關道職，將織布局事交經元善辦理，同時龔壽圖向李鴻章控告鄭觀應「擅挪公款，受押股票、利則歸已，害則歸公」；³⁹並將「布局同人欠款」盡諉咎於鄭觀應。⁴⁰這也是官督商辦企業為人詬病之處，由於官僚的介入過度需索報效，導致商人的不安，結果使商人退卻造成企業之資金籌措困難，使原本不足的資本更形短絀，鄭觀應為替織布局籌足資本，另外投資的結果是要自負虧損責任，由此也可見鄭觀應積極從事商戰的熱烈企圖，但卻忘了替自己留後路。

光緒 10 年 (1884 年 )，織布局因內部措置失當，股本虧損甚多依然未能開工，⁴¹光緒 15 年 ( 18 8 9 年 )兩江總督曾國荃奉諭派員

36 詳見於劉廣京，＜一八八三年上海金融風潮＞，《經世思想與新興企業》，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1 9 9 0 年初版，頁 5 7 1 ~ 5 9 3 。

37 關於鄭觀應籌建紗廠事，詳見《申報》， 1 8 8 4 年 1 月 1 2 日，＜答暨陽居士採訪滬市公司情形書＞。

38 曾國荃＜查復織布局務疏＞，光緒 1 5 年 1 0 月 1 4 日，《曾忠襄公全集》＜奏議＞卷 3 1 。

39 同上註。

40 盛宣懷檔，《鄭觀應致盛宣懷函》，光緒 1 0 年 4 月 2 6 日。

41 織布局到了 1 8 8 3 年，已招股本四十萬兩以上，實收三十餘萬兩。鄭氏透過駐美大使容閎請到一個比較高明的技師，發現上海一帶的棉花「質粗紗短」，普通外國機器要先改造纔能合用，故於當年秋天開始訓練工人，購地、建廠，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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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認定鄭觀應要負虧損責任，⁴²鄭氏在不希望連累他人的情況下自認倒楣，清償了債務。但欲藉參辦近代新式企業以救國的理想與現實經營的結果之間的差距，使得生性耿直且愛國的鄭觀應受到傷害，他曾說：「年來命途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責於外，父兄妻孥怨於內。進退維谷，申訴無門。反不如衝鋒陷陣，效命盡忠，落得身一乾淨也。」⁴³，而鄭觀應晚年回憶時仍覺倍受傷害，甚至氣憤的說：「使當日仍在太古，則不致罹此巨厄」。⁴⁴

鄭觀應在思想上主張「商戰優於兵戰」，認為在國家急欲振作之時，必須舉國一致重視商務的發展，由國家營造有利於商業發展的環境，透過商人的協助與合作來創造商機與商利，這正是「以官護商」、「官商合作」的表現。為實踐其商戰主張，

同年上海金融風暴發生。織布局已收的股本除付機器等項成本二十九萬之外，其餘十四萬三千餘兩多由股東，包括鄭觀應本人在內，以股票存局，押借現款另用。上海金融風暴期間，各項股票大跌，織布局無法收回借出的款，建廠的事只好停頓。

42 Y E N - P I N G H A O , B r i d g e , p 1 4 9 。郝延平認為，依龔壽圖之意，織布廠失敗原因雖多，但最重要的因素在於鄭氏將資金外流太多，因投資過多其他事業而導致失敗。但鄭觀應個人表示，他承認辦理不善的失職，但龔壽圖因私人恩怨將布局同人欠款盡諉咎於他，他不服氣。據經元善查帳的結果，鄭觀應押款及往來久帳早已抵清，只是放出的現金收押票據，適逢經濟危機的波及股票下跌到只值原價的三分之一，倒是龔壽圖動用局款被經元善清理帳目時不留情面的追討，反使龔埋怨鄭。

另，曾國荃亦謂：「定章銀一百兩為一股，先招四千股，續招一千股，實收到銀五十萬兩。 … 鄭觀應稟敘僅實收銀三十五萬二千八百兩，其餘十四萬七千二百兩，全係股票，存局作為押款。其已收股銀三十五萬餘兩，除付購機器等項成本銀二十萬九千餘兩外，其餘十四萬三千餘兩，或已放出，或押股票，均無實銀存局。」，詳見於，《洋務運動文獻彙編》，第七冊，頁 4 5 0 。

兩者說法的共同點均指向鄭觀應對織布局資金挪用的不當導致織布局的虧損。

43 盛宣懷檔，＜鄭觀應致盛宣懷函＞，光緒 1 0 年 1 0 月 1 3 日。

44 ＜辛酉年春致輪船招商局董事會書＞，《鄭觀應集》下冊，前引書，頁 9 5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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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觀應也選擇將私人資本大量投入於參與「官督商辦」企業之經營，然機器織布局的失敗經驗，讓鄭觀應開始質疑「官督商辦」企業的可行性，他體會到官辦時期遺留下來的官僚習氣，阻礙了企業的改革及發展，並感嘆：「全以官派行之。位尊而權重，得以專擅其事 … … 公司得有盈餘，地方官莫不思薦人越阻代謀」⁴⁵這也是鄭觀應晚年對「官督商辦」轉為批判的主要原因，他譴責那些寄生在「官督商辦」企業以助商為由卻侵害本國商人商利的舊官僚。另一方面，鄭觀應的愛國熱誠卻不因此次失敗的教訓而稍減，他仍不放棄實踐其商戰的抱負，因此仍積極投資參與創辦 1880 年代的各項近代企業，直到三進三出輪船招商局後，才漸漸領悟空有理想抱負，但未能有政策及環境配合落實理想之苦，這也是鄭觀應晚年寄情於修練道術之緣故。

二、創設津滬電報局（上海電報局）

電報知識在十九世紀中傳入中國，最初是洋商希望能設立電線以便捷東西方通信事宜，而急切盼望清廷重視電報事業，後則是西方各國也希望中國能架設電線以利商務流通，但清廷卻以中國地勢與外國情形不同而拒絕設立電線。⁴⁶清廷認為如果任由各國安設電線，往後一切事件，中國公文尚未到，彼方卻已先得消息，官方辦事勢必大為掣肘，此保守心態可見一般。直到清廷敉平太平天國後，西方各國在中國各口的商務日益頻繁，對電線通訊的需要日趨急切各國駐華使領及其有關人員，乃紛紛建議總署設立電線，同時有的洋商已迫不急待的逕自採取行動。

45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 上 ) 》，前引書，頁 6 11 。

46 黃嘉謨，＜中國電線的創建＞，《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十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 9 8 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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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 1 1 年 ( 18 7 2 年 ) 丹麥商大北電報公司在鼓浪嶼蓋電報館，次年將港滬海線接引至田尾地方上岸安置，從事電報業務的經營，並在吳淞開設電報館，⁴⁷上海電線遞信訊捷的事實給當地官商有了實際考查的機會，兩江總督兼上海大臣曾國藩及船政大臣沈葆楨開始考慮及倡議設立電線的可能。

在商人的立場來說是積極期望清廷成立電報局的，鄭觀應認為電報是「利國利民，並為當今急務」⁴⁸，他比較中外通商以來的貿易情況，「何以泰西日富而中華日困？」⁴⁹，原因就在於西洋各國信息敏捷，轉運神速，故洋商猛著先鞭，而華商膛乎其後。⁵⁰鄭氏言語中透露出對華商經濟利益被洋商侵害之不平，認為是訊息流通管道不暢通所致，更進而影響到商務的發展。因此鄭觀應在詳查形勢後向李鴻章建議要設立漢口等處電線，他在＜稟李傅相左中堂請招商集股設立漢口等處電線＞奏摺中陳述：「職道等體察情形，熟權事勢，為海防計，固宜先設津線；為商務計，極宜添設江線，庶江海聯為一氣，呼吸相通。 … … 防務、商務並關緊要，擬俟江線有成，再請逐漸推廣。所需經費可否准由職道等招商承辦，得與津滬合一，似屬兩有裨益。」

51在立足於兵戰及商戰的立場上，鄭觀應建議要廣設電線於中國，而辦電報的目的是要利用電報加快經濟信息的傳達，以挽回利權便利商戰。

4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海防檔丁＞電線，第 8 4 號文，頁 9 9 。

48 夏東元編，《鄭觀應集 ( 下 ) 》，前引書，頁 9 9 8 。

49 同上註。

50 同上註，頁 1 0 0 6 。

51 同上註，頁 1 0 0 6 - 1 0 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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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 6 年 (1 88 0 年 ) 李鴻章奏准設立上海電報局。光緒 7 年 (18 8 1 年 )，盛宣懷與鄭藻如等一起向李鴻章推薦鄭觀應駐滬照料驗收外商（丹麥商）大北公司代購的材料及將材料分運各處等事宜。⁵²鄭觀應回覆他們說：「自顧菲材，既承不棄，可敢自外裁成」⁵³。李鴻章遂於光緒 7 年 4 月 23 日 (1 88 1 年 5 月 20 日 )任命鄭觀應出任津滬電報局上海分局總辦，駐局經理，以就近連絡外商之大北電報公司，並與天津總局遇事商辦。鄭觀應並擬定

＜創辦電報局招商章程＞十二條，其要旨均在強調電報在洋務、商務上的重要性，政府、商民要同舟共濟來展電報業的決心。⁵⁴而在籌辦電報局業務方面，鄭氏言明津滬電線未通以前不支薪水。但由於鄭觀應同時亦忙於籌辦上海機器織布局，且亦有洋行買辦經理職務在身，故稟請李鴻章准予經元善為會辦，經氏亦言明電線未成以前不支薪水。

鄭觀應在經營電報局方面頗有貢獻，首先是與洋商爭電線利權。光緒 6 年 ( 18 8 0 年 ) 中國架設電線前後，英國大東及丹麥大北二公司都在沿海設海線。大北在吳淞並設有旱線，另在廈門之線也已上岸。⁵⁵鄭觀應協助盛宣懷與大北進行多次談判，拆除了吳淞旱線，禁止了廈線上岸，也避免了大東的效法。他曾與人書云：「弟等月前與大北電報公司爭回上海至吳淞旱線及廈門海灘線路，亦為國體起見，現與大東公司議約，於省港電線亦有裨益也。」⁵⁶在此一與洋商爭利的過程中，鄭觀應的愛國心表露無遺。

52 詳見於＜覆鄭玉軒、盛杏蓀、劉薌林、唐景星、朱靜山諸君書＞，同上註，頁 9 9 8 。

53 ＜覆鄭玉軒、盛杏蓀、劉薌林、唐景星、朱靜山諸君書＞，同上註，頁 9 9 8 。

54 詳見於＜創辦電報局招商章程＞，同上註，頁 1 0 0 7 - 1 0 1 0 。

55 夏東元，《鄭觀應傳》，前引書，頁 6 4 。

56 ＜覆香港華合電報公司何昆山書＞，《鄭觀應集》下冊，前引書，頁 1 0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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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部經營方面，鄭觀應有鑑於津滬電線完成後，報費很貴而收益很少。故在建議設立閩浙、長江電線的同時，提出「以造就學生而減報費為第一義，添招股本而加電線為第二義」⁵⁷的主張。因為鄭觀應認為電報創始之初，由於任用洋人耗費過多，加上水陸電線、機器、磁碗、紙張等器材又都購自外洋，導致糜費甚大，認為必須培養人才以代洋，自己設廠製造電線機器等材料以減少從外洋購買，如此才能達到電費減、營業廣、收益多的目標，甚至使電報局能持久經營並逐漸推廣。

然實際經營與理想規劃畢竟有段差距，且鄭觀應的建議並未能被清政府全盤接受，鄭觀應曾感嘆：「愚見中國電報乃獨市生意，招股不難，難於當道始終不變。」又說：「中國尚無商律，亦無憲法，專制之下各股東無如之何。華商相信洋商不信官督商辦之局，職此故也。」⁵⁸後來電報局所收之電報費入不敷出，鄭觀應遂稟請北洋大臣李鴻章，准許招集商股，並於光緒 8 年 (18 8 2 年 ) 3 月歸由商辦，但仍以「官督商辦」為原則。⁵⁹鄭觀應要求改革及要求民主立憲的意念也因此進一步醞釀和發展。

三、輪船招商局

輪船招商局是清末自強運動事業中有關國計民生的機構，它的成立是為了挽回被外國輪船公司所控制的航運權利。而發展航運事業的具體落實則主要得力於李鴻章的支持，李鴻章在同治 11 年 ( 18 7 2 年 ) 6 月 2 9 日的奏摺中提及要保護造船，理由是

57 ＜致天津電報總局盛杏蓀觀察書＞，同上註，頁 1 0 1 6 。

58 ＜致總辦津滬電線盛觀察論招商辦電報書＞，同上註，頁 1 0 0 3 。

59 ＜創辦電報局招商章程＞，同上註，頁 1 0 0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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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請求軍事自強，他說：「國家諸費皆可省，惟養兵、設防、練習槍炮、製造兵輪船之費萬不可省。求省費，則必摒除一切，國無與立，終不得強矣。」⁶⁰同時也主張要製造商用船隻來與控制中國沿海貿易的外國輪船公司進行商務競爭。

招商局在籌辦之初有「官辦」⁶¹及「官商合辦」的方案，最後是李鴻章的主張獲得認同，他說：「臣前與曾國藩籌議，中國殷商每不願官交涉；且各口岸輪船生意已被洋商占盡，華商領官船另樹一幟，洋人勢必挾重資以傾奪。則須華商自立公司、自建行棧、自籌保險。 … … 本巨用繁，初辦恐無利可圖 … … 非有熟悉商情、公廉明干、為眾商所深信之員，為之領袖擔當，則商人必多顧慮 … … 必准其兼運漕糧，方有專門生意，不至為洋商排擠。」⁶²因此，招商局在 1 87 3 年初創辦時，清政府的總理衙門即確認招商局「現在係官督商辦，即是商董之局。」⁶³

到了 1880 年代左右，受自強運動興辦新式企業經營模式的影響，掀起一股集資興辦近代工商業的熱潮，鄭觀應此時也參與此一投資熱潮，基於其銳利的商業眼光，投入大量資本於近代企業的股票收購，包括船運業及採礦業；也進一步建立了日後參與輪船招商局業務的聯繫。

１．從太古輪船公司到輪船招商局

60 《李文忠公全書，奏稿》第 1 9 卷，頁 4 5 ，同治 11 年 5 月 1 5 日 ( 1 8 7 2 年 6 月 2 9 日 ) 。

61 招商局籌辦時期的官辦建議，詳見於＜海防檔，購買船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台北： 1 9 5 7 年，頁 9 0 9 、 9 2 7 。

62 《李文忠公全書，奏稿》第 1 9 卷，頁 4 9 。

63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海防檔》＜購買船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台北： 1 9 5 7 年，頁 9 2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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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 7 年 (1881 年 )執行洋務運動的相關官員即透過唐廷樞、徐潤、鄭廷江等人探詢鄭觀應參與執行洋務事業的意願。但鄭觀應當時並未答應，因為他與太古輪船公司的第二次合同，要到光緒 8 年 (1882 年 )元月才期滿，所以不能接受委任。⁶⁴

但鄭觀應本身對於是否專職於輪船招商局也有許多考量。第一、是個人前途考量：鄭觀應希望能有退休金及害怕被人利用。因為太古輪船公司有養老優惠，即在太古工作 2 0 年以上，年老退休者，可以半薪養老，而鄭觀應已在太古工作 8 年。⁶⁵另一方面也擔心，若日後招商局局務有起色，利潤豐厚了，會招致流言排擠，影響到自身的前途。鄭觀應曾說：「雖然我公現蒙李傅相器重，恐將來招商局日有起色，北洋大臣不是李傅相，遽易他人，誤聽排擠者讒言，不問是非，不念昔日辦事者之勞，任意黜陟，調劑私人，我輩只知公，不知避嫌，平日既不鑽營，安有奧援為之助力？」⁶⁶，從鄭觀應的自述中也可知其為人處事之耿直，並認為自己不適合官場生態。第二、是對「官督商辦」企業的疑慮，擔心官督企業不能盡其所能，鄭觀應認為在太古輪船公司的經營方式符合現代企業的經營理念，一切按照公司規章，公事公辦，可以人盡其才，但他考慮到「官督商辦之局，權操在上，不若太古知我之真，有合同可恃，無意外之慮。竊聞宦海變幻無常，萬一傅相不在北洋，而後任聽信讒言，視創辦者如鷹犬。」⁶⁷這是個性耿直的鄭觀應擔心入官督企業的最大

64 詳見於，＜致招商局總辦唐景星觀察書＞，《鄭觀應集》下冊，前引書，頁 7 8 0 。＜稟謝李傅相札委幫辦輪船招商總局＞，同前書，頁 7 8 1 。

65 鄭觀應認為：「姑不論其言確否？亦足見西人攏絡人才，操縱有術也」。詳見於＜致招商局總辦唐景星觀察書＞，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前引書，頁 7 8 0 。

66 同上註。

67 ＜覆津海關道鄭玉軒觀察書＞，同上註，頁 7 7 9 。

第 三 節 鄭 觀 應 與 清 末 改 革

第 五 章 商 戰 實 踐 － 鄭 觀 應 的 商 務 活 動

第 一 節 私 人 企 業 的 經 營

第 二 節 官 督 商 辦 企 業 的 參 與

第三節鄭觀應與清末改革

第五章商戰實踐－鄭觀應的商務活動

第一節私人企業的經營

第二節官督商辦企業的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