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聲音」的兩重意義：「六朝」在晚清的重新發現
第五節 小結：傳統與現代之間
清代以來關於「六朝」的種種論述，可以分梳理出兩個重要的層次：一則，
阮元立足於語言文字的特點，強調語言的聲音特徵與文章的聲音形式之間的相通 性，六朝韻文因此被提高到文章正統的地位126；二則，在儒家審音知政說的影響
125 吳盛青：〈風雅難追攀：民初士人褉集與詩社研究〉，吳盛清，高嘉謙編：《抒情傳統與維新時 代》(上海：上海藝文出版社，2012)，頁 30-36。
126 民國初年錢基博總結道：「然桐城之說既盛，而學者漸流為庸膚，但習為控抑縱送之貌而亡其 實，又或弱而不能振。於是儀徵阮元倡為文言說，欲以儷體嬗斯文之統。江都汪中質中有文，鎔 裁六朝，異導班蔡，祛其縟藻，出以典雅；而儀徵一派，又異軍突起以樹一幟。道窮斯變，物極 則反，理固然也。」錢基博《中國文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942。
下，文學藝術中的聲音被引申為政治治亂興衰的象徵，在晚清雅廢夷侵的時代背 景下，張之洞為首的清流士大夫有感於動蕩的政局，對六朝之文學藝術表現出強 烈的排斥。這兩條關於「聲音」的詮釋脈絡，開啟了晚清民初「六朝」作為古典 文學資源面向現代自我活化的兩條重要線索。
阮元以「沉思翰藻」為標準，推舉六朝駢文的正統性，不僅與古文家的文章 正統論述針鋒相對，也與焦偱等人「文莫重於注經」的「質言」主張也有所區隔。
從經學角度來看，阮元等人之所以選擇「六朝駢文」，一方面是因為駢文尤其是
「選體」，須大量用典，正為強調博學的漢學家所擅長；另一方面，阮元的駢文 理論乃是從其「聲音」中建立起來的，因而此一主張更與他對於「聲韻」、「文字」
與「語言」的認識密切相關。而受到阮元的影響，晚清學人如章太炎、劉師培、
黃侃諸人對於文學、思想、學術乃至革命的種種論述，無不著眼於語言文字立論。
阮元「文言說」與「文筆說」在有清一代傳播廣遠，其影響力使得本文不得不在 他身上多加著墨。結合整個清代學術論爭的視野，筆者真正關注的問題，是戴震、
阮元等人立足於語言文字，藉由重新發現六朝文章所建立起來的對於「文」的認 識方式，為清末民初關於「文學」的討論開闢出了怎樣的思想脈絡。清朝末年，
劉師培對於清代文學曾有過此番評述：
近代文學之士，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於方、姚之文，奉為文章之正軌，
由斯而上，則以經為文，以子史為文，由斯以降，則枵腹篾古之徒，亦得 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惟歙縣淩次仲先生，以《文選》為古文 正的，與阮氏〈文言說〉相符。而近世駢文名者，若北江（洪亮吉）、容 甫（汪中）步趨齊梁，西堂（尤侗）、其年（陳維崧）導源徐庾。即轂人
（吳錫麟）、顨軒（孔廣森）、稚威（胡天游）諸公，上者步武六朝，下者 亦希踪四傑。文章正軌，賴此僅存。而無識者流，欲別駢文於古文之外，
亦獨何哉？127
劉氏標舉淩廷堪、阮元為清代駢文復興的關鍵人物，稱讚二人以《文選》為 古文之正的，匡正文章之真源，使得清末駢文名者，得以復歸文章正軌。由斯可
127 清．劉師培：〈文章原始〉，《劉師培中古文學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頁216。
見，淩廷堪與阮元相繼完善的文統觀，除卻在當時的影響力，還一直延續到民國 初年，為清末民初的學者所繼承和發揚，甚至參與重構現代「文學」之概念與界 域，其重要性自不待言。正是沿著戴震、淩廷堪、阮元等人的思路，劉師培、黃 侃從自然的聲音辭氣提煉出六朝韻文中的「自然音節」，站在古典與現代斷裂中 間點，其溯源上古時代的言文關係，進而從古典的角度呼應現代「言文合一」的 主張128，而其姿態與意義則頗值得進一步分梳。
而從張之洞到沈曾植，代表了晚清另一種理解「聲音」的層次。國運動蕩，
使得「聲音之道與政通」、「文章經國之大業」的古老命題在晚清士大夫群體間被 不斷重提，而儒家思想中「聲音」與「政治」、「文運」與「國運」之間的對應關 係，亦是晚清士大夫一直到民初知識分子面對文學何去何從的問題時，所無法迴 避的思路。然而，這裡最值得注意的是沈曾植的詩學主張從張之洞等人的「三元 說」向「三關說」的過渡。面對六朝詩風的盛行，張之洞以唐宋時代的盛世之詩 作為療救的範本；然而沈曾植卻以佛教「出世間法」，稱賞六朝詩歌中的精妙玄 思，從而打破唐宋與六朝的對峙，更將「元嘉」之詩納入「元祐」、「元和」的詩 學譜系。
從張之洞的「哀六朝」到沈曾植的「活六朝」，二者雖然皆以雅正為文學典 範，然而前者繼承歷來六朝文學的衰世想像，指斥清末文學藝術方面學六朝的風 尚；後者則就學術思想立論，從唐宋上溯六朝，表彰元嘉時期的山水玄言詩與東 晉士人的經國理想，從而打破了長久以來六朝文學因「亡國之音」的歷史敘述所 形成衰世想像，為近代中國的「六朝文學」開啟了更為豐富的理解面向。
陳平原教授在〈現代中國的「魏晉風度」與「六朝散文」〉一文中，曾將現 代散文對於六朝文章的借鑒，上溯章太炎與劉師培對於六朝文的推重，從而指出 現代中國散文藉助六朝文章而實現傳統的創造性轉化的譜系，可以概括為「章太
128 鄭毓瑜教授曾指出，晚清劉師培、黃侃立足於戴震、阮元所開闢的思路，推源口說記誦，以 保留在書寫中的句讀聲氣，驗證「古人言文合一」，提舉傳統文學中韻偶文學的正當性，可以視 為彌合傳統「言（語）」、「文（字）」界限、連通由口說跨越到書寫的一種對策。而與此同時，胡 適則在講求文法的同時，拜託傳統文學的聲韻形式，探求白話的自然音節，以達成新文學的「言 文合一」。正是這些看似相互衝突，卻又相互補充的「言」、「文」關係，提供了新舊文學自我活 化與澄清的契機。參見氏著：〈晚清民初的「文學」情境──「多義性」的掙扎與「文法/句讀」
的拉鋸〉，《文學經典的傳播與詮釋》，（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
頁137-172。
炎、劉師培──魯迅、周作人──俞平伯、廢名、聶紺弩──金剋木、張中行」129。 然而實際上章、劉對於「文」的認識的差異，使得二人之稱賞六朝文章實則沿著 不同的思想脈絡展開：劉氏步趨阮元以來「文言說」與「文韻說」的選學一派；
章氏則應納入沈曾植所開闢出來從「魏晉學術」（玄理）到「魏晉文章」的思路。
章、劉二人對「六朝」想像的差異，恰恰是六朝文章在晚清民初實現現代轉化的 兩條最主要的線索。
129 陳平原：〈現代中國的「魏晉風度」與「六朝散文」〉，《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北京：北京 大學出版社，1998），頁 351。