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言文合一」：《文心雕龍》的現代闡釋與韻文學的活化
第四節 「文以載言」：黃侃論《文心雕龍》及其聲音之學
二 從「文筆論」到「自然音節」
阮元曾引述《文心雕龍．總術篇》所謂「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
以論證駢文為「文」，散文為「筆」，從而使得《文心雕龍》的重要意義在清代以 降的駢散之爭中被突顯出來，這場論爭一直持續到民國初年的北京大學。民國初 年，劉師培、黃侃相繼應校長蔡元培之邀，赴北大任教，儼然與當時林紓，姚永 概等桐城諸子形成對立之勢。黃侃雖對《文心雕龍》相當推崇，亦多被史家歸入 選學一派，但他對於阮元的學說，其實並不十分滿意。黃侃對於《文心雕龍》詮 釋與解讀，往往可見他自己獨特的視角，而他對阮元的「文筆之辨」也作出了明 確的回應與反省。
黃侃承認在六朝盛談文筆的氣氛中，劉勰亦不能免俗地在《文心雕龍》中對
「文」、「筆」加以區分，但他指出近人徵引《文心雕龍》所作的解讀存在頗多謬 誤：首先，他認為六朝「文筆之辨」實包含兩種說法，「其一以有韻者為文，無韻 者為筆，其一以有文采者為文，無文采者為筆」131，阮元之論文筆，混淆了二者，
造成對劉勰本意的誤讀，這一點必須加以區分；其次，他不讚成劉師培以「筆不 該文，文可該筆」 解讀文筆論，而指出在劉勰的論述中「通言則文可兼筆，筆亦 可兼文」132，文筆之間並非截然二分；再次，他指出劉勰於文筆之間，二者並重，
「未嘗以筆非文而遂屏棄之」133，後人據《文心雕龍》，尊文黜筆，實則是使文章 之學過於狹隘的一種誤解。所以他說：
與其屏筆於文外，而文域狹隘；曷若合筆於文中，而文囿恢弘。屏筆於文 外，則與之對壘，而徒啟鬥爭；合筆於文中，則驅於一途，而可施鞭策。
阮君之意誠善，而未嘗至懿也。134
黃侃固不與桐城派為伍，然其對於選學派的態度也並不全然接受。關鍵就在
131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序志第五十》，頁 10。
132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總術第四十四》，頁 203。
133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總術第四十四》，頁 203。
134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總術第四十四》，頁 203。
於黃侃認為以有韻、無韻區分文筆，造成了「文」的囿限與狹隘，因此黃侃認為
「阮氏之言，誠有見於文章之始，而不足以盡文辭之封域」135。換言之，黃侃不 滿於選學派以六朝駢文自居「文統」正宗，而使得原本的補弊救偏之舉適得其反，
因此，他意圖在理論上調和「文」與「筆」之間的界限136。黃侃指出筆札之語最 早見於《漢書．樓護傳》，或曰筆牘，或曰筆疏，「皆指上書奏記施於世事者而言」， 而以有韻、無韻區分文筆，乃始於六朝「聲律論」出現之後137，因為這些上書奏 記的「公家之言」不須安排聲韻，而且當時有通稱之為「筆」，所以才有無韻為筆 的說法，究其源流，「其實筆之名非從無韻得也」138。
換言之，六朝文筆之辨興起的歷史轉折在於「聲律論」的出現，然而如果以 合聲律者為文，不合聲律者為筆，那麼「古今文章稱筆不稱文者太眾，欲以尊文，
而反令文體狹隘」139，如此一來反而使得「蘇綽、韓愈之流起而為之改更，矯枉 過直，而文體轉趨於枯槁，磔裂章句，隳廢聲韻，而自以為賢」140。因此黃侃認 為：「夫孰非襞積細微，轉相凌駕，文多拘忌，傷其真美者之有以召釁哉。故曰：
中之為用，故未可遠也。」141可見，黃侃其實肯定「聲韻」之於文章寫作的重要 性，惟反對以「聲律」作為標準而對「文」有如此嚴格的拘限。黃侃立論的立場 雖與劉師培有異，但其推論卻導向了相似的結果。
因此，在《文心雕龍．聲律篇》的札記中，黃侃亦區分了「聲律」與「音節」。 然而不同於劉師培認為「聲律」只是自然音節理論化之後的產物142，黃侃激烈地 批判聲律對於文章寫作的限制，他在文中區分了「聲韻之學」與「聲律之文」，反 對將「聲韻之學」與「聲律之文」混為一談，因為對於聲韻學而言，講究四聲變 化固然是必要的，但對於文章寫作來說，卻不可拘忌於聲律。他說：
135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章句》，頁 17。
136 「中和駢散」的聲音事實上在晚清早已出現，朱希祖就指出民國初年的北京大學除了桐城派與 選學派外，其餘則主駢散不分，與汪中、李兆洛、譚獻，以及章太炎的主張一致。參見《朱希祖 日記》1917 年 11 月 5 日條，轉引自朱偰《五四運動前後的北京大學》，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 員會《文化史料》第5 輯，文史資料出版社，1983 年，頁 162。
137 「文筆以有韻無韻為分，蓋始於聲律論既興之後，濫觴於范曄、謝莊，而王融、謝朓、沈約揚 其波。」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總術第四十四》，頁204。
138 同上註。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總術第四十四》，頁 204。
139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總術第四十四》，頁 205-206。
140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總術第四十四》，頁 205-206。
141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總術第四十四》，頁 205-206。
142 劉師培：〈文說．和聲篇〉，《劉師培中古文學論集》，頁 195。
詳文章源於言語，急徐高下，本自天倪。宣之於口而順，聽之於耳而調，
斯已矣。典樂教胄子以詩歌，成均教國子以樂語，斯並文貴聲音之明譣。
觀夫虞夏之籍，姬孔之書，諸子之文，辭人之作，雖高下洪細，判然有殊。
至於便籀誦，利稱說者，總歸一揆，亦何必拘拘於浮切，齗齗於宮徵，然 後為貴乎？至於古代詩歌，皆先成文章，而後被聲樂。諧適與否，斷以匈 懷，亦非若後世之詞曲，必按譜以為為之也。自聲律之論興，拘者則留情 於四聲八病，矯之者則務欲隳廢之，至於詰屈蹇吃而後已，斯皆未中道。143
文章既源於言語，那麼詩文寫作是言語聲氣自然流露的急徐高下，這與劉師 培所提出的「言出於口，聲音以成，是為有韻之文，咸合自然之節」的觀點相似，
然而不同之處在於，劉師培認為六朝所發明的格律與對仗形式雖然是後設的規範，
但仍然符合自然最初的韻律節奏，黃侃卻認為六朝所興起的聲律論，恰恰扼殺和 拘束了自然的音節節奏，文章雖然必須重視聲音，但不應該「拘拘於浮切，齗齗 於宮徵」。因此黃侃並不認同劉勰在〈聲律篇〉中所提出的要求，而讚賞鍾嶸《詩 品》所提出的「文製本須諷誦，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 並認為鍾嶸此言才是「曉音節之理，藥聲律之拘」。換言之，文章中的音節當出於 天然，只須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易於誦讀，而根本無需發明聲律。
如此一來，黃侃駢散折衷的態度看似與章太炎師一脈相承，然就其對文章本 質的理解而言，黃侃實則與章太炎大相異趣。而值得玩味的是，在〈原道篇〉中 黃侃也對「形立而章成，聲發則文生」作出詮釋：
故知文章之事，以聲采為本。彥和之意，蓋謂聲采由自然生。其雕琢過甚 者，而寖失其本，故宜絕之，非有專隆質樸之語。144
黃侃的解釋顯然認為《文心雕龍》中所突出的其實是自然的音聲辭采，既非 刻意雕琢，亦非專隆質樸。所以他指出章氏「凡書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謂之文」
的作法所涵蓋的範圍過於廣大，而若選學派只就駢文的音節形式來定義文章，則
143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頁 114-115。
144 黃侃：《文心雕龍札記，原道第一》，頁 17。
又過於偏狹。中和二者，黃侃強調，文章的本質終究還須講究音節辭采，然而惟 有「文質之宜而不偏，盡奇偶之變而不滯，復古以定則，裕學以立言」145才是一 切文章之宗。換言之，無論章句的劃分，抑或聲韻辭采的運用，黃侃的出發點仍 落實在「文章源於語言」的基礎之上，所以無論「文勢」、「文氣」、「聲韻」無不 須在言語聲情的自然流露中，顯示其意義146。
馮友蘭（1895-1990）回憶黃侃上課時的情景時曾說：「他（黃侃）上課的時候，
聽講的人最多，他在課堂上講《文選》和《文心雕龍》，這些書我以前連書名都沒 聽說過的。黃侃善於念書念文章，他講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詩，就高聲念一遍，聽 起來抑揚頓挫，很好聽。他念的時候，下面的觀眾都高聲跟著念，當時成為『黃 調』。當時的宿舍里，到晚上各處都可以聽到『黃調』。」147這段軼事，或許可以 成為理解黃侃聲音之學的一個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