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與「文」：晚清民初的六朝想像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中文所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聲」與「文」：晚清民初的六朝想像

Sound and Wen: The Imagination of Six Dynasties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柳雨青

Yu-Qing Liu

指導教授：鄭毓瑜 博士（Yu-Yu Cheng, Ph.D.）

高嘉謙 博士（Chia-Cian Ko, Ph.D.）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Janurary 2017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聲」與「文」：晚清民初的六朝想像

Sound and Wen: The Imagination of Six Dynasties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本論文係柳雨青君（R02121016）在國立臺灣大學中國

文學學系、所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6 年 1 月 18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誌 謝

從六朝跨越到晚清的研究，起因是碩一選修鄭毓瑜老師與高嘉謙老師合開的

「近代文化專題研究」。正是在這門課上，我開始重新思考近代中國的世變。從 時間與空間到身體與語言，每一個專題的討論，都帶來新的視野，也促使我反思 傳統與現代的關係。

特別感謝鄭老師鼓勵我在碩士論文中結合六朝與晚清這兩個時空進行研究。

不得不承認，這個題目對於我來說是一個有難度的挑戰。一方面，我必須面對大 量不熟悉近代文史材料，而甚至需從最基礎的資料搜集，文獻篩選的方法開始摸 索；另一方面，不同於單純的個案研究，在議題式的論文裡，我必須在行文中不 斷提醒自己精準的定位、脈絡和分析框架，以駕馭在特定主題下多組人物的交織 對話。但我仍慶幸自己能夠在碩士階段，藉由完成這個題目，而大量閱讀，拓展 自己的視野和思維。

謝謝我的指導教授鄭毓瑜老師和高嘉謙老師，在我遭遇瓶頸與困難時，給我 無數啟發和建議，也在我迷茫困頓時，給我真誠的鼓勵和支持。謝謝我的口試委 員曾守仁老師和林香伶老師如此細緻地閱讀這篇論文，並提出許多批判性的意 見。

另外也要感謝王德威老師給我的指導，碩二修讀王老師的「史詩時代的抒情 聲音」課程，我的期末報告探討的是廢名與六朝文學的關係，雖然未被收入碩論 中，但這篇報告開啟了我在這個議題上最初的思考。謝謝張蓓蓓老師在六朝文史 方面給我的許多啟發；謝謝Andrew Jones 教授推薦我閱讀北美有關魯迅的研究；

謝謝蘇碩斌老師在文學理論與寫作上給我的許多建議。另外，也要感謝黃雅嫺老 師、史臻陶老師在生活中給我的幫助和鼓勵。

碩士論文的寫作漫長而寂寞，我要感謝許多朋友的陪伴。謝謝克倫總是在我 身邊不離不棄，給我精神和技術的支持，甚至為我做出一套程式軟體，讓我能夠 快速製作參考書目，省下了許多時間。謝謝袁爸爸、袁媽媽，成為我在臺灣的家 人，讓我從未感到獨自在異鄉孤軍奮戰的寂寞。謝謝JoJo 總是安靜地趴在我的 腳邊，陪伴我閱讀和寫作，又總能療癒我的焦慮與不安。

謝謝怡瑄學姊和佳鴻學長，在論文寫作上給我許多建議。謝謝沛勳仔細地幫

我校對論文錯字。謝謝仁和，在無數深夜陪我聊書籍與電影，卸下我寫作的疲憊。

謝謝舒怡，在遙遠的大洋彼岸，日夜與我聊繪畫與哲學。謝謝鯨鯨，總是耐心聽 我梳理論文思路，且每每在我遇到困難時呼風喚雨幫我擺平。

感謝臺大中文系的老師和助教們一直愛護我，也感謝在臺灣遇到的每一個善 良溫暖的人們。

最後要謝謝我的父母，雖然不在身邊，卻始終支持我，和我站在一起。

「聲」與「文」：晚清民初的六朝想像

中文摘要

以「聲音」與「六朝」為關鍵詞，本文旨在深入晚清民初有關「言」、「文」

關係的討論，重新分辨古典與現代文學之間的傳承與轉折。本文擷取晚清民初的 三組人物作為研究對象，討論清代漢宋之爭中，伴隨著考據學而興起的「聲音之 學」如何介入「文學」的重新定義，重組「語言」與「文學」的關係，使得「六 朝文學」作為文學典範被重新納入文學正統之中；而晚清學人對於清代以來「言 文關係」的進一步闡發，一方面回應著其時主張「言文一致」的白話文運動，另 一方面也使得六朝文學得以與新文學產生對話；最後，魯迅將個人的生命經驗、

六朝文學的體會、以及清代小學的繼承與理解，融入在其現代文學的寫作中，使 得古典與現代之間開啟了溝通與轉化的可能。

首章緒論通過梳理前輩學者在「言文」問題上的洞見與不見，認為晚清民國 的種種有關文學現代化討論中，「言文合一」除了標示「白話」對「文言」的取 代之外，還存在不同的面貌與可能。因此，本文將結合「關鍵詞」研究與「系譜 學」分析，深入晚清民初對於「六朝」與「聲音」的想像與建構，重新審視「文 學」作為流動的認識範疇，在歷史變動時期的多元聲音。

第二章則分梳晚清時期「六朝文學」的雙重意義，由此推證「聲音」與「文 學」在晚清語境中的兩種不同認識角度。一方面阮元將戴震以來的「聲音之學」

延伸到文學的討論中，提舉六朝駢文與文學理論，以「聲音韻藻」重新定義「文 學」的性質；另一方面，以張之洞為代表的晚清士人則召喚「聲音之道與政通」

的詩教觀，將國朝衰落歸因於六朝詩風興起。晚清詩人沈曾植則提出「活六朝」

以綜合二者，從而使六朝文學成為會通駢與散、古與今的重要文學資源。

第三章以章太炎、劉師培、黃侃等人對於言文關係的闡發為焦點，討論他們 對清人的小學研究接續與創造。作為皖派學者，他們一方面將傳統小學與西方實 證主義語言學相結合，以探究中國語言文字；另一方面則重新闡發六朝文論，從 古典的角度回應時代「言文一致」的呼聲，從而使六朝文學文論與現代文學之間 有了對話的理論基礎。

最後第四章重點分析魯迅對章太炎、劉師培的文學觀念的繼承與創造性轉化，

並由此勘探六朝文學的聲音如何經由論述與想像，介入現代文學的創作實踐。從 魯迅早起的文學理論中，可見他將古典的「心」、「志」傳統與西方浪漫主義詩學 嫁接，並由此提出「心聲」的概念。作為魯迅文學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心聲」

與魯迅對於「魏晉風度」的闡發有所關聯，並且具體表現為「師心使氣」與「隱 而不顯」的雙重性。而「魏晉風度」也正是在這一層面上呼應了魯迅置身政治現 實與革命理想破碎的虛無，以及他置身其中所感到的劇烈矛盾與痛苦，進而表現 為他對於六朝「傷逝」傳統的創造性分解與轉化。

關鍵詞：聲音、六朝、文、言文合一、選學、《文心雕龍》、心聲

Sound and Wen: The Imagination of Six Dyansties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keywords "sound" and "wen", this thesis aims at explor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classical and modern literature by re-examining the discussions around yan (speaking) and wen (writing). This thesis takes three groups of figures from Late Qing to Early Republican China as examples to illustrate how the heritage of Six Dynasties literature was used to redefine the essence of wen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The second chapter explores two kinds of interpretation about Six Dynasties literature in Late Qing, by which I prove that there were two distinct perspectives of sound in Late Qing. For one thing, Ruan Yuan extended Dai Zhen's theory of sound in Phonology to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ook rhythm as the essence of literature; therefore, he set pianwen (rhythmical prose) of Six Dynasties as the paradigm of literature. For another, with the Confucian view of sound which emphasizes that sounds in literary works can reflect and influence political condition, Late Qing literati represented by Zhang Zhidong attributed the decline of Qing to the prevalence of Six-Dynasties-style poems. However, Shen Zengzhi, a Late Qing poet, raised the theory “Huo Liuchao”

(literaly, living Six Dynasties) to appreciate the achievement in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in Six Dynasties, which redetermined the value of Six Dynasties literature beyond those oppositions.

The third chapter focuses on the literary theories of Zhang Taiyan, Liu Shipei, and Huang Kan. As scholars of Wan, they inherited the tradition of Philology and Phonology studies in Qing Dynasty. But different from their progenitors, they combined traditional studies of sound and text with Western positive linguistics, and in the meantime responded to the demand of unifying speaking and writing by re-interpreting the literary theories in Six Dynasties, especially Wen Xin Diao Long.

Their discussions laid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ransforming Chinese literature.

The final chapter mainly discusses how Lu Xun creatively transformed Zhang Taiyan and Liu Shipei’s theories of wen (text and literature). His idea of “xinsheng”

(sound of heart) is a combination of Six-Dynasties literary concepts, European Romanticism and Nietzsche’s idea of Übermensch. And the “sound of heart” should also be understood with the double meanings of Weijin fengdu (Wei-Jin Demeanor) –

Shixin Shiqi (Following the heart) and Yiner bu xian (Concealing the heart) –which

Keywords Sound, Wen, Six Dynasties, The Unity of Speaking and Writing, Wen Xin

Diao Long , Studies of Wen Xuan, The Sound of Heart

目 ^錄

誌 謝 ... ii

中文摘要 ... iv

Abstract ... vi

目 錄 ... viii

第一章 緒 論 ... 1

第一節 文學的「失語」與「發聲」 ... 1

第二節 多聲道的「言文合一」 ... 4

第三節 從阮元到魯迅 ... 8

第四節 方法/關鍵詞：「文」、「聲音」與「六朝」 ... 13

第二章 「聲音」的兩重意義：「六朝」在晚清的重新發現 ... 17

第一節 「文統」與「道統」/「六朝」與「唐宋」 ... 17

第二節 「聲音」與「意義」：戴震的聲音之學 ... 22

第三節 「聲音嗟歎以成文」：阮元的「文言說」與「文韻說」 ... 28

一 「沉思翰藻」：阮元對《文選》的詮釋 ... 29

二 「聲」與「文」 ... 33

第四節 「聲音之道與政通」：晚清的六朝衰世想像 ... 37

一 「聲音」與「國運」：張之洞「哀六朝」 ... 37

二 從「三元說」到「三關說」：沈曾植的「活六朝」 ... 44

第五節 小結：傳統與現代之間 ... 51

第三章 「言文合一」：《文心雕龍》的現代闡釋與韻文學的活化 ... 55

第一節 「聲義為字之精神」：章太炎的語言文字之學 ... 57

第二節 「凡有字者，皆謂之文」：章太炎對《文心雕龍》的闡釋 ... 63

第三節 「古人之文，以音為主」：劉師培對「文言說」的發展 ... 70

一 「言」與「文」 ... 70

二 從「聲律」到「音節」 ... 78

第四節 「文以載言」：黃侃論《文心雕龍》及其聲音之學 ... 83

一 從「語根」到「章句」 ... 83

二 從「文筆論」到「自然音節」 ... 90

第五節 小結：晚清言文之辨與六朝想像 ... 93

第六節 餘論：六朝駢文與美術之文 ... 98

第四章 造鑄「心（新）聲」：魯迅的六朝想像與「文學自覺」 ... 103

第一節 「詩人」、「摩羅」與「心（新）聲」 ... 104

一 詩人之心 ... 104

二 「惡聲」、「心聲」與《文心雕龍》 ... 107

第二節 「文學自覺」：為藝術而藝術？ ... 114

第三節 師心使氣：六朝「文氣」與現代的「聲音之道」 ... 117

一 「師心使氣」與「個體自覺」 ... 118

二 「心」與「口」：「聲音之道」的現代轉化 ... 123

第四節 隱而不顯：「魏晉風度」與魯迅的「傷逝」書寫 ... 129

一 「隱而不顯」的魏晉風度 ... 130

二 「傷逝」的現代語境 ... 134

第五節 抉心自食的摩羅詩人：從〈傷逝〉到《野草》 ... 138

一 「傷逝」的現代轉化 ... 138

二 生命力的「突進」和「跳躍」：另一種「心聲」 ... 145

第六節 小結：現代文學中的六朝聲音 ... 149

第五章 結 論 ... 155

一 「聲」與「文」 ... 155

二 餘論：現代文學、學術史中的「六朝」 ... 158

參 考 文 獻 ... 161

一、傳統文獻 ... 161

二、近人文獻 ... 164

三、論 文 ... 167

（一）期刊論文 ... 167

（二）專書論文 ... 169

（三）學位論文 ... 169

四、外文及翻譯著作 ... 170

（一）論文 ... 170

（二）著作 ... 170

五、報刊 ... 171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文學的「失語」與「發聲」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在啟蒙與救亡所主導的語境中，「文學」在現代中 國的處境顯得頗為尷尬：一方面作為革命的武器，文學必須擔負啟蒙大眾、「啓 瀹齊民」的功能；另一方面，在理性科學所主導的現代語境中，文學研究又為史 學與考據學所凌駕。1924 年，吳文淇（1901-1991）因此曾有如是反省：

近年來文學革命的事業，在表面上看來好像已告成功了。其實誤會的繃帶 仍舊很牢固地很普遍地縛在大多數人們的眼上；他們對於白話文始終沒有 明確的認識：不視之為統一國語的器械，便視之為曉諭民眾的工具。¹

在吳文淇看來，新文學推動白話寫作的成果不過只是其所反對的「文以載道」

的另一種複製品，「讀一件作品，不欣賞其藝術上的美，而但斤斤地計較其思想 之得失，這和舊文人之討論《詩經》的微言大義有什麼兩樣？」²換言之，伴隨 著二十世紀初文學革命而來的，很可能是文學本身的美感價值被工具化、理性化 的主流思潮所壓抑和限制。

羅志田教授形容這一境況為「文學的失語（vioceless）」，他舉胡適（1891-1962）

《紅樓夢》的考據學研究為例，認為胡適的「新紅學」及其所反對的「索引派」

實際上都偏向「考據化」，這種考證方法「促成了文學研究的史學化，並長期佔 據大學講堂，最終強化了『文學』本身在文學研究中的失語」³。而文學研究為 歷史與考據所凌駕的特徵（以及後來興起的「思想史」的研究），都可視為清儒 的考據風尚，挾著「科學」的名義，改頭換面而來的現代變體。因此「文學革命」

1 吳文淇：〈文學革命的先驅者——王靜庵先生〉，《中國文學研究》，（1927 年 6 月），頁 12。轉 引自羅志田：《裂變中的傳承：20 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287。

2 同上註。

3 羅志田：〈文學的失語：整理國故與文學研究的考據化〉，《裂變中的傳承：20 世紀前期的中國 文化與學術》，頁287。

與「整理國故」中的種種論述，導致「文學」本身的「美術」性被拋擲在文學研 究與批評之外⁴，並且這種研究方法迄今依然佔據學院中文學研究的主流。

羅教授敏銳指出了二十世紀以來文學研究的病癥。誠然，強調「言文合一」

以及「文學大眾化」以抗衡傳統「文以載道」的後果，很可能是置換了另一種的

「聲音之道」，而未嘗真正突破傳統「詩教觀」的思維模式；而過分偏重考據的 研究方法，又使得文學本身特殊的審美性被湮沒在「拿證據來」的史料考索之中。

然而，筆者想提出的兩個問題是：其一、討論「文學」的失語，勢必要首先要澄 清「文學」的本質，而事實上不論中國還是西方的歷史脈絡中「文學」都有著更 為豐富的層次的定義，且呈現出流動的樣貌，因此「文學」在現代學術體系中的 重整與再現，也應該納入更為多元動態的討論；其二、羅教授著眼於「史學」與

「文學」的對立面看待20 世紀初文學的處境，既有洞見，卻也未免陷入五四以 來二元論式的思維批判，而忽略了二十世紀初「文學」發展與論述的其他潛在可 能。

同樣關注文學與史學之間的關係，陳平原教授在《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中則 從另一角度詳細梳理北京大學的學科建制，論述「文學」在現代中國如何轉變為 一種「知識生產」，並且尤為強調「文學史」的想像與建構如何介入當代文學潮 流發展的方向。他也指出二十世紀初北京大學國文學門設「文學史」與「文學」

兩科，前者講歷史演變，後者重藝術分析，而隨著文學史課程的一家獨大，文學 教育逐漸出現很大的偏差⁵。然而引起筆者注意的是，他論述民國初年桐城派與 選學派之間的論爭與權力爭奪中，六朝文選派的大獲全勝進而使得此後數十年的

「中國文學史學」的基本上延續著劉師培、黃侃所開創的思路。關於這一場爭論，

除了時局、人事的原因外，陳教授提出兩點原因：

一是六朝的文章趣味與其時剛傳入的西方文學觀念比較容易匯通；一是樸 學家的思路與作為大學課程兼著述體例的『文學史』比較容易契合。⁶

這裡的「西方文學觀念」，所指即是其時西方浪漫主義的傳入所帶來的「純

4 清．王國維：〈紅樓夢評論〉，《靜庵文集》，（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頁 65-84。

5 陳平原：〈新教育與新文學——從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大學〉《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北京：新華 書店出版社，2011），頁 1-24。

6 同上註，頁 22。

文學」觀，強調文學擺脫實用價值，而主張「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

也即是羅志田教授所強調的文學本身獨立的「美術」性。在羅教授看來樸學在民 國初年的遺緒，是導致文學的「失語」的始作俑者，但在這裡，可以注意到，樸 學除了推助文學史學的學科化之外，其與「六朝文學」的關係則恰恰相反地突顯 了文學本身的審美趣味。換言之，清代考據學對於現代中國的影響，或許並非單 一面向的「史學」凌駕「文學」，也可能帶來了文學的「發聲」。

而更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陳教授指出，儘管大獲全勝的六朝文選派很快遭到 了迅速崛起的「新文化運動」的打壓，但實際上「六朝文學」卻藉由章太炎

（1869-1936）、劉師培（1884-1919）的重新詮釋，以及周氏兄弟的創造性轉化，

而成為現代中國最值得重視的傳統文學資源⁷。而關於「六朝文章」在現代的繼 承、轉化，陳平原教授著眼於現代「散文」的發展脈絡中闡發，並且尤其強調章 太炎、劉師培——魯迅（1881-1936）、周作人（1885-1967）兩代學人的師承關 係。的確，對於現代文學的建立而言，章太炎、劉師培與周氏兄弟承前啟後的作 用相當關鍵，然而「六朝」之所以成為現代文學所轉借的文學資源，卻似乎仍有 待釐清。筆者認為，六朝文章對於現代文學的影響，事實上不僅體現在「散文」

這一文類，而更涉及對「文學」本質的體認。

因此，本文旨在深入晚清所興起關於「聲音」的種種討論，重新分辨古典與 現代文學之間的傳承與轉折。以「聲音」與「六朝」為關鍵詞，本文的問題是：

伴隨著漢學在清代的興起，清儒對於「聲韻」的提倡與對「六朝」文學的重新發 現，如何影響了現代文學的發展？借助於清儒以降對於聲音、語言的闡發，「文 學」與「聲音」、「言」與「文」的關係在現代中國是否還有不同的解讀的可能與 發展的脈絡？由此，我們是否可以重新定位「文學」在晚清民初的姿態與位置——

換言之，文學有沒有可能不是被動的「失語」而是主動的「發聲」；而傳統（文 言）與現代（白話）之間也非表面所見的對立、清除與取代，而暗含著澄清、轉 化、再生的脈絡？

7 同上註，頁 14-23。關於六朝文章與現代散文之關係的詳細論述參見氏著：〈現代中國的「魏晉 風度」與「六朝散文」〉，《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375-393。

第二節 多聲道的「言文合一」

談及現代中國的「言文合一」，令人首先聯想到的是十九世紀末梁啟超

（1873-1929）所提倡的「文界革命」以及二十世紀初的「白話文運動」對於「言」、

「文」關係的重整。在1887 年成書的《日本國志》中，黃遵憲（1848-1905）首 倡語言、文字合一的主張：「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 文者多：其勢然也」；由此，他提出「變一文體，為適用於今，通行於俗者乎」， 以使「天下工農商貿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⁸。黃遵憲的這一主張很快得 到了梁啟超的響應，梁氏因此提出「言與文合，而讀書識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

9對於言文關係的這一認識，也成為了他日後倡導文界革命、詩界革命與小說界 革命的思想基礎。憑藉著「現代」、「民智」、「啟蒙」等口號，過去一向被認為不 登大雅之堂的白話文，在晚清民初的地位陡然聲勢大振，進而在民國初年的「白 話文運動」中大規模地影響了傳統中文的書寫系統。

晚清至於五四的知識分子之所以對於「言」、「文」如此重視，甚至以白話文 運動作為革命的先導，不僅在於白話用於傳播的工具性，更涉及「語言」與「國 體」之間的象徵關係，以及「語言」與其代表的價值體系（道）的對應關係。胡 適曾以活文字/死文字，活文學/死文學對文言與白話加以區分：

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 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其餘的都是沒有生氣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 陳列品！……因此我說，「死文言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

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作國語的文學。¹⁰

胡適提倡白話反對文言，正是藉由語言形式的對立而企圖批判其背後的承載 的思想價值體系，不論內容如何，但凡使用文言文，便都是沒有生命的作品，也 就是說，文學語言的選擇非但是價值對立的體現，更成為了新舊價值（道）的衝 突本身。因此胡適例舉了古代中國的一系列「白話詩」與「白話小說」以勾勒出

8 清．黃遵憲：《日本國志》，（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2001），頁 346-347。

9 清．梁啟超：〈沈氏《音書》序〉，《飲冰室文集之二》，《飲冰室合集》第二冊（北京：中華書 局，1989），頁 2。

10 胡適：〈建設文學的革命論〉，《胡適作品集》第 3 冊，（臺北：遠流出版社，1986），頁 56-57。

他心目中以「白話語言」為典範的「正統」文學史的樣貌。而這一作法與唐宋古 文家以「文以載道」為核心建立「文統」何其相似，毋寧說只是用新的「道」代 替了舊的「道」。劉正忠教授指出，新文學家不過只是進行了目標與手段的雙重 切換：「以較具有表現性與自主性的『言』，來更新『載』的形式；並以較具個體 性、多元化、時代感的『志』，來替代『道』的內容」¹¹。在家國衰亂、西學衝 擊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言文合一」的主張不僅僅是語言表達的有效性問題，

而在深層結構上因襲和置換了「聲音」、「道」、「國家」的對應模式。因此，新文 學家之所以在「語言」選擇的問題上汲汲營營，某種程度上說明他們實際上確信 文學語言是國族命運的決定因素，而企圖通過改造語言，實現一系列價值體系的 更新和重建¹²。因此，正如「唐宋散文」的正統性建立於對「駢文」之價值體系 的排斥，「白話文」在文學中合法性地位的建立，也必須找出其對立面，並冠之 以「桐城謬種，選學妖孽」¹³而驅逐在外。

從當代回溯歷史，新文學的支持者對於「言文一致」的呼籲，彷彿成了籠罩 整個時代的單聲道的文學主張，白話取代文言，口語改造傳統書寫系統的歷史宛 如一條清晰的直線，而將那些隱微而歧義的聲音摒除在外。然而真正歷史並不如 此進行，在新舊交替的過程中，事實上充滿了種種徘徊、齟齬、衝突與矛盾；新 舊之間或許也並非截然對峙，而包含不同層次的相互激盪。

余英時教授曾經指出，自從韋伯（Max Webber，1864-1920）在其歷史社會 學中提出「傳統」與「現代」兩大範疇後，西方社會學都傾向於將「傳統」視為

「現代」的反面，正是傳統阻礙著「自由」、「理性」、「進步」等現代思想。這一 觀點在20 實際 50 年代美國「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的思潮中發揮 到極致，並蔓延到中國歷史研究。因此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

的「挑戰」與「回應」理論¹⁴長期支配中國史學研究領域。但在余教授看來，「傳

11 劉正忠：〈「散」與「文」的辯證：「說話」與現代中國的散文美學〉，《清華學報》新 45 卷第 1 期（2015 年 3 月），頁 103。

12 商偉教授分析白話文運動與漢字拼音化運動時，指出胡適及其同仁實際上並沒有一當時的口 語為根據，創造出一種新的書寫形式，而只是破壞了帝國內部兩種漢字書寫類型共生並存的格局，

以vernacular 的名義，用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不同於歐洲國家以地域、種族和語言為依據，將 一個龐大的帝國分裂成不同的民族國家。胡適等人企圖假借vernacular 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在帝 國的內部，完成了向民族國家的歷史轉化。見商偉：〈言文分離與現代民族國家—— 「白話文」

的歷史誤會及其意義〉，《讀書》，（2016 年 11 期/12 期），頁 5-15。

13 錢玄同：〈致陳獨秀〉，《新青年》第 2 卷第 6 號（1917），「通信」欄，頁 85。

14 費正清曾以「挑戰與回應」之說來解釋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認為西方文化代表的現代向中國

統」與「現代化」之間存在著一種辯證關係，換言之，「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

傳統也曾發揮了主動的力量，並不僅僅是被動地回應西方挑戰而已」。對本文尤 其具有啟發性的是下面這段話：

「傳統」中的個別價值和觀念（包括正面和負面的）從「傳統」的系統中 游離出來之後，並沒有也不可能很快地消失。這便是所謂「死而不亡」。

它們和許多「現代」的價值與觀念不但相激盪，而且也相輔相成，於是構 成了20 世紀中國文化史上十分緊要，然而也十分奇詭的一個向度。¹⁵

換言之，所謂「傳統」與「現代」的劃分，或許並非敵對的二元對立，而很可能 在不同層面上相互激盪、相輔相成。因此，余教授認為研究19 世與 20 世紀的文 化思想，更應當注意各轉型階段的各種複雜多元的力動變化。因此，結合本文所 欲探討的主題，在這裡更值得追問的問題的或許是，「言文合一」所引發的各種 回應與對話，以及這些回應在各自不同的語境、脈絡中所產生的意義。換言之，

現代中國文學的「言文合一」是否只有單一的一種論述、一種操作的可能？

借用王德威教授的說法，「現代性的生成不能化約為單一的進化論，也無從 預示其終極結果」，通向現代性的道路充滿萬千變數，「太多的蛻變可能同時互相 角力」¹⁶，因此討論「現代性」的問題，便不能忽略那些歷史底層的被壓抑的聲 音。沿著王教授分析晚清小說的思路，「現代性」的駁雜與多義不僅體現在眾生 喧嘩的晚清，即使在看似歷史朝向單一直線發展的「五四」之後，文學的現代性

（現代化）仍然充滿多重、混雜、歧義紛呈的表述與聲音。

就言文關係而言，誠如羅志田教授所指出的，主張白話文的新文化運動內部，

對於白話文究竟應該如何寫作的問題依然充滿了歧見。歐化、文言化與大眾化的 討論，都曾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左右和影響著白話文學的理念和樣貌，其中甚至 不乏矛盾吊詭的論述¹⁷。正如身處各種力量相互衝撞的漩渦中，魯迅所敏銳察覺

傳統進行挑戰，但中國回應西方的衝擊是失敗的。見費正清著，張沛等譯：《費正清中國史（中 國：傳統與變遷）》（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5），頁 298-332。

15 余英時：〈總序〉，《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出版社，2004），頁 1-10，引文部分出自頁 9。

16 王德威：〈沒有晚清，何來五四〉，《晚清小說新論：被壓抑的現代性》，（臺北：麥田出版社，

2003），頁 15-26。

17 羅志田：〈文學的失語：整理國故與文學研究的考據化〉，《裂變中的傳承：20 世紀前期的中國

到的——「四面八方都是二三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¹⁸。因此「重 理世紀初的文學譜系，發覺多年以來隱而不彰的現代性線索」¹⁹，正是本文跨越 晚清與民國，分析「傳統」與「現代」之間種種複雜的拉鋸、分解與轉化的起點 與終點。

在晚清至民國對於「言」、「文」關係的各種討論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章 太炎、劉師培與黃侃（1886-1935）等人從古典的角度回應「言文合一」的討論。

與胡適等五四知識分子不同，對於章太炎、劉師培來說，語言文字的重要性，並 非來自於傳統（死）與現代（活）的對立，而更來自於它所承載的「國學」與「國 粹」的意義，正如章氏所云：「欲知國學，則不得不先知語言文字」²⁰。有趣的 是，上承清代戴震（1724-1777）以來的「聲音之學」，章太炎、劉師培、黃侃同 樣強調「聲音」（語言）與「文字」（文學）的合一，但卻根植於其自身的學術與 思想系譜；而三人中，劉師培、黃侃秉承阮元（1764-1849）對文學的觀點，更 強調「聲音」作為「文學」的本質屬性，而從古典的角度提出了既呼應卻又不同 於白話文運動的另一種「言文合一」，另一種「聲音」與「文學」相關聯的向度。

然而，既被五四知識分子歸為舊文人中的典型，章太炎、劉師培與黃侃關於言文 關係的討論卻鮮少被放在這一語境中檢視和理解。

鄭毓瑜教授在從「情境」的角度出發，探討晚清民初多層次的複數的「文學」

概念，是本文思考的原點。在〈晚清民初的「文學」情境──「多義性」的掙扎 與「文法/句讀」的拉鋸〉一文中，鄭教授著重於「文學」在定義過程中從「多 義」走向「定解」的認知翻轉中，徘徊於「多義性」的掙扎，而透過對黃侃、馬 建忠（1845-1900）與胡適對「章句」與「文法」的討論，她指出新舊文學中「言」、

「文」關係看似相互衝突，卻又相互補充：一方面，劉師培、黃侃上溯遠古時代 口說記誦，推證書寫中偶語韻文的聲音形式的正當性，從而突出「文以載言」以 取代「文以載道」；另一方面，胡適藉由對「文法」的強調，尋求白話口語中的

「自然音節」，以擺脫傳統文學中「吟詠嗟歎、聲調曲譜」，從而推陳出新，提出 新文學中的「言文合一」——新、舊文學之間自我活化與澄清的契機於焉開啟²¹。

文化與學術》，頁287。

18 魯迅：《熱風．隨感錄五十四》，《魯迅全集》第一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頁361。

19 王德威：《晚清小說新論：被壓抑的現代性》，頁 19。

20 清．章太炎：〈論語言文字之學〉，《國粹學報》，（1906 年第 2 卷第 24 期），頁 64-75。

21 鄭毓瑜：〈晚清民初的「文學」情境──「多義性」的掙扎與「文法/句讀」的拉鋸〉，《文學經

換言之，「白話」與「文言」這組看似對立的概念，憑藉著晚清學者對文學中最 基本的「文字」與「聲音」之關係的闡發，開啟了潛在的溝通與轉化的可能。

木山英雄教授對於「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的辯證同樣引人深思，他指 出章太炎「文學復古」的極端「反時代性」與其超越「文學革命」的前衛性不可 分割地糅合在一起，因此不能簡單地用進步—反動的尺度來衡量；而周氏兄弟正 是在章太炎的影響下，與西方現代的思想、文學產生強烈共鳴，為新文學的發展 提供了基礎²²。其中對本文最具有啟發意義的是，木山英雄教授從章太炎與魯迅 的傳承關係重審「文言」到「口語」之間變革，他指出魯迅的「摩羅」詩學一方 面與強調語言、自然、天下渾然一體的「文言世界」理不相容，另一方面「摩羅」

詩學本身便是民族文化的精華，而離不開古老的文言世界——

他（魯迅）那極激進的從西歐發現「精神」的絕對自由，和他對創造眾多 的輝煌文化與神話的老大民族恢復青春活力的召喚是一致的。²³

因此，魯迅早期受章太炎影響而以極生澀古奧的文言翻譯西方小說、寫作一 系列文論，融合西方浪漫主義與中國古典詩學提出「心聲」的觀念，正體現了「文 言」與「口語」、「復古」與「革新」之間既對立又交融的複雜性。

本文的討論，建立在這些前人的發現與研究基礎之上，而進一步將言文關係 的討論與六朝文學的關係，放在「聲」與「文」的脈絡中，更為細緻地分析從阮 元到章太炎、劉師培再到魯迅，這三組彼此傳承又相互獨立的人物與六朝文學之 間的關係。

第三節 從阮元到魯迅

典的傳播與詮釋：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 137-182。

22 木山英雄：〈「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現代文學 思想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209-238。在此特別感謝口試委員曾守仁教授提 示筆者關注木山英雄的討論。

23 木山英雄：〈從文言到口語〉，《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論集》，

同上註，頁119。

自黃遵憲、梁啟超提出的「言與文離」、「言與文合」的區辨，「文學」與「聲 音」的關係無疑成為了晚清民初重新界定「文學」的重要起點。胡適在1917 年 的〈文學改良謅議〉中提出了改革文學的八種具體方法²⁴，其中第一則就是「須 言之有物」，而這個「物」他認為就是「思想」與「情感」，他如此解釋道：

近世文人沾沾於聲調字句之間，既無高遠之思想，又無真摯之情感，文學 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勝之害，所謂言之無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 以質救之。質者何，情與思二者而已。²⁵

胡適在這裡所謂「近世文人沾沾於聲調字句之間」顯然意在諷刺其時聲勢頗 盛的「選學」一派。不過，胡適認為「言之有物」的「情與思」的對立面即是「言 之無物」的「聲調字句」，這裡顯然存在一組概念的偷換：「聲調」與「情思」一 定是相對的嗎？講求聲調就一定不包含高遠之思想與真摯之情感嗎？再更進一 步說，胡適既引《詩序》之言「情動於中而形諸言」論證「情感」在文學中的地 位，那麼從「聲調」的形成本身有沒有可能是「情思」的一部分？提出這些問題，

並非意圖以歷史的後見之明，責難前人思維的局限。文學革命者之抬高白話、打 壓文言，並非沒有意識到其中矛盾吊詭之處，而之所以這樣做，更多地是出於策 略性的考量²⁶。但作為象徵「文學革命」起點的文本，胡適在這裡對於「聲調」

的批判，以及對再造白話新聲的迫切要求，引發筆者思考的是，「聲音」在中國 文學傳統中的具有怎樣特殊意義，以及在新舊文學交替的過程中，不同的「聲音」

之間曾有過怎樣的對話而未曾被聽見。

「說話」作為最重要的聲音形式進入現代文學，是白話文運動的題中應有之 意。劉正忠教授指出五四新文人有一種「集體失聲的焦慮」，因此他們認為「書 寫必須打開體系、改組權力、重新收納口語，乃能取回聲音、展布血氣、創造詩

24 胡適：〈文學改良謅議〉，《胡適作品集》第 3 冊，頁 6。

25 同上註。

26 比如 1924 年茅盾曾說：「我知道『整理舊的』也是新文學運動體內應有之事，但是當白話尚 未在全社會內成為一類信仰的時候，我們必須十分頑固，發誓不看古書；我們要狂妄的說，古書 對於我們無用。」又說：「當白話還沒有奪取文言的『政權』，還沒有在社會樹立身後的根柢的時 候，我們應該目不旁瞬地專做白話運動」茅盾： 〈進一步退兩步〉，《茅盾全集》，（北京：人民 文學出版社，1984）卷 18，頁 444-445。

意」²⁷；由此，「說話被提升到價值重估與美感變更的層次，生產一種力量，催 動『文』由古典向現代的轉移」²⁸。然而，「聲音」與「文學」的關係早在清代 的漢宋之爭中就以成為文學中的核心議題，儘管兩種「聲音」層次不一，新、舊 之間對於「聲音」的爭論、回應、體認，卻深刻影響著現代白話文學的生成。

清代漢學之興起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即是重新確立「聲音」（聲韻）對於考 證「意義」的重要作用，進而重新劃定唐宋以來的文章統緒、規範文章寫作的標 準。王力曾經指出，清代以前治小學往往「重形不重音」²⁹，而清代以後，形、

音、意之間的關係開始發生微妙的翻轉。自戴震提出「因聲知義」³⁰的方法之後，

「聲音」成為考據意義最為重要的憑藉，而藉由王念孫（1744-1832）、段玉裁

（1735-1815）等清代學者的進一步闡發，「聲音」逐漸超越「字形」，而與「意 義」緊緊纏繞在一起，亦成為「通乎古聖賢之心志」³¹的關鍵所在。隨後，阮元 進一步將「聲韻」的重要性從小學拓展到文章寫作，溯源上古言說、記誦的韻律 形式，重新提煉六朝文論中「沉思翰藻」與「有韻為文」的準則，以「聲音嗟歎 以成文」從「文」的定義上拆解、對抗缺乏韻偶形式的唐宋載道古文。因此，六 朝駢文的在晚清的大舉興起，實際上表明了「言說」因素之進入文學，早在清代 中葉就已經發展出一種可能的形式。

阮元的文論，在近一個世紀後的劉師培與黃侃這裡得到了進一步的闡發。然 而劉師培繼承阮元的說法，強調「音節」之於文章寫作的作用，卻提出文章不必 拘執「聲律」的形式，而要求回歸人自然的內心狀態，因此，他從六朝「文氣」

之說提煉出「肇自血氣」³²的「自然音節」以代替「聲律」：

大凡文氣盛者，音節自然悲壯，文氣淵懿靜穆者，音節自然和雅：此蓋相 輔相成，不期然而然者。……文之音節本由文氣而生，與調平仄講對仗無 關。又作漢魏文而音節甚佳，亦有作一下之四六文而不能成誦者，要以文

27 劉正忠：〈「散」與「文」的辯證：「說話」與現代中國的散文美學〉，《清華學報》新 45 卷第 1 期（2015 年 3 月），頁 101。

28 同前引。

29 王力：《中國語言學史》，（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頁 2。

30 清．戴震：〈論韻書中字義答秦尚書蕙田〉，《戴震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48。

31 清．戴震：〈古经解钩沉序〉，《戴震文集》，同上註，頁 146。

32 梁．劉勰著作，周振甫注釋：《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頁 2001）頁 535-536。

氣疏朗與否為判。³³

從阮元到劉師培，「聲音」成為文之為文的關鍵，而這種「聲音」並非來自 對聲律的遵守，而是回歸到上古時代「情」、「文」相生共感的抒情時刻，因此「抑 揚頓挫、詠歎生情」³⁴本身就是情感的表現，也是人面對自然世界時最自然的身 心狀態。換言之，文章與聲音的關係，並不在「聲律對仗」，而在體現人之心靈、

呼吸、血氣息息相關的「文氣」。而後黃侃也認可這一說法，提出「蓋人有思心，

即有言語，既有言語，即有文章，言語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語」³⁵。劉師培與 黃侃提出「言文合一」、「文以載言」的說法，既有與桐城派相抗衡之意，卻也不 無回應新文學中過於直線式的「言文一致」之意。

有意思的是，胡適所批判的「沾沾於聲調字句之間」的選學派，實際上與自 己所強調的「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的「情與思」有著相同的目的，甚至在理念上 也並沒有絕對的衝突，甚至胡適主張搜集民間歌謠「給中國新文學開闢一塊新的 園地」³⁶，也與劉師培認為文章起源於「謠諺」的想法相合。鄭毓瑜教授分析認 為胡適與黃侃的差異，具體體現在「句讀」與「文法」的不同看法上，劉、黃注 重內蘊於傳統句讀之中的聲勢、音節與辭氣，胡適則以標點符號和西方文法分析，

替代傳統文章中那些曖昧不明的音節辭氣、嗟歎婉轉，並積極嘗試於白話新詩尋 找新的詩意，從而使得「文學不再作為歷史的存在，而是往實驗、實踐面上前行」

37。

然而胡適雖從文法、音節中翻然出新，卻也不得不面對被文法規則所裁切的 文章如何承載藝術價值而非工具價值的問題。與羅志田教授的觀察相似，郜元寶 教授從文學創作的角度，指出白話文運動所帶了的「無話可說」的「文化失語症」

38——當新文學、新語言剝除藝術、思想與情感，把語言僅僅作為工具使用，也

33 同上註。劉師培講授，羅常培整理：〈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劉師培中古文學論集》，（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 122。

34 清．阮元：〈文韻說〉，《揅經室集．續集》，頁 1064。

35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原道第一》，（香港：香港新亞書院出版；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

頁12。

36 胡適：〈《歌謠周刊》復刊詞〉，《胡適文集》第十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776-777。

37 鄭毓瑜：〈晚清民初的「文學」情境——「多義性」的掙扎與「文法/句讀」的拉鋸〉，《文學經 典的傳播與詮釋：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 182。

38 郜元寶：〈「文化失語症」的語言學詮釋——「五四」語言革命的重審〉，《在語言的地圖上》，

（上海：文匯出版社，1999），頁 53。

將帶來文學表達上的困境，「不但不能生成語言，反而會不斷斫傷語言，『用損』

語言」對思想的追求往往演變成對語言的壓抑、扭曲、疏離、簡單化、平面化」。

39他同時在另一篇文章中對比胡適與魯迅的文學寫作，指出胡適在新文學中開創 的是一種「專家型語言」，這種語言不僅容易受到客觀的牽制，而且太過鋪陳而 缺乏深度，「實在不必卒讀」⁴⁰。與胡適的淺白相對的是，魯迅的「通儒的語言」， 這種語言可以「熔鑄議論、沉思、刻畫、虛擬、感覺、想像、激情、夢幻於一爐，

文史哲自然無所不包，廣出犄角，連類旁通」，因而更能表達真理的複雜性，而 帶給人意在言外的啟迪：

文體的不同效果淵於語言的深層結構。「胡適之體」是語言絕對歸順邏輯，

「魯迅風」則是邏輯寓於語言之中，化為語言的肌理。語言既絲絲入扣，

邏輯更勢不可擋。⁴¹

郜元寶教授以二分對立的方式看待胡適與魯迅雖可商榷，但他的確指出了胡 適在新文學實踐上為邏輯所宰制的缺點。不過，這裡更引起筆者注意的是，魯迅 同樣作為新文學的積極提倡者，在文學重組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胡適雖然以其 敏銳洞見，拉開了文學革命的序幕，但真正對現代文學、語言的發展奠定基礎的，

卻不得不首推魯迅。然而更有趣的是，郜教授在文章中舉魯迅的〈漢文學史綱要〉

提醒讀者，魯迅的創作來自於他對語言文字的看法，而這些看法恰恰承襲於章太 炎對於「小學」的闡發⁴²。

不過，倘若仔細分辨魯迅所提出的「意美」、「音美」與「形美」⁴³，魯迅實 際上與強調「以文字為文」的章太炎並不一致。因此，更確切地說，他在〈漢文 學史綱要〉中所表達的對文學起源的看法，是融合了章太炎、劉師培與黃侃上承 阮元發展而來的文學主張。而更進一步說，魯迅在〈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

等文論中所標舉的「心聲」，正是他以六朝文學中的「文心」、「神思」、「情志」

39 郜元寶：〈「文化失語症」的語言學詮釋——「五四」語言革命的重審〉，《在語言的地圖上》，

（上海：文匯出版社，1999），頁 53。

40 郜元寶：〈作為方法的語言——「胡適之體」和「魯迅風」〉，《在語言的地圖上》，頁 3-28。

41 同上註，頁 6-7。關於魯迅對章太炎語言文字之學的繼承，陳平原教授也有論述，見陳平原：

〈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桂林：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頁 14-55。

42 同上註。

43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魏晉風度及其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 138。

與西方追求個性的浪漫主義傳統、尼采的超人觀相碰撞的產物。也就是說，魯迅 一方面收納了胡適所主張的擺脫聲調限制的白話，另一方面也並蓄了胡適所放棄 的回歸「思心」熔鑄「文氣」的「言文合一」，並藉此超越了「文」與「言」的 簡單組合，打通了古典與現代，傳統與西方之間看似不相容的界線。

因此，如果說胡適與劉師培、黃侃在辭氣與文法的拉鋸中分道，可見新文學 從歷史脈絡中產生變異，推陳出新的轉機。那麼，我們也同時可以從另一條隱而 不顯的脈絡中，發現章太炎、劉師培、黃侃對於「六朝」與「聲音」的推重，實 際上並沒有為新文學的浪潮湮沒，而是經由魯迅等人的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被 創造性地分解、沉澱、轉化，成為現代文學創作中最重要的文學資源。

正是沿著這一思路，本文上溯清代戴震「聲音之學」的提出，以及阮元「文 言說」的理論發明；下探魯迅創造性地提煉、轉化六朝「心」、「言」、「文」之間 的關係，試圖探索出古典文學（六朝文學）的資源如何成為現代文學中一股潛在 力量，支撐著現代文學和語言的生成、發展與更新。

而在這一過程中，「聲音」與「六朝」的重新發現，無疑是關鍵所在。

第四節 方法/關鍵詞：「文」、「聲音」與「六朝」

在某一特定時期的具體情境裡，人們對特定詞語的理解、詮釋與用法，可以 體現這一時期的文化與社會，或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雷蒙．威廉斯

（1921-1988）將這些詞語稱為「關鍵詞」（Keywords）。這些詞「一方面，在某 些情境及詮釋裡，它們是重要且相關的詞。另一方面，在某些思想領域，它們是 意味深長且具指示性的詞」⁴⁴。不同於辭典對詞彙給予確定的劃分和意義，威廉 斯認為對這些詞彙的分析，應當強調的是它們之間的關聯性（interconnection）、

互動性（interaction），以及意義語言在演變的過程中「意義的變異性」。威廉斯 尤其指出「在特殊的社會秩序結構裡即社會、歷史變遷的過程中，意義與關係通 常是多樣化與多變性的」⁴⁵，但這並不意味著語言僅僅映照著社會、歷史過程，

44 雷蒙．威廉斯：《導論．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彙》，（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5），頁 7。

45 同上註，頁 15。

而恰恰相反，這說明了「一些重要的社會、歷史過程是發生在語言內部，並且說 明意義與關係的問題是構成這些過程的一部分」⁴⁶。因此，威廉斯尤其強調「在 此刻」（for the moment）的分析方法：

必須承認過去與現在的「共聯關係」（community），但也必須承認

community——這個很難下定義的詞——並不是唯一用來說明過去與現在 關係的詞彙；同時也必須承認的確有變異、斷裂與衝突之現象，且這些現 象持續發生，成為爭論的焦點。⁴⁷

換言之，「此刻」的涵義包含兩個互補層面——既承認過去與現在的關係，

又必須認清其中的變異與斷裂。因此，正是在晚清民初這一特殊的歷史時空語境 中，面對詞彙的不斷變動、擦撞、再造、重組，關鍵詞的研究變得尤其具有意義。

不過，本文的做法，並不完全依照威廉斯在《關鍵詞》一書中對詞彙下註解、分 析詞彙形塑的過程，以及「記錄、質詢、探討與呈現詞義問題」⁴⁸。我所借鑒的 是，這些詞彙、概念，以及纏繞在他們周圍的種種「論述」和「想像」，如何在 各種語境和歷史流變中相互定義，相互衝突，相互碰撞，而又在矛盾、突變與關 聯中產生對話，發展出不同的可能，並最終體現某一時代文化與社會的某種特殊 性。而本文既以「聲音」作為研究的對象，「語言」因此既是本文觀察的媒介，

也是觀察的對象。

因此，本文的意圖並非對「六朝文學」作接受史的研究，也並非對文學的聲 音做歷史源流的考證，而是立足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時空情境，討論「六 朝」如何/為何被「想像」和「建構」，而「聲」與「文」的關係又如何經由這一 想像被建立起來，並且形塑著當下「文學」的意義和樣貌。換言之，本文之所以 選擇「聲音」與「六朝」作為具體的關鍵詞進行研究，實際上想要突顯的中心問 題是——「文」如何作為一種流動的認知範疇，在歷史的大變動中，所具有的分 解、轉化與再生（而非單一的因襲與繼承）的生命力。

就這一角度而言，本文對於「聲音」的考掘，也不無來自傅柯（1926-1984）

46 同上註，頁 15。

47 同上註，頁 17。

48 同上註，頁 7。

系譜學研究（geanology analysis）的啟發。系譜學與普通歷史學研究的一個最主 要的不同在於，系譜學拒絕尋求起源，及附著在起源研究上的「事物的确切本质、

事物最纯粹的可能性以及精心加诸事物之上的同一性，以及先於所有外在的、偶 然的和继替的东西的不变形式」⁴⁹。本文以「想像」作為標題中具有核心意義的 動詞⁵⁰，即意在顯示本文所關注的是「文」（文學）、「聲音」與「六朝」這些概 念及其相互關係作為一種認識建構的過程，而去除對其「本質」的限定。

如果譜系學家去傾聽歷史，而不是信奉形而上學，他就會發現事物背後「有 一個完全不同的東西」：那並非一種無時間的、本質的秘密，而是這樣的 一個秘密，即這些事物都沒有本質，或者說，它們的本質都是一點點地從 異己的形式中建構出來的。⁵¹

因此，「文」、「聲音」與「六朝」在本文中具有多層次的意義，並且在不同的論 述中呈現出不同的樣貌。

這裡應當先做說明的是「六朝」在本文中的涵義。在《建康實錄》中，「六 朝」指的是定都建康的六個朝代，包括東吳、東晉以及南朝的宋、齊、梁、陳。

而《資治通鑑》中，則依據繼承關係所劃定魏、晉以及南朝宋、齊、梁、陳。這 是最為普遍的兩種劃分「六朝」的方式。不過，本文更傾向於將「六朝」理解為 自魏晉至梁陳的跨越地域疆界的整段歷史時空，因為就本文的目的而言，「六朝」

實際上是一個建立在不同的「想像」中而不斷變動的概念，而這變動性本身正是 本文論述的基礎。另外，「六朝」也並非一段均質的歷史，事實上，通過本文的 分析中，可以發現，「六朝」在不同人物的討論中，其側重有明顯的差異。比如 章太炎就更為欣賞魏晉文章，而低視南朝駢文，魯迅亦看重魏晉時期的人物與文 學，而對南北朝興趣缺缺。相對地，阮元至於劉師培、黃侃則更重視南朝詩文中 對「聲音」、「文采」的發現，並尤其看重《文選》、《文心雕龍》和《鍾嶸詩品》

中的理論建構。然而，儘管存在這種差異，魏晉與南北朝並不能割裂看待，不僅 因為這兩個時期上的連續性與相似性，而更在於這種態度上的差異本身，體現了

49 傅柯（Michel Foucault）著，蘇力譯：〈尼采．系譜學．歷史學〉，收錄於汪安民、陳永國編《尼 采的幽靈：西方後現代語境中的尼采》，（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1），頁 117。

50 本文標題的訂立，尤其感謝指導教授鄭毓瑜的啟發與提示。

51 傅柯著，蘇力譯：〈尼采．系譜學．歷史學〉，同註 40。

本文所考察的這些人物之間所存在的「六朝想像」的異同，而這正是本文所關注 的中心所在。

另一方面，「聲音」無疑是現代文學得以生成的重要因素，而經由五四知識 分子的宣傳鼓動，「言說」更成為文學現代化的表徵與支配因素。不過本文所討 論的「聲音」並不全然指向「口語」對「文言」的替代，而試圖表明在「白話」

與「文言」的對立之外，現代文學的「聲音」還應納入不同的層次的討論——傳 統訓詁學與西方語言學、詩教觀念與白話救國、詩言志與浪漫主義文學傳統等各 種意義的辯證、衝突與融合。因此在「白話」與「文言」、「傳統」與「現代」之 間就非為單純直線式的取代關係，而應包含更為豐富的、各種力量間的角力、和 解與對話。

第二章 「聲音」的兩重意義：「六朝」在晚清的重新發現

關於晚清學人對於「六朝」的想像可以分出兩條線索：一方面，從戴震到阮 元，清代皖派學者在小學研究中提出「因聲求義」的理論，進而立足於「語言」

論證六朝有韻之文的正統地位；另一方面，以張之洞（1837-1909）為首的清流 士大夫群體，承繼「聲音之道與政通」的儒家詩教觀，對晚清「學六朝」的風尚 表達了嚴厲的斥責。有趣的是，這兩套話語的形成，都立足於「聲音」立論，從 而彰顯出「聲音」的兩個層次──前者指向「語言」中的姿態聲氣，後者則指向 其抽繹出來的政治意義。

本文選擇以這兩種關於「聲音」的想像與論述，作為本片論文切入口，原因 在於此二者的關係，對於理解晚清人呼喚六朝的心態和目的，提供了兩個重要視 角：一則，在文學層面上，從語言的自然聲氣出發，倡言六朝「有韻之文」如何 呼應新文學「言文一致」的要求，使得古典與現代之間產生了對話、溝通的可能；

二則，在文學與時代的關係層面上，「聲音之道與政通」的詩教觀以巧妙的方式 轉化，並深深影響著清末民初知識分子對於新文學的建構與要求。因此，晚清民 初的知識分子為何與如何借鑒六朝文章、改組言文關係、詮釋魏晉風度，亦必須 嵌入此一歷史脈絡中分辨其思想理路。

因此本章所欲討論的即是，清代以來，這兩套關於「聲音」話語究竟如何形 成，如何介入清代學者、士人對於「六朝」的想像，並且又如何使得六朝文學得 以提煉出古典向現代轉化的可能。

第一節 「文統」與「道統」/「六朝」與「唐宋」

明代初年，朱右（1314-1376）曾撰〈文統〉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開宗 明義地指出：「並貫三才而一之者，文也。日月星漢，天文也；川岳草木；地文 也；民彛典章，人文也。顯三才之道，文莫大焉。」¹以「並貫三才」作為「文」

1 明．朱右：〈文統〉，《白雲稿》卷一百六十九，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2）集部第 1326 冊，頁 245。

的核心價值，與劉勰（約465-522）《文心雕龍．原道篇》的開篇如出一轍，遙遙 呼應著《易經》對於「文」的定義：「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²基於此，他在文章中明確建 立起自六經、孔孟到唐宋古文家的「文統」譜系：

羲軒之文，見諸圖畫；唐虞稽諸典謨，三代具諸《書》、《詩》、《禮》、《春 秋》。遭秦燔滅，其幸存者，猶章章可睹。故《易》以闡象，其文奧；《書》

道政事，其文雅；《詩》發性情，其文婉；《禮》辨等威，其文理；《春秋》

斷以義，其文嚴。然皆言近而指逺，辭約而義周，固千萬世之常經，不可 尚已。孔思得其宗，言醇以至；孟軻識其大，言正以辯。若左氏多誇，莊 周多誕，荀卿多雜，屈宋多怨，其文猶近古，世稱作者。漢興，賈誼、董 仲舒、劉向窺見圖經，兾闡其道。相如、揚雄大昌厥辭，然皆有志於斯文 者。獨司馬遷父子，頗采經傳國史，集群哲之大成，紬一家言，載諸簡編，

為史氏宗，其文雄深多奇。班固繼作，頗就雅馴，以倡來學。二氏之文，

遂足為後世之準程也。魏晉日流委靡，唐韓愈上窺姚、姒，馳騁馬、班，

本經參史，制為文章，追配古作。宋歐陽修又起而繼之，文統於是乎有在，

其間柳宗元、王安石、曾鞏、蘇軾亦皆遠追秦漢，羽翼韓、歐，然未免互 有優劣。嗚呼！文豈易言哉。³

從文章論述的脈絡可見，朱右所謂「文統」的「統」一方面指文章之「正統」， 另一方面亦有為文章建立「系統」的目的。有趣的是，朱右以「並貫三才而一之」

作為「文」的核心價值明顯襲自《文心雕龍．原道篇》，但其勾勒文統的過程中，

將韓愈（768-824）置於司馬遷（145-86 B.C.）、班固（32-92）之後，推舉韓愈「上 窺姚姒，馳騁班馬，本經參史，制為文章，追配古作」有意撇除了六朝文章在文 統中的地位，因此文中僅以「魏、晉日漸流靡」輕易帶過。朱氏此舉看似矛盾，

究其原因，應與唐宋以降道統論的形成以及古文家對於六朝文章的認識有關。

「文統」一詞行諸文字最早見於《文心雕龍．通變篇》：「是以規略文統，宜

2 魏．王弼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十三經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12 月），頁 124。

3 明．朱右：〈文統〉，《白雲稿》，收錄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8 冊，卷三，（臺北：商 務印書館，1983），頁 35-36。

宏大體。」⁴但這裡的「文統」指的是文章本身的綱領與格局，並無「文章正統」

的涵義。⁵中唐時期，士大夫階層興起，思想上主張儒學復興，文學上則積極提 倡古文。事實上，古文運動的展開正是立足於對六朝以來駢儷文風的批判，而其 批判的焦點除了來自文學審美上的差異，更來自於「文」與「道」之間關係的重 新確立。正如何寄澎教授所指出的：

所謂「文統」，即「文章之正統」。此一觀念的明白行諸文字雖始見於明茅 坤，但觀念的具體化，則當溯自唐代的古文運動。就一個文學運動而言，

提出其心目中的「正統」，似乎是相當自然的。因為既為運動，則必有改 革的目標，既有改革的目標，則必劃清彼此界限，強調自我特性，建立自 我權威；由是架構一個「正統」，乃最為簡易、明確而有效的策略。⁶

柳冕（730-804）曾云：「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 心為志，形君子之言為文，論君子之道為教。」⁷又云「蓋言教化發乎性情，係 乎國風者謂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淺，故文有崇替；時有好尚，

故俗有雅正。」⁸隨後韓愈在〈原道〉一文中將「道」明確為「博愛之謂仁，行 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⁹，韓愈與柳冕把

「道」具體化「仁義道德」，同時將「文」與道德教化、政治治亂聯繫在一起，

以此倡言「因文見道」。由此可見，唐宋古文家所強調的「道」與劉勰所謂「天 地之心」、「自然之道」儘管同樣來源於儒家經典，其側重與詮釋卻不盡相同。因 此，唐宋古文家正是站在文道論的立場上，對於雕琢文字而缺乏道德教化的六朝 八代之文表示出強烈的不滿。而另一方面，正如何寄澎教授所提示的，唐宋古文

4 梁．劉勰著，黃叔琳等注：《文心雕龍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9 月），頁 208。

5 此處參考邱培超的論述，邱氏同時指出，「文統」一詞真正出現在元末明初，然此時大部份帶 有夷夏觀念的「文化意義」，而非文學統緒之意。唯需注意胡助〈壽馬伯庸學士二十韻〉詩，有

「壽祺齊廣老，文統接韓歐」，表達了文章流脈之「文統」意義。邱培超：《自「文以載道」至「沉 思翰藻」》，（臺北：大安出版社，2012），頁 65-67。

6 何寄澎：〈唐宋古文運動中的文統觀〉，《中外文學》第 14 卷第 1 期（1985 年 6 月），頁 4-28。

7 唐．柳冕：〈與徐給事論文書〉，《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二十七，《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2）冊 1642，頁 556。

8 唐．柳冕：〈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同上註，頁 559。

9 唐．韓愈：〈原道〉，《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頁556。

運動必然需要「劃清彼此界限，強調自我特性，建立自我權威」，因此六朝文論 中儘管不乏「原道」、「徵聖」、「宗經」的主張，然作為古文家批判的對象，六朝 詩文因而被視為「道」的對立面，而被排除在「文統」之外。

宋代以歐陽修（1007-1072）、蘇軾（1037-1101）為代表的古文家接續韓愈、

柳宗元的觀念，並且進一步將「統」的概念具體化。值得一提的是，宋代雖然崇 道之風盛行，道學家與古文家之間實際上存在著相當大分歧，其分歧的關鍵，就 在於文與道的關係。郭紹虞（1893-1984）指出：「宋初一般人之『統』的觀念，

大概猶混文與道而言之。到後來，道學家建立他們的道統，古文家建立他們的文 統，便各不相謀了。」¹⁰簡言之，北宋古文家繼承了唐代古文運動的遺緒，肯定

「文以明道」的基礎上，承認文章的地位，認為文章能夠顯示和傳遞道，因而積 極樹立「文統」；而以二程為代表的道學家，則強調道德實踐，承認「道統」的 傳承而否定文的作用，認為文不過是「道」的附屬品而已，二程甚至以工於文章 有害於道而反對作文，因此道學家不僅不滿六朝駢文，而且將唐宋古文也納入批 判的範圍。如此一來，文統與道統便在宋代出現分離。

然而，這種分離並不意味著「文」獨立於「道」，宋代道學家其實是將「道」

對「文」的控制發揮得更為極致，二程曾經指出「六經」之文乃是「有德者必有 言」的「言」，除了作為載道之工具的「言」以外，「文」沒有存在的必要¹¹。而 古文家則在強調寫作技藝的同時，反覆申辯「文」能夠傳遞和彰顯道，「文」與

「道」始終緊密聯繫在一起。換言之，不論對哪一方而言，「文」究竟無法脫離

「道」而自存，而這之間關鍵的差異只在於文能否傳道的問題，古文家所建立的

「文統」的背後依然以道統作為支持。如蘇轍（1039-1112）〈歐陽文忠公神道碑〉

10 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上卷，頁 322-323。

11 《二程語錄》中載曰：「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 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為文亦玩物也。……古之學者，惟務 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 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

『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 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二程以「有德者必有言」

解釋聖人作六經之文，是將六經視為「言」而非「文」，全然否定了「文」的價值和地位。參見 宋．朱熹編：《河南程氏遺書》，（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卷十八，頁 262。又朱熹曾云：「道 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 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

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 面，此是他大病處。」見宋．朱熹：《朱子語類．論文上》，（臺北：文 津出版社，1986）第 8 冊，頁 3305-3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