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言文合一」：《文心雕龍》的現代闡釋與韻文學的活化
第五節 小結：晚清言文之辨與六朝想像
由上述論述中可見，儘管從章太炎、劉師培到黃侃，清末學人對於「六朝」
的呼喚，承續著清代漢學的文論脈絡，以保存國粹為宗旨；然而他們的論述一方 面打破了六朝文學與「亡國之音」之間的聯結，使得「六朝文學」容納了更為廣 泛的思想、學術與社會的面向，從而超越傳統駢偶與聲律之文的六朝想像；而更 重要的是，劉師培與黃侃立足於言語聲氣，從古典的角度倡言「言文合一」，提出
「文以載言」以拆解「文以載道」，進而與新文學所提出的廢典、廢律、不講對仗 的「言文一致」有所對話， 也為六朝的文學資源參與重組中國現代文學，開闢了 視野與理論基礎。
第二章結尾曾經提及，中國散文藉助六朝文章而實現現代轉化的譜系中，章 太炎與劉師培無疑是使得六朝文章進入現代視野的關鍵起點，然而仔細分梳章、
劉論述異同，他們對於「文」的認識與定義，正是其學術思想的分歧所在，由此
145 同上註。
146 「知去向從違隨乎物形而不可橫陳雜以成見，則為文定勢，一切率乎文體之自然，而不可橫雜 以成見也。唯彥和深明勢之隨體，故一篇之中數言自然，而設譬於織綜之因於本地。」《文心雕龍 札記．定勢篇》，頁109。
147 馮友蘭：《三松堂自述》，（新北市：谷風出版社，1987），頁 38-39。
所建構的理論版圖，亦大相徑庭。因此，章、劉、黃三人雖都對六朝文章青睞有 加，但其取徑與偏重的差異，使得三者對於「六朝文學」的認識和想像亦有所偏 差。尤其章太炎和劉師培雖然都認為「小學」是「文學」的基礎，然而章、劉論
「文」，前者以「文字」為基，倡言魏晉文章「銜華佩實」；後者以「聲音」為準，
強調六朝駢文「便於諷誦」。
正如第一節所得出的結論，章太炎承續清代聲韻之學的思路，並結合西方語 源學，強調語言先於文字，文字本以代語言，從而推出「聲義為字之精神」，認為 聲音才是尋溯意義的根本所在，故章氏作《文始》，試圖藉由文字回溯聲音，進而 抵達形、音、義相融合一的初始時刻。然對於章氏而言，歷史的關鍵轉折在於，
文字雖然本以代語言，然著之竹帛之後，不斷孳乳變異，遂與言逐漸分離而形成 了相對獨立的表義系統。這個系統一方面包含具有聲音層次的「有句讀文」，另一 方面也包含只具有形象的「無句讀文」。因此，就「文章」本質而言，章太炎所重 視的並非音節形式，而是其表義作用，因而強調「修辭立其誠」之「誠」。他將《文 心雕龍》對於「文」的定義解讀為「凡有字者，皆謂之文」，更與阮元提煉的「有 韻為文」相對立。也因此，章氏欣賞六朝文章實則落實在學問精神、平實典雅的
「魏晉」而不在講究聲律形式的「南朝」。
同一時代，劉師培與黃侃則上承阮元，同樣立足於語言，強調「文」、「言」
之間的關係，以及六朝文章的「音節」形式。而作為章太炎與劉師培二人的弟子，
黃侃一方面承繼章太炎「文始」的思路，上溯「語根」，探索語言與文章之間的關 係而提出「文以載言」；另一方面納涵阮元「文言說」對於文章起源於語言的說法，
進一步打破了文、筆之間的界限，使得「文章」的定義，從選學派所倡言的狹義 的「駢文」擴大為一切利用跌宕起伏的音節形式表情達意的文章。他不僅跨越了 文筆之間的對立，也使得傳統章句與西方文法、古典詩文與現代白話的訴求之間 有了對話與溝通的可能。
錢基博（1887-1957）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曾就章太炎與劉師培文章風格 的差異給出了這樣一番精要的點評：
師培與章炳麟並以古學名家，而文章不同。章氏淡雅有度而枵於響；師培 雄麗可誦而浮於艷。章氏云追魏、晉，與王闓運文為同調；師培步武齊、
梁，實阮元文言之嗣乳148。
章太炎與劉師培同樣看重六朝的文學資源，然前者追慕魏晉，後者偏愛南朝，
其差異恰好劃分出六朝文學前後兩個時期，也揭示了六朝文學的兩重意義，一為
「淡雅有度」，一為「雄麗可誦」。換言之，一方面是魏晉文人的學問精深而有法 度，另一方面是六朝文章富於辭藻與音節之美。
藉助於對「言」與「文」的重新闡發，章太炎、劉師培、黃侃等晚清學人實 際上是從古典文學體系中，以「言文合一」拆解「文以載道」，一則尋溯語根主張 形、音、義三者合一，從而打破駢散，追求文章之典雅；一則主張「文以載言」，
強調文章的聲音美感。二者之間盤根錯節又相互拮抗，進而為晚清以來「言文合 一」之要求，以及五四之後反對「文以載道」重組現代「白話文學」的呼聲，提 供了傳統文論的不同角度。
1985 年前後，黃遵憲在撰寫《日本國志》時曾參照西方語言歷史與日本明治 維新時期「國語改良」的經驗，提出：「語言與文字離，則通文者少；語言與文字 合，則通文者多：其勢然也。」由此，他提出簡化字體、增益新字以及「變一文 體，為適用於今，通行於俗者乎。」目的則在於「天下工農商貿婦女幼稚，皆能 通文字之用。」149隨後，黃遵憲此說也得到了梁啟超的讚同，梁氏表達了相似的 看法，他在《湖南時務學堂學約》中區分了「傳世之文」與「覺世之文」：「傳世 之文，或務淵懿古茂，或務沉博絕麗，或務瑰奇奧詭，無之或可。覺世之文，則 辭達而已矣。當以條理細備，詞筆銳達為上，不必求工也。」他認為學者應「以 覺天下為任」所以要捨棄華麗的辭藻，而務求淺顯易懂，方能宣傳新思想開啟民 智150。
因此，在梁啟超的「文界革命」中「言文一致」的要求即是文章必須接近口 語，他以「民智」與「國強」為目的，指出「言與文合，而讀書識字之智民，可 以日多矣。」151。他如此看待「言」與「文」之間的關係：「古人之言即文也，文 即言也。自後世語言文字分，始有離言而已文稱者。然必言之能達，而後文之能
148 錢基博：《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頁 141-142。
149 清．黃遵憲：《日本國志》，（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2001），頁 346-347。
150 清．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頁 27
151 清．梁啟超：〈沈氏音說序〉，《時務報》，（1896 年 9 月，第 4 期），頁 4-7。
成，有固然也。」152並且指出「言」與「文」分的原因在於「文字」延續數千年 未嘗一變，而語言則經歷了無數變遷，「以多變者與不變者相遇，此文言相離之所 由起也」。因此他指出：
古者婦女謠詠，編為詩章，士夫問答，著為辭令，後人皆以為機文字之美，
而不知皆當時之語言也，烏在其相離也……後之人棄今言不屑用，一宗於 古，故文章爾雅，訓詞深厚，為五洲之冠，然顓門之士，或乃窮老盡氣不 能通小學，而山海僻壤，百室之族，知書者往往而絕也。是中國文字能達 於上，不能逮於下，蓋文言相離之為害，起於秦漢以後，去古愈久，相離 愈遠，學文愈難。非自而既然也。153
在梁啟超看來，古代文章本來就是當時的口語，今時今日之所以文與言離，
是因為人們一味宗古，所以「文章爾雅，訓詞深厚」，缺乏學術訓練的讀者難以讀 懂，如此導致思想所能傳達範圍非常狹窄，梁啟超此說所指摘的對象恐怕就是以 章、劉為首強調「雅言故訓」的樸學家們。然而就其立論根基而言，也即是「言」
與「文」的關係而言，梁啟超的思路其實與阮元、劉師培一致，即都認為文章源 於語言。其差異惟在於阮、劉認為語言到文章之間仍然須經「文飾」的過程，借 助於韻偶的聲音形式令言語文章得以傳播，並彰顯「天地人文」的秩序；梁啟超 則強調口語與文章無有間隔，文章就是對口語的完全再現，他認為這不僅是古代 文章的特點，也是此一時代將新思想傳播廣遠的必要途徑。因此被他忽略棄絕的 即是中間「宗古」與「文飾」的階段。只是話雖如此，梁氏這篇文章本身卻恐怕 也不能稱得上是當時的口語。
然而，梁啟超終究為「傳世之文」保留了一席之地，與其後胡適掀起白話文 運動，直接宣判文言文為死文學相比，其態度還是相對緩和的。另一方面，從「言 文合一」出發論「文」的劉師培，實際上未嘗站在「白話文學」的對立面，他也 承認「以俚俗之文，著之報章，以啟淪愚氓，亦為覺民之一助」154，只是在他看 來文在根本上還是與「鄙俗」之語言不同的，白話只能說是一時的社會需求，就
152 清．梁啟超：〈論幼學〉，《變法通議》，（北京市：華夏出版社， 2002），頁 106。
153 清．梁啟超：〈沈氏音說序〉，《時務報》，（1896 年 9 月，第 4 期），頁 4-7。
154 清．劉師培〈論文雜記．一三〉，《劉師培中古文學論集》，頁 243。
文章而言「既曰文詞，則文體不得不法古文，否則不得成為文矣」，「崇尚文言，
刪除俚語，亦今釐正文體之一端」155。所以新文化運動興起時，面對當時社會上 批評其為「舊派」以及他與白話文運動相抵觸的言論，劉師培甚至登報澄清：「雖 以保存國粹為宗旨，亦非與《新潮》諸雜誌互相爭辯也。」156此言頗堪玩味，以 劉師培一貫的文學主張來看，這樣做或許並非出於自保，而體現了他徘徊在小學 傳統與西方進化論的價值之間的雙重矛盾。因此，所謂舊派與新派，文言與白話 之間，很可能並非截然對立的關係。
由上文可見，在晚清的時空背景下，討論「六朝」的重要性其實已不再停留 於漢宋之爭、駢散之辨，而在於如何以中國最精粹的語言文字「與外域文學競長」
157，以及如何「以語言文字開將來之世界」158。然而無論是章太炎，劉師培、黃 侃還是黃遵憲、梁啟超、胡適，他們對於語言文字的討論，實際上都表明了，以
「聲音」為核心重新建立新的「文章」（文字）159體系，是中國文學走向現代的必 經之路；惟前者取道「六朝」，後者發明「白話」，二者實有相通之處。
1917 年之後桐城和選學很快成為了其後「新文化」所攻擊的目標。關於這段
1917 年之後桐城和選學很快成為了其後「新文化」所攻擊的目標。關於這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