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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聲道的「言文合一」

第一章 緒 論

第二節 多聲道的「言文合一」

談及現代中國的「言文合一」,令人首先聯想到的是十九世紀末梁啟超

(1873-1929)所提倡的「文界革命」以及二十世紀初的「白話文運動」對於「言」、

「文」關係的重整。在1887 年成書的《日本國志》中,黃遵憲(1848-1905)首 倡語言、文字合一的主張:「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合,則通 文者多:其勢然也」;由此,他提出「變一文體,為適用於今,通行於俗者乎」, 以使「天下工農商貿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8。黃遵憲的這一主張很快得 到了梁啟超的響應,梁氏因此提出「言與文合,而讀書識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

9對於言文關係的這一認識,也成為了他日後倡導文界革命、詩界革命與小說界 革命的思想基礎。憑藉著「現代」、「民智」、「啟蒙」等口號,過去一向被認為不 登大雅之堂的白話文,在晚清民初的地位陡然聲勢大振,進而在民國初年的「白 話文運動」中大規模地影響了傳統中文的書寫系統。

晚清至於五四的知識分子之所以對於「言」、「文」如此重視,甚至以白話文 運動作為革命的先導,不僅在於白話用於傳播的工具性,更涉及「語言」與「國 體」之間的象徵關係,以及「語言」與其代表的價值體系(道)的對應關係。胡 適曾以活文字/死文字,活文學/死文學對文言與白話加以區分:

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 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其餘的都是沒有生氣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 陳列品!……因此我說,「死文言決不能產出活文學」。中國若想有活文學,

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作國語的文學。10

胡適提倡白話反對文言,正是藉由語言形式的對立而企圖批判其背後的承載 的思想價值體系,不論內容如何,但凡使用文言文,便都是沒有生命的作品,也 就是說,文學語言的選擇非但是價值對立的體現,更成為了新舊價值(道)的衝 突本身。因此胡適例舉了古代中國的一系列「白話詩」與「白話小說」以勾勒出

8 清.黃遵憲:《日本國志》,(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2001),頁 346-347。

9 清.梁啟超:〈沈氏《音書》序〉,《飲冰室文集之二》,《飲冰室合集》第二冊(北京:中華書 局,1989),頁 2。

10 胡適:〈建設文學的革命論〉,《胡適作品集》第 3 冊,(臺北:遠流出版社,1986),頁 56-57。

他心目中以「白話語言」為典範的「正統」文學史的樣貌。而這一作法與唐宋古 文家以「文以載道」為核心建立「文統」何其相似,毋寧說只是用新的「道」代 替了舊的「道」。劉正忠教授指出,新文學家不過只是進行了目標與手段的雙重 切換:「以較具有表現性與自主性的『言』,來更新『載』的形式;並以較具個體 性、多元化、時代感的『志』,來替代『道』的內容」11。在家國衰亂、西學衝 擊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言文合一」的主張不僅僅是語言表達的有效性問題,

而在深層結構上因襲和置換了「聲音」、「道」、「國家」的對應模式。因此,新文 學家之所以在「語言」選擇的問題上汲汲營營,某種程度上說明他們實際上確信 文學語言是國族命運的決定因素,而企圖通過改造語言,實現一系列價值體系的 更新和重建12。因此,正如「唐宋散文」的正統性建立於對「駢文」之價值體系 的排斥,「白話文」在文學中合法性地位的建立,也必須找出其對立面,並冠之 以「桐城謬種,選學妖孽」13而驅逐在外。

從當代回溯歷史,新文學的支持者對於「言文一致」的呼籲,彷彿成了籠罩 整個時代的單聲道的文學主張,白話取代文言,口語改造傳統書寫系統的歷史宛 如一條清晰的直線,而將那些隱微而歧義的聲音摒除在外。然而真正歷史並不如 此進行,在新舊交替的過程中,事實上充滿了種種徘徊、齟齬、衝突與矛盾;新 舊之間或許也並非截然對峙,而包含不同層次的相互激盪。

余英時教授曾經指出,自從韋伯(Max Webber,1864-1920)在其歷史社會 學中提出「傳統」與「現代」兩大範疇後,西方社會學都傾向於將「傳統」視為

「現代」的反面,正是傳統阻礙著「自由」、「理性」、「進步」等現代思想。這一 觀點在20 實際 50 年代美國「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的思潮中發揮 到極致,並蔓延到中國歷史研究。因此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

的「挑戰」與「回應」理論14長期支配中國史學研究領域。但在余教授看來,「傳

11 劉正忠:〈「散」與「文」的辯證:「說話」與現代中國的散文美學〉,《清華學報》新 45 卷第 1 期(2015 年 3 月),頁 103。

12 商偉教授分析白話文運動與漢字拼音化運動時,指出胡適及其同仁實際上並沒有一當時的口 語為根據,創造出一種新的書寫形式,而只是破壞了帝國內部兩種漢字書寫類型共生並存的格局,

以vernacular 的名義,用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不同於歐洲國家以地域、種族和語言為依據,將 一個龐大的帝國分裂成不同的民族國家。胡適等人企圖假借vernacular 的合法性和正當性,在帝 國的內部,完成了向民族國家的歷史轉化。見商偉:〈言文分離與現代民族國家—— 「白話文」

的歷史誤會及其意義〉,《讀書》,(2016 年 11 期/12 期),頁 5-15。

13 錢玄同:〈致陳獨秀〉,《新青年》第 2 卷第 6 號(1917),「通信」欄,頁 85。

14 費正清曾以「挑戰與回應」之說來解釋中國近代史的發展,認為西方文化代表的現代向中國

統」與「現代化」之間存在著一種辯證關係,換言之,「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

傳統也曾發揮了主動的力量,並不僅僅是被動地回應西方挑戰而已」。對本文尤 其具有啟發性的是下面這段話:

「傳統」中的個別價值和觀念(包括正面和負面的)從「傳統」的系統中 游離出來之後,並沒有也不可能很快地消失。這便是所謂「死而不亡」。

它們和許多「現代」的價值與觀念不但相激盪,而且也相輔相成,於是構 成了20 世紀中國文化史上十分緊要,然而也十分奇詭的一個向度。15

換言之,所謂「傳統」與「現代」的劃分,或許並非敵對的二元對立,而很可能 在不同層面上相互激盪、相輔相成。因此,余教授認為研究19 世與 20 世紀的文 化思想,更應當注意各轉型階段的各種複雜多元的力動變化。因此,結合本文所 欲探討的主題,在這裡更值得追問的問題的或許是,「言文合一」所引發的各種 回應與對話,以及這些回應在各自不同的語境、脈絡中所產生的意義。換言之,

現代中國文學的「言文合一」是否只有單一的一種論述、一種操作的可能?

借用王德威教授的說法,「現代性的生成不能化約為單一的進化論,也無從 預示其終極結果」,通向現代性的道路充滿萬千變數,「太多的蛻變可能同時互相 角力」16,因此討論「現代性」的問題,便不能忽略那些歷史底層的被壓抑的聲 音。沿著王教授分析晚清小說的思路,「現代性」的駁雜與多義不僅體現在眾生 喧嘩的晚清,即使在看似歷史朝向單一直線發展的「五四」之後,文學的現代性

(現代化)仍然充滿多重、混雜、歧義紛呈的表述與聲音。

就言文關係而言,誠如羅志田教授所指出的,主張白話文的新文化運動內部,

對於白話文究竟應該如何寫作的問題依然充滿了歧見。歐化、文言化與大眾化的 討論,都曾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左右和影響著白話文學的理念和樣貌,其中甚至 不乏矛盾吊詭的論述17。正如身處各種力量相互衝撞的漩渦中,魯迅所敏銳察覺

傳統進行挑戰,但中國回應西方的衝擊是失敗的。見費正清著,張沛等譯:《費正清中國史(中 國:傳統與變遷)》(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5),頁 298-332。

15 余英時:〈總序〉,《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出版社,2004),頁 1-10,引文部分出自頁 9。

16 王德威:〈沒有晚清,何來五四〉,《晚清小說新論:被壓抑的現代性》,(臺北:麥田出版社,

2003),頁 15-26。

17 羅志田:〈文學的失語:整理國故與文學研究的考據化〉,《裂變中的傳承:20 世紀前期的中國

到的——「四面八方都是二三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18。因此「重 理世紀初的文學譜系,發覺多年以來隱而不彰的現代性線索」19,正是本文跨越 晚清與民國,分析「傳統」與「現代」之間種種複雜的拉鋸、分解與轉化的起點 與終點。

在晚清至民國對於「言」、「文」關係的各種討論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章 太炎、劉師培與黃侃(1886-1935)等人從古典的角度回應「言文合一」的討論。

與胡適等五四知識分子不同,對於章太炎、劉師培來說,語言文字的重要性,並 非來自於傳統(死)與現代(活)的對立,而更來自於它所承載的「國學」與「國 粹」的意義,正如章氏所云:「欲知國學,則不得不先知語言文字」20。有趣的 是,上承清代戴震(1724-1777)以來的「聲音之學」,章太炎、劉師培、黃侃同 樣強調「聲音」(語言)與「文字」(文學)的合一,但卻根植於其自身的學術與 思想系譜;而三人中,劉師培、黃侃秉承阮元(1764-1849)對文學的觀點,更 強調「聲音」作為「文學」的本質屬性,而從古典的角度提出了既呼應卻又不同 於白話文運動的另一種「言文合一」,另一種「聲音」與「文學」相關聯的向度。

然而,既被五四知識分子歸為舊文人中的典型,章太炎、劉師培與黃侃關於言文 關係的討論卻鮮少被放在這一語境中檢視和理解。

鄭毓瑜教授在從「情境」的角度出發,探討晚清民初多層次的複數的「文學」

概念,是本文思考的原點。在〈晚清民初的「文學」情境──「多義性」的掙扎 與「文法/句讀」的拉鋸〉一文中,鄭教授著重於「文學」在定義過程中從「多 義」走向「定解」的認知翻轉中,徘徊於「多義性」的掙扎,而透過對黃侃、馬 建忠(1845-1900)與胡適對「章句」與「文法」的討論,她指出新舊文學中「言」、

「文」關係看似相互衝突,卻又相互補充:一方面,劉師培、黃侃上溯遠古時代

「文」關係看似相互衝突,卻又相互補充:一方面,劉師培、黃侃上溯遠古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