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新處」（USIS）與台灣文學史重寫：以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心

(1)

「美新處」

（USIS）與台灣文學史重寫：

以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雜誌出版為考察中心

∗

陳建忠

** （收稿日期：101 年 7 月 9 日：接受刊登日期：101 年 11 月 2 日）

提要

如果「國家文藝體制」曾經或顯或隱地支配了冷戰與戒嚴時期的台灣文藝思潮走向，是一種「剛性體制」，制約著作家在意識形態與文化想像上的趨向；那麼，「美援文藝體制」雖自域外移入，亦同樣扮演類似的制約作用，然而是一種「軟性體制」，促使台灣文學的發展導向了有利於美國（或西方）的世界觀與美學觀，或是發展為將文學創作與社會變革區分開來的純粹美學思考方式，其深入幾世代所形成的「集體無意識」，影響之深遠不可等閒視之。本文最重要的企圖，便是由美援下的雜誌出版之考察出發，把「美新處」作為冷戰記憶的代表「寫入」台灣文學史，以便銘刻此種另類的現代性經驗，讓文學史同時也是精神史，可以不時提醒我們思索台灣文學獨特的經驗與困境，讓文學生產的自我反思傳統得以在真誠的檢視裡逐步建立，使具有主體性與批判性的台灣知識分子作家的「反思性實踐」（reflexive practices）成為一種可能。關鍵詞：美新處、冷戰、文學生產、文藝體制、純粹美學

∗ 本文為國科會優秀年輕學者計畫（NSC 100-2628-H-007-020-MY2）成果之一，承蒙匿名審查人提供諸多修改意見，謹此致謝。限於篇幅與問題設定，無法在本文中充分修正與分析者，會在來日持續討論，以期有朝一日能將「美援文藝體制」真正寫入台灣文學史。 **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2)

一、序說：台灣文學史書寫與「美新處」

（USIS）的再定位

作家隱地（1937～，本名柯青華）在回憶 1960 年代時，就曾直指那是個「崇洋」的時代，有關美國的事物總是最為吸引人：那時候對外資訊閉塞。外文系的學生，或靠電臺自修外文的青年，能進南海路五十四號「美新處」看看原文書，就是最洋派的人物。《今日美國》之後的《今日世界》，是人人都讀的雜誌，讀久了，腦子裏裝滿了美國，那年頭，有誰能到美國，可是天大的事，光到松山機場送，經常親朋好友三、五十人，圍住一個要去美國的年輕人，幾乎是集體叮嚀，弄到後來，淚灑機場，彷彿天人永隔。再說喝過洋墨水從美國回來的人立刻身價百倍，連寫文章，如果文末註有寄自紐約、華盛頓或舊金山……這篇稿件被選用發表的機率，也多了百分之五十。所以，那也是個崇洋的年代。人們最喜歡讀遊記，鍾梅音的《海天遊蹤》，第一集、第二集，大中國圖書公司不停地印，就像梁實秋編的遠東英文字典，怎麼印，市場上總是銷售得掉。1 上述回憶文字，引發筆者思考：對於冷戰（1945-1991）2與戒嚴（1949-1987）時代的台灣文學發展，特別是本文所指涉的1950、60 年代，如同多數論者都指出的那般，在反共文學、懷鄉文學等主流的文學生產外，現代主義文學的崛起其實也是同等重要的現象。而在戒嚴時期，除了黨國所提供的愛國反共教育，「西化」、「親美」、「崇洋」的時代潮流，便成為我們理解作家之文學教養的另一批關鍵辭。亦即，我們都可能都已知曉當年國家權力「企圖」對文藝發展進行強力支配，也已成為文學史上的共識；但，對於由美國（引申為廣義的西方、西洋）藉由「美援」等各種管道影響下的台灣文學場域，當前的文學史又曾經如何描述過這來自域外，另一種國家權力「企圖」支配或影響文學、文化（即使結果可能並非盡如美國之意）的現象呢？

1 隱地：〈一條名叫時光的河：屬於我們的年代（1960～1969）〉，《漲潮日》（臺北：爾雅出版社， 2000 年 11 月），頁 156-157。 2 本文所使用的冷戰時期，其起迄日期乃依照西方學界的看法，以美國與蘇聯兩大強權的對抗事實為依據，由二戰結束後德國分裂、東歐共產國家建立為開端，以迄總書記戈巴契夫下台、蘇聯的解體。但在其它地區的冷戰情勢，摻雜地緣政治與個別國情的因素，其實有不同的變化，如包括台灣在內的東亞地區的冷戰問題，便需考量冷戰問題在不同區域的特殊性（如內戰、分斷體制等）。關於美蘇兩國的冷戰史，可參見約翰‧梅森（John W. Mason），何宏儒譯：《冷戰》（臺北：麥田出版，2001 年 3 月）。

(3)

1967 年，親身歷經現代主義洗禮，又轉而積極批判與反思西化式的現代主義文學，陳映真（1937～）發表〈現代主義底再開發：演出「等待果陀」底隨想〉一文，應是當年極為有力的現代主義文學批判之先聲。陳映真認為現代主義風潮是帝國主義在台灣的殖民文化，因此，具有仿效、模擬的特色，加上台灣並非科技發達的進步國家，缺乏社會物質發展基礎的文化脈絡。所以他判定台灣現代主義徒然成為自我耽溺的亞流文藝：我們的現代主義文藝，不是徒然玩弄著欺罔的形式，便是沉溺在一種幼稚的，以「自我」那麼小一塊方寸為中心裡的感傷；不是以現代主義最亞流的東西─墮落了的虛無主義、性的倒錯、無內容的叛逆感，語言不清的玄學，等等─做內容，就是捲縮在發黃了的象牙塔裡，揮動著頹廢的白手套。3 筆者意不在評價陳映真論斷的正確與否，而是想藉此文指出，由此之後逐漸在70 年代初興起的反西化、反美帝的文化與文學思潮，誠然是當年重大的知識界議題。那麼，無論我們今日如何試圖平衡現代派與鄉土派兩造間的論述與定位，還是無法迴避當年台灣文學發展所具有的西化（至少是美援文化）與反西化（反對新殖民主義支配）此對抗性思潮的歷史事實。因此，筆者認為，文學史必然須要對此有所記載與回應。甚至，只有存在此文學史實，我們才可能持續對台灣文學的發展做出具主體性的反思。不過，陳映真這種對文化帝國主義批判的態度，並未成為台灣文學史上闡釋現代派的主流。至少在葉石濤與彭瑞金的文學史著作中，雖也對「西化」的現代主義文學多所檢討，卻並未特別針對美國及美援文化引入思潮這點多加著墨。然而，陳芳明在其《台灣新文學史》（2011）當中，極富見地的延續「批判美帝文化」的說法，強調了美援的支配力量，甚至以左派習見的批判觀點，視之為美國帝國主義。當中相關的幾段描述有：台灣社會進入一個極為詭譎的歷史階段，既被整編到國共內戰的糾纏形式裡，也被整編到美蘇冷戰的對峙僵局中。在內戰與冷戰的雙重考驗下，台灣文學景觀也因而隨之變色。…… 現代主義與美援文化的掛勾，必須在五○年代後半階段才看得清楚。……現代主義者的集結，無疑是為了抗拒官方文藝政策的領導。…… 台灣在政治、經濟、軍事的對美依賴，也無可避免地形塑了一面倒的親美文化。在特定的、被支配的政經結構之下，知識分子的思考逐漸喪失「左」的批判精神，

3 許南村（陳映真）：〈現代主義底再開發：演出「等待果陀」底隨想〉，《知識人的偏執》（臺北：遠行出版社，1976 年 12 月），頁 78。

(4)

而只剩下「右」的共謀思考。……美國現代主義思潮便是由於帝國主義文化與台灣親美文化的相互激盪而終於在島上開花結果。4 比較可惜的是，陳芳明提出了冷戰、美援文化、文化帝國主義數語，為讀者布置了一個宏觀的歷史舞台，雖然未嘗具體描述美援文化對台灣文壇的介入過程，惟相較於先前的文學史著作，卻也難能可貴。但由於他同時也主張台灣作家具有主體性，重點轉而強調台灣作家如何將現代主義在地化。因此，後續的作品分析中，我們將看不到美援文化如何「真正」影響到作家與文壇（無論是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以及文學史家如何印證美國與美援文化在50、60 年代確實曾經深刻「介入」美學典律建構的事實？綜言之，「美援文化」在文學史中「似乎」被窺見了，但這種「問題性」很快就隱匿無蹤。戒嚴與冷戰時代的美援、西化思潮與台灣文學的關連性似乎仍待重新問題化。筆者關切的，並非台灣作家是否淪為「美帝」的幫凶，一如筆者反對將反共文學作家視為與國府合謀，從而失去作家靈魂等說法，機械式地將美國視為帝國主義，以及將受美援體制影響的作家視為另一種形式的被殖民化，並非筆者的詮釋進路。但，筆者更不願簡單地將「主體性」與「在地化」等觀念凌駕在對美援文化的真正理解與定位之前，這對持續反思台灣文學的多重殖民經驗，想必不是最好的處理方式。如同對美援文化深有研究的學者趙綺娜所言，二次大戰以後，受到冷戰的影響，美國對海外的教育、文化交換活動是由美方扮演主導角色，企圖將台灣改造成「民主、親美」的國家。受援助或受保護之國家或地區，處於絕對弱勢的文化與政治情勢下，著實難以拒絕美國的文化入侵：由於國民黨政府仰賴美國政府的支持，使得美國幾乎壟斷了海外文化輸入台灣之管道。從 1951 年到 1970 年，共同安全法案、史墨法案以及傅爾布萊特法案就是華府在台灣進行文化外交的最主要工具。美國政府利用教育交換活動，灌輸台灣黨、政決策者和意見領袖、學生親美思想，並利用他們將美國理想、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傳播給台灣社會大眾，甚至東南亞的華人社會。5

4 以上三段引文，分別引自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上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 年 10 月），頁265、318、347。 5 趙綺娜：〈美國政府在台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1951-1970）〉，《歐美研究》31：1（2001 年 3 月），頁 122。

(5)

這種影響，大抵要到進入70 年代後，因保釣運動興起的反美風潮才逐漸消退（但其實美國對台灣的影響與支配力絕未消失6），「回歸鄉土」成為另一波文學史敘述的重點。不過，除了當年因應時勢的短暫起伏，直到今日為止，通過教育體系以及學院批評體系，至少在冷戰下建立起來的文學現代性傳統，似乎仍維持其一貫表徵進步、前衛的純粹美學立場，所有冷戰時期崛起的現代主義者如今更已被文學史視為「黃金時期」的作家7，這正說明，我們依然肯定此一冷戰以來的文學成果。而當年美援文化體制所輸入的現代主義思潮，也同樣成為讀者心領神會的一種內在價值。如邱貴芬言，「1960 年代的現代派小說作為一種文學現象，必須放在戰後台灣被納入美國為首的冷戰結構來理解」8。為了理解這種現代性美典的「發生學」（genetic）意義，以及重新書寫冷戰時期台灣文學史的敘事動力，「美新處」（及其所象徵的美援文化）與台灣文學生產間的關連性，便成為必要清楚說明的歷史癥結。筆者認為，美援文化既是以「體制」（Institution）的面貌出現，就意味著組織性、結構性的運作，無論其運作形式是緊密或鬆散、直接或間接的網絡連結形式9，因而從美國大使館、美國新聞處、耕莘文教院、亞洲基金會、愛荷華寫作班，都可視為體制的一環，皆受到美國政府或民間基金會的政經資本各種形式的支持。就如同國府的黨政軍特體制外，也還有「名義上」為民間社團的中國文藝協會、婦女寫作協會、青年寫作協會等文藝團體，合而為一個大的「國家文藝體制」10。而「非西方國家」在「被動性現代化」下，「文學」作為一種現代社會體制，更可能因此具有特殊性質與功用11。因此，如果「國家文藝體制」曾經或顯或隱地支配了戒嚴時期的台灣文藝思潮走向，是一種「剛性體制」，

6 在本文撰寫期間，2012 年以來爭議不休的問題，便是執政黨與美國政府協議要進口含有殘餘瘦肉精的肉品，而此問題尚且與後續的商業協議（TIFA）、美國簽證免費等議題掛勾（不進口該種肉品則可能無法達成各種優惠協定），若連同軍售、支援反恐行動等事件加總一起，不少人不禁被勾起某種類似帝國主義入侵的記憶來。相關報導參見林敬殷、尚毅夫：〈馬政府美牛闖關全錄！萊克多巴胺解禁：有錢人吃好肉，沒錢人吃瘦肉精〉，《新新聞》1305（2012 年 3 月 17 日）。 7 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上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 年 10 月），頁 384。 8 邱貴芬：〈第三章翻譯驅動力下的台灣文學生產〉，陳建忠、應鳳凰、邱貴芬、張誦聖、劉亮雅等合著：《台灣小說史論》（臺北：麥田出版，2007 年 3 月），頁 208。 9 廖炳惠引述喬斯丹尼士（Gregory Jusdanis）的說法，認為文學體制因牽涉廣泛，有時會隱而不顯，往往被人所忽略：「文學的成規及其體制，包括美學的標準、出版、各種雜誌、文學教育、文學評論、文學獎助、文學社團、以及官方或半官方的文學團體，乃至於翻譯，與各種書籍的交換和領受，這些都構成一個國家文藝體制所提供的種種空間，以鞏固某種國家文藝體制的利益」。參見廖炳惠：〈母語運動與國家文藝體制〉，《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臺灣：麥田出版公司，1994 年 9 月），頁 256-257。 10 李麗玲：《五○年代國家文藝體制下台籍作家的處境及其創作初探》（新竹：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 7 月）。 11 張誦聖：〈「文學體制」與現、當代中國／台灣文學：一個方法學的初步審思〉，《文學場域的變遷：當代台灣小說論》（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1 年 6 月），頁 137。

(6)

制約著作家在意識形態與文化想像上的趨向；那麼，「美援文藝體制」雖自域外移入，但由於流亡中的政權對美國（相較於日、韓等主權獨立國家）相對更加依賴，恐怕同樣扮演著類似的制約作用，然而是一種「軟性體制」，促使台灣文學的發展導向有利於美國（或西方）的世界觀與美學觀，或是發展為將文學創作與社會變革區分開來的純美學思考方式，其深入幾世代所形成的「集體無意識」，影響之深遠不可等閒視之。而這種「親美」（或者有人願意稱為知美派，一如有知日派之說）的文學與文化思潮，其如何納入台灣文學史來予以安頓？以及將引發作家或追求、或批判的不同路線創作？便成為筆者亟欲釐清的問題。基於上述的問題意識，本文初步嘗試考察以美國新聞處（美新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簡稱 USIS）為代表的美援文藝體制，究竟在當時台灣（未來至少應包括東亞、東南亞諸國）的文學生產體系中扮演何種角色？筆者試圖藉此研究，釐清兩種支配台灣戰後文學典律形構的文學體制性力量，其一當然是戰後國府藉由「國家文藝體制」所建立起來的（反共）中國性的美典；其次，便是通過美援此主要管道，藉由「美援文藝體制」所建立起來的現代性的美典。關於後者，目前文學史論偶或提及，但並未真正深入評估寫入文學史的可能性。然而至少在1970 年代以前，這兩種美典輪流領導著戰後的台灣文學生產潮流，直到70 年代以後鄉土性、階級性的美典，才出現了被挑戰的態勢。本文由於是重在討論「美新處」以及其所代表的美援文藝體制，與台灣文學發展間的關係，是重寫50、60 年代台灣文學史的準備工作之一。因此，討論範圍設定以美方與台灣、香港所出版的主要雜誌為討論對象，觀察其間的文學生產如何與「美新處」互助、合作，以構成台灣現代主義思潮風行一時的現象，乃至於樹立起「現代主義」美學主流化的典律化現象。至於有關以同樣史觀進行作品分析（如關於吳魯芹散文美學、夏濟安與夏志清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以便印證美援文藝體制的存在與影響，以及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第三世界意義等課題，尚待後續的研究再行展開。最終，筆者最重要的企圖，便是把「美新處」作為冷戰記憶的代表「寫入」台灣文學史，以便銘刻此種另類的殖民現代性經驗，讓文學史同時也是精神史，可以不時提醒我們思索台灣文學獨特的經驗與困境，同時也期盼文學生產的自我反思傳統得以在真誠的檢視裡逐步建立，使具有主體性與批判性的台灣知識分子作家的「反思性實踐」（reflexive practices）成為一種可能。

(7)

二、

「美新處」與戒嚴／冷戰下的台、港美援刊物

本節將先以分別在台灣與香港兩地出版，互有交流，且直接接收美援與美新處管轄的美援刊物為討論對象。至於間接屬於美新處資助、協力下所出版的雜誌，則置於下一節再論。關於「美新處」與戰後台灣文學發展的重要關連，王梅香尚未出版的碩士論文《肅殺歲月的美麗／美力？：戰後美援文化與五、六○年代反共文學、現代主義思潮發展之關係》（2005）12，是第一個嘗試由此角度切入的研究成果，給予本文相當多啟發。基本上，王文已經將美新處作為美國在台灣，乃至全球佈局中，宣傳美國反共戰略與美式現代化理念的功能等論之甚詳，其論文特別著重在美援文化與台灣兩種文學思潮的互動、關連的討論，亦涉及不少出版刊物的介紹；不過，亦有許多與美援相關的作家、刊物尚待補入。筆者本文與王文最大的差異點，在於本文更著重在建構文學史架構與文學史觀，並藉由其他如鄭樹森、單德興、趙綺娜對美援文化的研究成果，將美援文藝體制如何成為一種具有影響力的「發電機」，以及美新處通過雜誌及報章在文學生產方面的活動，予以勾勒，希望能確立美援文藝體制的觀點，並將之嘗試與國家文藝體制合論，以合理解釋台灣在戒嚴與冷戰下許多受兩種體制影響的具體文學創作與現象。論及美援的輸入，實源自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後，由於台灣戰略地位重要，使得美國重新審視對台政策，並於 1950 年代下半年開始給予台灣鉅額經濟援助（economical assistance）與軍事援助（military assistance）。美方雖然以軍事援助與經濟援助為主，然而，台灣對於美國經濟、軍事上的依賴，亦延伸到教育、衛生與文化等層面。美國試圖說服盟國的人民：美國制度、文化要比共產制度優越。只有美國文化爭取到海外人民的認同，才能避免他們接受共產思想宣傳，保持美國在「自由世界」的影響力。因此，向海外推銷美國文化是對抗共產集團的另一個冷戰戰略13。

1953 年美國新聞總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的成立，開啟了文化冷戰的閘門14。美國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總統於成立時，說明了總署的目的：「美國新聞總署之目的在於藉傳播技術，向世界其他國家提出證明，證明美國的目標與政策與其

12 參見王梅香：《肅殺歲月的美麗／美力？：戰後美援文化與五、六○年代反共文學、現代主義思潮發展之關係》（臺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年 6 月）。 13 趙綺娜：〈美國政府在台灣的教育與文化交流活動（1951-1970）〉，頁 81。 14 關於文化冷戰的執行過程，可參見（英）桑德斯（Frances S. Saunders），曹大鵬譯：《文化冷戰與中央情報局》（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 年 4 月）。

(8)

合理、自由、進步與和平的意願相符，並藉此機構已達成此目標」15。美國新聞總署的國外分支機構便稱為美國新聞處（美新處），附屬於美國駐該國的大使館，但直接向美國新聞總署的華盛頓總部負責。根據1964 年的統計，全世界共有 232 個美國新聞處，分布在 106 個國家，其中東德 11 個，日本 12 個，印度 8 個，泰國、義大利、剛果、中華民國各 6 個，韓國、伊朗、馬來西亞各 5 個，巴基斯坦、墨西哥、土耳其、印尼各 4 個等16。美國在中華民國的台北、台中、高雄、台南、嘉義和屏東等6 個城市設有美國新聞處，所有宣傳工作則由台北的美新處統籌指揮17。根據王梅香的調查，在台北的美新處於處長辦公室下分設新聞組、文化組、節目組、管理組及預算組等部門。美新處「新聞組」除了出版雜誌與書籍外，每日均發佈油印的新聞稿資料約數百份，分別贈與公、私機構與個別讀者。「文化組」的主要工作，則在負責執行美國政府所支助有關文化交流及譯書之個性計畫。包括教育計畫、富布萊特計畫（Fulbright Program）下被送往美國觀光或進修的教授和專家已超過百人18。除了策動台、美人士互訪的活動外，台北美新處所發行之《學生英文雜誌》（Student Review）是比較重要的雜誌。《學生英文雜誌》自 1953 年至 1970 年 5 月共出版 18 卷，150 期。每年1 卷，每卷有 6、8、10 期不等，於學校開學期間出版，免費分發台灣各大專院校學生19。《學生英文雜誌》以報導美國新聞為主，計有415 篇，佔 80.73%，其次為報導有關中美兩國者，共72 篇，佔 13.30%。其目的在使外國人對美國因認識而瞭解，進而對美國產生良好印象，並建立美國在海外的聲望（Prestige）20。實際上，本刊物畢竟屬於英文教育性質的雜誌，較少刊出有關文藝的消息。不過，長期通過英文教育與廣播等途徑，「英語」所建立起來的猶如帝國語言般的優勢形象，恐怕才是對台灣文化影響更深遠的觀念，至今尤甚。台北美新處的活動若如上述，依目前所見，其實並未直接辦理文藝雜誌，似乎在文學生產上無所建樹，這與戒嚴時期台灣在出版、言論各方面的高度管制有關。然而另一方面，透過翻譯、出版與文藝展演，台北美新處仍舊扮演了宣傳美國文化的重任，且讓台灣知識分子都印象深刻（如前述作家隱地所言）。更重要的是，美方對全球各地美新處所賦予的任務不同，且英國相對寬鬆的統治型態，香港美新處其實才是美援刊物編輯與出版的重

15 轉引自李義男：《美新處「學生英文雜誌」內容分析：該刊傳播目的與技術之探討》（臺北：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70 年），頁 1。 16 張長智：〈美國新聞總署之組織與其活動〉，《新聞學研究》5（1970 年 5 月），頁 220-234。 17 羅森棟：《傳播媒介塑造映像之實例研究》（臺北：嘉新水泥文化基金會，1972 年），頁 9。 18 王梅香：《肅殺歲月的美麗／美力？戰後美援文化與五、六○年代反共文學、現代主義思潮發展之關係》，頁44。 19 李義男：《美新處「學生英文雜誌」內容分析：該刊傳播目的與技術之探討》，頁 9。 20 李義男：《美新處「學生英文雜誌」內容分析：該刊傳播目的與技術之探討》，頁 40。

(9)

鎮，隨後才通過發行管道抵達台灣21。因此，美援文藝體制在某方面亦具有跨國、跨區域的運作模式。香港美新處的文學生產，在冷戰時代成為補充台北文壇各種讀物的最大供應者。熟稔出版史的傅月庵便描述發行於香港的《今日世界》雜誌，由於紙張質量佳、價格便宜，又報導各種第一手新知，故成為「港台雜誌界的龍頭老大」：當時台北美國新聞處更幾乎扮演台北文藝沙龍的角色，前衛展覽無不以能在此舉辦為榮。大學生「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順口溜說法，中間沒說到的一段則是「看看看，看今日世界」。22 美國在英國統治下的香港文學場域所建立的文藝體制，香港文學史上多稱之為「綠背文化」23，不過似乎中國學者比較熱衷於談論或批判這類的反共體制24，而香港學者則傾向於將綠背文化視為一種特殊文化（多是南來作家參與），從而有將香港作家與這類特殊文化區隔解釋的味道，意謂香港作家受到的影響不多25。不過，更富特殊意義的狀況是，香港美新處或亞洲基金會等資助成立的眾多出版社與雜誌，都刊登了大量的台灣作家作品（詳下文），有如在島內言論管制甚嚴的狀態下，提供台灣作家一個相對自由與多元的發表管道26。筆者以為，談台灣的美援文藝體制，實無法完全忽略與香港綠背文化間相互呼應的實際影響。

話說1950 年，美國國務院與中央情報局成立「亞洲基金會」（The Asia Foundation），便於美國在亞洲進行文化宣傳工作。亞洲基金會成立後，主要業務在於文化及出版事業的推廣。在其資助下香港出現了多家出版社，計有：自由出版社（1950 年）、人人出版社（1951）、高原出版社（1951）、友聯出版社（1951）、亞洲出版社（1952）、今日世界出版社（1952）等27。所發行之圖書以純文藝、反共文藝、美國文化政策、美國文學等幾個面向為主。以下，筆者在耙梳雜誌出版之文學史料同時，將美新處與台港文學生產的關連性，

21 趙綺娜：〈1950 年代的香港美國新聞處：美國在亞洲之反共宣傳政策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臺灣大學歷史所，2005 年 4 月 6 日）。 22 傅月庵：〈今日世界出版社〉，《蠹魚頭的舊書店地圖》（臺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3 年 10 月），頁149-150。 23 因美金底色為綠色，故稱綠背。同理，當時亦有人以中共易介入文學出版等同樣的理由，稱之為紅背文化。綠背與紅背文化皆出現於香港社會，正是英國殖民時期一個特殊的文學現象。 24 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年 4 月），頁 200-203。 25 也斯：〈解讀一個神話？：試談《中國學生周報》〉，《讀書人》26（1997 年 4 月），頁 64-71。 26 鄭樹森：〈一九九七前香港在海峽兩岸間的文化中介〉，《從諾貝爾到張愛玲》（臺北：INK 印刻出版公司，2007 年 11 月），頁 175-200。 27 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香港新文學年表》（香港：天地圖書公司，2000 年）。

(10)

一一予以分析。不過，本文的重點並非完整的雜誌研究（個別雜誌都有待深入探究），而更在於點出其所串連起來的美援刊物網絡，確實已達成建構美援文藝體制的任務。 1951 年 4 月，在亞洲基金會資助下成立的「友聯出版社」（簡稱「友聯」），由燕歸來等人負責，文藝取向多元，但仍以反共為主。友聯出版社除了圖書經銷之外，亦針對不同社群讀者發行四種刊物，先後計有《兒童樂園》（1953.1-？）、《祖國周刊》（1953.1-？）、《中國學生周報》（1952.7-1974.7），以及《大學生活》（1955.4-1961.11）。當年發行的《友聯出版社》小冊，便載明創辦出版社的宗旨為「反共」：就短期來說，我們希望與其他團體及個人合作，影響華僑社會、教導自由世界（尤其東南亞）的中國青年，使他們認清共產主義和共黨統治的真相，與東南亞其他人民全心合作，以對抗共黨的顛覆活動。我們所有的中文出版物，殊途同歸地都是以東南亞華僑為主要對象─知識分子、青年學生、以及兒童。就較長期來說，我們希望促進兩千萬自由中國人的文化運動、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使他們成為一個強大的、團結的民主力量，以影響大陸局勢，促使中共政權結束。28 「友聯」在1952 年 7 月發行針對青少年學生所發行的美援刊物即為《中國學生周報》（The Chinese Student Weekly），共出版一千多期。在文藝的「穗華版」部分主要從台灣約稿，文學創作上培養許多港台文壇新人，如有司馬中原、段彩華、白先勇、陳映真、瘂弦等，都曾有文章發表29。「友聯」所發行的四種期刊，便以《中國學生周報》影響力最大，銷路最大高達三萬多份。《中國學生周報》創刊時的主要對象是「海內外全體中國學生」，而實際上集中服務東南亞的華僑生。在《周報》第21 期的「本報訂閱價目表」上，就有港澳、日本、台灣、美國、印尼、菲律賓、泰國、越南、馬來亞、緬甸以及印度，一共12 個地區，大部分屬於東南亞一帶。《周報》以香港的發展作為根基，嘗試建立一個跨地域文化思想的溝通平台，集合分散各地的年輕力量，幫助國家「摸索一條正確的出路」30。「友聯出版社」針對知識分子所發行的美援刊物即為《祖國周刊》，重在反共宣傳。《祖國周刊》於1953 年 1 月創刊，後改為《祖國月刊》，1972 年 12 月再改為《中華月報》。《祖

28 筆者至完稿為止尚未能尋得原書，轉引自也斯：〈解讀一個神話？試談《中國學生周報》〉，頁65。 29 《中國學生周報》多數皆可透過電子資料庫檢索、下載，便可查得刊登作品的台灣作家，請參見香港文學資料庫，http://hklitpub.lib.cuhk.edu.hk/index.jsp。 30 吳兆剛：《五十年代《中國學生周報》文藝版研究》（香港：嶺南大學哲學所碩士論文，2007 年），頁20。

(11)

國周刊》的文藝創作部份，作者大多是台灣作家，其舉辦之「文藝徵文比賽」多可見台灣作家參與身影，如：彭歌、潘壘、歸人等。《大學生活》（College Life）亦為友聯出版社發行的美援刊物之一，於 1955 年 4 月創刊，1961 年 11 月停刊31，是以海內外大專院校的青年學生為閱讀對象的綜合性刊物，主要以大學生感興趣的議題為主，許多台灣作家都曾在此發表作品，如王平陵、蘇雪林、張秀亞、郭良蕙等。另外，該刊也為大學生提供創作發表的園地，後來成名作家如王文興、尉天驄、趙天儀都曾參與其中32。亞洲基金會並於1951 年資助成立「人人出版社」。由其類別取向得知，除了人文、日常生活之外，關於美國文化、美國文學以及反共文藝仍是其首要推廣的項目。而該社出版美國新聞處授權之書籍，以銷售利潤於1952 年 5 月創辦《人人文學》（1952-1955）之純文藝月刊，由小說家黃思聘主編，最後一位編者為力匡，著名之作家有：黃崖、齊桓、徐速、林以亮、梁文星（吳興華）等人。林以亮並曾於1953 年在《人人文學》刊載過「西洋文學漫談」專欄，介紹不少西洋文學作家作品。再有， 1952 年成立的「亞洲出版社」，以反共、追求自由為目的。由曾任美聯社的張興國所主持，黃震遐任總編輯，後因業務推廣需要，於台北設有亞洲出版社分部，主要出版文學創作書籍，以現代文學和反共文學為出版特色，作者多為台灣作家。舉例來說，由亞洲出版社所出版之趙滋蕃《半下流社會》（1953），以及謝冰瑩《聖潔的靈魂》（1954）二書，在台灣由中國青年寫作協會舉辦之「十萬青年最喜閱讀文藝作品測驗」中，獲選入圍「四十四年度全國青年最喜閱讀文藝作品測驗」33，其中，曾任亞洲出版社總編輯及《亞洲畫報》主編的趙滋蕃，亦在1964 年自港來台定居，加入了「自由中國」的行列。亞洲出版社尚有兩項文化業務，其一為 1953 年 5 月創辦之《亞洲畫報》（The Asia Pictorial），刊物主要特色在於圖文並茂，對於時事評論採中立態度，因此受到台灣及海外讀者歡迎，號稱「遠東最美觀、銷售量最大」的雜誌。1955 年 2 月起每年舉辦「亞洲畫報短篇小說徵文比賽」（舉辦過8 屆），參賽及得獎名單中以台灣作家尤多，如第一屆則由彭歌〈黑色的淚〉一文獲短篇小說徵文比賽第一屆社會組第一名，陸續參與之得獎者有郭良蕙、鍾理和、王晶心（王平凌女）、郭嗣汾等人。徵文比賽得獎作品，則由亞洲出版社

31 值得一提的是，《大學生活》雖在香港發行、美新處出資，但刊物標示出版日期時，無論封面及版權頁，都以「中國民國」來紀年。足見，此刊物訴求的當是台灣人及奉中華民國為正朔的海外華人。 32 王梅香：《肅殺歲月的美麗／美力？戰後美援文化與五、六○年代反共文學、現代主義思潮發展之關係》，頁50。 33 相關研究可參考王鈺婷：〈冷戰局勢下的台港文學交流：以 1955 年「全國青年最喜閱讀文藝作品測驗」的典律化過程為例〉，《中國現代文學》19（2011 年 6 月），頁 83-114。

(12)

編輯發行。這些文學生產，也說明美援文藝體制的存在，已成為是當時台灣作家得獎、發表的重要管道34。由駐港美國新聞處直接出面，於1952 成立的「今日世界出版社」，則負責翻譯與推廣美國文化。今日世界出版社主要業務在於譯介美國文學名著，因提供優渥稿酬而擁有強大的翻譯班底，許多台港作家、學者都曾參與其中，約莫出版三百餘冊的「今日世界譯叢」35。根據單德興研究，翻譯作為一種跨語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動，從來就不能擺脫環境和脈絡，這項與美國冷戰佈局相關的文化外交政策更是如此，美、蘇雙方除了軍事爭霸之外，都試圖透過翻譯傳揚文化帝國主義，鞏固並擴大各自的文化與政治霸權，與對方競爭。而今日世界出版社則致力於透過此一翻譯計畫，讓讀者在閱讀、欣賞文學時更加了解美國文化的傳統與特色，進而接納其意識形態36。「今日世界譯叢」稿酬豐厚，所以吸引許多港、台名家加入譯者的行列，原先從上海赴香港的人士（主要是林以亮）居間穿針引線，又透過林以亮與台大外文系夏濟安的關係，聯絡台大外文系和台師大英語系的一些學者。其中，包括了許多名聞港、台的作家和學者：作家如張愛玲、徐訏、於梨華、葉維廉、葉珊等，香港的譯者如湯新楣、喬志高、姚克、劉紹銘、思果、林以亮、金聖華、王敬羲等，台灣的譯者如梁實秋、夏濟安、朱立民、顏元叔、陳祖文、陳紹鵬、朱炎、田維新、丁貞婉、陳蒼多等37。這些譯作當然值得肯定其引介美國文學的貢獻，不過，也正如學者傅朗所指出的，「譯叢」：「作為一個引進西方先進思潮媒介，卻把焦點全數放在美國，而無西歐作家，更遑論東歐，和中國大陸引進東歐作家的文化政策形成對比，其背後的意識形態清楚可見」38。因此，重點不在於引進美國文學，而是一種單邊的、非全面性的引介，對讀者與作者的美學品味影響如何？今日世界出版社的另一項出版重點在於刊物發行。出版社於1952 年創辦《今日世界》（World Today）半月刊，共計發行 598 期。最高發行量達 17 萬 5 千份，停刊時雖已降至 3 萬 5 千份，在中文雜誌裡仍屬佼佼者39。歷任主編有董橋、林以亮、李如桐、韓迪厚、余也魯、胡菊人、戴天、岑逸飛等人，發行宗旨在於增加亞洲人對美國的認識，封面多以

34 相關得獎記錄與研究可參考吳佳馨：〈附錄（二）台灣作家海外發表園地：以香港美援刊物《亞洲畫報》短篇小說比賽為例〉，《1950 年代台港現代文學系統關係之研究：以林以亮、夏濟安、葉維廉為例》（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頁 146-184。 35 美國新聞處編：《今日世界譯叢目錄》（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臺北：新亞出版社，1976 年）。 36 單德興：〈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翻譯與脈絡》（臺北：書林出版公司，2009 年 9 月），頁 134。 37 單德興：〈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頁 132-133。 38 許仁豪整理：〈「文化翻譯與文化脈絡：晚明以降的中國、日本與西方」：日本愛知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中國文哲研究通訊》60（2005 年 12 月），頁 104。 39 轉引自林純秀：《冷戰現代性的國族/性別政治：《今日世界》分析》（臺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碩士論文，2008 年），頁 8。

(13)

流行、娛樂為訴求，並與電影公司合作刊載台港女星照片，藉以塑造美國科技進步的良好形象。張愛玲得以被台灣讀者發現，便始自1954 年《今日世界》之連載《秧歌》，同時當年7 月即由香港的今日世界社出版。通過美援文藝體制，台灣甚至可以擴大它能看見的文學版圖；正如同日治時期台灣作家與韓國、滿洲國作家都在同一個殖民地文壇框架中一般。綜觀上述這些發刊於香港的刊物，除非受到查禁，基本上都可在順利接受檢查後輸入台灣，這當可由目前台大、中興、台灣師大與中研院圖書館中所庋藏的期刊目錄可知，當年能夠進口的刊物多半都被保存於圖書館中，想必當年也都可提供給學生閱讀，增進接觸美援文化的機會。換言之，以美國國家機器為起點，發動帶有跨國性質的美援文藝體制，已把台灣文壇納為其影響圈內的一環，台灣作家不僅享受到香港美新處的出版資源，其他世界各反共國也通過翻譯等過程，分享著台灣作家的「自由果實」。但另一方面，並非只有學院菁英受到美援文藝體制影響，在比較屬於黨國文藝體制系統的作家，其實也同樣對美援體制有很親善的言論，說明了美援文藝體制對於反共的一代或是年輕一代，都具有相當大吸引力。曾任國大代表、文壇社長、文藝協會常務理事，著有知名的抗戰背景小說《藍與黑》，並與張道藩的文獎會系統關係密切的作家王藍（1922 ～2003），便對美新處的文化工作有如下評價：駐在各國的美大使館新聞處，對於聯繫、協助各國作家、藝術家和推動、主辦各種文藝活動，不遺餘力，乃成為當地國際文化交流的中心。他們的圖書館藏書豐富，閱覽者甚眾。他們的學術講演會、唱片欣賞會、電影欣賞會，由能吸引青年人踴躍前來。他們編印的書刊，普遍獲得讀者歡迎，如香港美新處出版的《今日世界》，台北美新處出版的《學生英文雜誌》，馬尼拉美新處出版的《自由世界》，發行量極高，影響力極大。40 由此來看，戒嚴與冷戰時代的台灣文學場域，美援文藝體制的確成為一種具有外來、軟性卻又極具支配性的動力，足以影響當時的文學生產。當然，最重要的生產者便是當時廣受美援文化浸潤，接受了西式文學教養而崛起的新世代作家。如何評估這些在特定意識形態體制下的文學生產，既能指出美援文化的積極與消極影響，同時不至於片面地否定具有能動性的創作主體在作品書寫上的意義與價值，顯然成為台灣文學史研究者的重要課題。

40 王藍：〈文藝：文化交流的王牌〉，《文藝月刊》1（1969 年 7 月），頁 35。

(14)

三、台大外文系與《文學雜誌》

、

《現代文學》的冷戰時期文學生產

從台灣文學史的角度來看，開始對戒嚴與冷戰初期，流亡、反共、懷鄉這些主題與寫實的書寫傳統，在創作意識上提出強調「人的文學」或「現代主義文學」等重要變革意見者，《自由中國》的文藝欄、《文學雜誌》、《文星》，與《現代文學》等刊物，無疑都是50、 60 年代重要的代表媒介，而美學典律的置換，似乎也正透過這些新興媒介出現變化。對於上述幾種重要媒介帶領美學典律的變革，變革的事實俱在，其文學史上之貢獻亦已備受肯定，本文無意深論。但本文的重點在於，如何解釋這種變革的意義？是要如論者所說，此變革乃「自由主義者」藉由現代主義美學對國家主義美學的反動？或者，是如左派論者所說，現代主義者正是接受「自由」、「現代化」等文化帝國主義的觀念，而出現虛無、疏離等逃避現實（當然也能逃避反共的現實）的美學傾向？在陳芳明的論述中，自由主義傳統的開展與現代主義文學的結合，在50 年代台灣社會發展的概況下，有了充分的對話空間。官方透過中國文藝協會進行權力干涉，反共文學在文藝政策的推動下得以發展，而現代主義文學的路線，基於抗拒官方文藝政策的領導，表現獨特的創作內涵，因為：國家的力量介入個人的創作活動，就違背了人的文學之主張。從歷史的角度來看，胡適重新介紹五四時期的文學思想，正好可以說明《自由中國》與《文學雜誌》在抗拒官方文藝政策之際，也契合了自由主義的精神。41 自由主義精神與胡適提出「人的文學」主張，陳芳明認為這是現代主義文學轉折的重要因素。《自由中國》在台灣戰後史上的重要意義，乃在於它積極批判50 年代以降的戒嚴體制，而努力爭取思想與言論的自由空間。其次主要是夏濟安籌組的《文學雜誌》，強調人性的解放，並且揭櫫現代主義的文學美學。除強調自由主義的發展與現代主義的相關脈絡外，亦強調文本中的批判精神，除了文化上吸收技巧的美學，在表現上貼近台灣社會，透過文本的意識形態，反應政治戒嚴時期的處境42。

41 陳芳明：〈台灣現代文學與五○年代自由主義傳統的關係：以《文學雜誌》為中心〉，《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 年 4 月），頁 185。 42 侯作珍在其博論中也是沿著此脈絡耙梳自由主義傳統與現代主義的文學表現。見氏著：《自由主義傳統與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崛起》（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2002 年），頁111。

(15)

但，追求自由與反共戒嚴，在當時可能本是同一件事。誠如單德興針對香港美新處「今日世界譯叢」的研究所指出，譯叢之引進台灣可謂同時發揮反共與民主的效用，一方面以軟性訴求間接促進圍堵政策，以達成美國文化外交目標；另一方面，就是引進有別於戒嚴下的主流反共文學外的另一種（翻譯）文學系統：而此一文學系統，由於是其盟邦（在相當程度上稱為「宗主國」亦不為過）的文學與文化菁華，並帶有新知的色彩，較不會引起當局的側目或戒心以及人民的排斥，在歷經長年、大量、有系統地引進之後於文壇、市場或校園都發揮了難以估計的效應。43 這裡所謂「難以估計的效應」，雖無法量化，但正是本文試圖強調的看法。亦即在吸取新知的前提下，美援文藝體制不僅扮演提供新知與生產新知的角色，也同表徵進步與新潮文藝觀念的起源，因而無形中建立起「知美」，甚或是「親美」的作家與學者，這的確是難以估計的效應。換言之，若將《文學雜誌》與《現代文學》所帶領的現代主義思潮，線性地解釋為一種「進化」，是「進步的」自由主義思想與現代主義美學結合，並意圖對國家主義與反共美學予以批判，便可能簡化歷史變動的複雜性。且所謂的愛好創作的自由的作家，其實並沒有任何真正的自由主義思想下的政治實踐（一如雷震、殷海光等皆需付出極大代價），實不宜將自由主義等帶有政治意涵的標籤強加於其上。不過，如果我們考量到這些愛好文藝創作自由的學者與作者，正是在美援文藝體制這樣的氛圍中展開他們的美學變革，那麼，現代主義者或許不必然是自由主義者，而是個意識形態曖昧、多重且追求創作自由的作者。必須考慮到的，應是他們如何在美援文化與反共文化間，更複雜、多重的精神狀態與書寫意識。因此，由文學出版與文學生產的角度來看，《文學雜誌》與《現代文學》等雜誌，他們沒有走上國家文藝體制所期待的方向，卻走上了美援文藝體制籠罩下，純粹美學、資本主義現代化、中國文學現代化等觀念的變革之路。他們的變革是有積極意義的，但也是意義複雜的一種變革。或許，我們可以試著理解當時知識分子與作家，如何在沒有太多選擇的情況下（如果不成為愛國的反共主義者的話），「自然地」滑向較為「自由」、「開放」的西方文學觀念與現代性思想的方向，從而在仲介與接受的過程中，反映了他們面對美援文藝體制的諸般態度。

43 單德興：〈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頁 141。

(16)

《文學雜誌》的主編夏濟安（1916～1965），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而後陸續擔任英文教職，1948 年到香港為美國新聞處從事翻譯工作，後赴台任教於台灣大學外文系。1955 年在美國新聞處安排下赴美進修一學期，回台後，於 1956 年主辦《文學雜誌》（1956.9～1960.8），引介西方文學作品與理論，並提供創作發表園地，於此同時以齊文瑜為筆名翻譯西方文學作品。夏濟安在文學主張上，與官方文藝體制較無交涉，這固然極為明顯。不過，以他的教養背景，並衡諸能夠實現他文學理念的環境，很自然地夏濟安就趨向與美援文藝體制合作，最後並在1959 年再度赴美，從事中國共產社會研究。如同陳世驤教授在為夏濟安過世後編輯的著作撰序時指出的那樣，夏濟安在台灣數年所寫的文學批評，沒有空洞口號，都是談具體的技術問題，這些其實不只是具有文學上的意義，更是民族文化在「歷史轉捩」階段的產物：這些文章看來都屬於文學批評創作的，但深遠處暗示著作者對現時中國文明的關心。……但是他對文學的批判、建議企望以至貢獻，反映著他對這一時代中國文明的批判、建議、企望，和貢獻。44 站在中國文明現代化的立場，引進西方文論，藉此了解西方文學的特色以及小說分析方法。夏濟安的《文學雜誌》對台灣現代主義文學創作的影響，亦具體表現在這些譯介的文章當中，相關的重要作家有：里爾克、波特萊爾、亨利•詹姆斯、卡謬、海明威、艾略特、托馬斯•曼等，幾近涉及西方現代主義的各個時期和流派。緣此，對其作品的編選，為台灣作家及讀者開啟一隅西方文學的認識面向，許俊雅亦曾評價：整體而言，《文學雜誌》所倡導樸實的風格並未實現，並成為現代派文學的先聲，其成就是以推崇的態度評介了諸如卡謬、艾略特、喬哀思等一些西方現代派大師的作品和理論，以及存在主義、象徵主義、意識流等西方現代哲學和文學的流派與觀點，為當時教條化、庸俗化的文學潮流注入一股新潮，間接助長了現代主義的聲勢。45 現代主義文論與作品之引介，既如上述，然與本文論旨最相關的，仍是《文學雜誌》與「美新處」的關連此問題。據余光中表示，當時創辦人之一的吳魯芹（1918～1983，本名吳鴻藻）與美新處關係頗深，吳魯芹亦於該處就職，「地位尊於其他中國籍的職員」；同

44 陳世驤：〈序〉，《夏濟安選集》（臺北：志文出版社，1971 年 3 月），頁 1。 45 許俊雅：〈回首話當年（下）：論夏濟安與《文學雜誌》〉，《華文文學》54（2003 年 1 月），頁56。

(17)

時也在台灣各大學兼課，當然也包括台大外文系。而也因此促成《文學雜誌》的創辦。透過美新處的經濟援助，得以持續刊行，余光中首次披露這樣的「文藝美援」事實：純文學的期刊銷路不佳，難以持久。如果不是吳魯芹去說服美新處長麥錫加逐期支持《文學雜誌》，該刊恐怕維持不了那麼久。受該刊前驅影響的《現代文學》，也因為吳氏賞識，援例受到美新處相當的扶掖。46 美新處處長麥卡錫（Richard M. McCarthy，一譯麥加錫，1919-2008）於 1958 至 1962 年派駐台灣，但在1956 至 58 年曾在泰國，1950 至 56 年曾在香港，皆擔任美新處處長47，因此可說與冷戰下的亞洲各國文壇都有深入接觸。由上述這段回憶，我們得知《文學雜誌》是「逐期」得到支持，但這「支持」的程度如何，目前難以求證。也就是說，劉守宜雖出資創辦刊物，但並非能完全在財政上獨立自主，而頗待美新處的支持方得出刊。當然，這種台灣出版社與美新處合作的模式，此非特例，卻也可以看出，台灣知識菁英與美新處的相互合作，已成為冷戰與戒嚴時代獨特的文學、文化景觀，而這樣的景觀正是「美援文藝體制」已被視為合法化、正常化的結果。否則，就連國家文藝體制亦不支持的刊物，如何能夠「擅自」接受來自「友邦」的經濟援助？顯然，官方的默許，也為美援文藝體制之建立提供了有利的客觀條件。而據吳魯芹所說，香港美新處書刊編輯部首屆主任林以亮（1919～1996，本名宋淇）亦是《文學雜誌》的催生者48。實際上，林以亮在中國抗戰階段，便曾與夏濟安一同在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同班就讀49，日後分隔兩地，如今舊識而合作，也促成台港文學交流史上的許多重要文學讀物出現。同時，林以亮正是引介張愛玲文學最不遺餘力的推手，且他亦擁有不小的出版權力或影響力，因而對台港兩地的美援文化互動深有涉入。追隨著台大外文系夏濟安老師的步伐，1960 年《現代文學》的創刊，可以視為主要於戰後成長的新世代（有別於成長於戰爭時期的前一世代）的文學理念實踐。由於成長於 40、50 年代，他們所接受的美援文化，較諸前輩更為全面而深入，現代主義美學成為他們主要的文學觀念，可說是無選擇下的選擇，卻也無意間成為最好的選擇。如同蕭阿勤在描述70 年代回歸現實世代在回歸前的思想狀態時所說的：「在國民黨制式教育與言論出版

46 余光中：〈愛彈低調的高手：遠悼吳魯芹先生〉，《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第 8 版（1983 年 8 月 25 日）。 47 周邦貞：〈理察‧麥卡錫談三個朋友：張愛玲、聶華苓和陳若曦〉，《台灣新生報》17 版（1999 年4 月 7 日-8 日）。 48 吳魯芹：〈瑣憶《文學雜誌》的創刊和夭折〉，《傳記文學》13：6（1977 年 6 月），頁 64。 49 林以亮：〈斷鴻零雁記：弔亡友夏濟安〉，《前言與後語》（臺北：仙人掌出版社，1969 年），頁157。

(18)

控制，以及西方知識文化對戰後世代的知識分子具有強烈吸引力的情形下，不論本、外省籍，他們對中國國族歷史與命運有某種隔閡感。不僅如此，他們一般也對自己所生長的台灣本地的過去相當陌生」50。追求美學表現，誠然可以迴避掉現實裡無解、待解的歷史困局。《現代文學》在仲介思潮與文學創作上的貢獻已深獲肯定，但本文則希望釐清在美新處與美援文藝體制下，台灣的年輕世代如何一方面向體制汲取資源，一方面又得以開展出自己的思想與風格。正因為文學能反映時代，現代主義作家當然以現代主義的形式作為他們反映時代的載具，但「新形式」與它所表現的50、60 年代冷戰與內戰結構底下的「新時空」之間，要以何種「新思想」、「新精神」來反映呢？這便成為詮釋台灣現代主義文學最常出現爭議的關鍵所在。就像《現代文學》雜誌的「發刊詞」上所強調的：我們不想在「想當年」的癱瘓心理下過日子。我們得承認落後，在新文學的界道上，我們雖不至一片空白，但至少是荒涼的。……我們感於舊有的藝術形式和風格不足以表現我們作為現代人的藝術情感。所以，我們決定試驗，摸索和創造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51 「現代人」其實不止意味著台大的這批年輕作者，所指的想必是要成為進步而非落後的現代人，因而「現代」正是意味著藝術形式與風格的現代化。而這種現代化的觀念恐怕無法脫離美援文藝體制的影響來認識，這也就是作為第三世界，屬於「後進」的現代文學開發中國家，且社會狀態又充滿著流亡創傷與後殖民創傷如台灣者52，所必然經歷的歷史過程。循此，便可以說到《現代文學》與美援文藝體制的關係。陳若曦對《現代文學》的發行，曾有過一段記述，提到她與劉紹銘向美新處處長麥卡錫爭取到以購買雜誌作為資助的方式：

50 蕭阿勤：《回歸現實：台灣1970 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臺北：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2008 年 6 月），頁 84。 51 不署作者：〈發刊詞〉，《現代文學》第 1 期（1960 年 3 月），頁 2。 52 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等國家文學，雖受美國文化影響，但因為當地政權並無流亡與後殖民等問題，作家所面對的歷史條件較無文化失根、斷裂的危機，而能擁有較多的主體性，發展其他文學路線的機會相對較高。不過，這些東亞、東南亞國家在冷戰下的文學發展，藉由「美新處」此一機構的串連，顯然有許多等待開展的跨國研究課題，將是筆者後續嘗試考察的方向。

(19)

我和紹銘分別見過正副處長後不久，美新處便慨然答允每期買一千本。我們每期印兩千本，能賣掉一半，等於補貼了一筆印刷費，大家都很欣慰。53 此外，根據近期歐陽子披露她當年的日記記載，在1968 年 8 月 19 日她記下：下午，到張心漪老師家參加tea party。參加的人有俞大綱、孟瑤、殷張蘭熙、白先勇、王文興、陳秀美、我，及一位鋼琴家。俞大綱要設法幫我們雜誌拉長期廣告；McCarthy 已答應買《現代文學》第十期和第十一期各六百冊。我們得救了！54 比對各方說詞，目前較清楚的應是麥卡錫處長應允購買的是兩期，各六百本（約當期的半數）。同時也收錄、英譯過部分同仁的小說，收入若干選集中。但本文的重點並非指《現代文學》是否「完全」受美新處資助才得以延續55，事實上，白先勇一直強調是他與其它同仁獨立支撐財務。此間問題是，美新處終究選擇了這樣一份台大青年的刊物為資助對象，而《現代文學》同仁亦得以藉此管道被英譯「外銷」，同時被推薦赴美進修，這些都顯示一個文藝網絡的確然存在。換言之，無論被動或主動，自覺或無感，美援文藝體制提供這些愛好文藝的年輕創作者，一個除開這個體制則絕無僅有的成長機會，這便正如歐陽子所形容的，若無麥卡錫，「我們許多人的一生，不知會有怎樣的不同呢！」56。台灣的現代主義美學典律，乃能夠在各種主客觀因緣湊泊下，逐漸成為文壇、學院裡的最高品味；然則，當年的這些美援文化及其影響，遂也被內化、淡化後終至於恍若不曾有過美新處介入過的身影（幽靈化？）。

53 陳若曦：《堅持，無悔：陳若曦七十自述》（臺北：九歌出版公司，2011 年 10 月），頁 96。 54 參見歐陽子：〈關於《現代文學》創辦時期的財務及總務（下）〉，《聯合報》「聯合副刊」D3 版（2012 年 3 月 13 日）。另，針對同一問題，白先勇亦有一文辨明：〈《現文》憶往：《現代文學》的資金來源〉，《聯合報》「聯合副刊」D3 版（2012 年 3 月 12 日）。更早，陳若曦亦有回應：〈誰要辦《現代文學》？〉，《聯合報》「聯合副刊」D3 版（2011 年 11 月 12 日）。 55 前述白先勇與歐陽子的辯白，都是起因於陳芳明的一段演講稿：「白先勇創辦《現代文學》雜誌，我們如果知道它背後是怎麼一回事的話，也覺得很掃興，事實上是美國新聞處提供資金讓他去辦這個雜誌的」。目前這段文字在經過白先勇等人回應後，已在結集出書時刪去，同時也未見於《台灣新文學史》裡。參見陳芳明：〈台灣的族群飄移與民國記憶〉，《傳記文學》593（2011 年 10 月），頁 66。 56 歐陽子：〈關於《現代文學》創辦時期的財務及總務（下）〉，《聯合報》「聯合副刊」D3 版（2012 年3 月 13 日）。

(20)

美新處尚不止資助《現代文學》雜誌的出版，也協助印行同仁們的作品。據陳若曦提及的出版物便有殷張蘭熙編譯的New Voices: Stories and Poems by Young Chinese Writers （《新聲》，1961），收錄有陳若曦及白先勇、王文興的小說，以及戴天、葉珊等人的詩作，被介紹至英美國家。聶華苓也編譯了English Stories by Chinese Women（1962），收錄了張 愛玲、林海音、聶華苓、歐陽子和陳若曦等八位的小說。此外還出版了陳若曦的作品集 Spirit Calling（《招魂》，1962）57。而眾所皆知的，張愛玲在冷戰時期東亞地區的文名，與麥卡錫在港台任職美新處處長時，積極邀請張氏創作、翻譯、出版等活動息息相關。1961 年秋天，張愛玲抵達台北後，麥卡錫為招待張用餐，陪客中便有吳魯芹，以及《現代文學》中的幾位如白先勇、歐陽子、王禎和等58。這種人事上的特殊網絡，說明了美新處處長與當時主流作家的良好關係，其意義絕不只是私人情誼上的交往而已，更由於這層網絡得以吸引與美國文化親善的台大外文系諸子，從而使得美援文化在高層文化的生產與傳播上，擁有了最佳的代言人。而這種代言效果，恐怕也是介於學子們自覺與被動配合之間，最終結果，台灣社會的確在這種文化網絡裡湧現了美援文化的氣流，年輕作家以此氣流相佐都欲振翅高飛。麥卡錫對台灣現代作家的協助，更表現在他推薦上述幾位台大同學到美國留學，除陳若曦被推薦後對就讀學校另有選擇外，聶華苓、白先勇、王文興與歐陽子，都因麥卡錫的推薦而獲得獎學金，得以進入愛荷華大學寫作班59。而麥卡錫本人正是此校寫作班畢業，師從安格爾（安格爾後來與聶華苓結褵）。無疑的，麥卡錫就如陳若曦所言是所謂的「貴人」，不只改變了他們個人的文學命運，也同時「悄然地」影響了台灣文學的某種潮流。依據歐陽子的回憶：回憶《現代文學》出版到第 9 期時遭遇到嚴重的財務危機，幸賴當時台北美新處處長麥加瑟（Richard Macarthy）的援助，才得以解除無以為繼之虞。此外她和白先勇、王文興也是經由麥加瑟推薦進入美國頗負盛名的創作中心─愛荷華（Iowa）大學的「作家工作室」（Writers’ Workshop）60。而若根據李歐梵的說法，在50 與 60 年代之際的台大外文系，並沒有將「新批評」納入課程中。這是因為外文系主要還是教授語言，以及十八、十九世紀文學，對於二十世紀

57 陳若曦：《堅持，無悔：陳若曦七十自述》，頁 96-97。 58 陳若曦：《堅持，無悔：陳若曦七十自述》，頁 106。 59 陳若曦：《堅持，無悔：陳若曦七十自述》，頁 112。 60 歐陽子：〈回憶「現代文學」創辦當年〉，《現代文學小說選集》第1 冊（臺北：爾雅出版社，1977 年），頁25-33。

(21)

後的現代文學涉獵無多61。也因此，對現代主義的接觸，與新批評的理論概念等，都成為一種流行觀念而私下流傳，卻未必是課堂上正式的教材。其中在教育崗位上，最為積極引進美國文學者，當數外文系的朱立民教授，他是1958 年底留美回台，在台大外文系任教的另一個個案。他除了接受亞洲基金會的補助留美研讀美國文學外，也在回台後便得到「美新處」邀稿，出版了以中文撰寫介紹美國文學的專著《美國文學，1670-1860》（臺北：聯合書局，1962）62。1966 年，在他擔任外文系系主任時，便著手進行課程改革，其中值得關注的便是將美國文學由「選修」變成「必修」，改變了過去兩岸外文系以英國文學為主的安排。這種改變，應當可以視為在美援文化培養下，「知美」的知識菁英在高等教育上所顯現的具體「成果」：總之，一方面美國作家自己爭氣，一方面我們也有需要多了解美國文學，好像跟我們的政治情況也有關係。63 美國作家當然有其成就，但台灣外文學界將眼光由歐洲轉向美國，則不免有美援大潮流下的實際影響使然。這裡，想要藉此點出的癥結，便是1950 至 60 年代之際，在高等文化與觀念生產體系裡，美國文學連同美式的文化已以一種主導的形態，君臨在台灣高等教育體制內的事實。本文認為，將台灣戰後的現代主義文學傳統，視之為「全盤西化」的產物，或視之為反共文學的對立物（或曰自由主義的產物），都不免於「極端化」現代主義文學本身的特徵，從而無法提供讀者經由文學史敘事，既能合理地承接這充滿時代印記的文學傳統（這已是不可分割的傳統），又同時反思台灣文學與文化特殊的生產歷程（台灣文化對美國與西方文化的依賴性格）。因此，回歸到文學史與精神史的層面上，筆者乃積極主張在編寫 1950、60 年代文學史時，需要將國家文藝體制所代表的追求（反共）中國性之文學生產動力，與美援文藝體制所代表的追求（文學）現代性的生產動力都納入考量。戰後台灣文學的生產，有其出於世變所不得不然的新傳統（如流亡或冷戰），但這些新傳統論其緣起都是以由外而內的方式，再由以剛性或軟性體制的方式，無可阻擋地成為當時的主導文

61 李歐梵：〈現代主義文學的追求：外文系求學讀書記〉，柯慶明編：《台大八十，我的青春夢》（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8 年 11 月），頁 155-157。 62 朱立民在描述寫作過程時，亦提到任職於美新處的吳鴻藻（吳魯芹）在台大外文系兼課一事，且由吳居中促成此書之出版。參見單德興等訪問：《朱立民先生訪問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年 4 月），頁 108。 63 單德興等訪問：《朱立民先生訪問記錄》，頁 120。

(22)

化。至於鄉土文學或本土文學逐漸與這些新傳統衝突、對峙乃至融合的過程，那當是 70 年代以後的文學史問題，與本文所欲處理的範疇暫不相涉。由於是被阻絕在歷史之外與收納在美援之內的現代主義，台灣現代派作家的反叛，更多是對自己傳統內部的美學系譜上的反叛，這當然具有時代性的意義，但卻與自由主義精神未必相關，同時與反共意識、中國性追求、獨裁政體亦無根本性的矛盾。然而另一方面，受限於「戒嚴」與「親/知美」，現代派的反叛不及於現實上任何霸權性質的現代性體制的反叛（不可能，也不是主流思考），當然亦不曾出現過反美、反資本主義的那種現代派。這情況，一直到隨著60 年代末期開始，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等受過現代主義洗禮的作家，結合他們所受到的現代主義影響，開始以台灣鄉土問題作為新的表現對象與思索對象時，才逐漸出現對現代主義運動傳統的反思，尤其是王禎和的將現代主義「本土化」的作品時，我們才看到一種對現代性帶有批判性可能的現代主義之誕生。台灣現代主義的純粹美學傾向（以王文興為代表），追求的正是一種表面上的非政治性的美學傳統，但卻絕非與政治無涉；相反地，其內在的反叛思路定有其政治性，只在於幅度與對象的選擇不同。例如同一時代，香港作家李英豪（1941～）與台灣文壇交流甚多，曾在台灣出版《批評的視覺》（臺北：文星書店，1966），他積極引介新批評，可謂當時橫跨港台的一位重要理論家。但正如同陳國球教授在研究其文學批評話語時所指出的，李英豪總是以一種「非政治」（apolitical）的角度來解讀詩作，立意維護文學的「獨立」（autonomy）地位，但這其實也隱含一種冷戰下的政治立場：然而我們都知道，這種「去政治」、「非政治」的姿態，本來就是一種清晰的「政治」立場，都是對特定時勢的社會文化的「政治」反應。事實上，無論「新批評」前驅的艾略特，或者美國「新批評家」，都不是避世的藝術家或者不問塵俗事的隱士，他們的政治意見強烈而清晰。64 沿此李英豪個案再看，則現代派作家如白先勇對中國崑曲的護持，也說明他並非一個僅僅追求西化的反傳統主義者。現代派的詩人如瘂弦與洛夫，同樣反戰、反共，但他們對同樣以正義之名不斷組織戰爭隊伍的國府與美國，可謂高度寬容。但是否如張誦聖所說，一方面現代主義「始料未及」地創造了文學高峰，但另一方面，西化的問題和冷戰體制卻又息息相關，足以使人變成體制的合謀而不自知。她描述現代主義以形式主義與新批評為手段，影響深遠：

64 陳國球：〈「去政治」批評與「國族」想像：李英豪的文學批評與香港現代主義運動的文化政治〉，《情迷家園》（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 年 1 月），頁 164。

(23)

影響的路徑和管道（美國新聞處、台大外文系、愛荷華創作班、耕莘文教院）和冷戰地緣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從某個角度看，這是一種文化上的「新殖民主義」；從某個角度看，也無疑是冷戰年代一個「unintended consequence」，始料未及地塑造了台灣當代藝術極高的成就。65 這些都說明，台灣現代主義追求的是純粹美學的境界，以此來對治普遍人類文化或制度上的某種缺失。至於過於具體、歷史性與社會性的議題，往往只能讓位給鄉土文學作家或政治文學作家來處理。台灣現代主義運動的特徵，正是在它對高層文化不懈的追求，因而發展出一種菁英文化觀的視角，著重人性與文化反思。但另一方面，台灣的現代派不主動面向俗世的議題，特別是政經、階級等問題，探其根源，則冷戰以來藉由美援文藝體制所創造的美學典律顯然有以致之。

四、結語：美援文藝體制與重寫台灣文學史

除了前述美援文藝體制下，美國官方直接經營或資助下的文學活動與文學生產外，事實上，尚有不少民間雜誌都標榜思想現代化與文化大眾化，從而以「全盤西化」或「好萊塢化」的口號或面目出現，這其實也是台灣在冷戰的年代裡，被國府官方許可的一種文藝生產模式，並且也以其風靡程度說明了美式品味與思想的當令狀態。例如創刊於50 年代的《文星》，在 1966 年因政治因素被台北市政府查禁之前，曾經在思想界獨領風騷，李敖所引發的「中西文化論戰」，便是新世代以美式觀念，對上一世代進行的思想倒戈行動。而被放在封面的美國詩人，計有1960 年的艾略特、1961 年的摩爾、1962 年的桑德堡、以及 1963 年的佛洛斯特。1963 年適逢佛洛斯特過世，刊物中還特別製作他的照片集及墨蹟，以為紀念。50、60 年代介紹美國文學的期刊、集團似乎都與美新處有程度不一的關係，《文星》也不例外，例如香港美新處出版的雜誌《今日世界》在台灣的總代理正是文星書店66。此外，發行於1954 年 2 月，屬性偏向大眾通俗讀物的《皇冠》創刊號，封面即是一尊美國自由女神像高舉著自由的火炬，除了標示這本雜誌將以美式文化作為它編輯的方

65 張誦聖：〈台灣冷戰年代的「非常態」文學生產〉，陳建忠編：《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台灣文學的比較文學研究》（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1 年 5 月），頁 38。 66 賴慈芸：《飄洋過海的繆思：美國詩作在台灣的翻譯史：1945-1992》（臺北：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年），頁 18-19。

(24)

向，亦不乏以自由女神與當時的反共的自由中國呼應之意吧。由平鑫濤主編（1963 年則繼林海音之後，接任《聯合報》副刊主編十四年）的這本刊物，在1950 年代的編輯方針幾乎就是形塑一種「美國夢」。不止封面皆當時的好萊塢女星照片，內容亦率多介紹美國流行音樂、好萊塢電影。這時期的《皇冠》的確能夠代表讀者更多，但也更親美的一種大眾文化風潮。首次該刊物進行研究的論者葉雅玲總結地說：當時美援與國民黨政府，實為共構互相配合的，所以《皇冠》的美式風格，甚至可說就是最時髦、最流行的當時文化，除美新處的《今日世界》外，《皇冠》發展出民間版、更重視覺傳達美式文化的媒體。67 在這樣的時代裡，以美國為進步、時髦的標準，追求文學表現上的西化，毋寧是極其「自然」的表現。甚且，西化尚具有與自由、反叛相等的價值。但真正的自由與反叛，在可見的書寫裡，似乎都不曾牽涉到隱身在這些進步概念後的美國，美國也始終不曾被視為是正在支配台灣，當然也就不會被檢驗代表進步的美國觀念下包藏的各種問題，例如冷戰圍堵、白色恐怖、跨國公司、依賴經濟等。真正的文學史的後殖民思考，乃是藉由將「美新處」為代表的文化與文學體制入史，以突出台灣當年的第三世界文學與思想親美的性格。同時，正如同我們批判性的接受殖民時代的遺產，此處也主張批判性的繼承冷戰遺產，承認冷戰、美援對台灣文學的助益，而非只有批判。因而，重新架構出一個支配台灣文學場域的體制性權力機制，目的是要提醒戒嚴與冷戰時代，台灣文學場域曾經受到非文學性力量強力干預的事實。至於場域中的創作主體，可能受限於體制而亦步亦趨，但也可能有人因此展現出與體制思考間存有特殊的張力。正如同日治時期，我們必須先掌握殖民體制下，總督府如何以檢查制度、語文制度，乃至於教育機制來企圖支配台灣文學發展一般，我們才可能發展出一套抵殖民的文學論述。同樣地，戒嚴令下，國家文藝體制亦想透過組織性的權力運作，達至它支配作家思想與創作的目的，這正是一個處於流亡階段的反共政權對文藝採取的政策。另一方面，經由冷戰與美援，我們亦認為必須指出處於第三世界國家處境的台灣，無法避免受到美援文藝體制的干預，而或自覺或不自覺地吸收了美式文藝觀念，甚至引為一種更進步、更現代的美學典律。通過「國家文藝體制」與「美援文藝體制」的框架，一剛（直接）一柔（間接）之間，我們才更能解釋戒嚴與冷戰時代裡，處於流亡與反共階段的台灣社會，為何會出現大量具

67 葉雅玲：《流行文化與文學傳播：《皇冠》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所博士論文，2010 年6 月），頁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